作者：盛洪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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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经济学解释试读：
前言
我们的课是讨论课，我讲，大家要提问，要认真听。有哪些需要提问的，有哪些有疑问的，有哪些需要讨论的，很重要，问题的好坏能决定老师讲得怎样。讲课有时不是单向的，不是老师讲，你们去接受，而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互相激发的过程。过去的学问都是问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孔子“述而不作”，没有学生就没有《论语》。孔子说的那些话都是问出来的，问得好不好很重要。所以大家都要努力去问，还要问得好，让老师回答得更好。
我们这个课是讨论课，作业和考试都没有太大的必要，过去孔子讲课没有什么考试，也出了很多优秀人才。但是有一个要求。最后的作业是什么，就是把自己在课堂上最得意的“一问”写出来。自己最得意，老师又回答了，同学们又讨论了，这是最重要的。过去，我上咱们这门课时，有的同学就问些毫无关系的问题，比如你对现在的热门话题有什么看法，这是不行的，当然这些热门话题和我们所讲的沾点儿边也可以。如果不沾边，还是要问课堂上的问题。最后，我希望有这样一个作业，我也不打什么分，就看你交不交这个作业，说明你上了这个课、学了这个课。很有可能，将来我要编一本书。我在山大好几年了，以前讲“制度经济学概论”，虽然也讲自己的东西，但主要还是介绍别人的东西。我现在讲的主要是我的东西，就很可能出一本书。书的形式就有可能是问答式的，包括我的叙述和问答。哪位同学问得好，他的名字就上去了。就和《论语》是一样的，不仅有“子曰”，也有颜回、曾参等人的提问。我们采取的这种形式，西方也是有的，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作为访问学者时，听过波斯纳的课，就用这种讨论的形式，seminar就是叫大家去讨论。山东也是有这样的传统的，我们可以到曲阜的孔林去看，是有讲学问答这样一种传统。我希望大家活跃地参与、互动。
另外，我的这门课也没有什么定论，它是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想法。我把我的大致想法讲给大家，它不是教科书，教科书的东西是沉淀下来的，而我这些东西没有定论，是开放的。所以说，它要通过互动逐渐形成一套体系。
还有，我要讲的是对儒学的经济学解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那样一套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基本上把儒学的经典文献都排除在外了。我肯定不是儒学的科班出身，只是儒学的票友。而且我接触儒学比较晚，不像现在很多地方有儿童读经，有点儿像过去的私塾。大家都知道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但是他三岁就开始读私塾，国学功底好得很。到美国去读博士，回来后不让大家读中国经典，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他们这一代人的国学功底很好，再往后点儿，就不行了。比如梁漱溟，我印象中他有一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一本答问集。他说不能张口说出那些儒家的经典句子，如说“极高明什么来着”，他想不起来了。“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说他记不清了，得看书去。我和他差不多。但是我这些年也读了些东西，有些体会。与国内的新儒家还是多有沟通，比如说蒋庆、张祥龙、陈明这些人，我还是多有请教、多有体悟。所以我在对儒学有大致把握的情况下，来进行一种经济学的解释。
在课前，我给大家发了我的提纲。这个提纲是以一组文献为结构、为内容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都读了，或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哦，你读了，一篇是《让生命更有意义》……《为万世开太平》，其他人呢……还是要读文献，当然大家很忙，但是还是要读，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比如说第一篇《大学》，有谁读了？好好。我想，这是我们的学习风格，不能不去读，这些经典必须读，我们的教育体系把它们排除在外，是个极大的错误。今天没有做PPT，有些经典还是要照着读，我是不能背诵的。
先给大家讲一下《大学》的主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儒家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的这个授课结构，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这是出自《大学》的。这些话不是简单的排列，而是说，这些内容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它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逻辑，其间是有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的，我们应该从这样的前后顺序去理解。所以，第一讲我们就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1]编者按：盛洪教授自2008年起，在山东大学开了一门叫作“对儒学的经济学解释”的课。本书根据授课内容，整理修订编纂而成。本前言是盛洪教授的课前讲话。第一讲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认识论和宇宙观一、两种精神活动的取向
什么是正心诚意，这是一个要去想的事情。格物致知是比较好理解的，格物致知就是对外在的对象进行观察、描述和思考，然后从中获得知识，那么格物致知就是一种经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我们现在比较能理解的事情。可能在古代，在宋代，格物有它的一套方法。比如：王阳明去格竹子，他观察，思考，得出结论。而现在的方法是多次重复实验，最后形成因果之间的比较确定的关系，形成一种有关的知识。
那么什么叫正心诚意，给大家讲一讲。我写过一篇短文《正心诚意》，在这里我把我对正心诚意的理解说出来。“正心”就是要超出个人和小机构的利害。大家知道我们在对事物进行了解、观察和判断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纯粹的、超然的，其实是有自己的角度的，这个角度就是，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你的肉身。因为你有你的肉身，你有你的利害，你有你的角度，那么你有的时候可能比较超然，你和一张桌子的关系可能比较超然，你和别人的关系有可能不很超然。比如：我和别人有个争论，一般来讲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你最深切体会自己的利害，这时候你会有偏颇。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超脱个人的利害的话，你就不能正确地看清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会戴着有色眼镜，就会有偏颇。所以，你就应该正心，正心就是要超然出来。
在《大学》里，也讲到这一点，“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比如今天早晨你和别人撞车了，你和他吵了一架，你很愤怒。但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的做法是不是很恰当，你的心可能就不正，你的心是偏的。“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你很害怕，感到很恐惧，可能没有真的那么恐惧。罗斯福说过，真正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因为你有你的肉身，你就害怕有些东西会加害于你。并不是说，你这种怕别人加害于你的想法是不对的，但一般来讲会夸张，所以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你很喜欢某些东西，比如很喜欢打麻将，你可能不得其正了，你上瘾了，你赌博。“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也是这类意思。其实就是说，你要超然。你要超越你的个人和小机构的利害，这是要正心的含义。“诚意”就是认知不要被偏私成见所遮蔽。你要有诚意，不要有被遮蔽的东西，你要是被遮蔽的话，你就没有诚意，你就有所企图、有所倾向。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可能非常恰当地去认识你所要了解的对象，你事先就有倾向性了。我想大家都能理解这种情况，你想中彩，你看的那几个号就像要中的，包括我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你就一个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话，你可能把你自己的利益和偏私掺在里面了，符合你自己利益的公共政策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这就是诚意被遮蔽掉了，没有看到对这个社会最有利的公共政策是什么，只看到对自己是否有利。这种情况非常多。
有一次我在杭州讲课，有同学就说，油价上涨了，他爸是开车的，对他们不利，所以就不好。我说，是对他不利，但是用这样的思维方法判断不就太简单了吗？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判断，“对我有利我就赞成，对我不利我就反对”。但是他要是学经济学就不能这样，经济学的目的是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他的这种判断是本能，不学经济学就知道的，不必学经济学。做一个一般的人，你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没问题。但是你要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话，你就不能这样，你就不能说油价涨就一定是坏事。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讲，油是稀缺的，如果很便宜的话，很快就会耗竭。那么后代用什么？所以说“正心诚意”就是这样的含义，这两个词都是这样的含义，就是说要超脱，超脱于自己的个人利害。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方法。
从人类的研究取向来看，恰恰有这样两种思维方式：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总体来讲是一种对经验的积累，对已经了解的事物、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进行总结，形成理论，不断发展出一套理论体系。应该说，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理论和知识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如先秦儒学，大致就是这样一种取向，就是根据经验。如孔子学礼，就是学习经验。比如：昨天我和他吵架了，我甚至打了他，第二天，他带着他的兄弟又打了我，这是经验的，给了我一个教训，就是我不能随便打别人，别人可能会报复我，最好是和平地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像博弈论那种多次重复博弈所形成的一种合作解，合作均衡。这是一种完全通过经验形成的知识。大家知道，这是博弈论的解释。还有一大类就是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都是格物致知的结果。
刚才讲，由于我们不能正心诚意，我们的看法可能会有偏颇，但是它并不妨碍我们长期获得知识，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过这个道理，我一生气把你打了，你又带人来把我打了，我把你打了，这是偏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经验的东西是试错的，我错了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修正我的行为，下次我再碰到你我就不打你了，我就会想和平地和你解决纠纷。包括科学都是这样，现代的所谓科学的思路就是通过大量的实验，实验就有可能失败。我有一个假说，我通过实验来验证，可能有偏差，我再修正我的理论。总而言之，通过经验，我不断地去试错和积累，这样不断地来完善我的理论，使之更恰当。
这种思路和正心诚意的思路有相近的地方。正心诚意就是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什么是最恰当的，因为我不偏袒任何人，我不是我肉身所代表的那个人，是超越我的肉身的。格物致知是通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试错达到这一点。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在人类社会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格物致知所导致的经验的知识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作用。早期儒家也是这样的，是经验的，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样一种经验的知识是有局限的。局限在哪儿呢？局限在于经验本身就是有局限的。只有亲身经历，才有这样的知识，它是感观的。你看不见的东西，你是不会有经验的，比如一亿光年。别说一亿光年，火星上有什么你就不知道了，还有许多星星你都看不见，你就不会有经验，所以经验是有局限的。一说经验就是有局限的，那么它在解决问题上也是有局限的。这是大家要清楚的，因为人类是要不断解决问题的。
人类社会的不断整合总是有局限的。举例来说，一个村有几十户人家，这几十户人家通过长期的互动得到经验，这个村要有行为规范，要和睦相处，甚至要有公共物品，如村里的道路、公共场所等，他们通过经验的知识把问题解决了。但这个村又面临着与其他村的关系问题。这个村内部和谐了，但它和别的村关系紧张了，因为上了更高的层次。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村里有很多人，这些人有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个村的整体利益不是这些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因为它有一部分公共物品，如村里的道路、公共场所、公共环境等，是分不开的。所以必须有一套整合村里秩序的方法。
村与村之间也存在这样的一套逻辑。谁来提供这些公共物品？这就形成了乡这个社会层次。乡里把这个问题搞定了，乡和乡之间又有那个问题；县把那个问题搞定了，县与县之间又有类似的问题；省又搞定了，又有省与省之间的问题；……，又有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国与国之间搞定了，不就世界大同了？那还有星球与星球之间的问题。我相信问题是没有穷尽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经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总是不能完全地解决。而且，越到更大的社会整合，经验的知识所带来的方案越无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村里讲和睦，这件事很容易，村里的人经常能见到的。你要讲世界大同，那就很困难，因为世界那边的人我们都没看见过，怎么和他们和睦。所以经验的东西，经验所导致的理论的有限性，没法解决人类的更多问题。尤其是靠经验所形成的这种人类社会，它的规模，它的范围，是受到限制的。这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找另一条思路。二、道德有两个起源
道德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形而下的起源，即经验的起源；还有一个是形而上的起源，即超越经验的起源。我们要找的另一条思路就是类似于正心诚意的这条路，是形而上的。什么是形而上的，就是忘却肉身，超越自我。你假设你不是你自己，假设你是上帝，你的魂从你的肉身中飞出来了，然后你站在空中往下看。比如我在和别人吵架的时候，我在想我不是吵架中的一方，我飞在上面看这两人吵架，这时你会有什么想法？因为你不是当事双方中的任何一个人，你是高高在上、向下俯视的一个人，所以这时你会知道什么是最公正的解决方法。就是这套逻辑。如果你能忘却肉身，超越自我，你就能领悟天意。
大家可能会想，盛老师是不是讲得太玄了。平时我们的课堂上都不会讲这些，都会讲格物致知的结果，不讲正心诚意的结果。这与我国的教育传统，也就是无神论的教育传统有关，也与我国民众缺乏宗教感有关。如果我在西方国家，或伊斯兰国家的课堂讲这些东西，大家不会奇怪。我认为这其中的道理是能用理性主义的方法描述出来的。所以有这样一条道路，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宗教。那么，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儒家的心性儒学这一部分，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大家知道，在基督教的《圣经》“旧约”中记载，摩西到了西奈山见到上帝了。耶稣也是能和上帝对话的。再比如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是面壁顿悟的。他为什么要面壁？就是要忘却肉身，静静地，不要有任何偏颇，回想自己应该怎么做，这时候就可能会有比较公正的原则出来。此时他不是穆罕默德本身，他是一个超越的人。中国的例子就是王阳明，他是明代大儒，被宦官追杀到了贵州修文县，那里有个地方叫龙场，于是就有了“龙场悟道”。大家知道蒋庆先生就在那儿建了阳明精舍。在那儿有个阳明洞，王阳明在洞里坐了四十天，一下子大悟：天理就在我心中。这样一种宗教的视角，这样一种心性的视角，也是领悟天意，实际上就是领悟世界万物的这样一种恰当道理的进路，而不是仅仅通过经验，通过试错，经验都通过试错得来。
这样一种形式本身比格物致知的经验所得出的理论有超越性，比如基督教说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所有信奉上帝的人都是兄弟姐妹，那么伊斯兰教也可以这么说，心性儒学也可以这么说。它的这种概念就比依赖于不断扩张的经验的那种理论和整合方法要好。所以，大家知道，在现在的世界上，更有整合力的制度和文化传统是这些宗教，如基督教世界。如果没有基督教，他们的国家可能会更小。没有伊斯兰教，那些伊斯兰国家也不会有今天的规模。当然最精彩的是中国啦，中国的整合是最好的。这与儒家传统中强调超越、强调天理的那部分文化传统有关。因此，正心诚意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活动取向。
我在前些年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写过一篇东西，《为天地立心》，就涉及刚才我讲的形而上的一套方法是什么样的、形而下的是什么样的。其中引用了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的一句话：“作为永恒秩序和万物之母的道是神圣的唯一，同一切冥想的审美主义一样，人可以通过自我绝对脱离世俗的利益和热情，直到完全无为，来分享这种神的唯一。”他讲的就是这种方法的取向。他讲的“人可以通过自我绝对脱离世俗的利益和热情，直到完全无为，来分享这种神的唯一”，具体的方法就是像静坐呀、面壁呀，在那儿冥想。另外我引用的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舍尔巴茨基在《大乘佛学》中说的：“佛教的圣者被认为在获得神秘觉悟的一瞬间，可以突然地直接感知包含粗重肉身以及神秘世界在内的整个构造，其清晰和生动有如眼前直接所得。”我这里有个解读，叫作“无肉身则中立”。你没有特殊肉身，没有特殊的利益，你就是中立的。
当然，神秘主义的觉悟在我们的理解之外，也就是说，一些天赋极高、悟性极高的人能做到。世间有几个所谓的宗教英雄，宗教的创立者就是这样的。
我还有一篇文章，叫作《先有整体，后有个体》，这也是在讨论这两个取向。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全面地理解世界，对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体系中只以格物致知经验为基础的这样一些知识是不够的，我们对正心诚意所导致的结果，这样一种超越肉身，直接领悟天意的取向，至少要有了解，不需要你去信奉，因为中国人从小没有这样的传统，没有宗教感，也不太懂，所以对大家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给大家提个醒，这样的取向和格物致知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共同在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这是世界主要文明社会的基本状态：一方面有宗教，另一方面有科学；一方面有教堂，另一方面有世俗的各种机构，如大学、政府。如果你到美国去，美国的教堂比大学要多。这是为什么？这个思路要非常清楚。三、两种取向之优劣
对于这样的两种取向，我们再做一下讨论。一方面，形而上的传统更容易超越，并非说它能完全替代形而下的传统。为什么呢？是因为所谓形而上的传统的一个特点是从整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实际上，所谓正心诚意的方法就是整体的角度。比如说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你站在中立的角度最能找到对这两个人最好的一种结果，在两人世界中就是一种整体的角度。对于宇宙万物来讲，整体角度就是我们要想到宇宙万物。比如我们要实现世界大同，这在各个国家之间来说是整体的角度，但是如果从宇宙角度来讲，它就不是整体角度。所以整体角度是相对的，它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无边无沿的、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的、全知全能的角度。这样的角度的好处就是弥补任何时候人类的经验的局限，经验必定是有限的、局部的和偏颇的，是不正的。
但是你不能简单地说这种整体的角度能够替代经验的个体的角度，这也是大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怎么判断什么是整体最好的东西，我们怎么认定一个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呢？你不能说我有一个整体的角度，就能判断哪个社会最好。我们有什么方法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看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个体是否好。你不能代表上帝说什么社会最好。所以你不能说，我就是从整体角度的，不需要经验的。个人很重要，个人的感觉很重要。没有个人利害的感觉，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社会好不好呢？大家要知道，我在说超越利害的时候，并不是否定利害，这要非常清楚。一个整体是否成功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要由绝大多数个体是否幸福来判断，而他们是否幸福只有他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能说，你代表上帝说他们都幸福，他们就幸福了，肯定不是这样的。幸福与否要从本人嘴里说出来，这非常重要。当然，这些个体是指绝大多数，不是所有的人。
儒家的视角是整体角度和个体角度的结合。大家慢慢地要接触“天”的概念，这是一种自然神的观念，儒家的自然神的概念就是“天”。儒家讲天道，讲天命，讲天理，这是一个整体角度的概念。但是呢，儒家也解释，怎样理解抽象的“天”。《尚书》中有一句话叫作“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天”看的角度就是老百姓看的角度，“天”用耳朵听的角度就是老百姓听的角度。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对的。儒家把“天”和“民”联系在一起了。在我的解释里，这是整体角度，但是又绝不用整体主义替代个体主义，必须是老百姓说我们幸福，“天”才满意，“天”才说这是对的。“天”不能自己说“你就是幸福的”，老百姓没有说话，老百姓其实不幸福。这是非常重要的。（插问：我有一个问题，超越和利害产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他认为老百姓很满意，而老百姓不满意，这时怎么协调？有什么规则协调？）
首先超越，绝不是超越老百姓的利益，它不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有根本冲突，超越是要超越任何个人角度的利害，这种超越其实包含个人利益在里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整体的所谓幸福，或者整体的成功就是由这些个体的成功组成的，就是说，老百姓的利害就是“天”的利害，对老百姓有利就是对“天”有利，对老百姓不利就是对“天”不利。这一点是没有冲突的。但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是有不同的，这时候是要超越的。这种超越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要牺牲某些局部利益。但是这种局部利益要谁来牺牲？这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你可能问的是超越部分产生的损害怎么办？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现在简单讲一讲。第一点，所谓超越仍然是为个体的长远利益；第二点，超越时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一般老百姓付出代价，是精英付出代价。这是我在后面要详细讲的。
另外一点，所谓体悟天道的、整体主义的，正心诚意的这样一种取向仍然是作为人类的取向而已，而不是天道本身，这要非常清楚。因为无论是孔子，还是耶稣，还是穆罕默德，他们比一般人更能体悟天道，但是并不完全代表天道。他们的取向更接近天道。所以整体主义在某种情况下还是有些偏差，我们经常讲，“千虑一得”“德者得也”，这是“道德”的“德”，即人的德是对天道的某些片段的领悟，他不能领悟所有的天道，但他能领悟某些片段，所以叫“德者得也”，得道的人得到某些领悟。更何况，有些人根本没得道，却打着上帝的旗号，假传神旨，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比如罗马教廷，在很腐败的时候，卖赎罪劵，那简直就是宗教腐败。在中国，部分寺庙也有宗教腐败，算命，开个光，都要很多钱，他们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向你要钱，已经不是宗教了。这种取向很有问题。
那么，反过来讲，也是如此。个体主义的取向，就是我的经验的东西，也是不能代替整体主义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通过经验的、通过多次重复博弈形成的结果会怎样。大家知道，通过经验互动获得的合作、形成的制度，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比如市场失灵。通过经验互动形成了更好的结果，但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起作用，还有一个弥补的方法，政府来补救。但是政府又有失灵。比如投票悖论，多数人暴政等。民主本身有缺陷，这是公共选择理论已经证明的。它是有缺陷的，它不能最终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一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投票规则可能把大多数人不喜欢的领导人选上来，比如希特勒被选上。当然对于民主失灵还有一些约束，如法治。哈耶克讲过的对投票结果进行约束。什么叫法治？就是依法治理（rule of law,rule by law），只根据法律的原则，而不是人的意愿来进行治理，再多的人反对也没有用。但是哈耶克讲的这个法是宪法，是道，这是在宪法层次，它先于你的投票，高于你的投票，不能说大多数人不喜欢就能把它推翻。但是法治也有问题，我就不多说这些了。也就是人类想到的所有有形的制度都有缺陷，都有局限性。这就是它们的问题。
还是刚才的那句话，你再想用各种经验的方法去整合这个社会、去解决社会问题，它仍然不能完善地解决问题。经验的方法有局限性，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用整体主义的或正心诚意的这种取向来弥补。四、“把有限当无限”的问题
在世界上，这两种取向都在起作用，但是一个社会怎么能治理得更好呢？实际上就是要看这两种取向怎样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的理论结合得好，有的理论结合得不好。
一种取向——这是会经常出现的——把格物致知的结果无限扩张，当成一种整体主义的，类似于天道的知识，它导致的结果就是灾难。换句话说，“把有限当无限”的时候就是灾难。我们知道格物致知就是人的理智对外部世界的思考、总结和提炼，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的结论任何时候都是有限和局部的。但是某些人，或者一些人类社会，可能会非常偏颇，要把它推向极端。那么这就会很危险。
举个例子，我前些日子去日本，想了解一下日本的神道教。当时我读了两本书，日本人写的，一本叫《国家与祭祀》，还有一本叫《靖国问题》，我认为是日本人写得不错的书。当然，我不想太多地扯这个话题。我由此就发现了日本错误的最根本的地方在哪里。日本的神道教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创设的，当然它的原始神道教很久远，但是现代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明治维新时期创设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就是它里头的至高神叫天照大神，就是日，太阳的意思，就是别的宗教讲的天、安拉、上帝等这样的概念。这个天照大神就是日本天皇的祖先。它的逻辑就是日本的政治统治家族是神。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把一个世俗的政权的领导人——他是凡人，拥有有限理性，不可能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不犯错误——等同于神。等同于神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会犯错误，他永远正确。日本人在近代以来祭祀这个天照大神，信奉这个神教，那么它的结果就是：天皇说的话，天皇让他们做的事，日本国家让他们做的事，他们就去做。因为天皇等同于日本国家，那就是最高的正义。他们为了所谓最高的正义可以不惜做任何事情，而且也没有罪恶感，甚至可以去杀中国人，可以去杀美国人，这就是日本犯的最大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把有限等同于无限。所以，战后盟国占领军有个“神道指令”，就是政教分开，把日本的教和日本的政权分开。日本现在闹腾靖国神社，最重要的还不是那14个甲级战犯，他们还是要坚持一种主张把天皇等同于神的宗教，这才是对中国最危险、最可怕的。
再举个例子，唯理主义，英文是scientism，直译为“科学主义”。“科学”是个好词，几乎就跟“正确”是一样的，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科学是格物致知的结果，格物致知是经验的结果，是试验的结果，它再怎么伟大，也是有限的。这一点要非常清楚。但是所谓的唯理主义就将科学推向极端，认为科学无所不能，人的理性无所不能，那么结果是什么，就是人为创造出一个社会来，人为创造出一个经济来，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大家知道这是灾难。所以科学主义的问题也是这样，就是把有限当无限。它把它在自然科学方面、在技术方面的有限成功，无限推广到了社会所有方面。它认为社会所有方面它都能做，这又是一个巨大问题。
其实此类的倾向还很严重，包括我们很多人，也包括很多学者，我们的很多同学，写文章的时候经常容易这样。一个人做一项研究，其实得出的是一个有限的结论，然后他就把它无限推广，把它作为一个一般化的原理来推广，这就很成问题了。只不过，作为学者的一篇文章，作为学生的一篇论文都无所谓的，因为它没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取向大家要注意。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有限当无限，把经验的东西当天道去对待，还要去实行。比如在“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登峰造极的。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他有很伟大的一面，很天才的一面，但他是凡人。大家知道，在当时，他就变成了神，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绝对命令，那就坏了，“文化大革命”肯定就是灾难。五、儒家和经济学：理性有限
从这个意义上来反观一下儒家，也反观一下经济学。我觉得有些理论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觉。一种理论就是儒家。早期的儒家有一个特点，尤其是先秦儒家，是形而下起源的。周公由夏商周的治理经验总结而成的一些原则，如孔子学礼，他们都是从形而下的经验之中总结出一些原则。但是应该说他们对自己经验的边界都很清楚，这一点是儒家比较好的一面。就是说，儒家的思想在对自己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面，是非常慎重的，它不想去无限推广。比如说孔子在讲到形而上的时候，经常讲“未知生，焉知死”。人家问孔子死是什么东西，死后面的东西他是不知道的，既然不知道，他就不说，那么就“敬鬼神而远之”。鬼神的事情超越了，或者很复杂，不去说它。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很重要，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要“不知道也说知道”，他是很慎重的。
儒家对天怀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人是有限的，世间万物不是由人的行动所决定的，所以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与老子讲的“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很相近。知道你有不知，你很上乘；而不知道你有不知道的东西，那你有毛病，你是错的。这些都是非常恰当的态度。对格物致知所获得的知识与天道之间的关系，儒家和道家都怀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可以讲的，但不是总能把它讲清楚，只是“千虑一得”“德者得也”，这样一种态度就比较好。儒家从夏商周算起，至今已有3000多年，基本上是一个恰当稳妥的文化传统。它的逻辑就是自然神的逻辑，就是一种对天敬畏，要遵从自然秩序的逻辑。这方面它和道家是比较相近的，可能道家讲得更透彻一点儿。
西方经济学在早期起源的时候，实际上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互动。十六七世纪，到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将中国的文化传到欧洲去，应该说这些哲学思想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主要是魁奈和斯密。这方面的文献，我写过一篇《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在《读书》上发表过，有一个很细的叙述，大家可以去看。其实现代经济学最早期的奠基时期，最重要的主张就是遵从自然秩序。这没有在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突出地反映出来。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一大堆数学公式。
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大家一般只解第一意，就是尊重个人自由，要实行市场经济；实际上它的更深一层含义是要遵从自然秩序，遵从自然秩序演化出来的结果。这应该是经济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思想。大家可以看魁奈的《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在早期的西方经济学中，在魁奈和斯密的思想中，一些主张很类似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儒家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以它的思想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它不仅反对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而且反对政府对很多制度创立的干预。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思想集中反映在魁奈和斯密这里；当然，后来哈耶克是一个很好的继承人。我觉得在儒家中，在经济学中，这样的一种取向，即把有限当有限，不把有限扩展为无限，对无限有所敬畏的这样一种思想，是非常突出的。这是我们要比较清楚地去理解的。
后来的经济学有时候走得比较偏。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走到了计划经济，这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夸张。还有新古典经济学也有某种精英设计的倾向性。到了制度经济学，又重新强调有限理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强调有限理性就不会犯那样的错误，即把有限当无限，你的格物致知的，经验的结果，就是经验的结果，它不是全部的真理。应该说，这是现代经济学的本真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这是要和大家强调的。从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角度来看，我觉得它不仅仅把中国的儒家道家作为当时的一种思想资源来接受，而是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两者才会非常一致。
在儒家传统中，《大学》里讲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我说这是两种取向。后来在儒家传统的发展中这两种取向就比较明显，尤其到了宋代，就更明显了。当然如前面所讲的，儒家的早期是形而下地形成的，周公、孔子都是把周族中，或周天子统治范围内的传统秩序加以收集、整理和提炼，形成了基本的文化传统，这是所谓的周礼，这都是形而下的，这种文化是以孝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儒家也有所谓的形而上的传统，主要继承了夏商周对天的看法。大家知道，甲骨文里就有上帝这个概念，上帝这个概念是一种全知全能的神的概念。周强调天，商也有天这个概念。
大家有兴趣的话应该看看上古史，比如说《尚书》，要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有理解的话，必须看史。其实有时我认为看史挺有趣的。中国有这么好的条件，有甲骨文，我们是象形文字，可以去解，去猜它，看看它讲的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中国有“天”的传统，也有“天命”的传统。像《尚书》里的成汤伐桀，就是商朝的第一位天子成汤要伐夏桀，《汤誓》就讲到了天命的概念。到了武王伐纣，也有天命的概念，这都是很超越的。这两个传统在儒家内部一直都有。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天命的概念拔高了，有天人感应，用所谓的天人感应的方法将整体主义之天，这种超越的天凌驾于只能代表有限和局部的天子头上。这是天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宋代，宋儒提出了天理的概念，这也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概念，他们也用天理这种宪政纲领统摄帝王。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驾驭更大的、流动性更强的中国社会。
在之前一个有关宗教的讨论会上，我比较了一下中国的祭祀传统和日本的祭祀传统。日本神道教的问题是把天皇等同于天神，而在中国，到周以后，就从来不是这样了，周以后就有天和天子之分。大家知道，天是无限的，神的概念，而天子只是天的儿子，只是一个凡人，他低于天，他不等同于天，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它和日本的那套逻辑完全不一样。中国也有祭天，也有祭祖，但是中国把最光荣、最能够耀祖光宗的祭祀的一种方式叫作配天。什么叫配天？就是在祭天的时候把祖先配祀在旁边，主祭是天，非常伟大的祖先文王武王周公放在左右两边，已经是非常棒的，已经是耀祖光宗的了，但绝不把自己的祖先等同于天。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
应该说，到了宋代，在学问上，这两个取向非常明显，所谓在“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之间的辨析，比较典型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之间的辩论，很著名的“鹅湖会讲”。心性儒学起自陆学，陆家兄弟主张“心即理”，就是这种取向：我就是通过内心体悟发现天道的，我不需要读书。大家知道这一派也很有意思的，很省事，不用读书就能体悟天道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读书穷理。这两个取向是不一样的，但这两个取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都能从先秦儒家那儿找到支持自己的依据，也互相指责。陆家兄弟说朱熹“太支离”，即支离破碎。为什么呢？朱熹的东西都是经验的，你左格一个物，右格一个物，积累起来就算你的知识了，太支离破碎了。朱熹说陆家兄弟是“教人过简”，告诉学生一个“心即理”就完了，不需要读书了，太简单了。这是当时的一种对立。六、阳明心学：走向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的融合
到了明代，又往前走了一步，王阳明就是心性儒学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他在贵州修文县龙场悟道，这是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心性儒学的传承是有问题的，因为心性儒学没有文献。所谓“心即理”，直接体悟天道，那完全要靠个人的悟性，靠个人的天赋，它不写成文字，不需要人去读，不需要人去传承，不需要积累。当然，也就很少流传。也有些流传，那些叫“王学末流”。什么意思？就是一帮学生学问不够，看这个学问简单，不用学什么，“心即理”嘛，整天在那儿悟就行了。他们没有王阳明的悟性，就老悟些歪理。这样它就变成末流了，这个学派就没法传承了。
王阳明虽然是心性儒学的大师，但是他把“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我在读到他的一段论述时，还是很激动的，这个人确实很了不得。他的一本书叫《传习录》，这是蒋介石终生最喜爱的书。蒋介石说，他当年留学日本的时候，在火车上、汽车上、渡轮上，都看到很多日本人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思索它的哲学精妙。王阳明对日本人影响很大，在中国，王阳明的学说几乎绝传了，只有蒋庆这一线。但是日本有阳明学，有它的传承。当初也有日本人想帮蒋庆建阳明书院，这很有意思，这是岔开的话题，不再多谈。《传习录》是很棒的东西，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有段东西给大家讲一讲。这一篇叫《答罗整庵少宰书》，这是回一个人的一封信，这个人叫罗整庵，少宰大概是他的官名，问题就是“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很文言，意思就是，既然心即理，心里发现天理，（就是我刚才谈的正心诚意的含义），那么我们只讲正心诚意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讲格物致知呢？王阳明进行了回答，很长，“诚然诚然，若语其要，‘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解释：“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矣，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心不分内外，物也不分内外，你在正心诚意的时候，你以为心是内，其实心是不分内外的，那么你在说格物致知的时候，你以为是外，实际上，物也是不分内外的。它叫心物一体，格物的时候，反观其心；正心的时候，参照于物。在他这里很有意思，他把两者统一了。他的主要解释是心物不分内外。
在这点，就不要说是内省的，还是外求的。说白了，就是任何一种体悟也好，认知也好，都是内外互动的。没有说只是在内的，或只是在外的。你在格物的时候，你是心在格物，你是心和物的互动；在内省的时候，（我之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在说“内省什么是正确的规则、什么是正确的道德原则”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参照于物的，你不可能一点儿物没有。我刚才谈过，我飞在空中往下一看，有两个人在那儿辩论，这两个人是物啊，是在参照于物。而且你在想它为什么是公正的时候，你凭借了你的某些经验，不是完全没有。王阳明在讲这个的时候，就说这两者就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了。
王阳明被视为心学大师，他这个回答很有意义。他避免了朱熹和陆家兄弟这样一种对立：他就讲格物致知，或他就讲正心诚意。他说，正心诚意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就是正心诚意，这两者是互为条件、融为一体的。这样就达到了一种结果，就是其实在一个个体身上既可以积累经验又可以体悟天道。这是儒家的特点。从先秦儒家到宋明儒家，其实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它不像西方的宗教科学二分，分得比较厉害，科学基本上就是经验的、知识的；而宗教就是超越的、形而上的。儒学则不是，它是两者都可以思考的。这是儒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既是老百姓能懂的做人的道理，又是一种自然神的哲学。在终极的端头上两者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一个治理得非常好的理想社会，应该是整体主义取向和个体主义取向共同形成的完美均衡，是形而上取向和形而下取向共同构成的完美均衡。我觉得这是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形成的统一的结果，也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大家知道，近几百年来西方在崛起，它的崛起是有巨大缺陷的、有局限性的、有问题的。它是以紧张、对立、冲突、战争、流血为代价的，是以别的文明的眼泪、鲜血，被掠夺、被奴役为代价的。而儒家主导的三千年的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这与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结合，与所谓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的结合在某个状态下能达到一个完美均衡或者接近完美均衡有关。所以，这是要对大家强调的。七、怎样辨别真超越与假超越？
问：会不会有人通过宣称自己超越，来获得社会主导地位，他的超越实际上也不好呢？
答：你的意思是说超越有可能好，有可能不好，我说呢，超越应该是好的，关键是超越怎么去理解，超越不仅仅是第三方。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人有争论，我们由法院来裁断，或用宗教的原则去调解。精英是良莠不齐的，很多法官，或者很多牧师，有些人是真正超越的，有些人是假超越的。但回头看结果。一个社会中，比如说它的法官都是偏袒的，这个社会中的纠纷就不能公正地解决，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扭曲。公正解决在经济学上意味着权利义务的公正分担，这种分担导致更好的资源配置。举个例子，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但抢劫者贿赂了法官，结果法官裁决他没抢，或者他抢得对。后果就是在这个社会中，抢就是对的。那么以掠夺为规则的社会能富裕起来吗？肯定不行的。当然抢的例子有些太极端，我说一个比较隐蔽的。我们社会中，个别国企，说它们的垄断是合理的，其实在我看来跟抢一样。我有一篇短文《垄断就是一种掠夺》，大家也可以看看。这就是一种抢，它装扮起来，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旗号，如果说我们的法官判这个垄断就是好的，大家知道垄断会带来效率降低，逻辑上就很简单了，这个社会就会衰落下去。
所谓真正超越的法官和宗教人士，实际上是在实践中，甚至是在竞争中，最后被挑选出来的。其实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有许多宗教出现的，不只是现在这几个主流宗教。邪教也好，新教也好，乱七八糟的都是，有好多种，许多就是假超越的。假装代表上帝的旨意，实际上是谋取私利的。我举个例子，大家在看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东王杨秀清有个职能，他直接可以和上帝对话。他在那里装神弄鬼，说上帝说这个了，上帝说那个了。他跟洪秀全搭伙，说上帝说了，让洪秀全当领袖，当天王。后来做大以后，他就有野心了，想当天王。再后来又装神弄鬼，说上帝说了得有两个天王。这就是以权谋私了。最后结果他们也就完蛋了，内讧了。以神谋私，特别是神职人员，最后的结果是坏的。超越不是自己宣称“超越了”就是超越了。超越必定能导致一个好的结果。反过来，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超越的人存在，不然的话，这个社会必定衰落。一个繁荣的社会才能把使其繁荣的原则传承下去；一个衰落的社会也会带着不超越的原则归于灭亡。所以这些超越的人是能被选择出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信佛，这么多人信基督，这么多人信孔子，这是被选择出来的。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天生有很高的悟性，尤其是在超越方面。那些人不是一般的人，当然在中国批判过天才论，但是这个世界确实有天才，有圣人，他确实天生是有这样的条件的，他比一般人更能够超越利害，比一般人更能够体悟天道。这是有的，像耶稣，像穆罕默德，像孔子，像释迦牟尼，等等这些人，但是，要注意这些人仍然是有限的。其实任何宗教，它是力图超越，但仍然是人造的。八、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
问：基督教是不是政教合一的？
答：基督教最初是一个平民宗教，后来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在某些时候就形成了政教合一，有的时候甚至是政神合一，罗马教皇就变成神了。由于政教合一，宗教就介入大量世俗的事务中，包括它去征税，包括它去司法裁判，等等。它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就是把有限当无限，这是较大的问题。一旦把有限当无限，比如我本来是一个世俗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然后我现在变成了神。逻辑很简单，谁是神，谁就没有错；谁要是没错的话，他的错就没法纠正；他的错没法纠正，反而就会带来更大的错，可能就会导致像罗马帝国的垮台等问题。再加上要以神的名义进行经验的、世俗的事务的话，也会有问题。本来这是一个有限的事务，把无限的神加了进来，这样很难把世俗的事务做得更好。因为神代表着宗教，代表着上帝，整个教廷体系和司法体系又合而为一，这很麻烦。实际上世俗国家的崛起就是要摆脱这一点。所谓世俗事务是由世俗政府来管理，即“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分开了倒好了。为什么世俗的归世俗，是因为有限的就是有限，有限的就是要由有限的人来做，它不要由神来做。由神来做，或自称为神的人来做，他是无限的，他的错误就没法纠正。后来民族国家的崛起，一般来讲是从罗马教廷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其一，民族国家不向罗马教廷纳税了；其二，司法管辖权归民族国家。从这个思路来分析还是很有意思的。
顺便讲一讲中国的例子，这是我的一个猜想。中国在商代的时候是祖神合一，又叫政神合一。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上帝的概念，它的上帝的概念是上帝和商代的先王合而为一了。先王也叫帝，上帝也叫帝，上帝是最高的神，中国很早就有最高的神的概念。现在讲上帝，大家老以为是天主教的概念，其实不是的。“上帝”这个词是利马窦等人进入中国后，为了使天主教的概念能让中国人接受，从中国上古文献中找的词，“上帝”这个词是中国的。上帝是最高的神，很早，在《尚书》中就有。后来发现了甲骨文，从中找到“上帝”这个词。商代就和后来日本的神皇合一，天皇就是天神，几乎就是一样的。这体现在祭祀中。祭祀，把祭上帝和祭商的祖先合二为一了。这些商的政治领导人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想借用这一点。大家知道，宗教的东西很容易被政治借用，为了证明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我就是神，我就是天生的统治者，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们就得听我的。反过来，正因为这样，使得这些政治领导人又无所顾忌：我都是神了，我说什么你们都要听，也就会出现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因为他是天生的统治者，不担心老百姓造反，就会非常暴虐，弄得民不聊生，最后丢了天命。按《牧誓》里讲的，武王伐纣是替天行道，就把他推翻了。到了周以后，政治领导人和神就分开了，这就是“恺撒的归恺撒，神的归神的”。这在周就实现了。
我后来就想这个问题，周的灭亡为什么既不像夏，也不像商。夏是有夏桀这个暴君被商汤灭了，商是有商纣王这个暴君被武王灭掉了，但是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暴君。虽然周也有些天子不太好，比如周幽王，但总体来讲没有做得那么极端，那么可能和这个祖神分开、政神分开的制度有关。因为政治领导人不是天然合理，天然正确，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是凡人，神在上面，他看着，管着，就能约束政治领导人不致错得太过头。如果他自己变成神了，就没有人管得着了。刚才我们讲的欧洲的例子，可以从这个方面去分析。九、超越的宗教创始人和自利的宗教利益集团
问：是不是宗教都有一个自利的动机，即让人来皈依？皈依的人越多，对这个宗教越有利。为了这个目的，宗教创始人就可能正心诚意，做得特别好；宗教叫人超越私利，超越个人私利、单位私利、地区私利。
答：不能这样讲。宗教的创始人在创立宗教的时候，他是超越的，像耶稣、像穆罕默德、像释迦牟尼，这些人是没有私利的，他们是超越的。何以见得？是因为他们创立的宗教后来发展得很大。如果他们有私利，他们就完蛋了，他们就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大。
那为什么又说宗教中有私利呢？任何事情都是有悖论的。一个宗教组织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这个宗教组织再超越，它还是有私利的。我刚才讲超越私利不是否定私利，有私利，但是不要总是想着私利。一个成功的宗教是要吸引人去做的，它有很多神职人员，它会形成一些等级结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这个利益集团里头，有些人可能很超越，有些人可能不超越。这在共产党的语言中，叫“混入革命队伍”；在过去，就叫“混入基督教队伍”“混入伊斯兰教队伍”“混入佛教队伍”。这些人就会打着宗教的旗号去谋取私利。刚才讲过赎罪劵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去谋取私利。赎罪券的意思就是，你犯了多大错误都没有关系，花钱就可以赎罪。你花了钱就可以花天酒地了。现在中国的个别和尚开着宝马车，下山去找三陪小姐，这都是有的。这是宗教本身不好吗？这是宗教发展起来以后有人打着它的旗号去谋取私利。所以，这涉及一个宗教组织的问题和宗教制度的问题。老百姓有宗教需求，要有宗教服务，可是一旦有了宗教组织，就会存在这些问题。
问：宗教间的战争，是因为真的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对的，还是因为利益上的竞争？
答：我觉得这两方面因素都有。之前谈过，错把有限当无限，这是一种。比如“文革”的时候，红卫兵为什么做这么多坏事，他们真不是想做坏事，有些人的父辈可能就是红卫兵，都还健在，可以问一下。他们把有限当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得五体投地，毛主席就是神，毛主席说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还有人就是利用某个漂亮口号和伟大目标谋取私利，这两者都有。这个问题很好，把两个方面都说全了。
有些人并不那么真诚，就是打着这个旗号，“文革”时期也有打着这个旗号的。为什么？他为了整自己的政敌，整自己的仇敌，他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这是有的。宗教之间的竞争也包含了私利在里面。实际上，宗教间的竞争，比如有些宗教产品，基督教可以提供，伊斯兰教也可以提供，但是宗教产品是要回报的，回报就是捐款。伊斯兰教是有捐款的，它叫天课。这必须要捐的，大概是个人收入减去花销之后的2.5%。基督教也是有捐款的，原来还是有十一税的。什么意思？就是宗教是要靠它的信徒捐款来周转，在广义上这是一种商业模式。包括佛教，盖一个庙，有的一年的香火钱就有一个亿呢。他们之间的竞争形式就是，基督教多一个教徒，这个教徒捐的钱就到基督教的教堂；这个人是穆斯林，他的钱就给了清真寺，这就有利益问题了。一旦宗教形成了一个有形的组织，就变成了宗教利益集团。所以这是宗教冲突的另外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克服这样的私利。不然的话，在短期看，它对本宗教是一件好事。努力争取更多的人入自己的教，打败别的宗教，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但长期来看，是宗教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没有好处的。
问：人都是有自己的利益的，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你是说超越比不超越更有效率？
答：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在一种情形下，可能会有效率，但是这种情景在现实中不存在，即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个人之间的互动来达成、来实现，这叫作“市场不失灵”。人人为自己，进行交换、分工，社会就会变得更繁荣。可惜得很，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是起作用的，但有些部分就不起作用。不起作用的，就需要别的制度去弥补。在设计制度时，可以假定人是自私的。纯粹来讲，一个民主的政府制度，仍然是以私利为基础的政府制度。但是民主有悖论，政府还会失灵。民主悖论可以用法治来解决，而法治本身又会失灵。总而言之，只以私利为基础设计的制度不能覆盖整个社会，不能解决整个社会问题。而它能解决多大问题？它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但对私利的超越很重要。问题在于，虽然个人主义方法论，即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的假定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但是如果还有1%或0.1%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社会的绝大多数问题也解决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一个逻辑，我原来举过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个拼图，一个挨一个拼好，这个图会很完整。但如果有一块没有拼上，这个拼图就要散掉了。因为它是要互相挨着才形成的，有一块没有就会散掉。什么意思？超越的部分没有的话，不超越的部分也不能有效运转。这个问题，讲到“修身”时，还要讲。如果读些东西，包括市场失灵，公共选择理论的，等等，会更明白。这个问题的思维，还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部分逻辑。世上“经济学第二定律”，即奥尔森讲的，第一定律是：人人为自己，社会会更好；第二定律是：人人为自己，社会会更糟。这是我总结的。这个社会人人只是为自己是不行的。奥尔森发现这个问题了，经济学家都在解决这个问题。我提的超越的方法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十、儒学是解释复杂事物的方法
问：中国的哲学比较空泛，以数学体系为基础的西方的哲学更实际，或许我们现阶段更需要西方这种哲学？
答：首先，哲学是西方的概念，它不是一个中国概念，所以现在有人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就有问题了。数学体系不是哲学，是科学。而科学是对简单事物的一种比较定量的分析，那么它的边界是非常有限的，如物理、化学，到了生物就很悬，到所谓的社会科学就更悬。它极为复杂，很难用数学表达。所以在简单系统的层次，可以说西方科学取得了成功。它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包括科学和民主，其实都是西方取向的结果。但是数学的表述仍然是不能扩展的，它一到了复杂事物，就不能扩展了。数学是要定义的，把一件事物和别的事物分开。但实际上，到复杂事物的时候是分不开的。分不开就没法定量，没法定量就不能计算。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西方的巨大进步，尤其在科学和民主上的，但是在涉及社会学科、人文学科时，它的这套东西基本上是不行的，如果用数学方法是很可笑的，包括在经济学中。大家可能会说，经济学中的有些公式很棒，大家不要被迷惑。我过去常说，你把经济学中的所有公式都背出来，但是你不知道经济学的基本精神是遵从自然秩序的原理的话，你就没懂经济学。如果你一个数学公式都没有背下来，但是你知道经济学的基本精神是遵从自然秩序的话，你至少懂了一半。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了中国人这里，中国人要学习科学，这没有问题，但不要夸张。而且不要把它放到哲学层次上，哲学是不能用数学表示的，这毫无疑问，它不够那么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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