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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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音乐与舞蹈历史纵横谈试读：
前言
在人类缓缓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辉煌的往昔，是祖先智慧的创造，更是永垂不朽的传奇。追寻世界历史，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高度关注。
大约在2300万年前到1800万年前，在热带雨林地区和广阔的草原上，就有一种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即森林古猿活跃在那里，它们是人类最早的祖先。其中一部分森林古猿下地直立行走，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为了生存，猿进行了劳动，劳动促进猿的体质发生改变，促使意识的产生和语言的出现。终于我们的祖先摆脱了动物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伴随着人的出现，社会呈现雏形。夹杂着火的利用、工具的改进、绘图、雕刻、丧葬、艺术、建筑、文字等先后出现，文明之光洒满大地。翘然回首，从石斧、骨器到勾践的青铜宝剑，回想中世纪骑士们的铮铮铁甲，体味硝烟迷漫的火枪战场，人类历史简直是沧桑万年……
历史对于我们整个人类，就像记忆对于我们每个人一样，它说明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以及我们过去是怎样做的。因此谁要想了解世界，就必须知道它的历史。
历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都注重用自己的历史教育和鼓励广大人民，因为历史具有无穷的智慧与魅力，这是世界各民族得以凝聚并生生不息的命脉。灿烂的世界历史文明教育着我们每一位读者，能够使我们更加珍惜历史，并不断创造光辉的未来。
为了让广大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历史的光辉灿烂，感受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博大精深，我们特地编辑了这本融故事与图片为一体的读物。本书把世界历史从单纯的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框架中释放出来，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涵盖历史、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全方位、新视角、多层面地重新演绎了世界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文化，能够给我们广大读者尽可能丰富的知识看点。
本套书主要包括古埃及与阿拉伯历史、巴比伦与希伯莱历史、古希腊与古罗马历史、古印度与拜占廷历史、世界科技与发现历史、世界思想与教育历史、世界文学与戏剧历史、世界音乐与舞蹈历史、世界建筑与雕塑历史、世界美术与绘画历史等内容。
本套书希望通过一些通俗的语言和丰富的图片，对世界历史做一个概述。它只讲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对关键阶段的描述，而且选择了一种通俗的简明形式。本书可以作为历史专著的补充读物，你可以用非常休闲的方式去阅读它，我们相信在历史人文的浪漫风景中，你不会感到乏味。
本套书用生动的文字和丰富的插图，再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恢弘画卷，堪称一部贯通整个世界历史的简明百科全书，串联起全部人类发展的瑰宝，并以其光辉不朽的价值与流传恒久的魅力，成就一部好读又好看的世界历史通俗读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不仅是广大读者学习世界历史知识的最佳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 世界音乐历史
一、古代音乐
古埃及音乐古代埃及是古代著名的粮仓。它东临红海，西界利比亚，南邻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北濒地中海，全境处于一片黄色沙漠之中，惟有一条长达6648公里的尼罗河从南到北贯穿其间，形成河谷绿洲。
古代埃及文明约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经历了拜达里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阿姆拉文化（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100年），于公元前3100年出现了统一的国家。古埃及的历史一般可分为古王国（约公元前2686年～公元前2181年，又称古埃及的莎草纸书“金字塔时代”）、中王国（约公元前2041～公元前1786年，已进入封建时代）、新王国（公元前1567～公元前1085年，又称“帝国时期”）3大段。最高统治者为“法老”（意为“大房子”），掌握军政大权，是古代专制君主的典型代表。公元前12世纪中叶埃及开始衰落，周边蛮族不断入侵，使埃及文化逐渐衰落，直至公元前525年，古代埃及文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以其希腊化的特色掩盖了埃及的本色。
古埃及经济是一种古老的“计划经济”，由国家绝对控制经济生活是埃及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它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其居民分为六个等级：王室；僧侣；贵族；书吏、商人、工匠、农民；农奴；奴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极为悬殊。埃及人的家庭为一夫一妻制，妇女地位较高，允许其拥有财产和继承财产，并可继承王位。其经济基础是农业，业已高度发达。手工业也在公元前3000年已颇具规模。公元前2000年以后，埃及商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在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的是宗教，埃及文明中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它的统治是神权统治，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修建大型金字塔陵墓和神庙；它的艺术也是表现宗教象征的手段，文五弦竖琴公元前140年第13王朝时代的遗学和哲学中也充满了宗教说教和对神的物赞颂。
埃及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叶就发明了文字，其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雕像和绘画（包括壁画），一般为建筑的附属品。
上溯至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在金字塔（陵墓）内的壁画、雕刻和出土文物中，可知其已使用多种乐器。主要乐器有西斯特鲁姆（一种金属叉钤，是宗教的象征）；有阿夫路斯状的两根笛——双笛；琵琶型的弦乐器，上张6～12根弦的弦乐器，用于王侯、贵人的冠婚葬祭、军队的出征等。可见在宫廷贵族的生活中，音乐占有重要地位。在出土的莎草纸文书中还载有音乐演出活动的情况。
埃及的竖琴：在第3～6朝的古王国时代（前2686～前2181）出土的浮雕中有浅弓形竖琴“贝尼琴”，被视为神圣的乐器。此后1000年间“贝尼琴”又演化出多种样式，有深弓形、弯把舀勺形（类似箜篌）和船形等。
公元前14世纪，西亚的三角形竖琴和长颈琉特传入埃及，竖琴的体积也由小变大，一种双簧的管乐器取代了笛子，音阶则由五声变为七声。
大约在公元前27世纪就已出现打击埃及的五弦竖琴乐器，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686年出公元前1200年第19王朝时代的现了饰以各种动物头形的拍子板，不久遗物又出现了各种雕刻精美的响板、钟、鼓、铃等打击乐器，桶形鼓则最早见于公元前20世纪。
在保留下来的文献中，从一些留存至今的歌词中，可以推断已出现了长达40段之多的多段体歌曲；还记载有第一个职业音乐家赫姆莱（国王的后妃）出现在古王国时代（公元前25世纪前后）。至中王国时代，大量民间音乐家演奏于节日喜庆场合，新王国时代则出现了流浪艺人和乞丐音乐家。
古埃及人认为音乐现象与宇宙运动联系密切，甚至可以反映天体的运行，并十分强调音乐的道德文化作用。这些音乐思想，对古希腊的音乐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曾旅居埃及22年之久，哲学家柏拉图也曾访问过埃及）。古西亚音乐
古代西亚是指亚洲西南部各地区，包括伊朗高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西亚文明的中心是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意指两河之间的地方），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其北部称“阿卡德”，南部称“苏美尔”）。约公元前4300年后，南部农业迅速发展，终于在约公元前26世纪时（距今4500年）出现了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人的文化成就，最突出的是一部全面的法典，以及虽发展程度不高但却独特的宗教（所有的神都能赐福或降祸，没有来世），同时还发明了楔形文字等。没有哲学作品。现存有其出土文物——奏乐图，上部为4个沉思状的僧侣，下部为奏乐者。
大约在公元前1894年，古巴比伦王国建立。其第六代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使之成为古代世界的大国。汉谟拉比给后世留下了一部完整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死后，巴比伦开始衰落，继之而起的是出色的武士民族的亚述人穷兵黩武的亚述时期，后亚述于公元前746年进入帝国时代（至公元前609年）。公元前626年，因迦勒度人建立新巴比伦王国，灭亚述，征服巴勒斯坦，再灭犹太国，进攻腓尼基城，又于公元前567年远征埃及。公元前538年，居鲁士率军兵临巴比伦城，新巴比伦不战而降，其子冈比西斯又于525年征服了埃及，遂形成一个横跨西亚和北非的波斯大帝国（至公元前330年），将两大文明地区通过制度和政策维系在一起，长达200年之久，既为西亚北非的文明做了总结，又为后来的希腊罗马文明提供了借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古西亚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出现弦乐器——弓形竖琴，其后又派生出多种形制，琴弦也由5根发展到15根不等。同时，另一种弦乐器“里拉”也出现了，是古希腊里拉的前身，在U型框架上张7～11弦，饰以牛首，置于膝上双手弹奏。还有横笛、竖笛、号、双簧管、双笛、各种鼓（如锅状鼓、铃鼓）、哗啷棒、拍子板等乐器。从古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音乐以声乐为主，有颂扬神和民族英雄的赞歌，也有一般的歌曲，均用乐器伴奏。这时期还产生了职业音乐家（分为几个等级），活动于庙堂祭祀或宫廷、贵族的飨宴之上。
自亚述帝国之后的一千多年中，乐器的种类与样式较前大为多样，如竖琴琴弦增至22根，里拉在腋下弹奏。在古巴比伦帝国出现了高脚杯状鼓，后成为新巴比伦帝国的重要庙堂乐器。在新巴比伦时代的出土浮雕中，可见齐特尔琴类的乐器，同时长颈琉特已相当普及。尚有陶制或金属制的钟、铙钹等打击乐器。在弦乐器的长期演奏的基础上，出现了按弦长比率计算音程关系的理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已掌握了五度相生的原理。赫蒂帝国（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2世纪）时已使用七声音阶，采用七种调式。公元前8世纪时又将八度细分为12和15个小的音程单位。这一切反映了当时两河流域高度发展的音乐文化水准。在20世纪初出土的一块公元前800年左右的楔形文字泥板书上，刻有一首赞歌，字旁缀有若干符号，据研究认定是一种用音节记录器乐伴奏的乐谱。古印度音乐作为四大古代文明之一的印度，其历史地理位置包括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其北之喜马拉雅山、西北的兴都库什山和苏莱曼山将其与欧亚大陆孑然隔开，但其东北为中国，北面为中亚，西北为西亚，又与古代各文明均有联系。从现在所发现的腊玛古猿遗骨（古猿转化为人的重要标志），可证明印度次大陆是人类起源的故乡之一。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是其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创造的。1922年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哈拉巴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750年）遗址（还发现有文字，但尚未释读成功），才将印度的历史整整弹奏维纳的印度少女维纳是印度提前了1500年左右。印度河文明来得突最有代表性的乐器然，去得更突然，以至印度文献对其只字不提，至今仍是个谜。
从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起，直至古代历史结束，印度次大陆先后遭到雅利安人（可能在中亚或高加索一带）、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安息人、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的入侵。在公元前12世纪（尚可推至公元前14世纪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印度之际）-公元前9世纪时，出现了一部《梨俱吠陀》（“吠陀”原意为知识、学问，是祭司们在祭神时所用的颂歌、经文歌和咒语的汇编，虽然主要是宗教内容，但也包含一些雅利安的早期历史），后又于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6世在后宫的古印度公主聆听宫女们奏乐纪，出现了《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三部吠陀。在吠陀时代，形成其具有民族特色的体制——种姓制度（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婆罗门教（以《吠陀》为其圣书，最高信仰是“梵天”，创造了一套灵魂投胎转世的“业力轮回”论）。
公元前6世纪初，印度形成16国的“列国时代”（至公元前4世纪）。在这社会大动荡时期，新思想、新教派层出不穷，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出现了诸多的新宗教（其中反对婆罗门教的耆那教占有特殊地位，而和它同时兴起的佛教却对东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大约在公元前324年孔雀帝国建立。公元前187年孔雀帝国灭亡后，外族不断入侵，其间300多年的史实模糊不清，直至公元4世纪时“笈多帝国”建立后，标志着印度封建社会已基本形成。
印度河文明消失以后，在恒河流域兴起的雅利安人国家，又再次使南亚次大陆泛发文明之光，借用西亚的字母形成雅利安人使用的“梵文”，在天文学和数学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并涌现出一批灿烂的文学艺术作品。文学作品除《吠陀》以外，尚有可以列入古代世界伟大作品之列的两大部史诗：《摩珂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雄伟的建筑艺术丰富多彩，多始于孔雀帝国时代，以佛塔、圆形石柱（上有精美雕刻）、阿旃陀石窟（建于公元前2世纪～公元7世纪）、犍陀罗艺术（出现于公元前后，以雕刻佛陀和诸菩萨石像著称。在其佛陀石像上亦可见希腊艺术的影响）。
印度古典音乐起源于雅利安人宗教仪式的《吠陀》赞诗。印度音乐史上所谓的“吠陀赞歌时期”，约在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4世纪之间。上述四部吠陀中，《梨俱吠陀》收诗共1028首，有的为神话传说，有的则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实生活的描述。《沙摩吠陀》是配曲演唱的歌集。《耶柔吠陀》则是说明如何应用这些歌曲来进行祭司。演唱时，由被指定的婆罗门祭司依高、中、低三种音调唱颂。
上述两部印度不朽的史诗，对印度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印度音乐舞蹈的永恒主题之一。在其中记载了印度最古老的萨音阶和玛音阶、歌唱时所使用的三种音调和七种调式，以及印度音乐美学中所论及的七种“拉斯”（即韵味或情趣）。曾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东亚一带。
大约在公元2世纪，出现了以梵文诗歌体写作的婆罗多（约100～约200）的音乐、戏剧、舞蹈理论著作《乐舞论》。全书共39章，其中的第28～33章专门论述音乐，从而形成了印度音乐完整的理论体系。第28章论述了印度音阶由22个“什鲁蒂”（即微音程）构成，具有7个基本音，由这七个音分别组成了两种基本音阶：萨音阶和玛音阶。第29章和30章分别介绍了弦乐器和管乐器，第31章论述节奏，第32章论述有关的演唱方法，第33章介绍了鼓的用法。古希腊音乐
古希腊号称“西方文明的摇篮”，又可称其为“蔚蓝色海洋文明”。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其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因其气候温和宜人、多山环海，故以种植葡萄、橄榄和拥有众多海湾良港著称。为关山所阻隔的小块平原，形成小国寡民的各个城邦（以一城市及其周围的村落组成，辖地百里，人口数万，如雅典、斯巴达等），多为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古希腊吹奏阿夫路斯的少女土地，迫使其要靠商业贸易维持生存和发展。因此，拥有众多海湾良港的古希腊的海外贸易得以充分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以工商航海业居主导地位的民族。商品经济的繁荣、民主政治的建立、开拓与求索的民族精神，导致其文化的灿烂辉煌，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古希腊的文明经历了最早的“克里特文明”（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5世纪，以华丽的宫殿、精美的工艺品著称，并建立了海上霸权）、“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500～公元前1200年，出土有青铜武器和极精美的工艺品），进入了古希腊文化繁荣时期的“荷马时代”（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9世纪），“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以及“希腊化文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之死～基督时代初年）。古希腊的宗教具有鲜明的特色，在对大自然充满玄秘感和畏惧感的同时，又与人亲密相关。古希腊人以古典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对待宗教，其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古希腊阿夫路斯和基萨拉演奏者和共通的宗教信仰来维持的无教义、无宗教经典，他们把神看做与人相似的模样，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说：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与人相同。如果牛、马和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马，牛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转引自《世界史纲》上册第168页）古希腊的音乐教授
他们认为，神也具有人的一切弱点和需求，甚至比人更加贪婪好色，嫉妒成性，更富于虚荣心，他们长生不老，但不在天上，而是住在奥林匹斯山顶。众神之中也没有绝对权威者。
有关神和英雄的传说、故事形成极为丰富而又生动的古希腊神话，虽说是反映了希腊先民对自然万象和人类社会朦胧的认识，但却成为古希腊戏剧和艺术作品的重要题材，后又对古罗马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曾说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引自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96页）“荷马时代”虽处于希腊历史暂时倒退时期（有的史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但却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文献——《荷马史诗》。《荷马史诗》相传为盲诗人荷马（约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所作，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著作组成，取材于公元前13世纪末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特洛耶城的故事。《荷马史诗》不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不朽的作品，而且也是研究早期希腊社会的一部重要的文献。在这部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音乐在希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古希腊弹奏基萨拉的少女基萨拉是古希腊用手指拨奏的拨弦乐器。《荷马史诗》也成为窥见当时一般音乐情景的依据。它记载了有关酒神崇拜使用的一对双簧管似的双管管乐器阿夫路斯，用于合唱伴奏；记载了基萨拉琴（里拉的变体）；记载了用阿夫路斯管演奏的、描述阿波罗杀巨蟒的《巨蟒曲》，以及酒神合唱等。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得到很大发展的毕达哥拉斯悲剧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悲剧合唱中的酒神颂、日神颂以及饮酒歌所反馈的一些当时的音乐形式。在希腊化时期，音乐理论也相当发达。如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年～约公元前500年）的弦长比例理论，音乐与天体和万物的运动是谐和的同样，也存在数的关系。再如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年～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年～约公元前322年）等人倡导的音乐的道德感化作用，认为音乐对人的心灵、性格的完善有显著影响，反对衡量音乐艺术的尺度是娱乐，指出应将音乐列入青年的教育课程里等。
古希腊音乐已采用字母记谱，但无节奏标记。古罗马音乐
古罗马的地理范围包括，意大利半岛及其南端的西西里岛，罗马则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气候与土地均适宜发展农业（西西里有“古代欧洲的粮仓”之称），但良港甚少，不如希腊。其居民主要是在意大利中部的印欧人种之一的拉丁人。他们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讲入意大利，公元前10世纪末进入铁器时代，出现了“微兰诺瓦文化”。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比当地居民文明程度较高的伊达拉里亚人来到意大利，一度统治罗马，建立了城市并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形成曾对罗马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伊达拉里亚文明”。
据说罗马城建于公元前753年（一说为公元前600年左右）。传说罗马的“王政时代”大约为公元前753年～公元前510年，传有7个国王。该时代是从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度向国家过渡的时期。公元前509年人民起义推翻了王政，进入共和制时期，以任期制的执政官取代了国王。古罗马的琴手与他的随从
罗马原是一个小邦。伊达拉里亚人势力衰落后，于公元前406年起通过不断的战争，终于于公元前278年后在除波河以外的全部意大利建立了霸业。随后，罗马开始扩张，公元前6世纪时其领土已囊括北非西部沿岸、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后又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公元前146年罗马对迦太基居民进行大屠杀并夷平该城，60万居民仅剩下5万妇幼老残（还被卖为奴隶），一座曾繁荣昌盛的名城从此消失。与此同时，罗马又进行东扩，于公元前146年攻克科林斯城，希腊被征服。从而罗马人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版图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建立了庞大的帝国。经过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30年的社会转型期，逐步从共和向帝制演变。在开明贵族与保守元老、改革与反改革、共和与独裁腥风血雨的斗争中，爆发了数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其中“斯巴达克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元老政治，加速了共和国灭亡的进程，公元前48年恺撒成为罗马事实上的第一个皇帝（公元前44年被共和派贵族刺杀）。公元前31年屋大维总揽军政大权，结束了长期动乱的局面，开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
在罗马帝国前期约两个世纪中，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城市也逐渐兴起和繁荣。中国东汉（2世纪）汉恒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帝国皇帝安敦感尼派使臣出使中国，中国丝绸遂经过“丝绸之路”遍及欧洲，极受珍视。但从2世纪末至3世纪末，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爆发了全面危机（史称“3世纪危机”），帝国开始衰落并逐渐灭亡。中虽经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等人的努力，也未能挽救罗马帝国的灭亡。君士坦丁即位后即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东方的拜占庭，并取名为“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列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这里应提及对欧洲音乐产生很大影响的基督教。“基督”英文Christ意为“救世主”，源于古希伯莱语Mashiah（意为“受膏者”），弥赛亚一词的拉丁文为Christus（意为“救世主”），其音泽为“基利斯都”，简称为“基督”。公元一世纪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信仰耶稣为“基督”的各个教派的总称。它产生于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的一个教派。据说耶稣是被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处死的。其经典著作成书于一世纪后半叶至二世纪之间以希腊文写成的《新约全书》。
罗马文化虽比不上希腊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却是希腊文化的传播者。罗马人的系统健全的法律体系、拉丁文学成就以及基督教等，均对西方政治、法律、价值观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建筑以宏伟庄严著称。
在音乐上也是如此，古罗马音乐文化主要来自古希腊、巴比伦、埃及、叙利亚、西班牙等地，但却失去希腊文化全民的、健康清新的性质。古罗马音乐崇尚娱乐性，拥有庞大的歌队和乐队，军队中用以炫耀军威，宫廷贵族们用以炫耀权势或将音乐沦为纯娱乐的工具。他们拥有水压风琴和阉人歌手，大商人还拥有奴隶乐队。在民间，伴有歌唱和喧闹的乐队伴奏的假面即兴滑稽戏和独舞哑剧也获得发展，演出于露天。之所以如此，与统治阶级对有民主倾向的文艺进行镇压有关，在公元前450年公布的《十二铜表法》中就有处死编造或歌唱含有诽谤或侮辱他人的歌词的人的条律。
二、中世纪音乐
拜占庭音乐君士坦丁登上罗马帝位后，不仅实行君主“专制”，而且将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东方的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他于313年颁布了所谓的“米兰敕令”，将从诞生起状况就悲惨的基督教的存在合法化，323年他又在尼西亚召开了有318名基督教主参加的会议，即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制定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基督教开始与政治发生了关系。392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又将基督教正式定为国教。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后，拜占庭帝国却一直延续到1453年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军中，君士坦丁堡陷落而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之中。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拜占庭皇帝加冕仪式上吹喇叭的乐手们
历经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文化艺术独具一格。拜占庭文化独尊基督教，其土壤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却又从西亚、北非等地的东方文化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在宗教、文史、建筑艺术等领域中所取得的诸多成就，是人类中古文化长河中熠熠闪光的珠玉，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6世纪是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9～11世纪是它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4、15世纪出现了与意大利文艺复兴遥相呼应的所谓“拜占庭文艺复兴”。
拜占庭文化在基督教神学上取得很大的成就，在文学上虽教会文学盛行，世俗文学却也取得很大的成就。如叙事诗《边防战士迪吉尼斯》（康斯坦丁·塞勒斯著，诗中歌颂了一位边防战士反对阿拉伯人入侵和镇压边境匪徒的英勇精神，在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也可看到这部叙事诗的痕迹）；其建筑和艺术也在古希腊化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出现了新的风格和形式。如圣·索非亚大教堂就是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圆屋顶，广泛采用壁画等），绘画艺术也在“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达到全盛。
拜占庭帝国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其高度发达的典章制度、军事制度、经济组织和文化艺术对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俄罗斯等斯拉夫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东方基督教（东正教）为基调的文明区域，而且在整个中古时代，拜占庭始终是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拜占庭的世俗音乐存有9～11世纪的宫廷中对皇帝或高位圣职者的祝词——一种定式化的群众喝彩仪式，盛行于9、10世纪的拜占庭宫廷，其诗和音乐是现存有关拜占庭世俗音乐的惟一的资料，其形式为由先唱者的歌开始，群众接着复唱的形式。
在音乐史上，以基督教礼拜歌曲著称，称“拜占庭圣咏”。拜占庭圣咏是叙利亚、巴勒斯坦教会的仪式圣咏，因而源于犹太教堂。拜占庭圣咏是在拜占庭式的仪式上使用的以正式的希腊语演唱的单声圣咏，是东方典礼中的叙利亚式、亚历山大式与其并存的西方的罗马式的相比较，是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典礼样式，亦称“拜占庭帝国的教会圣咏”。拜占庭圣咏融合了古希腊和东方音乐因素，采用八种调式的分类方法。其音调以极多的装饰音为其特征。拜占庭音乐与西方的教堂素歌似乎源于同一种古代音乐。拜占庭圣咏中的特罗帕里欧是以新作诗谱写的短小的歌曲，用于各种节日，特罗帕里欧于4、5世纪相当繁盛。从6世纪产生了以罗马诺斯为代表者的康塔基欧，“康塔基欧”，希腊语为“小杖”之意，续在库库利欧以一短小的导入之后的40节以及欧伊叩斯之后。库库利欧和欧伊叩斯以同一利弗雷因终止。约700年，卡农取代了特罗帕里欧和康塔基欧而兴盛起来。卡农是根据旧约与新约作词而形成的诗，由9部分组成，各个部分歌唱一定的旋律。其代表人物有克里特的安东雷阿斯（约650～720）、大马士革的约翰内的耶路撒冷的廓斯马斯（约750年）等。
9世纪以后出现了各种记谱法。13～14世纪其记谱法可表示一定的音程和节奏。约1300年，库库孜雷斯将其定型化，并制作了新的音符，一直用到1400年。西欧音乐
6世纪之后的西欧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农奴制为核心的新的封建经济形态逐步形成——中世纪时代。其政治重心由以意大利为中心的环地中海地区迁至以法兰克为中心的内陆地区；其统治民族由罗马拉丁民族转化为日耳曼民族；其精神文化的主体由世俗性极强的罗马文化转化为宗教色彩甚浓的基督教文化。由于日耳曼诸王国、法兰克、加洛林帝国以及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等国家的兴起，文化上也呈复线多元的发展趋势。这个时代，既是“黑暗的愚昧时代”，也是“玫瑰红的理想时代”，既遍布着饥谨、困苦、暴力和不平等，又充满着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代所造成的种种磨难与机遇中，源于古典时代的西欧文明获得了再次扩充和更新。
14、15世纪，西欧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触发了其自封建制度确立以来的第一次经济结构大调整，以农奴制、庄园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在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下，人民大众的反抗浪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如意大利的多里奇诺起义、法国的“扎克”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等等）。统治阶级为了适应社会变化，也不断地强化了王权统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市民的崛起，成为英法王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等级代表会议的确立，使得国家政权出现了新的形式。在此期间，发生了一场惨烈而漫长的英法百年战争（传奇式的法国女英雄贞德即在1429年英军围困重镇奥尔良时脱颖而出，后被英军活活烧死）。但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却日益分裂，曾君临一切、不可一世的罗马教皇时代也告终结。中古时期的欧洲首富之地西班牙曾被阿拉伯帝国统治了800年之久，直到15世纪末。在西班牙出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封建文明的交会与碰撞，引发了“再征服运动”——基督教国家的反攻，最终于1492年，费迪南国王攻陷穆斯林最后的一个据点格拉纳达城，而使“再征服运动”宣告结束，完成西班牙的统一。
14世纪前后始，处于中世纪的西欧逐渐进入一个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精神正在萌动之中，为欧洲资本主义得以战胜封建主义、为近代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与条件，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基石。其重大历史事件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近代科技革命，地理大发现导致全球航行的沟通（1487～1514年葡萄牙人开辟了从远东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到西欧的漫长海上商路。此后，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率船队西进时，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1520年西班牙人麦哲伦率船队发现美洲最南端的海峡，由此驶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再继续西航，返抵西班牙，完成了世界首次环球航行），海外扩张（早期殖民），经济结构由农本经济向重商经济的转变，科学理性精神的觉醒和实证方法的出现，以及国家政治权利的集中化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聚合等等。格里高利圣咏
中世纪初期，西欧教会使用有安布罗修斯圣咏、法兰克的高卢圣咏以及西班牙的莫萨拉布圣咏等几种不同的宗教仪式歌曲。安布罗修斯（约339～397）于374年任米兰主教（见图）。他抵制异端阿里乌派，强化罗马教会，促使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于392年承认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并严禁异教信仰。安布罗修斯为了更好地宣传宗教，主持教会利用东方曲调写成圣咏，在米兰甚为流行，通常称之为“安布罗修斯圣咏”，将赞歌和交替合唱形式吸收到罗马教仪中，并教会音乐之父安布罗修斯亲自为很多赞歌作曲，将其大众化。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罗马失去了教会中心的地位。6世纪末，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始重建罗马教会中心的地位。在重整教会各项宗教礼仪和机构的同时，在590至604年之间，他组织教会人员，从各教会所用的教仪歌曲、赞美歌等歌曲中进行选编工作，主持制定了教会音乐的法典——《唱经歌集》，并派使者送往欧洲各地教会，命令各地教会在教仪中使用。这是一部中世纪经典性音乐文献，收集了教会礼拜仪式和圣餐仪式上应该演唱的歌曲。现存两种版本，一为8～9世纪法兰克国王查里曼时期的、带有法兰克风格的圣咏；一为11～13世纪的古罗马本（据考证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
格里高利圣咏又称“素歌”。素歌的特征为以拉丁文演唱的单声部歌曲。素歌的旋律有音节式的（即一个音符对一个拉丁文音节），或花唱式的（一个音节配一段拖腔），或咏唱式的（介于前两者之间）。使用八种调式（即后称之为教会调式的四种正格调式和四种变格调式），并以符号记谱法纽姆谱记谱（无固定音高，只有旋律走向），是典型的回避世俗个性情感的教会音乐。它不仅覆盖面很大，而且又摆脱了民间音乐的即兴演唱以及口传心授的形态，使之成为书面形态的、规范性的经典文化，从而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教会为了传播圣咏，又设立了圣咏学校，圣·加尔修道院即为其代表性学校之一。
此外，罗马天主教的礼拜剧也成为西方戏剧艺术的雏形。据说于5世纪就已出现。教士们在诵读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复活和再现肉身时，常插入对话与戏剧化的表演，从而形成礼拜剧。后演出规模逐渐扩大，演出地点和演员也从祭坛转到教堂门口改由普通人演出。其音乐与圣咏有关，并明显地受到世俗音乐的影响，力求接近剧中角色的情绪，又以管风琴和管弦乐器等乐器进行烘托。世俗音乐的发展
欧洲中世纪的世俗音乐尽管处于教会对异教文化的仇视下，但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随着各种行业的行会组织的出现，世俗音乐也得到了发展，成为中世纪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与宗教音乐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下，推动了中世纪音乐的发展。早在10世纪就已出现了流浪艺人，他们或一人，或成班结队，到处流浪，靠卖艺为生，特别是在节日期间，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人。但教会却将其排斥在社会之外，纵容人们迫害他们，死后也不准在教会坟地埋葬流浪艺人。随着城市文化的兴起，这些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教会内容的流浪艺人的音乐戏剧诗歌活动，却得到市民阶层的支持。许多作中世纪的婚礼音乐品都是揭露僧侣神甫的贪婪，赞扬“小人物”的机智、聪明、高尚的品德和实际的才干。
中世纪教皇与世俗统治者联合组织军队，用以镇压各国人民的反封建、反天主教会的“异端”运动。1096～1291年发起了著名的“十字军”（因军服上印有红十字而得名）东征，骑士文化得以盛行。骑士是这些镇压战争中的重要力量，他们是中世纪统治阶级中的最低阶层。骑士文化的价值观是荣誉和忠诚，甚至爱情也要服从这个准则。在骑士文学中，常可演唱，从而形成游吟诗人的艺术。游吟诗人发源于法国南部，后发展到北部。特别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成为游吟诗人的汇集地，至今留存有400多游吟诗人所做的2600多首歌曲，故又称之为“普罗旺斯艺术”。较晚出现的北部的游吟诗人，也留存有约4000首诗歌和1400首歌曲。两者均使用方言演唱，前者为奥可语，后者为奥依语。游吟诗人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一般为骑士，亦有贵族、国王，间或有一些出色的艺术家加盟。他们填词、作曲，然后交由流浪艺人们去演唱，但也有自做词曲并演唱的。内容大多为爱情题材，也采用战争、宗教或世俗生活题材的。它所抒发的爱情却带有神秘和崇高的色彩，被教会视为邪恶化身的妇女成为颂扬的对象。它的音乐乐句清晰，又因歌词采用游吟诗体，故具有诗韵的节奏，调式虽采用教会调式，但却运用了变化音，而近似于近代的大小调。
随着诺尔曼人对英国的征服，法兰西文化对英格兰的渗入，游吟诗人也来到英国，影响了世俗音乐的发展。12世纪中叶，在德国兴起了恋诗歌手（大都为封建贵族骑士阶层的人物）。至14～16世纪德国又出现以市民行会为依托的名歌手，可以说是贵族恋诗歌手的继续。名歌手是由城市的商人和手工艺者组成，组织者为手工艺者行会，成员依严汉斯·萨克斯（1494～1576）德格规则被划分为不同的级别：艺徒、学国鞋匠、诗人、最早的纽伦堡的友、歌手、诗人、名家等级别，这往往名歌手是在经常举行的比赛后获得的。后在瓦格纳的著名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曾对名歌手做了生动的描述。名歌手到17世纪就已衰落，其学校——乌尔姆学校——也于1839年解散，最后传人死于1876年。
13世纪上半叶，在热爱诗歌的弗里德利克二世的统治下，大批法国游吟诗人来到意大利，从而在普罗旺斯艺术的启迪下，意大利音乐的抒情传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与罗马教会音乐截然不同的民族世俗文化。西方复调艺术的第一高峰——古艺术（1150～1300）
中世纪的宗教音乐中开始出现了多声部的宗教歌曲。最初是两个声部的，形成平行的八、四、五度，间或也有三、二度的，其气氛是肃穆的。9世纪时即已出现，被称作“奥尔加农”。因其过于呆板，于是就将第二个声部采用与第一个固定的格里高利圣咏的曲调反向进行的复调技法，称“迪斯康特”（意为反向固定调）。进而，将第二个声部白行创作，又将声部增至三或四个，曲调和节奏也复杂和丰富起来了，即为“康都克特”。甚至，有的已经将圣咏固定调置于低声部，更突出了迪斯康特声部。巴黎就是这种多声部音乐的中心。
占艺术是后来的新艺术音乐家们对12世纪后半叶至1300年的法国音乐的称谓，以与他们所提倡的新艺术相区别。就在这一时期，以巴黎圣母院的僧侣音乐家雷翁南（活动于1150～1175午间）、贝罗坦（约1183～1238）为代表的音乐家，采用迪斯康特与康都克特手法创作了许多多声部复调音乐作品。故又称迪斯康特派，或巴黎圣母院乐派。
雷翁南是作曲家，曾任巴黎圣母院唱诗班的指挥，贝罗坦是他的继任。后者以创作经文歌著称。贝罗坦所创作的经文歌（是一种大约于13世纪兴起于法国的无伴奏合唱曲，是世俗化了的宗教音乐体裁）往往是四声部的，突出了横向音响的独立性，各声部歌词不同，甚至文种也不同，多为生活风俗性的，将格里高利圣咏与民间音乐融合在一起，增加了世俗的因素。贝罗坦的这种经文歌的出现，导致了早期全部采用拉丁文的经文歌的消失。后期经文歌则更进一步不再采用圣咏的固定调了，将世俗音乐的活力注入到宗教音乐之中，是中世纪音乐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印度音乐
中古时代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仍是当时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笈多王朝，从而揭开了南亚次大陆中古文明的帷幕。5世纪之后，内部诸小邦纷纷自立，陷入分裂混战之中，外部则不断受到白匈奴的入侵。612年，戒日王建立戒日帝国，在南亚次大陆确立了封建制度。从7世纪中叶戒日帝国瓦解，至12世纪末印度次大陆就一直处于分裂局面。特别是在南印度更是从未出现过比较稳定的统一政权。12世纪后，土耳其人经阿富汗进入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1526年，巴布尔在德里建立了莫卧尔王朝。莫卧尔王朝的阿克巴大帝时期盛极一时，他又以喜好艺术著称。
6世纪以来，佛教渐趋衰落。8、9世纪逐渐形成新的宗教体系——印度教。印度哲学大师商羯罗的“不二论”成为印度救基本教义的理论基础。12世纪以前的南亚中古文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5世纪印度戏剧出现了伟大剧作家迦梨陀婆所作的《沙恭达罗》等剧作。石窟艺术则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印度在建筑、雕刻、绘画等领域的高超水平，位于印度中部的阿旃陀石窟即为印度艺术的一大宝库。5至11世纪时有两大举世闻名的学术中心，即那烂陀寺和建志学院，东方各国的大批留学生曾在此留学求法，进行各种文化学术研究。
5世纪左右，巴拉塔作有关于演剧、舞蹈、音乐的理论书——《纳忒亚·夏斯托拉》，是将印度古代音乐与印度古典音乐得以连结在一起的重要理论成果，在其中尚可见最早婆罗门教古典音乐的萌芽。《纳忒亚·夏斯托拉》将以听觉得到的最小的微分音程，称作“什鲁提”（梵文“听”之意），通常将一个八度分割成22个什鲁提。实际音乐中，则将二至四个什鲁提为一音程（称“斯瓦拉”）。斯瓦拉和音程一起也具有音高的意义。在一个八度内由7个斯瓦拉组成，其音阶分别称作：sarigamapadhani。什鲁提不是平均律构成的，由于乐派的不同，音程的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每一个什鲁提都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如什鲁提“狄夫拉”的意义是“兴奋与刺激”等。进而根据7个斯瓦拉形成三种基本的克拉马：萨·克拉马、马·克拉马、噶·克拉马。其中，以萨·克拉马和马·克拉马的7个音组成的基本音阶作为基本音，发展成14种旋法的形式，称“姆尔恰纳”。再进一步将姆尔恰纳14种旋法中的7种旋法向基本旋法发展，并形成拉格的原型（称作加提，jati）。
11世纪以后，由伊斯兰教徒侵入北印度始，迎来了印度音乐最大的变革期，从而形成两大音乐文化圈。北印度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输入了土耳其、波斯的音乐家、乐器以及音乐理论等，并与印度自古以来的音乐相融合，形成亨多斯塔尼音乐的基础。南印度一面保持佛教时代的影响，一面发展了其音乐理论体系，确立了卡尔纳塔卡音乐的基础。
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音乐理论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13世纪萨尔噶·忒瓦著的《桑各塔·拉多纳卡拉》，给予后世的音乐理论以极大影响。这部著作汇集了在他之前南北印度的音乐理论，并将其体系化，对音阶、旋法的理论的“拉格”（印度古典音乐的灵魂，解释不一，基本上是一种旋律框架），对有关拍节的周期的“塔拉”（印度人对节奏和节拍的总称）均有详尽论述，13世纪以后，北印度有很多理论家将拉格进一步体系化。
印度除了艺术音乐以外，宗教音乐，各地的民谣、民间舞蹈也十分丰富。很多民谣也如艺术音乐那样，具有柔和的低声、纤细而又平滑的歌唱。并由多种语言组成印度音乐的宝库。阿拉伯音乐
7世纪之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强盛的阿拉伯帝国骤然崛起，充满活力的阿拉伯民族基本形成，辉煌灿烂的阿拉伯文明开始诞生。这一切不仅使在古典时代一直沉寂着的世界第一大半岛一跃成为人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使曾孕育过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等诸多古典文明的西亚、南亚和北非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更使人类中古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并对人类的近代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拉伯半岛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南为阿拉伯海，面积约为32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半岛内地大部分为燥热的沙漠，间或夹杂着小块绿洲。半岛的宗教祭祀中心为麦加城（该城有一黑色陨石被人们视为天降圣物，还有一座克而白古寺）。
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这个地区尚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4、5世纪以后其整个社会陷于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生存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之中。出身麦加城的没落贵族、饱经风霜的穆汉默德（约570～632年）在汲取犹太教、基督教教义和沿袭贝杜因人（原半岛以游牧为生的居民）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创建了伊斯兰（意为“顺从”）教，以安拉（即真主）为造物主，于610年开始在麦加传教。后又组建穆斯林公社，他一身三任（宗教领袖、行政首脑和军事统帅），630年占领麦加，建立了独尊一神的、政教合一的统一的国家——阿拉伯帝国。后在其继任者们的不断向西亚、北非扩张下，逐渐确立以土地国有制为主导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的阿拉伯帝国。他对阿拉伯半岛的种种社会问题给以解答，逐步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教义体系，后由他的信徒以《古兰经》的方式固定下来。《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精神的神圣源泉，也是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经济、司法、军事体制的理论基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浮雕中的阿拉伯的军乐。他们使用的乐器中，有里拉状的弦乐器以及大小侥钹状的打击乐器。
封建制度的形成，使阿拉伯帝国的社会经济得以繁荣，而大规模的阿拉伯商业贸易的开展，则促进了亚欧非三大洲各个封建文明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推动了中古时代印度洋区域和地中海区域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发展。但9世纪后，人民起义（如巴贝克起义、黑奴起义、卡尔马特起义等）遍及帝国全境，教派分立，各地总督和军事统帅纷纷割地自立，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直至13世纪中叶（1258），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帝国终于解体，但伊斯兰文明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发展着。
阿拉伯人以开放的心态、巨大的热情，延搅人才，搜集古籍，奖励学术，提倡文化，并将自柏拉图等希腊人和印度人、波斯人的哲学、科学和医学名著进行大量的翻译，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古时期得以新生与继承，也使阿拉伯文化的创新与升华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产生了卓绝的哲学与医学、先进的数学与天文学，灿烂的文、史、地理学以及对美的独特追求（清真寺建筑）。
4世纪后，随着半岛上贸易通道的开通，沿道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大部分从波斯和希腊来的卡伊纳（艺妓）也在城市中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们既是歌手，又是侍酒和娼妓。她们所唱歌曲高于原先游牧阿拉伯部族在荒漠之中合着骆驼行走的节律而唱的骆驼调的艺术水平。卡伊纳歌曲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为主题严肃、采用古典长诗且具有颂歌性质的“西纳德”；一为曲调轻佻、采用古典短诗而专供娱乐用的“哈扎吉”（伴奏乐器为弹拨乐器、笛子和手鼓）。
在622年至750年阿拉伯帝国的初期，正处于阿拉伯音乐的兴盛期。这一时期，起初曾一度呈低迷状态，伊斯兰教的教仪不使用音乐，《古兰经》虽也没有谈到音乐，但却被一些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视之为禁区，另外，也可能与为了帝国的扩张，避免男人迷恋声色有关。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其音乐在大量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音乐的基础上，得以繁荣。如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向波斯人学习音乐，特别是波斯歌曲对阿拉伯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又如乐人开始由外国女奴变为男性职业音乐家（木坎纳斯），音乐家的地位有所提高，伊斯兰教活动时的某些场合也使用了音乐：宣礼员每天5次站在清真寺顶楼塔尖上召唤人们做礼拜时的召祷歌，使用阿拉伯所独有的中三度音程的《古兰经》吟诵调，开斋节与宰牲节教徒所唱的双节歌，以及赞颂真主和先知的赞美歌等。
在长达500年之久的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于762年迁都巴格达），是中亚、西亚、北非各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其音乐艺术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以叶海亚·麦吉、易卜拉欣·穆斯里（742～804）、法拉比（870～950）、伊本·西纳（980～1038）为代表的一大批音乐家。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却为阿拉伯音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法拉比曾将阿拉伯音乐用拉丁文介绍给西方，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产生重要影响，法拉比所著的《音乐大全》，是留存至今的最重要的阿拉伯音乐文献，他还对卡龙琴进行了改革，使之成为阿拉伯的重要乐器之一。被阿巴斯家族赶跑了的伍麦叶家族逃到西班牙，并于756年占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西哈里发帝国（756-1492）。在西哈里发帝国时期，产生了“穆瓦沙哈歌曲”（穆瓦沙哈即为一种双韵体爱情诗）和“努白”（声乐器乐大型套曲）等一些重要的音乐体裁。西哈里发帝国灭亡后，大量阿拉伯人东正在演奏雷贝克（rebecca）的迁，又将安达露西亚风格的音乐带回阿阿拉伯人。雷贝克是最早的弓弦拉伯世界。9世纪时，在西哈里发帝国的乐器之一。据说它起源于穆斯林国家，后传入欧洲形成小提琴家首都科尔瓦多出现了一位音乐大师——族的诸乐器。扎尔亚布，他曾在巴格达深受哈里发的赏识，在科尔瓦多又受到西阿洛菲的礼遇。他对乌德进行了改革，编辑安达露西亚歌曲集，编写乐理和歌唱教科书，以及创造了一套由浅入深的音乐教育方法等，为安达露西亚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阿拉伯音乐的黄金时代随着阿巴斯王朝的覆灭而消失了，直至20世纪初。
三、巴洛克音乐
巴赫巴罗克全盛期出现了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巴赫和亨德尔。
生平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出身于爱森那赫一个音乐世家。他小时候随父亲学小提琴，10岁父母双亡，依靠哥哥并继续跟哥哥学音乐。15岁，他离开哥哥家勤工俭学，在唱诗班唱歌和演奏管风琴、小提琴。他采用当时的办法学作曲，主要靠抄写作曲家的乐谱或者根据这些乐谱进行改编进行学习。他曾偷偷地在月光下用六个月的时间抄写哥哥收藏的乐谱，包括弗罗伯格尔、帕赫贝尔、凯尔及布克斯特胡德等人的作品。他又多次利用假日步行几十公里到汉堡去听德国管风琴大师莱茵肯的演奏并向他学习，还步行80公里到策勒听法国乐队的演奏。
巴赫从18岁开始了自己的专业音乐生活，先在魏玛宫廷任小提琴手，又在阿恩施塔特任管风琴师。工作之余，他依旧手抄和分析大量作曲家的作品，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试验。他又步行200英里到柳白克听布克斯特胡德的音乐会，为此超假3个多月，被教会审判。教会给他列的“罪状”除超假外，还说他在圣咏中加进了“怪诞的变奏”及“异端音响”，说他弹奏管风琴时，过于陶醉以至“时间过长”，而受到批评后，又弹得“过短”，并指责他“带了一位陌生的姑娘在教堂里弹琴取乐”等等。那姑娘不久成了巴赫的妻子。此时，他的管风琴演奏技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可以用双脚在低音踏板上奏出赋格旋律，其熟练程度比许多演奏家用手指弹奏得还要好。
1708-1717年，巴赫在魏玛宫廷任管风琴师和公爵教堂的乐长。这个期间，他除了继续吸收借鉴德国前辈管风琴家和作曲家的优秀传统外，还潜心钻研了意大利的小提琴艺术，用维瓦尔第、柯莱里等人的乐曲改编或创作自己的作品，并研究了法国库泊兰的古钢琴音乐，进行写作。他的创作也已成熟，写出了一些管风琴代表作。巴赫
巴赫对公爵不肯为自己晋升职位愤怒不平，而提出辞职，当局为此把他逮捕了将近一个月，说他“大逆不道，要求离职”。
1717-1723年，巴赫在奎登宫廷任乐长。这是他得到待遇最好的时期，在此，他除了写教会音乐和管风琴作品以外，还可以写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他的主人是新教徒，巴赫为教会写了简单朴素的赞美诗并用赞美诗创作大量其他教会音乐作品。他创作巴赫雕像。莱比锡了大量组曲、协奏曲、奏鸣曲及键盘乐，既有宗教音乐，又有大量为教学或宫廷娱乐用的世俗音乐。此间，他的妻子逝世，1721年他又娶了一位富有歌唱才能的女子为妻。巴赫的两个妻子一共生了20个孩子，只有一半活了下来，其中四个儿子成为下一代德国作曲家中的佼佼者。
1723-1750年，巴赫在莱比锡任圣托马斯教堂的乐监，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职位，要负责市内四座教堂的音乐事务。在莱比锡的27年中，他所应付的教堂繁重的工作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像的，但他还另外担任了大学的一个学生音乐团体的指导，每周五晚上在咖啡馆举办音乐会，加上本人常常举行管风琴演出，又经常被聘评判和指导管风琴的制造。使他为难的是，还要疲于为简陋的学校四处乞求，忍受市政局及官员的官僚作风和恶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巴赫却在莱比锡期间，写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包括许多代表作。
1749年，他视力衰退，做了两次手术失败，又患中风导致双目失明，于1750年逝世。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巴赫1723-1750年在此任乐监。广场喷水泉后面正中远处的建筑是巴赫教书的地方。
巴赫在世时，是一位杰出的管风琴演奏家，但他的浩如烟海的创作鲜为人知，甚至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人遗忘，几乎销声匿迹。直到1829年，门德尔松在柏林声乐学校指挥演出了《马太受难乐》，情况才发生变化，巴赫的音乐才开始复苏。1850年，德国成立了巴赫协会，经半个世纪的努力，于1900年出版了《巴赫全集》。巴赫音乐的意义和价值在他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才重新被世人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赫全集新版》的陆续出版（巴赫研究所和巴赫档案馆，1954起）表明对这位大师的研究还在继续深入。
巴赫创作了巴罗克时期除歌剧之外所有音乐体裁。他的一个特点是将复调织体与丰富的和声织体紧密地结合起来。不论作品中的声部有多少，它们各自的旋律都是以平等的地位同时进行的，而它们之间又都同时遵循和弦的总体进行。这就体现了巴罗克时期音乐由复调音乐过渡到主调音乐的特点。
巴赫的作品明显体现了巴罗克音乐情绪单一的特点，他喜欢在一首作品中根据一个乐思进行装饰和展开，不论他的旋律如何错综复杂，如何不可预测，如何高度修饰，它们都有统一的情绪，而这个统一性往往都靠持续的节奏得以保持。
巴赫喜欢用音乐的符号描绘乐思。比如用低声部下行表现“亚当的堕落”，或者将一个主题演奏十次表现《圣经》的“十诫”等等。这也是巴罗克时期音乐的特点。
下面我们从器乐音乐和声乐音乐两大方面对巴赫的创作进行介绍。管风琴作品
巴赫写作管风琴作品格外得心应手。在当时最流行的管风琴体裁前奏曲与赋格、托卡塔与赋格、幻想曲与赋格中，他的《a小调前奏曲与赋格》（BWV543）、《g小调幻想曲与赋格》（BWV542）和《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565）是突出的杰作。这些乐曲中严谨的对位逻辑、宏伟悲壮的感情与乐观明快的抒情性充分体现了巴赫创作的独特风格及他发挥这件乐器表现力的才能和技巧。
他为管风琴写的六首三重奏鸣曲（BWV525-530）是他把意大利室内乐三重奏鸣曲的形式移植到管风琴上的一种尝试。每首乐曲都是以意大利的快—慢—快结构构成，又都以三个平等的声部写成对位的织体，其中一个声部用脚踏板演奏。
巴赫的众赞前奏曲是这种形式的最高成就。在他的手中，众赞前奏曲已经超出了一般对众赞歌简单的改编和加工，而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及内心情感的抒发。巴赫共写了约170首众赞前奏曲，其中一部分编成《小管风琴曲集》，另一部分在莱比锡创作的被编辑成三册。《小管风琴曲集》里的众赞前奏曲体现了巴赫对这种体裁的典型创作方法，一般由高声部将众赞歌的曲调全部呈示出来，然后采用卡农或装饰加花的方式发展或改编，其伴奏声部大多从与众赞歌曲调无关的独立动机中，进行展开。而在莱比锡创作的三册作品，则规模更大，更具符号的寓意性，也更注重乐思的展开和表情意义。羽管键琴及楔槌键琴作品
巴赫为羽管键琴及楔槌键琴写了大量的前奏曲、幻想曲、托卡塔、赋格曲、组曲、变奏曲、奏鸣曲、随想曲、小品以及这两件乐器与乐队的协奏曲等等。他在作品中还运用了自己在管风琴创作中的经验，如将即兴性、悲壮的气概、复调形式等吸收进来，并借鉴了法国键盘乐、小提琴艺术及琉特琴音乐的因素。他为这两种键盘乐器谱写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法国组曲》、《英国组曲》、《帕蒂塔》、《f小调托卡塔》、《c小调托卡塔》、《d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BWV903）、《戈尔德堡变奏曲》等，都体现了他创作的独特性。其中如《平均律钢琴曲集》中每首各包括一首前奏曲与一首赋格，它们用二十四个大小调证明了平均律在键盘乐上的可行性和艺术创作的优越性。第一集几乎每首前奏曲都有意识地解决演奏上的某个技巧及介绍了键盘乐器创作的一个类型。而每首赋格也提供了赋格写作方法的可能性，它们都有鲜明的音乐个性和完美的乐思发展逻辑。在当时还采用其他的调律方法的时候，巴赫却用平均律写了这套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敏感和这套作品的意义。它们是键盘艺术的经典，堪称钢琴的《圣经·旧约全书》，与后来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被誉为《圣经·新约全书》）竞相辉映。这套乐曲标志着拉莫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已完全成熟。
巴赫的组曲创作把这个流行已久的体裁推向了最高极限。其标题“法国“和“英国”虽非巴赫本人所起，但反映了他创作中吸取融合其他民族风格的影响（法国组曲BWV812-817是因为“按法国风格写成”，英国组曲BWV806-811是因“为英国显贵而作”）。两套组曲都包括标准的四个舞曲，每首英国组曲前都有一首前奏曲，其中有些是巴赫特意将意大利的室内乐形式移植到键盘乐的试验，如第三组曲的前奏，实际是全奏与独奏交替的协奏曲快板乐章。
为羽管键琴写的《d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BWV903）是巴赫键盘乐的一个杰出范例。这首作品狂想性的即兴发挥、音色和情绪的丰富变化以及技巧的精湛，都体现了巴赫高超的即兴能力、创作技巧和充沛的感情。它们也都吸收了管风琴创作的宏大气魄和悲壮风格。而将最自由的幻想曲与最严格的赋格组合于一首作品，这种典型的作法，又体现了巴罗克时期对戏剧性的对比统一的美学追求。
在《戈尔德堡变奏曲》BWV988中，巴赫又使主题加变奏这种形式达到了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主题是一首萨拉班德舞曲，全曲有三十个变奏，以三个变奏为一组，每组最后一曲都是卡农。最后一个变奏是一首集腋曲（quodlibet），它将两首德国民歌《我离开你已经很长久》和《青菜萝卜》用对位结合到一起。其他独奏曲
巴赫为小提琴、大提琴、长笛等写了各种独奏曲，并在创作中发挥了这些乐器的独特技巧和表现力，如为小提琴写的《六首独奏奏鸣曲和一首帕帝塔》（BWV1001-1006）采用了小提琴的双音及旋律大跳等。他为大提琴写的《六首组曲》（BWV1007-1012）及独奏长笛帕蒂塔（BWV1013）也采用了意大利奏鸣曲的形式。这些乐曲都发挥了独奏乐器的歌唱性和表情性的长处，带有法国琉特琴和楔槌键琴的音乐风格。小型合奏曲
巴赫的这类作品包括为小提琴和羽管键琴创作的奏鸣曲（BWV1014-1015）、为维奥拉甘巴和羽管键琴创作的奏鸣曲（BWV1027-1029）及长笛和羽管键琴的奏鸣曲（BWV1030-1035）。这些作品多数实际是三重奏鸣曲，采用教堂奏鸣曲慢—快—慢—快四乐章的形式，由右手弹奏羽管键琴的旋律，跟另一乐器的旋律形成二重奏，而羽管键琴的左手则弹奏通奏低音。大型合奏曲
巴赫的协奏曲形式多样，他写过两首小提琴与乐队的协奏曲，一首为两把提琴与乐队的协奏曲，他还是音乐史上首先为羽管键琴创作和改编协奏曲的少数作曲家之一。
他的协奏曲代表作是其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BWV1046-1051）。在这套作品中，巴赫除了采用意大利作曲家的协奏曲的原则手法外，还增加了自己的特点，如加强独奏曲与全奏主题的统一，用增长华彩段来扩充乐曲的形式及采用装饰性来展开赋格段（第5首），又如有的协奏曲只为弦乐而写，没有竞奏的独奏乐器（第3，6首）等。
巴赫共写了四首管弦乐组曲（BWV1066-1069），它们每一首都以法国序曲作为开始，它们都感情充沛动人，反映了巴赫创作轻松乐观的一面。现在流行的《G弦咏叹调》就是从第三首管弦乐组曲的慢乐章改编的。
此外，他的《音乐的奉献》（有几首键盘乐曲，也有几首未写明固定演奏形式）和《赋格的艺术》（未完成，原意用何种乐器演奏不清楚）都是复调艺术的伟大精品。《音乐的奉献》是1747年他同长子威廉·弗里德曼访问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宫廷时，根据皇帝指定的主题所作的一系列即兴创作。他先作了一首六部赋格，回到莱比锡后，又改写了一首三部的键盘乐里切卡尔、一首六部键盘乐里切卡尔、十首卡农和一首四个乐章的长笛、小提琴与通奏低音的三重奏鸣曲。《赋格的艺术》有十八首最严格的卡农和赋格，采用了最复杂的对位手法。康塔塔
巴赫的康塔塔有合唱的、独唱的及综合合唱、独唱、重唱于一体的几种，其内容丰富，表现手法多样。有的重抒情，描写内心情感，有的具有史诗性，表现宏伟壮丽的气势。众赞歌在巴赫许多康塔塔里占有重要地位，采用方式不尽相同：有的采用几首之多，有的只在结尾使用，有的用了众赞歌的全部或部分歌词，却只为某些段落配上新的曲调，也有少数没有用众赞歌。
巴赫的世俗康塔塔均为应贵族之需而写。它们多数是些轻松风趣的“音乐剧”。在写作时，他往往拿歌词中一些次要的字句加以发挥，写成诙谐活泼的音乐。如《太阳神和牧神的争吵》（BWV201）、《溪水，你慢慢地流》（BWV206）、《咖啡康塔塔》（BWV211）、《农民康塔塔》（BWV212）等。这里有的作品直接采用了民歌小曲作素材，带有农村生活的情趣，或城市生活的风情。
巴赫在一些世俗康塔塔中作了装饰性的试验，使其带有某种新的华丽风格的倾向。受难乐
受难乐是为耶稣受难的故事谱写的声乐音乐，在复活节前一周期间演出。大约12世纪开始，举行礼拜仪式时，由三个牧师主持演唱素歌。其中一个男高音讲福音故事，男低音充当耶稣的角色，男中音代表民众。15世纪，众唱部分的歌词开始采用主调合唱，到宗教改革后，德国的路德派把歌词改为德文，在巴赫之前，各国的作曲家都写过受难乐，但是，巴赫的创作使这种体裁达到了高峰。巴赫访问此宫廷后，谱写《音乐的奉献》。
在巴赫的受难乐中，只有《马太受难乐》（BWV244）和《约翰受难乐》（BWV245）完整地留存了下来。这两部作品均通过音乐艺术完美地表现了为拯救人类的苦难而自我牺牲的人文主义思想。《马太受难乐》用了两个合唱队（分八个声部），一个男童合唱队、两个乐队、两架管风琴的庞大阵容及独唱与合唱的宣叙调、咏叹调、重唱等手段，以强烈的戏剧性处理了这一悲壮的题材。《马太受难乐》里的宣叙调和咏叹调与意大利歌剧中的全然不同。它们不仅交代情节，起了音乐朗诵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带有细微的表情变化，表现了戏剧性的感情。虽然巴赫没有写过歌剧，但他的这些受难乐表明他不仅吸收了希腊戏剧中合唱、意大利歌剧的因素，还继承了德国舒茨宗教作品和清唱剧的传统，具有同歌剧一样强烈的戏剧性。弥撒曲《b小调弥撒曲》是巴赫弥撒曲的力作。它是在多年中陆续完成的，巴赫本人从未完整地听过其演出。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声乐与器乐作品，共有24首分曲（15首合唱、6首咏叹调、3首二重唱），它超越了教会礼仪的范围，作为一部艺术精品而闻名于世。
巴赫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巴罗克几个世纪以来，最后一位杰出教会音乐家。在音乐创作中，不但表现了强烈的宗教感情，如对上帝、天国和美好理想的歌颂、仰慕和追求，而且写进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体验和思考，如对时代的沉重感，民族的苦难、教友间的情谊、市民生活的消遣、娱乐等等。应该说，不论是他的作品也好，还是他创作时的精神面貌和心态也好，都反映了巴赫的人文主义思想。
在音乐风格方面，巴赫创作的意义更多不在于“创新”，而在于他融会贯通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音乐和他同时代人的音乐创作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意大利、法国等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与德国的音乐传统相结合，融为具有独特魅力的音乐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欧洲早期音乐的总结和里程碑。他把大小调和声体系与高度发展的复调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严谨的结构、精美的形式、严密的逻辑和精湛的技巧，表现了深刻的哲理、强烈的戏剧性和高尚优美的抒情性。因此，他是欧洲音乐的集大成者，在音乐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亨德尔
生平
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出生于萨克森诸侯国哈勒城。虽然与巴赫生于同一年、同一国家，但经历却大不相同。巴赫始终没有离开德国本土，亨德尔却在意大利和英国学习工作多年，成为一名国际性的作曲家。亨德尔的父亲是理发师兼外科医生，他反对儿子学音乐，只是在萨克森公爵的干预下才让小亨德尔跟当地的管风琴家、作曲家查豪（FriedrichWilhelmZachow，1663-1712）学习。年幼的亨德尔从查豪那里系统地接受了音乐演奏和创作的训练，接触了德国作曲家弗罗伯格尔、凯赛尔及帕赫贝尔的管风琴艺术和意大利音乐。他10岁便开始创作音乐，12岁曾到柏林演奏。他中学毕业后，按父亲的遗愿考入哈勒大学法律系就读，并任管风琴师。不久（1703年）离开大学到汉堡，在歌剧院任小提琴手，很快就创作出两部歌剧，并且获得成功，这时他20岁。
汉堡是德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惟一的歌剧中心。青年亨德尔在这里与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交往，开阔了他的视野。但后来，他看出歌剧院既要受教会的攻击，又需迎合德国贵族听众的庸俗趣味，他所追求的歌剧艺术在汉堡并没有发展的前途，便到了意大利。1706-1710年，他在意大利周游了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那波里等地，从事演奏和创作，并研究了意大利的音乐风格，特别是柯莱里、A·斯卡拉蒂等人的创作。他会见了柯莱里、歌剧作曲家斯蒂凡尼以及斯卡拉蒂父子，跟与他同龄的D·斯卡拉蒂建立了友谊。在意大利期间，他不断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写了一些意大利风格的歌剧和清唱剧、亨德尔牧歌、康塔塔等，为此，经常出入贵族及红衣主教之间。
1710年，亨德尔回到德国应聘在德国汉诺威宫廷任乐长。当时德国宫廷崇拜意大利和法国艺术，那里的工作对早已掌握了外国风格的亨德尔并不困难，他的歌剧《里那尔多》（1711）在伦敦的演出，使他名声大振。返回汉诺威不到一年，他又一次请假去了英国。1712年，他定居伦敦。为了在英国立足，他趁英国与尼德兰缔结乌特列赫特和约（1713年）的机会，创作一部《感恩赞》，并专为安娜女王谱写生日颂歌，从而使这部颂歌破例作为外国人的作品得以在官方的庆典上演出，他本人进而担任了英王室的宫廷音乐家。亨德尔在英国的最初十年除在宫廷服务外，还在贵族宅邸、富商家中及歌剧或清唱剧幕间公开演奏管风琴和羽管键琴。同时，他研究了普赛尔的歌剧创作，谱写了一些合唱作品、清唱剧及英国花园露天演出所需的管弦乐娱乐性作品。
意大利歌剧在英国贵族中十分流行，1720年皇家成立一所商业性的歌剧院，称“皇家音乐剧院”，亨德尔被指定为该剧院的三位作曲家之一，又担任音乐指导，跻身于英国音乐艺术生活的领导层之中。这是一家明星云集的剧院。亨德尔在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他脾气暴躁，个头又大。有一次，一位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拒绝依照他的意图演唱一首咏叹调，亨德尔抓住她的腰，以将她扔出窗外相威胁，才迫使她屈服。在他的领导下，皇家音乐剧院从1720年到1728年间，上演了500部歌剧。他本人也在30年内，共写出了40部歌剧。1726年，他入英国籍。
亨德尔在英国也遇到了许多麻烦和困难。他因受宫廷宠爱，卷入了派系斗争，在剧院内部，有的作曲家也跟他争权夺利。更重要的是，此时，意大利歌剧渐渐在英国失宠。1728年，由该伊（John Gay，1685-1732）和佩普什（John Christopher Pepusch，1667-1752）创作的一部《乞丐歌剧》在伦敦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这部歌剧以流氓无赖、扒手、流浪汉等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角，表现日常生活的内容并采用大量听众熟悉的英国民间曲调，因而备受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广大市民的欢迎。相比之下，歌颂天神和英雄的意大利歌剧相形见绌，亨德尔的音乐也成为讽刺的对象。在这沉重的打击下，皇家音乐剧院最终于1737年宣告破产。
此后，亨德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转向清唱剧的写作，却出人意料地掀开了音乐史光辉的一页。当他的清唱剧作品40代被英国公众接受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
晚年，亨德尔双目失明，但仍演奏管风琴和指挥自己的清唱剧。1759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按惯例指挥了10部清唱剧的演出，最后一场结束时，他倒下了，几天后逝世。在他为之服务了半个世纪的英国，人们给了他最高的荣誉，将他葬在著名的西敏寺。3千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在世时，已经有人在公园里为他造了一个塑像。
亨德尔的创作在许多方面与巴赫不同，例如在体裁上，歌剧和清唱剧是他创作的核心；又如在手法上，更多体现了主调的特点；而在风格上，与巴赫深沉、悲壮，带有内在逻辑的音乐形成对比的是，亨德尔的作品更加宏伟、辉煌、简捷、明快。巴赫的作品反映了德国新教的社会氛围，而亨德尔的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朝气和探索精神。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亨德尔的音乐创作。歌剧
亨德尔最喜欢的体裁是歌剧和舞台音乐。他的歌剧是意大利风格的，大多取材于历史传说和神话，既有英雄事迹，又贯穿爱情的情节。为适应英国听众，他经常选用已经上演成功了的戏剧脚本进行改编。
在音乐创作方面，他按照意大利的办法进行处理，例如，靠宣叙调朗诵发展剧情；由咏叹调表现角色的内心刻画；大的场景（如打仗、庆典、礼仪）由乐队演奏等。此外，还照顾每个演员有发挥其歌喉和技巧的机会。他的最优秀的歌剧作品是《朱利叶·凯撒》（1724）、《奥托内》（1723）、《罗德林达》（1725）等。清唱剧
清唱剧是亨德尔在音乐史上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他以《圣经》（特别是“旧约”）为题材，并用英语作歌词，着力谱写了被奴役的民族获得自由解放的故事，描写民族英雄的业绩，歌颂民族的胜利。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的英国听众，尤其广大的市民，非常喜欢和熟悉《圣经》中的这些故事。亨德尔的清唱剧能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幻想，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共鸣。
亨德尔的清唱剧具有史诗性的风格。这是通过动人的咏叹调、戏剧性的宣叙调、宏大的赋格和双合唱队的手法表现的。其中最大特点是他对合唱的运用。他用合唱表现人民群众，使他们成为戏剧的中心。亨德尔是在英国雄厚的合唱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德国路德教合唱艺术及德国南方天主教合唱的经验，并发挥自己多年积累的歌剧创作的经验进行写作的。
他的23部清唱剧中，《以色列人在埃及》（1739）、《弥赛亚》（1742）、《犹大·马克伯》（1746）等是传世之作。其中《弥赛亚》仅用24天就完成。据仆人回忆，他见亨德尔写完时，两眼充满热泪，说：“我仿佛亲眼看见了整个天堂和至高无上的上帝！”这首作品的歌词全部选自《圣经》，通过三个部分分别表现关于基督降世的预言及他的诞生；基督的受难和他的教义的传播以及世界通过信仰而得到救赎。乐曲富有旋律性的宣叙调、宽广流畅的咏叹调和气势宏伟的合唱体现了亨德尔音乐的典型风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乐队配器极其清晰质朴。主要为弦乐和通奏低音，而双簧管、大管只起加强声乐声部的作用；小号、定音鼓都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这正是巴罗克时期通常的作法，即写给小型乐队演奏，在需要的时候，可由更多的人参加。后来有的演出采用的配器是后人（如莫扎特）改写的，旨在与日益扩大的合唱团相平衡。近年来，人们趋于采用亨德尔原有风格。器乐音乐
器乐音乐不是亨德尔的主要创作领域。但他仍谱写了很多器乐作品。如键盘乐方面，有为羽管键琴或管风琴创作的三套协奏曲、两套羽管键琴组曲，约20部独奏奏鸣曲及一些三重奏鸣曲等，反映了意大利及柯莱里风格的影响。
管弦乐方面比较突出的是他的歌剧及清唱剧的序曲、管弦乐组曲《水上音《弥赛亚》1784年的演出乐》（1717）及《焰火》（1749）。此外，他还写了六首为木管和弦乐的协奏曲及12首大协奏曲（作品6，1739）。
亨德尔与巴赫同是巴罗克后期的音乐巨人。与巴赫不同的是，他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意大利和英国。他的音乐不仅宏伟壮阔，而且器宇轩昂，带有豪放的气概，显示了一种威力和自信。跟巴赫相比，他的音乐也反映了民族的苦难，但是，他更多是从歌颂英雄、欢呼民族的胜利和解放这个角度来写的。他的主要创作领域是舞台音乐——清唱剧和歌剧。他不像巴赫那样追求音乐的逻辑性，而更强调音乐打动人心的效果。他的音乐语言同以复调音乐为主要倾向的巴赫不同，更倾向主调音乐。巴赫在世时，鲜为人知，但亨德尔却名扬四海。他们两人的创作体现了巴罗克音乐的最高成就。因此，历史上以他们先后的逝世作为巴罗克时期终结的标志。
四、古典音乐
海顿生平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出生于奥地利东部奥匈边界的罗劳村。这里聚集了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他的父亲是车轮匠。家乡多民族的民间音乐对他后来的创作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海顿八岁在维也纳教堂唱诗班当歌童，变声后就开始靠教书和临时工作维持生活，同时自学羽管键琴、提琴和对位法，偶尔跟一位意大利作曲家学一点作曲。所以，在演奏和作曲两个方面，他基本上可以说是靠自学成才的。
从1761年起，海顿到匈牙利的公爵埃斯特哈齐的宫廷任职长达30年。这个宫廷拥有两个剧院，两个大音乐厅、一个乐队（海顿将其由10人扩大到约25人），约12名歌剧演唱家。每年还从奥地利、意大利及其他地方邀请优秀的音乐家来演出。宫廷里每周要演出两部歌剧和两场长的音乐会，外加客串演出的歌剧或音乐会以及几乎每日一场的室内乐演奏。亲王要什么，海顿就得写什么，还要指挥、训练乐师、负责乐器的修理等等。亲王喜欢参加演奏，他能演奏上低音维奥尔琴（baryton，又译六弦大提琴，以六弦低音为基础增加几根附加弦），海顿为他写了近200首上低音维奥尔琴曲，其中多数与中提琴、大提琴组成三重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他作为乐队的指挥，可以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实际的观察和检验，随时改进，增减作品里的东西。用他的话说：“我与世隔绝，没有人打搅我或使我烦恼，但我也因此被迫成了一个创造者。”
七八十年代，海顿获得了一些自由，经常接受委约给欧洲各国出版商及个人写作。1790年亲王死后，他搬到维也纳住进了自己的房子，虽仍受聘于亲王的继承人，却自由得多了，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从事自己的创作。1791-1995年间，他60岁左右，两次应伦敦音乐会经理、德国小提琴家萨洛蒙（Johann Peter Salomon）之邀，长途跋涉，不顾语言的困难，前往伦敦访问，受到皇族、贵族的款待，并获牛津大学授予他的荣誉音乐博士学位。这两次访问期间，他尝到了只有在英国才可能享受到的赚钱的甜头，受那里乐队的规模和质量启发，谱写了著名的“伦敦交响曲”共12部。此后，又写了清唱剧《创世纪》、《四季》和最后的弦乐四重奏，晚年在维也纳和全欧享有很高的名声。1809年在拿破仑的炮声中病逝于维也纳。他的葬礼上演出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参加葬礼的人中也有法国官兵。创作
海顿是古典时期音乐的开拓者，他尤其为交响乐和四重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统计，他作有108首交响曲，68首四重奏，大量序曲、协奏曲、嬉游曲、小夜曲、上低音维奥尔琴三重奏、弦乐三重奏、钢琴三重奏及其他室内乐；47首钢琴奏鸣曲、26部歌剧、4部清唱剧、歌曲、咏叹调、康塔塔、弥撒曲等等。
海顿对音乐的主题和动机的发展和展开具有很高的技巧，许多简单、朴素的音乐主题经他的处理，可以发展成为一部作品的整个乐章。他常常对主题的节奏、力度、调性、织体、配器等各方面加以变化、发展，构成乐曲的情绪对比，从而体现了古典时期音乐风格的特点。
他年轻时接触的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和农民歌曲、舞曲等，在他一生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很多作品都带有朴素的民间生活气息（如器乐作品中大量的小步舞曲等），他甚至在学生的协助下，整理了大约450首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歌，表现了对民间音乐的强烈的热爰。
他喜欢在创作中表现出幽默的情趣，让人们享受到欣赏音乐的快乐，例如关于“告别”交响曲，有这样一个故事：亲王特别喜欢埃斯特哈齐的夏宫，有一次他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没有回城。乐队的音乐师们都希望尽早返回维也纳与家人团聚。海顿为此写了《升f小调第45交响曲》，演奏到末乐章时，乐师们依照乐谱的规定逐一停止演奏，灭掉蜡烛，悄悄地离开大庭，乐曲结束时，最后只剩下海顿和首席。亲王明白了，第2天吩咐管家，全体人员返回维也纳。这首乐曲也因此得名。
海顿朴素的生活背景和朴素的宗教信仰构成他慷慨大度、宽厚善良的人品，当时就被许多人称为“海顿爸爸”（后人误将此说解释为他的风格陈旧过时，这应予以纠正），其音乐的节制、天真、自然和幽默的心态，恰恰体现了他的思想，为人和古典风格的特点。交响曲
海顿的交响曲创作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除少数外，大多数交响曲的标题是后人根据他写作的地点或其他原因取名的。
早期（60年代）的交响曲写于海顿初到埃斯特哈齐宫廷之时。他做了许多尝试，如《早晨》、《中午》、《夜晚》交响曲（第6-8首）描写了太阳的初升（《早晨》第一乐章），夏夜的暴风雨（《夜晚》第四乐章）等。这时期的小步舞曲乐章愉快优美的音乐形象，明朗的配器和丰富的乐思，都已显示出海顿交响曲的特征。从1762年左右《G大调第三交响曲》起，他采用了4个乐章快板——行板中速—小步舞曲和三声中部一快板的形式，即被后人称为标准的古典交响曲的结构形式。这里，他对古典交响曲的突出贡献在第四乐章的写法上：由于他意识到小步舞曲轻松的情绪和过于简短的结构不足以与前面两个乐章相平衡，又不可能具备终曲所应有的份量，因此，海顿从60年代末开始创造了终曲乐章的形式，用2/2节拍快板或急板写成奏鸣曲式或回旋曲式，抑或两者的结合。海顿写作时，经常考虑到具体的演奏者，为那些有能力的人谱写难度大的段落。
第二时期70年代初（1771-1774）的交响曲，一般史书认为更多地体现了狂飙运动的精神对海顿的影响。例如第44《哀悼》、第45《告别》、第47、第49《热情》、第52交响曲，作品的规模都更大了，主题更为大胆，气息更为宽阔，并含有相对比的乐思。展开部的动机和主题都更有紧迫感和戏剧性，乐曲中运用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强弱力度变化及渐强、特强。转调的幅度也更大，和声更丰富，对位也常被糅在其中。上述作品多数（除第47外）是在小调上，都有些感伤情绪。这些交响曲的慢乐章也都十分富有表现力。埃斯特哈齐宫廷丰富的音乐文化活动及其与外界频繁的交往，可能是海顿得以受到狂飙精神启发的客观原因。
第三时期1774-1788年的交响曲，一方面恢复了他原有的愉快、幽默、明朗，同时又变得更流畅，更细致，更光彩、自信，并有较多的个性。这时期海顿的交响曲开头乐章的主题更简洁、朴素和更柔和，并且更有意识地为以后乐章的展开奠定基础。而对展开与发展的写作，恰是古典主义的一个注意要点；乐队色彩变化更活泼更频繁，注意由整个乐队分担主题的材料，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单个乐器孤立演奏；终曲有了将奏鸣曲与回旋曲相混合的倾向。此间他的六首《巴黎交响曲》（1784-1786）和第88-92交响曲（1787-1788）标志着他的交响曲创作开始走向全盘，它们大都体现了上述风格。其中第82交响曲《熊》（因舞蹈性的末乐章持续低音笨拙的形象命名，乐曲用了更多的半音和声）、第83交响曲《母鸡》（因第一乐章双簧管的咯咯声得名）、第85交响曲《法国王后》（因采用可能是法国王后喜爰的法国曲调为变奏的主题而得名），第88和第92交响曲《牛津》流行最广。需要注意的是，海顿当时极少用对比性的主题，整个乐章的展开也都是主题的展开。
海顿晚年在1791年1月至1792年7月、1794年2月至8月两次赴伦敦指挥和创作。此间，他总结了自己毕生创作的经验，写出十二部交响曲（第93-104），俗称《伦敦交响曲》。其中包括听众熟悉的《惊愕》交响曲（第94首，固第二乐章的主题用弦乐拨弦弱奏之后，乐队突然用定音鼓奏出强烈的和弦，造成令人惊愕的效果而得名）、《军队》交响曲（第100首，使用了三角铁、钹和大鼓），《时钟》交响曲（第101首，行板乐章中，采用像钟摆一样的固定的节奏伴奏）等。这些作品除显示了他幽默的性格以外，在形式结构方面也都是古典风格的代表。四重奏
四重奏是海顿创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海顿对古典主义的弦乐四重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体裁经海顿之手逐渐固定，即由第一、二小提琴、中音提琴、大提琴四个乐手演奏，每个声部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像是在对话。歌德曾形象地将四重奏比喻为四位知识分子的交谈（指他们各自独立，知识水平高，演奏水平高）。而且，我们应补充说明，他们的谈话是带有深刻的情感交流的。四重奏一般采用奏鸣曲形式，不仅体现了18世纪上半叶奥地利维也纳宫廷及家庭自娱音乐生活的需要，也体现了作曲家创作技巧的精湛纯熟。《弦乐四重奏》。作者：列文（1915-）
1755年左右，海顿被一位爱好音乐的贵族福恩伯格（Karl Josef von Furnberg）邀请到其庄园创作。为了给宫廷演奏者自娱，而非为听众欣赏，他写了一些室内乐。自此以后，弦乐四重奏在他室内乐创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作品9（约1770年）开始，已具有海顿自己的风格，各声部开始负担主题的材料，有了一点独立性。作品17、20（1771，1772）中，四个声部的独立性与平衡性更趋成熟。这些四重奏在奏鸣曲式的乐章里，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的长度几乎相等。1781年之后，海顿晚年的弦乐四重奏（作品33，50等）是古典四重奏的代表，也是古典四重奏成熟的标志，它们也体现了海顿与莫扎特的友谊及创作上的相互影响。如它们各声部都十分独立。各乐章调性变化增多了（如作品74之三，第一乐章从g小调开始，在G大调结束；第二乐章为E大调；又如作品76之六，第一乐章降E大调，第二乐章B大调，而且内部还有升c小调-E大调-e小调-G大调-B大调-降b小调-B大调的转调）；慢乐章多采用主题加变奏的结构（如作品76之三，慢乐章主题用海顿自己写的奥地利国歌），有时还采用双变奏的形式（如作品50之四）。钢琴奏鸣曲
海顿的49首钢琴奏鸣曲作于1760-1794年间，反映了这件乐器由楔槌键琴、羽管键琴渐渐演变为钢琴的过程。其创作风格与同期其他体裁的作品相似，早期作品常用“嬉游曲”或“奏鸣曲”作标题；常用三个乐章的形式，小步舞曲置于第二或第三乐章；三个乐章大体用同一调性；织体多用右手弹旋律，左手奏阿尔贝蒂低音。60、70年代末的第19首（作品30，D大调）和第46首（作品31，降A大调）深受埃曼纽尔·巴赫的影响，第20首（作品33，c小调，1771）以其戏剧性的力度变化、旋律和华彩段显示了“狂飙运动”的精神。声乐作品海顿《四季》1808年3月27日在维也纳大学宴会厅演出
海顿的声乐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他的清唱剧《创世纪》（1797-1798）和《四季》（1798-1801）。这两部作品是他在伦敦听了亨德尔的《弥撒亚》受感动和启发后写的。《创世纪》的歌词根据《圣经·创世纪》及弥尔顿的《失乐园》改写，《四季》根据苏格兰诗人詹姆斯·汤姆森的诗篇改写，描写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和快乐。这两部清唱剧的题材都同宗教题材有联系，但实际上，却都已深深打上了18世纪的时代精神。两者均讴歌了自然和人类在朴素的生活中的欢乐（里面有对暴风雨、冰雹、动物、鸟类、游鱼等的生动描绘）。它们是启蒙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其中《四季》可以说已经完美地实现了清唱剧的世俗化。在写法上，器乐的序奏和间奏都是18世纪标题性音乐的极好的范例。莫扎特
生平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出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1719-1789）是萨尔茨堡的宫廷乐队副队长、作曲家。他不仅是专业音乐家，而且是一位有教养和正直的人。他写的《小提琴教材》一书（1756，小莫扎特出生那年出版）是18世纪著名的乐器演奏教科书，其意义与匡茨的长笛教科书齐名。由于发现小莫扎特的音乐儿时的莫扎特天赋，为全力培养儿子，他中断了自己的音乐活动，甚至未能晋升为乐队长。小莫扎特是历史上罕见的音乐神童。6岁就能演奏羽管键琴和小提琴，还能即兴演奏赋格曲和谱写小步舞曲，并有极佳的视谱能力。他8岁创作了一批奏鸣曲和交响曲，11岁写了一部清唱剧，12岁写了第一部歌剧。他仅仅活了不到36岁，繁重的创作、演出和贫困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莫扎特的生活和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少年时代（1762-1773）、萨尔茨堡时期（1774-1781）、维也纳时期（1781-1791）。小莫扎特与父亲，姐姐在演奏（1763-1764）
1762-1773年，6岁到15岁的莫扎特大约有一半的时间由父亲带领着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各地旅行演出。此间，他曾在维也纳给玛利亚·泰丽莎女皇演奏，在凡尔赛宫为法国路易十五演奏，在伦敦给乔治三世演奏，期间为无数宫廷贵族和达官要人表演。在他父亲的精心安排下，他接触了欧洲当代最先进的音乐艺术——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德国的器乐和尽可能多的音乐家和音乐，受到肖贝特（Johann Schobert，约1735-1767，德国的羽管键琴家、作曲家）的影响。又结识了当时闻名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P.马蒂尼、G.B.萨马尔蒂尼等人，并跟他们学习作曲技术，这些都为他以后在创作上和风格上成为一位一流作曲家创造了条件。少年莫扎特在旅行演出中一方面熏染了贵族上流社会的风尚礼仪和华丽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因处于市民音乐家的低下地位，养成了清高自傲、蔑视权贵的性格。而带有商业性质的繁重的演出活动，又摧残了他的健康。这时期，莫扎特的创作中有的受了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的影响（1772年将巴赫的三首奏鸣曲改编为三首钢琴协奏曲K.107之1-3），有的是受了萨马尔蒂尼的影响（如写于1770-1773年间的交响曲K81，95，112，132，162，182）及马蒂尼的影响（如歌剧《米特里达特》，1770）。g小调交响曲（K.183）则明显地反映了海顿“狂飙时期”的创作影响，但也开始显示出他自己的风格。
1774-1781年，莫扎特基本生活在萨尔茨堡。在父亲的辅导下，弥补被中断了的音乐和文化学习，包括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这对他后来旅行各国及一生寻觅歌剧脚本都带来极大的益处），并利用旅行中获得的知识和素材，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时已成人的莫扎特，对自己卑微的奴仆地位感到不满。为了争取人身与创作的自由，他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在1777年9月获得大主教的同意，又跟母亲进行了两年的旅行演出。为了另谋职业永远离开萨尔茨堡，他先后在慕尼黑和曼海姆教学、演出，此间又加深了对不平等制度的认识和体会。在曼海姆时，他得到一些市民音乐家的帮助与同情，接触曼海姆乐派，听到他们第一流的管弦乐队的演奏。由于母亲病逝，又未能谋到职位，只得于1779年1月回萨尔茨堡。
这时期，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协奏曲、奏鸣曲、交响曲、四重奏、小夜曲、嬉游曲以及他的最好的一部正歌剧《伊多梅纽》。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反映了当时狂飙运动思潮的影响，在形式上出现了新的因素，如奏鸣曲式第一乐章的呈示部，出现了与第一主题相对比的第二（或更多的）主题；在再现部中，常常改换主题出现的次序，有时对主题材料也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在第一、二乐章间，有了强烈的力度对比等等。这些手法，增强了他的音乐作品的戏剧性，进一步促进了古典奏鸣曲式的形成。
1781-1791年，莫扎特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从小就出入各国宫廷、王室的莫扎特，不堪忍受充当奴仆的角色，不愿与厨师、花匠一起听候主人吩咐，他公然顶撞大主教，在备受凌辱后，毅然提出了辞职，到维也纳谋生。他是奥地利历史上第一个有勇气和决心摆脱宫廷和教会，维护个人尊严的作曲家。此后他虽然名义上是位自由作曲家，实际上仍然无力抗争封建社会对他的压迫。在维也纳的十年，成为他创作中最重要的十年。1781年和大主教决裂后，写出了著名的歌剧《后宫诱逃》。该剧于1782年7月首演，获得很大成功。1782年，他在没有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同一位曼海姆音乐家的女儿结了婚，又一次向封建传统挑战。长期依赖父母的照顾（22岁时还由母亲陪伴到巴黎），使他没有什么独立生活的能力，而这时，他没有固定职业，繁忙的写作和演出、几个孩子接连早夭、妻子重病、精神上和债务上沉重的负担等等，压得他透不过气。生活的磨难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莫扎特和在维也纳的海顿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向海顿学习了四重奏和交响乐的创作经验，并写了六首弦乐四重奏赠送给海顿。1784年，他加入了“共济会”，热心参加了这个带有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的秘密宗教团体的活动，对它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有强烈共鸣，并在这种思想的启示下写出了许多作品。
1785年，一度倒闭了的维也纳民族剧院恢复，莫扎特有了机会从事歌剧创作。1786年又完成并上演了《费加罗的婚礼》，该剧的影响很大，甚至在布拉格也家喻户晓。1787年他的《唐璜》完成并演出。
在维也纳，莫扎特发现了巴赫的作品。他对巴赫的复调技法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对他后期的创作有重要影响。
1790年1月，他的歌剧《女人心》上演。1791年，他写了歌剧《蒂托的仁慈》，未获成功。同年9月写了最后一部歌剧《魔笛》。这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其衰弱，一位不透露姓名的来访者要求他谱写一部安魂曲（目的是将来盗用作为匿名者之作），莫扎特预感到这部作品可能是为自己写的，在病床上拼命赶写大型宗教音乐作品《安魂曲》，可惜未能全部完成，便与世长辞了。死后被凄惨地葬在维也纳的贫民公墓。
莫扎特在维也纳时期写了将近200部器乐作品和他的歌剧代表作。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变化使他对社会矛盾的感受更加深刻，从而导致他的音乐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更深刻的因素。创作
莫扎特同海顿一样谱写了古典时期所有的音乐体裁和大量的作品。他的创作也体现了古典时期音乐的风格特点。例如，他的从容、典雅、自然，以及音乐结构的平衡、节制和完美的比例，形式的朴素无华，织体的清晰等等，都具有典型性，而莫扎特的旋律又大都带有优美如歌的特点，甚至器乐作品也不例外，它们仿佛也是发自人声。莫扎特创作的速度非常快，以致达到惊人的程度。但是，这决非易事，而是通过艰苦努力和劳动取得的。英扎特曾说：“人们错误地以为我的艺术是很容易产生的，其实，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为作曲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思考，没有任何一个著名大师的作品我没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歌剧
莫扎特的主要创作领域是歌剧。在他不到36年的一生中，有25年在从事歌剧创作，共写了20余部。他的歌剧既有舞台效果，又旋律性强，而且人物的个性又在音乐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莫扎特的歌剧多数是喜歌剧，采用意大利语和德语。他的喜歌剧既有幽默的，也有严肃的角色，歌剧中咏叹调和重唱的音乐情绪变化丰富。其中《费加罗的婚礼》取材于当时在奥地利被禁演的P.A.C.de.博马舍的话剧，歌剧脚本由意大利诗人L.达·蓬泰改编，1786年首演。改编后的脚本不失原作的批判精神而且揭露和讽刺了以伯爵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的虚伪和骄奢淫逸的生活，颂扬了以费加罗、苏珊娜为代表的“第三等级”人民正直、机智、勇敢的品质，表现了同封建主义斗争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这部歌剧基本沿袭了意大利喜歌剧的特点，但其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没有拘泥于意大利喜歌剧滑稽、夸张的手法，而是着重描绘了人物的性格，进行了心理刻画，增强了抒情性，并在剧中发挥了重唱的技巧和表现力。其乐队配器，尤其是木管的运用，对角色和剧情的配合起了重要作用。《唐璜》的脚本也由达·蓬泰改编，1787年首演，取材于西班牙一个有名的民间传说。当时，该传说有各种版本广泛流传于欧洲各国，并已有话剧、歌剧、芭蕾舞等艺术形式。莫扎特和达·蓬泰选用了G.贝尔塔蒂的歌剧脚本《石客记》（意大利作曲家G.加扎尼加作曲），在剧情和人物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通过贵族唐璜这个矛盾的人物及其欺骗、损害妇女的可鄙行为，揭露了封建贵族的腐烂生活，同时第一次使唐璜成为一个反叛权威、蔑视封建礼教的人物。莫扎特的音乐处理对这部歌剧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加强了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运用了戏剧化的重唱，增强了歌剧的矛盾冲突，使人物（如被唐璜遗弃的少女爱尔维拉、唐璜的男仆等）的形象更为真实、复杂，更有思想性。其乐队的序曲、唐璜家的舞会音乐等，都富有新意。《魔笛》是莫扎特1791年逝世前几个月写完和演出的。其脚本是由莫扎特的老朋友、热心于德国民族歌剧的一位小剧院经理E.希卡内德提议并编写的，歌剧取材于维兰德的神话《露露》。通过主人公为追求理想而进行艰苦斗争，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歌颂了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主题。这部歌剧所反映的思想，和莫扎特追求启蒙主义及“共济会”的理想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几个主要角色可能隐喻了当时社会现实中的人物。例如大祭司萨拉斯特罗使人联想到不久前去世的共济会首脑、莫扎特的朋友博恩。莫扎特采用了典型的新教众赞歌式的音乐，使大祭司的形象具有庄严、崇高的性质；反面角色夜后，则可能是影射玛丽亚·特莱西亚（她在位期间曾镇压共济会），这个角色需由技巧较高的花腔女高音扮演，其音乐表演难度较大而没有内在的感情；剧中的英雄塔米诺王子可能是比喻同情共济会的约瑟夫二世，他的音乐优美动人，采用的是正歌剧中的抒情咏叹调；帕米娜是人民高尚精神的象征，音乐十分优美；半人半鸟的幻奇性人物帕帕盖诺及其妻子是劳动人民的化身，他们的音乐带有鲜明的德奥民间风格。在这部歌剧中，莫扎特采用德语并吸收了德国歌唱剧的传统、意大利的声乐传统、庄严的合唱，甚至巴罗克的众赞前奏曲和对位性的伴奏，还采用了一种适合德语音调的宣叙调配上伴奏等，将它们成功地熔于一炉。
从声乐演唱的角度看，莫扎特对歌剧演员的要求（尤其对女高音）难度较大，为此，他曾写过一本声乐教材。协奏曲
协奏曲是歌剧以外莫扎特在音乐创作上贡献最为突出的体裁之一。他一生写了50余部各种独奏乐器与乐队的协奏曲。这些作品在巴罗克协奏曲的基础上，确立了18世纪古典主义协奏曲的结构原则：三个乐章对比并置的套曲结构（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第二乐章是类似咏叹调式的抒情乐章，第三乐章具有舞蹈性或通俗性格），双呈示部；独奏乐器有技巧性的华彩段等。这些协奏曲加强了独奏乐器的地位，强调了它不同于协奏乐队的音乐性格。莫扎特的这些成就，使协奏曲不再片面表现技巧，而具有了与交响乐同样深刻的意义。莫扎特是近代协奏曲形式的创始人。如果说，海顿的交响曲和四重奏是18世纪下半叶音乐的高峰，那么莫扎特的协奏曲（尤其钢琴协奏曲）则是当时无人能与之比拟的。
在莫扎特的协奏曲中，钢琴协奏曲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一共写了27部，其中代表作有D小调（K.466，1785）、C小调（K.491，1786）（这两首协奏曲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哲理的因素）、A大调（K.488，1786）等。此外，还有7首小提琴协奏曲，其中G大调（K.216）、D大调（K.218）、A大调（K.219）三首（均写于1755）比较突出。在管乐协奏曲方面，《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K.622，1791）也很出色。其他还有圆号协奏曲、长笛、竖琴协奏曲等。交响曲
莫扎特一共写了约50部交响曲，其中41部有编号，并像其他作品那样可以分为若干组。他的交响曲大部分是早年受各种不同音乐风格影响写成的，因而带有模仿的痕迹，如J.C.巴赫、海顿和以斯塔密茨为代表的曼海姆乐派的影响。
莫扎特的最后三部交响曲——降E大调（K.543）、g小调（K.550）和C大调（K.551）是他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它们都写于1788年6-8月的六个星期之内。人们通常将它们划归为一组，但三者各有其特点：《降E大调第39交响曲》明朗愉快，充满了诗意。《g小调第40交响曲》富有戏剧性，有海顿式的乐观主义情绪，但在技法上又完全不同于海顿，被称为莫扎特的“英雄”交响曲。其第一乐章主题充满活力，带有不安的情绪，经过展开和转调，由疑问，思索进而变成愤怒的呐喊。《c大调第41交响曲》（通常被称为“朱庇特”）宏伟豪迈，乐观向上，预示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出现。
莫扎特的交响曲（尤其最后三首），是贝多芬之前的全部交响曲创作的最高成就。他的突出贡献在于重视各乐章之间以及乐章中主题间的对比性。室内乐
在莫扎特写作的23首弦乐四重奏中，最好的是献给海顿的6首（K.387，421，428，464，465，458，1782-1785），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莫扎特的思想和风格——真挚亲切、明快开朗的性格和乐观主义的精神状态。与海顿、见多芬不同的是莫扎特的天才更多表现在五重奏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C大调（K.515）和g小调（K.516，均作于1787年）五重奏。后者是一部悲剧性的作品，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忧虑与思考，其慢乐章大量的转调及末乐章缓慢的序奏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此外，《A大调单簧管五重奏》（K.581，1789）和几首中提琴五重奏也是他的代表作。奏鸣曲
莫扎特写了17部钢琴奏鸣曲、6部小提琴奏鸣曲和35部钢琴小提琴奏鸣曲。对古典奏鸣曲套曲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确立了维也纳古典风格三个乐章的套曲形式。在钢琴奏鸣曲方面，他同海顿的创作一齐完成了从羽管键琴风格到钢琴风格的过渡。他尤其喜欢为钢琴写作。80年代的钢琴奏鸣曲中，已经使钢琴的效果和音域得到了发挥，如《A大调钢琴奏鸣曲》（K.331，1781-1783），《c小调奏鸣曲》（K.457，1784），《c小调幻想曲》（K.475，1785）等。其中K.331体现了音乐的风俗性的特点，后两首显示了尖锐的对比并置与戏剧力量，预示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诞生。
莫扎特的钢琴小提琴奏鸣曲，从意大利柯莱里，萨马尔蒂尼等人的影响中逐步解放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在其奏鸣曲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778年开始，莫扎特就将钢琴和小提琴两件乐器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以前，如肖贝特的作品，钢琴占主导地位。莫扎特在此以前的作品也是钢琴为主，小提琴为伴奏。）如降E大调（K.380，1781）、降B大调（K.454，1784）、降E大调（K.481，1785）、A大调（K.526，1787）等几首都很成功。宗教音乐
宗教音乐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但并非他的主要成就。有人认为他最好的弥撒曲是《c小调弥撒曲》（K.427），写于1782年他结婚之际，虽然未完成，但却是出自他自己内心的需要有感而作的。他临终前创作的《安魂曲》，注入了作者对整个人生的深刻感受，表现了他作为市民音乐家一生所遭受的剥削、屈辱、冷遇、贫困和他对光明、欢乐始终不渝的追求与向往。莫扎特写了乐曲的大部分，剩下的由他的学生F.X.叙斯迈尔忠实地按照他的计划和风格予以完成，并于1793年12月以瓦尔泽格伯爵创作的名义演出。
除上述各种体裁外，莫扎特还写了大量的嬉游曲、小夜曲、舞曲等。其中有的类似弦乐室内乐加几件木管乐（如《F大调嬉游曲》K.247，1776）；有的为几对木管乐器（共6-8件）在户外演奏（如《嬉游曲》K.252）等；还有些是小型交响曲或协奏曲的形式（如“哈夫纳”小夜曲K.250，1776及K.361，K.375，1781）等。在这些风俗性的作品中，莫扎特采用了民间音乐的风格，反映了他和民间音乐的联系，它们大都具有轻松活泼的特点，音乐材料和处理都很朴素。这类作品中《G大调弦乐小夜曲》（K.525，1787）影响最大，它原是一首弦乐四重奏，后来常由小型弦乐队演奏。该曲既包含了清新欢畅，生动活泼的情绪，又具有宽广、纯朴的抒情性。
海顿和莫扎特对古典风格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回归自然”的思潮影响下，创作出经久不衰的音乐作品。其中，海顿在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方面、莫扎特在歌剧和协奏曲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海顿在世时就被誉称为“交响曲的天才”、“四重奏之父”，莫扎特因其广泛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其作品在反映社会思潮方面及市民阶级的思想愿望方面具有了新的意义和深度。贝多芬
生平与思想
只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一生经历了欧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激烈变革中的几个重要阶段：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青少年时期），法国大革命（19岁）、1804-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1815年维也纳会议及欧洲的封建复辟。他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及音乐创作，同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德奥思潮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贝多芬1770年出生于德国波恩。祖父是宫廷乐队长，父亲是宫廷歌手，母亲是宫廷厨师的女儿。贝多芬的童年是在贫寒和父亲的暴虐下度过的。父亲为使他像莫扎特那样成为音乐“神童”，经常逼迫他练琴，却从未给他系统的音乐教育，连小学也只让他读到10岁。贝多芬的成长全靠波恩进步的文化氛围和他个人的努力奋斗。
贝多芬少年时期正值奥匈帝国推行开明专制。他的家乡波恩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之一，那里建立了图书馆、民族剧院和一所大学，并聘请了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教学。德国的文学作品和外国的译著四处可见，卢梭的著作广泛流传，莎士比亚、博玛舍的戏剧跟席勒、莱辛的作品，格鲁克、莫扎特的歌剧都在这里上演。约瑟夫二世及其继承者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促进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如于1783年废除了600余所男、女修道院，反对教权，推行世俗教育和培养讲德语的专业文职人员等。贝多芬一岁（1781）开始，跟一位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谱写过歌唱剧、歌剧和歌曲的作曲家聂费学习。他对贝多芬的思想起过重要的影响，曾说：“我恨恶劣的侯爵比我恨强盗更甚！”聂费在创作方面给贝多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向他介绍了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和曼海姆乐队的作品。
贝多芬从13岁就在宫廷乐队服务。1787年在一次短期访问维也纳有旅行中，他会见了正在忙于创作《魔笛》的莫扎特，受到赞扬和祝福，但因母亲病重，最终未能跟莫扎特学习。贝多芬的母亲去世后，他的父亲又因酗酒被宫廷解职，此时已满18岁的贝多芬突然在法律上担负起两个弟弟的保护人，成为一家之长，靠在宫廷中作曲和演奏维持全家的生活。1790年海顿去伦敦途中路过波恩，有人将贝多芬介绍给他。海顿赞赏他的才能，建议主人让他到维也纳学习。后来贝多芬到维也纳直接受过海顿的指导。
在波恩期间，贝多芬接触了一些开明贵族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如科赫（Koch）家族和勃罗宁（von Breunin）一家，经常聆听他们讨论社会、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问题，还阅读了大量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文学及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正在步入青年时期的贝多芬积极追求资产阶级共和的理想，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到波恩大学听课。在那里，他接受了激进的贝多芬启蒙主义者、希腊文学教授E.施耐德（E.Schneider.出生年代不详，1794年被杀害）的深刻影响。当他19岁时，欧洲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后，施耐德很快出版了一本热情洋溢的诗集歌颂这场革命。贝多芬深受感染，对诗集十分喜爱。他在施耐德的直接鼓励下于约瑟夫二世去世时，写了《约瑟夫二世之死》大合唱（1790），悼念这位开明君主，以后又写了合唱曲《谁是自由人》。
波恩时期的贝多芬在启蒙运动及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并在法国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确立了他的人生观。他在札记中写道，“自由！能有什么东西比它更是人们所需要的呢？！”“我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在皇座面前也不会背弃真理！”
1792年，贝多芬离开波恩到维也纳，不久，他便师从海顿、阿布莱兹贝格（J.G.Albrechtsberger，1736-1809）、申克（Johann Schenck，1753-1836）、萨里埃利（A.Salieri，1750-1825）等人。这时，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不同了，他不再属于哪个宫廷或教会，相反，维也纳爱好音乐的贵族用其他方式资助他，如教课付钱，送礼物给他作报酬等；而中产阶级的公众的音乐会以及出版商也给他资助。他精湛的钢琴技艺和杰出的创作才能使他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和青睐，但严酷的生活也使他的思想逐渐成熟。他要和贵族小姐结婚的幻想一再受挫，发现原来她们“不属于我的这一阶层”；他想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靠创作谋生的愿望也时常碰壁；出版商对他的盘剥使他愤懑不平，他说：“在目前，艺术家们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商业家……处在这种地位，艺术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在这种情况下，他高昂头颅蔑视权贵，始终保持个人的尊严和艺术家的气节。他说：“在贵族中间活动是好的，但首先要让他们尊敬你。”1796年，他的耳朵开始变聋，这严重地威胁了他的整个生活和事业。1802年，在极端痛苦中，他到城郊的海利根施塔特离群索居，绝望得几乎想自杀。他写了一份感人肺腑的遗嘱和一封给两个弟弟的短信。后来，他克服了这次思想危机，实现了自己两年前的誓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还谱写了一首欢快、乐观的《第二交响曲》。
我们要看到，贝多芬当上自由艺术家，并不完全出于自愿，因为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拿破仑战争使许多贵族破产或逃离，他们没有钱再维持私人歌剧院和管弦乐队，也没有钱资助音乐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贝多芬和以后的一些自由艺术家是被抛向市场的。
1803-1816年左右是贝多芬生活与创作的成熟时期。此时，欧洲又发生了新的动荡；法国革命经历了反复，各国的封建势力多次联合向革命的法国大举进攻，而拿破仑上合后在推翻封建主义，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障碍的同时，又出于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的本性，对各国进行了侵略和掠夺，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反抗。这样，欧洲出现了一个持续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1816年第六次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战争以拿破仑被迫退位而告终。
18世纪90年代，革命的法国在维也纳设立了公使馆，贝多芬结识了大使波拿道特将军和法国小提琴家克鲁采。他热切地向他们了解法国的情况和法国的音乐。法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他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伟大气魄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在波拿道特的建议下，他谱写了《第三交响曲》，表现了对革命的向往。又写了钢琴奏鸣曲“黎明”、“热情”、歌剧《费德里奥》及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59）等。
1804年后，拿破仑战争逐渐由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转为侵略性的战争。法国军队1805-1809年先后三次占领维也纳，人民遭受了种种苦难，他们要负担战争赔款和罚款。还要供应法国警备军的给养等。当时的目击者说；法国人“什么都拿——市场上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激起了贝多芬的愤怒。1806年，当他得知法军又大败普鲁士军队后，指着法国驻军说：“如果我能够像一个将军那样懂得战术，如同我是一个作曲家懂得对位法一样，那我就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此时，贝多芬孜孜不倦地写作，完成了第四、第五、第六交响曲，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等。无论是暂时的和平，或在隆隆的军鼓和大炮声下，还是处在经济的拮据之中，他都没有停止写作。他把炽热的爱国热情，对人民苦难的深刻感受和坚信民主自由必胜的思想通通化作音符，谱成——系列不朽的音乐作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呈现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人民欢庆解放战争的胜利，封建阶级也为资本主义发展受挫而高兴。贝多芬早在1811年就写好了第七、第八交响曲，等待迎接民族的解放。1813年，他又写出歌颂为争取自由而牺牲的女战士的戏剧音乐《莉奥诺拉·普罗哈什卡》庆祝胜利。
1815年维也纳会议结束，各国封建君主重新瓜分了欧洲。人民以惨痛的牺牲换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却又遭受新的苦难。各国君主组成“神圣同盟”统治和镇压人民，封建主义在欧洲全面复辟。维也纳恢复了秘密警察制度，任何人都有可能受到监视；出版、印刷、通讯均受检查，连自然科学的书籍也遭查禁。社会上笼罩着沉闷、窒息的气氛。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为掩饰他们的暴虐，竭力提倡享乐主义、粉饰太平的艺术。
坚持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贝多芬面对这黑暗和倒退了的现实，心情十分沉重。他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使我们完全缄默。”他怀念拿破仑，说：“以前我不喜欢他，现在我的想法很不同了。”他以极大兴趣阅读英国国会的记录，并想往英国，因为他认为君主立宪制要比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好。他毫无顾忌地谈论政治，以至朋友们须经常劝他当心。有一次，他咒骂皇帝说：“像这个家伙，应该首先吊在第一棵最大的树上。”并说：“50年内，世界到处将有共和国。”看着充斥维也纳的享乐主义的艺术，他不肯随波逐流去迎合庸俗的趣味，他说：“人要有自己的准则，一如国家之有宪法。”贝多芬的晚年十分凄凉。他一生贝多芬在维也纳的街上给人留下的印象无妻室儿女。那些开明绅士朋友们在动乱中有的死了，有的走散了，青年时代家乡的朋友又远在天边。他故去的弟弟留下一个9岁的男孩卡尔由他抚养。为了争得教育和抚养卡尔的权力，贝多芬卷入了同孩子轻浮的母亲无休止的官司和争吵，后来又为教育这个懒惰的、好赌博甚至企图自杀的青年，耗尽了精力，伤透了心。
国家恶劣的形势、社会的黑暗、经济的萧条、艺术的堕落、家庭的不快以及健康的恶化和生活的贫困，使贝多芬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的创作力被压抑了，但他仍在思索和探求自己的理想。他潜心研究民歌，说：“追求民歌比起那些卓越的英雄们追捕人要好一些。”同时，他继续研究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
从1818年起，他又开始写作，相继完成最后几部钢琴奏鸣曲（作品106，109，110，111）。四重奏（作品127，130，131，132，135），《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的札记上写道：“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贝多芬的钢琴，1800年巴黎造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病逝于维也纳。这座当时一共只有32万人口的城市，自发聚拢来参加他的葬礼的，竟有两三万人之多。风格与创作
贝多芬写有9部交响曲、11部管弦乐序曲和戏剧配乐、1首小提琴协奏曲、5部钢琴协奏曲、16首弦乐四重奏、9首钢琴三重奏及其他室内乐、10首小提琴奏鸣曲、5首大提琴奏鸣曲、32部钢琴奏鸣曲、21套钢琴变奏曲、1部清唱剧、1部歌剧、2部弥撒曲及歌曲、咏叹调等等。
与海顿、莫扎特两位前辈相比，贝多芬的创作在音乐风格上有相似和不同之处，更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贝多芬的创作不但追求情绪对比，而且其作品的情绪对比也相当尖锐，他的音乐具有高度的紧张度和兴奋度，往往形成巨大的高潮。在同一个乐章或同一个作品中，可能既有暴风雨式的力量强大的音乐，又有温柔典雅、幽默抒情的情绪。贝多芬作品的音域和力度都比他的前人扩大了许多。
在体裁上，贝多芬使交响曲成为体现作曲家最重要乐思的体裁。他的交响曲超出了贵族沙龙的容纳范围而要求为音乐厅听众演奏（虽然他本人写作时并不一定这样认识）。他的交响套曲突出了对比和扩展的原则。其主题与主题之间、乐章与乐章之间都讲求调性、音调和性格上的对比和扩展。他的主题大都提供了扩充和展开乐思的条件和可能，而他的乐章的长度又因主题的展开、展开部及尾声的扩充而大大扩展。其尾声已从一般形式上的结尾扩展为与作品内容和逻辑相符的总结，有时甚至实际上成了“第二展开部“（如弦乐四重奏作品59）。他的奏鸣交响套曲把宫廷舞蹈性的小步舞曲乐章变成谐谑曲，使其更富节奏性和动力性。他的慢乐章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深度和感情的升华。他常常用高潮性的、胜利凯旋的音乐作为终曲乐章，而且似乎全曲都是有意识地在为建构这个终曲而作酝酿和准备。他把终曲乐章扩大到与第一乐章规模相等的长度并与前面几个乐章保持密切的内在联系。此外，贝多芬是第一个将动机贯穿乐曲始终的作曲家。
音乐史上通常将贝多芬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早期
从1792年他到维也纳至1802年（不含他在波恩创作的早期作品），是贝多芬确立自己风格的时期，主要包括10首钢琴奏鸣曲、6首弦乐四重奏、2部交响曲、2部钢琴协奏曲，《普罗米修士》话剧配乐等。
贝多芬早期的钢琴奏鸣曲带有当时时尚的古典主义风格的痕迹，反映了海顿、莫扎特对他的影响，但也已显露出他与之不同的特点和独立性。例如《c小调奏鸣曲》（作品10之一，1798）、《c小调“悲怆”》（作品13，1798）、《升C小调“月光”》（作品27之二，1798）、《d小调“暴风雨”》（作品25，1802）等，均有一种独特的郁闷、愤怒和抗争的性格。在形式上，许多奏鸣曲（如作品2的三首）采用了4个乐章而非古典奏鸣曲典型的3个乐章，有的已用谐谑曲代替小步舞曲乐章。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封面，“致波拿巴将军”的字迹被涂掉
贝多芬早期的室内乐创作，如6首弦乐四重奏（作品18）、3首钢琴三重奏（作品1）、3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2首大提琴奏鸣曲（作品5）、弦乐木管七重奏（作品20），均受海顿影响颇深。但有些作品也已显示了他自己的个性。例如作品18第一首F大调（1799）的第一乐章开始的主题和节奏都很有个性，它们在全乐章均起了主导作用。这套四重奏作品在句法上频繁的、出人意料的转换（如第五首A大调弦乐四重奏）、非常规的转调，甚至结构上的特殊设计也都很特别。
这时期的交响曲中，《第一交响曲》是他全部交响曲中最具古典风格的一部，它的四个乐章在形式上可称古典交响曲的教材和范例。即使如此，贝多芬在细节的处理上仍有其特点。比如用谐谑曲取代小步舞曲，力度上常常运用在渐强之后紧接弱奏（＜p）的做法，有时柔板乐章的引子的调性从附属和弦开始等等。这首交响曲的四个乐章中，都贯穿了一种高昂的音调，体现了革命时代对作曲家热情的感染。成熟期
自1803年《第三交响曲“英雄”》的创作至1815年左右。此间，贝多芬写了第三至第八交响曲、歌剧《费德里奥》、弦乐四重奏“拉苏莫夫斯基”（作品59）、作品74、95等。作品90之前的钢琴奏鸣曲（含作品53“黎明”、作品57“热情”）、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奏鸣曲“克罗采”、戏剧配乐《爱格蒙特》、《C大调弥撒曲》、钢琴合唱幻想曲（作品80）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作者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他的哲学思想。
交响曲是他创作的重要领域，而贝多芬创作的成熟作品是以《第三交响曲“英雄”》为标志的。1803年，他写了这部交响曲，定名为“波拿巴交响曲”，在封面上写了“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的赞扬”。他把拿破仑看作革命的象征，在作品中倾注了他对革命的全部热情。乐曲完成后，1804年拿破仑称帝，贝多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认为拿破仑玷污了神圣的事业，背叛了人民。他说：“原来，他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现在他要践踏人类的一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他要高踞于一切人之主上而变成一个暴君了！”于是，他把交响曲的标题改为“英雄”。这首作品抒发了贝多芬对共和理想以及人民群众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热情颂扬。作品情感的深度、主题材料的新颖、和声的大胆等等都是他早期作品所不能比拟的。第一乐章的结构是一个扩充了的奏鸣曲式，其中的主题已不再是海顿交响乐或莫扎特五重奏意义上的主题，而是一些可以加以发展、展开的乐思。它们也不再是一首旋律，而是一个含有多种因素的主题群体。第一主题由大提琴和中提琴组合的旋律和节奏动机，贝多芬由此建构了呈示部，第二主题也是纯器乐性的乐思。展开部有巨大的扩展，而有趣的是，音乐在展开部结束，未到再现部乐队全奏属七和弦之前，圆号在小提琴和弦的背景上提早吹奏主题材料，这个做法曾引起当时和后来许多人的疑惑和猜测，但这实际是已经具有大师风范的贝多芬明确写在乐谱上的。第二乐章写成葬礼进行曲，也是一个创造。贝多芬采用这样的形式写作，是有其时代的原因的。因为在法国革命期间，经常有各种大型的群众活动，如节日的庆典。集会、狂欢，也有为烈士举行的葬礼。贝多芬用缓慢的葬礼进行曲作第二乐章，并吸收了法国歌颂理想与英雄的赞美诗、合唱等素材，从另一角度歌颂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和哀悼的情感，很合乎逻辑。乐曲深沉哀痛的感情在c小调上呈示，而中间段用了同名大调，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乐章的音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性。第三乐章是谐谑曲。第四乐章是用变奏曲写成的一个巨大的终曲，它采用了贝多芬所钟爱的、早年创作的舞剧《普罗米修士》中的一个机智、勇敢和果断的旋律作为主题，以热烈、沸腾的情绪，弘扬了人道主义的崇高理想。《第五交响曲》（后人称“命运”）写于1806-1808年间。是贝多芬“通过斗争达到胜利”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的表露和体现。乐曲深刻地表现了与黑暗的社会现实、反动的专制暴政、反民主反自由思想的顽强斗争和悲壮激昂的战斗情绪，讴歌了人民群众气势磅礴的力量和刚毅豪迈的英雄主义精神气概。《第六交响曲“田园”》是18、19世纪众多反映自然题材的作品中的一部。它反映了贝多芬与启蒙运动“回归自然的思想的联系，情趣盎然，诗意浓郁，体现了贝多芬深刻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和人生态度。贝多芬晚年曾深情地说：“在自然界里，没有嫉妒，没有竞争，也没有不诚实。”
贝多芬谱写的惟一部歌剧《费德里奥》，始作于1805年，1814年最后修订。它是受法国革命时期“拯救歌剧”的影响而作的，表现了反封建专制，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歌颂为实现理想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渝的爱情。其中出色的音乐有：第一幕的四重唱《我感到多惊讶！》、第一幕莉奥诺拉的咏叹调《讨厌的家伙，你到哪儿去》（表现莉奥诺拉窃到皮查罗要杀害弗罗列斯坦的消息，为自己丈夫的命运担心的心情）、合唱《啊，多么高兴》（由于莉奥诺拉的建议，囚徒们被允许做短暂的放风，乐曲表现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第二幕的二重唱《说不出来的高兴啊！》（两位主人公得救后喜悦的心情）等。为了这部作品，贝多芬呕心沥血，反复进行修改，写下了不止四首不同的管弦乐序曲。现在常用来作歌剧序曲的是第二首，而第三首（作于1806年）被认为是四首当中最好的一首，往往放在歌剧演出两幕之间演奏，或者作为管弦乐作品单独在音乐会上演奏。第二幕宣叙调与咏叹调的序奏，至少修改了18次；弗洛列斯坦的咏叹调也有十二个完全不同的方案。《爱格蒙特序曲》（1810）是为歌德同名话剧的配乐，借用16世纪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历史题材，表现对拿破仑侵略行径的愤慨。贝多芬就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谱写这部作品的，他在总谱上郑重地写道：“预示祖国即将到来的胜利”。这首序曲用奏鸣曲式写成。
贝多芬第二时期在弦乐四重奏和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对古典风格的突破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品59《拉苏莫夫斯基》的三首弦乐四重奏（1806）是题献给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拉苏莫夫斯基的。其中采用了两首俄罗斯民歌《唉，我的命运啊》和《光荣》，前者用作第一首F大调四重奏第四乐章的主题，后者用于e小调第二首四重奏第三乐章的主题。这些四重奏写成后，新颖的风格使人们最初难以接受。有人认为作曲家是在跟他们开玩笑，有的甚至问贝多芬：“你肯定不认为这是音乐吧？”贝多芬却回答说：“噢，它不是为你的，而是为往后另一个时代的。”这些四重奏与《第三交响曲》在形式上相似，它们有众多的主题不断扩展，展开部抻长而复杂，尾声也很庞大。随着这些扩展，贝多芬使古典奏鸣曲式的段落界线模糊了，再现部被伪装和变化，新的主题不知不觉地从原有材料中滋生出来，而乐思的力度和动力性的展开，与古典作曲家优雅、对称的风格已经决然不同。由此体现了他对另一种新的音乐风格——浪漫风格的开拓。
钢琴奏鸣曲中这种新颖的风格表现得更为突出，如C大调“黎明”（作品53）和f小调“热情”（作品57）均采用古典奏鸣曲结构，均有快——慢——快三个乐章，有奏鸣曲式、回旋曲式、变奏曲式等形式及相应的调性布局。但是，这些作品却倾注了贝多芬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创造。其中“黎明”作于1803-1804年间，与《第三交响曲》几乎同时。第一乐章主部快速、紧张、跳跃的和弦音型，和在远关系调的副部构成色彩和情绪上的鲜明对比。第三乐章采用流传了三四百年的莱茵河民歌主题，经贝多芬匠心独运的处理和发展，成为热烈欢腾充满了时代精神的雄壮乐曲。《“热情”奏鸣曲》所表现的悲剧性之深刻，矛盾冲突之激烈，斗争精神之顽强，均为贝多芬和前人同类作品中所罕见。第三乐章在五小节强有力的切分音之后，右手快速流动的音型和左手短促果断的节奏音型构成万马奔腾，一泻千里的宏伟气势。这两部作品都对原来的奏鸣曲形式进行了很大的发展。
贝多芬的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G大调作品58，E大调作品73“皇帝”）及小提琴协奏曲（D大调作品61）在内容和手法上与这时期的其他作品相仿。他给独奏者以更多的炫技机会和要求。晚期（1815-1827）
经过几年创作危机后，贝多芬晚期的创作体现了这位大师深邃的哲学思考和他在严酷的封建禁锢主义之下，仍坚定不移地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战斗不息。其音乐在前两个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第九交响曲》（完成于1823）从深层反映了贝多芬晚期的思想。当时他非常压抑痛苦，生活日益贫困，在创作上已沉默数年。他在苦闷中反复思索和酝酿，最后不顾黑暗的现实和政局，毅然写出了这部宏伟的作品，大胆地表现了他对封建复辟的否定和批判。他采用了从青年时代就深深热爱的一首席勒的诗歌《欢乐颂》，而且为了鲜明地讴歌这首诗歌所象征的崇高理想，他在作品的终曲乐章直接采用了合唱和独唱，这在音乐史上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他经过精心的设计，运用了极不寻常的结构形式逐渐把诗歌的核心思想推向了高潮。这首作品与他以前的风格有所不同，更为内向，更为坚毅。在技法上，第二乐章谐谑曲复三部曲式中的第一部分被扩大为一首完整的奏鸣曲式，第四乐章类似一首康塔塔，还将分节歌与变奏曲、回旋曲、奏鸣曲的原则结合起来，呈现了混合曲式结构的原则。这个乐章一开始的引子中，将d小调的七个音同时奏出，实际上预示了现代音乐音块的出现。
贝多芬晚期的钢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等创作也体现了他风格的转变，其中最明显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抒情性，内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的英雄性。如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钢琴奏鸣曲e小调（作品90）、A大调（作品101）、c小调（作品111，）及弦乐四重奏作品127、131等。
2.抽象性，复杂性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以往作品的标题性。贝多芬晚年对现实的愤懑与对理性和和平的追求、他的抗争与思索等各种矛盾的体验，以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更为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晚期作品更多使用了对位性的织体和复调来表达他的这些体验。从某种意义讲，这也是他多年潜心研究巴赫创作经验的收获。
3.在结构方面，贝多芬的许多晚期作品打破了古典传统，如钢琴奏鸣曲作品111只有两个乐章，而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却有七个乐章之多。此外，贝多芬更有意识地打破和模糊段落之间的界限，使乐曲产生持续性的效果，改变了古典主义那种结构清晰段落分明的风格特点。他的许多具体做法被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所继承。
欧洲音乐史的古典时期，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3个人之中，只有贝多芬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进入创作的，他的一生经历了欧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激烈变革的几个重要阶段，他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及音乐创作，同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德奥这时的思潮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贝多芬的作品在本质上与前两位大师不同，他既是古典音乐风格的集大成者，又是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开创者。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在启蒙主义和法国革命时代成长的德奥作曲家社会地位在改变，他们对自由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有了更自觉的认识。他的创作，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表现个人的体验和思想。贝多芬在技法上发展了古典主义的传统，特别是对奏鸣交响套曲的贡献方面尤为突出。而他模糊乐章之间或段落之间的界限，许多作品具有音画或标题性音乐的观念，在交响乐中使用人声，以及对小型体裁加以修饰和提高等方面的做法，表明他已经采用了或者预示了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某些特征。
五、浪漫主义音乐
舒伯特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1797.1.31～1828.11.19）生于维也纳。父为小学教师。自幼从父学习小提琴，从长兄学习钢琴，常与父兄合奏为乐。9岁师从当地乐师霍尔采。11岁入维也纳宫廷唱诗班，得以免费入帝国寄宿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由宫廷出资，学生则义务为皇室、王室的宗教仪式演唱。在校期间开始作曲，保留至今的《钢琴四手联弹幻想曲》即为13岁时所作。他还担任学校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演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当指挥不在的时候则代指挥。1812年因变声离开唱诗班，同年其母去世。1813年父亲再婚。舒伯特经师范学校培训后于1814年任小学助理教师，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就在这一年创作了最初的杰作——艺术歌曲《纺车旁的格雷卿》。至1815年业已创作了交响曲、弥撒曲、弦乐四重奏曲等，同时创作了145首歌曲，其中以《魔王》、《野玫瑰》最著名。1816年创作歌曲《流浪者》。1817年结识49岁的宫廷男中音歌手米歇埃尔·福格尔，其歌曲经福格尔演唱轰动维也纳。1818年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辞去教职，专事创作。曾任匈牙利贵族埃斯特哈齐公爵家庭教师。其间创作了著名的歌曲《鳟鱼》以及不少钢琴联弹曲。1819年创作《鳟鱼五重奏曲》。1822年经朋友调解，与父亲和好回到家中，两年后却又返回维也纳，谋职未成，过着清贫的自由作曲家的生活，全靠朋友资助为生。后一度健康恶化，但创作力仍极为旺盛。1824年再赴匈牙利采勒斯埃斯特哈齐公爵家任教。1825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与福格尔一起在欧洲各地旅行演出。1827年参加贝多芬丧礼，为36个执火炬者之一。1828年才首次举办个人作品演奏会。同年11月9日因伤寒病逝于维也纳。享年仅31岁。人们遵其遗愿，将他葬于贝多芬的墓旁。
舒伯特是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先驱人物之一。他一生虽穷愁潦倒，但却给世界留下灿烂辉煌的音乐瑰宝。他的作品直至1821年才在友人的资助下陆续得以出版。他曾对朋友自称是“失败的音乐家”，是“世界上最不幸、最可怜的可怜虫”。在其短促的一生创作了9部交响曲，7部弥撒曲，许多室内乐曲和钢琴曲，以及包括《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天鹅之歌》等三部声乐套曲在内的600余首歌曲，9部歌剧，20首宗教音乐，70舒伯特（1797～1828）首以上的附管弦乐的合唱曲，各种管弦乐曲等。其中所作歌剧均以失败告终，但其所作《未完成交响曲》《C大调交响曲》《鳟鱼五重奏曲》《死神与少女四重奏曲》钢琴曲《流浪者幻想曲》戏剧配乐《罗莎蒙德》等却流传至今不衰。特别是他所作的艺术歌曲著称于世，被人们誉为“歌曲之王”，将歌曲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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