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得•梅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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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梅尔：重返普罗旺斯(不只是美食、美景，更是暖如阳光、快乐久长的生活态度！)试读：
第二印象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有人用高压水枪冲洗内衣，还真的难以相信新旧大陆在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之大。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寒冷、宁静，整个村子里回荡着高压水枪“砰砰、砰砰”的爆响。循着声音走近，目光越过一垛花园围墙，只见一根晾衣绳上晾满了花花绿绿的男式内衣。这些衣服正遭受猛攻，被水柱冲击得飘来荡去，就像射击场里悬挂的标靶。稍远处，水花溅不到的地方，攻击者头戴帽子，脖系围巾，脚蹬高及脚踝的拉链式绒拖鞋。他一副作战士兵的标准姿势，两脚大大叉开，“枪”架在胯部连连射击。一串串无情的“子弹”左冲右突，内衣们绝无招架之力。
就在几天前，我和妻子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普罗旺斯。那四年，我们大多待在美国，回归熟悉的语言环境，觉得舒服自在。社交用语是否得体，性别表达是否准确，这些问题相较而言不受约束——尽管不是毫无顾忌。我们再也不用仔细斟酌用“您”还是“你”来称呼对方，也不必慌慌忙忙查词典确认桃子、阿司匹林等样样东西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们讲的可是英语，尽管听力有些迟钝，时髦的用语还需要慢慢习惯。
一位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的朋友告诉我们，他再也不“矮”了，而是“海拔受到挑战”。以前简简单单的六十分钟的“整点”，衍生出了“底点”（半点）和“顶点”（整点）。“离开”房间，要说成是“退出”房间。经济有规律地受到“冲击”，听起来像是在说疼痛的智齿。伟大的思想者过去纯粹凭“臆测”，现在是靠“直觉”。“但愿”，一个讨人喜欢、与人无害的词，却一直被滥用。重要人物“改变看法”，则成为“作出策略调整”。
日常谈话中，许多骇人的法律词汇也蹦了出来，反映出诉讼业已成为全民关注的活动。“多余的辩解”就是这类可怕的新词中的一例。我还发现，那些老于世故又颇有影响的美国人——那些媒体乐于追逐其言论的人，并不乐意“完成”某事，而更愿意“结束”某事。我有一种糟糕的感觉，不用多久，高档饭店里的服务员就会学会这种造作。我已经听到过此类说法：“你的沙拉结束了吗？”（当然，这是在你花了点时间“反复研究”菜单之后。）
我们初次晤面的人是“外人”，尽管也没见到他那位可以成为“内人”的近亲。我们被人教导要“聚焦”某事，丢掉“专注”这种极为老套的说法。刺激的新词，每一天都在涌现，但是这些小小的新奇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无论如何还是身处母语环境当中。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有归属感才对。
但不知为何，我们的感受并非如此，当然不是因为不受欢迎。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不负美国人热情友好、慷慨大方的美誉。我们住在东汉普顿郊外，长岛的远端。这地方一年有九个月幽雅宁静，景色宜人。我们尽情享受美国生活的便利、快捷和丰富，融入当地习俗。我们慢慢熟悉了加州的葡萄酒，学会了电话购物，能够镇定自若地开车。我们补充维生素，偶尔会担忧胆固醇的摄入量。我们开始看电视节目。我在餐馆里不再抽烟，只是私下里会拼命过瘾。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坚持每天喝八杯水。换言之，我们竭尽全力适应这里的生活。
然而即便如此，内心仍然感觉缺失一些东西。更确切地说，那是我们在普罗旺斯习以为常的一切，景色、声音、气息和感觉——从田间地头弥漫的百里香芬芳，到周日集市的喧腾和拥挤。一周又一周，我们饱受思乡之苦。
人们通常认为，重返留驻过快乐的故地不太明智。众所周知，记忆是个固执偏见、多愁善感的编辑，总是根据自身喜好来取舍，并对过往加以修饰。在这种玫瑰色的回视目光中，愉快的时光变得奇妙动人，不快的时光逐渐淡远、最终消失，留下的只有一团诱人的迷雾，包裹着明媚的日子、朋友的欢笑。真的如此吗？昔日时光还会重现吗？
当然，要弄清楚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
从美国直抵法国的人，首先遇到的一个最伤脑筋的冲击就是交通状况。我们一出机场就受到此番冲击，陷入混乱的高速车潮，面临四面八方小汽车的冲撞危险，仿佛驾车者都是夺路而逃的银行劫匪。我们很快就想起来，法国司机习惯于将前面的每一辆车都视为挑战，或从旁超车，或急拐弯超车，哪里还在乎是不是闯了红灯、有没有“谨慎驾驶”提示牌。高速公路每小时限速八十英里，简直就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令人无法忍受。这或许可以作为一项特殊的规则约束观光客，法国司机才懒得理会呢。
如果配置够好——自己的反应速度够快，座驾的性能够好，你就不会那么提心吊胆了。不过当一辆迷你雷诺从旁边尖啸而过，车轮飞过地面，你还是会忍不住想：干脆把小汽车设计成能够超音速飞行吧。你要是碰巧又一眼瞥见方向盘后面的情景，怕是再也不会信心满满地开车上路了。众所皆知，法国人不加入手势，就很难将两句话连贯起来。手指摆动表示强调，双臂上举表示沮丧，好一场谈话的交响乐！这种情形若是发生在酒吧里，两三个人比比画画、争执不休，看了算是个乐子，但是在时速九十英里的驾驶过程中让你看到，会吓得你心跳骤停。
因此，转到乡村小路后，以拖拉机的速度缓缓行驶，总会让人如释重负。你可以慢悠悠地欣赏沿途风景中的绘画杰作。我第一次来普罗旺斯，就爱上了那些画在谷仓和孤零石屋上的退色广告——邀请过客品尝失传已久的开胃酒，或者品尝巧克力，推销化肥。七八十年过去，经过一次次夏日的暴晒，油漆开裂、剥落，那些蓝色、赭色、奶黄色都已经泛白。
近些年来，这类粗朴的广告已经不占优势，画面没有那么生动的现代广告反而越来越多。如今的城镇和村庄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旧时普罗旺斯的拼法，一个是新的拼法。比如Ménerbes（梅纳村）可兼称为Menerbo，Avignon（阿维尼翁）或叫Avignoun，Aix（艾克斯）也称Aix-en-Prouvenço。这也许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普罗旺斯的路标游说团体来劲了，说不定某天我们就会看到“常有雷达管制”、“低空飞行器”，甚至“巨无霸汉堡之家”这类适应弗雷德里克·米斯[1]特拉尔的诗歌语言的标牌了。
标牌随处可见——有提供信息的，有劝诫的，有教诲的，有说明所有权的；或钉在树上，或挂在田边地头的柱子上，或绑在栏杆上，或贴在水泥墙上；宣传酒窖、蜂蜜、薰衣草精油、橄榄油、饭店和房地产代理商。这些标牌大多是在邀揽路人，也有少数提醒小心恶犬，其中一个尤其具有震慑力，也最让我喜欢。我是在上普罗旺斯地区发现这个标牌的，绑在小路边的树干上，指向一片杳无人迹的野地，写着这样一句话：Tout contrevenant sera abattu，les survivants poursuivis，大意是说：擅入者小心枪击，幸存者难逃指控。我倒宁可相信这只是作者的幽默。
此外另有一类警告牌，我很难想象可以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看到。每周都有集市的圣特罗佩竞技场，你会发现那里的栏杆上钉着一块搪瓷告示牌，以大号字体严厉警告路人不得在此地大小便——举个例子吧，在东汉普顿，居民的膀胱是出了名的富有教养、高度克制，哪里还需要这类告示。
这类告示在法国必不可少，是因为法国人有“随处方便”的习惯。任何时候有内急，都会立即释放，根本不管彼时身处何地。在城里，僻静的角落数不胜数；在乡间，旷野千里，随处可见的灌木丛都是隐蔽的方便之处。但据我亲眼所见法国人对“作恶地点”的选择，他们才懒得关心是否隐蔽呢。他们有时立在岩石上，身影反衬着天幕，仿如遇困的牡鹿；有时近在路边，你还得转身避开，以免打断他的好事。他做着这等响应身体召唤的平常事儿，没有丝毫的窘迫之感。相反，你走过时与他目光相遇，他还会礼貌地点头致意。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抬头望天，一边方便，一边观赏白云。
幸好，这类“禁止”告示并不是大部分公共场所的常规问候语。陌生人之间礼貌相待，是法国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人们并不一定友爱可亲，但总是彬彬有礼。上午出门办事，每停留一处，都会听到简短的温馨问候，对方意在表明注意到了你的存在，这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比如在英国，许多店主会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表情，大概是因为你没有经过正式引荐。而在不拘礼节、恣意随兴的美国，你经常会见到另一种极端的现象：顾客得回应一些善意的问话，诸如健康状况如何、生活情况怎样；如果稍有恍惚，未能及时将话题掐断在萌芽状态，就会迅速淹没在一连串的建议和问话当中，祖宗家世啊，衣着打扮啊，古怪发音啊，五官外貌啊，不一而足。在我看来，还是法国人善于把握待人的亲疏尺度。
这种得体的待人方式，有时必须依靠语言的辅助。哪怕是处理细枝末节的小事情，语言也有助于文雅地传达意思。“不，先生，您并没有狼吞虎咽，您只是遭遇了一场肝脏危机。”“角落里的那位先生放屁了？不不不，当然不是，那是《穷人的钢琴》的哀怨乐声。”“说到肚子，您的衬衫扣子快要撑开了？呃，那不过是女厨师做的一个奶油蛋卷呢。”还有这句字幕，来自一部经典的西部片——牛仔：[2]“给我来杯带劲的威士忌！”字幕：“我要一杯杜本内。”难怪这么多年来，法语一直用作外交语言。尼斯工作室的景色油画 46.0×61.0cm亨利·马蒂斯 1929 柏林：贝格鲁恩博物馆
还有美食语言。你如果在一个国家得到这种印象，人们经常因为吃中饭或晚饭而耽误其他事情——至少快要耽误，那你可能以为还会看到一些形体特征，反映出这种全民性的美食热情。比如，一副又一副壮实的躯体、一个又一个圆滚滚的“米其林人”，吃罢这顿又赶那顿。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普罗旺斯不是。当然也有这样的人，餐桌旁的“猛犸象”，但他们只是少数。我平日所见的大部分男女，身材之纤瘦令人艳羡，完全不合道理。我听过其他国家的人如此解释：遗传基因形成某种良性组合，或者大量的咖啡和法国的政治导致新陈代谢过度活跃。然而真实的答案并非如此，而是取决于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以及怎么吃、怎么喝。
法国人不吃快餐。通常，你在大街上看到他们只是吃点面包——撕下一截法棍，边吃边走出面包店（如果是热乎乎刚出炉的，那诱惑几乎难以抵御）。对比一下美国公共场所的吃喝：比萨呀，热狗呀，粟米脆饼呀，玉米卷呀，炸薯片呀，三明治呀，大量的咖啡呀，半加仑一罐的可乐呀（当然是低糖的），天知道他们在仓促之中还吃了别的什么东西，而且经常是在去上有氧运动课的路上吃的。
法国人只要在餐桌旁坐下，正餐之间的克制就会得到补偿，而这也是让其他国家的人深感困惑的地方。一天有两顿都吃得结结实实，人怎么可能不变成大肉球，或者不会摄入过多胆固醇导致动脉硬化，因而患病晕厥呢？当然，法式餐食分量适中，不过上桌的样式可接连不断没个完，其中有些菜肴会吓坏美国的医生，比如加有奶油的酱猪肉，配上阿马尼亚克酒的肉末馅饼，裹着黄油酥面的炸蘑菇，鸭肥油烧煮的土豆——这些还只是主菜之前的开胃菜，接下来自然还有奶酪，不会太多，因为随后还有甜点呢。
而且，如果没有一两杯葡萄酒，谁会仅为填饱肚子而热盼着这么一顿饭呢？多年以前，那些探究美食真谛的人发现了一个法国人老早就知道的奥秘——喝点葡萄酒有益身体健康。有人研究得更深，希望找到这种“法国悖论”的合理解释。他们注意到，法国人喝的葡萄酒比美国人多出十倍。这就对了！悖论有了解释：一定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法国人才又苗条又健康。
我倒希望事情就这么简单，但我仍然怀疑另有其他因素对法国人的肠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相信——尚未找到任何科学证据——这里的食材不像美国的有那么多添加剂、防腐剂、着色剂和化学元素。我也相信，坐在餐桌旁好好吃饭，比趴在办公桌上、站在柜台前或在驾驶途中仓促进食更加有益健康。我还相信，无论在哪儿吃饭，狼吞虎咽的快速进食法对消化系统的损害比肥鹅肝更甚。前不久，纽约的某些饭店兴起一种新风尚：午饭时间压缩在三十分钟以内，以保证尊贵而忙碌的经理们能在一小时之内招待两批“受害者”。那份食谱肯定会导致神经紧张、消化不良，否则我宁愿吞掉自己的手机。
的确，时间在普罗旺斯不像在世上其他繁忙的地方那样受尊崇。我花了一两周的时间才接受这一事实，把手表收进抽屉。不过，虽然准时与否无关紧要，但每时每刻都会过得别有兴味。吃饭自然算是一例，还有街角闲聊、玩滚球、挑鲜花、咖啡馆小坐。收获点点滴滴快乐，绝无匆忙之感——气恼偶有，愉悦常在，最终蔓生出好心情。我是在一次进城办事的过程中体会到这一点的。那事情其实只需要十五分钟就可以办成，但我来回花了两个半小时，办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只是慢慢悠悠地享受了当中的每一分钟。
也许，舒缓的生活节奏塑造了当地人性格的另一面，那就是快乐。法国人素不以此闻名，而是恰恰相反。许多外国人在初次与巴黎侍者接触时受辱，就据此对法国国民的性格作出定论，殊不知这些侍者对待乡下同胞也是同样的坏脾气、同样的冷漠——没准在家对待老婆和小猫也是如此。然而去往法国南部，那情形就有天壤之别了。虽然面临着窘迫的生活境遇、居高的失业率、严苛的所得税，但那里总是弥漫着轻松、幽默的气氛。
眼下的报纸上，这样的报道比比皆是：年轻的法国商人离开巴黎前往繁荣的英国寻找商机，然而这一危机反应并没有捎带上法国的南部人。不过就算普罗旺斯存有此类雄心，也不是特别明显。人人都认为时代会更好，都希望过得更好，与此同时又习惯以“耸肩”哲学表示无可奈何。
对外来游客而言，学学这种哲学也是不错的，因为普罗旺斯的生活中从不缺少新奇，也不乏擅长处理繁杂事物的民族天才。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的逻辑稀奇古怪，常常令人费解。就拿村里的垃圾场来说吧，地点不显眼，清理也及时，可以堆放除了废弃卡车以外各种类型、各种大小的垃圾，方方面面来看都是便利的公共设施。垃圾箱上方贴有一张打眼的官方告示，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大件垃圾须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之后再过两天置放于此。
一天早上，我站在那儿看着告示好长时间，起初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或是我的法语又给了我一次打击。但不对，它的确是这么说的：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之后再过两天。为什么不说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呢？难道正在运行什么计划——无疑又是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的一项荒唐之举——要为星期五另取一个更有活力、更有政治激情的名字？或许是“欧洲日”？我正在琢磨这是不是酝酿中的二〇〇〇年盛事，一辆小货车开了过来。司机下车，仔细看看告示，又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又看看告示，然后摇摇头、耸耸肩。
不久，告示被撤掉了。我听说不断有人往这儿扔旧冰箱、旧自行车、旧电视什么的，根本不管指令不指令，想什么时候扔就什么时候扔。法国人对标牌的钟爱，与他们对标牌的忽视不相上下。
说过这一点，再联系一下法国人的另一个特点，即在政府面前尽可能攥紧钱袋，就不难理解停车问题了。普罗旺斯的每个城镇在街道附近都设有停车场，还有明显的标牌指明方位，很容易找到，可是人们总是视而不见。相反，大街小巷到处挤满了极富创意的非法停车范例：有两个轮子架在人行道上的，有堵住小巷两边各余六英寸通行空间的。因此，倒车简直就是神奇的特技表演：脾气暴涨，喇叭尖叫，争执四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公共停车场厚颜无耻、贪得无厌，每小时竟要收费五法郎。
我的朋友玛蒂娜经常把车停在别人不敢停的地方，她的说法让我确信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停车费是对法国民族精神的一种侮辱，必须抵制，即使绕城半小时找车位也在所不惜。时间，毕竟是不计费的。另外，抛开道德和金钱的因素，单是找到一个绝佳的停车位，也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我曾经看到有人把他的小标致车倒进一家清理一空以备重新装饰的时装店前，正好熨帖地停在日后会成为展示橱窗的位置，那人还边走边回头看，满意地点点头。这一刻，人车合一，好像共同赢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对我来说，那些时刻——那些织就日常生活的声音、景象和气息的时刻——跟历史或风景一样界定了普罗旺斯的特色。如果让我只说一样在美国时最怀念的东西，那就是乡村集市。集市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一些平常货摊的集合，从艾普镇到韦宗镇每个小镇每周都有。
集市充满视觉魅力，瞬时就能引人驻足。艳丽的鲜花，水灵的蔬菜，手写的招牌，这些货摊或摆在古老的悬铃木树荫之下，或背倚更加古老的石墙，弥漫着艺术气息，也许是专为明信片摄影师所安排的，或者是为旅游旺季所设计的。过了八月，货摊在夏末被拆掉、被遗忘，不过你在一月也会看到，因为摊主们主要做的是当地居民的生意。观光客只是意外的惊喜，来则欢迎，不来也可。
摊主和顾客彼此熟稔，买卖过程中寒暄闲聊，耗时长久。老让-克洛德挑选着奶酪，一副惹人艳羡的闪亮笑容。他得照顾一下新装的假牙，哪种质地的奶酪才好呢？布里奶酪软得粘牙，米莫雷特奶酪又硬得硌牙，最好还是选不软不硬的博福尔奶酪吧，给新牙一个适应过程。达尔马佐太太站在一堆番茄前面，陷入疑惑：本地番茄不应该这么早上市啊，这些番茄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标签上没写产地？她又捏又嗅，一番检查之后嘴巴一撅：管他呢，先买半公斤尝尝。一个蓄着小胡子的男人走回自己的摊位，一手端着玫瑰酒，另一手拿着婴儿奶瓶。那奶瓶是用来给新抱养的野猪崽喂奶的，小猪崽闻到奶香，黑鼻头直抽动。卖花的女人在给我妻子找零，随后钻到摊位下拿出两个刚下的鸡蛋，用报纸一裹送给我们。广场另一边，咖啡馆外的桌子已被占满。咖啡机的咔啦声中，透出蒙特卡罗电台的广播，播音员正激情澎湃地播报本周的赛事。哪儿来的这么多无所事事的闲人呢？四位老先生并排坐在一堵矮墙上，一心等着集市结束、广场清扫干净，好玩他们的滚球。旁边还蹲坐着一只狗，只要戴顶鸭舌帽就像老先生了，满脸皱纹，不急不躁。
摊贩们开始打包收摊，期待的情绪真切可触：午餐时间到了，暖乎乎的天儿就在外面的餐馆吃饭吧。
我们就因为在大西洋另一边生活过，冤枉地得来两个后果。首先，人们把我们当作“美国通”，经常询问发生在华盛顿和好莱坞（眼下被视为同一个地方）的事件，仿佛我们跟政治家和明星有什么私交。其次，人们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得为美国民族风俗在当地的传播负责，因此我们经常受到法瑞格勒先生的斥责，被他“一指”钉在墙上。
法瑞格勒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自诩为法国文化和法语纯洁性的卫护者。从美国快餐到美式棒球，无不令他激愤不已，因为一些头脑简单的法国人已经深受其害。在这个秋意盎然的日子，他满脑子更为严肃的问题；他从吧凳上跳起来拦截我时，脸上的忧虑更加明显。“真是丢脸啊。”这是他的开场白，接下来是一连串诋毁，说“美国输入”如何损害了法国田园生活。法瑞格勒是小矮个儿，仿佛来自小人国，激怒之时喜欢跳脚以加强语气，像一只愤怒的小皮球。如果他是只小狗，也准是称职的小猎犬。我问他为何如此焦躁不安，结果发现我自己也随着他的跳脚节奏上下点头。“Alowine，”他说，“我们法国人需要吗？这个诞生过伏尔泰、拉辛、莫里哀的国家，这个将路易斯安那送给美国的国家。可我们得到了什么回报？Alowine。”
我听得一头雾水，但从他的语调和紧闭的嘴唇、下垂的嘴角来看，那是一场大灾难，其严重程度可比蚜虫重现葡萄园或欧洲迪斯尼入侵巴黎市郊。“我倒没看到呢。”我说。“你怎么会看不到呢？到处都是——怪模怪样的南瓜——艾普镇，卡维隆，随处可见。”
残缺的南瓜只意味着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酱一样，万圣节已经成功入侵法国，形成对法国文化的又一记重击。
我告辞离开，前往艾普镇亲眼看看。法瑞格勒先生一贯喜欢夸大其辞，这次也一样。不过镇上的确有一两家店铺的橱窗展陈出万圣节的装饰，我在普罗旺斯还是头回见到。我很想知道，正式印发的节庆日历上是否加上了万圣节，大家是否了解这个节日的内涵。我在艾普镇的街头随便问了几个行人，结果他们一头雾水，懵懵懂懂地表示“南瓜就是用来做汤的”。
到底是谁将万圣节引进普罗旺斯的？小孩子成群结伙，摸黑敲农户家的门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他们是否听到过提醒要注意安全？看门狗肯定会咬伤他们。还好，节日过去了，倒没有流血事件的报道见诸报端。看来，至少今年的万圣节，也成了那种无人出席的聚会。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自己的节日本来就很多，我们每个月都有新发现。五月伊始，便是一个公共假日，接下来又有几个为八月作铺垫。八月全国都休假，文件堆积如山，标志着政府机构永不变更的节日来临。每个圣徒有自己的节日，每个村落有自己的纪念日。因应大众需求，普通民众每周也有盛会，通常便是周日的午餐。
周日是个特殊的日子，即便你并未天天上班，也能感觉到这一天的不同寻常。周围的声响变了。平日里，只听得见小鸟啾啾，卡车隆隆。到了星期天的清晨，听到的则是猎狗的声声吠叫和遥远的砰砰枪声——普罗旺斯的猎人们喜欢行使保卫乡村的权利，杜绝野兔和画眉鸟的入侵。
今年猎人们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要打击变异的野猪。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野猪的数量成倍激增。眼下有种说法是：通常一年只下一窝崽儿的野猪，与多产的表亲家猪交配，因此杂交的猪崽儿在葡萄园和果园里泛滥成灾。它们的劣迹随处可见：为了寻找食物，拱乱垄沟，践踏菜园，撞歪石墙。
有个星期天，我家周围被封锁起来，作为野猪狩猎行动之用。长长的土道沿线，每隔一段都有猎人埋伏，小货车车头朝前掩藏在灌木丛中。猎人们身着迷彩绿，全副武装，屏息伪装，耐心等候。猎狗们合围一圈，循迹追踪，兴奋得哑声狂吠，颈铃叮当响。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大搜捕之中，又好像身处战争之中。
我回屋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伤员。一个猎人背着阳光朝我走来，远远的只依稀辨出他的轮廓：肩上斜挎着来复枪枪筒，双臂合抱着一个大家伙，那家伙的四肢松松垮垮地耷拉在猎人的身侧。
他在我面前停下脚步，怀里的那只黑棕色猎犬翻动着一只悲哀的眼睛，看向我家的狗儿。猎人也是一脸忧戚，向我道了早安。我问他猎犬伤势如何，是不是在灌木丛里遭到受困的彪悍野猪的攻击。“唉，可怜的家伙，”猎人说，“整个夏天都窝在家里，爪子钝了。早上又跑得太远，伤了脚。”
十一点半的时候，土道上又空无人影了。大队人马已经撤走，重组队伍，更换行装。干净的衬衫和刀叉取代了战斗的劳顿和狩猎的枪支，餐桌上的袭击准备好了。
一年中不管什么时候，周日午餐都是我的最爱。上午不用为工作烦心，下午可以心安理得地睡觉。餐馆里似乎也弥漫着超乎寻常的欢乐气氛，几乎有节日的味道。毫无疑问，厨师会格外卖力，要知道顾客是来享受他们精湛的厨艺，而不是来商洽业务吃工作餐的。因此，周日的餐食总是更加美味可口。
我家周边二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足足有十几家相当不错的餐馆。挑花眼的时候，我们就根据天气来选地方。麦斯·托特伦餐馆的院落宽敞阴凉，还准备了各式草帽让人遮阴，顾客在九十华氏度的高温天气里用餐也仿如置身天堂。冬天则可以去埃格布伦客栈——热烘烘的篝火，宽敞明亮的屋子，雪白的窗帘，幽僻的山谷风光。
这两家餐馆有别于当地其他餐馆，事实上也有别于众多法国餐馆，其特色就在于大厨都是女人。按照传统的分工，男人负责掌勺，女人负责收银。如今，时代已经发生改变，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位女大厨赢得像阿兰·杜卡斯那样的国家认可，他拿到的米其林星章足可装饰一棵圣诞树。法国女性在医药、政治、法律等领域战绩骄人，远胜过在餐厨领域。我觉得这事颇为古怪，莫非与大男子主义有关？
要想弄清如此微妙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个刺激的答案，只有一人可以咨询，那就是我的老朋友雷吉斯。他在美食和大男子主义两方面都表现卓越，真该受邀代言法国精神，而且他是多么乐于同整个世界分享他的观点啊。他对女大厨的态度十分激烈，丝毫不让我意外。我问他为什么她们为数不多，他的回答简直像一串出膛的子弹。“你得明白，”他说，“在法国，有些太过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留给女人做的。”
女医生、女律师和女大臣，在雷吉斯看来，虽然古怪但也勉强可以接受。女大厨和女餐饮主管的存在则让他无法信赖、浑不自在。这事多少有些违背正常规律，专业主厨只有男人才能胜任。
然而某个冬日，在埃格布伦客栈的周日午餐上，雷吉斯收回了成见。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品尝瑞士奶油烤甜菜，继而毫无戒心地享用炖羊肉，后来还吃光了像小山一样的各种奶酪和一大块浓香三味黑巧克力。所有这些菜肴都出自女大厨之手。
我们站在餐馆外面，我等着他承认错误。可惜没有。他只是变通了一下他的大男子主义，以应对眼下的状况。“只有在法国，”他说，“偏僻的地方也能让你吃到这等美食。”他朝四周的群山和映照山谷的太阳挥挥手，“回来可真好，是吧？”
是啊，回来真好。
[1]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 Mistral，1830-1914），出生于普罗旺斯的诗人，一九〇四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2]杜本内（Dubonnet），法国开胃酒。
谁谋杀了帅气屠夫
初遇马里厄斯，差点“一见倾命”。远远地看见他高高的身影，双手插在兜里，溜达在通往村里的大路中央。听到引擎声，他转身往后看，因此他是知道有车过来的。但是我在这个路段有过一两次心惊胆颤的经历，明白不能过分相信路人、自行车骑士、拖拉机司机，以及小狗和糊涂的鸡群，天晓得他们会跑向哪里。于是，我放慢车速。幸亏如此：我的脚还踩在刹车板上，就见这家伙窜上前来，张开双臂，好像要和车子来个拥抱。刹住的车子，离他仅仅十八英寸。
他冲我点点头，然后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坐进来。“你好，”他操着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进村去是吧，我的电动自行车拿去修理了。”
他让我把他载到咖啡馆，可到了咖啡馆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倒是被变速杆旁边托盘里的大小硬币迷住了，那是我用来投放停车计时器的。“你有十法郎吧？我得打个电话。”
我指指托盘。他仔细地翻腾一遍硬币，挑出一个十法郎的，冲我展颜一笑，然后消失在咖啡馆里。经过投币电话时，他甚至懒得敷衍地瞥上一眼。
接下来几周，同样的情形频频出现。马里厄斯远远地晃荡着，不是在路上踱步，就是在村里闲逛，双臂大张请求搭车。他的那辆电动自行车还在修理，他每次还是要打个电话。一段日子之后，我们干脆省却了那套烦琐的礼节。我专门在托盘里预备两个十法郎硬币，马里厄斯则径直将硬币装进口袋。这种高效又文明的做法让我俩都觉得合意，我们可都不喜欢把钱挂在嘴上。
大概两三个月后，我和马里厄斯之间逐渐超越了初级的经济关系，发展出某种交情。一天上午我去邮局，碰巧看到马里厄斯拿着一张纸片和柜台后面的女营业员推推送送地交涉。营业员频频摇头，将纸片挡了回来。双方多次耸肩，最后以撅嘴声告终——气流从下撇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法国人喜欢用这种方式表示“不赞成”或“不同意”。接下来便是沉默，交涉显然无法继续。
营业员见我到来，趁机结束交涉，绕过马里厄斯向我问了声早上好。马里厄斯转身看见我，满脸怒气瞬间化作微笑，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到外面等你。”
后来他向我解释了问题所在，原来他口中那位刻板乖戾、不愿助人的女营业员拒绝兑现他那张五百法郎的支票。有效的票据啊，他说着举起支票细细看了看。
马里厄斯把支票递给我，风吹得支票凄然抖索。我猜这可能是一张合法的票据，可眼下这副皱巴巴、脏兮兮的样子，连上面的字母和数字都退色得几乎无法识别。要用现钱换来这么一张破旧不堪、令人生疑的老古董，也未免太过乐观了。再说，我身上可没揣着五百法郎，我就这样跟马里厄斯直话直说。桌子上的水果树脂水彩画 60.0×70.0cm拉奥尔·杜飞 约1915 马赛：关注普罗旺斯基金会博物馆“那真遗憾，”他说，“这样吧，你请我喝杯酒。”
我发现自己很难拒绝这种可爱的厚脸皮，也许是因为我脸皮薄，因此两分钟之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在咖啡馆深处就座。此前我们都是在车里会面，我得盯着马路，还从来没有这般近距离地正面打量过马里厄斯。
他的脸耐人寻味，一定经历了太多的风吹日晒雨淋：面容有如去皮的肉，在别人长皱纹的地方长出深沟，在别人光滑的部分长出褶子。不过双眼明亮有神，灰色的短发浓密粗硬。我猜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他从军用夹克的外兜里拿出一大盒厨房用火柴，点燃一根香烟。我发现他的左手食指少了一个骨节，也许是修剪葡萄藤时不留神削掉的。
第一口葡萄酒下肚，他一阵轻颤，表示很满意，然后开始发问。他说我讲法语的样子像德国人。我告诉他自己是英国人，他大为诧异，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在国外喜欢待在英语地区，这样的话，只要抬高嗓门就可以克服与当地人沟通的障碍。马里厄斯双手举至耳边，咧嘴大笑，脸上堆起密密的皱纹。
一个英国人大冬天来这里做什么？我靠什么谋生？我经常被问到这问题，而我的回答总是会引发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遗憾，因为写作是典型的朝不保夕的职业；另一种是好奇，有时甚至夹带一点敬意，因为法国人对于在艺术领域耕耘的人仍然怀有敬仰之心。马里厄斯属于后者。“啊，”他说，“搞文学的人，但你肯定不穷。”他轻敲空了的酒杯。
酒杯重新斟满，问题继续。我告诉马里厄斯我喜欢写什么，他探身向前，眯缝着眼，看着香烟烟雾，一副要抖出猛料的样子。“我可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他随便一挥手臂示意出生地，也就是咖啡馆外的某个地方，“我有一些故事可以讲给你听，不过今天不行，下次吧。”
马里厄斯当天另有安排。村里好像要举行葬礼，而他逢葬礼必参加。他喜欢葬礼仪式的井然有序，喜欢庄严的氛围和哀痛的音乐，还喜欢看那些穿着体面、足蹬高跟鞋的送葬女人。倘若死者是他的老对头，他更加欢喜。他把这叫做“最后的胜利”，是他命更长的明证。他一把抓起我的手腕看看表。该走了，故事可以以后再讲。
我很失望。要知道，听一个口才高超的普罗旺斯人讲轶事趣闻，简直就像欣赏一位口技大师的华丽表演，他们可是吊人胃口的高手，一会儿故作惊诧，一会儿捧腹大笑。故事大多出自至为凡俗的日常生活——修车的经历，杀鸡除内脏的乐子，发现檐下蜂巢的趣事。遇到会讲故事的人，你会发现这些小场景的戏剧效果令人如同置身于法国大剧院，浑然不觉是在乡村小酒吧。我总是为这些故事深深着迷。
我再次在路上遇到马里厄斯的时候，他正趴在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眼睛死盯着油箱，脑袋侧歪着聆听，那姿势仿佛是在等待油箱跟他私语。“干得像七月的岩石。”他说着蜷身坐进我的车里，接着问我能否载他到加油站买箱油，顺便再请他喝一杯，“这该死的一上午。”马里厄斯一向如此自信，任何时候都觉得我不会有什么急事，临时做做他的私人司机准没问题。
我们在咖啡馆里坐下来，我问他上次的葬礼是否好玩。“还行，”他说，“走的是老费尔南德。”他轻拍鼻翼，“知道吗，大家都说他是五丈夫之一。你一定听过这个故事了。”
我摇头的工夫，马里厄斯已经转头要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开始讲起来。他时不时地瞥我一眼，一则表示强调，二来看我是否听懂了，不过多数时候他都凝视着远处，好像在仔细回忆。
他说，出于某种原因，肉贩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比较亲近，远非买肉和卖肉的生意关系那么简单。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鲜肉的样子，那粉嫩的颜色，那摔打在案板上的响声，还有切块好肉的小恩小惠什么的。不管原因怎样，肉贩和女顾客之间产生某种亲密关系不算稀奇。假如肉贩是个帅气的小伙子，买小羊排时还多了调情的乐趣。一般来说这很正常，一两次无伤大雅的接触，一两点溅开在操持家事的女人们眼里的火花。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这个叫阿诺德的肉贩的故事。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初来乍到，接替了村里那个退休回家的老肉贩。老肉贩是个性情沉闷、不苟言笑的人，生意做得十分小气。村里的女人从来不会轻易发表看法，不过她们渐渐喜欢上了阿诺德，在电话里口耳相传着他的事情。他将小肉店改造一新——重新粉刷四壁，更换老旧的设备，安装时髦的灯具。整修完毕的小店是个舒服的去处，迎面是铮亮的钢窗和透明的玻璃，清新的地板锯木香味，年轻店主的笑脸。
阿诺德一头闪亮的黑发，棕褐色的眼睛，比以前的肉贩好多了。他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牙齿。那个年代，乡下牙医少之又少，论技术更多是拔牙而不会补牙。结果，很难看到哪个成年人是牙齿齐全的，总会缺那么一两颗，而存留下来的牙齿则丑得要命——东倒西歪，参差不齐，沾满酒渍和烟渍。然而，阿诺德的牙齿好得惊人，雪白整齐、颗颗健全。初次见他的女人，离开时都会迷惑不解，自问这么帅气的小伙子为何没结婚。
阿诺德不是不知道自己对女顾客的吸引力（事实上，后来的调查发现，他之所以被迫离开先前的村子来这里谋生，就是因为跟村长的老婆关系暧昧）。但他是个生意人，假如朝顾客笑笑就能多赚钱，干吗不笑？这很正常。
不得不说，阿诺德是个好肉贩。肉条挂得规规整整，血肠和香肠灌得圆圆滚滚，肉馅做得厚厚实实。他下刀慷慨大方，总会多割一点，从不缺斤少两；甚至白送髓骨，白送啊！而且他把肉递给顾客时总会粲然一笑，那肉用粉红色的蜡纸包得整整齐齐，纸上印有他的名字和一只快乐的小牛。
冬去春来，阿诺德在当地深得人心。村里的男人发现他们吃的肉比老肉贩在的时候多很多，而且那肉也更好吃。他们提起这事的时候，妻子们都会点头，“是啊，肉店改观可真大，村里有这样的肉贩真是走运。”有些妻子看着餐桌对面的丈夫，不由自主地作着比较，发现自己心里想的东西跟阿诺德的贩肉技巧毫无关系。那臂膀！那牙齿！
六月底，暑热来临，麻烦随之而至。这个村子坐落在山丘上，朝南的石屋白天吸足了热气，整夜闷热难耐。自家房屋还好办，只要拉上百叶窗就可以抵挡暴烈的日晒和持续的高温，不过商铺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展柜橱窗不但吸热，而且增热。因此，阿诺德为了适应天气只好调整经营方法。他撤掉橱窗里容易变质的食品，将香肠和切好的肉条都转移到店铺后面的冷库里，并在橱窗上贴了一张告示。
自然，肉贩阿诺德自己也需要避热取凉，七月初的时候他已经脱下常穿的粗帆布长裤和棉质运动衫，换上了更适合热天穿的工作服。他仍旧系着白色的长围裙（虽然常常血迹斑斑），从胸口遮至小腿，但在围裙底下只穿了一条黑色的旧运动短裤，紧裹住腰臀，脚上蹬着一双橡胶底木屐。
肉店的生意本来就好，这段时间更加火爆。挂在柜台后面的肉突然变得供不应求，因为阿诺德取肉时必须伸展躯体，此时他那肌肉结实的后背和大腿就暴露在等候的女顾客眼里。大家也喜欢跑到店铺后面的冷库区去买肉，借机亲近这位迷人的、近乎全裸的小伙子。
阿诺德的顾客们在穿着打扮上也起了变化。以往是平常的便服和粗糙的面容，现在则是清凉的裙装和精细的妆容，甚至还有香水。当地的理发师异乎寻常地忙碌起来。外来的观光客在小街上看到这些女人，以为她们是赶着赴宴，这种误会也不足为怪。至于丈夫们——嗯，注意到变化的丈夫们，则认为是天气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妻子对他们照顾周全，甚至因为那一丝丝内疚格外地殷勤，把他们当职业拳击手来伺候吃喝。丈夫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七月烈日连连，不见雨水，依旧热得像个烤箱。狗和猫和平共处，共享阴凉，呆呆的懒得争斗。地里的甜瓜快熟了，汁液异常饱满。藤架上的葡萄晒得烫手。伏卧在山顶的村落，仿佛窒息在闷热无风的蚕茧里。
这样的日子里，尽管生意红火，年轻的肉贩也备觉煎熬。他发现这里的生活圈子又小又封闭，结交朋友是件缓慢而谨慎的事情。一个新来者——即便是从仅仅十六英里远的地方来的新来者——在街邻当中得到礼遇也遭遇戒备，没法融入他们的生活。他得经受考验，常常一考验就是好几年。阿诺德不过是个外来户，一个孤独的外来户。
更加麻烦的是，生意的红火让他几乎不得空闲，连去阿维尼翁转转的空当都没有，那里灯火更加通亮，社交机会更多。他每天黎明即起，从肉店楼上的狭小卧室下来，擦地板，撒新鲜木屑，清除窗户上的死苍蝇，摆好肉块，磨利屠刀，赶在老顾客也是第一批顾客八点到来之前迅速吞杯咖啡。正午至午后两点的休息时段，世界一片安静，他却要出去补货。街道狭窄，货车开不进来，批发商拒绝送货上门。然后是漫长的下午，直至最为忙碌的傍晚，少有在七点之前能关上店门的时候。接下来还有枯燥烦人的文书工作：一天的流水单，供应商的发货单，政府要求填写的卫生监督表，银行啰唆贷款的信件。一个人应付这么多工作，委实疲惫不堪。阿诺德常常告诉自己，他需要一个妻子了。
八月初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妻子，可惜是别人的。
她比大多数女顾客年轻，也足足比她丈夫小十五岁。这段婚姻，即便不算包办的，也是双方父母大力促成的，谁让两家的葡萄园在村子下面的山坡上连在一起呢！还有什么比血脉和土壤、家族和地产的联姻更美满呢？两户人家各自打着小算盘，拖拉机、肥料、葡萄酒、劳动力这些方面能节省多少，一清二楚。大婚的日子定了下来，两个主角在这般撺掇下成了情侣。卡瓦莱尔的沐浴者油画 41.0×33.0cm亨利·芒更 1905 圣特罗佩：阿农西亚德美术馆
新郎性情平和，志向不大，人到中年觉得这桩婚姻很适合自己。他不必再依赖母亲了，有人为他做饭缝衣，为他寒夜暖床。将来他会继承两家的葡萄园，会有几个孩子。生活美满幸福，他心满意足。
然而那位年轻的新娘，在经历了新婚燕尔的激情过后，迎来现实无比的日常生活，难免产生失落感，渐渐心生怨恨。原本是家中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如今成了人家的妻子，担负起妻子的责任：料理家事，精打细算，而在田间劳累一天的丈夫饥肠辘辘、满身尘土地回到家里，只管把鞋子一脱，整晚快活地读他的报纸。幸福的时光慢慢暗淡，她展望未来，看到的是一生的操劳和无趣。
因此毫不奇怪，她开始去肉店寻找快乐。她总是算好下午可能只有肉贩一个人的时候去。他成了她生活里的一个亮点，总是面带微笑，而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他那简短夏日制服下的男人体魄：身材健壮，不像她那骨瘦如柴的丈夫；皮肤闪闪放光，围裙的领口露出一丛浓黑的胸毛。
一天下午，事情突然就发生了，什么都不用多说。前一分钟阿诺德还在包猪排，两人并肩而立，彼此近得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后一分钟就上楼进了小卧室，汗水淋淋，衣服脱了一地。
事后她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肉店，满脸红晕，心慌意乱，连柜台上的肉也忘记拿走。
村里的人本来就喜欢捕风捉影，流言飞语无孔不入，像阳光穿透薄雾一样渗入人们的心里。天下没有永远的秘密，女人们总是最早知道的。阿诺德与那个年轻的妻子勾搭上之后，接下来的几周发现女顾客们越来越活跃，越发和他亲近。原本一手钱一手货的事情，那手却要借机盘桓一会儿，若有若无地扫过他的手指。那位年轻的妻子定时在午后两点造访肉店，随手翻过“暂停营业”的牌子，关上店门。其他女人也如此效仿，选好自己的时间。阿诺德体重渐轻，却是容光焕发的样子。
不知是谁最先点醒丈夫们的，可能是村里某位年长的老太太，她生活里的一大乐趣就是揭露落到她眼里的伤风败俗之举；也可能是某个落寞的妻子，她没能进入那间幽暗的、膻味弥漫的卧室。不可避免地，闲话和猜忌开始滋长，最后连丈夫们也有所耳闻。责问在床笫之间展开，丈夫根本不相信妻子的否认。最终，丈夫们彼此吐露秘密，发现他们竟然同属一个悲惨俱乐部。
一个傍晚，其中五位丈夫聚在咖啡馆里：三个农民，一个邮递员，一个经常上夜班的保险公司职员。他们选了一张远离吧台的桌子，以打牌掩盖见面的真实原因。低沉而苦涩的嗓音，讲述着大致相同的故事：她变了，不再是我娶的那个女人；那个小浑蛋，用油滑的微笑和下流的短裤毁了我们的生活。五个人坐在那里，忘记了面前的道具牌，火气借着酒劲越燃越旺，嗓门也越来越粗大。邮递员还算头脑清醒，提议改天另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再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这时快到九月底，狩猎季节开始了。五位难友约好周日一早在山里见面，带上枪牵上猎狗打野猪，野猪每年秋天都闯进葡萄园搞破坏。
周日这天早上，旭日初升，天就热了起来，不像是九月倒像是七月。五个男人爬到吕贝隆山顶，肩头扛着沉沉的猎枪和子弹夹，肺里像烧火一样。他们在一棵大柏树下找到阴凉的地方，卸下肩上的重负，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酒瓶喝起来。猎狗在草丛里嗅嗅闻闻，沿着迂回曲折的隐秘路线搜寻，仿佛被绳子一下一下地拽着，脖子上的铃铛声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此外再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别的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
惩罚妻子，还是惩罚肉贩呢？
其中一位丈夫建议：揍他一顿，打断他的骨头，砸烂他的肉店，给他一点教训尝尝。不过，这家伙肯定能认出袭击自己的人，把警察喊来。这样麻烦就大了，保不准得蹲监狱。再说，揍他一顿就能阻止他吗？男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只怕还会赢得女人们的同情，重新干起那勾当来。酒瓶在沉默之中传递着，五个人都在想象几个月甚至更为长久的牢狱之灾。妻子们现在都能对他们瞒天过海，一旦独自生活，岂不更加没有顾忌？最后，其中一人说出了众人的心声：得找个一劳永逸的法子。无论如何，肉贩必须离开村子。只有这样，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生活才会回归从前的样子，回归这个小色鬼不曾令他们蒙羞时的样子。
邮递员一直是五人之中最理智的一个，主张找肉贩谈谈，说不定他能听从劝告离开。其余四人都摇头反对。这算什么惩罚？这算什么雪耻？正义何在？全村的人都会笑话他们，他们一辈子都会成为笑柄，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窃窃私议当中。五个窝囊废，眼见自己的妻子跟别的男人鬼混却束手无策。五个大男人，光知道戴绿帽却没有丝毫胆量。
酒喝光了，其中一个站起身来，将酒瓶立在岩石上，转身拿起猎枪，推入子弹。“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他说着瞄准目标，一枪将酒瓶击得粉碎。再低头看看其他人，耸耸肩：“瞧，就这样。”
最后，他们同意通过抓阄来决定由谁执行死刑。确定人选后，五人便下山和妻子共进周日午餐。
行刑者十分审慎地挑选下手的时机，等到月色暗淡、夜色最浓的时候方离开家门。为了确保不会失手，他装了两筒弹药。其实，一颗大号铅弹就能打倒一头大象，更别说一臂之远的人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在空寂无人的街上，朝着肉铺走去，心里肯定在想另外那四人是否正在床上辗转难眠。他砰砰砰地连声敲门，等着肉贩下楼开门，心里一定在骂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
他用两个枪筒顶住肉贩的胸膛，没等看到对方倒地就跑了。四邻八舍的灯光亮起，这时他已跑进村子下面的田地，跌跌撞撞地穿过葡萄园往家里去。
天还没亮，来了第一个警察，他是被村里少数几部电话中的一部叫下床的。肉店外面已经有五六个人，站在店内透出的灯光里，又惊恐又好奇，眼睛直盯着门内血淋淋的尸体。之后不到一小时，阿维尼翁的一支刑警分队赶到，驱散了围观的人群，挪走了尸体，并在村公所设立了调查办公室，开始了全村范围内的漫长问询。尼斯的暴风雨油画 50.0×73.0cm亨利·马蒂斯 1919-1920 尼斯：马蒂斯博物馆
对那五位丈夫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时间，考验着他们之间的忠诚与友谊。他们在一个周日的上午又去了森林里会面，互相提醒要保持沉默，唯有彻底的沉默才是保全之策。正如其中一位所说，“自己不声张，谁都不知道。警察会认为肉贩以前在别处结仇了，仇人来找他清算旧账。”他们传递着酒瓶相互安慰，发誓决不泄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然后一周一周也过去了。没人自首，也没有任何线索，谁都说不了解情况。再说，村民都不愿意跟穿警服的外来人讨论村里的事情。警察唯一能确认的只有死亡的大概时间，当然，还有谋杀者使用的是猎枪这一事实。村里所有拥有猎枪的男人都被找来询问，每一支猎枪都被仔细检查。可惜，大号铅弹不像子弹，不会留下明确的痕迹。这么多支猎枪，哪一支都有可能犯案。调查磕磕绊绊，最终不了了之，成了又一份卷宗。村民们回到田间采收葡萄，都认为经过一个干燥温热的秋天，这一年的葡萄格外丰盈。
后来，村里又有了一位肉贩，来自阿尔岱雪，年纪稍长，已经成家。他高高兴兴地接收了装修完备的肉店，连砍肉刀也包括在内。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村里的男人中间深受欢迎，他们对他异常友好。“故事讲完了。”马里厄斯说，“应该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问他凶手的身份是否暴露过，毕竟至少有五个人知情，而且马里厄斯自己也说过，让村民守住秘密就如同用手盛水。马里厄斯只是笑着摇摇头。“不过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他说，“肉贩下葬的那天，全村人都去了，各怀心事吧。”他喝掉杯中酒，在椅子里伸了个懒腰，“哦，那可是个热闹的葬礼。”
普罗旺斯从未存在
一位生活在纽约的绅士杰拉尔德·辛普森寄来一封信，说报纸上有篇文章让他迷惑不解，并将文章随信寄来。文章读起来还真叫人伤心，指责普罗旺斯只有滑头的农民和糟糕的食物。这正是让辛普森不解的地方，他在信中写道：当年我去度假时，那里完全不是这样。你书里写的也不是这样。怎么回事呢？难道最近几年普罗旺斯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我重读一遍文章，它的确把普罗旺斯写得毫无魅力可言，餐饮服务相当差劲。我以前也收到过这类文章，出自自以为角度新颖的记者之手。他们热切地寻找所谓的“真实”，那“真实”就隐藏在明信片上灿烂的薰衣草地和明媚的笑脸背后。如果偏巧让他们遭遇一位失望的游客、一个乖戾的店主或是一顿糟糕的饭菜，他们便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故事。我对这些观点极少认同，不过它们自有道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普罗旺斯。我心中的普罗旺斯，自然不同于那些只在这里待一两周的人心中的普罗旺斯，尤其是那些在最为拥挤、最不具代表性的八月赶来的人。
辛普森寄来的文章，《去年八月我在普罗旺斯》，发表于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登载在全世界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上。作者是露丝·雷克尔。我相信，在曼哈顿的餐馆厨房里提及这个名字，准会引起一阵恐惧的战栗，尤其是在她为《纽约时报》担任美食评论员期间。她现在已经离开这一职位，不过那年四月仍在任上。她像座闪耀的灯塔照亮着黯淡无知的美食界，掌握着餐馆的荣辱浮沉。总之，正如一句农谚所说：一个精通活计的女人。
且不论雷克尔作为美食作家和编辑的成就，单是她不浪费一分一秒抓住事物核心的能力就令人惊叹。在这次普罗旺斯的八月之旅中，她调查、思考、总结，然后否定法国的这一整个地区——多么勤奋！——如此这般，尚能忙里偷闲度个令她失望透顶的假期。
失望清单从第一天的早餐开始：糟糕的长棍面包，更糟糕的羊角面包，还有泛酸的咖啡。逛遍整个市场找不出一个熟透的番茄，桃子硬得像岩石，青豆蔫巴巴。没有什么比看见蔫巴巴的青豆更能让美食评论家瞬间陷入失落。失落还在继续呢。土豆都是进口的，肉店没有小羊肉可卖。这里简直就是美食家的地狱。上超市——雷克尔说碰上没有集市的日子，不得已去了超市——也没能缓解不悦的心情，里面的食物相当单调寒碜。肉类和蔬菜简直是灾难，奶酪产自工厂，面包裹着塑料袋。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呢，玫瑰葡萄酒占据的地方，比她家那边达格斯蒂诺超市里全麦食品、小甜饼和脆饼总共所占的地方还大。想想这情形吧！葡萄酒比小甜饼还多！这显然是社会堕落的标志，没什么比这更具说服力了。
接下来揭露的“真相”更多，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先仔细核实一下上述唠唠叨叨的抱怨。诚然，普罗旺斯有糟糕的食物，但由此得出普罗旺斯到处都是如此的结论，就显得草率大意，或者极度缺乏对当地的了解。普通游客有这种抱怨，尚可理解，可雷克尔绝非普通游客，她的职责就是发现美食。她肯定与美食界和媒体圈有着密切的联系，她也肯定有法国的朋友或同行可以告诉她普罗旺斯——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哪些好去处。难道没人给过她一些好的地点？还是她没有征求过别人的建议？莫非她没有读过就职于《国际先驱报》的同行帕特里夏·威尔斯的佳作？威尔斯也是一位美食作家，熟知普罗旺斯。显然，她没有。
市场上难以找到熟番茄，肉店里难以买到小羊肉，这两件令她失望的事情，我们在普罗旺斯从未遇到过。大概她运气不佳，或者她去市场和肉店的时间太晚，最好的货品已经售罄。八月就是这样的。至于糟糕的超市，再次印证她要么听了一些坏建议，要么没有征求别人的意见。超市里当然会有工厂加工的奶酪和塑料袋包装的面包，不过我搞不懂这事儿有什么可说的。超市本来就是专门销售大批量食品的地方，很多食品采用塑料包装也是合理合法的。即便如此，普罗旺斯的超市也并非一个模样，其中不少都供应新鲜的奶酪和自制的面包，就连小甜饼的种类也不比达格斯蒂诺超市逊色。
事实上，我们认识的严格的厨师，大多只去超市采购基本的用料，而买鲜肉、面包、食用油、酒水及农产品则去特色小店，就像他们的母亲以前那样。假如住在阿维尼翁或那附近，他们就去中央市场，那是在法国或其他地方能寻访到的最棒的食品市场之一。市场就位于市中心的“派广场”，碰巧离雷克尔的住处不远。
二十五年来，这家市场一直是当地供应商的批发站点，四十个摊位的货品琳琅满目，有肉食、家禽、野味、面包、奶酪、猪肉制品、水果、蔬菜、香草、调味品、食用油等。其中鱼类柜台就有三十多码长。每个工作日六点开张，中午关门。不过，八月在阿维尼翁很难找到停车位，大概这就是它被忽略的原因吧。真是遗憾。
没关系，如果购物的欲望和激情委顿低迷，总还有当地的餐馆值得一去。阿维尼翁有几家餐馆堪比纽约的高级饭店，比如黑利、埃斯那特和雷尼这三家，但这些餐馆不知为何没能赢得雷克尔的垂顾。相反，她给我们介绍了一份古怪的菜单——只是看看而没有点单品尝——上面只有番茄（但愿是熟的）。这也许刺激她用上了以往对大城市里劣等餐馆的评价，而此番评价足以让你失望透顶，担心在普罗旺斯会饿死呢。
此刻，大失所望、饿得发晕的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项最为离奇的事实揭露吧。白纸黑字写着呢，有《纽约时报》的巨大权威作支撑：“原来我一直梦想的普罗旺斯从未存在。”
不难想象，这句话犹如一个生番茄“击中”了我。那我这些年一直住在哪里？那些“误入歧途”的作家又算是住在哪里？都德、吉奥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劳伦斯·达雷尔和M. F. K. 费雪笔下的普罗旺斯——我所熟知的普罗旺斯竟然不存在！从未存在！它只是一个美好的臆想、一个浪漫的幻梦。
这等弥天大谎，我猜恐怕要归咎于一个土生土长的普罗旺斯人[1]——马塞尔·帕尼奥尔，啊，又一位神经兮兮、热爱幻想的作家。雷克尔是他的狂热追捧者，还这样与我们分享对他的崇拜：“我所迷恋的普罗旺斯是伟大的电影制作人帕尼奥尔笔下的那个样子。那是一个粗糙的黑白世界，人们在咖啡馆里自娱自乐，把石头藏在帽子下面等着别人来踢。”[2]
对我来说，这就好比期待当代美国酷似弗兰克·卡普拉电影中的场景。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调查一下，我可没法跟事实较劲。平心而论，我得说娱乐大众的踢帽子表演已经像斩首刑罚一样消失了。在村长的办公室里，我翻遍档案也找不出一项关于当众踢帽子的记录。在村子的酒吧里，我问最年长的老人是否曾踢帽子玩儿，他瞥我一眼，喝完酒走开了。即便是在一些最偏远的上普罗旺斯村庄，你以为可能会遇到一群怪里怪气、被人遗忘的踢帽者，但你发现人们只是在咖啡馆里聊天、打牌或者玩滚球。先是糟糕的饮食，现在是这个，又一个梦破灭了。
然而，也有观光客能跨越模糊不清的期望，从普罗旺斯的实际样貌中获得极大的快乐。可惜他们是游客，在雷克尔的世界里不受欢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喜欢的是不精巧的“非旅游地”。游客当然是指别人，不是我们。我们可不同，我们是“旅行家”——机敏聪慧、温文有礼、富有教养，哪儿都以我们的光临为荣幸、以我们的做客为快乐。这种态度很常见，我总觉得是居高临下、傲慢无礼，很不可取。如果你旅行是为了快乐，那你不管怎么伪装，都是个游客。我自认为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游客，我的一些好朋友也是如此。旅游业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很多有才能的人提供了生计，其中就包括厨师，不然他们就得另谋生路了。
我们就举个例子吧，也就是雷克尔找遍整个普罗旺斯发现的仅有的两家好餐馆：诺维斯和帕拉杜。正如她所说，这两家餐馆都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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