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作者）, 卢毅 （译者）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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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文选试读：
译序
翻译“精神分析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部文选的缘起，还要追溯到笔者2016年夏天参加四川大学与巴黎八大（Vincennes-Saint-Denis）联合举办的中法精神分析大会前后，在成都组织的一期关于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的研讨班。当时因备课之故，笔者重读了弗洛伊德相关的德语文本，越发觉得拉康所言在理。弗洛伊德一生著述颇丰，在有生之年还曾荣获歌德文学奖，其行文本来一气呵成、条理清晰。反观国内现有的一些译本，却往往佶屈聱牙，有的甚至内容颠倒、逻辑混乱。除了译者语言能力的问题之外，这一方面是由于绝大部分译者从英译本转译的缘故，因此多少会受到英译本的误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许多译者并非专业从事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人士，对于弗洛伊德相关的思想学说或问题语境了解不深、把握尚浅，对于某一段文句所要表达的内容又疏于推敲、妄加揣测，往往只有一知半解便匆匆下笔，遂成就了些不伦不类的急就章。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于20世纪西方整个思想与文化领域影响甚巨，他本人也完全堪称20世纪西方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我国学界尽管从清末民初便由王国维先生等人引介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陆续由高觉敷、孙名之等老一辈学者从英译本转译出了《精神分析引论》、《释梦》等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代表作，然而时至今日，却依然没有一套从德语直译的“弗洛伊德著作集”——遑论“全集”——问世，这不得不说是国内学界的一大憾事。
然而细细想来，这样一套著作集迟迟未能问世，其中亦有道理可循。坦白说来，尽管弗洛伊德的大名在国内的思想界和文化界早已如雷贯耳，但他实际上所受到的学术待遇却和哥白尼与达尔文等伟大人物一样有着难言的尴尬：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其思想学说都略知一二，但也大都浅尝辄止，鲜有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研究者。如此一来，弗洛伊德在国人眼中更多就成了一位享有高度曝光率的“学术名人”，而非一位严谨治学的思想家。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的主要著作如今都已经有了中译本，有的著作甚至还有好几个译本，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当作大众通俗读物而非专业学术著作来阅读的。平心而论，面对从英文转译而来的各种中译本如今在国内层出不穷、遍地开花的景象，鲜有译者愿意再“锦上添花”，很难为了再增添一个不见得更好的译本而专门花费时间精力去修习德语。
尽管弗洛伊德向来都是以一位科学工作者以及文化研究者的立场来严肃探讨他所处理的每一个问题的，但他的著作既有别于其维也纳大学校友胡塞尔一板一眼的哲学写作，也不同于其在法国的后继者拉康艰深晦涩的诡谲行文，而是大都文笔明快、深入浅出，因此即便对于非专业人士也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也是其思想学说得以像瘟疫一般快速蔓延乃至席卷全球的一个原因。然而，在学术研究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今国内学界，这种雅俗共赏的特性反倒成了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软肋和缺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弗洛伊德乃至整个精神分析在当前国内学界异常尴尬的地位。
具体而言，由于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一般都被归入心理学，而如今国内心理学领域的实证化和量化研究倾向不仅占据主流，而且有增无减，这就使得经常被指责为缺乏实证依据便信口开河的弗洛伊德，如今在国内大部分高校心理系的教学与科研领域即便不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也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边缘人物。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方面被讲究实证的心理学界斥为“玄学”的弗洛伊德学说，另一方面却又给喜好立论高深的哲学界留下了过于肤浅的刻板印象，因此大部分哲学领域的学者都不愿意也不屑于对弗洛伊德进行认真的研究甚至严肃的阅读。可以说，正是以上种种原因叠加起来所产生的“某种”化学效应，最终导致了弗洛伊德在当前国内思想文化界所享有的知名度与其在国内学界实际所处的学术地位之间高度失衡的窘境。
为了改变这一尴尬现状，笔者几年前便开始酝酿从德语原著出发，同时参考较为权威的法语和英语译本，对弗洛伊德的著作进行较为系统的重译工作，以期尽可能还原弗洛伊德学说的原貌。在构思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笔者受到了法语学界翻译出版弗洛伊德著作经验的启发，也打算按照不同主题对弗洛伊德的相关著述进行分类编排，以便更好地体现弗洛伊德在某一主题上思路的连贯性及其立场观点逐渐演变的过程，也便于人们将来围绕弗洛伊德学说的某一主题进行更深入到位的专题性研究。
本书所选录的几篇文章，都是弗洛伊德围绕两性爱情心理以及性心理所展开的研究，其中又以他关于爱情心理学的三篇献文为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作。为了深入了解弗洛伊德写作这三篇文章的动机和目的，有必要对他关于人类性心理的思考过程进行一番简要的回顾。
在1905年《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以下简称《三论》）第一版出版之后，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性心理的整个思想框架已经基本成型。这套思想的核心，便是与“无意识学说”密切相关并且共同构成其两大理论台柱的“幼儿性欲理论”。弗洛伊德最初提出这套幼儿性欲理论，主要是为了系统地解释各种性倒错（包括同性恋、施虐狂/受虐狂等）与神经症（包括癔症、强迫症等）的形成原因以及形成机制。在《三论》初版之后，弗洛伊德认为这一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于是开始着手进行第二步工作，也就是以《三论》当中题为“幼儿性欲”的第二篇论文为基础，继续尝试将这套理论的适用范围从病态人群推广到正常人群，继续尝试用这同一套幼儿性欲理论来解释正常人的性心理乃至其整个心理人格的发展过程。为此，在《三论》初版之后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弗洛伊德首先在其幼儿性欲理论的视角下对正常儿童的性心理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究，发表了《论儿童性启蒙》（1907）这封公开信以及《论幼儿性理论》（1908）这篇专题论文；与此同时，他也对性欲发展与性格（人格）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例如《性格与肛门爱欲》（1908）这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便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此期间，弗洛伊德也逐渐开始对各项局部的、专题性的研究进行评估和总结，试图对当时西方文明社会中男女两性的性欲与性格特征进行初步的归纳，由此写下了《“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神经质》（1908）一文，他在文中对西方当时已盛行了几百年的“清教徒式”性道德是如何促成现代人普遍的神经质倾向这一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不过，弗洛伊德并没有就此满足于对现代西方人在性欲和人格方面的特征进行这种高屋建瓴式的总体把握，而是打算从《三论》探讨青春期转型的第三篇论文（尤其是其中涉及“男女差异”以及“寻找对象”的最后两个部分）出发，继续深入到两性爱情生活与性生活的具体领域，以便进一步增强他的这一整套性欲理论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和背景下，弗洛伊德先后写下了《论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1910）、《论爱情生活最普遍的降格》（1912）以及《处女身份的禁忌》（1918）这三篇融合理论分析与临床探讨、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的重要论文。《论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首先描绘了精神分析师不时会遇到的这样一类男性，他们在选择其爱恋对象的条件方面所表现出来特征乍看起来非常奇特，甚至匪夷所思。弗洛伊德将这些特征概括为以下四点：受伤的第三方，妓女之恋，忠于同一类对象，意图拯救被爱者。在分别对这四点特征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之后，弗洛伊德直截了当地指出：尽管单独从这些特征出发很难想象它们会拥有共同的起源，不过精神分析的经验却表明，它们实际上都是男孩“俄狄浦斯情结”——该术语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正式登场亮相——的产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男孩在无意识层面过度依赖和固着于母亲的结果。接下来，弗洛伊德就从这一立论出发，对上述四种特征逐一进行了解说。
其一，在俄狄浦斯期男孩的幻想中，和母亲在一起的应该是男孩自己，而父亲正是受伤的第三方。由于其俄狄浦斯情结消解得不够彻底，这类男性于是就将幻想中的这一特征（受伤的第三方）作为其选择对象的条件之一保留了下来，因此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病态色彩。其二，堕落的妓女与圣洁的母亲，这两个形象尽管在男性的意识层面天差地别，但她们在其无意识层面实则同出一源。在经过了性启蒙的男孩眼中，母亲不纯洁的、“卖身”给另一个男人（父亲）的那一面实则与妓女无异，但由于男孩在意识层面无法接受这一点，母亲的形象便因此一分为二，分裂成了纯粹圣洁的母亲和彻底堕落的妓女两个极端。与此相应，男孩起初对于母亲的依恋，也就随之分化为对于类似母亲之人的温情之爱以及对于类似妓女之人的肉欲之爱。在这两股潮流缺乏整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只会对水性杨花、声名狼藉的女人产生激情，这就是所谓的“妓女之恋”。其三，由于在无意识层面对母亲产生了过度的依恋和固着，因此这类男性在对象选择方面很难摆脱母亲的阴影。他在选择对象时似乎表现出了某种强迫式的重复，始终以母亲作为爱恋对象的“原型”和标准，因此这些对象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甚至可被视为构成了一个近乎重复的序列。其四，由于拯救一个人是报答他的最好方式，因此当男孩得知父母对他有生育之恩后，他往往会在幻想中让父母身处险境，好让自己以英雄般的方式拯救他们，从而报答他们——弗洛伊德表示，这种进行报答的意图与幻想，有时候甚至可能含有和母亲生一个孩子的乱伦意味。这类男性同样也将这部分幻想场景带入到了其成年的爱情生活中，通过将对方描绘成处境危险的（例如在道德上容易堕落的），从而突显了扮演拯救者的自己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论爱情生活最普遍的降格》这篇论文，其标题中“最普遍的”这一修饰语恰好与前文标题中的“特殊”一词形成了鲜明对照。不过，它所探讨的内容实际上却是紧接着上一篇文章的论题与思路而来。甚至可以说，弗洛伊德写作此文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为了从上一篇文章关于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分析，过渡到关于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普遍倾向的探讨。在他看来，上述特殊类型只不过是某种普遍倾向的典型化或极端化体现。文章的标题“爱情生活最普遍的降格”这一表述其实可以做多种解读。Die allgemeinste Erniedrigung des Liebeslebens，除了可以像弗洛伊德本人所明确表示的那样，被理解为男性在性对象的选择方面普遍呈现的“堕落（Erniedrigung）的”肉欲化倾向，也可以被解读为男性在面对温情对象时普遍存在的“屈辱”（Erniedrigung）的心理性无能倾向。最终还可以综合上述两种理解，认为“爱情生活最普遍的降格”，根本上就在于肉欲和温情这两股潮流在爱情生活中最普遍的分离倾向。弗洛伊德表示，正是由于肉欲和温情这两股潮流在男性爱情生活中的这种分离，导致许多男性在爱的时候就不欲望，在欲望的时候就不爱。这样一来，也就导致男性在面对以母亲纯洁的形象为“原型”的温情对象时，普遍会出现心理性无能的状况，并且女方越是身份高贵、纯洁无瑕，男方就越难以一展雄风；而在面对以妓女堕落的形象为“原型”的肉欲对象时，又普遍会表现出对于对方人格上的贬低和侮辱，并且女方的人格越是遭到贬低、其地位越是接近于妓女，男方就越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性能力。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在本文中对女性的心理性冷淡问题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女性的心理性冷淡与男性的心理性无能尽管并不完全对称，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可比性。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由于在成长过程中长期受制于性方面的禁忌，因此在其无意识层面，性欲与禁忌之间反倒经常会形成一种紧密而微妙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具体就表现为：往往只有在禁忌出现的地方，长期习惯于受其压制的性欲才会出现。如此一来，结婚之后的女性尽管已被允许进行合法的性行为，但她们在这种合法的性关系中往往态度冷淡，提不起“性趣”，却反倒能够在秘密的地下情或非法的婚外恋中重新找回对爱的渴望与激情。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弗洛伊德指出：男性在性对象方面的降格以及女性在性生活方面的禁忌，二者其实都是文明教化所要求的大大延长性成熟与性活动之间间距的结果，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扮演了克服男性心理性无能与女性心理性冷淡的补救措施，尽管根本上也正是这种倡导节欲的文明导致了这两类心理病症。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弗洛伊德却没有因此而像他的门徒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后来所做的那样主张性革命与性开放，也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文明教化与道德约束的合理性乃至必要性，而是辩证地指出：正是禁忌与压抑的存在，才使得人类不再只是容易满足也容易空虚的动物，而是造就了爱情令人心驰神往的魅力，并且为人类文明积蓄了创造与升华的能量以及发展与前进的动力。弗洛伊德最后表示：尽管压抑必然会以文明人罹患各种心理疾病的风险为代价，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它的非偏向性要求它仅限于揭示其中的关系与机制，至于衡量其中的利弊得失，则并非精神分析的任务所在。《处女身份的禁忌》一开篇，弗洛伊德便首先呈现了一组对比鲜明的现象：在西方当时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妻子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因此女性的处女身份理所当然就成了男性择偶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女性的处女身份却恰恰是其未来丈夫的禁忌，必须由未婚夫之外的其他人来对她施行实质性的或象征性的破处仪式。在弗洛伊德看来，在原始民族当中广泛存在的这一现象并不构成原始人不重视处女身份的证据，而是恰恰表明他们也有某种“处女情结”，只不过这种“处女情结”与西方所谓文明社会的“处女情结”侧重点不同：如果说后者是从父权制与私有制的立场出发，认为妻子将其处女之身保留给丈夫将有助于她对丈夫形成高度的依恋与忠诚，那么后者则是出于保护未来的丈夫以及夫妻关系的考虑，认为未婚夫应该回避对未婚妻实行破处之举。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破处行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危险或恐慌，以至于未婚夫只有通过回避才能得到保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弗洛伊德首先列举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解释，分别是原始人对于血的禁忌、对于新生事物的恐惧以及对于女性的普遍恐惧，但他认为这三种解释都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其一，原始人对于血的禁忌并不是全面性的，在我们看来非常残忍的种种割礼同样要见血，但却依然风行，因此“血禁忌”并不构成处女身份禁忌的充分条件。其二，由于原始人对于一切新生事物都存在普遍的焦虑，因此初次性交在原则上也必然会引发焦虑，但这种焦虑感何以必然强大到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以至于不得不找其他人代以行使丈夫的职权，这里却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其三，原始社会中的男性的确可能会出于种种原因（例如认为女性会消耗其精力，甚至会出于两性之间的差异性将女性妖魔化）而对女性怀有某种普遍的敌意，但即便存在这种普遍的敌意，却也还是不足以解释这种专门针对处女身份的特殊禁忌。
弗洛伊德进而表示，这种处女身份的禁忌背后必然存在更深层的心理因素。精神分析的经验表明，这个因素就是以“阴茎嫉妒”为核心的女性俄狄浦斯情结或双亲情结（荣格则称之为“厄勒克特拉情结”）。如果说弗洛伊德为“爱情心理学”这一主题贡献的前两篇论文主要是以男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男性的爱情心理与性心理的话，那么他写下这第三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目的，则是试图用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来说明女性的性爱心理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他看来，破除处女身份这一举动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初次性交通常会让女性在生理上感受到剧烈的疼痛，也不在于性爱美好憧憬的破灭会给女性在心理上造成巨大的落差，而是在于男性阴茎的插入会激发或唤起女性早年出于“阴茎嫉妒”而对男性怀有的强烈抗议和深深敌意。这种敌意性及其转化而成的攻击性可能表现得如此强烈而持久，以至于她今后都难以与夺走其处女之身的那个人和平共处，更谈不上美满“性福”。弗洛伊德随后又援引大量日常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的事例，以表明女性的这种“破处之恨”可能表现出多么大的杀伤力，从而试图说明原始人为了保障家庭和谐而将处女身份确立为一项禁忌的合理性。
本书所选录的另外两篇文章，同样也与两性爱情心理密切相关。《神经症患者的家庭浪漫传奇》（1909）探讨的是神经症患者在童年时期广泛存在的一类幻想活动。由于这类幻想主要是围绕着孩子与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符合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架构，并且富有浪漫的传奇色彩，因此弗洛伊德称之为“神经症患者的家庭浪漫传奇”。这类往往是有意识的幻想活动一般发轫于童年早期，并且在青春期之前达到顶峰，随后便淡出意识领域。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在上述三篇文章中所揭示的那样：尽管它们很可能从此在意识领域销声匿迹，但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继续在无意识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完全有可能是致病性的，完全有可能导致当事人变成一位在未来的爱情生活与性生活中表现异常的神经症患者，因此对这类幻想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了解相关神经症的病理过程与形成机制。
在《自恋引论》（1914）当中，弗洛伊德同样对两性的爱情心理与性心理进行了探讨。相关内容的篇幅尽管不算多，却相当有分量。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正式引入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恋”概念——尽管它在弗洛伊德文本中的出现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将其界定为力比多或性冲动对于自我的投注，并且进一步区分了力比多处于自我当中的原始状态，即“原初自恋”，以及力比多在被投注到外界对象上之后被重新收回自我的状态，即“继发自恋”。弗洛伊德进而表示，人类性爱对象的“原型”有两个：其一是作为力比多原始投注对象的自我（自身），其二是性满足最初所依托的外部对象，即婴儿的喂养者（通常为母亲）。如此一来，人的对象选择也就相应分为两大类型：其一是以自己本人（所是/曾是/想是的样子或自身曾经的一部分）为原型的“自恋型”，其二是以喂养者（母亲）［弗洛伊德后来又加上了保护者（父亲）］为原型的“依恋型”。弗洛伊德继而指出：大部分男性的对象选择属于依恋型，亦即以母亲作为对象的理想形象（这点在之前探讨男性对象选择的特殊类型以及普遍倾向时已经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大部分女性则属于自恋型，她们真正爱的其实是自己，因此她们更喜欢被爱而不是主动去爱，同时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自恋对于许多男性非常具有魅力，这是因为这些男性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儿时曾经拥有却不得不舍弃的自恋。不过，弗洛伊德随即也补充道：同样有一些自恋的女性也可以有对象，其中的情况既包括母亲以曾经是其自身一部分的孩子作为她爱的对象，也包括曾经的“假小子”通过找一个男性对象来替代性地满足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
弗洛伊德在《自恋引论》中对两性心理所展开的上述这些极具洞见、发人深思的剖析，使得这篇文章完全有资格跻身其爱情心理学研究优秀作品的行列。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写作这篇文章的用意却不止于此。正如他本人在文中所坦陈的那样，他写作本文的直接动因，乃是在此前几年（1911）对施瑞博（Schreber）庭长这位妄想狂的自传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其主要建立在转移神经症研究基础上的力比多理论，在解释这类非转移性的神经症方面遇到了困难，并由此遭到了荣格的挑战和歪曲。因此，弗洛伊德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澄清他本人的立场与观点，通过正式引入“自恋”概念，并且对“原初自恋”与“继发自恋”、“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等概念进行明确区分，由此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其力比多理论，使其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妄想狂、妄想痴呆等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与病理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自恋引论》堪称弗洛伊德在心理病理学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重要作品。不仅如此，由于弗洛伊德在深化其力比多学说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性冲动及其可能经历的命运（压抑、升华、理想化等）展开颇具启发性的探讨，并且也已经开始对自我的结构与功能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因此《自恋引论》同时还是弗洛伊德接下来一段时期包括《冲动以及冲动的命运》（1915）在内的一系列元心理学研究的先声，以及他在20年代正式提出的“第二区位论”（它—自我—超我）的引论——正如拉康后来准确指出的那样。
在本书的编排、校订与出版的整个过程中，编辑哲泓兄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华东师大出版社六点分社的社长倪为国先生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与鼓励，让我深受感动。我在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本书是笔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译作，虽然笔者在整个翻译与校对的过程中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怠慢，但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希望各位方家与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以期将来能有更多好的弗洛伊德著作译本与大家见面。卢毅二〇一七丁酉年春于申城何陋居
神经症患者的家庭浪漫传奇（1909）
［227］成长中的个体摆脱父母的权威，这是发展过程中最为必要也最为困难的一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完全有其必要性，并且人们可以设想，每个健康成长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项任务。的确，社会的进步毕竟有赖于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对立性。另一方面，存在这样一类神经症患者，人们发觉他们在这项任务上的失败对于其处境形成了制约。
对于小孩子而言，父母起初是唯一的权威和一切信仰的源头。变得和双亲中同性的那一方一样，变得和父亲和母亲一样强大，是童年这段时期最强烈、最具有影响力的愿望。不过，随着智力的不断发展，孩子不可能不逐渐认识到父母所属的范畴。他认识了别人的父母，把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做比较，并因此［228］有权质疑自己父母的无可比拟和独一无二。在孩子的生活中引发不满心态的小事给了他批评父母的机会，并且让他把别人的父母在很多方面都更可取这一既有认识，用于向其父母进行这种表态。我们从神经症心理学得知，在性方面最强烈的敌对性［心理］活动和其他［心理］活动在此共同发挥着作用。这些动机的主题显然是受到冷落的感觉。只不过，让孩子受到冷落或者至少让他感觉自己受到冷落的场合太多了，这时他会怀念父母完满的爱，尤其会对必须和其他兄弟姐妹分享这份爱感到遗憾。他个人的喜好未能得到足够的回应，这一点于是就在下面这种想法中找到了出气口，而这种想法从童年早期开始就经常会被有意识地回忆起来，即他是一位继子或一位养子。许多后来没有患上神经症的人经常回想起他们——大多受到阅读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并回应父母表现出敌意的场合。不过这里已经显示出了性别［所产生］的影响，男孩更多表现出对他父亲而非母亲的敌对行为，并且相比于想要摆脱母亲而获得自由的倾向，他所表现出的想要摆脱父亲而获得自由的倾向要强烈得多。女孩在这方面的幻想活动（Phantasie-tätigkeit）可能表现得要弱得多。在这些被有意识地回想起来的童年期心理活动中，我们找到了让我们能够理解神话的因素。
接下来，很少被有意识地回想起来却又几乎总是被精神分析事后证实的，便是这种已经开始了的疏远父母的后续发展阶段，人们可将其命名为“神经症患者的家庭浪漫传奇”。［229］下面这种完全特殊的幻想活动一定属于神经症的本质［特征］，不过也属于一种较高天赋（Begabung）的本质［特征］：这种幻想活动最早出现在童年时期的游戏中，而现在大约开始于前青春期（Vorpubertät），并且延续了家庭关系这一主题。这种特殊幻想活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广为人知的做白日梦（Tagträumen），它在青春期之后依然大大延续了下去。对这些白日梦的一种细致观察告诉我们，它们服务于让生活回到正轨的愿望，并且首先有两个目的：爱欲的（erotische）和雄心勃勃的（ehrgeizige）（不过在雄心勃勃的目的背后，多半也会安插有爱欲的目的）。在上述时期，孩子的幻想会忙于执行这样一项任务，即摆脱被贬低的父母，并且用通常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来取代他们。在此，［幻想］与真实经历（对于封地领主或土地所有者以及宏伟都市的认识）之间偶然的巧合派上了用场。这些偶然的经历唤起了孩子的嫉妒，而这种嫉妒体现在了用更高贵的人物来取代父母这样一种幻想中。在构建这些幻想——它们在这时候显然是有意识的——的技艺方面，一切都取决于孩子所拥有的技能与材料。同样还涉及到在经过或多或少的努力之后，幻想是否达到了逼真的程度，是否得到了精心的加工制作。孩子在尚缺乏关于［婴儿］出生的性知识时，就达到了这一阶段。
之后，随着对于性关系中父亲和母亲各自不同角色的认识，孩子理解了“父亲总是不确定的”（pater semper incertus est），而母亲是“确定无疑的”（certissima），于是家庭浪漫传奇受到了一种特有的限制：它满足于提升父亲的地位，［230］而将母亲的出身视为某种不容更改的东西，不再对其加以质疑。家庭浪漫传奇的这第二个阶段（性欲阶段）还带有第一个阶段（非性欲阶段）所缺少的第二种动机。随着对于性爱过程（geschlechtlichen Vorgänge）的认识，出现了喜欢描绘色情场景与色情关系的倾向，这背后动机是将母亲——这个最容易在性方面让人产生好奇的对象——带入秘密的不忠情境与秘密的爱情关系中的乐趣。通过这种方式，最初那些与之类似的不带性欲色彩的幻想被带到了现在这种认识的高度。
此外，之前处于显要地位的报仇与报复的动机，在此也有所表现。神经症儿童多半都在被父母制止性方面的坏习惯时受到过惩罚，如今他们就通过这类幻想来报复他们的父母。
后出生的孩子非常特别，他们通过这种虚构（完全就像历史上的阴谋）来剥夺先于他出生之人的特权，并且往往并不羞于将与自己现有的竞争者数量相当的爱情关系归于母亲。这种家庭浪漫传奇的一种有趣的变体，就是身为创作者的主人公将自己归为合法的，与此同时却用这种方式将其他兄弟姐妹作为私生的而加以铲除。在此，还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可能会左右家庭浪漫传奇的方向，后者因其多面性及其多用途性而可以迎合各种要求。于是，小幻想家例如就会用这种方式抹除对他产生过性吸引力的姐妹与他的血缘关系。
谁要是对儿童心灵的这种堕落感到不寒而栗，甚至想要对这种事情的可能性进行反驳，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看上去如此充满敌意的虚构其实并没有那么恶毒的意味，［231］并且它们在简单的伪装之下保存着孩子所遗留下来的对于其父母最初的温情（Zärtlichkeit）。这只是表面上的不忠不孝与忘恩负义，因为如果人们去深究这些浪漫幻想最常见的细节，也就是用更高贵的人来取代父母双方或者只是父亲一方，那么就会发现这类新的、高贵的父母一律都带有这样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全都源于对现实中身份更加低微的父母的真实回忆，因此孩子其实并没有铲除父亲，而是提升了他。用一位更高贵的父亲来取代现实的父亲，这整个努力只不过表达了孩子对于已经逝去的幸福时光的向往。曾几何时，在他心目中，他的父亲是最高贵且最强大的男人，他的母亲是最可爱且最美丽的女人。他背离他现在所认识的这位父亲，转向他在更早的童年时光所信仰的那位父亲，而幻想其实只是表达了对于这段幸福时光一去不复返的遗憾。因此，对于最早的童年时光的过度拔高（Überschätzung）再次合情合理地出现在了这些幻想中。来自梦的研究为这一主题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对梦的诠释告诉我们，即便在后来的岁月里梦见皇帝或女皇的梦中，这些尊贵的人物也都意指父亲和母亲。由此可见，正常成年人的梦中也保留着孩子对于父母［地位］的过度拔高。
爱情生活心理学献文
之一：论男性对象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1910）
［66］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都在让诗人为我们描绘人们根据哪些“爱的条件”（Liebesbedingungen）来进行其对象选择（Objektwahl），以及他们如何使其幻想（Phantasie）的要求与现实达成一致。诗人也具有不少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特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感知他人隐蔽内心活动的敏感性以及大声表露其自身无意识（Unbewußte）的勇气。不过，他们的说法作为知识的价值却由于某种情况而打了折扣。诗人是以获得理智上和审美上的快感以及特定的感受效果为前提的，为此他们无法展示现实素材的原貌，而是必须隔离出其中的一部分，消解起干扰作用的关系，对整体进行调和，并替补缺失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诗的自由”（poetischen Freiheit）这样一种特权。［67］对于他们所描绘的这些既成心理状态的起源与发展，他们可能也只表现出了很少的兴趣。因此，就不免要让更笨手笨脚也更少带来快感的科学来处理同样的材料，而诗歌对这些材料的加工千百年来则一直都让人们倍感愉悦。这些评论或许能够说明对人类的爱情生活也进行一种严格科学探讨的正当性。对于我们的精神运作而言可行的快乐原则（Lustprinzip），科学恰恰是对它最为彻底的弃绝。* * *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当中，人们有很多机会去获得关于神经症患者爱情生活的印象，并且人们可以回想起来，在一般健康的人甚至出类拔萃的人那里，也可以观察到或者体验到类似的表现。由于［现有］的材料碰巧有利于加深某些印象，因此就使得一种独特的类型较为清晰地突显了出来。我在此首先要描绘男性对象选择的这样一种类型，因为它以一系列“爱的条件”为特征，而这些条件的会集是不可理解的，甚至压根就是离奇的，也因为它允许精神分析为其提供一种简单的解释。
1）这些爱的条件中的第一项可以说简直是特有的，人们一旦发现它，便可以顺藤摸瓜地去寻找这种类型的其他特征。人们可以称这项条件为“受伤的第三方”（Geschädigten Dritten），它的内容在于：当事人从不把一位还是自由身的女人——也就是一位少女或一位单身女性——选为爱的对象，而只会选择下面这种女人，即身为丈夫、未婚夫或男友的另一位男人有权占有的女人。这项条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地蛮不讲理，以至于同一个女人［68］只要不属于任何人，她就有可能先被忽视甚至鄙视，而一旦进入到与其他男人的上述这类关系中，她就立刻会变成迷恋（Verliebtheit）对象。
2）第二项条件可能更不固定，却并非更不醒目。这种类型［的条件］只有通过与第一种结合才能实现，而第一种类型［的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单独出现。这第二项条件意味着：贞洁的并且让人放心的女人从来都不具备把自己提升为爱的对象的魅力，而只有无论如何在性方面声名狼藉、其忠诚度与可信度都值得怀疑的女人才有这样的魅力。最后这个特征可以有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从一位不反感打情骂俏的已婚妇女蒙上阴影的名声，直到水性杨花或擅长情场做戏的女人公开的多偶制生活方式——不过属于我们［所探讨的］这种类型的男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女人。人们可以稍显粗陋地将这项条件称为“妓女之恋”（Dirnenliebe）。
正如第一项条件为满足好斗的、敌对性的活动——这些活动针对的是那个男人，［当事人］从他手中把所爱的女人抢了过来——提供了条件，女方的妓女资质（Dirnenhaftigkeit）也与争风吃醋（Eifersucht）的活动有关，而争风吃醋似乎是此类求爱者的一项要求。只有当其可以争风吃醋的时候，他们才会激情澎湃，女方才会获得其充分的价值，而他们从不会错过让自己体验到这种最强烈感受的任何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可能被人们怀疑与爱人有染的，并不是争风吃醋所针对的所爱之人的合法占有者，而是新出现的陌生人。在最突出的情况下，求爱者不会表现出丝毫想要独占女方的愿望，并且在［69］三角关系中表现得如鱼得水。我的一位病人，他曾经可怕地遭受了他夫人的出轨，却没有对他们的婚姻提出任何异议，而是想方设法地维系着这段婚姻，他在那些年从未对那个男人表现过一丝醋意。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是：尽管在第一段爱情关系中曾经对［女方的］丈夫满怀醋意并且强迫女方终止与丈夫的婚姻关系，然而在他后来的众多关系中，他却表现得和［属于这种类型的］其他人一样，而不再把合法的丈夫视为麻烦。
接下来的几点所描述的不再是爱的对象所要达到的条件，而是求爱者面对他所选择的对象时的表现。
3）在正常的爱情生活中，女性的价值是由她在性方面纯洁无瑕的程度来衡量的，并且会由于贴近妓女资质的特征而遭到贬低。我们所探讨的这种类型的求爱者，却把带有这种特征的女人当成最值得爱的对象，这就明显偏离了常态。与这类女人的爱情关系会产生最高程度的精神消耗，直至耗尽其他所有的兴趣。她们是这样一类独一无二的人，人们可以去爱她们，而无论人们对自己提出的［保持］忠诚的要求在现实中可能被打破多少次，每次都还是可以再提出来。在上述这种爱情关系的特点中，有一种强迫性的（zwanghafte）特征表现得极其明显，它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所有迷恋的情况。不过，人们不能从忠诚以及绑定（Bindung）的强度得出这样一种预期，即这样一段爱情关系满满占据了当事人的爱情生活，或者它只在其爱情生活中上演过一次。倒不如说，对于这同一类特点——其中每一个特点都是［70］对其他特点的精确复制——的热情在属于这种类型之人的生活中多次重复，甚至爱的对象也可能由于外部条件（例如居住地或环境的改变）而非常频繁地彼此更替，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漫长的系列。
4）让观察者最为惊讶的，当属这类求爱者本人所表露出来的“拯救”所爱之人的趋势。男方坚信所爱之人需要他，坚信如果没有他的话她就会失去一切伦理操守，并且会立刻堕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这样一来，他就通过不放弃她而拯救了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引证爱人在性方面的不可靠以及她岌岌可危的社会地位来说明拯救意图的正当性，不过这种意图在缺乏这类现实依据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得同样明显。属于上述这种类型的一位男士，他懂得通过高超的诱惑技巧以及花言巧语赢得他夫人的芳心，后来在这段爱情关系中则不遗余力地想要通过自己创作的（宗教）小册子把当时的爱人保持在“贞洁”的道路上。
纵观此处所描绘的形象的各个特征——所爱之人的不自由与妓女资质的条件，上述这类女性的高度价值，对于争风吃醋的需要，能够经受住一系列中断的忠诚，以及拯救的意图——人们不太可能会认为它们同出一源。然而，对于所考察的这种人的生活史进行深入的精神分析研究，却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推论。这种特定的对象选择以及如此特殊的恋爱表现和正常人的爱情生活有着相同的精神来源，它们都源自婴儿期对于母亲的温情固着（infantilen Fixierung der Zärtlichkeit an die Mutter），并且展示了这种固着的一条出路。在［71］正常的爱情生活中，只剩下很少的特征会明确透露对象选择的母性原型（例如年轻男人嗜好较为成熟的女士），投向母亲的力比多相对来说很快就解除了。相反，在我们［所探讨］的这类人那里，力比多在［当事人］进入青春期之后依然长期停留在母亲那里，以至于后来所选择的爱的对象始终带有母亲的烙印，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母亲的替代者。这里自然会想到用新生儿颅骨的形成来进行类比：在出生的过程被拖长之后，孩子的颅骨必然会呈现母亲骨盆口［的形状］。
我们现在也许不得不说，我们［所探讨的］这种类型的特征、爱的条件以及爱的表现确实都源于母性情丛（mütterlichen Konstellation）。这点对于第一项条件即女人的不自由或受伤的第三方最容易讲得通。人们随时都可以承认，对于在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母亲属于父亲的事实成了母亲的本质［特征］当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而除了父亲本人之外，没有人是受伤的第三方。将所爱之人过度拔高为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人，这个特点同样理所当然地适用于幼儿期的［母子］关系，因为谁都只有一位母亲，并且［孩子］与她的关系是以无可置疑且不会重复的事件为基础的。
如果说在我们［所探讨的］这类人那里，爱的对象首先是母亲的替代者，那么看似与忠诚的条件如此截然相反的系列的形成（Reihenbildung）也就可以理解了。精神分析还通过其他例子告诉我们，在无意识（Unbewußt）中起作用的无可取代之物，往往会由于消解而呈现在一个无尽的系列中。［72］之所以是无尽的，乃是因为任何替代者都达不到孜孜以求的那种满足。这样一来，处在某个年龄段的孩子总爱提问的乐趣就通过下面这点得到了解释：即他们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但却迟迟没有开口，许多为神经症所苦之人的喋喋不休正是出于一个秘密的压迫，他们即便竭尽全力也无法吐露这个秘密。
相反，第二项条件，即所选对象的妓女资质，似乎和衍生自母亲情结（Mutterkomplex）这一点大相径庭。就成年人意识层面的想法而言，母亲的人格通常表现为具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道德纯洁性，并且没有什么比有人从外面质疑母亲的这一特征更具有诽谤性，也没有什么比从内心对此产生怀疑更令人痛苦。不过，由于我们长期有过这样的经验，即在意识中分裂为两个对立部分的东西在无意识中往往合而为一，因此“母亲”与“妓女”之间最为尖锐的这种对立关系，就促使我们去研究这两种情结的发展史及其无意识关系。研究把我们带回到了生命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大概是前青春期的年纪，此时男孩刚刚对成人之间的性关系有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认识。残酷的消息——它们显然趋于引起鄙视和反感——告诉了他性生活的秘密，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因为成年人的权威显得与对其性活动的揭露互不相容。在这些公开的揭露中，对于刚涉世的孩子影响最大的，当属这种公开揭露与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听［到这类信息］的人常常会用下面这种说法直接对其加以否认：你的父母和其他人有可能干这种勾当，但我的父母绝不可能。
［73］作为“性启蒙”通常都会附带［产生］的结果，男孩同时也会得知这样一些女人的存在：她们为了营生而从事性行为，并因此受到大家的鄙视。他本人会和这种鄙视保持距离，而一旦得知可以从她们那里开始迄今为止都作为“大人”专属保留项目的性生活，那么他对这些不幸之人只会产生一种渴望与害怕的混合［情感］。当他无法再坚持要求把他自己的父母作为性活动这种肮脏常态的例外时，他就会做出一种玩世不恭的修正，说母亲和娼妓之间的差距毕竟没有那么大，因为她们所做的在根本上是同一回事。具有启蒙作用的消息激起了他内心中童年早期印象的记忆痕迹（Erinnerungsspuren）和愿望（Wünsche），并由此重新引发了他的某些心理活动。他开始在新获得的意义上欲望母亲本人，并且重新恨恶起作为对手横亘在这愿望面前的父亲。正如我们所言，他陷入到了俄狄浦斯情结（Ödipuskomplexes）的统治之下。他没有忘记针对母亲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且把它放在一种不忠的语境下加以考察：她没有把性交这项福利送给他，而是送给了父亲。如果没有迅速翻过这一页，那么这些［心理］活动的出路，就不外乎在种种幻想（它们以各种情境下母亲的性活动为内容）中肆意蔓延，而这些［心理］活动的张力也非常容易导致手淫行为并在其中得到释放。由于色欲（Begehrlichkeit）和寻仇（Rachsucht）这两个起推动作用的动机长期的共同作用，受到［男孩］青睐的无疑是母亲不忠的幻想。与母亲犯下不忠的情夫几乎总是带有［孩子］本人自我（das eigene Ich）的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带有［孩子］本人［74］被理想化了的、通过让年龄变得成熟而被提升至父亲水平的人格。我在别处所描绘的“家庭浪漫传奇”包含了这类幻想活动的多种形态及其与这一生命时期各种自我兴趣（egoistischen Interessen）之间的交织。根据对心理发展这一阶段的洞见，我们可以发现从母亲情结直接推出爱人的妓女资质这项条件不再是矛盾重重且不可理解的。我们所描绘的这种男性爱情生活带有这一发展史的痕迹，并且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对男孩青春期幻想的固着，这些幻想后来却依然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出路。可以毫无困难地设想，青春期频繁的手淫为这些幻想的固着做出了贡献。
拯救所爱之人的趋势似乎和这些支配现实生活的幻想仅仅处在一种松散的、表面的并且通过意识层面的说明就能穷尽的关系中。爱人会由于其善变和不忠的倾向陷入危险，由此便可以理解求爱者通过监视她的贞操并与她的坏倾向作斗争，来努力保护她免于这些危险。同时，关于人类记忆屏（Deckerinnerungen）、幻想以及夜梦的研究表明，这里存在对一种无意识动机非常成功的“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它可以与梦中完美实现的二次加工（sekundären Bearbeitung）相提并论。实际上，拯救的动机有其自身的意谓和历史，并且是母亲情结，或者更严格地说是［75］双亲情结（Elternkomplexes）的一种独立衍生物。当孩子听说他的生命要归功于双亲、是母亲“赋予了他生命”时，他身上温情的［心理］活动就会与渴望长大、争取独立的［心理］活动联合起来产生这样一种愿望，即通过一种相似的报答来偿还双亲的这种赠予。这就如同男孩的挑衅（Trotz）想要说：我不需要父亲的任何东西，我会把他为我花费的一切都还给他。于是他就形成了把父亲从一场生命危险中拯救出来的幻想，由此就和父亲扯平了，而这种幻想经常会移置（verschiebt）到皇帝、国王或者一般是某位伟人头上，并且在经过这种变形之后可以被意识到，甚至可以为诗人所用。当拯救的幻想用到父亲头上时，挑衅的意味更重；用在母亲头上时，大多则是温情的意谓。母亲赋予了孩子生命，而用某样等价的东西来交换这件独特的礼物并不容易。通过意谓上的稍稍转变，正如在无意识中易于做到的那样——人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如同意识层面的概念之间的滑动——拯救母亲就获得了这样一种意谓：送给她或为她制造一个孩子，当然是和自己本人一样的孩子。这和拯救的原始意义相差并不太大，意谓的转变并非是任意的。母亲把生命赋予了自己这个人，人们为此把另一个生命、和自己本人颇为相似的一个孩子的生命赋予她。通过许愿从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儿子，也就是说在拯救的幻想中完全让自己认同（sich identifiziert mit）父亲，儿子由此表明自己是值得感谢的。温情的、感恩的、淫秽的、挑衅的、自立的，所有这些冲动（Triebe）都在变成自己的父亲这样一个愿望中得到了满足。危险这个因素也［76］没有因为意谓的转变而消失。出生这件事本身就是危险，人们通过母亲的努力而从中得救。出生作为后来会让我们感到焦虑（Angst）的一切生命危险的原型（Vorbild），它同样是最首要的生命危险，而出生的经历很可能为我们留下了我们称之为“焦虑”的这种情绪表达。苏格兰传说中的麦克白并非由母亲分娩所生，而是从母亲体内剖腹取出，因此也就不知道焦虑为何物。
古代的解梦者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说得很有道理，梦随着梦者其人的变化而变化。按照适用于无意识思维表达的法则，“拯救”的意谓视其出于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男人而变化。它既可能意味着制造一个孩子=使其出生（对男人而言），也可能意味着自己生一个孩子（对女人而言）。
在梦中和幻想中，拯救的这些不同的意谓在与水的关系中尤其清晰可辨。如果一个男人在梦中从水里救上来一个女人，这就等于说：他使她成为母亲。根据上述讨论，这和以下内容具有相同的含义：他让她成了他自己的母亲。如果一个女人从水中救了别人（一个孩子），那么她就会把自己视为生下他的母亲，就像摩西的传说中法老的女儿那样。
针对父亲的拯救幻想也可能含有一种温情的意味。它想要表达这样一种愿望，即把父亲当作儿子，也就是有一个和父亲一样的儿子。由于拯救的动机与双亲情结之间的所有这些关系，就形成了［77］拯救所爱之人的趋势，它是这里所描述的爱情类型的一个本质特征。
我认为没必要为我在此以及在探讨肛门爱欲（Analerotik）时的工作方式进行辩护。这种工作方式旨在从观察材料出发，首先对其中极端且棱角分明的类型进行强调。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大量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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