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12：创造力之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琦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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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12：创造力之死试读：

假如创造力是一座公园

过年回家，听到各行各业的哀声一片。投资公司的泡沫去年就破了，钱蒸发掉，人也四散，当警察的同学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追捕和善后。城镇化的源头——矿业也遭遇危机，对外的宣示是资源枯竭，更真实的原因是需求在下降。房地产商脑子一热，建起许多高楼，十几层的大厦，依山傍水，气势逼人，却只有几户人家住进去，其余的毛坯都空空如也，透着穿堂风，像无数双黑色的眼睛，无神地望着从市中心静静流过的河。

唯一欣欣向荣的事业是公园越建越多。最早市里只有一座公园，在一座小山包上修了步道、凉亭，供人们爬山、散步、野炊、偷摸着谈恋爱，到了山顶，能看到的风景仅有几栋高楼，以及铁厂、电厂、化肥厂制造的云烟。而现在，河滨和另一座山上又分别新建了一座，那山在城市的另一边，登到山顶可以看见农田、上游的河道、外围扩建的大桥和路，颇让人感到新鲜，原来这座看上去要在重工业中永生的小城市，也有这么美的一面。

一切和我在北京的所见截然不同。那里的生活仿佛一团火焰，人们的智慧、欲望和身体全数投入其中，发明出新的机会、新的情绪、新的词语，随时准备把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兑现成改变世界的诺言——创造是新的正义，任何有关颓势的消息仿佛都只是谣言。不像我的家乡，一个慌乱的小社会使自己镇静的方式，无非是兴建几座小小的公园。

手边正在看的书是小说《拉格泰姆时代》，多克特罗用虚构与历史交织着记录了20世纪初的美国，正如当今中国的镜像。他写道：“在整个美洲大陆，商人们死死地抓住自己钱箱上的大钥匙；抄袭、复制的价值到处可见；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用比利时大理石砌成的乳白色苏打水喷泉；无痛牙医派克随时随地都想替你医治牙疼。”我们同样见证了牙医的兴起，还有书中写到的魔术师的登台，在各处表演“奇迹”的他们，其实也难从洪流中脱身。

这并非巧合，而是越来越同质的现代性。并不是太难发现，我们其实是在走别人走过的路，不管是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欧洲、美国，还是也曾创造过盛世的中国古代，任何一个过去的人，理论上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理解那些早衰的人为什么在繁荣的年代依然感受到一种本质上的无力感——到底什么是新的？我们还能创造怎样的生活？

我们的作者邹波在《山海经》的重重想象背后，发现了一张远古部落的隐约版图，一种比猜测、神话更加简洁的现实。他的研究继续了我们的设问，新时代的科技和想象力到底和过去有多大差别？这一期的《单读》考察创造力，捷克新锐作家拉德卡·德内玛科娃从性别、国家、语言等层面对这个世界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年轻的中国女作家文珍、包慧怡的书评温柔地给予回应，能使用多种语言写作的莫沫用中文写就的小说第一次公开发表，而来自戏剧和互联网科技领域的访谈，把创造力的概念在更多维度上碾碎、铺平。

对很多人来说，生活的确变得更好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最糟糕的部分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和前人的唯一不同，在于时间仍然是我们的，创造也是这样。但我们应当记住教诲——所谓“拉格泰姆”（Ragtime）是19世纪末的黑人音乐，以切分节奏为特点，当时的演奏大师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说，这种曲子是不能弹得太快的。即便在一个纵情于饮食与娱乐的休闲时代。撰文：吴琦

渊源于生活的想象，有时也会反过来主宰生活。——［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话题

欧洲马赛克

此刻，我生活在2012年。作家也应该描绘“永恒的”（timeless）极权主义。这种“永恒”令人心生疲倦。那些被邪恶女巫施了咒语的东欧国家，才是他们应该讲述的恐怖童话故事。关键是，这些“童话故事”确实发生过——而且善没有获胜，因为每一种善都受到了恶的玷污。

年年月月日日，生命就这样流逝。每一天琐碎而无尽，但同样具有决定性。世界的每一处都是一个陷阱：当人们只能留在某个地方时，邪恶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但如果他们成功地“逃离”，也不过是逃离了自身。单凭手中攥着的那本护照，你并不能成为一个胜利者。难道说，即便在今日，胜利仍需要以否定人性为代价？而权力又是如何被它的代表人滥用的呢？

三年前，我顺道去拜访一个熟人，他就职的那家广告公司位于布拉格的市中心，公司的办公室堪称豪华。但空气中飘荡着某种寒意。我告诉自己，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也许是有人生病或去世了。统统不对，事实是：职员们刚刚得知“经济危机”也席卷了他们——他们的公司不再为他们配置奥迪车，改而选择更为便宜的通勤工具（他们的配车每年更换一次）。恐慌蔓延开来。回到家，我在网上搜索了一张1930年代的照片：男人们头戴帽子，身着西装，温顺地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勺子，等着喝上一口热汤。我兴冲冲地把这张照片转发给那家广告公司的所有员工——是的，所有人——还加了一段附注：“先生们，这才是经济危机的样子。”

2010年时，我在柏林，住的地方离萨维尼广场不远，在这里我可以不受打扰，专心工作。写作。翻译。“翻译”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能感受到文本的呼吸和心跳，脑海里充斥着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笔下那个在斯大林集中营长大的17岁少年的各种意象。我带着不时喷薄而出的冲劲埋头工作。我想留在柏林。但在我出发之前，彼得·德梅茨（Peter Demetz）曾告诉我：“不要搬到柏林，那里什么都没发生过。”柏林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民主实际上也不是可以出口的商品。我想到了自己的家。在没有民主人士的国度，建立民主制度相当艰难。不久前，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座新的清真寺落成开放，而且无论男女都可以去那里祈祷。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在庆祝马塞尔·莱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90岁寿辰。我非常欣赏马塞尔的韧性，他是华沙隔都（ghetto）的少数幸存者之一，9岁才开始学习德语。他曾对我最喜欢的三位19世纪文学人物做过重[1]要评论——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和艾菲·布里斯特，她们因摧毁神圣婚姻制度而赫赫有名。她们拥有的一切无不岌岌可危：独立，追求自己生活及摆脱精神奴役的可能性。但是，人能拯救的只有他（她）自己。这三个女人最终都以不幸收场。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和自己结盟，成立“一人政党”；否则，就只是将彼此又拉回原来那种一般的奴役状态中。那么，仓促搬到柏林并不是办法。

民族主义？是的。种族主义？是的。反犹主义？当然。但今天最具破坏力的，是欧美文化里那种随处可见的极端自我，像被宠坏的小孩一样，认为世界的其他地区都处在更落后的阶段。今天我们需要看看跨国公司正在发生什么。个人崇拜依旧当道，只是披上了各式各样的新“外衣”。我们可以用这些“配料”煮一锅廉价的牛肉炖汤，大[2]众自然会蜂拥而起，一股脑地喝下去。藏在西奥·萨拉钦、君特·格

[3][4][5]拉斯，还有瓦克劳夫·克劳斯身上的“kobold”，不乏嘲弄、批判，努力吸引公众的注意，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文化水平极高，但缺乏情商和社会同情心。他们发现操控别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至于那些发觉自己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通常并不是由他们自身过错造成的），其凝聚力也正在消失。那种同病相怜之感、移情互悯之心，无一不在衰减。能触动他们神经的只有一样，那就是别人对他们自我的狠敲猛打。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那只手要求社会“幼龄化”。那些成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成长。这种对个性的强调又意味着什么呢？名牌“玩具”，满足；刺激肾上腺素的体育运动，满足；性，满足；成就，满足。结果是，每个“个体”思考、行动、穿着、咀嚼和进食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这种不利的社会氛围难道不是幼稚行为的后果吗？在东欧，政党持续涌现，就像是那些懵懂少年提交的个人商业计划——他们的精神高度与取得的地位并不相匹配。也许，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但我们毫不知情，正忙乎着和一群孩子在沙坑里玩耍。［二］

我身披一副女性皮囊，行走在人群之中。2012年春天，我俯身眺望一大片花海，满眼紫色蒲公英中夹以青翠葱郁的草丛，傲然迎向天空。我清楚记得，在那一刻，我终于摆脱了旁人的看法，开始理解生活该怎样过，又该如何向世人宣布“我是谁”。我意识到我们是谁，也意识到该停止抱怨，不再卑躬屈膝或装腔作势，不让社会将各种规则强加于我们。歧视来得狡猾。女性的潜能仍没能充分发挥出来——那可是全球半数人口。而当女性终于派上用场时，又要求她们像男性那样行事——竞争、权力争夺、经济增长。但生命并不是一场竞争。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舞台上，一切角色的分配都基于一种不准确的判断，即男性身上具有所有的人性。变化让人喜悦。如果通向自由的道路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就会殴打自己的女人。几年前，卡扎菲的儿子在伦敦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打了自己的妻子。此前，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抱怨，说在这个世界上要赢得正义之战是多么艰难。他们为自己饱受纳粹、战争与独裁者束缚和摧残的生命而哀悼。我不认识有哪个女性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或者门格勒那样。这些人都是男人，他们的“使命”是早在血液里就流淌着、在基因里刻写着的。如果不能在别的地方独裁，他们至少可以在家里成为独裁者，控制别人的身体——一个女人。他们大概认为在地狱的隔离中幻觉都不会出现。一个专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的独立机构在一份关于某个案例的声明里写道：“一开始是很明显的侮辱、污言秽语，还有威胁。这些行为越来越频繁，由此开始出现体罚、勒脖子和饥饿惩罚。”在这件案例里，老婆、孩子都被丈夫视为累赘。据说，备受凌辱的妻子没吃过什么东西，不管她获得什么食物，她都会给孩子们。因为挨饿，她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从不会在任何一座桥上看到描摹女性的雕塑。那些桥上的圣像从来都是男性形象。

我读到一篇对捷克某位风头正劲的女演员的采访。她卖弄风骚地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喜欢有男士为她开门，她也喜欢男性。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也喜欢男人。两者毫不相关。这是个根本问题，是为一群被剥夺了平等权利的人挺身而出。

在一些国家，不服从的女人会被活埋在沙堆里。他们还会往坟墓里倒混凝土。活埋这些女人，是因为她们破坏了他人设定的规则。有些女人也许会把脸遮起来；有些也许不和陌生男子说话；有些也许不再思考；有些也许不能为自己的生活做主；有些不得不接受阴蒂割礼；有些人被迫忍受自己被买走，然后在那个所谓的家被强暴。他们强暴自己的女儿，并且相信这种行为不仅可以接受还十分常见。有些人侍奉男人，真把自己当成了一台微波炉、一个洗衣女工、一枝花瓶里的花和一件珠宝。她被碾作了沙砾，只因为16岁的她和男孩子说了话。她的父亲和叔叔亲手将鲜活的她埋进了土里，那盘旋在葬身之地的沙子无穷无尽。

他们建立起的关系再亲密，也不过是徒劳。男人到底怎么了？或许他们因恪守当下偏执狭隘的宗教诠释（尽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和耶稣从来不会认同这些）而犯了错？是不是因为受到那种不准确的判断（即男性代表所有人性）影响，才产生了这种钝感？对儿童和妇女的歧视，是宗教政治化并借此争夺权力的结果吗，即便今日的欧洲已无宗教的外衣？据说，宙斯谱系里的女神只学习了一样东西：即使是在最危急的关头，她们依然举止合宜，保持与生俱来的那股冷漠。怯懦和抵抗只会让侵害行为来得更激烈，但当男人面对“冷漠”时，他会退一步。然而，“冷漠”在今天也不奏效了。我无意惹怒那些女神。哦，不，还是让她们生气好了。我对她们很恼火。越来越确定的一点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然后灾难就来了。［三］

我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正如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所说，新的经历得源于生活，而不只是不假思索、随手拈来的谈资。那些没有自己生活经历的人要么靠瞎掰，要么从别人那里获得经历。经历在愈发大规模地消失，日益发达的大众媒体难辞其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二手”生活。经历堪称良师，只是没有学生。在庆祝德国统一二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上，社会民主党前领导人、勃兰登堡州的州长马蒂亚斯·普莱泽克（Matthias Platzek）将东德对西德的依附关系比作“德奥合并”（Anschluss）。他宣称，今天超过80%的德国人觉得自己属于二等公民。这话怎么说？难道他们不是享有同等的机会吗？这是有关当时思想的清晰例证：整个“实验”里，一个家庭被一分为二，一方自由成长，另一方身陷囹圄，铁丝网后是受人操控的思想。这也证明了，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之外，人们是怎样被社会主导的思想氛围塑造。在政治警察的威压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是多么屈辱，它从本质上把自己的道路一口口蚕食掉。所有曾生活在铁幕后的人仍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藏有各种心理情结，善妒且小家子气，对极端思想心存疑虑。与政治警察合作也正当化了，他们宣称这是一个政党（职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是“德奥合并”。大部分民众为子女的失而复得高兴不已。上个世纪的德国把人性当作一个诡异的实验场所。几十年来，那些被驱逐在外、无家可归的东欧德意志人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第三帝国的德国人鄙视他们，担心他们会来分食本就薄得可怜的蛋糕 。令人惊讶的是，比起东德人带给他们的困扰，让他们更加不安的是那些已经在德国定居、勤奋工作且能说德语的外国人。记忆这个东西并不牢靠。在《爷爷不是一个纳粹：家庭记忆中的纳粹和大屠杀》（Grandpa Wasn’t a Nazi: Nazism and the Holocaust in Family Remembrance）一书中，哈罗德·维尔泽、萨宾·莫勒和卡洛琳·楚阁瑙采访了五十多个德国家庭，试图拼凑出一幅图景——一面是纳粹德国，一面是那些在家庭传统中仍受爱戴的祖父母。得出的结果震撼人心，为第三帝国的集体记忆做了一次明证。在此，我们又看到了生活的两种面孔——外部的民主和家庭内部某些别的东西。那些得以在德国家庭内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关于家庭成员在俄国监狱的受苦经历，或者俄国士兵强暴德国妇女的劣迹。“大屠杀”被压下来了，那些犹太同学在战争期间不过是消失了而已，集中营里关着的都是那些对抗纳粹的人。自己家里没有一个人是纳粹，每个人都想成为那个政权的受害者；纳粹分子必须是别人。大众的这些表现有助于我们证实以下论断：心理学优于政治学和经济学。大众对权力有一种迷恋，而正是这种迷恋要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惨案负责。大众渴望一个领袖。在《生活的艺术》（The Art of Life）一书中，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断言，个体应该对其生活方式及后果承担唯一责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我们规划自己的生活，尽管有时候在偶然性的作用下，计划的实施会受到影响。我们服从于社会（今天则是一个由消费者构成的流动的、现代的、个体化的社会），而社会影响或者说决定了我们将来的生活，并且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评断。自由，那种过上自己生活的自由，其实没有边界。重要的是，不要释放出一个二等公民的信号。

尚待治疗的精神创伤，20世纪的各种标签，成了欧洲的沉重负担。极权主义并未消失——它不只是纳粹……还同样存在于公司、家庭和各种关系里。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也存在着极权主义。欧洲是一个大家庭，不可能逃脱得了家庭关系中的惯有模式。无论个人生活中被压抑了什么，它都会对个体造成伤害，并且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浮出表面。一个社会如果抑制了自身过去的某种东西，不管那是什么，它就不会是健全的。亲缘聚合（sibling constellations）也有影响，它不仅体现在贫富关系中，还出现在这个事例里，如德、法就与东欧国家分成了两派。看来，能将欧洲紧密联结起来的就只能是一股黑色暗流——反犹主义。历史、不公的遗绪、权力的分化、集体罪恶感和集体迫害感全都纠缠在一起，共同主宰着欧洲。那么，捷克人呢？［四］

我曾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人一样，我们对真相有一种厌恶。当我想起捷克共和国时，总有一个问题让我不得不思考：尽管这里有诸般自由，为什么我仍感到一阵寒意？既然今天是往日的后果，那么我自然要回到过往去寻思。心胸狭窄、恶毒无情、开不完的会议、备忘录、干部考察、对苏联模式的盲目适应、愚蠢专权者做的决定、喋喋不休的废话、职业道德的败坏，以及煽动斯洛伐克独立的行为（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最终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正是这些玩意儿让捷克的历史臃肿不堪。

这种氛围其来有自——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带。1945年对德国人的驱逐让我们获悉了这一点，这是集体歇斯底里症的第一次爆发。学校从不会告诉我，德国人和捷克人曾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了好几百年。（我们的教科书采取了这样一种说辞：德意志人是和希特勒一起到来的，因此驱逐他们是正当的。）《慕尼黑协定》，割让苏台德地区，《纽伦堡法案》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生效，占领，大屠杀，还有毁坏犹太人的文化，以及纳粹挑起的战后人口迁移——导致了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共存关系最后以暴力方式告终。在二战之前，有将近300万的德意志人住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二战之后盛行的却是一种一致的、敌意深重的反德情绪，它根植于集体罪恶感，且和对传统反犹主义的某种逆反状态交融在一起，并在对德国人的驱逐过程中达到顶峰。1945年以后，保存捷克的民族文化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ČSR）的官方支持。出于民族主义或阶级立场的考虑，捷克本地文化中的那些犹太或德意志元素，要么被扭曲，要么被掩盖。这种既直白又潜隐的憎恶，在捷、德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上都留下了标记。1945年12月到1946年12月间，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大量德国人遭到有组织地驱逐，这种行为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辩护，与战胜国的立场也保持了一致。其实早在1945年夏天，就有当地的政府机关对这些人实行非官方的、号称“野蛮的”驱逐，伴随而来的，还有对德国人、通敌者以及其他无辜遭受指控的人们的恐吓和大屠杀。这种过激的革命行为预兆了1948年2月政变之后捷克人民内部的政治清洗。直到1990年，捷德关系在捷克境内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驱逐德意志人的后果之一，便是人们逐渐将德意志人看作（历史）修正主义（revisionism）和恢复失地运动（revanchist）的源头（虽然早在1947年，人们也毫不怀疑德国苏占区是民主的、进步的）。德意志人被驱赶，犹太人要么死，要么流亡。德意志人和犹太人世代以来对捷克文化的贡献几乎全被否定。然而，诡异的事来了——在与捷克关系紧密的作家里，弗兰茨·卡夫卡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但他不仅用德语写作，还是个犹太人。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他的著作于1960年代初期得以在捷克再次出版，作为最早那批回归母国的德语作家作品之一，它和同批的其他著作一起，在1990年代成为招徕旅客的“品牌”。

这些事件带来的精神压抑酝酿了某种风气，成为民粹派政客手中的一种可怕手段。（瓦克劳夫·克劳斯反对《里斯本协议》时也援引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他也是最后一个在《里斯本协议》上签字的人。）这种野蛮的驱逐为其他恐怖事件备好了土壤。记者费迪南·佩鲁克塔（Ferdinand Peroukta，在流亡时死于美国）在1956年为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做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对德意志人的驱逐创造了一种风气，人们似乎不花什么代价就能铲除政敌，还可以不受法律和规则约束地生活。弗兰蒂塞克·帕拉其（František Palacký）曾经说过，一个国家里哪怕还有一个吉卜赛人无法享有同等的权利，他都不会正眼瞧它。虽然1945年以来，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法律的正当程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日后还将有成千上万的人，那些意想不到的人，失去这种正当程序……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大规模驱逐的道德后果：如果我们可以因为一个人隶属某个民族而惩罚他，那他同样可能因为自己隶属某个特定的社会组织或者政党而受到惩罚。若集体罪恶感这个概念在世界里扎下了根，那么在那一刻，未来没什么好骄傲的了。”

自1948年捷共掌权、1968年苏联占领（捷克）之后，法律的正当程序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确实消失了。不管苏联的真实情况如何，斯大林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兴起。人们不仅仅被囚禁起来，还无法拥有自己的生活。拥戴斯大林的那代人将1968年发生的一切都抹得一干二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年轻时犯了一些错误。”这个“我们”背后隐藏了很多张面孔。但是，他们不必犯这些“错误”，也可以不去做某些事情。这个曾充满恐怖和大屠杀的腐败国度，是对所有法制社会的嘲弄。这就好像年轻的党卫军试图这样安抚世界——“我们年轻时犯了一些错误”，以为这样一来当初对希特勒的支持就不成问题了。然而，德国人将这些人明确界定为战犯。但在捷克，没有人会因为自己在1950年代的罪行而被驱逐出公共领域 ，还有1960、1970和1980年代的那些罪行 。1989年之后，他们蜂拥进入议会和商界。而那些丢掉性命或者惨受伤害的人呢？受害者被迫保持沉默，甚至今天，也没有一个人会对那些幸存者的证词感兴趣。1989年之后的二十年里，行为仍然不足以构成判定一个人的依据，言语仍是判断的标准（至于是哪些言语，则根据年份而定——1953，1968，1969，2010）。任何一个曾经帮助过这个残暴政权的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罪行。不然，我们就是在侮辱亡灵。那些幸存者，尽管身体上扛住了多年的牢狱生活，但回到家时，已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对罪行的审判久拖不决，没有人受罚，也没有人将被惩罚，因为我们拒绝承担自己的罪责。我们这样就相当于在告诉年轻一代：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因为一切暴政都能用语言洗清掉，“我们年轻时犯了一些错误”；最重要的是逃脱罪罚，确保自己活得好好的。迫害者和受害者混杂在一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活动，从未在卡廷（Katyn）、莱蒂（Lety）或者亚西莫夫（Jáchymov）出现过。片面的真实和偏见被一代代传递，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没有希望的。在1989年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难道不知道选择从头开始、为过去画上句号，其实意味着将它抹掉？1968年坦克对准的那些前党员里，有很多曾在1950年代甘心充当斯大林的副手，为他鞍前马后。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发现那些历经长年牢狱之灾的人并没有加入布拉格之春，反而自己召开会议，过自己的生活，写作，直到自己的权力被褫夺时才开始看到真相。

1989年，这一切都被抹去了，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有很多关于米兰·昆德拉的尴尬讨论，但是那些将他人置于这种境地的始作俑者呢，他们却从未被提起。“相同的”回忆又再一个个出现，对它们的感知也随时代和主流信息的语境而有所不同；他们做这些，不过是想利用当代人的“失明”。我们依据集体记忆来增补自己的记忆，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粉碎了记忆的真相？不管动机如何无可厚非和高尚，也不管他们是否关切被时代吞噬的私人生活和工作，我们都不可能掠夺、篡改和书写。我们不应该写下来，我们不应该经历这些，我们不应该大声宣告，我们不应该……然后呢？我们是不是也因此擦掉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不该坦白自己的生活，反而加以审查？［五］

我生活在捷克共和国。任何一个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人，置身于一个被视为俄罗斯附庸的被占领的政权之下，都无法活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年轻的“党棍们”（ ‘party-men’）正试图实现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那些被选定的人轻松获胜，他们没有对手，更没有公开的竞争（他们惯于通过政治迫害取消对手的资格）。他们继承了这样一种道德：不会支持真正的才干者，而是选择那些能力稍弱但忠诚和不择手段的人。政党宣称支持艺术，但其实都是谎言。任何指出“国王的新衣”的事和人，他们都想办法摧毁。他们又有了钱，但只赞助那些最商业化（也就是最听话）的艺术。自上世纪以来这种痛苦的形势就缠上了捷克民族，捷克也许挺过了多年的监禁——被纳粹控制的六年、还有捷共控制下的四十年——但就和它的人民一样，它回到自由世界时，也只剩一具残骸，只能也只愿意去抓住自己能抓住的一切。没有人逼着那些处在社会顶层的人不顾非议、一如既往地不妥协，更没有人逼着他们去攻击那些曾在牢狱里度日的人，那些被禁止出版、移民，努力捍卫言论自由的人。他们想借这种态度来贬低、消灭别人。不管发生什么，总有些人为了不丢失手上的那块“肥猪肉”而表示支持，并对一切都无动于衷。1989年以前，他们会待在温暖的度假小屋里，喝着皮尔森啤酒，静静等待愚蠢计划时代的结束。那时，拥有一间度假小屋常常被视为转移创造欲望的一种证明。但就和今天一样，当时的人们对任何形式的不公都非常冷漠。

对政党利益的渴望仍延续至今，总统的位置和一个帝王、一个沙皇并无二致。这种东欧的“病菌”仍存留在我们之间，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公民社会的恐惧、对别人的种种利用，以及对一切的漠不关心，就好像我们并非欧洲的一部分，就好像欧洲已和我们分离并且活该被嘲笑——如2009年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所表现的那样。捷克的这种自我孤立十分危险，它并不关心周围发生了什么，即便近在咫尺；捷克人总感觉自己对事情的理解最正确，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将会狠狠教训每个人。那些世界领导人也许会说：“对，当然，多么有趣，确实……但我们有自己的……”一遍遍的，都是关于财产、专政、暴力和傲慢。唯独缺了谦卑、人性和好奇心，也没有意识到生活不必是一场竞赛。捷克人倾向于炫耀自己能够最后拍板。马萨里克（T.G.Masaryk）是捷克共和国（成立于1918年）的首任总统，在他的治理下，社会享有真正的自由，他担心维也纳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的那种奴性，也就是农场工人时不时在酒馆里直起身来、大声评论自己雇主的那种奴性。这种奴性和某种亚洲的思维方式交融在一起，永远四处为自己寻找替罪羊，好在对方身上清除自己的自卑感。1989年发生的大事也同样触目惊心。我们的作为仿佛在说，我们并没有看到占领国的凶手或其同谋长什么样。国家的秘密警察都跑去哪儿了？人们往往容易对最强者产生倾慕。受害者遭受着两层侮辱：一是来自摧毁他们的人；二是来自那些责备他们任由自己被摧毁的人。为何这么多人缺乏个性，如何解释？一代代人蜷缩在一起。当然，他们不想遭受压迫，这可以理解。我们永远表现得像是“别人”。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防御机制，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国家存活下来。在这里，精神并没有立足之地。捷克的资本主义模式又重回到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但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应该是：强者保护弱者。从没被纠正过的错误，似乎就可以当作从未发生过一样。每个人都紧紧抓住这样的幻觉：一切尽管荒谬，但运转良好。每个人都想成为受害者。只有那些绝望之徒和犬儒者从不允许自己困陷其中，他们避开了各种圈套。捷克人的世界可怕、诡异，但又和表现主义或恐怖电影不一样，因为他们仍保有人的模样，还和现实维持着联系。事物总有其“常规的”轮廓。［六］

我在欧洲生活。我并不只活在捷克的世界里。欧洲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不时给人带来刺激、让人兴奋。在澳大利亚，即使你走上个几千公里，看到的还是同样的风景。但是在欧洲，几百公里外（在一些地区可能只需要走几十公里）一切就不同了：语言、建筑、食物，尤其是思想（mentality）。“思想”是用来表达19世纪的诸如“国家”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的沟通工具。正是这些概念让我们栽了跟斗。

前年春天，在纽约的一次关于欧洲文学的讨论会上（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欧洲是个小地方，其内部必然都差不多模样），一个法国作家的主张让现场炸开了锅，他断言：欧洲实际上是指法国，其余不过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弱者。生气的主要是讨论小组的成员，而非观众——后者某种程度上已迷失在那些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共和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代表相继的争论中，但同时也很享受这种智力的混乱。对于苏珊·桑塔格之辈的知识分子来说，托马斯·曼和弗兰茨·卡夫卡身上充满了启示，而欧洲文化则是所有文化的源泉之一。在这个层面上，桑塔格将美国视为欧洲的一个殖民地。今天，一切都不同了。

将欧洲和美国进行类比也许是不恰当的：我们缺乏共同的语言，而语言是联结文化背景和思想的桥梁。虽然我们已经没有边防站了，但边境仍在说明问题：思想和历史差异不但体现在风景中，也体现在人的行为、面孔和姿态上。此外，也部分源于人性的弱点、同情和憎恶。〔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德国前总理）憎恶法国人和农民，所以可以推断他最讨厌法国农民。要是列出瓦克劳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捷克前总理、总统）最憎恶的人和物的单子，那将会是毫无意义又无止境的尝试。〕

希腊已经深刻地暴露了欧盟和欧洲的问题。国家的经济状况已不允许它再抛出这么多的谎言。经济和市场主宰着它们的受害者，对他们提出要求，这和（比方说）人权问题不同。我们因而得知，是谁在秘密地、彻底地统治这个全球化的社会。我可以列出一张单子，上面尽是些自欺欺人的词语和短语：民主、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平权、团结、主权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了？是否欧洲也正在变成一个精神再无立锥之地的地方？没错，欧洲人会去印度寻求精神，但是和中国人做生意。欧洲国家踊跃走上激进化的道路，在一些国家（比如匈牙利），根本没有人会关注个体的绝望，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为什么今日自我认同会让我们许多人承受这么多的痛苦？在民主国家，右翼可以像钟摆那样有规律地转化成左翼。一种有趣的现象开始在捷克共和国出现：今天很多人要么对政治体制全盘接受，要么决然拒绝，而不再是从政党、个性和观念中做选择。因为他们选的不再是政党，而是道德和不道德。

2011年秋天，我去了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安德希斯修道院，当地出产好几种啤酒，泛欧洲联盟（Pan-European Union）的一场会议也在那儿举行。泛欧联盟成立于1922年，在纳粹期间一度被禁止，直到二战后才得以重组。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一直是该联盟的国际名誉主席，至2011年去世为止。这个联盟的成员还包括弗兰茨·韦尔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康拉德·阿登纳和夏尔·戴高乐。整个周六，费迪南·金斯基、迪尔克·赫尔曼·沃斯、托马斯·戈培尔、阿道夫·丁格尔·莱特和贝恩德·波塞尔特都在辩论欧洲可能的模样。周日，我还参加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标题是“欧洲——没有屋顶的房子，抑或没有房子的屋顶？”真是一个奇妙的隐喻。每个人都开始琢磨这句话，我也不例外。商界的代表是巴伐利亚州沃尔夫冈王子，以及世界知名奶酪制造商、来自阿尔萨斯的伯纳德·安东尼，阿尔萨斯是个小地方，自古以来法国人和德国人就混居在那里。总主教让-克罗德·佩里赛想以基督教为根基，修复这栋“房子”。但是，如果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也入欧了，那会怎样？他重复了一些关于传统家庭的词眼，但是今天的家庭又是什么形式？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赫伯特·多夫曼，他是意大利南蒂罗尔的欧洲议员。媒体方面的代表是乔治·保罗·艾夫蒂，他是政治学者，也是《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编辑。那么，我呢，我又代表什么？文学，民众，一种不同的观点。艾夫蒂宣称，欧洲正在经历不必要的痛苦。已经开始的危机并不是欧盟的危机，而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在1990年代，他第一个承认女性有可能成为总理，也第一个使用“女总理”（‘Bundeskanzlerin’）这个词。正是安格拉·默克尔，她最早提出可以将一个国家——尤其是债务缠身的希腊——“驱逐”出欧盟。她开启了一场“雪崩”。她一劳永逸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欧盟驱逐，或者——比方说——如果它的经济足够强大且不愿意去“补贴”那些穷国的话，也可以选择主动离开欧盟。这让人想起一辆在乡间疾驰的列车，乘客们可以根据这辆列车的速度和舒适程度决定上车还是下车。但是欧洲就在这里，它的风景、国家和人民都在这里，不可移易。

有时候，年轻人普遍会对欧盟抱有一种清醒态度：他们宣称（欧盟）是因为经济需求而产生的一个联盟。他们丝毫不想成为欧洲公民。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大陆学习、旅行、结交朋友。这事关共同兴趣，无关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泛欧洲联盟并没有偏离自己的原则；它仍然推动着一个建立在民主和友谊基础上的联盟，同时带着精神的面向，以及（有时过于）保守的价值。

在回家的火车上（其实我已经回家了，因为我在欧洲），我开始思考更宏大的命题。多少世纪以来，世界的面貌是由男人的游戏决定的，那种谋夺权力的政治游戏。尽管这样，仍有一门课需要我们去研习，它由来已久，并在所有课程中最为艰深，那就是尊重、努力理解他人和为他人着想。最后，只有一种边界，那就是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也许，是时候要将上述隐喻改换一下了。欧洲不是一座房子，它由一栋栋小房子组成，它重视公共空间，同时也尊重彼此的隐私。

2012年4月，赫塔·米勒来到布拉格，她必须面对飓风般的负面评价。显然，她是凭借自己的政治主题而不是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奖的——面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论调，她安之若素。即便人们指责她，说她获得诺奖后变了，她也没有惊慌不安。她没有变，变的只是她周围的环境。她开始把自己保护得更为严实，毕竟，她能指望谁来保护自己呢？赫塔·米勒的行程计划非常紧凑，她必须挤出时间才能出去。我们匆忙凑合一顿晚饭，一边争论着布拉格月亮的颜色（当时尚未满月）。我们也讨论了政治，击退那些恐惧，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甚至更多。无论是从她的外表、年纪还是投身的事业来看，她都非常脆弱。“你必须忍受一切。”她说。为什么？我必须亲自寻找答案。她刚搬进了柏林的一间新公寓。有一天她去一家花店买花。“你从哪里来？法国？”“不，罗马尼亚。”“我明白了。好吧，不用担心这个。”

我也遭遇了同样的反应。“你从哪里来？”“捷克共和国？我明白了，好吧，不用担心这个。”也许我可以引用赫塔·米勒作品中那个家具木工的话。“那是无法忍受的，”他说，“没有人能忍受这个。”

正是因为大人在家、在学校里向孩子灌输这种对人的分类，恶性循环才永无终结。我们必须要开辟出一块地方，让心灵得以沉思。人们的成见如此之深，甚至认为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才是可能和正确的。但是，很多经验无法互相转化，人们的适应能力还没有像蜡那样可塑。文学证实了“感知”的方式可以有无数种，我们使用的词语可以被清洗，然后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创造的自由和存在的方式无穷无尽。无论在哪个年代，对自由的争取，以及自由批判的思想都是艰难的，但这一切从未止息。集体罪恶感和集体胜利感都是荒谬的。今天的民族主义更为荒谬——它只吐出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让我们提出另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我们是谁？” 主要是，要忍受这些。［七］

我披上作家的“外衣”，混迹于人群中。在写到亨利·詹姆斯时，埃兹拉·庞德说：“艺术家是一个族群的天线，但那些顽固的大众却永远无法学会信任他们的伟大艺术家……这么多让人乏味的傻瓜，永远也无法学会举一反三，或者寻得某种意义。人们很容易去反对自己从未尝试理解的事物。”作家能从凝滞的空气中感受到风的气息。一切早已写成文字，但从未为人们所理解。20世纪并未结束，我仍困陷其中，不停地记录，不断地思考。为什么？……［八］

我活着。关乎生命重要理念的冲突永远会在社会和个人层面存在。（苏珊·桑塔格的婚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她的丈夫想要一个大家庭，而她想要一大间图书馆。）——有时候，政客希望能从自然秩序（这一有机体的多样性几乎可与生命本身媲美）中打造一种（极权主义）系统（在艺术领域，这种做法往往是自寻死路）。我们中了圈套，陷在20世纪和21世纪头十年的伪历史中走不出来，周遭尽是不公和一些种族优越论的废话。除非解开这个结，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自由。首要的是，所有言语都不应自欺。以民主的名义将生活简化成生意，是一种危险行为。我为欧盟的存在而高兴，它促使我们去为他人着想。事实证明，对同一种境况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叙述，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要拒绝给出自己的那份记录。[1] 艾菲是德国作家冯塔纳的小说《寂寞芳心》的主角。[2] Theo Sarrazin，德国政治家、作家，曾担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曾出书批评德国的移民、文化和外交政策。[3] Günter Grass，德国著名左翼作家。[4] Václav Klaus，捷克前总统，曾发表各种具有争议性的言论。[5] 德国民间传说中藏在家里的一种小鬼，负责守护房屋，但偶尔也会调皮捣蛋。

搜神

孔子到最后并非拒绝怪力乱神，他内心也惶然，因为上古的帝王无不具有神性，就连《春秋》——他自己的观察——也充满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只是，以他在世人面前树立的形象——无论是作为人民的老师的官吏，还是作为官吏的人民老师——都不允许他这么讲了。

孔子也许并非反对怪谈，他只是不言，方法是：用家常口吻说话，使人们开始努力谈论身边琐屑的事物，家庭生活，举目可见的城市，发现实用的真理，谈论现行体制，谈论经济、法律，成为公民，甚至沦为市民，让人们焦虑于国家，焦虑于日常的人际关系，就不会想入非非。这在心理学上算是一种积极否定的方法，通过让自己忙起来，陷入工作进程，就能忽略宇宙的基本问题，忽略生死，忽略人生真实的虚无感。

这也很像现代人逃避的方法——和隐居入深林相反——真的很奇怪：如果我们坚持阅读报纸，坚持讨论经济，讨论房价，讨论社会问题，就会变成没有宗教烦恼的无神论，或者至少，我们的神秘主义会被削弱，借用梁启超批清朝那些官话新闻的话说，这些报纸令人们“入睡”。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科幻小说讨论的也是这个，这些“让我们入睡”的日常感，好的或者坏的奇迹如何使人们从平淡生活中醒来，但他也没有给出答案。那时英国人为什么久不能接受外星人入侵的事实，甚至也没有起码地想到圣经末日，而是把它首先想成政治事件——纳粹的暴力，想成国家之间的战争，他们花了很久才意识到是人类遭到了威胁，而不是国家和政党。

西班牙人征服秘鲁古印加王国时，印加人的逃避则是迅速相信侵略者是神：印加人一开始就轻易相信西班牙人是神降临到这片大陆，仿佛他们的天空始终开放，而领土意识淡漠，一百多名西班牙骑士在万马军中，利用他们的迷惘，俘虏他们的国王，不是因为兵器优势，而是因为土著人好奇，不知道是什么正降临在国王头上——国王碰巧是一个僭主，屠杀过王室，正惶然等待报应，国王、臣民、奴隶仍然没有意识到亡了国。这是一个类似儒教中国的印第安国家，贵族和奴隶安居乐业，劳动是天职，社会制度完备，农业技术成熟，交通发达，羊驼实现的物流规模达到了欧洲汽车运输时代的水平，内贸繁荣，但因为他们没有外贸，没有货币，没有海外航行，没有国家意识，西班牙人到来时，印加人只能唯唯诺诺，非常害羞，如梦游一样逆来顺受。之后又是对命运的恐惧，如此推迟了五十年才意识到国家被侵略，才开始酝酿独立起义。这时的战争中，才开始出现自发的印加烈士，知道为什么主义而死。

上述情况都属视野狭窄，要么看不见宇宙天地，要么看不见社会现实，他们在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要先糊涂地恐慌好多年。

儒教自身的发展似乎也属于这类愚弄自己的缓慢的认识论，后来的中国皇帝的一生也正是它的发展化身——它最终成为一个能接受一切荒唐命运的老人，去海中寻求不死药去了，看尽世事，看到生活绝望的真相，情感自由了，但思想已死，他只是接受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儒教最怀疑现实的阶段反而是它最活跃的时代（孔子时），而当它开始昏庸僵化为现实的教条（孟子之后），竟转向阴阳五行，寻求天命。

孟子的时代已是战国中期，他52岁见梁惠王，正是雄辩的顶峰，从任何事物都能扯到仁义，但是思想已经僵硬，雄辩之下只是反复唠叨理论，他的学生也开始从他口沫横飞的语言里听出永恒不变的言辞和象征的图示。孙开泰先生考证说：孟子谈论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时，已经有点像五行学说。

他的学生子思（传说是《中庸》的作者）更是明确地将父母子的关系比喻为水火土，与董仲舒后来以五行比臣子事君父差不多。他们开始图解自己的思想，并且必须用金木水火土来形容他们的伦理。

子思有个学生叫邹衍，他是齐国人，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从小就在齐桓公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立的稷下学宫里学习，梦想通过儒学出人头地，参与政治。

稷下学宫天下闻名，是我们平常所说“战国百家争鸣”的最重要场所，那时田氏夺取姜氏政权已有三代，新君广开言路——没有周天子的大联盟和国际法正义的庇护，战国时的外交关系比春秋复杂多了，很容易灭亡，各国都在建立自己的智囊，不愿在某种单一的思维模式上吊死。

加上齐国政治历来自由，同是山东之国，与毗邻的鲁国保守严酷的儒家政治形成鲜明的对比，鲁国建国时用了三年，变其俗，革其礼，恢复周制，让儒家与国家机器紧密结合，鲁国灭于春秋，而儒家在继续发展的齐国学宫里，却并非压倒的势力，它与其他学派激烈地融合，各国的知识分子都喜欢来这里自由辩论。

子思的学生邹衍按惯例随长者去各国游学，他还很年轻，学宫出来的学徒比民间的山东知识分子旅行有更多的方便，即使是在交恶的国家也能畅通，可也许他谈论日常伦理的能力并不出众，也不大懂得人情世故，所以一直没有出名。

此时齐国的航海术已是列国中最发达的，出海的神仙方士和探险者整日穿梭在稷下学宫，有时国君的航队也带回许多海外见闻，那无限新鲜的远方啊，远方的远方，你想都想不到，绝对陌生的人与事，就连国君自己对海上的迷宫都流连忘返。邹衍发现，自己并不擅长运用寓言来比喻事物，但他有一种轻信的能力，能认真对待他人随口说出的传说和故事，很多来自上古的传说，都在稷下学宫被人反复谈论。他发现自己既学儒家，又对儒家伦理之外的世界确信无比。

邹衍也不喜欢辩论和空谈，但他对雄辩家议论时因物起兴的方法与天人巧合的现象特别感兴趣，还有关于现实本身——哪里有什么国家，海内外的神在何处，中国九州分别在何处，向东多远是什么山，山上有什么动物、植物……甚至那些伦理思想，也平摊在他脑海中的那幅地图里。谈起各国纵横时，必须有山河的情境，哪家主政，政策如何，民风如何，是否有水患，矿藏和农田耕作制度……心中必有天下穷举的布局，才有韬略。他意识到这是真正的知识，恢复人在环境与历史中的处境，需要真实的观察和步量，并非完全只是孟子的教条。

到31岁那年，他开始责难他的儒家老师们不了解真正的现实：“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但他又需要那巫术一般的五行理论。

这一年，他开创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学说，一举成名，他的学说，由天下地理出发，听得君王无不仰望苍天，瑟瑟发抖，深夜起彷徨。此时他似乎忘记了儒学，他在各国受到隆重的对待，远远超过了他的先师孔子和孟子。也许他并不知道，他是在享受儒教由教条到宗教的飞跃带来的荣誉。

从此谈政治生活和伦理便是谈天说地，谈论历史便是谈论五德兴替——道德在时间中也有顺序——谈论历史就是谈论又该轮到谁了；“大九州”学说则直指儒家浅陋的历史地理知识，认为中国之外还有世界——此后人称他为“谈天衍”。

也因为他学说的变化，显然是受到方士的影响，他身上开始有了浓厚的巫师气质，为体现天人的关系，他必须能展现奇迹。

这一年，老迈的孟子也不明原因地辞了祭酒之职，离开了稷下学宫，去了一个更小的国家，专心编写《孟子》，他看透了世事，不再争名。

其后又十年，邹衍等人在齐国正式位列稷下学宫的大夫，他们是政府的智囊，不为官，没有责任，却可以毫无压力地议论朝政，超然于世。即使此后齐伐燕，而燕又联合列国以名将乐毅复仇，几乎灭了齐，此后齐又因田单一次偷袭的成功而复国，但此时齐国大势已去，与邻近列强全部交恶，学宫也逐渐衰落了。

当年这些稷下大夫却从未真正效忠齐国，他们自由选择栖息的国家——他们的故乡、衰落的政府也无法管束他们，他们也从未停止周游。邹衍也是如此，稷下学宫开始衰落之时，他受到燕昭王的邀请，成为王师，这是燕国最后安定的四十年，邹衍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岁月，用问卜的方式参与决定国家大事，包括战争，时而作法，虽然时有失算，但仍得到了君王的信任，并总结农时规律，指导燕国的农民按时耕种，计算降雨时间，搜集各种草药。

另据《史记》以及卫挺生先生的研究：邹衍还在昭王的准许下，组织训练年轻人分别从国家的东、南、西、北、中五路探险，勘测并撰写内外之山川的记录报告。在渤海的碣石组建航海队，调查辽东半岛、朝鲜岛屿以及日本列岛以及太平洋……关于这些旅行，再无任何历史记载，这其间是巨大的记录空白，似乎是在海外进行着与大陆毫无联系的旅行。漫长的缺席，但是效忠，70岁的时候，他辅佐燕惠王，史书上最终用“尽忠”来形容他，这个侨居的自由知识分子，虽然有超能力，依然恪尽职守、却蒙冤入狱。天上下起了五月雪，燕王努力无视这天象，反正他也见惯了衰败的景象，邹衍仍在监狱里待了一年，之后昭雪，灰心地回到了齐国。

想不到稷下学宫仍然在，但当年同辈大夫，访旧半为鬼。

当时的祭酒是50岁的荀子，他是来自山西的赵国儒生，但也颇喜谈论天道，而且雄辩，他多么像一个重新开口谈论怪力乱神的孔子——起码他梦想自己正延伸着孔子没有说出的许多观念。

同时，他批评误入歧途搞起阴阳学的孟子一脉。他的观念和老迈的邹衍相反，他相信天人相分，既要研究自然，也要研究人。但这中间神秘的联系，被割断了。据说，邹衍也在这个时候，回归了儒教的伦理学说，开始专心写某一本书。

然而邹衍的五行学说仍然坚固，荀子虽可以攻击孟子迷信，却无法动摇邹衍的五行学说以及五德相生的理论，这些学说已经为中国人接受，深入人心，到目前来说，都是最适合中国人的宇宙观念。然而，中国人不能仅仅有伦理学，还必须有宗教，有宗教就是有了无可辩驳的信仰核心。邹衍发明的巫术思想就是它的核心，它是对世界的绝对解释——正如弗雷泽在《金枝》在里说：“巫术是永远正确的，因为你无法对它挑错。”

尽管中国曾自夸不需要用宗教来愚民，我们到处都是不迷信的民众和国君，但他们只不过是仅仅相信正在眼前的事物。无论如何，区别于孔子的洁癖，在孔子之后，儒教继续自然生长，从孟子到邹衍，就是它的歧途的化身，它最终找到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否则儒教对君权的哲学追问——“天之问”——也无法回答。而且它对更低级的迷信完全宽容。并非子不语。在这中国式的杂烩中，竟能造出阴阳五行学说及周易——它试图用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的辞和卦来记录和预言世事——这样堪称学问和认知模型的东西，倒也难能可贵。这甚至表明，儒教终于对自然科学打开了道路。

相比之下，荀子刚硬的无神论就像他的“法后王”的思想一样，只是历史中的一瞬，在接下来的秦汉，五行与儒教紧密地结合起来。儒教作为一种东方宗教，在秦汉完成了它宗教的这一部分——神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就是阴阳家的哲学。但中国阴阳学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宗教那么神秘，因为它始终是梦想把握今生的世界，它显然是明显可见的世界的图解，甚至连基督教和佛教等文明世界的宗教那种迂回也没有，对世界仍然是抱有发现和解谜的喜剧态度，容不得其他宗教的悲情和绝望感，容不得普遍的原罪，因为儒教对来世完全缺乏理想。与其说中国人满足于现实的表象，不如说他们满足于理论的表象。

但邹衍忙碌的一生，没有任何著作流传下来。人们在无数没有署名的书中继续寻找他的踪迹。

他生前的确曾声称，想写一部“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的书。还有他那些历史记载过的旅行到底干了什么？燕昭王那次对中国的勘察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再有，他提出的关于中国海外地理关系的“大九州”的模型，以及他的学说显然需要对历代巫祝仪式的搜罗……一切都指向《山海经》这本书，否则他所声称的知识学和要写的书到底在哪里？

许多人论证了《山海经》和邹衍的吻合——前提是如果至少承认《山海经》中的《山经》是认认真真的地理学记录，是战国时期某些经费昂贵的实地旅行，是对全部传说的组织书写和编辑，而不是个人杜撰。当然，这个前提太奢侈了，它仍然使得一切论证都是空中楼阁。

但如这本书并非邹衍领头所做，谁又会在那同一个时代有着类似的经验却无名，一个人完全丢失了著作，另一个人却完全丢失了名声。甚至焚书都不能造成这样的替换，只有恶毒的学术倾轧才会。［二］　《山海经》

我再次进入《山海经》是由庄子。他和邹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邹衍相信神话中的山河在地理中是确凿的，相信自己空想的结构是宇宙的真理。庄子却认为这一切都只是语言的产物。他否定空想的方式比无神论更彻底。

我听说，庄子天马行空，自毁一般地说着话，一心避免自己成为经典，像一个轻信的盲人转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其实是故意为之，希望读者读了他的文字之后，意识到语言的可疑，从语言中惊醒，放下书，不再相信他，从而使注意力回到事物本身。

其实，孔子也在怀疑语言，他常常在讲完之后叹息“天何言哉”，而且，他自己阅读书本和人生的方法，就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义理，甚至不顾语言叙述。他似乎有阅读困难，但他又是制造和修改经典的人，用孟子的话来说，孔子作《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他之前，中国人只将历史分为语言和行动，他之后，中国人将历史分为故事和意义——其实，他也几乎开了误读经典并作为己用的先例，因为，他太有理念了，之后到了汉朝，这种误读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求知手段。他必须带着有缺陷的语言立言，他有世俗的欲望和责任，他有缺陷的语言却不自愿地迷惑了世人，因此他有了狂人不可论的才子的体面。中国后来的才子气和他不无关系，但这并非他本心所愿。

庄子更可能没有世俗的欲望，更可能不想有狂狷的体面。他更可能是个清醒自嘲的疯子。因为他对连自己也不能抛弃的语言进行了更无情地揭示：“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然后）得意而忘言”——那能无限发挥的其实只是醉酒时随口说出的话；那所谓真相只是被无限重复的道听途说；那能广为流传的只不过是用形象来寄托的故事。这一切胜利都只是语言的效果。而且这些效果都并不是语言理性的一部分，而是障眼法。

庄子蔑视常识之外的故事：视古老神话如自己随口编造的寓言，更进一步说，视古老神话如语言所生。

庄子还在《天下》中与惠施辩论，他既承认惠施通过语言繁衍创造出来的“卵有毛”、“鸡三足”、“火不热”、“龟长于蛇”逻辑成立，又认为它是毫无意义的言辞。他从不会费心去现实里寻找那些东西。

这些辩论让我再次想起《山海经》——“鸡三足”完全是《山海经》中典型的意象——像精卫填海这样合乎人类感情的故事其实极少出现（屈原一个人就几乎将它们全都重新讲了一遍，并加了自己的游历和情感），多是一山有一个肢体数量奇特的动物之类。我曾在想象力最贫乏的时候阅读《山海经》，寻求形象思维的灵感，但我感觉这些意象对五感毫无触动，既不是诗，又不是现实，像无趣的睡梦，可它们甚至比我们的白日梦——我们日常的想象之物更僵化，缺乏人性的根源，远不如真实存在的东西自然。《山海经》——倘若这就是中国人神话的源泉，那后来真正形成神话故事的只有其中极个别的一些——这就是我们贫乏的想象之库，其他大部分的材料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可用，似乎是无用的想象……我宁可多读一些古诗——丰富的观察，全是有心之人，也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模型，其中还有音乐，诗歌的音乐再次提醒我类似语言逻辑的东西——它也是可以自己繁殖的东西，但显然比舌头的自发运动更优美更接近人性。《山经》不写人民社会，只写山和某种特产的兽、鸟、矿石和植物，就像在一个集权国家避谈国事，只能谈娱乐八卦和体育腐败；《海经》反而只写人民，不写自然，颇有人类学口吻——人类学将政治语言伪装为生物学语言，无所不谈。

但张岩先生在《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一书中继续沿着理解古代社会的方向猜想，他认为那些僵硬的怪物是部落图腾，他是少有的用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的模型来套取《山海经》的结构的学者，其他大部分人都还只是停留在训诂和地理考据方面，心里始终得不到一个目的因——而目的决定了它是什么。

已故中国神话学会会长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序》里诚实地说：“好心的同志常常这么向我说，你研究神话，就该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观察探讨中国古代神话的问题，写出几篇广博深厚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来……也尝试着这么做了，却始终感觉到自己的认识还停留在一般的阶段，不能有更高的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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