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超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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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中国史·明试读：
前言
峰皑皑，群山巍峨，河川蜿蜒，平原辽阔，大自然的恩赐，雪让中华民族拥有无与伦比的大好河山。在这片沃土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明。考古发现的20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经证实，华夏的先民在这片沃土上早已展现出自己的风姿，虽如星星之火，却是划破文明长夜的璀璨光芒。仰韶、龙山、红山、良渚……向人们揭示着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的辉煌，玉器、陶器、石器等在先民的手中散发出宗教之光、科技之光、艺术之光，奠定了华夏文明蓬勃发展的始基。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尧禅舜让，禹封启继，划时代的变革将神话和现实悄然撕裂，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此拉开帷幕。二里头展露了夏王朝的冰山一角，殷墟揭开了商王朝的神秘面纱，片片甲骨记载着一个王朝的历史，尊尊鼎彝昭示着一个王朝的变迁。武王伐纣，封建以为藩篱；周公制礼，教化以为根本。平王东迁，五霸的更迭成为时代标志。三家分晋，七雄的霸业在铁血中诞生。这是一个战乱仍频的时代，这更是一个中华文明喷薄而出的时代。
六王毕，四海一，书同文，车同轨，这是秦皇的丰功伟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扫匈奴，西开新域，这是汉帝的奇勋大业。三国鼎峙，南北分割，说不尽的文韬武略，看不厌的魏晋风流。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隋虽短暂，却开启了唐的辉煌，天可汗的威名传扬四海，丝路上胡商来往络绎不绝，典籍中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歌。统一是如此的短暂，战乱旋即接踵而来。五代十国结束了盛唐的辉煌，宋、辽、西夏、金在对峙中变迁，大漠草原孕育出别样的英雄，长江黄河依旧映照着诗意的月光。蒙古的铁骑踏破了欧亚分疆，大明的衣冠讲述着帝国兴衰。康乾盛世如昙花一现，近代的屈辱让中华民族浴血重生。
从夏商周时代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文明史。五千年的风雨历程，让中华民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永不能忘的历史，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看得见的中国史》的根本出发点。《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共14册，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清朝灭亡。着眼于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璀璨的文化和文明结晶，以独特的视角全面深入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紧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根”与“魂”。
通俗流畅的文字叙述，让每一段历史和每一个瞬间清晰可见。《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从编辑体例角度来说，摆脱了市面上历史读物单纯讲故事的单调体例，而是以基本史实为基点，将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分门别类地予以展示。同时以附录的形式，将每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考古发现和思想文化等内容着重予以介绍。全书内容有教科书式的严谨，却没有教科书式的死板生硬，将深厚的理论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讲述出来是该系列丛书的一大特色。
历史遗留的工具、器具、用品、用具、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古代工程和城池等图片素材，则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够被真实地复原与再现。书中这些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内各大博物馆以及英国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日本东京美术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精品图片，与文字内容完美结合，向读者多维展示了中华民族“天人协和、穷极造化”的无穷创造力和智慧结晶。书中所涉及的图片均尽量予以详细说明，使之和正文内容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书中插图尽量避免生搬硬套，让图片真正起到使得历史真正能够“看得见”的作用，这是该系列丛书的另一显著特色。《看得见的中国史》，一部真正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历史通俗读物！
第一章 皇权空前集中的帝国
明朝的皇权集中达到空前的水平，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直接操纵统治大权。在这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下，系统而分工严格的政权机构威力强大，国家依靠它得以清除混乱，开疆拓域，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然而，明朝高度集中的权力设置、严酷的刑法、恐怖的特务机构和权倾朝野的宦官，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僵化和无理由的顺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被牢牢地束缚起来。
1.二祖的集权努力
太祖朱元璋在制度上为子孙后代做出的设计，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代开国者，可谓用心良苦，其统治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分权，以利互相牵制。在建立明朝之后，他设计了一整套利于中央和皇帝集权的统治结构。朱元璋为巩固朱明王朝的万世基业，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权力机构的互相牵制，以便皇帝个人控制；又以分封制将地方权力分散到朱姓王子的手中，但施行这个措施的后果，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朱元璋像朱元璋（1328～1398）是从草莽英雄中涌现出来的帝王。他的成功，就在于很好地把握时机，把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分权：朱元璋的集权之道
朱元璋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分权上做得很彻底，也很极端，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他认为历史上太多的权臣擅权篡位，要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尽管一开始明朝就设置了左、右丞相以防一相专权，但是朱元璋仍不放心。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给左丞相胡惟庸加上威福自用、暗通倭寇、勾结北元、图谋不轨等罪名，将他处死；并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君临百官，将国家与政府首脑合而为一，从体制上保证君主在中央集权政治中的绝对权威。这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忙的皇帝，他每天要看200份奏疏，处理400件政事，每天早中晚3次上朝。在地方，明朝最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废除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设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钱粮民事，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都指挥使司掌军权。三权分立，互不统属，大权归于中央。
军事上，他将开国之初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以防止军权过度集中。各府分别掌管京师和全国各地的都指挥使的军队，又分设左、右都督为长官。孝陵神道朱元璋死后葬于南京孝陵，但很多人怀疑朱元璋并非葬在孝陵里。有人说朱元璋葬在皇城的万岁殿下，有人说葬在城西朝天宫三清殿下，还有人说葬在北京的万岁山……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猜测，恐怕与朱元璋生性多疑，生前又杀人太多，怕人掘墓报仇的心理有关。
监察方面，朱元璋大幅度拆分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他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并扩大御史队伍，置监察御史110人监察百官，巡视民情。作为皇帝的耳目，这些御史一旦受命出巡（称巡按御史），就权同钦差，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对地方官颇有威慑力。都察院中还设置了六科给事中，负责驳正和稽核六部百官之事。深通民情的朱元璋在设置这些官职的时候做了一个聪明的手脚，就是一方面给这些官员以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只给他们低微的品级。巡按御史和给事中只是七品官，但是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弹劾一品大员，这样的权力设置不仅有利于御史更好地发挥监察职能，也有利于皇帝对两方面的控制。另外，朱元璋还设通政司，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给皇帝递送各地承奏上来的奏章、建议和检举文件。它能多途径地收集信息，利于皇帝掌握真实情况，尽快做出处置，防止被下属蒙蔽。
朱元璋对行政、军事、监察等重要权力机构做出了巨大改革，使其权力分散、互相牵制，便于皇帝独断指挥，突出君主意志和绝对权威。象牙腰牌·明官员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中最具特点的内容。图为明代监察御史的象牙腰牌。∷削藩：多磨的事业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分封24个皇子，让他们领兵出镇全国各地。一部分镇守北方，阻挡蒙古贵族的侵扰，如燕王朱棣守北平（今北京），宁王朱权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另外派部分皇子分驻内地，如周王、齐王等，负责监督地方官吏，巩固朱家对全国的控制，将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在北方守边的9王中，燕王、晋王和宁王的势力最为强大，宁王有甲士8万，战车6000。燕王和晋王得到朱元璋的特许，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张军事实力，军中事大者才要奏闻。为防止朝廷中奸臣篡位，朱元璋又规定诸王可以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必要时可以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为防止诸王跋扈，朱元璋又允许后世皇帝在必要时下令削藩。朱元璋认为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但是分封制度造成了地方势力的逐渐强大，中央削藩的目标难以达成，骨肉相残的悲剧很快就发生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鉴于地方诸王势力日渐强大，建文帝与其亲信大臣密谋削藩。他们首先逮捕周王，又拘执代王、囚齐王，并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往塞外，在京城周围和城中部署兵力，准备削除燕王。但是对燕王的秘密逮捕没有成功，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四年以后，朱棣打败了建文帝的军队，占领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这样，建文帝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的任务就落在朱棣的身上。
即位之后，朱棣吸收建文帝失败的教训，积极削藩。在北方掌握兵权的诸王，有的被迁往南方，有的被削去护卫，有的被废为庶人。藩王势力大大削弱，军政大权更加集中到皇帝手中。明成祖朱棣像
2.无规则控制
除了从制度上分散政府权力以加强皇权外，明朝皇帝还用一些非正常手段监控臣民。朱元璋及其后继者在严刑峻法之外，使用廷杖等手段挫杀官员的锋芒，并以文字狱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明朝还发展了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特务系统：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这些非正常的统治手段为明王朝蒙上了阴鸷的面纱。《大明律》书影《大明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还影响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酷刑：挫杀官员的锋芒
政治上的专制集权需要从法律、教育和思想控制等方面来巩固。洪武时期，朱元璋先后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文诰，这些都是完全以君主个人意志制定的。洪武三十年（1397），即朱元璋死去的前一年，颁行《大明律》，这是继《唐律》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部重要法典。明律条文简单，但是严酷异常。终明一代，凌迟、枭首、族诛的案例达数千件，弃市达万余件。特别是明初，刑法极其严酷，加上皇帝屡兴大狱，被杀官员动辄以万计。京官每天早晨入朝，必定与妻子儿女诀别，到傍晚如果平安无事，则相庆多活一日。所以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做官。这样的严酷刑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压制颠覆朝廷的企图。
杀人立威是封建帝王惯用的手法之一。明朝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朱元璋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凡被认为有损皇帝尊严、违背皇帝旨意的言论、文字，当事人都将被处以极刑。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一则贺表中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赞扬朱元璋，但朱元璋认为其中的“生”字暗指自己曾经出家为僧，“光”指其剃光头发，“则”与“贼”字音相近，所以处死了徐一夔。这样捕风捉影的做法，无疑是为了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恐怖气氛，让他们臣服在皇帝的权威之下。午门人们都很熟悉“推出午门斩首”这句话，实际上明、清时午门从未被当作砍头的刑场。明朝大臣在午门承受廷杖，则确有其事。
对官员压制还有一个残酷的手段，这就是有名的“廷杖”。廷杖并不是在太和殿上就痛打官员臀部，而是在午门执行的。廷杖时，有太监在侧监视，众官身穿红衣陪列朝堂，左为中使，右为锦衣卫，各30人，下列旗校百人，手执木棍。宣读廷杖命令之后，一人用麻布兜从肩部套住受刑者上身，使之不能左右移动，一人绑住受刑人双足，露出臀部受杖击。被廷杖者如果侥幸不死，也必须剜去坏肉，医治数月才能痊愈。如果监督的太监说一句“用心打”，那此人必死无疑。终明之世，廷杖不绝于书。武宗正德时期，谏阻皇帝南巡的164名官员被廷杖，死亡11人。世宗时期因为大礼仪之争，廷杖134人，死亡18人。堂堂尚书、翰林被当廷杖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严酷的刑法使明初的政治相当清明，但是这种恐怖统治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尤其在明后期，刑法利器掌握在宦官手中，经常被滥用，使得政治迅速腐败，满朝皆无正直之人，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锦衣卫木印·明木质印信，印面边宽11.5厘米、印面厚1厘米、通高4厘米。此印缩肩平纽，有部分裂纹。印面篆刻“锦衣卫印”，背面刻“成化十四年三法司置”。∷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
明代的特务机构，无论在规模上，在权力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能对很多重大案件做出直接处置。
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曰“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侦察探听在京大小衙门的不公、不法官吏及风闻之事，事无大小，全部上奏。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保卫皇帝，并从事秘密侦缉活动的军事特务机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三年（1370）改为亲军都尉府，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有一支专门的军队。锦衣卫又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这一改变有其特殊的原因。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锦衣卫负责侦缉刑事的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处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5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人，最多时多达6万之众。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着特别强烈的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指挥使象牙腰牌·明
锦衣卫头目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武宗时的钱宁，在他们掌权时，上至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意愿只要稍有忤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明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解缙，就是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活埋进积雪而死的。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非法滥杀太甚，命尽焚锦衣卫刑具，将狱中拘禁的囚犯交付刑部处理，明确地禁止了“诏狱”，将王朝司法权重新归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举措并没有使“诏狱”就此真正消失，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最大的弊政之一。
东厂的发明者是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子的皇位后，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朱棣在起兵过程中得到过一些宦官的有力帮助，他觉得宦官比较可靠。于是他在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出现妖人煽惑造反，虽然被锦衣卫和东厂一网打尽，但是宪宗仍感刺探力量太薄弱，于是增设西厂。令心腹太监汪直掌管，几个月内其规模就超过了东厂，但是5年后由于汪直的失势而被撤销。武宗时期，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另设内行厂。于是东西厂、内行厂、锦衣卫4大特务机构并行，缇骑四出，天下骚动。刘瑾倒台后，武宗才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
3.两个权力中心
明代宦官的专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进行了种种讨论和解释。其实，在认识宦官专权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内阁。明初经过废除丞相、削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使用他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替代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如严嵩和张居正；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宦官由于与皇帝关系亲密，更容易成为权力托付的对象。明英宗像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长子，宣德十年（1435）即位，因年幼由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氏驾崩后，英宗宠信太监王振，导致宦官专权。∷宦官权力的膨胀
太祖朱元璋曾经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事必躬亲；又设置众多互相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因此，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负担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虽然成祖时期设立了内阁协助处理政事，但在明初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信任宦官。成祖朱棣突破祖制，重用太监，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守交阯，设东厂，这些做法与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相同，就是利于皇帝直接控制。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还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智化寺北京智化寺原为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后敕赐名报恩智化寺，由此可见太监在明代的地位。
朱棣的孙子宣宗时，开始设立内书堂，培养用于处理文书的学龄宦官，这些通文墨的太监负责传递奏章和内阁的票拟。一开始，他们只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并没有擅权的机会，到后来他们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染指朝政。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但是当时廷臣依附他的人很少，只有兵部尚书王骥、工部郎中王祐等人，其他的官员都不肯俯首听命。汪直当权时，依附他的人多了起来，但敢于弹劾他们的人也很多，朝廷中派别斗争激烈，但运转勉强正常。到了刘瑾专权时，他在朝中的心腹遍地，流毒满天下，但仍有不屈服的翰林官员。刘瑾每次奏事，都要趁武宗玩耍之时。爱玩的武宗每次都特别不耐烦：“我用你是干什么的？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于是，刘瑾逐渐专决，在自己的私人住所批答奏章，不再呈请皇帝裁决。到魏忠贤专权的时候，自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至四方督抚，都主动依附他，全面打击正直官员，魏忠贤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颠覆朝廷。
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永乐年间，五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大军出征四方，都由太监负责监军。其他如明代的皇庄、矿税、上供、采造等事，都由太监负责。明宪宗像明宪宗朱见深，英宗长子。即位后，宪宗为于谦平反昭雪，并禁止豪强兼并土地。但是，宪宗好游逸，溺于女色，信用宦官。在位期间，任用宦官汪直，设西厂，国政日坏，国库空虚。宪宗在位23年，年号成化，庙号宪宗。∷内阁权力的上升
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裁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由于后继皇帝力不从心甚至懒惰，权力不可避免地开始下移，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作用。
其实，从朱元璋开始就感觉到一人综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所以设立了殿（华盖殿、武英殿）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承旨办事，仅备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成祖即位，特选解缙、胡广、扬荣等7人入直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重大机务，但阁臣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秩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素三彩海蟾纹洗·明正德正德窑的突出成就是创制了“素三彩”新品种，其特征是不用红色，在素瓷胎上直接施釉。孔雀釉瓷的烧制是正德窑的又一成就。
到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六部尚书、侍郎逐渐以殿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除了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他们事实上已经干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等要务。宣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的权力，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权力。所谓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者替皇帝阅看一切内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黑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呈交，供皇帝裁决参考。皇帝看过票拟之后把小纸条撕掉，用红笔写在奏章上颁示，称为批红。票拟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成为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宣宗经常到内阁，令阁臣票拟政事的处理意见。英宗9岁即位，不能处理国事，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为定制。
但是，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怠政造成了朝中争权斗争异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前后163年，其间延访大臣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末期的几年而已，世宗、神宗根本就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政令的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文书官转达给太监，太监再传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成为关键一环。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时仍不理政务，批红的权力落到司礼监太监手中，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魏忠贤生祠旧址明末武清侯李诚铭出资为魏忠贤所建的生祠，崇祯即位后诛魏忠贤，改此祠为药王庙。∷宦官与阁臣的权力互动
明朝中后期，宦官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掌握政权的，最先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
内阁学士不止一人，职任上也无明确的划分规定。严嵩当政时，曾排挤众人，独揽票拟之权，但这种情况未能持久。阁臣对票拟权力的争夺使得内阁本身的纷争加剧。尤其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首辅的权力最大，一切朝政听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职位，大学士结党联朋，互相倾轧排挤，通过种种手腕攫取权柄，一些阁臣纷纷寻找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张居正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就是与神宗小皇帝的贴身太监冯保结成了同盟。通过这样的互相支持，张居正获得了在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力，而冯保也赢得了内廷牢不可破的稳固地位，这种比较完美的配合在明代是很少见的。碧云寺碧云寺始建于元朝。明天启年间，魏忠贤大修碧云寺，在墓地两侧布列了刻工精美的石雕，想葬身于此，但他作恶多端，自缢后被分尸悬首，其党羽将他的衣冠葬于墓中。清朝时他的墓被下令拆毁。
明中后期，阁臣与宦官各自专权成为常态。但无论阁臣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专断独裁是皇帝独有的权力。严嵩和张居正当国，遭到的弹劾不计其数，而刘瑾、魏忠贤专权更是如此。权臣阉竖与朝臣的对抗，导致了政局的极度不稳定，所以当权者无一例外地都要极力压制舆论，如张居正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利用三案大肆屠杀朝中诤臣。在这种打击压制下，朝廷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谄媚结附之风，失去安全感的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纷纷寻找庇护。严嵩当国，朝中充当义子者30余人，魏忠贤更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的庞大党羽。无论严嵩、张居正，还是魏忠贤，都是权势的代表，尽管其为人、功绩有所不同，但所反映出来的明朝政治状态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脱离皇帝之后引起的政局混乱。
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的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自居的。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又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后，必须以皇帝为坚强后盾，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所以，表面上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严嵩像严嵩（1480～1565），江西分宜人。他是弘治年间的进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进武英殿大学士，二十三年任首辅。此人没有政治上的大才略，但凭借文辞取悦于世宗。他又以其子严世藩和亲信为爪牙，排除异己，收受贿赂。在他执政期间，朝政紊乱，鞑靼扰边，倭寇之患日烈。到了晚年，他弄权之迹更加明显，终于被弹劾而解职。
第二章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历经元末农民战争20年的战火，明初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随着新品种的引进，水利的修复，耕地的开垦，明代的农业走向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手工业也进一步发达，尤其是以景德镇为首的陶瓷业，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也得到很大的繁荣，在发达的江南城市，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现象。
1.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太祖洪武元年（1368），经过20余年的战乱与纷扰，元末农民战争终于以朱元璋定都南京而告结束，朱元璋也由一个地道的贫苦农民一跃而为君临天下、抚育万方的统治者。但当时全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几乎陷于全盘崩溃的境地。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腐败荒淫、横征暴敛，农民们几乎无法生存，终于演出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斗争。在农民起义前，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农民战争在沉重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经济。由于战争的破坏，全国大片土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整个社会人口大量减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很多原来繁荣的农业地区都呈现一派荒凉的景象。
当时的城镇经济更是遭到沉重的打击。元朝很多官僚、地主在城市居住，而他们就是农民战争最为直接的目标。大批地主、商人在战争前就开始逃离城市，而更多的居民纷纷参加起义斗争，给城市手工业带来致命的危机。它们不仅失去了必需的劳动力，也失去了广大的农村市场。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城市中进行，战争的胜利者往往对城市进行掠夺与烧杀。历经战火的浩劫，城镇经济以及城市手工业严重萎缩。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无论是为了维护、巩固明朝政权，还是恢复社会经济，进行休养生息已经势在必行。朱元璋及其谋士们，汲取历史经验，为安定民生、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明朝政府招募流亡农民垦荒耕田，实行免税3年甚至永不起科的制度；同时采取移民政策，鼓励人多地少的狭乡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垦荒。洪武三年（1370）六月，明朝政府迁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无地农民4000余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去开垦荒地、经营农业。政府拨给这些农民耕牛等生产工具，发放种子，并且免征3年赋税。以后明政府又多次实行这样的移民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业耕地面积和国家编户人口的增加，昔日的战乱地区渐渐恢复了生机。
针对当时军队开支庞大的现状，明朝政府还实行了军屯政策，也就是要求军队在一定时期进行农业生产，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农业的恢复。
明朝政府重视兴修水利，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自行修建的水利工程与日俱增，其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明代著名的江南海塘工程，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这些劝农政策收到了明显效果。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全国人口迅速增加，耕地面积也大幅度上涨，使得明初“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的景象很快得到改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洪武以后，垦荒、兴修水利仍在继续，据明各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 全国田地共25.8万余平方千米，到宣德八年（1433）增加到28.5万余平方千米。明代人口增长也很快，根据现代学者估测，到万历后期，明代人口很可能达到1亿5千万以上。这样的规模，是在明初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伴随着农业的恢复，城镇经济、手工业也开始恢复与发展。旧有市镇成为商品贸易的中心，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技术也得以改良。
2.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
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开垦，都给明代农业带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随着世界各地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海外的许多农业作物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其中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主要有3种：番薯、玉米、马铃薯，另外还有花生和烟草等经济作物。这些作物大多于明朝中后期从中国的南部开始传入，经过多年的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广泛栽培的重要农作物。
番薯，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名称，但以番薯、山芋叫得比较普遍。根据《金薯传习录》的有关记载，番薯最早由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从菲律宾群岛带回家乡，时间大约是在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后来经福建巡抚金学曾的推广，很快在福建的广大地区传播。由于其产量高，适应性很强，得到很多贫苦农民的喜爱，尤其是灾荒的年代，人们更是将其亲切地叫作“救命谷”。根据《东莞县志》以及《电白县志》的记载，广东地区的番薯大部分自越南地区引进。到明代中后期，番薯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普遍栽种。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更是将番薯从岭南引种到长江流域，并专门写书进行介绍。后来，番薯的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展到黄河流域。番薯
玉米，也是明代开始在中国内地种植。根据有关记载，玉米大约于17世纪后期开始从海外传入中国，很快在中国的大多山地得到普遍栽种。据《植物名实图考》记载：“（玉米）陕、蜀、黔、湖皆曰包谷，山氓恃以为命”。玉米由于适应性强，产量高，又不需要很肥沃的土壤，能够生长在很恶劣的环境，因而得到中国山区农民的喜爱。当灾荒发生的时候，很多农民都依靠种植玉米渡过难关。对于中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抵御自然灾害，玉米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马铃薯，又有名洋芋、土豆或山药蛋等，在中国内地出现时间大约为17世纪后期。清朝康熙年间修纂的《松溪县志》记载说：“马铃薯，……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当时也有很多其他文献记载马铃薯的传播。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云、贵、川等地区都广泛种植马铃薯。玉米玉米，又称玉蜀黍，一年生草本植物，茎高2～3米，籽实可供食用。玉米原产美洲，17世纪后期传入中国。
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花生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南美洲引入的，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现存最早的关于花生从美洲传入中国的文献记载，主要是江浙地区的一些县志，如嘉靖时期的《常熟县志》以及万历时期的《嘉定县志》等书籍。
烟草也叫“淡巴菰”，16世纪中后期开始，从海外分两路传入中国。一路是从南面的吕宋（今菲律宾群岛），伴随南边的商人进入中国南部。据明末名医张介宾所著《景岳全书》记载：“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另外一路，也是在明朝末年，从北面的朝鲜传进中国东北。有《露书》记载说：“（烟草）关外人相传，本于高丽国”。烟草传入中国后，很快在大江南北广泛种植，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花生花生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互生，呈卵形。果仁可以榨油，也可以吃，是重要的油料作物。
3.手工业的进步
明代手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各个生产部门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的质量、数量均有较大提高，工业流程及技术得到改进。明代手工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民营手工业兴旺，在某些生产部门，甚至出现了规模生产，这都是明代手工业发达的具体表现。
明代手工业的部门种类很多，其中规模较大、进步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明代的矿冶业较前朝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洪武末期，政府取消了民间从事矿冶的限制，民营矿冶业繁荣起来。纺织业如棉纺织业以及丝织业也取得相当的成就。明朝中期，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民间造船业迅速蓬勃兴起，东南沿海出现了很多规模较大的造船厂。手工造纸业在明代达到了高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大量造纸作坊。白釉三壶连通器·明永乐永乐窑所造甜白釉半脱瓷器是景德镇单色釉瓷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它不仅釉汁细腻洁白，且胎骨极薄，似乎只见釉层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还可看到上面刻画的云龙花卉和暗款。
明代手工业最具代表性的要算陶瓷。以景德镇为代表，明代的瓷器业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明代的瓷器技术有很大的发展。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很大进步。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制作规范而闻名于世。着色剂使用最多的是进口的“苏麻离青”，烧成后青花部分出现黑斑，与浓艳的青蓝色交相辉映，成为一代绝品。青花鱼藻盘·明
明代彩瓷的出现，更是标志中国瓷器黄金时代的到来。成化时期的斗彩，是彩瓷中的成功代表作。它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彩色相结合的新工艺，使用铁、锰等着色剂，运用不同选料配比，能做出鲜红、油红、鹅黄、姜黄、水绿、叶子绿、孔雀绿等绚丽的色彩，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内容与装饰技巧。到了后来，在成化斗彩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有名的青花五彩瓷器，因为它五彩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青花五彩莲池鸳鸯图碗·明宣德此碗通体施白釉，釉色微闪青。内外均绘有青花五彩图案，主体纹样为腹部的鸳鸯莲池纹，两对戏水鸳鸯，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此碗是迄今发现景德镇官窑明青花五彩瓷器中烧造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作品。
明代的单色瓷器水平很高。明代初年的永乐白瓷，代表中国瓷器史上白釉的最高水平。永乐白瓷胎薄如纸，洁净如玉，几乎只见釉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因其薄如卵壳，被称为“卵幕”。永乐、宣德时期出现的霁红，是在强还原气氛中高温烧制而成的，技术难度很大，是中国古代瓷器技术中一项绝技。明代低温单色釉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化孔雀绿和弘治黄釉。前者是以铜为着色剂的绿釉，颜色与孔雀羽毛的色泽相似；而后者以含铁的矿物为着色剂，色调纯黄，有如初开的葵花，娇嫩晶莹，故有娇黄之称。景德镇的瓷器，由于其数量大、品种多、质量好而畅销海内外。
明代瓷器业，除了景德镇外，还有很多有名的瓷器制造地。如福建德化的白瓷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这种白瓷质地细腻，透明度好，白中透红，被称为象牙白、猪油白、中国白等，也畅销海内外。另外，广东饶平地区的青花、惠阳窑仿龙泉青瓷等，在明代都享有盛名。山西磁州窑系的白釉黑花瓷、黑釉瓷器等在当时也有一定地位。
明代瓷器业的规模很大，仅当时的瓷器制造中心景德镇，从事瓷器生产的人就有10余万人。加上其他窑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和销售人员，瓷器业吸纳了大量人口。素三彩云龙纹盘·明嘉靖本品内外皆饰以云龙纹，涂有黄、青绿、紫等釉色，以黑线描出轮廓。这种制作法为三彩的一种，俗名素三彩，因为器表没有红色釉彩。三彩其实是五彩缤纷的，虽然看来色调简单，事实上已经用了很浓稠明亮色系的釉彩，只是因为色彩的调和，使得整个鲜艳的色彩并不会影响器物典雅的美感。
4.商品经济的活跃
明代衣饰上的凤纹明代农业、手工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对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商品，同时也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发展，各种手工产品出现，则提供了用于交换的商品。到了明朝中叶，商品经济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得到飞速地进步，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雕填彩漆双龙纹长方盒·明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首先表现为商业的发展。全国各省区有不少人纷纷离开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数目迅速上升。万历年间，有学者吕坤指出，当时投身商业经营的人数众多，“（商人）天下不知几百万矣”。商人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全国各地很快连成一个大市场，南方的货物成千上万地运到北方，北方的各种物资也纷纷南下，全国范围的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江南地区、东南地区以及运河沿岸成为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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