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 陆大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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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甲骨文系列·地中海史诗三部曲)试读：
文前辅文1453：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AUTHOR：ROGER CROWLEY
Copyright © 2005 BY ROGER CROW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文前彩插一幅15世纪绘制的由城墙环绕的君士坦丁堡地图。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赛马场在右侧，主路从左侧的陆墙处延伸出来。金角湾港口北方是热那亚人的城镇佩拉（或称加拉塔）。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景象。加拉塔在右侧，金角湾之外。铁链封锁着金角湾。奥斯曼细密画，晚年的穆罕默德二世，表现的是他热爱自然和学术的一面。“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宏伟中殿，这是古典时代晚期最神奇的建筑。19世纪布雷契耐皇宫的照片，这是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守城期间的指挥部，位于金角湾附近单层陆墙处。在现代，三道陆墙的一段遗存。首先是内层塔楼一线，然后是被炮火严重破坏的外层塔楼。中间是壕沟，今天已经大部分填平了，但当年深达10英尺，沟壁上砌着砖，在攻城战中给奥斯曼人带来了很大麻烦。越过壕沟之后，攻城者必须先在守军劈头盖脸的火力之下冲过开阔的平台，然后才能攀爬外墙。金角湾的巨大铁链，每个铁环长18英寸。这幅照片是在19世纪拍摄的，说明历经数百年之后，铁链的许多部分仍然散落在城市各处。乌尔班的攻城巨炮早已销声匿迹，但有几尊较小的大炮在伊斯坦布尔被保存至今。这尊巨大的铜炮长14英尺，重14吨，发射的是重达500磅的石弹。今日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城墙，可见其塔楼和壕沟。今日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现在的名字叫做圣索菲亚清真寺，其穹顶令人惊叹。贝利尼的画作，描绘的是一名近卫军士兵，头戴标志性的白帽，身配箭筒、弓和剑。这位意大利艺术大师能够在平面的纸上创作出栩栩如生的立体人像，据说迷信的穆罕默德二世对他的这种神奇本领既着迷，又很害怕。16世纪的近卫军士兵像，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精英战士，帽子上配有羽饰，肩扛火枪。1453年后不久欧洲人创作的攻城图，表现了战役的许多关键事件。在下方是苏丹的大帐，旁边是他的大炮。君士坦丁堡城在上方。金角湾入口处的铁链被画成一座桥。现代人创作的最后总攻图：前景中是巨炮。士兵们用云梯爬城。塔楼上有一名奥斯曼士兵挥舞红旗，但塔楼前方仍然悬挂着拜占庭的双头鹰旗帜。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兰战士的簇拥下入城。前景地面上是守军的尸体。贝利尼的著名穆罕默德二世肖像，处在皇室穹顶的框架之下，文字是“世界的征服者”，但穆罕默德二世看上去有些憔悴消痩，可能身体不适。16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由著名的奥斯曼建筑师希南添加了尖塔。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宫殿，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米斯特拉斯，被称为“小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精神的一个寓意深远的纪念。《今日美国》夏季最佳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夏季最佳图书克劳利引人入胜的叙述……读之更像生动的小说。人物……描摹极其细致，全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洛杉矶时报》克劳利对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重述极富戏剧性，激动人心。——《旧金山纪事报》出神入化……罗杰·克劳利为一个古老而永远引人入胜的故事注入了新活力。《1453》融合了军事史的令人着迷的细节和对宗教意象的丰富指涉，这些意象对战争的双方都有极大影响。——《经济学人》节奏轻快，是了解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长期敌对关系的入门必读书。——《科克斯书评》文前辅文君士坦丁堡是一座美名远播的都市，愿大慈大悲和慷慨大度的真主将它变为伊斯兰的都城。[1]——哈桑·阿里·哈拉维，12世纪阿拉伯作家我要讲述的是弥天大祸的故事……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皆是我亲眼所见。[2]——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1] quoted Stacton，D.，The World on the Last Day，London，1965，p.153[2]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12中文版序《1453》《海洋帝国》和《财富之城》这三本书互相关联，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部曲，叙述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读者可以从其中任意一本读起。这三本书涵盖的时间达四个世纪之久，从1200年到1600年，这是不同文明和互相竞争的各大帝国为了领土、宗教信仰和贸易控制而激烈地冲突的年代。这场冲突的参与者包括拜占庭帝国（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继承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们复兴了伊斯兰“圣战”的精神），以及西班牙的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朝。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从一个泥泞的潟湖崛起为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城市，宛如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市蜃楼，从水中呼啸而起。威尼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当年和今天一样，在异邦人眼中非同寻常、精彩纷呈。
在这个时期，各国为争夺地中海爆发了激烈战争。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各族群——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北非人和法兰西人——认为自己是在为争夺世界中心而战。但与真正的大洋相比，地中海其实是很小的。各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只有投石之遥，于是大海成了一个封闭的竞技场，大规模的厮杀就在这里上演。在这个年代，火药武器开始彻底地改变战争的面貌。大海是史诗般攻城战、血腥海战、海盗行径、人口劫掠、“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圣战”的场所，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和思想交流的途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漫长而残酷的竞争从本三部曲涵盖的时期开始，将大海分裂为两个迥然不同的区域，双方沿着海上疆界进行了激烈较量。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9·11”事件之后的世界。
幸运的是，大量关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目击资料留存至今，尤其是从大约1500年开始，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刺激了文字材料的爆炸式增长，所以我们得以感同身受地重温这段历史。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我们常常能够近距离观察当时的事件，审视那时的人们如何生活、死亡、战斗、从事贸易，以及礼拜上苍。我尽可能地引用当时人们自己的话，让他们为自己发言。
这三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场所”。在地中海地区，我们在游览威尼斯、伊斯坦布尔，或者克里特、西西里和塞浦路斯等大岛屿的时候，仍然能够触及过去。许多纪念建筑、城堡、宫殿和遗址依然完好。借用伟大的地中海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这片大海耐心地为我们重演过去的景象，将其放置在蓝天之下、厚土之上，我们能亲眼看见这天与地，它们如同很久以前一样。只消集中注意力思考片刻或[1]者瞬间的白日梦，这个过去就栩栩如生地回来了。”我希望这三部曲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地中海历史以及那里发生的事件（它们至今影响着我们的世界）的重要意义，对其产生兴趣。罗杰·克劳利[1]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trans.Sian Reynolds，London，2001.● 序言：红苹果● 1.燃烧的海● 2.伊斯坦布尔的梦想● 3.苏丹和皇帝● 4.割断喉咙● 5.黑暗的教堂● 6.城墙和大炮● 7.浩瀚如繁星● 8.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 9.上帝的神风● 10.鲜血的螺旋● 11.恐怖的机械● 12.不祥之兆● 13.“铭记这一天！”● 14.紧锁的城门● 15.一捧尘土● 16.世界的梦魇● 尾声：安息之地● 资料来源● 鸣谢● 译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文前彩插地中海东部，1451年君士坦丁堡，1453年序言：红苹果红苹果惹人摘。——土耳其谚语
初春。一只黑鸢在伊斯坦布尔的天空中随风翱翔。它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懒洋洋地划着圈，似乎被束缚在尖塔上。从这里，它可以俯瞰这座1500万人口的城市，泰然自若地静观光阴流逝。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想象图，图中右侧远处为加拉塔
如果这只猛禽的先祖1453年3月的寒冷清晨在君士坦丁堡上空盘旋，就会发现，城市的布局与今天相差无几，但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熙熙攘攘。这座城市的形状非常奇特，大致呈三角形，东边的角有些向上翘，像头凶猛犀牛的尖角，三角形的南北两边都得到大海的保护。北边是有屏障保护的金角湾深水港；南面毗邻马尔马拉海。马尔马拉海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西奔涌，注入地中海。从空中俯瞰，可以轻松地辨认出三角形沿海的两边岸上连绵不绝的防御工事。海潮则以每小时7海里的速度从犀牛角尖端旁汹涌流过。这座城市既有天然屏障，也有人工防御。
但这个三角形的西面底边最为不同寻常。那是一个复杂的三重城墙系统，设有许多间隔很近的塔楼，城墙外开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壕沟。城墙从金角湾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封闭了城市，阻挡住外来的入侵。这就是历经千年的狄奥多西城墙，中世纪世界最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对14和15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它是“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对他们的雄心予以嘲讽，是个心理阴影，阻碍了他们宏图霸业的实现。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它是抵抗伊斯兰教的壁垒，保护他们免遭伊斯兰世界的入侵，让他们志得意满。
如果你在1453年春季俯瞰这座城市，还能辨认出筑有防御工事的热那亚城镇加拉塔，这是位于金角湾北侧的一个小小的意大利城邦，那里就是欧洲疆域的尽头。博斯普鲁斯海峡割断了欧亚大陆，像一条大河一样穿过覆盖森林的丘陵，一直到黑海。海峡的另一边是小亚细亚，或者叫安纳托利亚，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东方”。奥林匹斯山白雪皑皑的峰顶就在60英里外，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在朝向欧洲的那一侧，大地较为平坦、起伏和缓，延伸到西面[1]140英里处的奥斯曼城市埃迪尔内。就在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在连接两座城市的崎岖道路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行军。大群的白帽和红头巾在移动；劲弓、标枪、火绳枪和盾牌在低角度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成队的前驱骑兵在经过时掀起烟尘；链甲如同涟漪，叮当作响。随后是长长的辎重队伍，有大群骡子、马匹和骆驼，驮着各式军需物资和相应人员——矿工、厨师、军械[2]匠、毛拉、木匠和被战利品吸引而来的冒险家。队伍更后方还有一些东西。大群公牛和成百上千的劳工正在无比艰难地将大炮拖过松软的土地。整个奥斯曼军队都在行动。
如果你能看得更远，就能发现这次军事行动的更多细节。一群划桨船正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方向艰难而缓慢地顶风驶来，活像是中世纪绘画的背景。高舷运输船正从黑海运来木材、粮食和炮弹。成群的牧人、圣徒、随军商贩、营妓以及流浪汉从安纳托利亚的高原走来，直奔博斯普鲁斯海峡，响应奥斯曼帝国的号召。这些参差不齐的人员和装备组成了一支协调有力的大军，而这支大军只有一个目标：君士坦丁堡，即古老的拜占庭帝国在公元1453年的残余部分的都城。
即将交锋的中世纪各民族是非常迷信的。他们相信预言，追寻征兆。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古老的纪念碑和雕像都是魔法的源泉。人们相信，对世界未来的预言就隐藏在罗马石柱的铭文中，尽管这些铭文的最初故事已经被人遗忘。他们从天气中也能读出迹象，并感到1453年的春季非常令人不安。天气非常湿冷。3月，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笼罩着浓雾。有地震发生，而且还在反常的季节下了雪。在充满期待的城市内，这都是不吉利的预兆，或许甚至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正在逼近的奥斯曼军队也有自己的迷信。他们把此次征伐的目标简单地称为“红苹果”，因为它是世界霸权的象征。攻克这座城市是一个可以上溯800年的热忱的伊斯兰梦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关于这座城市有着太多的传说、预言和伪经言论。在正在行进的士兵们的想象中，苹果在城内有个具体的位置。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外100英尺高的石柱上矗立着查士丁尼皇帝的青铜骑马像，这是一座与早期拜占庭帝国威势相称的宏伟纪念碑，也象征着拜占庭扮演的角色：抵御东方侵袭的基督教堡垒。根据6世纪作家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这座纪念碑非常震撼人心。骑马像面向东方，仪态高贵。骑着马的皇帝雕像全身披挂像阿喀琉斯一样……胸甲是英雄的风格；头上的头盔似乎在上下晃动，非常耀眼。他眺望东升的旭日，纵马奔驰，似乎要冲向波斯。他左手拿着一个球，雕刻家以此表示，整个地球和海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尽管除了球上有一座十字架，他没有剑或矛或任何其他武器，[3]但仅凭十字架的力量，他就获得了自己的帝国，赢得了战争。
土耳其人想象中的红苹果就是查士丁尼手中的带十字架的球。土耳其人也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极具传奇性的古老基督教帝国的威望，以及它似乎蕴含的世界霸权的可能性。查士丁尼像
拜占庭人的记忆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围城的恐惧。恐怖的围城威胁着他们的图书馆、大理石房屋和饰有马赛克的教堂。但他们对围城非常熟悉，因此绝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在公元1453年之前的1123年里，君士坦丁堡被围攻了大约二十三次。但它只被攻破过一次，不[4]是被阿拉伯人或者保加尔人，而是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基督教骑士占领，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最诡异的事件之一。城市的陆墙从未被攻破过，但在5世纪时曾因为地震而坍塌。除此之外，城墙一直固若金汤，因此当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在1453年4月6日终于兵临城下时，守军是很有希望生存下去的。
这个时刻之前和之后的故事便是本书的主题。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勇气与残忍、技术上的聪明才智、幸运、怯懦、偏见和奥秘的故事。它也涉及一个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世界的其他很多方面：火炮的研发、攻城战的艺术、海战策略、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纪人们的神话和迷信。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地理的故事，关于海流、山岭、半岛和天气，关于土地的起伏和海峡如何将两个大陆分割开——但两个大陆又如此接近，“几乎能够互相亲吻”，强大的君士坦丁堡就屹立于此，受到险峻的岩石海岸的保护，但地质的特殊条件使得它在攻击面前又特别脆弱。这个故事讲述了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无限可能，它给贸易、防御和生计带来的好处，正是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命运的关键所在，也吸引了诸多军队来到它城[5]下。“罗马帝国的都城是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的乔治写道，“罗[6]马人的皇帝同时也是全世界的皇帝。”
现代民族主义者将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解读为希腊民族和土耳其民族之间的斗争，但这种简单化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双方都不会接受甚至无法理解这样的标签，尽管双方都用这样的说法来指代彼此。奥斯曼人，或者按照字面意思，就是“奥斯曼的部落”，都自称为奥斯曼人，或者简单地称自己为穆斯林。“土耳其人”（Turk）是西方各个民族国家使用的一个词，总体上是贬义的。1923年，为了建立共和国，奥斯曼人才从欧洲借用了“土耳其”（Turkey）这个词。在此之前，这个说法在奥斯曼帝国并不为人所知。1453年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将它征服的各民族都吸纳进来，而很少考虑他们的种族身份。帝国的精锐部队是斯拉夫人，主要将领是希腊人，海军将领是保加利亚人，苏丹可能有一半塞尔维亚或者马其顿血统。另外，在中世纪复杂的附庸封建体制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士兵也伴随苏丹从埃迪尔内开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前来的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讲希腊语的居民，我们现在把这些居民称为“拜占庭人”，这个词第一次在英语中使用是在1853年，也就是这场伟大攻城战发生400年之后。拜占庭人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因此自称罗马人。统领他们的皇帝却有一半的塞尔维亚血统和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而且守军的很大一部分是西欧人，也就是拜占庭人所说的“法兰克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加泰罗尼亚人，还有一些土耳其人和克里特人，甚至还有一个苏格兰人。如果说很难确定攻防战参与者的民族身份，有一个因素却是所有同时代的史学家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信仰。穆斯林将他们的对手称为“可鄙的异教徒”“可怜的不信真主的人”“信仰的敌人”；基督徒则称穆斯林为“异教徒”“野蛮人”“无信义的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漫长距离上进行的斗争的最前线。在这里，对真理的不同解释在战争与和平中对抗了800年。1453年的春天，两大一神教将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在此地激烈碰撞。[1] 埃迪尔内旧称哈德良堡或阿德里安堡，因罗马皇帝哈德良所建而得名。现在是土耳其埃迪尔内省省会，位于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境。著名的阿德里安堡战役就发生在此地：公元378年，罗马帝国军队与哥特人交战，遭到惨败，皇帝瓦伦斯阵亡。另外，1365～1453年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2] 毛拉是伊斯兰教内对学者或宗教领袖的称呼，特别是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原意为“主人”，在北非也用在国王、苏丹和贵族的名字前。现称毛拉者，多为宗教领袖，包括宗教学校的教师、精通教法的学者、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和诵经人。[3] Procopius，Buildings，London，1971，p.35[4] 保加尔人是发源自中亚的游牧民族，为突厥人的一支，从公元7世纪起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定居下来，为巴尔卡尔人与保加利亚人、楚瓦什人和中国的塔塔尔族的先祖。保加尔人后来逐渐斯拉夫化，现已消亡。[5] 特拉布宗的乔治（1395～1472/1473），希腊哲学家与学者，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他生于克里特岛，但因其先祖来自特拉布宗，因此被称为“特拉布宗的乔治”。他青年时来到意大利，很快成为知名学者。1420及1433年分别任维琴察大学和威尼斯大学希腊语教授，成为文艺复兴的首要人物。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动物志》、柏拉图的《法律篇》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译成拉丁文，虽错误很多，有时受到批评，但丰富了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内容。[6]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5，p.11.燃烧的海629～717年哦，基督，世界的统治者和主宰，此刻我将这座城市、这些权[1]杖，以及罗马的强力奉献于你。——君士坦丁堡城内，君士坦丁大帝石柱上的铭文
伊斯兰世界对这座城市的渴望几乎和伊斯兰教本身一样古老。争夺君士坦丁堡的圣战由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在一个偶然事件中最先发起。这个故事的真相，就像这座城市历史的大部分一样，已经无法辨明真假。
公元629年，希拉克略——“罗马人的君主”和拜占庭的第二十八位皇帝——徒步前往耶路撒冷朝觐。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荣耀的时刻。他在一系列战役中大败波斯人，夺回了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圣物——真十字架。现在，他要带着胜利的荣耀将真十字架返还圣墓教堂。根据伊斯兰方面的记载，他在抵达耶路撒冷城时收到了一封信。信中简单地说：“以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名，穆罕默德，真主的奴仆和他的使徒，向希拉克略，拜占庭人的君主致意。愿遵循真主教导的人都得平安。我邀请你向真主投降。接受伊斯兰，真主将给你双倍的报[2]偿。但如果你拒绝这个邀请，就将误导你的人民。”希拉克略完全不知道写这封信的是什么人。但据说他派人进行了探寻，并郑重地对待这封信的内容。穆罕默德发送给波斯“万王之王”的类似的信则被撕得粉碎。穆罕默德对这个消息的回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3][4]的宗教和我的统治将达到霍斯劳的王国从未涉足的疆界。”对霍斯劳来说这个警告来得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在前一年被一箭一箭地慢慢射死。但这封后人附会的信预示着，可怕的打击即将降临基督教拜占庭和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头上，将让希拉克略皇帝的功业全都化为泡影。希拉克略带着真十字架凯旋
在此前的10年内，穆罕默德成功地将阿拉伯半岛互相混战的各部落团结在伊斯兰的朴素信条周围。在真主圣言的鼓舞下，在集体祈祷的训诫下，成群结队的游牧劫掠者变成了一支组织有力的军队。它征服的欲望超越了沙漠的边界，投向正被不同信仰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区域的外部世界。一边是伊斯兰世界，一边是“战争的世界”，即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世界。到7世纪30年代，穆斯林军队如同从沙尘暴中冲出的幽灵一般，开始出现在拜占庭边境（那里也是有人定居的土地和沙漠的边界）。阿拉伯人敏捷灵活、足智多谋，而且吃苦耐劳。他们把叙利亚境内笨重的拜占庭雇佣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进攻之后又撤回了沙漠，将对手诱出要塞，进入荒芜之地，将其分割包围，全部消灭。他们穿过荒无人烟、条件恶劣的地域，途中宰杀自己的骆驼，从它们的胃中取水，随后再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后方。他们围攻城市，学会了攻城的战术。他们攻克了大马士革，然后是耶路撒冷；埃及于641年俯首称臣，亚美尼亚在653年举手投降。20年内，波斯帝国就轰然垮台，并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征服的神速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入乡随俗的本领也非同寻常。在真主圣言和神圣征服的驱动下，来自沙漠的人民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的帮助下，于当地的造船[5]厂建造了自己的舰队，以“在海上开展圣战”。他们于648年占领[6]了塞浦路斯，然后在655年的“桅杆之战”中击败了一支拜占庭舰队。最后，在669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去世不到40年之后，哈里发穆阿维叶派遣了一支庞大的海陆混合部队前去猛攻君士坦丁堡。在一连串胜利之后，他自信能够顺利拿下这座城市。
对穆阿维叶来说，这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计划的巅峰，此前他为了这个计划的运筹和执行已经投入了极大心血。669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对岸的亚洲海岸。次年，一支拥有400艘舰船的舰队驶过达达尼尔海峡，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库济库斯半岛建立了一个基地。在这里，阿拉伯军队囤积了补给物资，建造了干船坞和用于长期围城的维修设施。穆斯林在君士坦丁堡以西渡过海峡，首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在这里，他们占领了一个港口，从那里围攻城市，并在其腹地周围发动多次大规模袭击。君士坦丁堡的守军躲避在厚实的城墙之后，同时他们的舰队停泊在金角湾，准备对敌人发起反击。
在674～678年的连续5年时间里，阿拉伯人坚持不懈地围攻城市。每年春秋之间，他们攻打城墙，并在海峡内发动海战，与拜占庭舰队持续交锋。双方使用的是相同类型的桨帆船，船员也大体是一类人，[7]因为穆斯林的航海技术是从业已征服的黎凡特的基督徒那里学来的。冬季，阿拉伯人重新集结在他们的库济库斯基地，修理船只，准备在次年更进一步。他们对君士坦丁堡进行长期围困，坚信胜利终将属于他们。
但在678年，拜占庭舰队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们向穆斯林舰队发动进攻，时间可能是作战季节的末尾，进攻目标是穆斯林的库济库斯基地。这次攻势的细节要么不甚清楚，要么被故意隐瞒了。拜占庭舰队的先锋是一群快速的德罗蒙战船，这是一种轻型快速的桨帆船。关于当时的战况，没有同时期的文献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的记载进行推测。进攻的拜占庭舰船逼近敌人时，除了放出常规的箭雨之外，还从船首高高的喷嘴里射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烈火的激流。互相逼近的两军之间的海面登时熊熊燃烧起来，然后穆斯林船只[8]也被大火吞没，火焰“就像闪电般降落下来”。火焰爆炸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黑烟遮天蔽日，蒸汽和毒气让阿拉伯战船上心惊胆寒的水手们窒息倒毙。这火雨似乎能够违抗自然规律：它可以根据操作者的意志向任何方向移动，可以向两侧转移方向，也可以从任意角度向下喷射。它接触到海面之后，海水也会燃烧起来。它似乎还有黏着性，能够粘在木制船体和桅杆上，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将它扑灭。于是舰船和船员都迅速被狂飙突进的火流吞没，那看上去像是天神在大发雷霆。这片非同一般的火海“烧毁了阿拉伯人的船只，将他们的船员活[9]活烧死”。阿拉伯舰队遭到灭顶之灾，饱受摧残的幸存者“损兵折[10]将，伤亡严重”，放弃了围城，返航回乡。冬季的风暴又摧毁了大部分幸存的船只，而阿拉伯陆军则在亚洲海岸遭到伏击和全歼。穆阿维叶灰心丧气，不得不在679年接受了条件非常不利的三十年和约，就此一蹶不振，在次年死去。穆斯林的事业第一次遭受了严重挫折。
史学家们将这场战事付诸笔端，认为它明白无误地证明了“罗马[11]帝国自有神助”，但事实上，拯救拜占庭的是一种新技术：希腊火。甚至直至今天，这种神奇武器的故事仍然是激烈争论和推测的主题。它的配方被拜占庭视为国家机密。据传说，大约在围城的那个时期，一个名叫卡利尼克斯的希腊逃犯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带来了一种用虹吸管喷射液态火的技术。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他应当是对当时在中东广为人知的火攻武器技术进行了改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希腊火的核心成分就是黑海天然油井产出的原油，混以粉末状的树脂，以赋予它黏着性。在漫长的围城期间，君士坦丁堡的秘密军工厂完善了喷射这种物质的技术。拜占庭人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应用工程技能，似乎研发了一种技术，用密闭的铜容器加热这种混合物，用手压泵对铜容器加压，然后将混合物从喷嘴释放出来，在喷嘴处就可以将这种液体点燃。在木船上操作易燃物、压力设备和火焰，着实需要精准的生产技术和技艺高超的操作人员。于678年打破阿拉伯人斗志的希腊火的秘密就在于此。
40年间，在君士坦丁堡遭遇的挫折让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们耿耿于怀。令伊斯兰神学界不可思议的是，人类竟然没有渐渐全部皈依伊斯兰教或者屈服于穆斯林的统治。717年，伊斯兰世界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更坚决的一次尝试，一心要克服这个阻碍伊斯兰信仰向欧洲传播的障碍。阿拉伯人进攻时，拜占庭帝国内部恰好发生了动乱。新皇帝利奥三世于717年3月25日登基；5个月后，他发现，一支8万人的阿拉伯大军在君士坦丁堡陆墙全线掘壕据守下来，同时还有1800艘战船控制着海峡。阿拉伯人的战略比上一次进步了不少。穆斯林军队的统帅马斯拉玛很快意识到，攻城武器奈何不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一次必须对城市进行彻底封锁。他的军队带来了小麦种子，准备播种，这印证了他进行长期围困的决心。717年秋天，他们在城墙外开垦土地，播下种子，次年春天的收成将为军队提供粮食。然后他们安营扎寨下来，静观其变。拜占庭人用装备希腊火的战船发动突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未能打破封锁。穆斯林对一切都做了精心准备，一心要打垮异教徒。
但随后，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不可避免也无法逃脱地逐步降临到了阿拉伯人头上。根据他们的史学家记载，利奥三世通过超乎寻常的、按照拜占庭人的标准也算非常突出的外交欺骗手段蒙蔽了他的敌人。他说服了马斯拉玛，他说如果阿拉伯人销毁自己的储粮，并给守军一些谷物的话，他就能让城市投降。马斯拉玛照办之后，利奥三世就稳坐在城墙后面，不肯出来谈判。上当的阿拉伯军队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遭到了严冬的摧残。大雪覆盖地面达100天之久；骆驼和马匹逐渐被冻死。越来越绝望的士兵们别无选择，只能把死牲口吃掉。一向偏颇的希腊史学家暗示，阿拉伯军营里发生了更恐怖的事情。忏悔者[12]狄奥法内斯在100年后写道：“据说，他们甚至将死尸放在炉子上[13]烘烤，将它们吃掉，还吃了发酵的粪便。”紧随饥荒而来的是瘟疫，还有成千上万人被冻死。阿拉伯人对博斯普鲁斯海峡令人震惊的寒冬毫无经验：地面被冻得铁板一块，无法挖坑安葬死者；他们不得不将几百具尸体海葬。第二年春天，一支庞大的阿拉伯舰队运载粮食和装备抵达，准备接应受到严酷打击的陆军部队，但也未能挽回败局。阿拉伯海军深知希腊火的厉害，卸载货物后就躲在亚洲海岸。不幸的是，有些船员是埃及基督徒，他们逃到拜占庭皇帝那里，将阿拉伯舰队的位置报告给他。帝国派出一队火船，袭击了毫无防备的阿拉伯舰队，将其全歼。从叙利亚赶来救援的阿拉伯陆军则遭到拜占庭步兵的伏击和屠杀。同时，意志坚定、诡计多端的利奥三世在和不信基督教的保加尔人谈判。他说服了保加尔人，让他们进攻城墙外的异教徒；2.2万阿拉伯人在随后的战斗中丧生。718年8月15日，也就是哈里发的军队兵临城下差不多一年之后，他们放弃了攻城战，从海陆两路溃不成军地撤退。败军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一路遭到袭扰，还有一场新的灾难在等待穆斯林的事业。有些船只在马尔马拉海被风暴摧毁；其他船只则被爱琴海的一次海底火山爆发毁灭，火山爆发令“海水沸腾，船[14]只龙骨上的沥青熔化后，他们的船只与水手一起坠入深海”。当初起航时的庞大舰队只剩下5艘船返回了叙利亚，“宣告了上帝的伟[15]业”。拜占庭在伊斯兰世界的进攻下承受了压力，但并没有崩溃。由于技术革新、娴熟的外交、个人的突出表现和强大的防御工事，以及好运气，君士坦丁堡生存了下来。随后的很多个世纪里，这样的故事一再上演。当然，拜占庭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着自己的解释：“上帝和圣母保佑着这座城市和基督教帝国……真诚地呼唤上帝的人不会被彻底抛弃，尽管我们由于自己犯下的罪孽在短期内受到了惩罚。”[16]
伊斯兰世界在717年未能攻克君士坦丁堡，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假如君士坦丁堡陷落，伊斯兰世界向欧洲扩张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这或许就会改变西方世界的整个未来；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假如”之一。这次失败打击了伊斯兰圣战的首次强大攻势。这场圣战将在15年后、地中海的另一端达到高潮：一支穆斯林军队在卢瓦尔河畔、在巴黎以南仅150英里处被打败。
对伊斯兰世界来说，在君士坦丁堡的惨败主要是神学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伊斯兰教问世的最初100年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伊斯兰信仰的最终胜利。圣战的法则指向了必然的征服。但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伊斯兰教被与它非常相似的另一种信仰击退了。基督教是与伊斯兰教竞争的另一种一神教，同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获得更多信徒的欲望。这两种宗教是真理的两个紧密联系的版本，君士坦丁堡划定了它们之间漫长斗争的前线，这场斗争将持续几百年。在此期间，穆斯林思想家们被迫承认，伊斯兰世界和“战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实际的变化。对非伊斯兰世界的最终征服不得不推迟，或许要一直延期到世界末日。某些伊斯兰法学家为了表达最终胜利的延迟，设想出了第三个世界，即“停战的世界”。圣战的时代似乎结束了。
拜占庭被证明是伊斯兰教最顽固的敌人，君士坦丁堡对穆斯林来说既是一个伤疤，也是一个渴望的源泉。伊斯兰教的很多烈士都牺牲[17]在它的城墙下，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的旗手艾优卜，他于669年阵亡。烈士们的牺牲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伊斯兰的一个圣地，并给占领它的事业赋予了一种救世意义。对它的两次围攻留下了大量神话和民间传说，一代代传承下来。圣训（它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言论的集合体，预言信仰的战士必将经历失败、死亡和最终胜利的轮回）中有这样的话：“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圣战中，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将被战胜，这是真主不能宽恕的；三分之一将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烈士；还有三分之[18]一将最终得胜。”这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斗争。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之间的冲突规模如此宏大，历时如此漫长，以至于此后的650年之中，君士坦丁堡城墙下再也没有飘扬过穆斯林的旗帜。这个时间跨度比1453年到今天的跨度还要大，但预言宣称，穆斯林还会回来。
在马斯拉玛的军队狼狈撤退的1000年前，人们就在传说中希腊[19]人拜占斯设立的居民点基础之上建造了君士坦丁堡；马斯拉玛撤退的400年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皇帝选择这座城市作为他的新的基督教都城。它所处的位置具有极佳的自然条件。5世纪，陆墙修建之后，只要敌人的攻城武器仅限于投石机，城市就几乎固若金汤。在12英里长的外墙之内，君士坦丁堡在一连串陡峭山峰上屹然矗立，居高临下地俯视周围的大海；东面的金角湾形似弯弯的鹿角，是一个安全的深水港。唯一的缺点是，君士坦丁堡所在的海岬非常荒芜；拥有先进水利工程技术的罗马人建造了一系列复杂的高架渠和蓄水池，解决了缺水的问题。
这个地点位置特殊，处于贸易商道的汇聚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早期历史回荡着行军的脚步声和泼溅海水的划桨声。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曾乘船经过这里，前往第聂伯河口寻找金羊毛。波斯国王大流士率领70万大军走过船只搭建的桥梁，渡过这里的海峡，去讨[20]伐斯基泰人。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前往黑海之滨的流放地的途中曾[21]满腹忧愁地抬眼眺望“两片大海的巨大门廊”。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座基督教城市渐渐掌控了广大腹地的财富。在东方，中亚的财富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流进帝都的仓库：来自俄罗斯的蛮族的黄金、毛皮和奴隶，来自黑海的鱼子酱，来自远东的蜂蜡、食盐、香料、象牙、琥珀和珍珠。在南方，条条大路通往中东的城市：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巴格达。在西方，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航道连通整个地中海：通往埃及和尼罗河三角洲、富饶的西西里和克里特、意大利半岛，以及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各个角落。在更近的地方有足以建造恢宏城市的木材、石灰岩和大理石，以及供养它所需的全部资源。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奇特海流每年都带来大量鱼群，而欧洲的色雷斯的田地和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肥沃低地为它提供大量的橄榄油、粮食和葡萄酒。
在这里崛起的繁荣城市彰显了帝国的光辉灿烂，统治它的是一位罗马皇帝，居住在这里的是讲希腊语的人民。君士坦丁建造了带有柱廊的街道网络（大街两边是带露台的公共建筑）、气势恢宏的广场、花园、高柱和凯旋门。这些建筑既有异教的色彩，也有基督教的特征。城内屹立着从古典世界劫掠来的雕像和纪念碑（包括可能是希腊雕塑[22]家留西波斯为亚历山大大帝雕刻的无比雄壮的青铜马，现在已经成为威尼斯城的标志物）、足以与罗马赛马场媲美的赛马场、皇宫以[23]及“数量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的”教堂。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座大理石、斑岩、锤扁黄金与辉煌马赛克的城市，人口在巅峰时达到50万。前来做生意或者觐见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外乡人无不被它深深[24]震撼。蒙昧的欧洲的野蛮人被这座“全世界觊觎的城市”惊得目[25]瞪口呆。沙特尔的富歇于11世纪到访，他的反应在很多年的来访者中非常典型：“哦，多么绚丽多彩的城市，多么庄严，多么美丽，有如此之多的修道院，在宽阔的大街上凭借劳力修建起了多少宫殿，有多少震撼人心的艺术品：如果要列举所有美好的事物，能把人累垮；金银珠宝，形形色色的服饰，以及如此神圣的遗迹。无论什么钟点，[26]总有船只在这个港口停靠。人所想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
拜占庭不仅是罗马帝国最后的继承者，还是史上第一个基督教国[27]家。从建城开始，这座帝都就被设想为天堂的复制品、基督胜利的体现，它的皇帝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随处可见基督教信仰的迹象：教堂的高高穹顶、教堂钟声和木锣声、修道院、数量众多的僧侣和修女、大街和城墙上没有尽头的圣像游行。虔诚的市民和他们的皇帝始终生活在持续的祈祷声和基督教仪式中。斋戒、瞻礼日和整晚的守夜构成了生活的日历、时序和基础。这座城市储存着从圣地收集来的基督教的众多圣物，令西方基督徒非常眼馋。施洗者约翰的头骨、耶稣临终前戴过的荆棘王冠、十字架上的钉子、圣墓上的石块、诸位使徒的遗留物和上千种其他的神奇物品被盛放在黄金打造的圣物匣内，匣子上镶嵌了珠宝。东正教通过马赛克和圣像的鲜艳色彩、点有油灯的昏暗教堂内不断跪拜起伏的礼拜仪式的神秘之美、焚香以及复杂的仪式（正是这仪式使教会和皇帝都沉浸在一种迷宫般的美丽气氛中，用天堂的比喻陶醉人的感官）对群众的情感施加了极其强大的影响。一位于1391年目睹皇帝加冕礼的俄罗斯访客被仪式的缓慢和奢华深深震撼：在此期间，赞礼员吟唱了一曲美丽惊人的乐曲，完全超越人的理解力。皇室队伍前进得极其缓慢，从大门走到皇座所在的平台花了足足三个钟头。十二名从头到脚覆盖链甲的武士环绕在皇帝周围。在他前面走着两名黑头发的旗手。旗杆、旗手的服装和帽子都是红色的。在旗手前面是若干传令官，他们的权杖包着白银……皇帝走上平台，穿上紫色皇袍，戴上饰有圆锯齿的皇冠……然后礼拜仪式[28]开始了。谁能将这全部的光辉灿烂描述出来呢？
在城市中心矗立着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像一艘巨舰停泊于此。查士丁尼在仅仅6年内就将它建成，并于537年将它向公众开放。这是古典时代晚期最了不起的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无比壮美。没有廊柱支撑的高高穹顶让亲眼看见的人也啧啧称奇，认为它是个无法理解的奇迹。普罗科匹厄斯说：“它似乎不是建在坚固的砖[29]石之上，而是漂浮在半空中，遮盖着下方的空间。”穹顶覆盖的空间如此之广大，足令初次看到它的人目瞪口呆。拱顶装饰着面积达4[30]英亩的黄金马赛克，如此之金碧辉煌，按照示默者保罗的说法，“金光流水般倾泻而下，让人们眼花缭乱，几乎无法直视”，同时大量的彩色大理石让观者陶醉。它们看上去如同“撒满星辰……像牛奶被泼洒在闪耀的黑色平面上……或者像大海或祖母绿，抑或碧草中的矢[31]车菊，间或有几点雪白”。10世纪，从基辅前来寻求真理的俄罗斯人目睹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内礼拜仪式的壮美，最终导致俄罗斯皈依了东正教。俄罗斯访客们如此记述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因为人间不可能有如此的辉煌和美丽，我们不知道如何描[32]述。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上帝就居住在凡人中间。”东正教无比精细的繁华壮美与伊斯兰教的简单质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斯兰教提供的是沙漠地带的抽象的朴素，一种在任何看得见太阳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的膜拜，以及与神的直接交流；东正教则富有形象、色彩和音乐，以及将灵魂引向天堂的神秘力量的令人陶醉的隐喻。两种宗教同样执着地要让全世界皈依他们的信仰。
拜占庭人的宗教热诚在基督教历史上达到了鲜有匹敌的高度。有时会有太多的军官出家修道，以至于威胁到帝国的稳定；人们在大街上也会激烈地探讨神学问题，有时甚至导致暴乱。“这座城市的工匠和奴隶个个都是神学家，”一个为此感到恼火的外乡人说道，“如果你找人兑换钱币，他会告诉你，圣子和圣父如何不同。如果你询问一块面包的价钱，他会争论说，圣子低于圣父。如果你问洗澡水准备好[33]了没有，会有人告诉你，圣子由虚无而生。”基督是一个神格还是多个神格？圣灵生自圣父，还是生自圣父与圣子？圣像是亵渎神明的还是圣洁的？这些问题可不是闲扯：得到拯救还是遭天谴，就取决于如何回答它们。在帝国的生活中，关于正统教义和异端的争执就像内战一样激烈，而且和内战同样严重地威胁着帝国的统一。圣索菲亚大教堂截面图
奇怪的是，拜占庭基督教同样又是宿命论的。万物皆由上帝决定，任何不幸，从丢失钱包到城市遭围困，都被认为是个人或集体罪孽招致的。皇帝是由上帝指定的，但如果他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推翻——被密谋者乱刀砍死，或者在浴室内被刺杀，或者被勒死，或者被拴在马后拖死，或者被刺瞎双目、流放远地（皇帝的命运毫无稳定性可言，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上帝的旨意，说明皇帝犯下了某种隐匿的罪孽。因为可以预测人的命运，拜占庭人极其迷信，对预言特别痴迷。缺乏安全感的皇帝常常会随意翻开圣经，寻找能够指示他们命运的线索；占卜是一种主要职业，虽然常常被教会谴责，但根深蒂固，无法将它从希腊人的灵魂中驱逐。有些占卜的方式非常怪异。9世纪，一位到访的阿拉伯人目睹了拜占庭人用一匹马来预言远方战役的进展：“马匹被带进教堂，那里悬挂着马笼头。如果马咬住笼头，人们就说：‘我们在伊斯兰的土地上获得了一场胜利。’有时马会走近笼头，嗅一嗅它，调转身子，再也不接近笼头。如果发生[34]这样的情况，人们就会心情沉重地离去，预料将遭到失败。”帝国高层事故：皇帝罗曼努斯三世在浴室暴毙，1034年
好多个世纪里，拜占庭和它的都城的形象如同太阳一样灿烂，就像万有引力一样吸引着它疆界之外的世界。它给人的印象是无比富饶、万古长青。它的货币“拜占特”印有皇帝的头像，在中东也是硬通货。拜占庭仍然享有罗马帝国的威望；在伊斯兰世界，拜占庭被简单地称为“罗马”；和罗马一样，它也引来了大门之外的半野蛮游牧民族的贪欲和嫉妒。从巴尔干半岛到匈牙利平原，从俄罗斯的森林到亚洲大草原，一波波游牧部落敲打着它的防线：匈人和哥特人、斯拉夫人和[35][36]格皮德人、鞑靼阿瓦尔人和突厥保加尔人，以及野蛮的佩切涅
[37]格人，都在拜占庭世界横冲直撞。
在鼎盛时期，帝国统治着从意大利到突尼斯的地中海地区。但在这些邻居的压力之下，帝国不断地扩张或者收缩，就像一张巨大的地图，边边角角无时无刻不在卷曲。一年又一年，帝国陆海军从马尔马拉海岸的大型港口出征，旌旗招展、号角齐鸣，要么是去收复某个行省，要么是去稳定某段边疆。拜占庭是一个永远在战斗的帝国，而君士坦丁堡由于它十字路口中心的地理位置，不断受到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压力。在帝国的最初500年中，不知有多少支异族军队曾沿着君士坦丁堡的陆墙安营扎寨，阿拉伯人不过是其中最为坚决的一支。波斯人和阿瓦尔人于626年兵临城下；保加尔人在8、9、10世纪曾发动多次进攻；俄罗斯的伊戈尔王子于941年来到这里。对希腊人来说，围城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他们最古老的神话：除了圣经，人们还熟知荷马讲述的特洛伊的故事。这让希腊人既讲求实际，又非常迷信。城墙的维护是公民们的一项长期义务；粮仓内总是储有大量粮食，蓄水池总是蓄满，但东正教会认为精神上的防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圣母是城市的主保圣人；危急时刻，人们高举她的圣像沿着城墙游行。人们相信，717年的围城战中，君士坦丁堡就是因为圣母的佑助才得救的。这些圣像赋予的自信心可与《古兰经》媲美。
在陆墙之外安营扎寨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打破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防御。任何一个企图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野心家都没有攻城拔寨的技术、海上封锁所需的海军力量，或是通过饥饿让守军屈服的耐心。拜占庭帝国虽然常常走到崩溃的边缘，却显示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城市坚固的基础设施、帝国机构的力量以及在危急时刻机缘巧合地出现的杰出领袖，都使得东罗马帝国得以顽强地延续下去。在它的公民和敌人看来，它似乎将万古长青。
但阿拉伯人攻城的经历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认识到，伊斯兰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对抗力量，从本质上与其他敌人迥然不同；拜占庭人关于撒拉森人（这是基督教世界对阿拉伯人的称呼）的预言表达出了他们关于世界未来的不祥预感。有一位作家声称，阿拉伯人就是《启示录》中的第四头野兽，它“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38][39]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11世纪末，拜占庭遭到伊斯兰世界的第二次打击。它发生的如此突如其来，当时无人能够理解它的意义。[1]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11[2] quoted Akbar，M. J.，The Shade of Swords：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London，2002，p.45[3] 即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霍斯劳二世（？～628），绰号“不可战胜者”，中国的《隋书》称他为“库萨和”。他曾占领拜占庭的大片领土，但后来被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击败，不久之后被篡位的儿子杀死。霍斯劳二世死后，萨珊王朝陷入内乱，随即被阿拉伯帝国灭亡。[4] Tell him that …，’quoted Akbar，M. J.，The Shade of Swords：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London，2002，p.44[5] 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2 vols.，trans. Franz Rosenthal，London，1958，p.40[6] 公元655年，阿拉伯海军与一支拜占庭舰队（由皇帝君士坦丁二世亲自指挥）交战，这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决定性海战，确立了穆斯林随后几个世纪在地中海的霸权地位。在此役中，拜占庭人在桅杆上升起十字架，穆斯林则在桅杆上悬挂新月旗，故名“桅杆之战”。[7]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精确。它一般指的是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中东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即“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从黎凡特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8] Comnena，Anna，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trans. E. R. A. Sewter，London，1969，p.402[9] quoted Tsangadas，B. C. P.，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New York，1980，p.112[10] quoted Tsangadas，B. C. P.，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New York，1980，p.112[11]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676[12] 即圣狄奥法内斯（758/760～817/818），拜占庭僧侣和史学家，出身贵族世家，在帝国宫廷长大，后来成为僧侣和修道院长。在著名的圣像争端中，他主张崇拜圣像。他根据前人的记载整理撰写了一部拜占庭历史，虽然有很多讹误，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都敬奉他为圣徒。[13]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546[14]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550[15]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550[16]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546[17] 即阿布·艾优卜·安撒里（576～674），先知穆罕默德的重要门徒和追随者，伊斯兰教早期的重要领袖和将领。他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仍然参加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并在那里战死。他后来被安葬在城墙脚下。他的安葬地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注意关于他的死亡年份，此处原文有误。[18] quoted Wintle，Justin，The Rough Guide History of Islam，London，2003，p.245[19] 拜占斯是来自希腊多利亚的城市墨伽拉的殖民者，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指示他在“盲者之国”对岸定居，拜占斯领导一群墨伽拉殖民者于公元前667年建立拜占庭，完成了神谕的使命。[20] 斯基泰人（Scythians），中国《史记》《汉书》称之为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亚欧草原中部广袤地区活动的伊朗语族游牧民族，其居住地从今日俄罗斯平原一直到中国的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沙漠，是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善于养马，据信骑术与奶酪等旨出于其发明。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七十年，其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大肆劫掠；其后逐渐衰落，分为众多部落。5世纪中期随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阿提拉王入侵欧洲，一度抵达巴黎近郊的阿兰人，即为其中之一部。斯基泰人没有文字，但善于冶金打造饰物，留下了许多金器。[21] Ovid，Tristia，1.10[22] 留西波斯（公元前4世纪），希腊著名雕刻家，为希腊化时代的雕刻艺术带来了革新。[23]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12[24] quoted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5，p.3[25] 沙特尔的富歇（1055/1060～约1127），法兰西教士与史学家。他对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克莱蒙会议上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演讲的记载是保存至今的这一重要事件的唯一文字记载。富歇后来追随布洛涅的鲍德温（后来的埃德萨第一任伯爵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撰写了关于东征和耶路撒冷王国的史书。[26]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12[27] 第一个承认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应为亚美尼亚，时间为3世纪末至4世纪初。[28]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51[29]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27[30] 示默者保罗（？～约575至580），拜占庭诗人。他担任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宫廷的官员，负责维持肃静，因此被称为“示默者保罗”。他创作的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长诗为后世描绘了教堂曾经的光辉灿烂。[31] quoted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1 vols.，London，1995，p.202[32] quoted Clark，Victoria，Why Angels Fall：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London，2000，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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