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皮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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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试读：
背影——写给彼岸的亲人
妈妈
妈妈，只有那顶草帽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就像你给我的生命它却飘落了，
无人知晓……一
母亲年轻时少言寡语。
小时候与她有关的记忆，都像默片一样。
她拉着我的手穿过城市，去努尔哈赤的陵墓公园，在石马脚下拍照；她和我坐在中山公园的荷花前拍照……她喜欢拍照，不喜欢说话。
她拉着我的手，出门，去拍照，去买东西。她不跟我说话，路上碰见熟人，被问起去哪儿时，她也总是微笑着轻声回答：去前面。
只有几岁人生阅历的我，像局外人一样，沉默看着他们，连母亲那种礼貌性的微笑也省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生过疑问，为什么母亲不告诉别人，我们要去哪里。那些人苦涩尴尬的笑容，在我幼小的目光中，也是正常的表情。长大后，我好像忘了这回事；再想起母亲这个回答时，她已经离开人世，我已经年过半百……我才哈哈大笑，甚至狂笑不止。
有的幽默需要半个世纪酝酿。
母亲的话语像被堵住的涓流，更年期开始汨汨流淌，从早到晚。父亲说，你妈现在一天说的话够过去一年说的。她述说她看到的听到的，她的感慨；我听着听着，偶尔嗯啊应答，一如习惯她的沉默，我也习惯她的絮语。她的唠叨是静的，进到我心里，不烦。她有病后，随着身体的衰弱，活动半径减小，她没有那么多可说的，开始重复说过的话。
她最经常问的是，你怎么样。
每次我回答，挺好。
接着，她会说，活着没意思。
我说，那也活着呗。
她说，那是。
有些冬天被记住了，因为发生了比冬天更寒冷的事情。
2010年的冬天，母亲被确诊胃癌晚期，医生说，她最多还能活半年。
告诉父亲后，他泪如雨下。我从阳台望下去，街上到处是融化后再次冻结的脏雪，脏得尖厉。
在我的记忆中，更多父母的争吵。
父亲得知，母亲最多还有半年可活，再次痛哭。他答应我们绝不向母亲透露任何消息，一定好好照顾她。
母亲生病前，他们住在两套相邻的房子里。两个床，两个厕所，两个电视，两个淋浴……只有吃饭在一块儿。我要把两套房子打通，他们都不同意，疾病侵袭前，他们过了几年和睦的日子。
那年也有一个漫长寒冷的春天，直到六月才感到真正稳定的暖意。父亲对母亲疾病的耐心也在夏天的潮湿中，慢慢变了味道。
一开始，父亲对母亲的照顾的确是“忘我”的，带着健康人对垂死之人的巨大同情，凡事的宗旨都是为了让病人高兴。保姆也向我夸赞，她说，你家老爷子真行，啥事都问你妈行不，真有耐心。疾病仿佛把他们带进了新的状态。
唯一对此没做出额外反应的是病人。她很平静，对父亲格外殷勤的照顾近乎无动于衷，仿佛这是她照顾他一辈子的某种回报。她没有因此怀疑自己得的病不是胃炎，直到她临终，她从未问过我，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她不感兴趣，或者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我母亲一辈子受过很多苦。晚年，她偶尔谈起某些苦难时，口气更多是轻蔑和嘲讽的，仿佛苦难不是悲惨的，而是可笑的。用坚强形容她的性格似乎并不准确，她向来是宁静和蔼的，但却是坚硬的。她绝不更改，无论对还是错。我前夫跟她说，饺子不能蒸二十分钟，蒸过头不好吃。她微笑点头首肯，下次蒸饺子的时间不会有任何变化。
一个苦难不能怎样的女人，似乎也不是我父亲能应对的。他们一辈子吵架的起因，多为琐事。父亲嗓门大，脾气大，家里说得算的一直是母亲。这应该是父亲心里的一片阴影。
他的另一片阴影与他的虚荣心有关。
父亲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最后调离事业单位，进入企业，导致他的退休金远远低于母亲，变成他的隐痛。他一辈子攒钱，梦想发财；母亲一辈子花钱大方，从不攒钱，不想发财，最终也没受穷。这曾是他们互相调侃的话题，一如无伤大雅的玩笑，岁月却慢慢把它变成了抵喉的尖刀。
婚姻中的心理平衡，是爱情无法保持，一旦失衡可以轻易埋葬爱情的某种永恒；这永恒的基石仿佛是每个人的痼疾，铺就了命运。而命运的形状并不像一首十四行诗那么随意。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包括无法改变的一切。
父亲对待病重母亲的态度里，渐渐露出他的痼疾。二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对母亲的照顾中，一点点渗进了另外的“企图”，这企图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希望有病的妻子完全听他的。
他先让保姆把中午饭的三个菜减到两个，最后减到一个。
保姆或者我陪母亲逛超市，买回来的东西他都要过目。
有一次，我给母亲买了一双老北京的呢子面棉鞋，在家里穿。他大吼起来，让我数数母亲的鞋，那么多鞋还买鞋！
母亲淡淡地说，愿意买！
父亲摔门，回自己的屋子了。
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不久就爆发了一次争吵，在我和父亲之间。
母亲无论年轻还是年老，一直都很漂亮，却只用过一种雪花膏——友谊牌的。她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时，增加了粉饼。粉饼的牌子我忘了。有病以后，她很少用粉饼。有一次，保姆用轮椅推她散步，在一个小店里她发现了喜欢用的那种粉饼，一下子买了两盒。
回到家里，面对父亲的盘问，母亲说，这是她喜欢用的那个牌子，很久都买不到，以为不生产了，好不容易碰到了，多买点儿备着。
父亲把我叫到隔壁房间，立刻大喊起来：
这日子不能过了！
买粉饼我理解，买一个还不行吗？还要带到棺材里去吗？！买东西，行，买能用得上的，整天买我也不反对。关键是买的都是没用的，放在那里放着，给鬼用吗！
我试图向他解释，花钱买东西，有时候买的是一种心情。
什么？！
父亲一辈子最心疼的就是钱。我小时候，母亲花钱买绣花台布，买塑料花，为此父亲没少与母亲吵架。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没有台布塑料花根本不耽误活着，而且这些没用的东西又那么贵。现在，从我嘴里居然听到买心情这样的话，他的天塌了。
这日子我过不了……他大喊……我们吵了起来……
最后我被气哭了，也倒出了自己的苦水：你们一切的一切都要我来管！你不能这样对我，要是我倒下了，谁来管你们哪？！
他立刻哑了。
那天晚上，我哭着离开他们家，一个人走到中山广场。白天喧嚣的城市，安静之后格外寂寥。广场上，我和毛主席塑像对望着，彼此能交换的只有无奈。清冷的夜晚，街上的行人急匆匆地往家赶，我却害怕回家。虚弱时，打开自己的家门，害怕被迎面而来的孤独再次袭倒。
这是巨大的变化，父母都健康时，我虽然与他们的交流不多，但他们还是我独自世界中的一个象征。这象征是一个告示，告诉我，我并不是独自一人。他们病了之后，联系松开，告示牌倒了。
这空白又不是孩子能够马上填补的。
人不如想象的那么坚强，似乎可以承受人间的千辛万苦。死亡一挥手，就掸掉了人的种种自以为是。
我从未怀疑过死亡的说服力，经历了亲人离世，渐渐悟到，比死亡更坚硬的是对活着的误解。
终于有一天，母亲给我打电话。
她说：我要离家出走。
那时，因为病情发展，她下楼需要两个人搀扶。
你要去哪里？
她想想，没想出更好的去处，对我说，搬到你家也行。
我说好，下午过去接你。
她说好，这就让保姆收拾东西。
她说完，电话里传出摔门的声音，我估计是父亲生气了。
下午，我回到家，父亲还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母亲开始陈述。
你爸把中午的三个菜减到两个，又把两个减到一个，我什么都没说。最近，他开始让我们吃剩菜，我再不说话就闷死了……
我让保姆继续做三个菜，你爸不让，保姆都给弄哭了。
还有，你爸不让保姆用热水，说冬天才用热水，现在这么冷，跟冬天有什么区别！
还有，你爸不让吃新大米。他说先吃陈大米，单位发的陈大米还有六十多斤，吃到死也吃不完。我就想吃点儿新大米，怎么就这么难呢！
我有劳保，还没花他的钱呢。他看我有病，就想把天翻了，我惹不起他，还躲得起吧。
我走，他一个菜不吃才好呢！
这日子没法儿过了。
母亲说完开始流泪。
我让保姆收拾东西，母亲立刻不哭了。她打开电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电视，估计在想心事。三
母亲有病前，我曾经为他们在我住的小区买了一套一楼的三居。父亲喜欢新鲜事儿，因为母亲坚决拒绝，他的态度也变得模棱两可。房子空在那里一年多，我希望母亲改变主意。
最后一次与她关于这个房子的谈话，让我改变了主意。
母亲举出三个过去邻居的例子。
过去邻居老张头儿，七十多岁搬家，在新家阳台上浇花，一低头从阳台上栽下去，摔死了。
过去邻居老李太太，搬新家后聋了，而且不认识自己儿子了。你给她看儿子过去穿军衣的照片，她说，这是我三儿子，但三儿子站到眼前，她问，你是谁，是不是我三儿子的同学？有一天，老李太太出门溜达，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她讲这些时，我已经笑岔气了，但她继续认真地讲，为了更彻底地说服我。
过去的邻居老付，你还记得不？原来是汽车大队长，中心医院的。搬家后，他倒是没死。有一天，他老伴早上没起床，老付就去公园锻炼了，回来看老伴还没起床，一生气，就出去会朋友了。晚上喝醉了回家，看他老伴还躺在床上，更生气了，借着酒劲骂她，你就睡死吧，我这辈子算是倒了大霉，娶你这么懒的娘们。睡吧，睡死你。老付回到自己屋里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从公园回来……
妈，求你了，别讲了，再笑，我肚子就要爆炸了……
这都是真事儿，不是我瞎编的。
我立即把房子卖了。
如果母亲生在英国，在脱口秀方面估计会有不小的前途。
傍晚，我给哥哥打电话，让他下班直接过来，顺便买点儿下酒菜。他一进门我就看见他的右眼又红又肿，问他怎么了，他说，还没去看医生，也许是针眼。
哥哥从不跟父亲发脾气，虽然对父亲做的事情也不是件件满意。
从粉饼到保姆到陈大米，父亲一一道来。哥哥不让我说话，接着，一一回答了父亲的反诘句。他们的对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父亲说：
你妈都八十多了，就是天天抹粉儿，到死也用不了两个粉饼啊！买一个还不行？！剩下的还能带到棺材里去？！
哥哥说：
带那玩意儿干啥！行了，你说的对，这次买两个就买两个了，下次一个也不买了。行不？
说什么我不让保姆做菜。要是能吃三个菜，我为啥不让保姆做？！关键是吃不了，做两个菜也吃不了，现在连一个菜也吃不了！是我抠门儿，舍不得钱吗？！
那肯定不是。你舍不得给自己花，给我妈，你肯定舍得。
哥哥说完这句话，父亲有些不好意思，没接话。
父亲舍不得花钱，是一视同仁的。
……
以后让保姆少做，还是做三个菜，不行，你再喝点儿酒，三个菜你们三个人，少做，怎么也吃完了。
我把几样下酒菜用盘子端上来，摆到茶几上，替他们打开啤酒。
你看，咱俩喝酒还有四个菜呢。哥哥说完举杯，父亲看我一眼，我说我不喝。他们干了杯中酒。
剩下最后一件事——陈大米。父亲说，谁家不是先吃陈米，后吃新鲜大米？！
老太太不是有病，想吃点儿新米嘛。我知道你仔细，怕浪费，我把陈米拿我家吃去，你们吃新米，你看行不？
父亲终于释怀。我希望，他问问哥哥的眼睛。但他开始了另一个话题。
你带你妈再去检查检查。他对我说。
检查什么？
我怀疑她不是癌症，不是胃癌。
你什么意思？
咱这院里有两个癌症，一个胃癌一个肺癌，发现得都比你妈早，都死了。
你觉得我妈还活着，是个问题吗？
不是，你没听懂我的话，我的意思是，你妈不是癌症。
那不更好吗！就更不用检查了。
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父亲又开始着急。哥哥立刻把话头接过去。他冲着我替父亲解释。
咱爸的意思，再查查，再确确诊。大夫说咱妈最多能活半年，现在都一年多了。你明白爸的意思了吗？
我点点头，第一次觉得荒诞很亲切。
接着，父亲描绘了他的无法安眠的夜晚，如何被肚子里的气憋醒，不能排气，不能打嗝也不能排便……他夜里起来打开塞露，他用一只手比划那些粪球的大小，用另一只手形容它们表面的凹凸。他说不出它们的颜色，他说，你说是羊粪蛋儿，还没那么绿；你说牛粪蛋儿，还没那么深，也没那么软。
我想起舅舅和一个朋友的父亲，他们的日记里都描写自己的粪便；还有另一个外国朋友，她的婆婆九十多岁高龄，一见到客人就谈到自己的粪便，她曾经是著名的女法官。
晚年跟粪便的关系如此紧密，是我至今无法想象的。
爸，你吃的药太多，把你肚子里的菌群弄乱套了，所以你才会便秘。
跟那有什么关系？我吃的那些药，各有各的用处。
你一天吃十来种药，西药中药营养药……
你要是真关心我，就给我找一种药，吃了能让我放屁，让我拉屎……
我和父亲友好地争论几句。这时，他才想起来问儿子，他的眼睛怎么了。
在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第二天，我上班的路上，母亲给我打电话，她决定不搬到我家了。
你爸道歉了。她说完放了电话。
如今，父母去世三年多了。回忆中，对他们晚年表现出的不可理喻甚至荒谬，我渐渐有了新的认识。
当我不能理解这些时，曾经尝试，说服父母听我的，觉得自己还年轻，脑子还没糊涂。但他们并不买账。之后，我把自己的忍受想成了一种宽容。
假如我真的没糊涂，真的懂什么是宽容，应该朝他们走过去，说服自己听他们的。假如我走了过去，会发现理性与否，对错与否，对他们最后的时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有走近他们，才能送他们安心地走。
……说这些，对我，对故去的父母，怎样都太晚了……
他们独自面对了临死的孤寂和恐惧，我没有陪伴他们。
我陪伴的是他们死亡涉及的事情。医院，医生，护士，护工，吊瓶，输血，饭菜，保姆……这些事情淹没了我们。
他们与我的死别，发生在他们的躯体死亡之前。“光阴使一切变得卑贱、破败、满是缺陷。霍华德，人生的悲剧不在于美丽事物的夭亡，而在于变老、变得下贱。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再见，霍华德。”
这是钱德勒小说中，某个人物的遗书。
不知道霍华德是否已经知道，防止光阴四处留下缺陷，破败，有多难！四
罗兰·巴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摆脱危机最好的工作是写作。
父母都生病时，为了防止自己也病倒，我每天抽两个小时写小说，缓解身心的沉重。小说被我写得十分沉重，虽然缓解了现实的沉重，但杂志社并不买账。我只好把里面的小故事讲给母亲听。
我给她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从朋友那里听来后写的。母亲的反应像是给小说加了另一个尾声，令我很安慰。
有一个病重的母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从昏迷中苏醒，她拉着女儿的手说：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当年的初恋……他姓沈，是话剧团的编剧，个子很高，很瘦，但很有力气……
女儿答应了，决定去剧团租个老头儿，扮演母亲的初恋情人。还没等女儿去办这件事，病中的母亲又昏迷了。
母亲再次苏醒过来时，窗外电闪雷鸣，她又握住女儿的手：下次你来，一定要给我带奶油泡芙。连阴天，我的关节好疼，不吃奶油泡芙，会疼死我。
雨点儿敲着窗玻璃，发出空旷的声音。
下这么大的雨，奶油泡芙和初恋情人，我只能带来一样。你选吧。
病重的母亲想了想，一声雷鸣过后，她做出了决定：
奶油泡芙！
听完故事，妈妈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仿佛在等待另一个雷鸣。过一会儿问我：奶油泡芙是什么东西？
是一种点心。我说，发面烤制的，中间夹着奶油，一咬，奶油有时候会流到手上……
真难吃。妈妈说。
第二个故事。
在红旗路公园附近，有一个男人又瘦又小，穿着环卫工人的黄马甲，在扫大街。他戴着一顶遮阳的大草帽，像一把扫帚一个垃圾篓一条大街一样，变成清扫的一部分。他的背弯了，像一个移动的包裹，人们看不见他。
一个高大漂亮的女人，一边走一边吃鸡蛋，一边吃鸡蛋一边把熟鸡蛋皮扔在大街上，高跟鞋像小锤儿一样敲着地面。
他提醒这个女人不要乱扔垃圾。
熟鸡蛋皮儿不是垃圾。女人说。
你要是不扔，它就不是垃圾，还能补钙。他说。
哎呦，让你扫大街，白瞎人才了。我家孩子他大爷就是人事厅的，用不用给你换个岗位？
他不再搭腔，弯腰去扫蛋皮儿。蛋皮儿陷进石砖的缝里，很难扫起来。
一个臭扫大街的，你应该感谢我，我要是不扔垃圾，你上哪儿领工资去？
他抬起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背弯了的人，很难理直气壮呢。
那个女人骂他，骂他的祖宗，骂他的子孙……说不定现在还在那里骂着呢……
听完故事，妈妈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买把枪。钱够不？不够，我有。
我笑个不停。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有把枪的念头也是一种发疯。有人说，发疯就像哨兵死在哨位上，负的也是一种责任呢。
母亲的幽默一直陪伴她走到生命的尽头。
她因此活出了医生的预言，从发病到去世，几乎平静地活了两年多，真正无法忍受的疼痛和恶心，仅仅在她临终的前几天才出现。没有手术和放化疗，除了偶尔补充人体白蛋白，几次抽肚子里的腹水，基本没有大的治疗。她第二次住院时，大夫看见还活着的她，相当吃惊。他们咽进肚子里的话，母亲似乎听见了。她笑着看他们的目光绝对是讥讽的。类似的片刻里，我总是怀疑，母亲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
2012年的冬天，雪很多。经常是清晨白雪皑皑，晚上回家脏雪遍地。心情在白雪和脏雪间摇晃。父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后，一直在医院里。过年前，母亲的病情有恶化，也住进了医院。
母亲住一楼的消化病房，父亲住五楼的肿瘤病房，都处在病危状态下。
安顿之后，每天穿梭在两个病房间，电梯里调整自己的心情，以适应病中父母不同的心态。一天中午，看着阳光下的一点点融化的积雪，希望仿佛也在融化。我想带着他们回家，在家里等死。
父亲在挣扎。
他对所有治疗失去信心后，仍在求生。他恢复了他愤怒拔掉的滴流。各种冰冷的药水，从他的静脉注入，从老的针眼里流出。没有人制止这样的发生，这个世界已经抛弃了他，包括他的亲人，包括我。
尊重病人的个人意愿！言外之意，是病人自己希望治疗的。
这不仅是大夫的，也是所有相关之人放弃他的借口，安慰自己的借口。这尊重脏过街上的脏雪。
我无法对父亲开口，说出出院回家的建议。晚上，踏着泥泞的脏雪回家时，已经心如冰封。
绝望迅速建立的宁静，使人可以与一切悲惨苦难相安。这连认命都算不上，仿佛那命，根本不值得一认。五
临近春节，父亲的病情因为化疗迅速恶化。我问母亲要不要上楼去看看父亲。
我们都知道，这将是诀别，他们一辈子里的最后一面。
母亲流泪了。
她说，不看了。
第二天，我再建议。
……
第三天，她终于同意，我用轮椅推她上楼。
轮椅推进病房时，父亲吸着氧气，靠坐在摇起的床上，挂着滴流。
你来干什么！
父亲说完，扭脸哭了。
母亲坐在轮椅上，一只手放在父亲的被角上，另一只手握着手绢擦泪。
你回去吧。
父亲努力平静自己。
我挺好，你回去吧。
母亲说，我再待一会儿。
他们又都哭了。
你回去吧。父亲再说。
我再待会儿。
……
年后，父亲去世；秋天，母亲去世。
他们的最后一面，是我促成的。
之前，也问过父亲，他也不让我把母亲带来看他。他们都去世后，我多次问过自己，为什么非要让他们见上最后一面。
出生的那声啼哭，多少相似，像是生对死打个招呼，说，我来了……
临终的告别，像是死对生说再见，千差万别。这最后的人生姿势，宛如简短的人生总结，活的全部都在其中了。
我为什么非要他们见上最后一面？
对此，我仍没找到答案。
送走父母，我重新审视道德，自由，意志，良知……这些概念，新的理解中常常伴随着惊诧。
在死亡变成背景的帷幕前，所有的不真实都随着我们活着，像活的衍生。沉重的死亡大幕徐徐降下时，虚假的先退场了，留下的光秃的真实，也许根本不是我们想见到的。
我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他们都不想见上最后一面。
又是大雪覆盖的冬天了，思绪萦绕着故去的父母。人与人有的是一世之缘，还是循环往复的无解之缘？也许，更重要的是像那轻盈飘舞的雪花，变成脏雪之前，争取跳完喜欢的曲调……
2012年的秋天，母亲在父亲去世七个月之后，离开人世。她去世后的一年多，我最常见的心情是感到安慰：母亲比大夫预断的多活了两年；这两年里，胃癌病人可能经历的折磨，比如无法进食，在她身上鲜有发生。母亲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她说，人死了，唯一可以带走的是肚子。她真正不能进食，只是在临终的最后一周里；剧烈的疼痛也在最后三天里……
她的最后一口气，是轻轻消隐的，平滑无痕，仿佛生死也是紧密无间的。正如我在序言里说的那样，她面容上最后的微笑挡住了我的眼泪。
我因为母亲流泪，痛哭，是在后来，当我真的理解母亲之后……六
妈妈，你还记得吗
你送给我的那顶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它飘向浓雾的山峦……
哦，妈妈，你可知道
那顶草帽，它现在何方……
我一直都无法理解：每次——无论什么场合——我听到这首歌，眼睛立刻湿润。
母亲去世三年后的一个傍晚，我在柏林的一条寂静的小街上，坐在熄火的车里，反复听这首歌。天边是昨天的满月，落在棉絮般的云朵上，月光在灰色云海上更显皎洁，心情忽然混乱起来。正在升起的空虚携带着浓重的旧日光阴，一下子把我推进熟悉的绝望中，我却没有哭。
这绝望如深渊中持续的窒息，是我熟悉的感觉。今天，我没有反抗。松开了安全带，我倒向座椅……《草帽歌》还在继续……我没有流泪。
我仿佛松开了什么，仿佛把一切交给了痛苦，任凭它的蹂躏……一阵心悸之后的寂静中，我仿佛又活了过来……这时，我想到了母亲。
我现在是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这首歌总能唱哭我！
因为它唱的是缺憾。母亲的离世也埋葬了她和我之间的缺憾。没有缺憾，所以不再有眼泪；心却没有丝毫解脱，绝望被夯得更实了。
这意味着，今生今世与母亲的交往到此为止。
从母亲活着，到她去世的五十多年里，我对母亲做过许多错事，但我从未道过歉。我有道歉的心情甚至渴望，但话说不出口。我跟她说别的事，或者给她买东西等等，代替道歉。
记得小时候一次跟她争吵，她气哭了，一边哭一边对我说，你怎么从来就不能服个软儿，道个歉？！我也哭了，仅此而已。
我的潜意识也许比我更早了解这缺憾，但它无法支配我的行为，这也许就是原因所在：我一遇到外在的引发，就泪水上涌。《人证》电影中的那个黑孩子，无法拥有母亲的爱，与我无法拉近与母亲的距离，都是一样的缺憾。
这缺憾会一直持续到一方离世……
妈妈，只有那顶草帽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就像你给我的生命
它却飘落了，无人知晓……
我不知道，不再为《草帽歌》流泪的来日里，心灵还会有怎样的生发；假如缺憾干涸，像结疤的伤口，又会有怎样的生发？
人们谈起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包括很多男人回忆他们被打，都很令我羡慕。我对来自父母的教育没有明晰的记忆。我很少说话，也不惹祸，他们几乎不太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吵架时，面对我的注视，他们似乎也很不安。
你爸妈的生活相当没有条理，缺少章法……
照看我的大爷有时评论一下我父母，我总是对大爷点头，表示认同，但从来没向父母转达过。回到家里，父亲很少在家，我几乎总是跟母亲一起。她对我的“教育”，现在回头想，仍是特殊的。
她从来没嘱咐过我，好好学习，听话之类的，她最多的叮嘱是多穿点儿衣服，这叮嘱一直延续到她的临终。
小时候，好多女孩儿喜欢编织，我也想试试，母亲禁止。她说，别把眼睛弄坏了。
进入青春期，女孩儿开始张罗戴胸罩，我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戴？她看看我的平胸，说，不用。我的第一个胸罩是自己买的，偷偷戴的。
小时候，母亲只给我买皮凉鞋。我希望有双塑料凉鞋，可以蹚水。她说，就是不让你蹚水，才买皮凉鞋的。和她让我多穿衣服一样，她对我最明确的教育是别着凉。我步入中年后，开始了解中医，了解自己的寒性体质，了解这体质遗传了母亲……恍然中慨叹生活的精准。
她告诉我，不要买便宜货，便宜没好货。
她从来不用我做家务事，有时我主动做了什么，每次她都说，谁让你干的，没必要。
除此之外，她经常领我看电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引进很多外国电影，有时我们看通宵。无论看什么电影，无论去电影院还是回家的路上，母亲很少跟我谈论电影，除了好或者不好的简单评价。她从不利用电影的情节，对我进行各种可能的教育，好像她坚信，我自己可以独立接受电影的“教育”。
电影教会了我憧憬。
我很喜欢跟母亲一起看电影，包括我成年后。可惜，她晚年不再去电影院，她说，累。我与她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她有病坐轮椅后。我推她去电影院，本想看一部美国片，记错了时间，看了《将爱情进行到底》。等电梯时，她对我说：
李亚鹏老了。七
我不了解母亲。
母亲了解我。
换个说法，我对母亲的了解不如她对我的了解。
17岁，我考上一个大学的工业经济系，我决定复读，争取考上自己喜欢的中文系。母亲说，你自己想好。
19岁，一个比我大10岁，即将结婚的男人看上了我，母亲说，你自己想好。
22岁，我要去西藏，投奔这个男人。母亲什么都没说，哭了。
24岁，我生了十斤重的儿子，母亲刚刚退休，替我带了6年孩子。
28岁，离婚。母亲说，别着急再找。
33岁，再婚。母亲说，他比你年岁大，实际上可比你年轻，凡事你是靠不上他的，你想好。
40岁，离婚，从北京返回沈阳工作。母亲说，别太拼了，钱够花就行了，不要总想挣钱。
……回到沈阳之前，每次回家，父亲总是提醒我去看这个朋友那个朋友……
每次母亲都说，别听你爸的！好好歇歇……
这缺憾中的最底层，系着我的心结：我从未努力去了解母亲！
小时候，不懂；长大以后，觉得自己比母亲聪明，当然了解她。母亲从未对我做过的事情——教导我怎样生活——我却对她做了。她老了以后，我甚至为此与她争吵……我告诉她，不应该怎样怎样，要怎样怎样！
她忍受了，直到我为他们买了新房子，希望他们搬家。母亲抵抗了，她让我明白，搬家也许会要了老人的性命……我不得不放弃……
我刚刚明白：我的自由，我自由的生活，不是我理所当然应该有的，不是风带给我的，不是事业的奖励，是母亲给我的，从小到大，这赠与里有母亲的品质和付出。我远在雪山脚下，远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母亲付出了孤独的代价！她永远说，我们都好，不要惦记！她一次也没说过，她希望我能在她的城市，在她的近处……一次也没说过。
一个给了我自由的母亲，我却没学会尊重她的自由。
妈妈，我再也不会听《草帽歌》，永远不会再听。我不能用流泪表达我的歉意。一切都太晚了，从你的死到我的死，我还能为这歉意做什么呐？！
妈妈，只有那顶草帽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就像你给我的生命
它却飘落了，无人知晓……
母亲去世第四个年头了。时光流逝中，我对母亲的怀念没有逐渐减弱，相反却是与日俱增的。生平头一次，我被时光倒流这样的臆想感动。假如时光真的能倒流……刚这么想，泪水便落下了。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
这感情像一只无处落脚的小鸟，永远飞在无际的浩淼中，不再有归宿。
人生残酷！
爸爸
他没找到他的那片药。
我的绝望，也是无药可治。
死把我们的曾经停在那里，
却无法终结。
苍天下，
到处飘着它们的幽魂。
假如可以，
父亲，请您安息。一
父亲去世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想死的人，总说不想活了。
父亲最后一个工作是司机。
他退休时还没有私家车，等有了私家车，他年纪大了，退休后，他再没开过车。不过，无论骑自行车还是后来的三轮电动车，他一律在快车道行驶。
有一次他被警察拦住，那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他说：小伙子，你什么都不用说！你要么把我扭送到相关部门，要么放我走。我早就不想活了。
他说“扭送”，这是“文革”的老词儿。他不喜欢“文革”，却怀念过去，总体上认为今不如昔。在他的暮年里，他经常说起的都是前半生的得意之事。可惜，在他的一生里得意无多，被他藏在肚子里的失意和难过一点点渗出的毒汁，腐蚀了他的生活，一点点吞噬了他的当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一种不高兴的底色。这不高兴反复发作，像一颗反复爆炸但没有杀伤力的炸弹，周围的人没有因此更关注他，相反觉得他别扭，可笑。
四十多岁时，他就经常提到衰老和自杀，那时他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老了，自己提前备点儿药，到时候一吃，一了百了。他常这么说。
发现患癌症的前一年，肠胃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折磨他。最严重的时候，住院治疗了一段。病因很清楚，他总给自己当医生，一有病就买药吃，常常同时吃十来种药。药，把他肚子里的菌群弄乱了。
有一次，他望着污浊的窗口，对我和哥哥说，他留的那药片儿找不到了，不然，何必受这份儿罪呢！说着，说着，他已经满眼泪水。
我们安慰他，但心里都在嘲笑他。也许，我心里把他当成了一个蹩脚的演员。因为他是父亲，我不把这样的话说出来。
上大学后，我开始读心理学的书籍，从墨菲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弗洛伊德，到后来的荣格、布洛姆、魏宁格等。我喜欢用积累的心理学常识揣摩自己，他人。但我从未把父亲放到这个层面上琢磨过，尽管我早已感觉到他的忧郁。
假如，他是我邻居，是一个我熟识的邻居老头儿，我也许会跟他像朋友一样聊聊。
但他不是邻居老头儿，他是一个与我有关的人，又像是与我无关。我无法走近他，就像他也无法走近我一样。忽视他的心理状态，不是我的意愿，却本能地这么做了。母亲有病后，父亲的心理状态十分糟糕，无论谁都无法忽视的时候，则忍受。这“忍受”经常被自己误读为“宽容”“爱的一种方式”，诸如此类……当我认出这些误读时，父亲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二
为了不让父亲继续吃那么多西药，一个朋友冒充营养师和他见了面。他们单独谈了好多。之后，我和这个朋友在一个朝鲜饭馆见面，听他复述父亲所说，我的无助在烤肉香味里，如飘浮的尘埃，与烟共舞。
你爸很痛苦！这是扮演营养师的朋友，告诉我的第一句话。
然后，他开始吃烤好的肉，我们沉默了一阵。当时心情，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尽管如此，我无法帮助他！这句话在我心里轰鸣、翻腾着，宛如一句无人认领的呐喊，在我的情感上灌注了水泥……除了坚强，坚硬，那时的我根本无法顾及其他。
我告诉他，他病的最根本的症结是心情不好，难得高兴……你爸听了差点掉泪……他反问我，这生活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朋友说完这句话，我的泪水上涌，父亲居然跟我想的一样。这生活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一对绝望的父女，他的妻子，我的母亲，也在病危状态下……我们在尽各自的责任时，扮演着亲人……我们却无法像真正的亲人那样，走近，真正地相依。
你爸懂的西医常识比我想象的多，我从他的痛苦入手，给他讲了中医的道理。人不高兴，整个身体器官的运转就会受到影响，再加上年纪大了，循环缓慢，这样，身体里的毒素代谢不出去，就会产生病……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已经提到，因为母亲首先确诊的癌症，我们都惊慌了，完全忽视了父亲的病。他病得更重，最终也先于母亲离开了人世。
总之，父亲完全被这位朋友说服了。他同意停止他正在服用的各种西药，开始吃朋友推荐的美国产的植物性的营养药，调节肠道菌群，调节神经和睡眠，养护心脏等等。
吃药的第一周，效果非常好，他觉得，他的所有状况都得到缓解了，逢人必提这位朋友，无比赞赏。第二周，他期待的更大的改善没有到来，他进入怀疑期，我要他再坚持一周，看看效果。第三周，他开始不安，偶尔变得狂躁。最后，他愤怒了，认为那个营养师是骗子，于是，恢复了所有的西药。
父亲不是一个懂事听话的邻居老头儿。他的所为都变成我无法帮助他的借口。三
我父亲1931年出生在河北一个穷苦人家。五十年代开始，在一个市级医院当八级电工。当时，他是医院里唯一的一个电工，有公家发的自行车。小时候，我经常半夜被敲门声吵醒，每次都是叫父亲的，一般都是手术室或者急诊照明出了问题。他工作做得很好，唯一出了问题的地方，是跟负责行政的领导总有摩擦，起因往往是他为群众争取利益，比如分房子，涨工资等，因为他在工会有点儿小职务。“文革”时，他加入了某个派别，当他发现那些人把人往死里打，而且被打的人在他眼里都是好人，他便退出了。“文革”结束后，追究那些造反派时，父亲觉得时间证明了他的正确。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不仅仅是当个好人，最好是当个有钱的好人。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他已经有三万元的积蓄，据说，那时一万元便可以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儿。他命里没财，也没有发财的远见，他尝试做的所有生意，都失败了。进入2000年，他的三万还是三万。
股票和基金迅速发展时，我给他两万块钱，让他买基金。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的。他非常高兴，日子变得充实起来。最后他赚了十多万，这个成绩，短暂地把他从不如意的低谷中带了出来。每次家里人出去吃饭，结账前，他总是掏出钱包，说他请。每次我都拦住了他，他笑着再把钱包揣回口袋。嫂子调侃他，让他以后不要总掏钱包，来来回回麻烦。他笑着看别处，然后对我说：下一次一定我请。
他请客的那次，我们选了一个中等价位，性价比很高的餐馆。买单时服务员问他开发票不，他一摆手，气派很大；服务员又问他要不要赠品，他再次摆手，非常豪爽。离开饭店时，母亲私下对我说，我从没看过你爸这么高兴。
美国电影《大买卖》开场中，有句台词说，对钱的热爱，是推动这个世界的动力。对这种爱，上帝一定是过于留意了，他赋予爱钱之人的钱财，一直十分吝啬。我也见过比我父亲更聪明的人，一次次被钱绊倒，直到爬不起来为止。
父亲过世后，有一次跟儿子说起他，孩子对姥爷的总结提醒了我。他说，姥爷这辈子不容易，年轻时，生活就开始从高处往低处走。父亲二十多岁时，在东北局工作，整天带着枪和介绍信出差。他对外孙多次谈起的都是这些，他在上海住的和平饭店，南京吃的盐水鸭，杭州的西湖，哈尔滨的友谊宫……东北局解散，他到了卫生局，工作遇到了瓶颈。他开始学技术，然后到医院当了电工。最后因与医院领导不和，他又学习开车，考到票后，转到一个工厂当司机。他从这个工厂退休后没多久，工厂就倒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拿到二百多块钱的救济……直到最后，他的退休金涨到了一千块钱，也只有母亲退休金的三分之一。当年他们都在那个医院工作，那时，父亲的工资七十多块钱，是母亲工资的两倍。挣高薪的父亲经常拿母亲微薄的工资开玩笑。
这些玩笑调侃，随着时间，渐渐失去了可笑的成分，变得苦涩。父亲因此对社会不满，无论社会，还是他的亲人，都没真正理睬过他。这些父亲难以吞咽的，最后成了杀害他的“凶手”。四
父母生病前，因为两次失败的婚姻，我在德国看过一段心理医生。我想知道，为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对我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情，甚至有着相同的时间节奏：三年相识，六年婚姻，第七年出轨。心理咨询把我带到了问题的根源上——我的童年。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独生子女（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直到他工作独立），我不到两个月大，就被送到一个老妇人家里照看，早晚接送，一直持续到我七岁上小学。这其实是父母对我的厚待，他们每个月付给老妇人十五元，六十年代这不便宜；2005年，这笔钱最后的落点是“变相抛弃”。
一个婴儿，一个小孩儿，晚上被接回家，很快就睡觉了，我几乎没有跟父母相处的可能。那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包括休息日。母亲年轻时，很少说话，跟我也是一样。我不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失去了别的孩子，并没使她与我更亲近。有时我想，母亲经历的苦难裹住了她，使她失去了一般母亲的柔和……但她却是宁静的，从年轻到年老。
有类似童年经历的人，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是——孤独。
孤独有各式各样的出口。我的出口先易后难。
照顾我的那个老妇人没有孩子，她丈夫是木匠。他一开始不喜欢哭闹的小孩子，后来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朋友。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
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
他每天上下班，几乎从不跟邻居说话。每天晚上，他喝二两白酒，看一段《史记》；周日休息，他给人做家具……唯一跟着他的人是我。三岁也许四岁，他就用筷子蘸白酒，滴到我嘴里，这就是我最初的酒量。时光荏苒，增加到今天的几两。他给我讲《史记》，似乎并没引起我的兴趣，但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做木匠活儿。他特意给我做了一个小刨子和一个小案子。干活时，他不跟我说话，也不听广播，完全沉浸在木头里……如今仍然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小孩儿多么容易受到影响，我居然能跟他一样，在刨花堆旁，跟木头相安。
他变成了我实际的父亲。
白天他上班时，我和他一样，几乎不怎么跟他老伴儿说话，一个人闷头玩玩具。我有全套的大夫护士的玩具，听诊器注射器之类的；有整套的厨具，有积木，有娃娃等等。因为我小时候很胖，不灵活，别的孩子不喜欢跟我一起玩儿，下雨天他们才来找我，玩我的玩具。上学后，看书逐渐代替了玩具。家里书少，我一个人去图书馆借，父母吵架之类的事情，我都成功地躲避了。
……直到二十岁，心理医生认为，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堡垒里。木头，玩具，书……唯一没变的是我的堡垒。
这也是我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
爱要求无间地融合，这不是结婚生孩子可以证明的，但却是爱人能够感觉到的。当年的他们，和我一样，对我的堡垒一无所知，出轨便成了一种打破它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成功了，虽然我们离婚了。
我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能一个人待着的人，能一个人待很久的人。代价是，我只有我的堡垒，无法真正地走近他人。
我知道，不能把这些跟父母说。他们为我提供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童年生活，我不能享受了它的好处，再去清算它的坏处。这么决定后，觉得这是我对父母的一份理解和爱。再想到自己这二十年来过于颠簸的生活，眼泪总是往上涌。并没觉得十分委屈，但觉到了十分的孤寂。
这样的童年导致的我与父母“隔阂”，一直没有消失。我可以为他们买他们需要的一切，为他们做他们希望的一切，但我不能拥抱他们，拉手也只发生在他们生病以后，需要帮助的瞬间。
跟爱人相比，与父母的联系是血液和灵魂的。他们相继去世后，这绝望才露出它狰狞的脸：我独自面对童年的遗留，根本谈不上什么对父母的理解和爱；立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他们活着时，我们彼此无法走近；现在我们相隔浩茫的人生两岸。这生死也无法改变的距离，变成遗憾，永存。五
朋友钢克说，一个听诊器，无法计算我们与死亡之间的距离。
2011年年末，父亲因为咳嗽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到2012年2月初，除了其间有三天时间出院在家，他的最后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一直警觉的父亲很快知道自己的病情，他要求手术，被医生拒绝后，他选择了化疗。
我不忍看父亲对化疗寄托的希望，生还的希望。
我也不敢劝他，放弃治疗。
他住过的病房里，有个邻床去世了。父亲盯着空出的病床，久久无法把目光收回来。
化疗之后的各种反应，父亲挺着，期待着病情的好转。病情继续恶化的迹象一出现，绝望的父亲愤怒地爆发了。他拔掉滴流，怒斥医院就是为了赚钱……他重新平静下来时，吩咐我们把多年没有走动的亲戚找来……
父亲并不顺遂的一生，像一个咄咄逼人的敌人，一点一点地缴械，拿走了他手里的武器。最后面对死亡时，父亲已经赤手空拳，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已羸弱不堪。
——他仍然不甘赴死。
不是他不愿意死，是他活着时，生欠他一个答案。
他把不走动的亲戚找来，他让我帮他买悲伤的CD，他说，他想听悲伤的曲儿……我也是现在才明白，他在寻找帮助，帮助他面对死。
无论我们谁，无论多么悲伤的曲调，无论什么，都没有帮上父亲。临终前，他挥舞手臂驱赶迎接他的死，抗拒着……他最后的那口气，放下了他驱赶死亡的手臂。
差三天两个月，从确诊到离世，父亲攒了一辈子的钱，都交给了医院。
为了活明白，有时，一辈子不够。
父亲不是一个和蔼的邻居老头儿；我从没和他好好聊聊天儿；我从没挽过他的胳膊；我从没单独跟他看过电影；我从没真正理解过他……
他没找到他的那片药。
我的绝望，也是无药可治。
死把我们的曾经停在那里，却无法终结。
苍天下，
到处飘着它们的幽魂。
假如可以，
父亲，请您安息。
舅舅
年轻时的奶油小生，
晚年羸弱清瘦的舅舅，
一生无论怎样，
面对死亡，风度尚存。
在我心里，
舅舅的一生虽败犹荣，
是真正的男人。
我爱这个奇怪的老头儿。一
舅舅死于2011年夏天。
他的一生，像一个有好多门的大房子，却把它的主人困在了外面。舅舅迷茫的灵魂，为了进入自己真正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冲撞不同的房门，循环往复……最后的进入，居然和他的死亡一同到达。
他死得安详，面带笑容。
他是第一次那么耐心地等待，等待死亡的来临。也许他领悟了，这是他回到自己生活的唯一途径。在病床上，有一次，他微笑着向前面摆手，低声说，来吧，来吧，来接吧。
我顺着他的目光，只看见另一个垂死之人呆滞的眼神。
舅舅因为胆管堵塞住院手术。手术很成功。术后第三天，发烧。退烧后，他便拒绝进食，只吃冰棍儿冰激凌。交接班查房时，总有一个大夫对另一个大夫说，3床这个老爷子一切正常，就是不吃东西。
为啥不吃东西？
舅舅微笑。
大夫离开后，他对我说，都吓跑了。
他大约吃了一个星期的冰棍儿，之后什么都不吃了，喝水也很少。去世前三天，他出院回家，在家里静静地躺了三天，凌晨，头歪向墙，离开了这个世界。
去世前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
……谁能告诉你真相？
但我知道，我是真的，我是什么人，我知道；我一生走的路，我知道。
我在北大荒活过。我当过国民党兵。我是东北师大的毕业生。我教过大学生。我当过记者。我是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我是特异，灵魂气功研究人。“文革”，我被打成苏修间谍。
今天，我78虚岁。
我五套房子都丢了！我成了租房户！
我断子绝孙！
现在国家每月给我四千五百元养老金！我有饭吃，能租房！能活！眼下，无大病！一个人过！
正在想：戒烟，吃素，自证！
他记了一百多本日记，大部分被他的继女扔掉，我拿到的几本，把我带进了舅舅的老屋，里面陈列着他的一生，细看，常常得忍住痛。
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篇回忆，煎熬了好久，总也找不到下笔处，直到偶然读到雅诺什的那首童诗——《晚安，晚安》：
被上洒满玫瑰
插满丁香
钻进被窝睡吧
睡到明天一早
假如上帝愿意
你将再被唤醒二
我不知道，舅舅是否真的知道，他一生所走的路。
舅舅是幽默的，愤怒的，和蔼的，怪异的……
他不那么愤怒时，有点儿塔提在电影里的气质，细长瘦高，喜欢开玩笑。
在笑容和愤怒的更迭中，持久攫住舅舅的是某种嘲讽，自嘲居多。他犯过许多“错误”（更多是世人眼中的错误），后果全部自己承担了……他从不昭显自己的悲惨，但悲惨在那里，在他自己知道的那里，隐隐作痛。今天我想，他因此只能是嘲讽的，怪异的，这成了他驾驭生活的武器。
这算一种自尊。
这样的自尊下，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困难，无需抱怨。我母亲也有类似的品质……我希望我能继承他们！
——最能安慰我的从来也不是人间的幸福。
有一次，舅舅的继女对我说，爸老怪了。我让他来过年，他不来。后来又说来，早上四点半就到我们家门口了。
我不用替舅舅向任何人解释，他为什么大初一早上四点多到人家门口；我宁愿把这当成故事的细节；我更愿意替舅舅看看，那寒冷的黎明街景。他等待开门时，也许看了晨曦中模糊的街灯，也许看了街灯昏暗中居屋锐利的棱角，指向天空。寒冷中，舅舅也许感觉到了，北方的冬天是硬的。
三舅舅走上的那条人生之路，更像被命运黑手推上去的。
他的一生充满了阴差阳错。放眼看过舅舅七十七年的人生，阴差阳错再也没有喜剧色彩。
舅舅和母亲长得很像，也很亲近，因为他们的母亲去世时，他们还是六岁和九岁的孩子。姥爷再娶，后娘再生养，加上姥爷赌钱破产……姥爷戒了母亲的小学，母亲回家带继母生的孩子，舅舅继续念书，直到新中国诞生，入大学俄语专业……
舅舅的长相算漂亮，年轻时奶油小生；年老清癯，青春弥留不散。他的命运经常诱引我去想象他人生的另一条路，一条康庄大道，他要么当了教授，要么成了著名的翻译，学者……娶了漂亮的太太，生养漂亮孩子……对很多人来说，这是那么平常的命运。对舅舅而言，却像童话那么清脆，宛如一个响指留下的空响儿。
大学毕业后，舅舅响应号召，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开向了北大荒。北大荒，至今对我是神秘之地，那个年代里，它改变了无数青年人的命运。因为寒冷潮湿，舅舅得了重病，姥爷赶到医院时，大夫告知，为了挽救舅舅的生命，必须割掉他的一个睾丸。据说，当时一个女护士一边哭一边劝姥爷，再等等，看看情况。
姥爷同意了手术。
我只见过姥爷一次。一次足矣。
四于是，舅舅的爱情必须从他不能生育开始。他的学识，相貌，心地都被这片乌云笼罩了。
舅舅的遗物中，有几张照片，是一个梳辫子的女人，眉清目秀。她应该是舅舅爱过的那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护士。关于这场爱情，我只知道，他们分居两地，舅舅每个月给这个女人寄钱，两年过去，舅舅要求她结婚时，她领着三个孩子一同到来。她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
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说起他的过去，我第一次问他，他爱过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一个骗子。舅舅大笑起来，之后，他微笑的目光仿佛落入了往事的尘埃中。最后，他喝了一口酒，说：我有啥好骗的？！
这个照片上的女人，大眼睛厚嘴唇，长得十分端庄，美丽，不像骗子。
疾病，是舅舅推了一辈子的西西弗斯巨石。他的女人因此也都和医院有关。除了不孕，他年轻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他的第一个妻子便是他的病友。他们住在疗养院里，她的病比舅舅的病稍微轻些。舅舅描述过的那个疗养院，在我的记忆中，它经常和托马斯·曼的《魔山》混淆。病人集中的地方，氛围都是相似的，故事也是相似的，疾病统一了他们的心态。
舅舅和第一位舅母，出院后结婚，婚后没多久，这位舅母死于肺结核。她是一个瘦弱、安静的女人，面相悲苦。
舅舅的肺，从那时起，逐渐变成了一个奇迹。
他一直抽烟，每天几包，晚年的独自生活中，每天六包，持续了很多年。这些年里，他很少咳嗽，最后一次发生咳嗽时，他忽然不想抽烟了，一天最多能抽一盒。他的一位老朋友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舅不想抽烟了，你来一趟吧，估计他寿数到了。
他的死，与肺没关系。
舅舅的肺，估计是钛合金的。
第二个舅母长得很漂亮，带着两个孩子嫁给舅舅。她是口腔医院做假牙的技师，六十岁死于纤维肺。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后期处于分居状态。
舅母去世后，女儿把她和前夫合葬一处。舅舅过世，女儿也把他和他的前妻合葬一处。她跟我说，这是老规矩。我点点头，没什么好说的。
舅舅一辈子没在规矩之中，最后被规矩了，算是命吧。
舅舅活了七十七年，大部分时间，他是独自一人生活，也是孤独的。
烟，是他的伴侣，但没有陪到最后。去世前，他完全不抽烟了。写到这里，偶然看到朋友的这首诗。它触动了我，似乎把我咽下的感情轻轻说出来了。
这个地图上的城市，草没有一刻不在长
雨落在阴湿的街道砸出水花
唱片在转，我在窗户的外面或里面
穿一身褪色的衣服数着乌鸦
五独自生活，像是自愿的，究其根本，也许没那么自愿，像是某种原罪，仿佛独自生活曾是某种选择的代价，是独自生活的人必须承担的后果。许多独自生活的人并不记得选择的时刻，但也甘心承受了。
独自的生活，怎样都是挣扎的。需要坚强甚至坚毅，要掩饰挣扎，还要掩饰这掩饰。
我不能把舅舅每天抽六包烟和他的独自、与他的孤独联系起来。我无意否定它们之间的关联，但这的确是两件事。我独自生活过，我知道，独自生活中，每件事的独立性是独立生活得以持续的保障，否则很容易发疯。
导致舅舅独自生活的原因，从来就不是很清楚，现在更没必要理清。他一生中似乎从未做出过“正确”的决定，姥爷为他做出的那次错误决定简直就是一个开始，舅舅不由自主地重复某些错误，这样的命运我没在别处见过。
从北大荒活过来，舅舅先后在C市当过大学老师，教俄语，后来是俄国文学，最后调入省社科院文学所，直至退休。这份履历上，不乏我替他想象过的世俗幸福的可能性，但他另有“任务”。
九十年代，他忽然对佛教和人体特异功能感兴趣，非常沉浸，成立了C市的特异功能协会，任会长。他自费出书，其中一本叫《无心功》，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无心功》强调无我，无心，无执……，但并未妨碍他对特异和反物质等神秘事物的执着。
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去看他，他跟我说起未来灾难的那一刻里，我甚至觉得他与我隔着不同的维度。
他把两千块钱缝在裤子里，告诉我，枕头旁边的黑皮包里还有四千。我问他何用，他说，会有灾难，尤其是美国的黄石公园区域。我笑了。
他说，灾难来时，取款机将会失灵。
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老了，而且开始糊涂……
舅舅去世后，我才听到关于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的说法。
据说，黄石公园有几千座超级火山，它们的喷发能力比普通火山强上千倍。假如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喷发，火山灰将覆盖美国绝大部分，几十亿吨的二氧化硫将充满大气层，阻隔太阳的照射，全球温度急剧下降，地球将进入长期的酷寒期……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在过去的二百一十万年里，喷发过三次，平均每六十多万年喷发一次，现在已经六十四万年没有喷发……这意味着它的休眠期已经结束……
舅舅准备的现金，也许被他的继女用来买棺材了。
六荣格说，拥有一种秘密，一种对未知事物的预知性是很重要的。它使生活充满了某种非人格化的东西，充满了神秘。一个人要是从未体验过它便等于错过了某种重要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我能觉察到看不见处正在发生着的过程，而这便赋予了我一种内心的确然性。”这种“内心确然性”丰富了荣格的人生，却把舅舅的孤独变成了双重的。
他脱离自己的专业去研究特异功能，把自己悬吊在世俗和他想进入的那个世界之间。他也许能够感知墙那边的事情，或许还可以预知某些隐秘的事情，但他无法穿过那堵墙。他周围那个特异小圈子里，更看重的是实际的穿墙术。他无法用功夫证明，他所感知的。可以说，这种愚见和他对特异的笃信，断送了他内心的平静。
他在日记中写到：
……我认识了特异！……值得我为她去死。我为她失去了五套房子，走南闯北，游遍大中国！……最令我伤心难过的是，被一个臭无赖讹得玩命儿！为保大局，我下跪了，还被讥讽！……文革中，我被打成苏联间谍，我都没下跪求饶！
为特异，我豁出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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