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的轨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邦造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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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的轨迹试读：

欧洲人称欧洲为欧罗巴。为何如此称呼？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说道：“似乎人们既不知道它的名字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是谁赋予了它这个名字。”确实如此，直到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仍然并不知道得更多。

欧巴罗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希腊神话中。但它并不见于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而是首次出现在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神谱》中。据其所述，欧罗巴是腓尼基（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沿海一带）国王阿革诺耳的公主，因此是一个亚洲女子。依据神话，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王宙斯看上了她，于是变成一头白色的公牛，诱拐并劫持了她，将她带到了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在岛上，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叫作米诺斯。后来米诺斯当上了克里特岛上第一个王朝的国王，建造了岛上的“迷宫”，创建了辉煌的米诺斯文明。欧罗巴有个哥哥，叫做卡德穆斯。他赶到希腊寻找欧罗巴，于是就把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传给了希腊人。

不难看出这个美丽的神话蕴含的深意。神话中的欧罗巴来自亚细亚（亚洲），从未踏足后来希腊人称作欧罗巴（欧洲）的那片陆地，而她的名字却成了欧洲大陆的名称，这似乎揭示了古代亚洲和欧洲之间紧密的联系，以及东方更古老的亚洲文明通过爱琴海和地中海文明向欧洲传播的历史真相。骑在公牛上的欧罗巴，公元前20年——公元45年，壁画，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从词源学上看，欧罗巴的名字似乎也没有一个更加确切的解释。一种说法是，europé来自古闪米特语中的oreb或éreb，意为“落日”，“晚上”，正如阿拉伯语中的“马格里布”（maghreb）一样。其后缀opia（土地）一词，就变成了Europia（日落之地，西方）。

另有人在印欧语系中找出依据，称欧罗巴来自hirib，意为“日落”，西方；而亚细亚来自açon，意为“日出”，东方。并据此认为，相对于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领土，古希腊人更倾向于将爱琴岛以西的领土称作“欧罗巴”。

可见，人们最初所称的“欧罗巴”并非今日之欧洲大陆。公元前8世纪末，与赫西奥德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另一位诗人在其所著“特尔斐的阿波罗颂”中也提到了欧罗巴。但他所说的欧罗巴已不再是神话中女子的名字，而是一个地理概念了。他说到“生活在富裕的伯罗奔尼撒的人，欧罗巴的人，以及所有海岛上的人”。显然，欧罗巴在这里成了除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海岛以外的希腊北方的陆地了。

实际上，希腊人从公元前7世纪起，就将希腊以北的未知大陆称为欧罗巴。此后，直至公元前5世纪，“欧罗巴”所涵盖的地域越来越向北延伸，远远超出了多瑙河，包括了北海沿岸地区；向东北方向，则一直延伸到顿河（时称塔奈河）和亚速海。由此而逐步形成了一个大陆的概念。

尽管如此，希腊人所关注的中心仍是地中海。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前118年）在其所著《历史》中写道：在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年）之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之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里，他说到了“阿非利加”，当时指的是北非的突尼斯地区；说到了“亚细亚”，当时指小亚细亚，即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但却没有说到“欧罗巴”。他所说的“有机的整体”，明显指的是地中海沿岸地区，那里才是历史发生的地方。

因此，欧罗巴一词的来源并不明确，既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女子的名字，又指示一个方向，或一个地理区域，而最终则成为一片大陆、一个洲的名字。欧洲的东部边界

无论从面积、地理构造还是人口等因素看，欧洲都称不上一个独立的大陆，而只是一片广大的区域，与中国或印度次大陆相若。其所以成为一个大陆，主要是由于政治、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其边界尤其是东部边界，是很晚才大致确定下来的。

从地图上看，欧洲处于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的西端。欧洲人常说，欧洲只是亚洲向西伸出的一个半岛，甚至只是亚洲的一个岬角。实际上，它也是更广大的欧亚非三洲大陆的西北一角。它之成为一个洲，得益于位于三大洲交界的地中海，以及在那里形成的地中海文明。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意识到，在东地中海沿岸，苏伊士地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分出了地形地貌不同的三片土地，由此产生了划分出亚细亚、欧罗巴和利比亚（古罗马后改称阿非利加，这三个名字都是希腊女神的名字）三块大陆的想法。至于三块大陆内陆情形如何，当时的地中海人并不了解，还要等到更加晚近的时代才逐渐了解清楚。

无论这些地理概念当初是如何模糊不清，今天三个大陆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欧洲的地理范围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欧洲四分之三的边界是海岸，因此，欧洲的轮廓大部分依其海岸线的延伸而确定。它西濒大西洋，北临北冰洋，南隔地中海与非洲相望，这几个方向都是自然形成的边界，并无争议。目前欧洲的东部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为界。然而，在古代，欧洲和亚洲的边界曾被定在达达尼尔（时称赫勒斯滂）海峡至顿河（时称塔奈河）一线。中世纪时仍如此。直到17世纪，俄罗斯还不属于欧洲。18世纪，孟德斯鸠请人绘制欧洲地图时，曾要求将欧洲东部边界划到伏尔加河。这说明，这条边界直到18世纪尚未确定下来。

1730年，一位在俄国军队服役的瑞典军官特拉伦伯格提出，欧洲边界应当从顿河推进到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18世纪晚期，俄罗斯政府在叶卡捷琳堡和秋明之间树了一个界桩，标出了两洲的边界。自此以后，“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概念才逐渐被普遍接受。但认为这条边界划得并无根据的仍有人在。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历史学家汤因比等就对此提出过疑义。一位法国学者指出，乌拉尔——高加索——黑海——达达尼尔一线正好穿过俄罗斯和奥斯曼两大帝国之间，将当时俄罗斯的一大部分划进了欧洲，这恰恰是俄罗斯帝国兴起的结果，因为彼得大帝打败瑞典，在波罗的海打开出海口，定都圣彼得堡，将俄罗斯与欧洲连在了一起；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则只划进了君士坦丁堡的西半部分，因为那里无论如何曾是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而其余的绝大部分领土则都被挡在了欧洲之外。这究竟是要把奥斯曼帝国排除在欧洲之外，还是要将其领土是否属于欧洲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呢？历史决定地理的划分，历史与地理两者难以分割。希腊古画瓶上的欧罗巴，公元前4世纪“水的大陆”

欧洲总面积约1000万平方公里。除澳洲外，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洲，其陆地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不到7%，而亚洲占30%，美洲占28%，非洲占20%。这个不大的大陆有着明显的地理特征，而这些特征对其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欧洲有高耸的山脉，如最高峰海拔3404米的比利牛斯山脉，最高峰海拔4807米的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5633米的高加索山脉等。也有辽阔的平原，如东欧中欧平原、波河平原等。然而，更重要的是，欧洲是一个“水的大陆”。

水是文明之母，更是欧洲文明之母。希腊的、因而也是欧洲的第一位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视水为宇宙的本原。他说：“一切是水，一切来自水。”这种说法即使并不科学，却也是古代希腊人直观世界的反映。

欧洲三面环海，海岸线出奇的漫长，而且十分曲折、破碎，总长度达37000公里，几乎与赤道相等。如果欧洲海岸像非洲那样整齐的话，其长度只是现在的九分之一。平均说来，欧洲每290平方公里有1公里海岸线，而非洲每1420平方公里才有1公里海岸线。如此漫长的海岸线，使得欧洲多良港，多半岛，也多岛屿，大自然赋予了欧洲大大小小1万多个岛屿。

欧洲任何一点距离海洋都不遥远。不算俄罗斯，欧洲任何一点离海都不超过700公里；算上俄罗斯，也不超过1600公里。而在亚洲，这一距离高达2500公里。欧洲的内陆国家瑞士，距离大洋不到600公里，距离亚的里亚海仅300公里。而且，作为“欧洲的水塔”，欧洲的三大水系都从瑞士发源。欧洲的水利十分发达，有流向任何一个方向的河流。如塞纳河、莱茵河、易北河、奥德河流向北方；罗讷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流向南方；卢瓦尔河、塞纳河流向西方；泰晤士河、多瑙河、波河流向东方。欧洲河网众多，十分稠密，有无数的干流、支流、溪流，再加上丰沛的雨量，慷慨地灌溉着欧洲这块富饶的土地。欧洲文明的统一性、多样性和两重性

欧洲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中心地带，绝大部分处于温带，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内陆交通发达，从外部进入十分便利。在数千年历史上，欧洲既是外族入侵的目标，也是迁徙移居的乐土。尽管欧洲绝大部分居民是欧罗巴人种，即白种人，但民族结构却很复杂。按照房龙的说法，如果用“种群”的概念来划分，欧洲有三大种群，六七个较小的种群。三大种群是日耳曼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其余还有马扎尔和匈牙利人、芬兰人、希腊人、犹太人、凯尔特人、吉普赛人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众多民族和种族因素在欧洲这片土地上融合。今天，多瑙河平原上生活着蒙古人（鞑靼人）的后裔，西班牙人身上流淌着非洲人、犹太人的血液，更不必说遍及各地的日耳曼血统的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大陆上有1000至1800万人被迫迁徙；今天，欧洲面临着来自地中海南部的强大移民压力。欧洲实际上一直是一个种族和文化的大熔炉。

欧洲的语言相对单一，但也存在印欧和芬兰——乌戈尔两个不同的语族，主要使用三种文字：希腊字母（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均由希腊字母演变而来），大约讲43种语言，还有不属任何语系、迄今尚不明来源的巴斯克语。

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赋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极为幸运的条件。然而，欧洲人的命运却需自己去创造和实现。是这里的人类活动所造就的历史和文明，使欧洲成为今日之欧洲。也就是说，欧洲不是由地理、人种或其他什么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共同意愿和共同奋斗造成的。

欧洲的文明大体是统一的。人们常说的“欧洲文明”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基本一致的表现形式。就其传承而言，欧洲文明的源头有二：古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本要素有三，即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古罗马的法制精神和帝国传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所有这些，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在欧洲的各种历史文化遗产，如神庙、宫殿、教堂、广场、道路等建筑物，文字、音乐、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以及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乃至哲学、政治、经济、科学体系和著作之中。

欧洲文明又是多姿多彩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欧洲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在中世纪封建割据基础上形成的近代民族国家至今仍是欧洲政治格局的基础。而且，除了地理上对东欧、西欧、南欧、北欧乃至中欧的划分外，还有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有时是南北划分：如南方的拉丁民族与北方的凯尔特和日耳曼民族，北方的基督新教地区和南方的天主教地区，而令人惊奇的是，前后这两条界线竟大致重叠。有时又以东西划分：如承继希腊文明并以斯拉夫化为标志的东欧，和由拉丁文化与日耳曼文化相遇而形成的西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幕”两边对峙的东方和西方。甚至经常是三分欧洲：如拉丁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二战期间的社会主义阵营、议会民主阵营和法西斯阵营。正是这些同中之异，使欧洲历史上充满了相互觊觎、争斗，乃至兵连祸接，但又不乏持久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对于共同历史的想象和认同，对于共同生活的意愿和对于共同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始终维系着这个命运共同体，并推动着欧洲走向一体化的努力。

还应当强调的，是欧洲文明的两重性。这个最小的大陆，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在曾较其更先进的东方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文明的影响下，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文化。近代以来，欧洲对世界其他大陆产生了极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它通过暴力和战争，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将自己的意志和统治，以及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强加给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并主导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它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世界造成过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不妨引述几位法国著名学者对此的评说。历史学家贝尔纳·沃耶纳说：“使欧洲人成为欧洲人的，是某种热切的精神追求，是一种敢于冒险和长于组织的激情，是一种好奇心，一种忧虑，一种召唤……这些都引导他去从事神奇的发现，有时也会令他做出疯狂之举，几近将自己毁灭。”

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说：“当人们认为找到了‘欧洲精神’的真实属性时，往往会掩盖与其相反的、同样属于欧洲的属性。如果说它是公理，它亦是强权；如果说它是民主，它亦是压迫；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它亦是无分寸的；如果说它是理性的，它亦是神话的，即使在理性观念中，也有神话。”

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说：“当人们对我说欧洲是法治国家，我想到了专制；说欧洲是人类尊严之乡，我想到了种族主义；说欧洲是理性的国度，我想到了浪漫主义的梦幻。”

欧洲文明的两重性同生共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片面强调其中一方面，才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一古希腊：欧洲的萌芽

古希腊文明是世界古代五大文明之一。当这一文明发展、兴盛乃至衰亡之时，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尚不存在。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之一。因此，古希腊被称作“欧洲的萌芽”，也有史学家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称作“未被命名之前的欧洲”。爱琴海和地中海文明

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家们仍认为，希腊历史始于公元前8世纪。1871至1890年间，德国学者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描述，以及有关战争发动者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传说，对小亚细亚西部的特洛伊、南希腊的迈锡尼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则在希腊爱琴海南部克里特岛上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两次考古发掘的结果，使淹没数千年的爱琴海文明重现于世人面前，也使希腊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作为希腊文明前身的克里特文明可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迈锡尼文明则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

迄今5000多年前，地中海就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还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而在地中海东岸，即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则已出现了一些组织严密的庞大帝国。它们拥有广袤的地域、肥沃的平原，极适宜农业人口居住和劳作，而且还控制了地中海与东方的商贸交往。受古代东方的影响，东地中海的一些岛屿在公元前2800年时已开始出现新型文明的萌芽。

以古代爱琴海为中心，东地中海一带最早的海洋文明被称作“米诺斯文明”，其典型代表即发现于克里特岛。该岛位于埃及以北，希腊陆地的东南方。克里特人，或称米诺斯人，不是希腊人，而属于闪米特人，人种与埃及相同，文化上亦深受埃及影响。甚至有学者推测，克里特文明就是从埃及迁移过去的。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250年，持续了1350年，于公元前1700年至1450年达到顶峰。这一文明对希腊的影响极大，它起到了将埃及文明传导给希腊的作用。有人说，埃及是克里特的导师，而克里特是希腊的导师。

在古代文明中，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文明，还是东方的印度、中国文明，都是由于大河流域的农耕方式而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米诺斯文明却不同，它开创了果树栽培和海上贸易的独特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对以后的迈锡尼文明以及希腊文明都有极大的影响。

克里特人是最早从事航海的民族之一，他们发明了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直统治海洋的帆桨木船。这种船顺风时扬帆，无风时使用人力划桨。这样，船就不能远离海岸，因为划桨手很多，且体力消耗巨大，需要大量饮水，船上又不可能带太多的淡水，因此到晚必须靠岸。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出发，到克里特需要一天行程，可朝发夕至。向北，希腊同样并不遥远，中间还有无数小岛可以停靠。克里特人从事两者间的海上贸易，贸易的物品有埃及的首饰、罗德岛的陶器，还有香水、锡器、象牙制品、紫红色染料、奴隶等等，因而变得十分富裕。他们为自己的国王建起奢华的宫殿，最著名的是米诺斯宫，其内部结构复杂纷繁，有1500多间房间，在里面很容易迷失，故被希腊人称为“迷宫”。更令人惊奇的是，宫中还有复杂的抽排水系统。从遗存的废墟即可看出，这里曾有一个极为繁华、精致的文明。这里还发现了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的文字（线形文字A），这些文字刻在泥简上，迄今未能被破译。克里特文明毁于公元前1450年邻近的锡拉岛上的火山爆发。

公元前16至公元前15世纪是克里特文明的黄金时代。但就在此时，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崛起了强大的迈锡尼王朝。这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欧亚内陆地区南下的雅利安人中说希腊语的一支建立起的国家。首先在希腊定居的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各地兴建起小国，而迈锡尼逐渐成为希腊境内的最高王权。亚该亚人从克里特和小亚细亚吸收了先进的文明成果，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发展出自己的文明。圣托里尼，公元前1500年，希腊圣托里尼岛（古称希拉）“海军上将之家”壁画残片

迈锡尼人借鉴克里特式样建起宫殿，从克里特人那里学到了艺术和手工艺。但他们不像克里特人那样平和、开放，而是颇为刚勇好斗。公元前1400年前后是迈锡尼文明的黄金期。迈锡尼统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半岛和海上诸多岛屿，甚至还占领了克里特岛，接管了克里特人把持的海上贸易路线，并战胜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势力日益强大。这样，迈锡尼人就取代米诺斯人成为爱琴海公认的统治者。

公元前1600年前后，希腊和爱琴海进入了迈锡尼时代。这是继承了克里特文明的后期爱琴海文明，也是广义的希腊人创造的最早的文明，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

这一时期，在地中海东部还活跃着另一个民族，即闪米特族的腓尼基人。他们占领了黎巴嫩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在那里建立起著名的毕布勒、西顿、推罗等城邦。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一样，也是海上民族，以海上贸易著称。他们四处建立商站，并逐渐将其发展为殖民地。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大多处于地中海南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推罗于公元前800年在今突尼斯城附近建立的迦太基。迦太基利用其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同时利用当时中东地区的混乱形势，控制了西地中海的所有商站，并基本垄断了地中海地区西西里小麦、伊比利亚矿产、亚洲宝石、阿拉伯和埃及香料以及努比亚奴隶的过境贸易。

腓尼基人不仅是精明的商人，他们更是优秀的航海家。他们是最早利用小熊星座的方位导航的民族，当时小熊星座被称作“腓尼基星”。他们最早实现了环绕非洲的航行。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载，腓尼基船员曾于公元前6世纪奉埃及法老尼霍二世之命，历时三年，绕非洲航行了一圈。他们从厄立特里亚海（红海）启航，驶入南海（印度洋）。他们向南航行数月后，惊奇地发现，海岸线仍在他们的右边，但出发时在他们左边升起的太阳，却在他们的右边升起了，他们明白，他们已经绕过非洲，向北航行了。终于，他们绕过赫利克勒斯石柱（直布罗陀海峡），返回了埃及。约公元前550年，腓尼基航海家和探险家希米尔扎还首次航海到了不列颠群岛。因此，在那个年代，尽管还难以远离海岸线，但地中海的海上民族已开始远航，人们也已经对欧亚非大陆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概念，并绘制出了最早的海图。

腓尼基人还是先进文明的传播者。他们把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先进文明传播到地中海各地，推动了周围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而他们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并传播了拼音文字。他们将闪米特人的发音同埃及的圣书体文字结合起来，创造出由22个辅音构成的字母，形成了拼音文字，并很快传播开来。后来，希腊人又在此基础上加上元音，创造出希腊文。之后，又衍生出罗马文、西里尔文、俄罗斯文等西方文字。在东方，则通过阿拉米文，演化出阿拉伯文、伊朗文，乃至蒙古文等。这个早已不存在的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应被遗忘的。希腊文明的兴起

公元前1200年前后，多利安人进入希腊南部，征服亚该亚人，在学会了航海技术后，又渡海征服了克里特岛和爱琴海上的其他海岛。公元前1300至公元前1000年间，进入海岛的各族群分别占领了希腊各地，多利安人占领了希腊南部，爱奥尼亚人占领了中部，伊奥尼亚人占领了北部。自此，希腊人成了东地中海的主人。新入侵的希腊人持铁制武器，他们战胜了持铜制武器的当地人。他们的胜利，正是铁器时代取代青铜时代的证明。

从多利安人入侵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经历了数百年的混战时明期，史称“黑暗时代”。迈锡尼被摧毁后，建立起了一些小王国，但像迈锡尼那样凌驾于各小国之上的至高王权不复存在。

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经济恢复活跃，希腊文明真正拉开了帷幕。希腊人南迁后逐渐定居，改务农业，建设村落。游牧时代的部落首领变为统治部落的王。日久天长，相近的村落组成小型的城市，人口从数百至数千不等，自成独立的城邦。王的堡垒居于高处，可供民众战时避难，称为卫城。城市有城墙，城内有神庙，还有既作为休息场所，又是城邦政治、商业活动中心的广场，城墙外则是农村。各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军队和神祇。

希腊地域狭窄，土地并不肥沃，当人口发展得过于拥挤，往往会迁往别处另建新城。海外殖民的浪潮自多利安人入侵时即已开始，迈锡尼旧民在外族入侵之下有相当一部分移居海外，或迁往其他已建立的殖民地，或开辟新的殖民地。迁居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小亚细亚。早期希腊殖民者在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利都，这个城邦后来成为希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中心。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出现了第二次殖民浪潮。希腊人一方面向西地中海移民，主要地点为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高卢西部、伊比利亚半岛沿海地区和北非（利比亚昔兰尼加地区），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众多，因而被称作“大希腊”。另一方向是向北，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定居于黑海沿岸。公元前600年左右，黑海四周已遍布希腊殖民地，成为希腊谷物进口的一个重要来源。

希腊人移民，主要是为了寻找安家落户的新土地，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但同时，也是要在重要的运输线上建立中继商站，以便利货物交易，开辟新的市场。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地星罗棋布，在整个地中海及沿岸地区构成了一张密集的贸易商站网络，这是希腊贸易扩张的一种基本方式。但移民也有政治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城邦内部政争引起的分裂，或是被判处政治流放后的流亡。新殖民城邦建立后，仍与母邦保持联系，但却独立自主，并不从属于母邦。

初期的城邦划分为贵族、平民、奴隶三个阶级。城邦有王，但军事和防务往往由贵族担纲。王并无绝对权力，其权力是宙斯赋予的。不久，贵族演化为执政者主持邦政。当希腊人占领全境后，除少数城市仍保持王制外，几乎在所有地方，贵族都取代了王，形成了大地主和军人专权的贵族统治。这就是所谓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寡头政治。

公元前8至公元前7世纪，希腊经济的活跃使小农变得富有，成为小财主，由于商品贸易在希腊城邦之间，以及埃及、黑海沿岸与地中海地区之间变得十分频繁，还出现了商人阶级。公元前8世纪末，希腊沿海城市的一些精明的商人和银行家开始铸币，并逐渐广泛使用，以物易物的交易变成了以货币为基础的商业，源于古巴比伦的银行、保险、股份投资，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制度也在希腊萌芽，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巨大的推动。

经济社会状况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与政治生活仍被一些大贵族所控制的现象，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一种更高程度的联合作战方式——重装步兵方阵的出现，加速了政治局面的演变。

重装步兵主要由自耕农即拥有土地和一定经济实力的自由民组成。方阵一般纵深为8列，每列士兵并肩列队，左手持盾，右手持矛。盾牌不仅保护自己，也保护同伴的右侧。这种集体作战方式加强了参战者的团队精神，全体公民参战也使他们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这种状况激化了城邦公民与贵族执政者之间的矛盾，在众多城邦引发了政治冲突和危机。

面对这一局势，一些城邦选出“立法者”兼调解官，将城邦内部各种关系通过立法予以确定，建立以法律为依据的制度，并促使所有人都遵守这些原则和规定。由此导致了某些成文法的出现。如在斯巴达，来库古制订了城邦宪法；在雅典，德拉孔制订了以严厉著称的“法典”。最著名的立法者是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的梭伦。

在许多城邦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即某个贵族利用平民的不满攫取权力，形成了所谓僭主政治，即僭主的个人统治。僭主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往往打着维护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旗号向大地主和上层市民开战。他们采取的措施往往是重新分配土地、兴办大型工程等。在希腊城邦历史上，僭主政治往往导致民主政治的建立，雅典就是一个显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政治人”或“政治动物”的古希腊人，在政治社会实践中尝试了治理城邦的各种可能的模式，从国王统治（君主政治）到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寡头政治），再到夺取政权的个人的统治（僭主政治），最后是人民治理国家（民主政治）。

希腊城邦众多，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为多里安人所建，农业发达，是个陆上强国。斯巴达依宪法（来库古宪法）立国，由出自两个贵族家庭的双王共治，他们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宗教和军事方面。除国王外，还有双王加28名年过60、经选举产生、终身任职的元老组成的元老会，和年满30岁的公民都可参加的公民议会。元老会握有实权，公民议会并无实权。还有每五年一次经公民议会选举产生的五名监察官，其职责是监督双王，监察公民，确保传统和法律得到严格遵守。后来，监察官的权力日益扩大，在城邦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这是一种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寡头制，或贵族共和制，但也不无一些民主的因素。

作为一个奴隶制城邦，斯巴达人不按希腊的传统方式将战争中的俘虏卖往他地，而是留作本邦的奴隶。为巩固对人数十倍于己的奴隶的统治，斯巴达人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军营。在斯巴达，奴隶从事农业，被征服的希腊外邦人（被称为“希洛人”）从事贸易和手工业，斯巴达人只从事一件事，即军事。斯巴达因此成为一个军事化的国家。公民的孩子从七岁起就接受战争技能的严格训练，并被灌输为本邦服务的思想。因此，斯巴达人往往较其他希腊人体魄更加健壮，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因而也更勇敢善战。斯巴达人个性坚毅、节俭朴素，他们重视集体、崇尚武力，却蔑视智慧，不重视教育，在文化艺术领域毫无建树。

雅典所走的是与斯巴达不同的道路。雅典是个大城邦，占地2650平方公里，公元前5世纪最兴盛时，有约50万居民。它地处阿提卡半岛，临近海岸，因此海军强大，商业也在希腊首屈一指。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而达成这一结果，则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公元前594年起，梭伦实行改革。梭伦改革的目的，是限制贵族权力，改善贫困者状况，以恢复雅典社会的活力。为此，他发表“解负令”，取消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他还规定，不再按照家族的地位，而依据财产的多寡，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作为他们不同程度参与政治活动的标准。他还成立了所有公民都可参与的人民法庭。梭伦的改革并未解除贫困者的所有不满，也未消除贵族派系之间的纷争，但他推进的“政治革命”（恩格斯语）深刻地改造了雅典社会，他的改革标志着雅典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建立僭主政治。他以支持平民的姿态出现，运用自己的权力，延续了梭伦的改革措施。他将没收的被流放贵族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还向小农产者发放贷款。他的另一重要政绩，是大力促进雅典的文化生活，使过去属于贵族的文化为大众所有。雅典卫城

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当政，推动雅典走向民主，因而克氏有“雅典民主政治之父”的称号。正是他建立了以平权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他以区域而不是宗教或族群为标准，把雅典划分为10个行政区，称为10个“部落”，每个部落以抽签方式选出50人参加雅典的“五百人委员会”，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参加。每个五十人委员会轮流主持邦政十分之一年，即36天。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均可每年约40次到大广场上参加公民大会，参与制定法律，决定重大事项。为防止僭主或野心家再现，还制定了陶片驱逐法，被公民大会半数以上公民在陶片上写下名字者，将被放逐十年，但仍保留其公民资格和财产。

雅典的民主政治到公元前5世纪的伯里克利时期达到巅峰。从辉煌走向衰落

公元前6世纪末，亦即希腊民主诞生之初，希腊就受到来自东方波斯帝国的威胁。其时，波斯帝国已成为从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之间广袤土地的主人，并不断向西扩张。公元前499年，小亚细亚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奋起反抗波斯帝国的统治，雅典派了20艘船予以支援。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决心报复，希波战争就此爆发。大流士派船和军队远征雅典，但在马拉松被雅典的重装步兵击溃。十年后，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组织了一支25万人和500多艘船的大军，水陆两路入侵希腊，要将希腊变成波斯的一个省。

希腊各城邦，包括斯巴达，组成同盟抗击波斯入侵。在温泉关，斯巴达国王率领三百名战士英勇抗敌数日后全军覆没。随后，雅典被攻破，并遭焚烧。正当希腊军队在陆地上遭受重挫时，雅典政治家兼将军提米斯托克利将波斯舰队诱入萨拉米斯海湾狭窄的海域，波斯舰队无法展开，被毁于背水一战的希腊海军之手。萨拉米斯海战一年后，斯巴达人在普拉提亚陆战中再败波斯人。波斯作为一个地域覆盖半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强国，却败在了一些自由城邦组成的同盟之手。西方史学家多强调，这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第一场冲突，公民自由战胜了奴役制度。希罗多德认为，这是“雅典民主战胜了东方野蛮主义”。这场战争在西方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若希腊败于波斯，则我们今天所说的希腊文明乃至欧洲文明也就无从谈起。

希波战争后，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进入了其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公元前462年伯里克利掌权，终于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防止波斯重新发动战争，希腊200多个城邦组成提洛同盟，雅典担任盟主。然而，这个自愿组成的同盟逐渐被雅典所控制。曾领导同盟战胜强权的雅典，开始奉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希腊。盟邦有义务向雅典缴纳贡赋，若不纳贡，就被视为“叛离”，要受到征讨，降为纳贡的附属。盟国在外交政策上也必须听命于雅典，不能自作主张。提洛同盟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帝国，而雅典俨然成为帝国的中心。

希波战争后，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430年期间，伯里克利以十将军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当了三十年的不冠之王。在他领导下，雅典的政治与文化均达到鼎盛时期，史称“伯里克利时代”。此时的雅典已成为希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公民直接参与制定法律，就城邦重大事项进行辩论和投票。盟邦源源不断的进贡，为实现雅典民主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进贡为雅典政府实行官员薪酬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从而使最下层的平民也可以在政府中任职而生活无忧。与此同时，雅典人贪婪地操纵盟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将同盟公库基金挪到雅典，用于雅典的公益事业。伯里克利甚至动用部分基金重建被波斯破坏的雅典卫城。在此情况下，雅典的建设蒸蒸日上，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雅典的日益坐大，在斯巴达及其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引起了恐惧。认为自身生存受到威胁的斯巴达，决心用战争来消除对自己的威胁。这场长达27年（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给整个希腊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开始蔓延疫病，致使城邦三分之一人口丧身，伯里克利本人也死于瘟疫。雅典最终不得不投降。持续的战争摧毁了希腊社会的精神基础。战后仍战乱频仍，各城邦自相残杀，自私的个人主义取代了公民义务，极端主义取代了稳健和理性，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在战争中被颠覆。

亲历这场战争的希腊伟大史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力求找出这场灾难性战争的“最真实的原因”。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帝国”，本可以和平相处，为何非要进行这场对任何一方都无益的战争呢？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雅典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雅典缔造了一个帝国，就必然要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战争正源于过度的强权。一个城邦越强大，就越有征服的野心和胃口。雅典完全没有必要将其帝国扩展到其整个周边，但却注定不得不走扩张这条路。与此同时，其他城邦却越来越惧怕雅典的强权，不得不寻求自卫。正是这种冲突性的恶性循环，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正当希腊各城邦都卷入这场残酷的战争时，希腊北方却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那就是马其顿。古希腊的遗产

古希腊人从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公元前8世纪到亚历山大帝国，希腊社会一直由数百个小城邦组成。这与希腊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希腊山岭纵横，海湾交错，海岛众多，更便于建立城邦这样的政治组织，而难以实现政治统一。希腊没有中东欧那样辽阔的平原，非洲那样无垠的高原，希腊人习惯于一个确定而狭小的世界，那就是他们的城邦。

城市是文明的要素之一。早在公元前32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最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就出现了众多独立的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有乌鲁克、乌尔、格拉什等。后起的亚述，起初就是一个共和制的城邦。甚至在专制的新亚述时期，一些大城市也仍有自治的痕迹。因此，城邦制在原始文明中不乏其例，并非由希腊首创。然而，在希腊人的手中，城邦制却发展到了极致。

生活在城邦中的希腊人有两个基本特征：追求个人自由；重视具体事务，讲求实际。而这正是欧洲文明在此后发展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的个性（个人主义）和理性（理性主义）这两大特征的萌芽。

希腊人认为，城邦是“能使人认识到自身的精神、道德和智慧力量的唯一体制”，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唯一体制”。成熟的城邦，不是代表神明、世袭国王或祭司旨意的社会，而是一个体现自由公民意志的、自治的社会。

各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尽可能自给自足。它们之间也相互争斗，战事不断。但在面临共同的外来威胁时，它们却能联合起来，共御外辱，希波战争中发生的情景就是如此。这是因为，尽管希腊人不能统一，但有种种因素促使他们产生同属一体的情感。他们拥有基本相同的语言，虽各邦各有方言，但能互通声气。他们崇拜共同的神祇——奥林匹斯山诸神，拥有共同的圣地——奥林匹斯山、戴尔斐神庙、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等。各邦往往组织宗教同盟，处理各种宗教事务，还组织竞技会和祭祀节庆，最著名的是奥林匹克竞技会，自公元前776年起每四年举行一次，起初参加的仅周边少数城邦，后来发展到很少参与希腊世界事务的远方殖民城邦也都热心参与。他们还有着从迈锡尼文明延续下来的共同的历史，并认同希腊文学共同的始祖——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伟大的史诗。当然，他们更有着捍卫自由的城邦制度，以免遭奴役的共同意志。

城邦的自由氛围使希腊人充满了创造性。希腊人在自由的生活中创造出理性的文化。

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其基础是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其特点是人神共处，神人难分。法国著名学者埃利·富尔在其《艺术史》中这样写道：“希腊的神是‘心理实体’，‘完全有意识的怪物’，因为他们是以人的形象和人的尺度塑造出来的。宙斯和阿瑞斯、雅典娜和阿芙洛狄忒、赫尔墨斯和赫拉，他们的勇气和权威有时令人钦佩，但他们却是真正的恶棍，他们奸诈、残忍、冷酷，他们欺骗、复仇、抢掠，而且往往很愚蠢。这是因为神本来就是人。”为了雕刻出尽善尽美的神像，希腊雕刻家们雕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希腊神像也因此而最缺少神秘色彩，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自然主义。

希腊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说：“世界上有许多奇迹，而最伟大的奇迹是人。”希腊人尊崇人类为宇宙间最伟大的生灵。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就是说，应当不以神，而是以人类自身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伟大的苏格拉底说：“认识自己吧！你们将因此而认识宇宙和宇宙的神祇。”这是一种世俗的、理性的世界观，它强调人的自由探索精神，崇尚知识而非教义。可以说，首先依据人的理性本质给人下定义的是希腊人，最早把理性运用于自然和社会研究的也是希腊人。正是在将注意力由神转向人的过程中，希腊人创造出了西方文明所特有的理性观念。

希腊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大量借用了比其更早的文明的成果，但它在吸取其他文明精华的同时，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希腊人所借用来的文明成果，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埃及的艺术、医学、数学、科学、建筑等等，最终都在希腊人手中获得发展，并烙上了希腊的烙印。

希腊人将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自由而充满想象力地思考问题，表达思想和情感，从而形成了后世所谓的“人文主义”，向人类馈赠了极为丰富的学术和文化遗产。

希腊古代的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希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中心，不仅希腊城邦制度、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而且那里也是希腊史诗、抒情诗、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据说，荷马史诗就最早传诵于小亚细亚，写作于小亚细亚。所谓希腊哲学，就发端于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其他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阿拉克萨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以及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等，也都是公元前6世纪的小亚细亚人。这一时期小亚细亚对希腊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

希腊文明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中心，是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希波战争的胜利，使雅典成为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城邦，公民个人权力的日益增长激励人们去探索活得更好、做得更好的道路，民主生活的推进也促使雄辩术得到发展。约公元前450年时，一批被称为“智者派”的哲学家出现了，这时的哲学被称为“观念哲学”。

希腊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的母亲是接生婆，而他声称要“为人们的思想接生”。他把自己那种通过层层诘问的方式揭示矛盾，厘清真正意涵，引出正确答案的教导方式称为“助产术”。苏格拉底的学生中有柏拉图。柏拉图运用其老师的学说创立了一个既包含自然界又包含人类社会的综合性的哲学体系。他力图以理性的准则去安排人的政治生活，在理性的基础上重塑个人道德。他被认为提出了此后两千年西方哲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后来的哲学家无非是为他的哲学作注。柏拉图的学生中有亚里士多德，亚氏创造性地将希腊早期思想的知识和理论融为一体，成为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当时最渊博的哲学家，被称为“活的百科全书”。他还于公元前343年应马其顿国王腓力之邀，担任其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达三年之久。这几位哲学家、思想家对欧洲文明发展的影响既深且巨。

希腊文明发展的第三个同样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中心，是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其最辉煌的成就体现在科学领域。近东文明曾达到第一流的科学发展水平——观察自然，记录数据，改进采矿、冶金、建筑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但没有前进到自觉的科学和哲学思维的水平，往往把一切物质现象都归因于神力，也不追求逻辑的一致，没有系统地、理性地分析自然。而古希腊在这方面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通过预先假设，继之以逻辑分析（演绎、推理），引出普遍规律，从而开辟了一条把科学发展为一个理性思想体系的道路。关于雅典民主

说到希腊文明的遗产，不能不说到希腊的民主。希腊的民主制度，尤其是理想化了的榜样——雅典民主，是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所追溯的一个源泉。

西方人认为，是“希腊人发明了民主”。这一说法并不确切。的确，“民主”一词为希腊人首先提出，但“部落民主”“军事民主”等原始民主形式，却较为普遍地存在。如腓尼基城邦推罗，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迦太基，就都有过“人民的声音在辩论中占支配地位”（波利比乌斯语）的时期和投票选举执政官的做法。14世纪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伊布·赫勒敦（1332-1405）也曾指出，在阿拉伯的某些部落中就存在过“部落民主”。

但无可置疑的是，在古希腊城邦中较普遍地实行了民主制度，而在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民主政治达到当时的巅峰。伯里克利在悼念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将士的著名演说中，对雅典的民主作了这样的描绘：“我们被称作民主国家，因行政权操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手中。一方面，在个人纷争中，法律保证人人享有同等的公正；另一方面，法律也倾听优秀者的呼声。当公民在任何一方面表现杰出时，他被选任公职……贫穷也算不得障碍，因为无论环境多么寒微，也仍可对国家做出贡献。……公共生活，人人都可参加……一种虔敬精神渗透在我们的公共行为中；对政府的尊敬和对法律的尊敬，阻止了我们的错误行为……”伯里克利认为，雅典在各方面堪为全希腊的表率，是“希腊的学校”。雅典学院，拉斐尔，1510-1511，湿壁画，意大利梵蒂冈博物馆藏

雅典的民主机制主要有三项内容：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选举和抽签。公民大会是雅典民主机制的核心，18岁以上的公民都得参加。大会定期举行，就众多议题作出决定。大会实行的规则是平等发言，而不论发言者是否拥有知识和才干。雅典通过选举决定某些重要官员，如十将军委员会成员、财务行政官等需要专门知识和经验的官员的人选。其他大部分官员则通过公民自愿报名参加抽签来决定。所有法官、法庭工作人员以及陪审员的人选也由抽签决定。

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理论也起源于希腊。希腊人首先提出了有关政府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理性地对各种政治制度加以分析，并讨论各种政府形式的优缺点。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评论雅典民主制度时指出，一个城邦的民主程度体现在随机挑选领导人上。通过抽签产生是民主的，通过选举特别是只有纳税选举人参与的选举产生，那就是寡头制的。在他看来，雅典是一种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

希腊民主制度所体现出的国家是自由公民的联合体，政府应以法律而非暴力为基础，而法律应由自由公民讨论、制定、修改和遵守等思想，正是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所主张的重要原则。

然而，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雅典的民主仅限于男性公民，排除了妇女、外来居民和奴隶。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说，在古代阿提卡（雅典所在地区）31.5万人中，有11.5万是奴隶，只有4.3万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不应忘记，当时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奴隶是物不是人。“有不会动的工具；有会动的工具：动物；还有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这是亚里士多德对财主拥有的财产的分类。这种制度被认为是自然的，无人提出质疑。而且，雅典还是一个“没有女人的城邦”，因为女人没有任何地位。这是地中海地区直到伊斯兰时代一直存在的一个传统，在古代尤盛。此外还有城乡公民参政的落差，乡间农民很少有可能放下农活来参加政治活动。因此，一般情况下，公民大会出席者都在六至八千人之间。

民主也有被滥用的时候。埃利·富尔在其《艺术史》中有这样的描述：危急关头有时必然显现出来的高尚与伟大，在危机过后就被遗忘和践踏。曾为雅典立下大功的众多政治家，如德拉孔、克利斯提利等许多人遭到流放，或被判处死刑。就连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若非死于一场瘟疫，也会受到审判和惩处。谋杀和迫害也落到学者和艺术家头上。色诺芬和希罗多德被流放，菲迪亚斯、修昔底德可能还有埃斯库罗斯被驱逐，苏格拉底被迫喝下毒堇汁，阿那克萨哥拉斯、柏拉图为避免被流放逃离雅典，亚里士多德为不被处死逃往他乡。

在当时，民主往往被视为一个糟糕的制度。贵族政治家往往抨击雅典民主，他们不信任普通公民的管理能力，把民主政治与乌合之众的统治等同起来。柏拉图就否定常人有能力理智地参与公共事务的雅典民主基本原则，他认为，只有那些掌握真理的人，即他所说的“哲学王”，才能进行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是一种“退化”的政治形式，他推崇的政体是一种将公民的才能集合起来，产生阶级利益融合的混合政府形式，即在一个功能健全的城邦中，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这几种因素，通过相互制约和均衡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政体才能使所有自由人都实现其理性的潜能。

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如果说雅典民主与现代欧洲民主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话，那也是脆弱的。因为，雅典之后，民主没有在其诞生地继续存在下去，也没有受到古罗马思想家的青睐，随后被遗忘了一千多年。杜兰特就认为：“按照民主一词的严格定义，它只存在于现代，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然而，民主也需要一个创始的神话，需要一个古老的谱系和一些可尊敬的英雄。因此，欧洲人将民主传统追溯到古希腊，也是可以理解的。二希腊化时代：东西方交互影响的时代

希腊的城邦制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走向衰败。然而，马其顿王国的兴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却使希腊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希腊化时代。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一次重大机遇，也是希腊文明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欧洲有的学者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史上“第一次全球化”。亚历山大大帝

希腊半岛北部的马其顿，尽管其民与希腊人同族，但其文化发达程度要远低于南方地区，直至希波战争期间，仍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落后地区。然而，正是这个落后的王国，在公元前4世纪时，崛起为一个新的强权。

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继位，标志着马其顿扩张的开始。腓力利用希腊各城邦相互征战、争夺霸权之际，使用武力、外交乃至收买等手段，逐步吞并了整个希腊。公元前338年，腓力的军队在喀罗尼亚对希腊人的作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希腊城邦虽然表面上仍然自治，但其最钟爱的独立不复存在。腓力于公元前336年遭暗杀，其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

亚历山大时年20岁。这个年轻人将成为彪炳史册的人物。他的家庭教师是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他能力超群，喜爱希腊文化，热衷于《荷马史诗》，也是个诗人。他还是一个出色的骑手。16岁时，他驯服了一匹无人能骑的烈马。这匹被称作布西发拉斯的名驹后来伴随了他14年，直到死于印度。为纪念这匹马，他在印度杰赫姆河畔建了布西发拉斯城。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古城庞贝遗址出土的伊苏斯战役的马赛克地板画局部

亚历山大为自己树立了四个榜样：酒神狄奥尼索斯，因为他爱酒；希腊神话中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的半神赫拉克勒斯，因为他有力量；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因为他勇敢；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因为他富于政治智慧。

继位之初，亚历山大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希腊城邦的动乱局势。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为他所面对的那些对手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于是，他将马其顿和希腊的军队一起投入对波斯帝国的征战之中，以报复波斯曾对希腊的侵略。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步兵三万，骑兵五千，开始了对波斯的远征。大军跨过赫勒斯滂海峡侵入亚洲后，就在首战格拉尼卡斯河战役中大获全胜，接着又攻下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岸城市。公元前332年，他在伊苏斯会战中重创大流士三世亲率的波斯大军。自此，他实现了永不让波斯再染指地中海的誓言，顺带摧毁了希腊海上贸易竞争对手，腓尼基的都市推罗。随后，他进军埃及，被当作解放者受到苦于波斯统治压迫的埃及人的欢迎。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面，他建起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著名都市亚历山大城，还在那里戴上了埃及法老的王冠。这座城在后来的托勒密王朝成了埃及的首都。他还来到位于利比亚边境的埃及至高神阿蒙的神庙朝拜，并声称自己就是阿蒙神在人世间的代理人。

亚历山大的下一个目标，是征服整个波斯，登上波斯大王的宝座。公元前331年，在离巴格达不远的高加米拉，他歼灭了大流士三世的残部，并一路向东追捕大流士。在追击的路上，他占领并下令焚毁了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以报一个半世纪前雅典被波斯人焚毁之仇。他继续追击大流士，直至里海附近。此时，波斯一个反叛的总督刺杀了大流士，将其献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下令处死了这个总督，并为大流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成了大流士的继位人，波斯全境落入他的手中。自此，他竟成了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大古文明诞生地的继承人。

下一步，他征战的矛头将指向何方？他已率军进入中亚，抵达波斯东部边境。亚历山大不愿停下脚步，他还要实现下一个目标：征服世界（当时的已知世界）。他相信，在征服了波斯帝国后，他的军队将无往而不胜。而且，他觉得世界的尽头应该就在不远处。于是，他经中亚的大夏及今天的阿富汗进入北印度。在今德里近郊，他战败当地的土王。当他行将向南深入印度腹地时，那些随他征战已九年的士兵们却不愿再继续征战下去。亚历山大震怒之余，不得不顺从他们的意愿，掉头踏上归程。公元前324年，在历尽艰辛之后，亚历山大返回巴比伦。他要在那里建立世界的首都。但一年后，他却因患疟疾和酗酒，以33岁的壮年死在了那里。

在十年中，亚历山大率军征战两万五千公里，建立起了一个从希腊到印度的大帝国。然而，这个大帝国，旋生旋灭。大帝一旦去世，帝国即刻瓦解。帝国将军们的王位争夺战，使帝国四分五裂，其主要部分一分为三，分别是：继承包括波斯帝国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塞琉古王朝，在埃及建立的托勒密王朝，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马其顿安提柯王朝。

罗马帝国崛起后，这片广大地区的大部分将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东西方之间的交互影响

从亚历山大远征东方，到罗马帝国最后消灭托勒密王朝，历经约三百年。这一时期，西方史称“希腊化时代”。这一称谓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它只强调了希腊文化向东传播这一面，而忽略了西方在这一时期同样受到东方深刻影响的一面。这样称呼不过是约定俗成。

在这一时期，希腊文化传播到近东，其影响扩及印度河流域。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希腊化文化。希腊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融合形成的犍陀罗艺术，便是其代表之一。希腊语也传播到大部分地中海地区，成为那里的通用希腊语柯因内语。

然而，在希腊化时代的三个世纪中，如果埃及，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没有成为古典文明的一个伟大中心，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可能不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在希腊文明的传承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媒介。正是在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实现了三大具有历史意义的相逢：古希腊同世界最古老国家埃及的相逢，罗马人同希腊文化遗产的相逢，希伯来民族与文化同希腊民族与文化的相逢。

亚历山大城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意味着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向地中海世界敞开了大门。希腊本土衰败后，大批希腊人迁往中近东各地，亚历山大城同样聚集了不少希腊人。他们在那里从事各种活动，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那里。亚城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人口最多时达百万人。各色人等在此相汇：埃及人、希腊人、马其顿人、波斯人、犹太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等等。亚城还成为当时无可匹敌的商业中心，来自地中海、非洲东部、阿拉伯和印度等地区的货物在此流通。诗人、哲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等，也被吸引到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有当时最著名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图书馆内藏有七十万卷手写或手抄书卷。尽管此时的雅典仍是哲学的中心，但亚城已成为希腊化世界最辉煌的文化中心，尤其是科学发展中心。

亚历山大图书馆还起到了未曾预料的重要作用。当时图书馆不仅藏书，而且雇佣了大量抄写员誊抄原稿销往各地。公元前48年，图书馆和博物馆在罗马内战中被凯撒大帝一把火烧得精光，许多珍贵资料化为灰烬。但当时埃及人的一种做法却使相当一部分古籍在后来的统治者罗马人的手中得到了保存和流传。销往各地特别是埃及内地的手抄本，是抄在莎草纸卷上的，埃及人往往把这些莎草纸粘贴成棺材，并将莎草纸卷成团垫平尸体，而炎热干燥的沙土极有利于保存这些载有典籍的莎草纸，所以在亚城图书馆被焚毁后，古希腊的大量典籍得以通过希腊——亚历山大城——埃及墓穴这一渠道保存并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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