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斯科特·韦普纳（Scott Wapn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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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的野蛮人Ⅳ：华尔街群狼之战试读：
前言
主宰资本市场的野蛮人
自从洛克菲勒家族与范德比尔特家族这样的独立投资者出现以来，没有任何一群人能像当下的这群金融家那样，对华尔街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们就是股东积极主义者。
这群超级投资者包括卡尔·伊坎（Carl C.Icahn）、威廉·阿克曼（William A.Ackman）、丹尼尔·勒布（Daniel S.Loeb）、富豪投资家尼尔森·佩尔兹（Nelson Peltz）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不仅要兼并某些公司，还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手中所掌握的金钱来改变资本的运营方式。无论大公司还是小企业都摆脱不了这些投资者的掌控。
近年来，像苹果公司、百事可乐公司、雅虎公司、杜邦公司、彭尼百货、梅西百货这样的大企业都被锁定在上述超级投资者的运营计划当中。
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市场的标志事件是金融大鳄、套利者和垃圾债券王者的崛起、主宰和最终衰落，那么，在这样一个“股东积极主义者”的时代，我们几乎每周都能看到一位如上所述的金融家声称他持有某家公司的股票，并雄心勃勃地准备将其价格推向新高。
股东积极主义并不只是在简单扩散，而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
2012年，股东积极主义者所参与的项目共有71个，其所带来的投资共计120亿美元，这些投资都处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之下且均有备案；到了2015年，相关项目的数量已经飙升至83个，投资总额近310亿美元。随着金额的迅速增长，相应目标的规模也不断膨胀，如果将其平均到每一家上市公司中，那么相应目标的市值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2012年的23亿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近60亿美元。
作为一名金融报道者，我对这个独特而充满颠覆性的世界异常痴迷。
2013年1月25日，在电视台直播伊坎和阿克曼两位先生激烈的唇枪舌战之际，整个华尔街的交易竟突然停滞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境：在两个亿万富翁当面互相攻击、互相侮辱之时，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观看，华尔街的交易也停止了。同时，从瑞士达沃斯到美国达拉斯的首席执行官也在密切地关注着这场辩论，他们想看看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这场辩论完全是双方即兴而发、荒诞而事先毫无计划。如果有预谋的话，我应该第一时间知道，因为当时我正在主持这两人对话的电视直播节目。
股东积极主义崛起的迅猛，和这些新一代“世界主宰者”的权力都让人瞠目结舌。
10年前，股市大鳄掌控的对冲基金所管理的资本不到120亿美元；今天，他们所掌控的资本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有10家以上的基金公司所管理的平均资产超过100亿美元。
上述情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分析人士将之归因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股市的行情反弹，这是造成股东积极主义者盛行的“催化剂”。
当前的各类企业现金充裕，同时还可以按照有史以来的最低利率进行融资，相关股东也渴望分得更大的蛋糕。那些被称为“白衣骑士”的企业用大家所熟悉的剧本操作——股票回购或削减成本。它们通常打着为所有股东拓展更多利益的旗号来进行这些操作。
股东积极主义之所以能作为一种手段盛行，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在很多情况下确实行之有效。大人物秉承着大理念带来的大投资，会在驱使CEO们最大化公司收益的同时把股价推向高点，反之亦然。
通过股东积极主义者的聚集之处，即13D Monitor，我们对他们所有的活动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2006～2011年，一旦有股东积极主义者揭示自己的头寸，当天该股的平均“涨跌”会达到2.65%，而该只股票连续15个月的平均收益率则可以达到15.24%，明显优于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
但是，上述这些收益的代价是什么呢？
颇具影响力的特拉华州高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里昂·斯坦因（Leo E.Strine）于2017年2月在《耶鲁法律杂志》上撰写了一篇与对冲基金相关的文章，这篇133页论文的标题为“当金融之狼撕咬时，谁人泣血？”，在文中他以生动的视角洞察对冲基金公司的活动，同时也披露了奇特的公司治理系统。他写道：“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金融大鳄的活动不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变得更加有效，但会将某些稳定的社会财富暴露于较高风险之中，而且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长期收益。”
对于如何区分为求学或养老而储蓄的“真人”投资者与试图潜移默化改变企业内部的对冲基金大鳄所构成的“狼群”投资者，斯坦因指出：“股东积极主义投资者投资一家公司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它，他们只是在不满意该公司的管理或商业计划时才出手。更准确的说，那些金融巨头只有在确定一种方法可以改变公司的运营方式，且这种改变将导致相应股价上升之时才会持有相关的股票。同时，大多数对冲基金所寻求的某种升势必须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因为这些股东积极主义式对冲基金的持仓期限只在一到两年之间。”
其实，斯坦因先生不是唯一对股东积极主义者的对冲基金之“短期”属性持批评态度的人。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高级副院长杰弗里·桑尼菲尔德（Jeffrey A.Sonnen-feld）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金融大鳄会迫使企业削减成本、增加债务、扩大销售并且提高股票的回购数量，他们并没有对公司的业务、研发、增长因子，以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投资。积极主义的对冲基金的行为是‘短视’的，有时是以牺牲长期的成功模式为代价的，否则这些基金将难以生存。”
还有一些人痛惜于积极主义者式对冲基金彼此间的从众心理，这些金融大鳄把太多的钱引向了不怎么高明的领域。
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贝莱德（Black rock，又译黑岩资本）著名的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Laurence D.Fink）就曾直言不讳地谴责：对冲基金这种速战速决的方法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相关公司的整体结构。
芬克在2016年2月写了一封信，将其交给了数以百计的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督促这些高管关注相关企业“长期价值的创造”，而不是所谓的诸如“回购”一类的金融操作模式。
著名的公司法律师马丁·利普顿（Martin Lipton）被称为“毒丸防御工具的创造者”，“毒丸”旨在帮助相关公司抵抗敌意收购。他宣称：金融大鳄旗下的积极主义对冲基金将毁灭而非拯救美国。
然而，即使是利普顿先生也会佐证一个事实，即这些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具有摇滚明星一样的地位，有时他们的成就源于所采取的方法，而在有时则源自他们的疯狂，这种疯狂诞生于时代的喧嚣，以及赋予他们机会的平台。
在相关的金融掠夺战中，从来没有哪一场显得比“始于2012年寒冷的12月，且长达数年的康宝莱公司争夺战”更加激烈和壮观，这场肆虐甚至延续至今。
这本书将讲述一切落幕的内幕——金融战、金融派系、资本运作以及华尔街史诗般的战乱情境。第1章 引子：野蛮人
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14年的春天。当时，世界上那些备受关注的、拥有多层次营销结构的公司都面临着各方面的困扰。与此同时，康宝莱国际公司（Herbalife International Inc.）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O.Johnson）已经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星期，他在企盼着揭开某个神秘人物面具这一时刻的到来，因为此人曾威胁要摧毁他的事业。
相关事件的过程是：在过去18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具有“摇滚明星”风采的华尔街从业者、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Pershing Square）的对冲基金经理威廉·阿克曼对康宝莱公司发起了“挑战”，他动用了本公司数以亿计的美元资金进行博弈，而且尚未显现休战的迹象。
阿克曼的战术灵活，意志非常顽强，其决策方法具有与生俱来的驱动性和坚定性。有时，阿克曼甚至痴迷于折磨自己的对手而不能自拔，同时，相对于那些需要花费大部分时间与阿克曼进行周旋的首席执行官而言，这个人的行为模式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约翰逊所疑惑的是：什么因素会使阿克曼具有如此恶毒的攻击性呢？阿克曼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随着5月的到来，在第三周的星期日下午，上述悬念终于揭晓了答案——随着某些敏感、秘密文件的公布，康宝莱公司的最高领导层方才恍然大悟。
30页的调查报告就像一部侦探小说，但它不是小说，而是对于事实的呈现。此份报告是阿克曼本人的心理档案，联邦调查局在追踪那些不知悔改的罪犯时才会应用这种方法。这个秘密档案的标题是“威廉·阿克曼与相关的初始研究报告”，其中，作为康宝莱公司的大敌，阿克曼被描述为：具有激烈的竞争性、非常聪明、有野心且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
康宝莱公司负责全球安全的副总裁加纳·门罗（Jana Monroe）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了解阿克曼，即阿克曼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他的方法和动机是什么？
门罗陈述道：“我的早期评估结论是，阿克曼的行为具有长期性。”同时，门罗阐述了相应报告的重要性：“我们要发现阿克曼攻击我们公司的方法以及他可能切入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先发制人，而不是被动应对。”
门罗已经花了30年的时间来探讨司法的问题，同时研究了20多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案例。其中的5年时间被门罗用于研究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市的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所展示的与精英犯罪相关的系列案件。像《沉默的羔羊》的女主角一样，门罗的团队调阅了与连环杀手泰德·邦迪和杰弗里·达莫相关的案件；同时，门罗还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乌邦摩（制造智能炸弹的罪犯）宣言》的早期读者。因此，门罗能够洞穿阿克曼的思维模式，从而帮助本公司了解自身所面临的威胁。
门罗说道：“从报告来看，很明显某些人天生就充满竞争性，而这不仅仅是指业务能力，同时也是性格使然。他就是极端自我，认为‘我一个人就可以知道如何进行正确的投资’。”
上述报告是由帕克·迪茨博士（Dr.Park Dietz）所提供的。迪茨是国家级的优秀法医精神病学家，他曾经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剖析犯罪的动机，其研究范围所涉猎的人物包括连环杀手、绞杀者、追踪者，以及制造校园枪击的罪犯等。
迪茨从未见过阿克曼，但是康宝莱事件让他想起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泰诺制药公司篡改数据事件，以及之后的状况。其中，有一个人曾经刻意做空制药商所关联公司的股票，然后以打电话的方式制造骗局，从而将相应股价压得更低。
迪茨说道：“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当前情境和早些年使我着迷的那些案件有部分相似之处，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犯罪行为。”
但是，迪茨知道，深度剖析阿克曼心理历程的工作将是非常困难的。
与之前的大多数案件不同，迪茨不能采访所要调研的对象，只能搜寻互联网上的一些报道，同时参考某些电视剪辑片断，以此来研究阿克曼生活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迪茨说道：“与阿克曼相关的报道大多来自期刊，而什么资料对我而言是可用的呢？我主要想看看他的传记、与之相关的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及阿克曼之前对交易成功与失败的反应。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应用已有的数据努力追寻这个对手的人生经历，同时发掘其行为模式。”
上述相关报告的文档多达几十页，迪茨博士历时近六周才得以完成，康宝莱公司为之花费的佣金大约为100 000美元。报告主要剖析了阿克曼的人性特点及其作为最著名的华尔街金融家的行为特色；同时，报告还研究了阿克曼的从业经历、投资倾向、业务重点以及他的心理思维模式。
报告将阿克曼的形象描述为：“对所有的东西都会积极争取且努力攫取。他极其自恋，同时又渴望与其他‘特别的人和机构’进行合作；用‘贪婪’一词对他进行描述是非常精确的。”另外，“阿克曼只会以美元的数字衡量自身在社会当中的价值，以及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
报告还指出：“阿克曼需要被持续地赞赏、吹捧和宣传”“他会经常利用公关人员和其他联系人进行自我塑型且控制相关的新闻媒体”；还有，“他会追逐明星，但其自身似乎就是一个名人，他会为那些忠实的追随者量身定制自身的形象。”
迪茨说：“我认为阿克曼将康宝莱公司作为打击对象的目的在于向他的投资方显示其获利的潜能，而这似乎使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
这时，门罗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阿克曼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表现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研究报告逐行逐句地将阿克曼的人性特点展现出来，将这个明星人物描绘成一个无情的、妄自尊大的人——“阿克曼会利用慈善事业转移负面舆论。这个人傲慢自大，具有轻蔑地对待他人的优越感，而且，他会试图掩盖其傲慢的行为和态度。”同时，“他会将其自身的失败和所犯的错误归咎于他人。”另外，“他可以通过绑架法律和道德的方式查找相应的漏洞。”
研究报告还探讨了阿克曼的跳跃性思维模式，同时指出：“阿克曼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他会顽固地、执拗地坚持自身的立场”“他具有非常强的控制欲”，而且，“阿克曼相信，在很多事情上，他做得会比业界其他任何人都好。”
报告当中有一段直击阿克曼应对逆境的能力，其中写道：“阿克曼对批评和挫败非常敏感，因此，他的耻辱感很强且易怒。同时，他会长时间地记住所‘受到的伤害’。但是，他似乎总是能够克制悲愤的情绪同时将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
这份报告总结如下：
投射到大屏幕上的阿克曼的公众形象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他的理念会带来无限光明，而只要公众接受了这样的幻觉，他就可以自我陶醉了；但是，如果他遇到任何批评或挑战，那么，阿克曼就会变成一个“躲在窗帘后的、没有安全感的男孩”。他没有能力来管控其自身的羞耻感，他也无法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通过一些测量方法，该报告确认：康宝莱公司一开始的思考方向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约翰逊和他的团队希望构建一整套应敌的最佳方案，即如何把握、如何操控和如何反击。
康宝莱公司首席财务官约翰·德西蒙（John DeSimone）说：“我们正试图确定阿克曼的动机，以及如何结束这场‘博弈’。但是，我们不知道比尔·阿克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他可能使用什么样的战略和战术。”
除了对阿克曼的人性特质进行描述之外，研究报告也为康宝莱公司制定了一个策略方法，即如何应对与阿克曼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化而导致的突发事件。
相关报告的“策略重点”一节建议康宝莱公司需要“向同盟者敞开大门”，同时对基本规则进行“密切协商”。
报告建议：“如果有合作的可能，那就会使阿克曼将其重点从康宝莱公司的营销与财务状况转移至公司产品上，以此维护其慈善形象。”同时，报告甚至暗示：“康宝莱公司可以考虑邀请阿克曼更多地了解本企业的商务活动与产品状况。康宝莱公司可以举行一场会议，邀请诸如奥巴马总统夫妇、奥普拉·温弗瑞、杰瑞·布鲁克海默、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夫妇、沃伦·巴菲特之类的名人，同时，邀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的前任和现任校长。此时，如果邀请阿克曼，他一定会被吸引，我们就给他一个拍照和夸耀的机会，这有助于确立康宝莱公司正面的公众形象。”
报告还建议康宝莱公司“看一看阿克曼高调公布的事件有什么含义，这会是一个了解其（公司）性质的契机”。
报告继续建议道：“我们可以围绕迈克尔·约翰逊编织一些积极向上的系列故事，如此则可表明他是一个好人，然后向公众传达他对康宝莱公司的活力、热情和愿景。”
报告还建议康宝莱公司“调整威胁，把公众注意力从阿克曼的个人特质以及对于他的批判文章中分散开，因为任何集中于阿克曼身上的宣传，甚至是负面宣传都会将其自身的公众形象打造成为‘具有维权属性的股东代表’。”
自2012年12月以来，从阿克曼第一次提出其惊人方案开始，他动用了十亿美元来做空康宝莱公司的股票，而这场战斗也大大消耗了康宝莱公司的实力。现在，约翰逊和康宝莱公司其他高管终于开始明白：他们必须首先了解双方博弈的起因。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始于一通电话”的战争。第2章 出击：谋定而后动
2011年初夏的一天，阿克曼正在位于曼哈顿城西第2大街888号的办公室工作，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阿克曼拿起电话，里面传来克里斯汀·理查德（Christine S.Richard）女士急促的声音：“比尔，我发现了一个和纽约财产保险公司（MBIA）一样的、可打击的目标。”根据经验，理查德知道，MBIA这个称谓会立即引起阿克曼的兴趣。
MBIA公司是债券保险界的巨头，但它早就是阿克曼的囊中之物，2002～2009年，阿克曼在与之交锋的过程中获取了14亿美元的“意外之财”。而在这胶着的7年“战争”中，阿克曼本人也成了纽约司法部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的核心。
上述事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的时候，相对而言，阿克曼的公司在对冲基金领域还是一个羽翼未丰的新手，当时他用哥谭合伙公司的名义做空MBIA公司的股票。他们当时对赌的行情是：如果狂热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萎缩，那么该公司股票将会暴跌。此外，阿克曼买入了所谓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即一种生效的保单。阿克曼的计划是：如果关联公司破产，他会得到进一步的赔偿。阿克曼在利用投资疯狂做空MBIA公司股票的同时还附上了一份55页的公函，题为“MBIA公司的信用评级能够达到3A吗？”如此则在实质上瞄准了MBIA公司的死穴——“信用评级”。阿克曼将MBIA公司系统性地拆分开来，他指责该公司歪曲其资产的内在价值，同时存在会计欺诈行为，以及其他犯罪模式；阿克曼还声称，MBIA公司的资本流动性将不复存在。这就涉及信用问题，而商业信用对一家公司而言则意味着一切。MBIA公司首席执行官加里·邓顿（Gary C.Dunton）承认：“3A评级对我们公司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他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乔·诺塞拉：“对MBIA而言，最关键的事情就是3A评级，这是驱动我们公司运行的基本商业模式。”
其实，即使没有上述这些对MBIA公司信用评级所做的“小动作”，该公司也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阿克曼是知道的，而这就是他做了一笔几乎闻所未闻的卖空投资的原因。他在互联网上发布措辞严厉的报告，在公共场所使用了不礼貌的词汇，阿克曼希望人们阅读他的报告，如此，市场和投资者就会怀疑MBIA公司的偿付能力。然而，阿克曼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去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约国家保险监管机构，希望得到相同的结论，扫清MBIA公司的外围，进而导致其股票价格的暴跌。
阿克曼与MBIA公司之间的战斗所造成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发酵——阿克曼步步紧逼，MBIA公司也进行着反击。
最终，市场舆情开始倾向于阿克曼。在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斯皮策先生开始调查MBIA公司的会计账。一年之后，该公司终于被要求重新披露其八年间的盈利状况。尽管此间该公司股票价格基本上保持得不错，但这也检验了阿克曼的决心。
2007年，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在次贷泡沫破灭的重压下，MBIA一类的公司股票价格遭到了重创，阿克曼的投资获得了巨额的回报。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等一批投资银行最终也进行了破产清算，所以，许多人会猜想：其他与MBIA公司相类似的企业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其实，MBIA公司的股价在当时的确受到了重创，截至2007年12月底，其股价下跌了56.3%，期间单日跌幅曾经达到过25%，大众对此类板块相关行业的信心也随之丧失。但是，这对阿克曼而言意味着一次突破，他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在MBIA的股票上赚取了14亿美元，同时也获得了“华尔街斗士”的称号。
这位雄心勃勃的、顽强的前记者理查德女士则希望阿克曼做好猎取下一个目标的准备。
其实，做空一家公司的股票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MBIA公司之间超过五年的争斗给阿克曼留下了很大的创伤，他为此“伤透了脑筋”。但是，阿克曼没有将这些事情告诉周围的人，即使他自己的投资者强烈要求寻找下一个猎物。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阿克曼不想再从事公共性的做空交易，因为这太费神了！
阿克曼曾经说过：“我不想再大张旗鼓地从事做空交易了，因为这需要强大的应变组织能力，同时还要搜集很多负面的新闻，大家都会因此讨厌你——这是我的真心话。”
没有人能够比理查德女士更能理解阿克曼所经历的痛苦，她在彭博新闻社做记者的时候，曾经对MBIA公司的传奇事件进行了梳理，从中发现了该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后来，理查德写了一本书，名叫《信心游戏：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如何在华尔街虚张声势》，其中将阿克曼的争斗经历比喻成“一场远征”。她还声称：一个无情的投资者愿意竭尽全力去赢取胜利，即使要等待多年也在所不惜。
MBIA公司与阿克曼之间跌宕起伏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理查德女士。于是，她申请休假，同时撰写了一部关于阿克曼的书籍。之后，她离开了彭博社，入职Indago Group——这是一家小的、有些神秘的精品研究店，主要是以纽约的一些顶级对冲基金经理为客户而提供相关的服务，其中也包括阿克曼。
前电视制片人和持证私家侦探黛安·舒尔曼（Diane Schulman）是该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和她因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投资理念而获得了高额回报，并受到投资者群体的关注。因此，她们被公司大部分的男性客户冠以一个俗气的昵称——“Indago Girls”。舒尔曼还曾经帮助过投资者斯蒂文·艾斯曼（Steven Eisman），此人在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编导的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出名，他曾为自己的卖空行为做过一些调查，进而对冲具有营利性质的教育机构的股票。同时，艾斯曼在舒尔曼和Indago所提供的投资项目上赚了一大笔钱，而这在过度自信的对冲基金领域则为其赢得了一定的赞誉之声。
舒尔曼向理查德提供了一份公司名单让其梳理，但它们太不透明、晦涩难懂，因此，理查德很难对其进行很好的研究。
然而，在舒尔曼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家公司，理查德模糊地记得她之前的同事几年前曾经对它做过一些报道，于是她在2011年的夏天给阿克曼打电话告知了这家公司的名称，即康宝莱。
康宝莱是一家上市交易的经营营养品的公司，出售健康奶昔、茶和维生素补充剂。当理查德说出这个名字时，阿克曼停顿了一下，他以前似乎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即使他听说过这家公司，他可能也不知道该公司的股票代码或者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了。
理查德曾短暂地浏览过她对康宝莱公司做过的一些研究，她告诉阿克曼：这家公司可能存在着金字塔式的骗局。
如此一来，阿克曼似乎就对其很感兴趣了。
理查德花费了几百个小时的时间仔细地研究了与传销相关的案例，从中，她发现相关企业许多经营模式与康宝莱公司有相似之处。其实，发现这些问题也不是太困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多层次的营销（传销）公司一直受到严格的审查，这主要是由于相关企业之中存在具有争议性的薪酬结构，而在这种结构中，公司员工是按照其实际销售的产品数量以及他们在业务中所招募的新人数量而获取报酬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其他的卖空者对此类行业进行了大量的快速浏览，他们相信：那些扭曲的业务只会使那些早到的人变得更富，而那些在晚些时候入行的傻瓜则会被骗。一些公司的运营模式甚至被政府称为“金字塔式的骗局”。后来，这些公司被起诉并被永久性地关停。
在第一批与上述相关的案例中，一家名为Koscot的经营美容业务和化妆品的公司被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锁定且被认定从事欺骗性交易。首先，该公司鼓励那些签约人花费2000美元，实际上这仅仅是为了获取一个昂贵的头衔，同时得到一个赚取佣金的权利；其次，他们被要求再花5400美元购买化妆品。只要新员工进行了类似的投资，那么该公司的老员工将从中获得奖赏。
然而，在1975年11月18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勒令Koscot停止制定此种开放式的、多层面的营销计划；同时，禁止其从事非法定价和价格歧视性战略，不得对相关分销商实行销售和采购限制；另外，该公司不得通过渲染盈利情境且采用其他虚假陈述等手段来招募分销商。
与此同时，其他类似的案件也如雨后春笋般接踵而至。在研究这个行业的时候，理查德女士获取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同样有一些公司也具有某种相同的吸引公众眼球的特点。
2007年6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了经营在线数字音乐（MLM）的伯恩朗吉公司（BurnLounge）。在调查之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得出结论：伯恩朗吉是一个传销组织，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销售服务，他们可以通过招募新成员而获取收益。
2007年7月，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院禁止上述公司运营并冻结其发起人的资产，勒令其等待审判。
据说，在伯恩朗吉公司旗下，有超过五万人在这场骗局中受到影响，其中90%以上的人都在赔钱。
联邦贸易委员会关闭了多家传销公司，其中包括：全球信息网络公司（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长征者联盟公司（Trek Alliance）和一家名为“五星”的公司（Five Star，该公司免费提供“梦想汽车”的租赁服务，只要求租赁人支付年费，但他们需要招募其他人进入该行业）。在一场审判之后，纽约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认定：“五星”公司的营业模式属于一种传销手段，因为人们没有为其所承诺的金钱而付出对价。
就理查德在康宝莱公司身上所发现的资料而言，她从阿克曼那里得到的答复是：“送我点东西吧。”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她又在这座城市里与其会面了。
会面当日，曼哈顿的天气闷热潮湿，即使是在正午的倾盆大雨之后，相应的热度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时，心情仍然沉浸在风暴当中的理查德女士乘坐电梯到了42楼，来到了位于潘兴广场大厦的阿克曼所在公司的办公室。
离开电梯之后，理查德穿过玻璃门，进入一个原生态的白色办公室，然后被引到阿克曼的会议室，在这里可以俯瞰中央公园，但壮观的景色被外面恶劣的天气遮盖了。
理查德站在屋中，等待着期盼已久的阿克曼的到来。
终于，几分钟后，阿克曼像旋风一样进入办公室，他后面跟着一个助手，这个助手递给他一个装满文件的手提袋和一把高尔夫伞。
阿克曼显然心不在焉，他很快地道了歉，说他不能留下来，因为家里的事情很紧迫，这让理查德大失所望，感觉“透心凉”。
但是，在匆忙离开之前，阿克曼请他的一位高级分析师肖恩·迪内恩和一位名叫罗伊·卡索维茨的律师坐在他的位置上倾听理查德女士说的话。
理查德坐在会议桌旁，把手伸进自己的包里，拿出了报告，而这个报告的边缘满是褶皱，可谓饱经风霜——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紧张的神经平静下来。理查德可能是一名有成就的记者，她曾写过一篇关于华尔街上那些难以理解的话题的文章，但是，在那些常春藤联盟分析人士和对公司资产负债表非常熟悉的专家面前，她却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局外人。
理查德女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专注于陈述康宝莱公司的问题。她所质疑的是该公司针对众多分销商所制订的补偿计划。她把他们不断推动新客户的努力比作在跑步机上跑步，其实就是不停地购买公司的产品，进而提升其赚取真金白银的食物链体系。理查德说：“这种做法具有操控性，而且是不道德的。”她描述了相关的框架结构，并对一些康宝莱公司的顶级卖家所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梳理。这些人在营销视频中吹嘘：他们通过出售公司生产的奶昔而获得了豪华的轿车、游艇和豪宅。
当理查德说话的时候，迪内恩似乎在脑子里盘算着什么，他所考虑的是华尔街任何一个人在投资之前都会提出的那些关键性的问题，即康宝莱公司到底有多大？它的客户是谁？谁是最大的股东？诸如此类。
办公室里的人似乎对理查德的素材很感兴趣，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尽管如此，在会谈最终结束之前，他们还是向理查德提出了时长大约90分钟的问题。在所有的听众当中，迪内恩似乎是最感兴趣的，但是，在完全买下理查德所兜售的情报之前，他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并不是说迪内恩不相信理查德所陈述的情况，这只是他自身的工作作风而已。
迪内恩有着橘色头发，体格健壮，他从哈佛毕业后直接来到潘兴公司就职。在校期间，迪内恩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他的竞争意识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会经常去中央公园跑步，同时嘲笑那些比他跑得慢的人。他会设定一个速度来刺激他们——迪内恩瞬间跑过，而其他人此时还傻傻地待在原地不动。
在办公室里，迪内恩同样表现出战斗的决心。他的同事说，迪内恩态度冷漠而性格冷静，他经常在潘兴大厦的周际投资会议上四处走动，并试图公开贬低其他的分析师。
然而，大家不得不承认，迪内恩的才华和智慧是毋庸置疑的。
阿克曼终于被吸引了，他采纳了迪内恩的意见。在过往的岁月当中，迪内恩所付出的大量心血曾经使得潘兴公司成为金融市场之上的最大赢家（之一），而此笔交易将是对冲基金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之一。
2008年，潘兴公司决定购买一家购物中心运营商通用地产公司（General Growth Properties）的股票，而该公司当时正濒临破产。阿克曼几个月来一直盯着该公司的股票，但迪内恩一再敦促他们推迟购买，直到相关股价再度下跌——事实证明这项建议确实有先见之明。当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通用地产的股价跌至每股1美元以下，因此，该公司最终将提交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业相关的破产保护申请。这时，阿克曼猛扑过去，在底部投资，帮助该公司脱离了《破产保护法》第11章的管控。该交易是一场全垒打，阿克曼将该公司资产的价值从原来的6000万美元变成了惊人的37亿美元。
迪内恩对通用地产股票的研究使其在潘兴公司赢得了“明星分析师”的美誉——至少在他的老板看来是这样的。如果康宝莱公司真的如理查德所说存在欺诈行为，那么，阿克曼则希望迪内恩成为一名相应狙击战略的决策者。
于是，迪内恩将自己的精力完全投入到此项工作当中，他对康宝莱公司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分析，并向潘兴公司投资委员会报告其所发现的情况（该委员会每星期二开会一次）。在会议期间，六名潘兴公司的分析师围坐在会议桌旁，发表自己的想法，而包括阿克曼在内的其他团队成员则对他们的提议进行审查。
潘兴公司的合伙人保罗·希拉勒也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他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与阿克曼有过一面之缘，此时，他的心情特别矛盾。实际上，希拉勒并不神秘，他是一个乐于倾听的人，不过，他认为做空康宝莱公司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为法律对其禁止的传销活动所下的定义特别模糊，而且很难被完全理解。
另一位高级合伙人斯科特·弗格森同样具有常春藤联盟的“血统”，他的担忧更加倾向于“个性化”。其实，弗格森所担心的是：康宝莱公司的传销系统每年生产和销售数百万美元的产品，因此，它不会善待那些试图叫停其业务的、流窜于华尔街之上的“搅屎棍”。所以，弗格森担心康宝莱公司会变得很暴力，同时，他也曾警告阿克曼：康宝莱公司的某位传销者甚至尝试要干掉相关的投资方。
阿克曼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所担心和忧虑的是：这笔交易本身是否能够获利？如何获利？
当理查德女士几周后返回潘兴公司与阿克曼进行期待已久的面谈时，她发现阿克曼对于将康宝莱公司纳入其投资组合这件事所做的准备远远不足——他经常就理查德所提交的报告的某一部分提出“这是什么”一类的质询，在翻阅理查德的报告时他也经常问：“这意味着什么？”如此一来，理查德的思路就会受到干扰。
其实，阿克曼一贯的工作作风就是运用善于分析的大脑，清晰地阐述相关的结论，然后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阿克曼能够很快地隔离所谓的噪声因子，他能在几秒钟之内发现某种金融产品是否具有优势，也可以对某种事物进行长达数年的解读和研究，进而探究其本质，然后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惊人规律。
潘兴公司的绝大部分员工都知道：如果和阿克曼发生争论，那你可能因为准备不足而一败涂地——阿克曼的能力已经足以证明他就是一个“鬼才”。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阿克曼的外表形象。
阿克曼身高1.9米，有一双非常犀利的蓝色眼睛，他的胸膛十分宽阔，但一头深灰色的头发使他看起来要老上20来岁。阿克曼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外表透露出一种机智、敏捷和无拘无束的性格。
理查德知道，和其他人一样，她与阿克曼的会面是二者自信心的碰撞——理查德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兜售其“做空”的理念。
此时阿克曼也注意到：康宝莱公司的营销历史已长达30年之久，他们完全不相信政府监管部门会对其进行查处。而阿克曼所疑惑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关注它？还有，即使理查德女士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应该如何进行相应操作来以相关的事实刺激公众的神经，进而打击康宝莱公司的股价，最终使相关投资获利呢？
另外，MBIA公司的阴影在阿克曼的心中还是挥之不去——整个事件的过程对他来说可谓是“五味杂陈”，阿克曼实在没有什么心情再去创造一段“神话”。
会谈结束之时，理查德女士向阿克曼保证——截至年底，如果能够发现任何新的情况，她会定期进行通报。
于是，理查德女士继续挖掘相关的素材，她对康宝莱旗下蓬勃发展的养生俱乐部特别感兴趣。2009年，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约翰逊曾宣布：该公司的此项业务是“过去3～4年中康宝莱公司业绩增长的最大源泉”。截至2011年，康宝莱公司在全世界有超过67 000家养生俱乐部。
康宝莱公司将上述这些俱乐部称为社交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聚集，品尝营养奶昔或茶，也可以了解该公司的情况以及其所展示的商业契机。
这些俱乐部在2006年始建于墨西哥的扎卡塔斯，它们很快就在附近的社区流行起来。当康宝莱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约翰逊和公司总裁德·沃什（Des Walsh）在一次例行的出访中参观一家公司时，他们被看到的景象所吸引，遂决心将这些成功模式在美国复制，而他们确实做到了。
事实上，近年来，康宝莱公司所属的俱乐部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它们在全球的销售额也占到康宝莱公司总收入的35%～40%。
对于上述情况理查德女士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这些俱乐部很可疑，甚至可以说它们从始至终都透着一股“邪气”。
理查德女士开始效仿调查记者的所作所为——她跑去外地，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和纽约市的康宝莱养生俱乐部安装了监视器，从中发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景象——相关的机构几乎都是摇摇欲坠的商铺，主要位于拉丁裔所聚居的社区，而相应的店面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康宝莱公司的官方标识。它们的门总是关着，窗户全被窗帘所遮挡，“欢迎”与其他任何能够表明此处有零售业务在经营的标志被禁止使用，包括那些经常被贴在前门的、带有信用卡标志的贴纸。
然而，康宝莱公司在其内部文件中则宣称：上述这些机构是“于社会氛围当中形成交集、使公众分享康宝莱产品且对相应的商业契机进行解析”的场所。
但是，对于理查德而言，这些俱乐部似乎就是一个骗局——在这里，游客们停下来喝一杯奶昔或茶，然后被骗去购买价值数千美元的康宝莱产品，并希望能够借此变得富有。
理查德向阿克曼的团队汇报了她所发现的情况，但是这些投资人却仍然保持沉默，不予置评。
直到2012年1月5日，康宝莱公司在布鲁塞尔的法庭上被宣布为“非法传销组织”。该诉讼案件是由比利时一家名为“Test-Aankoop”的非营利性消费者保护组织所提起的，尽管康宝莱公司强烈反对这一指控，但是，一名法官驳回了它的辩护理由。该法官称：康宝莱公司的销售人员可以被视为“零售客户”，而不仅仅是其产品的分销商。此外，该法官认为：根据所提供的证据，康宝莱公司唯一的实际客户是其自身的销售人员，康宝莱公司则对此提起了上诉。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则新闻只是昙花一现，几乎没有什么媒体进行跟踪报道。
不过，阿克曼和迪内恩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了这件事。
理查德说，她要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康宝莱旗下另一家草药营养俱乐部去探查一番，且已经预定了行程。阿克曼则通知迪内恩，要求他也去看看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2012年1月11日早晨，理查德和迪内恩走进康宝莱公司位于奥马哈的营养俱乐部，他们发现有几个人正在喝草药茶和奶昔。同时，他们遇到了该俱乐部的经营者，这是一个叫何塞的人，他声称每月要花费3000美元用于与俱乐部产品相关的服务和销售之上。但是，在看到何塞所开发的来来往往的客户之后，理查德计算了他所声称的“常客”的消费支出，她觉得何塞每月的收入大约是3450美元，勉强够此人支付房租和其他费用。另外，何塞抱怨说，在没有任何历史悠久的商业机构出面或授权的情境下开展招聘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由此，理查德得出结论：这个实体所操作的业务是不可运行的。
从奥马哈回来之后，迪内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康宝莱公司的所作所为是在犯罪。在周二的会议上，迪内恩传递了这个理念，同时他也讲述了自己所发现的一些新的情况。
到了当年的2月中旬，理查德和舒尔曼针对康宝莱公司所做的全面性的调查报告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把这份报告寄给了阿克曼和其他一些赫赫有名且收益较好的对冲基金公司，希望其中至少有一家公司会出头。
上述这份为康宝莱公司“定验”的文件的完稿日期为2012年2月22日，长达100多页。在开头的部分，该报告写道：“如果不是基于谎言，康宝莱公司所书写的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于美国境内取得成功的故事。”然而，报告接下来的陈述是：“康宝莱公司的业绩绝不是慈善企业的光辉典范，而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骗局——康宝莱公司不过是一个传销组织，其收入并非如它所声称的那样源于自身产品的营销和零售部门，实际上，康宝莱公司的运营所得应该来自相关业务当中那些失败的投资者所损失的资本。”
接下来，理查德和舒尔曼指出：自2004年以来，康宝莱公司旗下98%的投资者（约1100万人）已经破产，他们总共损失了110亿美元。
在报告当中，理查德和舒尔曼介绍了她们在奥马哈俱乐部以及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德岛的其他俱乐部所发现的情况，指出：这些俱乐部不过是为编造“迅速致富，实现美国梦”的谎言而设计的“舞台布景”。
上述报告瞄准了康宝莱公司所谓的董事长——俱乐部中的成员，他们是那些多年来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顶级分销商，这些成员曾经在公开场合对康宝莱公司的业绩进行过大肆吹嘘。理查德和舒尔曼所提供的视频演示了一个场景：有一个狡猾的分销商名叫多兰·安德利，他告诉一群天真的新卖家，十年之后，他们可以赚取5500万美元的收入，就像“在地上捡钱”一样，他还宣称“这个营养俱乐部所提供的商业机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它会让你们在一生中赚上数千万或数亿美元。”然而，通过观察这些营养俱乐部相同的运营模式，理查德和舒尔曼所得出的结论是：其所宣传的情境完全是虚假的。
另外，理查德和舒尔曼得到了康宝莱公司的培训资料，其中描述了到达传销组织高层所需的“魔法数字”，并认为该企业内部所构建的里程碑式的营销体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操纵。
相关报告写道：“虽然康宝莱公司旗下分销商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失败了，但是，位于传销金字塔顶端的一小部分人却非常成功，而他们的故事被当作任何一位康宝莱公司分销商都应效仿的范例。”
理查德和舒尔曼嘲弄了那些经营长寿项目的顶级分销商，报告中写道：“和所有的传销机构一样，那些早期入职的人所获取的机会是最大的，但是，后续加入的接盘者就要收拾烂摊子了，在某种情况下，后来者要销售价值数千美元的康宝莱产品。但是，此时他们会发现，这些营养补品往往是卖不出去的，于是这些产品就会被甩进eBay（知名的网上购物网站）和其他的购物网站来进行‘线上销售’。”
相关报告还记录了：“其他类似公司多年以来要么被监管机构罚款，要么被关停。因此，该报告称康宝莱公司的营运模式当中存在‘具有掠夺性的金钱陷阱’。”
报告还宣称：“康宝莱公司的欺诈行为既明显又复杂，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康宝莱公司就是一个传销组织。”
理查德和舒尔曼希望阿克曼团队能够阅读这份文件并为其所驱使而立即开始做空康宝莱公司的股票。但是，这里只有一个问题：阿克曼的律师最初不希望他参看此份报告，因为与其中涉及的诉讼程序相关的某些模糊性法律用语会有利于康宝莱公司的分销商。所以，潘兴公司的律师最初对报告中的每一行几乎都进行了修改，然后交给阿克曼一份被涂黑的副本以供参考，这使阿克曼很不高兴，但是，此举表明：潘兴公司的管理层对可能出现的诉讼情境非常敏感。
即使如此，目睹了奥马哈俱乐部实际情况的迪内恩则继续书写自己的报告，为了赶时间，他有时就在办公室的地上睡觉，因为迪内恩此时更加相信：康宝莱公司活脱脱就是一个潘兴公司所要狙击的“靶子”。
但是，阿克曼的声音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件事还需他一锤定音。而此时，阿克曼仍然在寻求一个具有催化剂性质的刺激因素，他知道：不管一个故事有多好，必须有一个契机来使其发酵——与MBIA公司的争斗过程也凸显了这一点。因此，阿克曼认为：要想在与康宝莱公司的争斗之中获胜，所采用的手段也应该是如此。
潘兴公司的投资委员会对此项目进行了持续的研讨。尽管包括迪内恩在内的一些人大声疾呼，支持押注康宝莱公司，但阿克曼却拒绝了相关方案。人们在猜想：这或许是由于反对派的担忧；或许，无论故事情节多么引人入胜，阿克曼自己却不愿在另一场公开的争斗中担任主角。
其实，这倒不是因为阿克曼不想再次成为公众所关注的焦点，恰恰相反，他对此是非常向往的。第3章 阿克曼：从价值投资者到股东积极主义者
比尔·阿克曼抽了一记回网，喊了一声，然后急匆匆地返回自己所占场地的基线，等待下一记重扣——这是阿克曼在2016年夏天于布里奇汉普顿庄园所参与的一场友谊网球比赛，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投入参加专业比赛的热情。在赛场上，有人小声嘀咕，有人做鬼脸，然而当时的气氛就像温布尔登赛事一样紧张。阿克曼喜欢把自己和那些有运动血统的球员联系在一起——以前的职业球员或有抱负的人可以在他的“哈-特鲁”红土球场周围跑动。他可能穿的是全白的衣服，而不是西装，但他对于胜利的追求一点也不会少——他永远都全力以赴。
阿克曼的一位朋友（有时也是对手）说过：“比尔打网球的方式和他的投资方式一样，他会一直寻找本垒打的契机，并且渴望取得彻底的胜利。他需要赢得每一分——无论是闲玩，还是比赛。”
那些最了解阿克曼的人也承认，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在运动项目以及各种挑战面前，他都具有非常强悍的竞争力。
迈克·格罗斯曼是阿克曼儿时的朋友，他在13岁时于当地一家网球俱乐部遇到了这位强人，从此成了比尔的双打搭档，而正是这个格罗斯曼曾经说过：“比尔喜欢赢，而且总是乐观地认为自己会赢，我们也确实能够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赢得比赛。但是，当我们没有赢得比赛时，比尔总会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阿克曼是在离曼哈顿30英里的地方长大的，他住在纽约州的查帕奎市，这里具有韦斯特切斯特式的小镇风情——到处都是老式的豪宅。在这里，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进入“人上人”的特权阶层。
阿克曼家族自然也不例外。
比尔·阿克曼是劳伦斯和罗尼所生的孩子当中年龄最小的，当时被称为“小比利”。阿克曼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远近闻名，他在一个富裕而充满爱心的家庭中长大，人们可以从其所具备的修养当中来追溯阿克曼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在夏天的时候，阿克曼喜欢露营、划独木舟、玩皮划艇、打棒球，或从事其他的运动。
阿克曼比大多数同龄男孩都要高，他擅长跑越野，曾在附近的霍勒斯·格里利高中担任队长，在那里他表现出色。但早在那个时候，阿克曼就已经展示出作为华尔街投资者所应具备的特质。
格罗斯曼还说道：“阿克曼在生活中比较‘托大’——他非常固执己见、自信、傲慢、率直、诚实，且性格易呈现两极化，有些人爱他，有些人不喜欢他，但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存在感，并对自身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
如果说体育运动可能只是于早年曾唤起过阿克曼的激情，那么商业交易对他而言则永远不会过时。在十几岁的时候，阿克曼就曾经是一个有抱负的企业家——他经营过给汽车打蜡的洗车房，还进行过一些风险性投资来赚取外快。
格罗斯曼说：“阿克曼是这个时代伟大的资本家，他总是对赚钱的方式感兴趣。”
另外，阿克曼还有一个怪癖——他每天晚上都会在餐桌上寻找灵感。
阿克曼的父亲曾经是家族房地产经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的名称是阿克曼-齐夫（Ackman-ziff），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阿克曼的祖父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创业，他们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建立了公司，并专注于经营利润丰厚的不动产金融业务。
然而，阿克曼对房地产的兴趣不大，他并不愿意追随父亲的脚步。
阿克曼是一名优等生，他在著名的霍勒斯·格里利高中的280名毕业生中排名第四，而这个信息也很快被他告诉了所有的人。
格罗斯曼说：“阿克曼似乎是注定要成功的，他从不畏惧下注，或谈论赌博。”
格罗斯曼还说：“我给他买了一件T恤，作为他16岁的生日礼物，我在衬衫上涂写的是‘闭口不聚财’。阿克曼可以从博弈当中获取乐趣，他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毋庸置疑，阿克曼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他会告诉你他的想法，从不虚头巴脑或耍心眼。实际上，阿克曼的诚实度是被低估了的。”
阿克曼用2000美元和他的父亲打赌，说他能在SAT的口语考试中获得满分，他想以此证明自身的能力。但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阿克曼的父亲突然取消了这个赌约，他认为阿克曼已经承受了足够的考试压力，而且他也没想赢自己儿子的钱。结果，阿克曼在第一部分得了780分，他答错了一个问题。而在第二部分，他答错了三个数学问题，得了750分，阿克曼看起来对此非常自责。
自从阿克曼的姐姐珍妮一年前开始就读哈佛大学以来，比尔似乎自然而然地进行效仿。1984年秋天，阿克曼被剑桥大学录取，而这位直言不讳的新生没花多少时间就给那些老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朋友们都说阿克曼很外向、很有主见——他不害怕与其他人进行一场辩论，他善于表达自己的激情和观点。
惠特尼·蒂尔森（Whitney Tilson）是一位明星投资家，也是一位公共评论员。他第一次见到阿克曼是在1986年，在哈佛大学的校园内，此人对阿克曼的评价是：“比尔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人厚赞，我的这个朋友很聪明、很有竞争力，也很自信，而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种自信称为傲慢，因为比尔总是说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话。”
阿克曼上述的这些特质在其大学的勤工俭学中派上了用场——他和蒂尔森一起为“说走就走（Let's Go）旅游系列指南”拍摄了销售广告，而这些广告在背包客中很受欢迎。
蒂尔森说道：“谁卖得最快，谁就能赚到最多的钱。我们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没有窗户，我可以听比尔的电话，他也可以听我的。我们本应该每人赚5000美元——这是同行在去年的收入——但最终我俩每人赚了12万～13万美元。在一个夏天，我们二人曾经售出了价值50万美元的广告，这对我们这些在校生而言是实实在在的钱。”
阿克曼在课堂上的表现也很出色，同时，他经常在邻近的查尔斯河上划船，并说他是哈佛船队当中最好的“中风”（strokes）队员之一（划桨手）——他掌握这艘船前进的方向和速度。虽然他从来没有登上充满荣耀的船顶，但是阿克曼却说他很高兴能被大家认出来。
但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阿克曼没有明确的方向，他在哈佛求学时对生活的憧憬就是赚很多的钱。
毕业后，他开始在自己的家族企业中工作。他的工作是为开发人员筹集资金、开发新的项目，或者帮助那些想要贷款的开发商筹钱。阿克曼被他的父亲说服了，他在公司的工作业绩比其他大多数员工都要好，而且，老板儿子的身份对他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阿克曼在家族企业中干了两年，但他发现自身的工作并不是那么令人振奋。阿克曼认为通过打电话做单的工作方式会更“有范儿”。因为“玩家”实际上是在寻找交易，而不是试图服务于他人。虽然房地产业可能会获取收益，但它不能让人产生某种激情。
尽管如此，华尔街却几乎不在阿克曼的视野之内。他偶尔会拿《华尔街日报》开涮，但他并没有想成为下一个沃伦·巴菲特——至少当时他还没有这种奢念。
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了两年之后，阿克曼回到剑桥市，随后进入了哈佛商学院，在那里，阿克曼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职业，他决定在华尔街留下自己的印记。
有时，自身家庭的人脉关系是有用的。在一天晚上，阿克曼的父亲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邀请了一位名叫伦纳德·马克斯（Leonard Marks）的成功的投资人。这位投资人鼓励年轻的阿克曼阅读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的《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一书，阿克曼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而多年前给巴菲特带来灵感的正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所以，阿克曼非常渴望阅读这部著作。
不久之后，阿克曼便将《聪明的投资者》当中的理论付诸实践了。
在哈佛大学，阿克曼用他从Ackman-ziff公司所赚取的工资中积攒下的四万美元于1990年10月在当期股市行情周期的底部，以自己的名义开设了一个名为富达（Fidelity）的账户，自此开启了相关的投资历程：他的第一笔股票交易是以每股47美元的价格买入了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股票，他认为富国银行的业绩比其他竞争对手要好，因为该行的贷款业务更为稳健，而股神巴菲特（那时几乎被阿克曼奉为偶像）当时也以更高的价格买入了富国银行的股票。同时，基于早些年从父亲那里所学到的知识，阿克曼也会买入房地产公司和一些零售商的股票，其中一笔交易是买入了一家名为Alexanders的百货连锁店的股票——他在该公司申请破产时以每股8美元左右的价格买进了该公司的股票，几个月后以每股21美元的价格卖出，如此，他的资本增长了三倍左右。
阿克曼一直都在培养某种相应的洞察力，他阅读了每年巴菲特所写的相关信件中的每一个词，希望能尽可能多地了解投资的艺术。
在命运的曲折历程之中，这位家喻户晓的股神（巴菲特）和他的年轻信徒（阿克曼）实际上是有机会在纽约市的福特汉姆大学见面的——他们都曾在那里参加过同一项活动。那天在礼堂里，阿克曼的座位刚好在沃伦当时的妻子苏珊·巴菲特（Susan Buffett）旁边。苏珊对这位年轻的投资者产生了兴趣，午餐时，她在旁边留了一个座位，因此在用餐时，阿克曼就坐在巴菲特身边。他向巴菲特请教了一些关于市场行情的问题，但真正引起阿克曼注意的不是巴菲特这个人，也不是金融市场行情——阿克曼注意到，当巴菲特回到座位上时，他手里拿着一盘食物，包括一块巧克力蛋糕（作为甜点），而在整盘食物（包括甜点）上巴菲特都要撒一些盐。
当然，巴菲特和阿克曼之间肯定会提及一些真正的投资话题，因为回到哈佛商学院之后，阿克曼找到了一位名叫大卫·伯科威茨（David Berkowitz）的同学，他们二人合伙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基金。
阿克曼曾经向《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过：“从大卫的谈吐中可以看出他很聪明，我认为这个家伙的言辞很犀利，我们二人能够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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