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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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近代战争试读：
简介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古今中外的战争，概莫能外。
第一章 战争中的秘密
二战时十大谜团至今未解
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大战的历史上，有许多令人费解却又让人好奇的故事，其中有些奇异的巧合、偶然的突发事件，可能改变战争和历史的进程。在这里，精选二战中的“十大谜团”，以飨读者，同时将读者的视角引向那些波澜壮阔的战役、叱咤风云的领袖、纵横沙场的将帅背后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故事……
犹太人为何逃到上海？
核心提示：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欧洲犹太难民。在这个特殊时刻，上海成为二战期间拯救欧洲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那时欧洲犹太人的处境十分危急，一方面希特勒的屠刀已高高举起，另一方面，英、美等国却借种种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面临死亡威胁的欧洲犹太人不得不将绝望的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
当时的上海正值日军占领后的特殊时期，日本占领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三方在上海各行其政，在上海人民自己也是难民的情况下，却接受了犹太人的“避难”请求，犹太人也受到中国的特殊礼遇。
但是，那些许多被关过集中营、又身无分文的犹太人到底怎样抵达上海并求得生存，不少人是怎样在短期内聚积起巨额财富，他们又怎样在上海经营起生气勃勃的“中国维也纳”，这一切现在都无从知晓。
广告预言“珍珠港”遭袭？
核心提示：日本偷袭珍珠港数天后，《纽约客》杂志上发现一则“可疑的广告”。通过对广告解密后，FBI高层怀疑，这是一则国外间谍用以传递“偷袭珍珠港”的具体日期及时间。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内变得对纳粹和日本间谍异常敏感。一天，一则刊登在《纽约客》杂志上的广告因使用的词语特殊引起了FBI的注意。这则广告是在珍珠港事件前16天刊出的，是为一种新的掷骰子游戏而做的广告。
广告中有两个骰子，一个是白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读者可以看见每个骰子的3个面。白色骰子上面的3个数字是12、24和××？穴双星？雪；黑色骰子上面是0、5和7。在骰子上面写了一句话：请看第86页上的广告。在86页上，标题用大号字印了出来：“嗨！当心！”在广告下面，有几个大字：“死亡双星”。
FBI的分析师认为，骰子上的数字12和7，可以理解为月份？穴12月？雪和日期？穴7日？雪，就在这天战争爆发了；数字5和0可以看作是进攻的时间；XX穴罗马数字中表示20？雪可以认为是进攻目标的纬度。巧合的是，正当FBI打算逮捕刊登这则广告的人时，此人却神秘死亡。这则广告到底是不是日本间谍用来通知同党日本要偷袭珍珠港呢？至今也无人知晓。
希特勒副手出走英国？
核心提示：1941年5月10日晚11时左右，一架德国空军的Me110战斗机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坠毁，机上一名身穿尉官服的德国人在成功跳伞，他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纳粹副元首赫斯。
在英国落地后，赫斯提出要面见曾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与英国王室关系密切的汉密尔顿公爵——当时这位公爵以英国皇家空军某歼击航空兵群上校司令的身份驻扎在此地。成为英军俘虏的赫斯声称，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汉密尔顿公爵向英国国王以及渴望和平的英国民众转达希特勒停战的愿望。
赫斯的出走使当时处在战争僵局的英德双方都陷入尴尬的处境。尽管英国一再淡化此事，但苏、美政界和新闻媒体都纷纷猜测英德两国在秘密媾和，法国抵抗人士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英国的“背叛”行为。而意大利、日本政府对赫斯的惊人举动则迷惑不解，怀疑希特勒对它们三心二意。
1987年8月17日，世界上服刑期最长的纳粹战犯、德国纳粹党副元首、93岁的鲁道夫·赫斯在英国伦敦施潘道监狱自缢身亡。然而，他的死并没有给这个谜团画上句号。
罗斯福一度精神混乱？
核心提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资深精神病专家爆出惊天大秘闻，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精神混乱，以致他在对战后的安排上犯下了许多的错误。
1945年4月，雅尔塔会议刚结束两个月，罗斯福死于脑溢血。FBI精神病专家萨勒里安后来指出，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思维就受到了影响，因此无法精确地处理情报。这名意志坚强的总统没有阅读会议的重要文件，总体上未能与斯大林讨价还价。虽然人们都知道罗斯福在最后任期内患了高血压和充血性的心力衰竭，但究竟是否如萨勒里安所述，罗斯福在出席如此重要的会议时，“大脑不能正常运作”，显然已经没人知道。
神秘客送来核心机密？
核心提示：1939年11月4日英国驻奥斯陆使馆的卫兵正在暴风雪中巡逻，忽然，他看见了一个放在石阶上的包裹。就是这个包裹里面装的东西，对阻止希特勒的野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个事件也是二战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事情之一。里面详细地说明了德军武器装备的最新进展和相关的草图，其中包括巨型火箭的设计图纸。英国方面很快将这些文件送回伦敦。
大家纷纷猜测送包裹的人的身份。一个人（假设是一个德国人）是如何收集到这么多第三帝国的尖端机密的，甚至包括详细的图纸？显然，这个人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并且可以直接接触到第三帝国武器发展的核心机密，而且，这个人是一个反纳粹者，他热切地盼望阿道夫·希特勒征服梦的破灭，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英军营地址为何泄密？
核心提示：二战中，英国为了保密，所有军营的名字都不用真名，仅仅用邮政代码来区分。因此理论上讲，英国军营的地理情况外人无从知晓。
1942年，亚瑟作为英国士兵驻扎在塔维什山脚的诺维特营地。他在伦敦的一家公司邮购了一本二手书。两周后，书寄到了，他站在营房的窗子前打开这个包裹。打开书后，一张风景明信片掉了出来。巴特维斯拿起地上的明信片，发现上面的邮戳是1913年8月4日，整整30年前。他翻过明信片，明信片上的景色与窗外现在的景色一模一样。
纳粹曾到东方寻根？
核心提示：1938年和1943年，希特勒“钦点”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探险队，到东方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
1938年和1942年，纳粹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陷入重围之时，希特勒顽固地坚信，如果把地球轴心转到相反的方向，就可以使时光倒流。因此，由5人组成的纳粹探险小组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踏上寻根之旅。2个月后，整个小组就在英属印度被捕入狱。事情的前后经过无人知晓。
美国在窃听
希特勒？
核心提示：1939年仲夏，在第三帝国内部，情报机构阿勃韦尔的头目——威海姆向分布在全世界的16000余名间谍发出了战争的警报。他不知道的是，地面上同时布满了窃听他们情报的英国装置。
整个8月份，有5个军超过150万的德军部署在波兰边境，阿勃韦尔一直在满负荷地播发命令，有的听上去很紧急，而有的则像是闲聊，而且时不时地带出陌生人的昵称，如“白雪”、“笨蛋”、“孔雀”等。实际上，这些话绝不是闲聊，这些名字或代号对每一个间谍来说，都代表了战争爆发后所必须执行的一项行动。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无线电技术用于传送绝密情报。不仅英国人在窃听德国临战前的情报，就连远在美国纽约的WOR电台也在接收这些信号。
是谁烧了“诺曼底”号？
核心提示：1942年2月9日，离法国巨轮“诺曼底”号远征欧洲只剩3周，却突然遭遇巨火于顷刻间毁灭。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4天不到，希特勒宣布对美开战。但就像希特勒担心的那样，美国海军立即征用了“诺曼底”号，并对它进行了改装。
2月9日下午2时34分，“起火了”的喊声突然从船上响起，人们匆忙扑上船去灭火。但是，当天是一个大风天，火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火漫过了甲板，不到一个小时，整个船就变成了火的海洋。为什么一个如此巨大的海轮，在有大量防火设施的情况下，能够爆发大火，并在几小时内变成一堆焦炭？是不是有纳粹破坏分子渗透到船上，纵火烧毁了这条船？
德国间谍
神秘死亡？
核心提示：1940年8月下旬，剑桥一个废弃防空洞里被发现一具尸体，查明后发现竟然是一个德国间谍。
8月的一天，英国侦探发现这名尸体时，最初判断是起谋杀案。死人身上发现的纸片表明，这个人叫简万特巴克。他的手提箱里有AFU电台，一切都表明这是个德国间谍。侦探们很快就确定，这个人是自杀的。简万特巴克这个名字是假的，他身上的文件也是德国汉堡的阿勃韦尔伪造的。
鸦片战争里的真相与谎言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显然是律劳卑事件后，天朝上下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由此产生的固定思维所致。
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广州后，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样的公函。他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呆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六十八只战船封锁珠江，而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不巧得了虐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当年十月病死在那里。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继律劳卑后上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呆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被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是贡使，才允许他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开始了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则报告朝廷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纷扰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的、兵力约7千人的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实际上是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的通商口岸，舟山就曾在定海县城设有“红毛馆”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地，但阴错阳差的是，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上海。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英国商船，以为是英国商人来此卸货贸易，正当他们为可能的大获其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一千五百名士兵，死亡和受伤人数都是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如此快的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面对这些凶恶的蛮夷，只能选择了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如果送上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后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就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联想到的是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于是在1840年的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了。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这次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当时的翻译真的是比春秋笔法还要春秋笔法。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1）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大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对于英国人的其他要求如赔偿销毁的鸦片，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租借地等要求，道光帝却在谕旨里未置一词，只是说要派一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办等敷衍之词——也许他根本就没意识这才是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所在，也许他也和琦善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洋人南下，解除当前危险再说。
这下林则徐触霉头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林则徐也兢兢业业的去办了，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充当一回替罪羊，给撤职查办了。据清人笔记《庸闲斋笔记》里记载，林则徐遣戍新疆后，仍旧心怀国家命运，常常自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句话以自励。后来太平军起事后，林则徐再次被启用前往镇压，但不幸在路上病死——幸好死了，不然后来的教科书上就要被扣上镇压农民起义的罪名，而不会有今日之盛名了。
再说英国人。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道光帝也很是对自己的抚策洋洋自得了一阵——皇帝出马，就是两样！他还怪罪起那些接办夷务的臣属了，要是他们早点把洋人的冤屈报上来，不就早没事了吗？
只可惜事实未必如此。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而且季风很快过去，北方气候变冷后，海洋可能结冰，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么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七战七捷”未必是事实。真正揭开战争真相盖子的其实是定海之战，英国人用九分钟就扫荡了中国守军的岸防！
对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恐怕连道光帝都心知肚明，但林则徐曾汇报说洋人陆战不行，他们脚足缠束紧密，屈伸不便，“一仆不能起”，一旦上岸，一定能够歼灭——这似乎又佐证了“洋人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僵硬”的传言。
很多后人慨叹，清朝军队近八十万，居然对付不了远道而来、不到两万人的英国军队（加上后来的陆续增兵），实在是国人之耻，不可思议。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却又是必然。
在冷兵器时代，人多马壮可能有用，但在热兵器时代，在长枪大炮下的攻击下，人多只不过白白增加牺牲。拿破仑曾经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强者一边！”我们不如来看一下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
先看武器装备。清军当时以冷兵器为主，其中也有火器，但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对双方的武器作了详细分析：清军的鸟枪射程约一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三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三至四发。清军火炮样子和原理看起来和英军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却有天壤之别。主要问题出在铸造环节，清军火炮的铁质太差，气泡过多，十分笨重不说，开炮时还容易炸开炸裂，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火炮的瞄准装置和炮弹威力都很差，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就没有击沉哪怕是一艘的英舰！
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风帆和蒸汽轮并用的各类船舰四百余艘，速度快，排水量大，炮多（主力战舰往往安装上百门），在当时可以说是威力巨大。相比而言，清军水师根本就是业余水平，船小速度又慢，水师里船炮也远少于英舰，一旦出海作战，基本就是挨打的份。
从兵力上看，清军兵力表面上号称有八十万，而且以逸待劳，但由于调度的原因，真正能够上战场和英军拼杀，在实际人数上并没有大的优势。清军与其说是军队，倒不如说是警察部队。清军士兵不是24小时呆在军营训练，而是象现在的警察一样正常上下班，除了出征打仗，平时军营并不开伙，士兵都是回家吃饭，所以往往有下面其乐融融的场面出现：上午士兵操练，中午其家眷送饭来，士兵放操后就和妻儿共进午餐，下午继续操练时家人往往在旁边观看——如此军队，怎么去作战？
真正以逸待劳的却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极快，一旦作战，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靠走路怎么跑得过英国的舰队！何况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军事学来说，从来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
再说陆战，林则徐等清朝大员和将领完全是误解——英军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不擅长陆战，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用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随后派出陆军背后或者侧面包抄，海陆军配合熟练，进攻中几乎没有失手过。
据说道光帝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后，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十分诧异——原来英军也会陆战！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已经是近60岁的老人了。
据清人野史《春冰室野乘》上说，道光八岁的时候，跟随爷爷乾隆帝去打猎，乾隆帝命令各王校射，小道光呆在旁边观看，等各王射完后，也用小弓箭射了几下，结果还真射中了二箭。乾隆帝大喜，抚摸着他的头说：“乖宝贝你要是能连中三矢，我就赏给你黄马褂。”小道光果然射中了第三箭，于是跪上前，乾隆帝问他想要什么，小道光既不说话也不起来。乾隆帝大笑说：“好了，我知道了。”于是命侍臣取黄马褂，但仓卒间找不到小号的，只好给他一件成人的黄马褂穿上——衣服太长，小道光穿上后路都走不成，只好由侍卫抱了回去。
这还不算什么。清人笔记《南亭笔记》里说，道光最爱玩弹弓，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技术，常常把皇城的麻雀射得鸡飞狗跳。这门特技在关键时候还真派上了用场。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天理会起义并一度杀进宫门，巡逻的道光看到匪徒越登宫墙，便急忙用弹弓射击，据说无不应弦而倒。转回到乾清宫，道光忽然看见一人立在殿脊上，正在手挥令旗号召同党进攻，正想用弹弓射，却发现没子弹了，于是他解下衣服上的金钮扣射去，结果击中这个人的眼睛，导致其落地摔死。此役道光护驾有攻，民间也多传说其神勇无比。
英国人显然不是用弹弓能对付的。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道光帝也喜欢清净，本就不想多事，何况他又是个极其节俭（吝啬）的人，花钱如同割肉，而打起仗来往往花钱无数——前几年平定中亚张格尔叛乱就花掉大把银子，让他心疼不已——他本就不想打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战争。
所以道光一再给交办夷务的大臣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打仗又不能失天朝威仪，这本就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
1840年的秋天，英国人南下了，琦善也南下了。谈判开始了。
但英国人的开价和琦善的还价，几乎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道光帝开出的价码是“惩办林则徐，恢复英国人在广州的通商”，加上琦善私自答应但后来被道光帝认可的“部分赔偿鸦片损失和中英官方文件往来使用照会”。但这不过是英国人要求的皮毛而已。
英国人开出的要价是赔偿鸦片损失和商欠、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一沿海岛屿、赔偿军费等。双方差距太大了。
这下道光和琦善等清朝大员纳闷了，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林则徐已经被查办了、鸦片损失也可以商量赔偿，英国人怎么还有什么冤抑？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呢？
可是谁又告诉他们，英国人其实要的进入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去。（1）后人当然洞若观火，但当时谁能了解？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当时的满朝文武也未必能够理解。
这样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双方都失去了耐性。道光帝下令剿办，“尽灭此丑类！”而义律也搬出了巴麦尊的杀手锏——炮舰政策。双方很快从拖沓扯皮的谈判拉回到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去了。
1841年1月7日英国人炮轰虎门，尽管大部分清军士兵们士气高昂，但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副将陈连升也战死疆场。英国人随后在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而琦善上报时却谎称英国人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
此时的琦善答应了英国人的《穿鼻草约》，实在是进退两难——道光帝要求他进剿，英国人又迫他签约，而他心里很清楚根本打不过英国人！但又不敢对道光帝直说——唯有不断撒谎，以拖延时间，期待情势有所转机了。
英国人却等不及了，他们在2月23日重新开战，尽管提督关天培做了周密的准备，但和上次一样，仍旧被英军抄了底——使用的战术仍旧是军舰正面炮轰，陆军侧面包抄——谁说英国人不会陆战？年近七十的老将关天培英勇战死了，当他的遗骸被家仆领走的时候，英舰也鸣放礼炮，向这位老将致敬。
而此时广州已经门户洞开。
琦善被撤职了，紧接着道光帝派来了老将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而这两位，同样只能靠撒谎度日，特别是奕山，居然能靠撒谎请功，也算是极品“人才”。杨芳是武将出身，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虽然勇气可嘉——清人梁廷枏笔记《夷氛闻记》里说他在和英军交战时，“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他身边的人都吓得两腿战栗，杨芳却谈笑自若，骂道：“丑虏要击死老子耶！”但真的对付洋人的现代战争，他也实在没辙。
奕山到达广州后，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火攻——5月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24日上午英军已攻破广州城郊各据点——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但终究难挽颓势，广州城陷。
无奈之下的奕山只能和英国人签署了《广州和约》，在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向行商勒索）后，英军退回海上。靖逆变成了屈膝投降，还赔了六百万“赎城费”，这等弥天大罪，但却被奕山描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上报。
话题太沉重了，不如我们来读读奕山编的故事。“城外士兵报告说，城外有洋人向城内招手，似乎有话要说。参将熊瑞闻报后查看，看见几个洋人头目在那里比手划脚，指天画地的，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熊瑞看不明白，就把翻译叫来。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听后免冠作礼，屏退左右，武器扔在地上，朝着城墙行礼。洋人说他们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简直没法活了。垦求大将军转呈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他们将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想不到奕山还是个戏剧家，真是浪费人才了。
当下红透半边天的易中天教授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读》，对鸦片战争中前方将领不断撒谎做了深刻总结：谎言成为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个鸦片的名字叫“天朝体面”。
而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上当了，他真以为战争结束了，因而对奕山大加奖赏，并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这么多兵勇，一天花费的银子可真不少！
不过奕山也算是走了狗屎运了，因为一场瘟疫英军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才使得他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英国方面来了个厉害角色——在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后不久，义律也被免职并在后来调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的厦门修建了石壁，坚固异常，但石壁虽然没有被英军的炮火击垮，但英国陆军仍旧是老办法，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一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对手是主战派裕谦。裕谦到定海后，采取了极端手段。为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也下令掘开英军留下的坟墓——数百具英军尸体，1840年一场瘟疫的结果。对于抓到的俘虏，甚至使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的办法，以震慑洋人和那些“汉奸”。和其他官员不同，裕谦的确没有给自己留后路，而是决心要一战到底。
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显然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但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于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英勇的战死在他们保护的这片土地上。
英军随即攻破镇海。裕谦在镇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在从杭州湾到扬子江的侵略中，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长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投入的兵力最多，损失也最大——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家。
镇江之战事实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随后很快就兵临南京的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在通讯侦察不发达的条件下，基本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战。
千百年来，人类的厮杀从陆地到了海洋，如今又到了空中。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写下了至今都被引为经典的《海权论》。早在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海军事业的飞速发展。马汉提出的海权理论，“控制海洋是为了控制海上交通进而控制海上贸易，从而掌握当时各国已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的经济，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今美国海军仍控制着十六个全球最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以保证其制海权并为其霸权服务。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并不知道“海权”为何物，但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知道，没有强大的海军无法抵御那些凶恶的洋鬼子。但甲午之战，让帝国的海军梦灰飞烟灭——至今都有人为此抱憾不已，一再强调航空母舰的建造。
建造航空母舰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进的观念。如果国人在观念上依旧落后，“惟航空母舰”论者迟早又要遭遇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时代，讲求的更是精确制导和远程打击——杀人制敌于无形。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把过多的眼光投向海洋，而更多的应该是天空，或者说更高远的太空。未来的战争可能更多的依赖空间侦察、空间通信、空间导航、空间预警等，人类的下一个战场，一定在太空——谁控制了外层空间特别是控制低层轨道空间，谁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为何八年抗战全国几乎惨遭日军蹂躏，安徽却安然无恙？
在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中，有关安徽的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与当时全国各地与日军惨烈激战相比，安徽风平浪静，犹如一避风港。但是任何一个爱安徽的人有理由知道当时2000多万英勇悲壮的安徽军民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
安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位居中原合纵连横数省，厉害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日军顺利占领安徽，就可以作为进攻整个中国命脉的大后方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踏板，给国军最沉重一击，加速国民政府灭亡，使四万万中国人万劫不复，永不超生。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日军对安徽垂延三尺，八年抗战日军之所以未能占据安徽，并非日军对安徽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实在啃不下这块中原硬骨头。时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品仙二级上将是八年抗战中国军最杰出，最成功的将领之一，整个抗日战争可以用堪称完美来形容。相比于早已名成利就的其他国军抗日名将，如卫立煌，傅作义，张自忠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历史为何对他和2000多万安徽军民抗日功绩总是轻描淡写时，恐怕于他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他即非国民党嫡系，也非GCD领导的抗日武装，而是第三势力李宗仁手下的一员干将，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和持不同政见的学者的偏见，他和2000多万安徽军民英勇抗日事迹就此作古沉沦。李品仙，人品令人不敢恭维，此君曾在蒋中正的默许下，盗了楚怀王的墓，人称孙殿英第二，还2次出卖了自己的上司白崇嬉，气得李宗仁欲将之扫出家门而后快。但是其人品虽然不行，但是打仗却是强项，在八年抗战中，他的军事才华无可挑剔，不但得到老蒋的嘉奖，连日军也对他敬畏三分。在徐州会战，他指挥的国军在津浦铁路南段让增援台儿庄的日军动弹不得，自顾不暇。由于他和张自忠（山东临浠）一南一北完美阻击，使攻打台儿庄的日军2个王牌师团顿成瓮中之鳖，被李宗仁将军领导的杂牌军全歼，这是日本陆军建军有史再惨重的失败，此事惊动日本天皇，原本全国为天皇生日祝寿的PARTY，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军事复仇会议。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调动华北一切可挪用的40万日军决定与李宗仁60万杂牌军于徐州决一死战。这是后话，后来李宗仁为避免重蹈松沪会战覆辙而完美跳出包围圈，保住了这60万有生力量，为保卫大武汉留住希望。在他的老巢大别山地区，日军和皖军正面硬撼就领教了什么叫做强龙难压地头蛇的厉害，结果日军惨败而归，从此再也不能越雷池半步。1939年，日军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下省会城市立隍，却陷进四面楚歌的安徽军民，甚至土匪的轮番袭击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的境地。日军自此再也没有能力在安徽组织新的进攻。在安徽，日军面对颇具战斗力的国军精锐和同仇敌忾的民众，显得比其他地方日军更士气低落，信心不足。由于治军有方，李品仙被荣升为第10战区司令长官，而他领导下的188，189师被老蒋钦点为国军模范，并亲自题词“军队要学一八八，一八九”。驻皖国军虽然是杂牌军，但是其战斗力比国军任何一支王牌都要强悍和硬朗，连一向骄横的日军和他交手时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而在随后进行的广济，随枣战役中，每次都给日军重创，打死日军数千人，而自己伤亡就减半，创造中日军队战损比例1：2的骄人纪录，而整个中日战争，一个中国师（约1万人）在战术对头，配合默契的情况下才和日军一个联队（约2000人）打成平手，若有差池就被日军一个联队收拾掉，由此可见中日国力和军力的差距有多大，从这就不难看出日军对李品仙既敬畏又仇恨了。
前段时间经常报道的GCD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在情感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说法片刻和肤浅，理性说法应该是国民党是抗日战线前期，中后期的中流砥柱，至于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是后期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400万效率低下但是人数众多的国军将士以血肉之驱殊死抵抗100万世界历史上最凶残的日军，中国100%沉沦，必做亡国奴。凭心而论，国军将士在八年抗战中尽力了，只是正面战场的艰巨性可想而知，这正是以已之短碰日军之所长，结果伤亡很惨重，八年抗战国军400万总兵力就有360万国军将士阵亡，士兵几乎换了一遍，由此可见中日之战的惨烈程度。试问二战期间即使是武器精良的美英联军，在战争初期和日军正面硬撼时不也是被日军打得体无完肤，遍地找牙吗？在缅甸战场还是孙立人的中国远征军救了几万英军士兵的性命。两者相比，我们还能对国军再苛求什么呢？
在这场民族浩劫中，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我们有义务缅怀为国捐躯的每一位无名烈士，在这国难当头的悲惨岁月，许多仁人烈士抛开一切不同的政治理念，抛弃党派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保住了这不朽的的万里长城，四万万国人都是铁骨铮铮的中国人（除了汪精卫等汉奸们外）。
第二章 真实的历史
粟裕是近五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将领
即便在一般略通军事的人眼中，白起韩信岳飞三人也是中国古代最具知名度的将领。然而，谁又知道明清以降，谁又是吾国最优秀的军事家呢？近五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将领，当推中共开国第一大将粟裕。目下，坊间公认中共最高级将领中最具军事才能的是通常所说的五虎大将：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上述排位是根据55年授衔时的坐次。四元帅一大将。不过谈到具体军事才能，恐怕次序正好要调过来。粟裕是湖南会同人，侗族。不要说我们，连他自己直到逝世都不知道自己不是汉族人。他恐怕算得上是侗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了。对于手下五虎大将的本事，毛泽东对粟裕的评价最高。1961年，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谈及解放军的军事统帅时，认为粟裕最会打仗。认为从近代至今，只有粟裕在华东打的一些仗可以与二次大战中的某些仗相提并论。其它的仗怕是都不算数了。“这个仗是粟裕指挥的，本来不成熟呢，他们硬要吃下去。我的这些战友中，属这个粟裕最会打仗，他也是我们湖南的。”上面这段话是对老外讲的，而且对方又恰好是二战名将，军事行家，我认为是最能反映毛心中的真实想法的。众所周知，毛对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听众不同，场合不同，他会说出不同的评判。一般来讲毛对老外（又尤其是他与他较为投合的老外，如斯诺）讲话时，真实度最高，也最能反映他心中的想法，其次是对些著名党外人士，最后才是党内信众和黎民百姓。（据师哲等著《在毛主席身边》一书）
白起是战争史上运用围歼战术作战的无与伦比的统帅。为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中战功最为卓越者。他是中国战争史上三个最善于打歼灭战的军事统帅之一，另外两人是成吉思汗和粟裕。白起（？——公元前257年），秦国武安君，秦国眉（今陕西眉县东）人。自十六岁从军，白起一生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大破楚军，攻入郢都，迫使楚国迁都，楚国从此一蹶不振。攻楚三次，烧其祖庙，共歼灭35万楚军。伊阙之战又歼灭韩魏24万联军，彻地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长平一战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敌战先例。白起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升到武安君，一生共歼灭六国军队165万，六国闻白起胆寒。虽然，白起一生嗜杀，不免缺乏为将之“仁”，历代史家对此也是多有微辞；但作为统帅来说，白起绝对是一个世界级的顶尖名将。那么，谁是解放军中的白起呢？
粟裕一生指挥了黄桥战役、苏中战役（七战七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经典的重大歼灭战，个个都是足以列名世界歼灭战史的精品。此外，粟裕还指挥了宿北战役、沙土集战役、济南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重大运动及攻城战。所以说如同毛泽东称刘伯承“当代孙武”，将粟裕称之为“当代白起”是绝对有过而无不及的。篇幅所限，下面只略讲几个战例，以求窥斑见豹。
苏中七战七捷：苏中七战七捷一般认为是粟裕军事指挥艺术中最能代表“上兵若水”这兵家最高境界的生花妙笔。在苏中七战七捷中，粟裕综合运用军事才能，不断保持胜利和扩大胜利，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并伺机消灭国军有生力量，其作战不拘成法，有如行云流水，羚羊挂角。套用一句宗泽夸岳飞的话：“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苏中战役表现的战术之精奇，也许只有徐向前在晋中为期一个月的大规模运动歼敌战可比（连续性不停顿的歼敌，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和创造战机，保持胜利和扩大胜利，粟裕徐向前是中共最杰出的代表）。
首战宣家堡和泰兴，他反常用兵，以反进攻战法，歼敌于将出未出之时；如南战斗，他舍近而趋远，飞兵百余里，拊敌侧背；海安战斗，以节节抗击之法，挫敌锋芒；李堡战斗，乘敌“祝捷”得意忘形之际，挥兵奇袭；丁堰、林梓战斗，则选敌弱点，剑指敌腹；尔后，攻黄（桥）救邵（伯），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把中国古代“围魏救赵”的战法成功地运用于战役作战实践之中，既有力地策应了邵伯方向的作战行动，又在运动中歼敌1.7万余人，打得敌人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粟裕率兵3万，临12万大敌，在靠近敌人心脏的战略前沿地区与敌周旋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万多人，在这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苏中战役的意义远不止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对扭转南线战局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是内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军队第一个战胜美式装备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歼灭战，带有战略侦察性质。它摸清了国民党军的情况，获得了战胜美式装备国民党军的宝贵经验，改变了毛泽东战争初期的外线作战方针，而发展为内线歼敌的方针。这一战略作用下面还要详细讲到。
孟良崮战役：毛泽东曾对粟裕说：“孟良崮一役，全歼74师，击毙敌酋张灵甫，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就是我。”记得从电视上看过一个报道：当时国军的王牌74师师长张灵甫，有人问他认为共军中谁堪与敌，他脱口而出是粟裕。后来张果死于粟手。
东北林彪打不动国军精锐新一军新六军之时，粟裕却能全歼整编74师。在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就部队装备来说，74师和新一军新六军不相上下。部队战斗力74师和新一军不相上下，比新六军高出许多。一支部队打了胜仗战斗力就会提高，打了败仗就会下降，在孟良崮战役前74师和华野交手互有胜败，战力维持在原水平。新一军在林彪夏季系列攻势后战斗力最高，达到历史的颠峰。不过这时东北来了草包陈诚。远征军时美国人口中的“东方隆美尔”孙立人被调离部队，部队编制被打乱，从此一蹶不振。
因此孟良崮战役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来得那么简单。孟良崮之所以成功，第一74师被逼上山地筑不起工事。第二大量的重装备带不上去，水冷式机枪无水制冷战斗力削弱。第三身处绝地仅靠空投，弹药食品饮水不能得到有效补充。第四张灵甫与83师长李天霞有隙，国军对粟裕的围点打援非常忌惮。所以83师并没有派主力援军。这一切战机都是粟裕捕捉和创造出来的。
孟良崮之所以称为奇迹。是因为这是一次腹背受敌歼灭战。25师和83师一部相距74师不过几公里，在战斗打响后很快就能加入战斗。其他各路援军包括第五军第十一师到达战场的时间，最近一两天，最远不过几天的路程。当时的情形华野大军在里面围歼74师，外围国军各部包围着华野大军。其险恶程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腹背受敌的围歼战孟良崮战役，创造了现代战争中“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奇迹，将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时放倒，足以列名世界歼灭战教科书。
粟裕另一经典歼灭战是孤军深入虎口拔牙的豫东战役。此战极为艺术，但讲起来就复杂了。
粟裕运筹豫东之战，着眼于中原战局这个大系统的整体。他把中原地区敌我双方的情况联系起来思考，把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联系起来思考，把中原战区的天时（正处于战略转折阶段）、地利（地域广阔、地势平坦、便于我大兵团机动作战）、人和（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新解放区已初具规模）综合起来考察，并比较了在中原作战与渡江作战的利弊，得出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较之渡江作战更为有利，迅速打开中原局面必须打大规模歼灭战，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基本成熟的结论。由此，形成了集中兵力大战中原的基本作战构想。在此基础上，粟裕进一步作了定性、定量分析，并依据中央的指令性要求，明确了近期在黄淮地区寻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的基本作战目标。粟裕对战役的筹划与指挥，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充分体现了“恰当选优”的原则。在军事斗争中，“弃”和“取”的权衡与决断，充满了辩证法。学过一些系统论知识的人都知道，作战系统是两股活力量激烈对抗、急剧变化的动态系统，敌对双方的指挥员无不为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获取系统运筹的“最优值”而竭尽心力。然而，这个“最优值”在理论上虽然是存在的，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办到。这就要求军事指挥员要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敢“弃”善“取”，把兵用活。在这方面，粟裕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豫东作战，起初以“钓大鱼”的办法寻歼敌整编第五军，同时粟裕也腹筹了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方案。敌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是中原战场上敌邱清泉兵团的主力，歼灭它可一举打开中原战局，这当然是一个“最优值”。当我华野第三、第八纵队按预定计划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时，位于鲁西南地区的邱兵团果然被我吸引南下。我华野主力乘机从濮阳地区跨过黄河。这时，敌统帅部极为震惊，急令邱兵团主力和整编七十五师火速北返，以堵截我渡河部队。同时，敌又向鲁西南地区增调了3个整编师另一个旅，一时间，大军云集，且邱兵团主力整编第五军又猬集一团，不易分割。在敌来我往的交错机动中，歼灭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不成熟，而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战机却已出现。此时，我第三、第八纵队已进至通许、雎县、杞县之间，距开封仅一日行程。开封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河南省会，守敌虽有3万余人，但指挥不统一，战斗力不强，且处境孤立，可以增援的主力集团都在100公里以外。相反，我华野主力兵团与中原野战军一部却相对靠拢，当其时，处其势，攻城则如探囊取物，打援则如撒网捕鱼。粟裕当机立断，毅然放弃对预期“最优值”的追求，转而力夺打开封歼援敌这个比较现实的“满意值”。在作战过程中，他又考虑到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同时有把握地包收本战役的胜利成果，再一次放弃对已在包围之中的敌整编七十二师残部予以全歼的这个“最优值”的追求，集中力量打击猖狂急进企图一逞的黄伯韬兵团，以先声夺人的气势，枪打出头鸟，震慑其余增援之敌，从而求得胜利转移的“满意值”。
豫东之战可以说是整个解放战争中的转折点，沉重打击了华东战场上国军以兵团规模作战的信心。此战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为解放军进一步歼敌重兵集团，攻克敌坚固设防城市创造了经验。国民党“国防部”在其《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毛泽东得到战役胜利的消息后说，“解放战争最困难的山头已经翻过去了。”
粟裕毕生第一大歼灭战必然要数淮海战役。48年11月初，粟裕提出拟将南线敌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对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起到重大作用。粟裕实际上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先后歼灭了国民党徐州“剿总”总部及其所属的黄伯韬、孙元良、邱清泉、李弥4个兵团共44万人，帮助刘邓解决了黄维兵团。淮海战役可称世界军史上有数的大规模围歼战。60万对80万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敌我兵力对我比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一般会打成击溃战。打成歼灭战很难。甚至当时国民都疑惑共产党是否能赢。然而粟裕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淮海名义上虽然有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但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实力太弱，时中野全军仅有75mm野炮两门，山炮四十二门，炮弹约两百发；迫击炮两百零七门，炮弹约两百五十发，每门炮平均只有一发炮弹。凭借如此少量的炮火根本无法压制住敌军火力，因而攻击难以奏效，无法达到迅速歼敌的目的。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阻援兵团的作用。吃黄维兵团根本吃不动，最后华野派出了4个纵队加特纵（炮纵）才搞定。
淮海战役有个名义上的总前委，但从发起到统一指挥都是粟裕所为，战场的大多数决策多出自粟裕。就连战争进行中部队的粮食供给困难，都是粟裕发现并亲自制定解决方案（这里还讲个插曲：粟裕在淮海，写出了和毛泽东《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一样齐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难得杰作。读者不妨找来看看，看看粟大将的妙手文章）。
统计一下，第一次歼敌一个旅，第一次歼敌一个整编师，第一次歼敌一个兵团，第一次拿下一个省会，第一次拿下敌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全是粟裕所指挥。
比起白起让六国军队胆寒，粟裕的苏中战役之后，国军在华东战场一个旅不敢单独行动。鲁南战役后国军一个整编师不敢单独行动。孟良崮战役后，国军组成了9个整编师在一起的方阵。豫东战役后国军的兵团不敢北上援济。淮海战役知道粟裕南下后，黄伯韬兵团，李弥兵团两个兵团，急着往徐州跑。杜聿明三个兵团30多万兵力面对粟裕选择了撤退。
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车桥战役、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重大战役，都震撼了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把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打疼了、打怕了。用句武侠小说的话说，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地步，没有任何敌人可以阻挡粟裕发起的攻势而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粟裕是近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歼灭战大师。
中越战争真实伤亡：解放军2.7万 越南在10万以上
中国解放军1979年2月17日动用二十万人的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这就是中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解放军的伤亡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越南媒体报道说是消灭解放军三万多人，中国的《解放军报》报道则说是伤亡四千人。关于越军的伤亡，越南方面一直没有说清楚，解放军初期则宣传歼敌七万。原济南军区作家李存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解开了这个谜团，他查阅的资料显示，在中越战争之中，解放军伤亡2.7万，越南伤亡十万。
李存葆1979年时曾作为战地记者，随部队开赴越南作战，亲眼见证了战争的真实情况，后来为创作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得以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特许，查阅了许多关于那场战争的许多秘密档案。
李存葆介绍，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解放军伤亡的真实数字应当为2.7万人，其中阵亡将士为六千多人，负伤战士为2.1万多人。而且在六千多阵亡将士里，有五百多人并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是死在了当时解放军自己的劣质武器手中。
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也受到冲击，兵工厂生产质量下降，武器低劣，结果在战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李存葆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就在尖刀连队采访，当时解放军的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就爆炸的事情非常多。许多战士都因此牺牲了。在受伤战士中，因自身武器质量问题而负伤的战士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在救护伤员方面，解放军与以往有不小的改进，随着战斗的进程，大批直升飞机24小时连续工作，将伤员陆续运回国内救治，从而降低了死亡率。
在战斗进程里，初期的死亡率相当高，个别连队伤亡甚至到达了百分之九十。一般作为尖刀连的部队，最后一个连回国的一般只有十几个人，一个班剩下不到一两个人，这方面固然有越南防御坚固的原因，但也确实是因为解放军战士没有参战经验所致。
关于越军的伤亡，越南方面一直没有说清楚。解放军初期所宣传的歼敌七万也有夸大的嫌疑。但越南的含糊其词也正表明了其伤亡之惨重。对于这个问题，李存葆查阅了1983年时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档案，档案中说歼灭敌人近六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万多人，击伤一万多人，俘虏两千多人。这个数字主要是解放军与越南正规军的交战结果，包括成建制消灭越南第6师和第13师以及第25师，成建制消灭包括其“英雄团”再内的十三个团。以及重创其316A师等多支部队，其地方民兵和警察与解放军的交战记录还没算在内。越南被俘伤兵不治而死的数据也没算在内。单从战果统计看，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此外，据1979年越南劳动报公布的平民损失的数据，越南在此次战争中损失平民为五万人，因此可以推算，越南在79年战争中的伤亡，绝对在十万以上。
从这些档案可以看出，在此次战争中，解放军伤亡2.7万，越南伤亡十万。
中越、中印两场反击战中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
一、中越战争
1.关于炮兵火力实际上，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越军对中国军队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中国陆军占压倒优势的炮兵火力。越军战俘反映，与美军作战时从未遇见过这么猛烈的炮火打击。美军由于拥有空中优势，作战中主要依靠空中火力支援，而中国军队炮兵的配备密度和火力强度远远超过越战中的美军。通常在师进攻背景下，对尖刀连突破的火力强度为半小时内在1平方公里左右的设防工事区域及敌炮兵、指挥区域进行二至三次火力准备，投射7-8万发炮弹，其中近半为130-154mm口径炮弹。1970年的一次连进攻实兵演习一个月后，演习场区内原郁郁葱葱的满山树木，竟全部枯黄，死光了。说中国空军力量不足有道理，但说中国陆军炮兵火力不足就外行了。实际上，中国由于沿袭苏联军事理论，高度重视炮兵，其炮兵火力与苏军不相上下，远强于北约各国部队。越军炮兵在79年战争全程中一直被中国炮火有效压制，直到几年后老山战役时得到苏联122mm“冰雹”火箭增程弹后，才得以对中国炮兵进行超射距袭击。79年友谊关突破时中国步兵的较大伤亡，主要是多年来初次作战无经验，战士冲击时队型过于密集所致。战争开始2-3天后，伤亡率即大幅下降即证明了这一点。
2.关于伤亡人数人们对中国军队伤亡人数的臆想，大概是出于中国军队人多加上看过去打仗电影得出来的印象所致。实际上，中国军事理论虽强调集中兵力，在突破地域需数倍于敌，但作战时队型相当分散，并非电影里看到的“人海战术”。步兵间隔多在10-20米左右，火炮间隔多为数百米。这样拍电影当然不行，摄影师忙活半天，镜头里只能收进三、五个人或一门炮。观众喜欢的是数十门炮排在一起，一打一大串的火爆场景。但打仗不是那么回事。看过History Channel最近放的美军特种部队训练的片子吗？没意思吧？就那么三、五个人，枪声稀稀拉拉。真实的情况是，1979年战争的中越伤亡总数近乎相等，中方约6万多人，越方不到8万人。但中方伤亡中，伤者占大多数，死亡仅6000余人，且多在战争最初几天，越方则死亡率很高，死亡人数约近5万人。造成如此差别的原因是中方保持着占压倒优势的进攻主动权，作战区域一直向前推进。几乎所有局部战斗结束后，战场均为中方占领，中方伤员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护和直升机迅速后送，因此伤员死亡率大为降低。这是中越战争中中方后勤的主要经验之一。而越方一直被迫撤退，大量伤员被遗弃在战场上，许多伤员未避免被俘，爬到潮湿且蚊蝇虫蚁孳生的丛林或洞穴中躲避，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
3.战争局限于边境地区，是出于对北方苏联的顾虑，而非中方后勤和防空部队无力支持。地空导弹只能打50公里的例子实在有些荒唐。导弹不能随部队向前移动吗？当然，为了避免战争升级刺激苏联，中国在中越数年战争中，确实未使用过导弹，中国空军也从未越过边界作战。
中国对越作战的战略目标，是以围魏救赵之策，迫使越军减轻对柬埔寨梅莱山红色高棉基地的压力。以中国军事实力，若大举攻越，短期内拿下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并非难事。实际上，作战开始一周，越军边境地区防御即已全线崩溃，越314A师据守的谅山三面被围，而谅山以南为平原地带，适于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河内唾手可下。但中国不能不顾虑背后的苏联。由于苏联绝不会容忍中国夺占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若中国攻占河内，更换越南政权，苏军在中国北方策应越南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对越作战从一开始就反复申明是边界反击战，就是向苏联表明绝无占领越南之意，防止苏联动手。在战役战术上，则采用“围点打援”策略，围住谅山而不攻陷，吸引越军主力从柬埔寨回援，歼灭越军主力部队后撤军，这样，救援柬埔寨的战略目标就达成了。实际上，越军开始确实中计，已将6个主力师，包括突破金边的203师从柬调回，企图增援谅山。当越军主力向谅山移动时，中国在谅山东南和西南方向的10多万部队随即向两侧运动，已张开了袋口。但中国由于顾虑苏联在北方行动而一再明示自己的意图终于起了作用，加上苏军卫星侦察到这一移动，并将情况通报了越军，使越南终于明白中国从一开始就说出的战略企图是真的，从而明白了中国军队对谅山围而不打的真实意图。于是，越军主力不再企图增援谅山，而回撤到河内以北布防。中国见战略企图已暴露，越军主力不会再上钩，只得对谅山合围发起攻击。攻击谅山只用一天半解决战斗，消灭了314A师的情况表明，对谅山包围20多天，显然不是中国军队打不下谅山，而是典型的“围点打援”战术，意在围歼增援的越军主力。
当然，由于苏联挚肘，中国被迫暴露战略企图，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国军队在指挥、通信、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暴露出大量问题。美军估计，由于后勤方面的问题，中国军队越过边界300公里（不是区区50公里）后，作战能力将大幅下降。但在对越作战的各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火力和作战能力等各方面占压倒优势，追着越军打的情况，是事实。甚至在让侵越美军甚为头痛的小部队丛林游击战方面，中国陆军对越军也占压倒优势。这都是事实。
二、62年中印战争中国该不该退兵？
1、特别是当时战略环境十分险恶，居然也敢打。当时国内自然灾害刚结束，台湾在东南沿海叫嚣要反攻大陆。国际上，中苏开始交恶，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都站在印度一边，英国自不别说是在印度一边；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领导人，第三世界国家都站在印度那边。中国是经济、政治上都成问题。军事上，本来原不准备打印，只是印度太气人。所以，毛泽东说，印度搞我们那么多年了，我们也该搞他一下。我理解只不过是要教训一下而已。那时，毛泽东等人从来就未在乎过什么“中国威胁论”。
2、时机选择得当。隆冬将至，抢在大雪封山，后勤和军队便于交通之时。最重要的是在美苏两国热衷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古巴导弹危机一结束，我便见好就收，充分适应现代局部战争有限性的特点。
3、打得好。法国人、以色列人等西方国家高声赞叹：“内行人的战争！”、“潇洒至极的战争！”。俘虏印军准将以下7000多人，而我无一人被俘；几乎吃掉了印军的主力，却主动撤军。毛泽东、刘伯承等人用兵如神。
4、收得好。迅速回撤，还将缴获兵器维修一新送回，战俘及时送回，令达维尔等人既汗颜又口服心服。收兵之时，美国的航母已开至孟加湾企图干预；苏联准备给印度新印武器；英国的新装备已经运抵印度。后人常叹曰：“不该打后又撤回麦线以北！”其实是不了解当时的险恶环境。毛泽东战略运筹确实是高人一筹。倒是刘帅认为回撤是否可以少撤一点，但当时谁能把一切都做得十全十美呢。
62年中印边境一战后，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62年发生的中印战争，是中国军队军力的一个顶峰，中国仅以边防部队3万余人就重创了印军主力，占领全部争议土地，逼得印度全国动员并乞求美国干预，在全世界丢尽了脸，而中国当然威名大振，还落下一个好名声，极大的改善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
但这场战争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留下了很大的遗憾，并因此产生数十年的争议。遗憾和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是否应放弃东段九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很多砖家和愤青对此愤愤不平，对毛放弃丰饶的东段却保留了贫瘠的西段而气愤不已，愚蠢说，送礼说，甚至于卖国说纷纷出笼，认为毛下令退兵错了。
中国到底该不该退兵？我认为，该，十分该！理由是：（1）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国军队战力已达极限。一些人（包括一些前线指战员）虽然乐观的回忆说战斗后来很轻松，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已感到疲乏了？毕竟在所有作战物资均靠人员运送、翻越4、5千米高的大山，一路作战南下一个月了。而敌人虽然被击败了，可这些只是其军队中很少的一部分，在平坦的印度大平原，装备有坦克、重炮、飞机，人数在中国参战部队总人十倍以上的印军（不计印度动员部分），轻易就可将轻装的中国军队全歼。虽然中国有百万大军，可能集结到争议土地上的能有多少！依当时的条件，集结保障3、5万人作战已是中国的极限了，而且还不能长期化。（2）后勤保障是中国退兵的决定因素。其实看过与那场战争有关的书的人，多少可以看到后勤保障的艰辛：往前线送弹药补给全靠人力和畜力；为保障前线，连四岁的小孩都要背四筒八斤重的罐头支前！这种靠牦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后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短时间的适用于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数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的，运一车油到拉萨要烧掉半车，而当时中国还是“贫油”国，也没有足够的汽车来运输……相比之下，依托印度大平原的印度却能方便使用汽车、火车搞运输。
在另一方面，西藏的冬季是可怕的：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抛开艰险不说（唱唱“高高的二郎山”吧），随时都有被大雪封山可能。在《喜马拉雅山的雪》一书中，第五章就描述了我军后续部队遭遇雪崩的情景，有十五名优秀的开路战士因此尸骨无存……难啊，苦啊！这些绝不是坐在桌前打电脑的砖家和愤青所能想象到的。时至今日，通向西藏和通向军事分界线的道路仍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差，墨脱仍是中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准备了打三个月的物资，仅打了一个月就退兵了，因为大雪马上就要封闭西藏通向印度的崎岖山路，因为内地通向西藏的公路也将被雪封闭，因为前线补给能力已极度透支……在现代战争就是打后勤的现实下，中国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退兵。八十年代印度成立“阿那尔恰努尔”邦时，就因后勤原因中国放弃了对印度开战。
综上所述，中国军队退兵是必须的。
第三章 战争的硝烟
越南的女俘虏
二十几年前那场血与火的洗礼，生于死的考验一直是我的骄傲！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场震惊世界的战争。那是我国自抗美援朝后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它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国家不可辱、寸土不可丢的共和国信念！
海风像往日那样徐徐吹来，给军营带来阵阵凉爽，然而对于团以上的军官来说今年的夏季似乎来的比较早。近年来，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作为全国战备值班师的将领们无时不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和等待着上级的指令。
年初，部队的训练计划就作了重大的修改。加强了亚热带山地丛林战进攻和防御的战术演练，战士们加强了体能强化训练。每天5公里武装越野，每星期一次10公里长跑，每半月一次25公里小拉练。战士们在烈日下摸爬滚打，体能消耗几乎到了极限。
连队的猪一头接一头地杀，伙食越来越好；“请战书”“入党申请书”一张又一张地飞向连部；操场上满是剃光了头的兵……
一切都在等待中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那一天，命令来了。没有鲜花的挥舞，也没有少女的欢送，有的是战士们按捺不住的喜悦和砰然心跳的激动。
按照预先的演练，我们登上了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军车。每辆车乘一个排，排长坐在车头，车厢里战士们分成四列，两列背靠车厢板，两列背靠背地坐在中间，车厢的前后各有一位拿着小红旗的战士负责联络。
车队缓缓地驶出了营区，保持着50米的间距和50公里的时速行驶在广汕平原上。远远望去，上百辆的军车就像一条长长的巨龙在滚滚的尘埃中向前奔驰，好不壮观！巨龙滚滚，倒退的芭蕉林一晃而过。寂静的车厢里战士们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他们知道此去肩负的重任，有人带头哼起了“红一团团歌”，歌声越来越响，“我们是英雄的红一团，英雄来自井冈山……”
长途开进，最难解决的是内急问题。虽然每辆车上都准备有两根去掉底的火箭弹筒，急不可耐时可以从蓬布下伸出车外解决问题，但在颠簸的车上和众目睽睽下没人用得来，战士们都尽量地少喝水。车队每行驶2小时有一次短暂的休息，每次车一停稳，我们总是急匆匆地跳下来，在路的右侧一字排开，从裤裆里掏出那玩艺，好一阵雨打芭蕉。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中午，车队到了一个兵站。那里有一个大约四十个蹲位的厕所，战士们不分男女厕所蜂涌而入。你能想象一个坑同时蹲四个人，八瓣屁股凑在一起是什么情景吗？像不像绽开的白莲花？
晚上10点，车队拉近距离减慢了速度，缓缓穿过广州城。战士们顾不了行车纪律，争先恐后地从车厢的前后探出头来，栉比鳞次的高楼，灯光闪烁的商店让大家瞪圆了眼睛。车过海珠广场时，珠江堤边、棕榈树下那一对挨一对的恋人，他们肆无忌惮的拥抱亲吻，更是让我们这些“和尚”大开了眼界。（二）
四天后，我们到了边境。连队驻扎在一个叫板那的小村子里，三十几座茅草屋散落在山脚下，陡峭的后山就是边境线。
这里的老百姓很穷，四周是长满了草和灌木的石旮旯子山，只有山角下和石头缝里有一些旱地。他们平时种一些花生、玉米类的作物，换了钱买政府供应的粮食过日子。村民没有灶台和厕所，煮饭是地上几块石头支着柴，上面吊着铸铁锅；要方便时，提一把锄头到后山挖个坑，方便后一埋了事。所以，部队放出警戒后，第一件事就是挖两个坑——“灶坑”和“茅坑”。
房东是一个40多岁的汉子，个子不高，棱角分明的脸瘦瘦黑黑的，会说一些夹生的普通话。自从越南军队侵扰边境，他全家就和其他村民一起躲进了附近的山洞，白天才敢回来喂猪。知道我们来，他非常高兴，早早地把茅草房打扫干净，还特意到隘口镇买了两斤水果糖。
晚上，我们围坐在塘火边，房东拿出了自酿的白米酒，一边跟我们讲越南军队的对他们的骚扰，一边用调羹从大碗里勺酒，一个劲地“敬、敬！”递过来，还将剥开纸的水果糖，往我们嘴里送。
各排都安排了防御阵地，我们排的阵地在村庄西侧的无名高地。这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小石山，高不足百米，宽不过五至十五米，尖尖的犹如一把利剑指向南方，朝南的悬崖下是一片大约有一百多米的开阔地，开阔地的那一头，是越方的一个山丫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绝好地点，其实不然，由于特定的地形和地质，别说在这里展开一个排，就是一个班都有困难，到处是坚硬的石头，工事也没法挖。如果真的打起来，敌人的一发炮弹可以炸得满山石头乱飞，抵十几发炮弹。
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潜伏哨位，战士们都是利用早晚天黑的时候悄悄摸上阵地换岗，在阵地上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靠压缩饼干充饥，解手只能稍稍侧过身子，让尿水顺着石头缝流走。
用望远镜从山丫口可以远远地望到越南境内。
天晴时，会看见越南兵男男女女就着太阳在一口很大的水塘里洗澡。连里的翻译是76年被越南驱赶回来的华侨，在越南当了4年兵。听他讲，越南的连队都配有女子洗衣班，那些女兵白天负责洗衣搞卫生，晚上就陪当官的睡觉。由于长期处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越南官方对军人在性行为上的越轨行为处置非常轻，如果是自愿的就没人管，如果是强奸则通常只是罚到前沿站一班岗。
熟悉了环境，构筑好工事，部队马上投入了紧张的训练。
体能训练和山地丛林战的进攻和防御依然是训练的重点。每天，我们全副武装在石山上奔跑，在丛林中滚爬，训练的残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已经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在真枪实弹中滚打，事故是免不了的，受伤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四连在一次实弹射击时，最后一组炊事班射击结束后，带队的排长急着领人去扛靶忘了验枪，结果回到驻地，枪走火打死了一个正在吃晚饭的战士，那个战士含着一口饭就这么去了，真是最后的晚餐！有一天，我们连进行战术演练，结束时天已经快黑了。集合时发现九班的广东籍战士小练不见了，连长果断地命令每三人为一组进行寻找。好在那里的山不高，我们训练的区域也不大，不一会儿就有人听到一蓬茅草丛后发出轻微的呼救声。顺着声音，发现茅草丛后有一个垂直向下的溶洞，呼救声从洞里传来。通讯员急速跑下山拿来麻绳和手电，大家齐心协力把小练救了上来，他枪也摔没了腿也摔断了。听下去救他的三排长说，小练算是命大，这个洞深不可测，他刚好被一块斜斜伸出来的石头卡在了十米深的地方。
前线的伙食很好，地方政府有专门的生活车为我们送食物和用品，每天都有新鲜的鱼肉和蔬菜。在这里钱已经失去了作用，一切都是无偿供应平均分配，来一麻袋苹果，一人半个，从连长到士兵都是一人半个，没有人搞特殊。烟是最宝贵的东西，象黄金一样的硬通货，可以交换任何东西。即使不抽烟的人也视如珍宝。烟大多是两角八分一包的“红棉”烟，偶尔会来一些“大前门”、“上海”之类的好烟，也是一五一十地分到每个人，好多原本不会抽烟的兵，那时学会了抽烟。
界碑的对面驻扎着越军步兵第三师十二团。这个团据说是越南鼎鼎大名的“英雄团”，他们天花乱坠地自吹为“善攻能守”，“擅长近战夜战”。就是这个“英雄团”，在我友谊关前耍刀弄枪，耀武扬威，炮击我村庄，枪杀我边民，侵占我领土，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去过春节”。
我们的到来令他们紧张，他们知道中共“王牌师”和“红一团”就在他们的对面，“独眼龙”师长正拿着望远镜看着他们呢！
我们的师长是位受人尊敬的老军人。传说在抗日战争的一次战斗中，他一把刺刀面对三个日本鬼子，在搏斗中鬼子的刺刀把他的左眼球挑了出来，他一把扯了摔在脚下，奋勇扑上去，捅倒了那三个惊呆了的日本鬼子。抗美援越时期，是我国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负责帮助越南谅山一带的布防。海南建省后，调任海南省军区副司令。
有一天，师长拄着一根木棍上了我们班的阵地，和大家亲切地交谈了一会儿，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敌人来进攻爬到半山，你们怎么扔爆破筒？”不等我们回答他就告诉我们：“这么陡的山，爆破筒应该横着往下撂，如果直着扔，哧溜一下就会滑到山脚，炸不着爬到半山腰的敌人。”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怎么没想到？大家都不由得暗暗佩服师长：“老兵就是老兵，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三）
自从我军进驻边境线后，每到一个中国的节日，越南人就有一次骚动，他们自作聪明地认定我们会在某一个节假日对他们发起进攻。一到节日他们就紧张，对面的山上加了岗，水塘里见不到越南士兵洗澡，小路上也很难看见他们走动，偶尔有人也是枪不离肩急匆匆地赶路。
78年10月1日我们没有打，79年1月1日又没有打，1月28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还是没有打，到了2月11日“元宵节”，越南人以为我们肯定会发起进攻，因为再下去就是雨季了，整晚的可以看见他们阵地上晃来晃去的手电光和听见当官的呵斥声。可我们仍然按兵不动。
敌我双方在对峙中等待，敌人在焦虑和不安中等待，我们在自信和安静中等待。战士们知道这一天快来了……
2月16日，我们终于等来了命令。
不用准备，我们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指导员简短的战前动员后，按上级指定的时间，我们悄悄运动到了进攻出发阵地。
晚上10点，连队按照事先的想定，各班排继续隐蔽接敌。我带着班里的战士摸到了距敌不到100米的地方，越军的声音和烟火就在我们头上。茅草把手割破了，石头块硌得肋骨生痛，我们憋住呼吸等待着那最后的一刻。
17日凌晨，我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
霎时万炮齐鸣，地动山摇。一发发凝聚着仇恨的炮弹，撕裂长空，一齐射向敌阵。顷刻间，盘踞在549高地的敌炮兵观察所，被我火炮首发命中，两米厚的钢筋水泥墙飞上天空；刚从河内开来的满载军火的列车起火爆炸，摊散在铁轨上；敌军营，腾起滚滚浓烟，成了一片火海；被边境群众恨得咬牙切齿的公安屯，土崩瓦解，变为一片废墟；敌炮兵阵地上，炮管被炸断，炮连滚带跳地抛到了几百米之外的山脚下。十五分钟迅雷不及掩耳的炮击，直打得敌人死伤累累，晕头转向克我们扑进了战场。印象里，所有能动的都在动，喀喀喇喇坦克的履带，轰轰隆隆疾行的军车，纷乱而疾促的步伐，无数打开的枪刺，怒吼的士兵。
向后延伸的炮火象远在天边的沉雷，又像催人激荡热血的战鼓。
没有嘹亮的军号，更没有猎猎军旗，（因为军旗和军号会暴露我们的行踪和建制）踩着坦克的履带印，我们往前冲，地雷在坦克的碾压下爆炸，碎石噼里啪啦地落在钢盔上，身边有人受伤，也有人倒下，冲上去！冲上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冲上去，消灭敌人。“席卷”。边界一线的战斗只能用“席卷”来形容。越军在我们突然而猛烈的打击下溃不成军，距突击部队发起冲击仅二个多小时，我战役第一步撕口子的任务遂告顺利完成，我们控制了边界线上的所有制高点。
我军出师告捷，旗开得胜，大振军心。
天亮了，民工队送来了弹药，我们把伤员和俘虏交给他们。不久，炊事班也把饭送了上来，大家发疯似的冲过去，乒铃乓锒一通乱抢，有的把饭盒搞丢了，干脆两手一操，抓两大把饭边吃边跑，那场面只有打仗才能看得见。
其实，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战场上炊事班最辛苦，他们拼命往前跑，一到地方就以最快的速度埋锅做饭。饭一做好，又要背着几十斤重的饭包往前送。有时炊事班自己什么也吃不到，就趴在地上拣大家丢在地上的饭，连泥带草吞下去，接着又跟着部队往前跑，挖灶，埋锅，做饭，送饭。（四）
按照上级指挥部的部署，撕破敌人前沿一线防御后，一营和三营的任务是攻打同登县城，我们营负责攻打“探某”地。“探某”高地距友谊关三公里多，南（宁）、河（内）铁路和同（登）、谅（山）公路在高地的南端交叉后，沿着高地两侧向北，到了高地的北端后，又是一个交叉。高地恰好处在铁路和公路两个交叉的包围中，是遏制交通的战略要点。从地图上看，它由五个小山包组成，上级指挥部分析该高地至多有敌一个加强连。
营里指定我连主攻，六连助攻，四连为预备队。按照预定的方案，天黑时我们潜行到了敌人前沿。进攻发起前，我们又悄悄往前运动了几十米。
营长一声命令：“打！”战士们跟着炮弹像离弦的箭冲了上去。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距炸点五十米的后面跟进，他们还按常规躲在猫耳洞里避炮哩！这帮所谓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什么阵势都见过，就是没见过解放军这种近地歼敌功夫。要说他们逃跑的功夫也是数一数二的，看见我们上来，有人就势向后一仰，叽里咕噜就滚下山去了，剩下的就让战士们“疯狂”的步机火力割麦子般的撂倒在地。
攻下了两个小土包后，我们正准备向纵深发展，“咯咯，咯！”从不远的高地扫过来集密的枪弹，我们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好几个战友倒了下去。
不一会儿，狗急跳墙的敌人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我们反扑过来。小土包上没有一点隐蔽物，我们趴在地上，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可就是这样，我们还是沉着应战，把目标瞄得准准的，80米不打，50米不打，等敌人爬到离阵地30米时，各种火器一齐开火，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扔下十多具尸体，败阵而去。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拼凑兵力，对我进行轮番攻击。战士们高叫着：“狗强盗，尽管来吧！”一次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虽然我们越战越勇，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反扑，但连队伤亡也不小。
天亮前，我们接到营里的命令，撤出了高地。
利用天亮前短暂的黑暗，我们在“探某”高地的对面构筑了简易的工事。“狗共军，有胆就过来吧！”对面的越军光着膀子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们大喊大叫着，不时地还用高射机枪对我们阵地一阵狂射。高射机枪平射是越南人发明的，它射程远、威力大，打在身上就是拳头大的一个洞，在战斗中不少烈士就是牺牲在它的子弹下，还有许多战友成了终生残疾。
战士们低伏在阵地上，狠狠地咬着嘴唇，看着对面越军猖狂的表演，我们知道今晚将有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
入夜，对“探某”高地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了。
敌人层层阻截，他们凭险据守，设置了重重障碍，各种火器发疯似地向我们扫来。我们在两辆坦克的引导下，如滚滚铁流，直捣敌巢。我步兵坦克密切协同，多路进剿，很快我们就又一次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这时，意外出现了。当我们沿着一条山凹正准备继续向纵深发展时，从前、左、右三面突然冒出了数十个隐蔽火力点，瓢泼似的弹雨向我们泻来，尖兵班又遇到了雷区，部队被压在山凹里和坦克失去了联系。
我听见连长对着步话机大声喊着，要求营里火力支援。通完话后，连长把爬伏在附近的几个班排长招集在一起，传达了营首长的指示：一是，友邻部队在攻打同登县城的“法国炮楼”时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上级抽不出更多的炮火来支援我们；二是，指挥部已经察觉到低估了“探某”守敌，作战计划要作修改，要求我们尽快撤出战斗。
这里还要交待一下坦克。为了和坦克加强协调，每辆坦克外面有一个拿着对讲机负责为坦克指引目标的战士，怕坦克行进中把他颠簸下来，这个战士是用绳子绑在炮塔上。那晚，坦克与我们失去联系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大显神威，一路猛冲痛打，所向披靡。冲入敌炮兵阵地，见到敌人就碾，见到火炮就压，见到汽车就撞。敌人如火燎蜂房，一阵哇哇乱叫，连滚带爬，四散逃命，6台汽车、2门火炮变成了废铁。我还记得有一辆坦克上负责指引目标的是一名广东惠州籍姓朱的班长。坦克回来后，我们都以为他必死无疑，谁知到坦克后一看，他居然毫发无损，只不过被震昏了吊在坦克上，真是一件奇迹！
上午，连长带着我们几个还活着的班排长到营指挥部，大家把战场上遇到的和看到的一股脑倒给了上级首长。重新审定高地的位置，从发现的敌火器配置，可以推定“探某”高地的防御之敌决不是原先设想的一个加强连，而起码是一个营的兵力（战后从缴获的敌人资料证实了是越军的一个小团，即我们分析的一个加强营）。由于高地上山头的高差不大，地图的10米等高线只能标出五个山头，而实际上该高地是由二十三个大小不等的小山包组成。
下午，连里从兄弟部队补充来五十多名战士，他们带来了我们急需的弹药20日晚9点，师团炮群对“探某”实施炮击，我们第三次对“探某”高地发起了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为了给炮兵指引目标，二班副班长小马主动请战，他从军械员那里领了几个装满曳光弹的冲锋枪弹夹，很快地消失在夜色里。在小马的指引下，敌火力点一个接一个地被我炮兵摧毁，敌一座弹药库被击中燃烧起来，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火光下，我们高呼着拼死往前冲，每个人都不愿意拉在后面。
小马右眼圈黑青着回来了，是被敌高射机枪子弹崩起的石块砸伤的，连长乐得裂开嘴冲他直笑。就是这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广东四会籍的农家子弟冒着极度的危险，在离敌火力点最近的距离，最正的角度，用曳关弹连续对敌火力点射击，为炮兵指引目标，扫清了部队前进路上的障碍。打过仗的人才会知道，他这样做，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上。战后，小马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凌晨1点，我们攻下了“探某”高地，肃清了躲进坑道的残敌。至此，对越自卫还击战广西方向第一战役胜利结束。（五）
23日，我被提为排长。
那一天，连长带着团干部股长到班里，他们指着我嘀咕了一阵。连长走过来，扔过来一部884连排指挥机：“二班长，命令你到二排当排长。”那时我才两年兵龄，刚刚摘掉“新兵蛋子”的帽子，心里着实慌张。但战场上没有条件好讲，我只能默默地接过指挥机，向连长敬了个礼，上了二排的阵地。
下午，我们奉命回国修整。
天擦黑时，我们到了国内的大青山，连队开始宿营，每人发了一个大菠萝罐头。
天下起了雨，我和通信员小刘（宁德人）用了近二个小时，挖了个刚好能容两人屈卷着身子塞进去的猫耳洞。我们撑起一块塑料布挡着洞口的雨水，用刺刀捅开罐头，把菠萝水倒进水壶，困倦地闭上眼睛，这时已经是下半夜2点了。
刚迷糊了一阵，大约4点多，接到通知，明天下午敌人将对我们进行大规模反扑，上级要求我们尽快赶回原来的阵地，加固工事，做好防御准备。
冒着雨，部队沿着铁路线匆匆往回赶。等距离的铁路枕木，一步又一步我们机械地迈着腿，许多人边走边睡，头不时地磕碰到前面战士的枪。走到一处山凹时，有一条小河沟，大家都抓紧时间给水壶灌满水。沿着水沟往上走了没几步，就见到水沟里躺着几具尸体（天黑看不清是我军的还是越军的），水顺着尸体往下流。要在平时，尸体上流过的水谁敢喝？但那时，我不敢把水壶的水倒掉（不知别人有没有倒掉？），一是越南人到处放毒，流动的水肯定没毒；二是也舍不得还剩下的半壶菠萝水。后来，这壶水喝完了也没见肚子作怪。
天亮后，我们回到了原来的阵地，我和几个班长商量后，对阵地做了布防。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各班阵地上去检查，发现只有寥寥几个兵在加固加深工事，大多都躺在山坡上。他们对我说：“排长，实在太累了！敌人要来，打死了算！”是啊，6天没有睡一个囫囵觉，又来回走了20多公里路，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我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什么，轻轻地叮嘱了几句就走了。
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确实在战场上“苦”要比“死”更让人受不了。
敌人没有来，他们害怕了，退缩了回去。
附近山里有越军一门隐蔽的流动炮，平时藏在山洞里，瞅着有机会就偷偷拖出来，对着目标放两炮，马上又拖回洞里，给我军造成了不少伤亡。
排里接到命令，要我们设法找到这门炮。
晚上，全排呈一字型来到一处山脚下。
天下起了雨，雨水滴滴答答打在身上，我们伏在路边的草丛里，眼睛睁得大大的，恨不得撒开所有的感觉神经，去看、去听、去触摸一切，时间在这时令人觉得像坐牛车一样慢。战友们互相都看不见，时间久了，感觉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紧张过度后非常疲倦，有一阵我差点睡着了，轻轻旋开水壶，无声地咽了一口水。
天快亮了，灰蒙蒙的，看来一夜无事。
忽然拴在手臂上的绳子轻轻抽动了一下，那是前面的战？我们尽量地把头伏在乱草里，把压在身下的枪，轻轻地抽了出来。
声音越来越近，走走停停，几条黑影来到预定的捕捉点。“上！”我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吼，我们象离弦的箭冲了上去。越南兵反应的确快，乘着天黑呼啦一下子散了，只打死了一名，抓到一个女俘虏。
根据俘虏的交待，我们顺利地找到了这门炮。没有遇到抵抗，他们知道大事不好，早跑了。我们把十几个手榴弹用铁丝捆在炮管上，再把帆布盖在炮身上点着了火，火烧着了轮胎，引爆了手榴弹，轰隆声中敌炮成了一堆废铁。
回到连部，听说抓到一个女俘虏，许多战士都跑来看。
战斗间隙中，战友们最爱谈的是女人，说得最多的是越南女特工。他们说越南女特工貌美如花，而且会在被你俘虏时，突然脱光衣服，等你神魂颠倒时就干掉你。或者，她们常在我军阵地前山泉边洗澡，引得一班傻瓜看得不亦乐乎时，就有人从后面给你颗手雷。
这个女俘虏大约二十七、八岁，虽然谈不上貌美如花，但在她疲惫不堪、惊恐万状的形态下，有着一张圆圆的面孔和娇小的身材。
晚上，连队在一处坡脚下宿营。半夜，忽听的一声怒骂“王八蛋，给我滚！”，月光下女俘虏蓬乱着头，扯开的衣襟下露出白白的奶子。那个越南回来的翻译揉着被连长踢痛的屁股，呢喃着：“你们中国军队就是这个不好，玩玩俘虏有什么关系！”
为了确保友邻部队顺利攻下越南重镇谅山，我们师奉命拿下谅山河北侧所有制高点。进攻的重点是扣马山。扣马山，海拔八百多米，耸立在谅山河北侧，俯看南（宁）、河（内）铁路和同（登）、谅（山）公路，是我们在越南境内遇到的最高峰。
行进的路上，许多师团首长都在路边给我们鼓劲。
我们连的任务是夺取扣马山前的那派高地。
这是一个长满了茅草的黄土山，根据侦察，驻守有越军一个加强排。
上午9点，连队运动到那派高地后侧的一片小树林里，这里距高地不到三百米。根据敌情，连长决定一排主攻，二排助攻。
战斗打响后，我带着战士们从敌人阵地的正面往上攻。敌人狼嚎般的怪叫着，机步枪同时开火，战士们左跳右跃的向山头冲去。在距敌第一道战壕四十米的地方，我们遇到了困难。这里是一大片倒伏的芦苇，人踩在上面直往下滑，敌人的手榴弹像不要钱的土豆向我们扔来，好在这里是射击的死角，枪打不到。
越军的手榴弹和我军的不一样，他们的柄短，有利于丛林地战斗中使用，但他们手榴弹从拉火到爆炸要7—8秒时间（我军是3秒）。战士们和敌人玩起了扔手榴弹游戏。大家伏在芦苇上抬起头往上看，敌人往下扔一个手榴弹，我们赶快捡起往下扔。也有牺牲的，四班班长是从其他部队补充来的，江西景德镇人，敌人一颗手榴弹扔下来，滚在草丛里没看见，旁边战友急忙叫他，他转回头去找时，手榴弹在他脑袋下炸响，脑浆飞出很远很远。
我急忙把情况向连长汇报，不一会儿，连长调来了60炮班。
60炮这个当年小日本用的“掷弹筒”，本来部队早已淘汰不用了。但因为它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山地丛林战中携带，所以，战前部队重新装备并训练了它。
那一次，有如神助，几发60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落在敌人战壕里，炸的敌人鬼哭狼嚎。我兴奋地对这对讲机喊着：“打得好，打得好！”，在炮火的支援下，战士们一声喊猛地跃起，子弹瓢泼似地射向敌人，几个越军应声而倒，其余的撒开腿就往上逃，我们趁势攻占了第一道战壕。
狡猾的敌人，临逃也没有忘记在战壕里挂上地雷，六班战士小刘（江西赣州人）在跳入敌战壕时踩中地雷，整个左脚不见了，只剩一条血淋淋的裤腿，一直到被担架抬走都昏迷不醒。那眼睛黑沉沉的，藏在乱发后面，那张原来是美丽的脸，变得是那样的苍老。
敌人为了夺回高地的第一道防线，从山头拼命向我们射击，我们以战壕为依托沉着冷静地与敌人对射。八、九个敌人头戴钢盔，端着冲锋枪沿着纵向战壕，拉成一线，嚷叫向我冲来，我一声令下，三挺机枪猛地发威，敌人丢下四具尸体缩了回去。
我们和一排从山的两面往上猛冲猛打，敌人被我们压缩在山头上不足50米的范围内，只落得腿断脊折，眼看大势已去，他们变换了招数，像地老鼠一样，钻进了洞子。为了消灭钻洞之敌，我们分为三人一组开始搜索。我们高喊着“若松空压！”（越语缴枪不杀），一米一米地仔细搜索。大多钻洞的越军只好乖乖缴枪，个别据洞顽抗的，用火箭筒和喷火器抵近射击，把他们轰死在洞里。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夺取了那派高地。此战，我连以伤6人亡8人的代价，取得歼敌24名，抓获俘虏6人，缴获高射机枪2门及各种轻重武器30余支的胜利。
那些俘虏，他们扭曲、污血满脸，令人憎恶。哈！这就是小霸呀！呸！回头再打量一下自己，也不怎么样，帽子和扣子都失了踪，脸、头发和衣裤上都沾满了土，就像街边的乞丐。（七）
谅山外围战斗结束后，我们奉命驻守104高地。
104高地在谅山河南岸。前面，两条长长的山腿一直伸到同（登）、谅（山）公路边；后面，南（宁）、河（内）铁路从山脚下穿过。高地上每4米见方就有一个弹坑，可见原来的战斗之激烈。坡顶上到处是越军的尸体，有男的也有女的，有一个女兵尸首的下部还被插了根木棍。
根据地形，我派五班和六班到前面的两条山腿设防，我和四班在主山头，并对铁路方向派出了警戒。
我和四班住在一个很大的坑道里。越南人的坑道挖的确实好，从垂直的洞口钻下去，是一个有5米方近2米高的洞，四周修的很齐整，象一个大房间，有四架双层床，墙上还贴着美女画。从地上扔的梳子和床上丢的胸罩裤衩分析，这里原来应该住的是越南女兵。
第二天，我和通讯员小刘到五班阵地巡查，远远的就闻到香味，原来是几个兵围着一个装压缩饼干的铁罐在煮马铃薯。有一个姓蔡的大个子兵看见我来，忙叫：“排长，快来吃马铃薯！”我一声不吭地走上前一脚把铁罐踢翻在地，冒着白烟的马铃薯滚得到处都是。其实我知道这样做有点不近人情，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战场上到处是地雷，我不能允许他们到处乱走，造成非战斗减员。
在回主阵地的路上，我第一次遇到了敌人的炮击。当时我戴着连排指挥机，耳朵里的杂音很大，听不到炮弹飞行的声音。第一发炮弹毫无知觉地“轰！”的一声落在离我不到10米的地方，炮声像炸雷一样震得我头皮发麻，强大的气浪把我和小刘掀得差点摔了个跟斗。我卧倒在地抬头一看，乖乖，那个弹坑足有3米大2米多深，弹坑边插着好多呲牙咧嘴的弹片。所幸这是一颗穿甲弹，如果是榴弹，我这个小命也就玩完了。
我急忙掀起耳机，招呼着小刘往回跑。当我们来到一片草地时，空中“嘘……”一声尖啸，“卧倒！”我赶忙趴在地上，一发炮弹在远处落下。几发炮弹后，我就听出名堂来了，“嘘……”声音尖尖长长的，你放心走你的路，炮弹起码在30米以外，如果是“嘘……啪啪，啪！”，赶快卧倒，炮弹就在你的头上哩！
有一阵炮击到了高潮，耳边全是汹涌的爆炸声，到处在震荡，我像被魔鬼装在盒子里用力摇。好几次我相信自己被震到全身离了地。那地上粘粘的全是烂泥。那炮弹就像跟着我们似的，我想越军炮兵观察员肯定就在附近躲着看我们呢。
我胸中充满悲壮，心里反复在念“汉家大将出阴山，不斩楼兰誓不还”。
3月4日凌晨5点，兄弟部队对谅山的进攻打响了。
我在睡梦中被滚雷般的炮声惊醒，我们急忙钻出坑道来到高地面对谅山的一面。天被炮火染得通红，山脚下同（登）、谅（山）公路和谅山河边，挤满了我军的各种火炮，加农炮、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一齐怒吼，短短的十几分钟3万多发炮弹盖向谅山，谅山城湮没在一片火光和浓烟中。
此时，我的望远镜成了你抢我夺的宝物，我们对着山下的炮兵，指着对岸的凉山，忘情地跳着喊着。第一次看别人打仗、第一次敢站直了身子毫无顾忌地指手画脚，真是很过瘾呢！（八）
3月5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自当日起中国开始撤军。
部队开始打扫战场做回撤的准备。打扫战场两大任务，一是寻找牺牲了的战友，把他们的尸体运回祖国；二是把我军用过的遗弃物就地掩埋或销毁。
四处里都是打扫战场的兵，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味，火车整列整列地往回拉原来我国支援越南的物资。攻打谅山的部队在往后撤，工兵跟在他们后面埋地雷、炸铁路，大段大段的钢轨飞得到处都是。
二月的越南时雨时晴，天气又闷又热，近二十天的时间，许多烈士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很难搬运。我和两个战士在一堆草丛后发现了一具烈士的尸体，他的肚子和右腿膝盖中了高机弹，脸已经发黑发肿，拳头大的伤口上爬满了蛆虫，散发出阵阵恶臭，那个年纪小的兵差点呕了出来。烈士的帽子不见了，我戴上防毒面具，伸手去抠被他歪着的脑袋压住的领章（我们每个战士的姓名、血型、部队番号规定写在帽子里、领章下和腰带后），领章下什么也没有，我只好去解爬满了蛆虫的腰带。这时我肚子里也一阵一阵往上翻，但我想到他是我们的战友，不能让他客死异乡，自己是排长也应该带头动手。小兵到村子里找来一块毯子，我们抬着头和脚想把尸体放到毯子上，我抓着解放鞋一用力，脚差点烂断下来，只好用枪杆慢慢地把尸体拨到毯子上，把他抬到停在山下的汽车上。
大约是12日，副指导员来排里告诉我，前面已经没有我们的部队了，要我们提高警惕，随时听候回撤的命令，并说前面小村里还有兄弟部队遗留的物品，营里命令我们前往销毁。
天刚黑，借着蒙蒙的光，我带着五班在工兵的带领下沿着一条小路往北走。四周静悄悄的，我们排成一条线，踩着工兵的脚步轻轻地走（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我军在回撤的路上布满了地雷），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打喷嚏，禁止放屁，总之不能有声响。不知走了多久，好长好长，好像走了很多很多的路，到了村庄我们迅速销毁了那些东西，象兔子似的跑回了阵地。
13日下午，阵地上来了两个工兵班。我们的任务是在回撤时掩护他们布雷。
前边已经没有我们的部队了。那两天，全排的战士都紧张得很，人人把心提在嗓子眼里，一点觉都不敢睡。我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整天抱着对讲机，等上级的指令。
15日晚12点时，正当我抗不住困迷迷糊糊想睡时，耳机里传来“二排长，二排长，请回话，请回话！”，我赶忙提起精神和连里联系。
接到回撤命令，我们三个班成梯次轮流后退着掩护工兵埋雷。柏油路面很硬，工兵也只能挖几个浅坑，摆上一些地雷延缓敌人的追击速度罢了。
连长在不远处接我们，看见我们平安撤下来，他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天亮了，我们看见了友谊关。
远远地听见关内锣鼓喧天，大家遐想着漂亮的少女、挥舞的鲜花、飘扬的彩旗，高兴得又蹦又跳。
这时，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不走友谊关，而是翻山回国。理由是，我们军容不整，有碍观瞻。尽管我们肚子里直骂娘，但大家互相看看，脸是灰的，脖子是黑的，牙齿是黄的，水壶也瘪了，一个月没洗澡身上臭得死，有的人屁股上还忽扇着破布片，的确不怎么样。
爬上山顶，迎着祖国吹来的风，不知是谁大吼了一声：“胜利了，我们回来了！”“集合！”我们在连长的口令下排成一长列，全连挺身持枪，一张张面孔都是酷哥，一排排的枪刺刀光耀眼，慑人心魄。我们向着祖国敬礼，心中充满无比自豪。
蓝天，白云，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的队伍所向披靡！
二战中为何只有日本军队没有装备冲锋枪？
在二战中几乎所有交战国的军队都装备了冲锋枪，而且很多枪堪称为经典名枪如：德国的MP-38/41型、英国的斯登式、美国的汤姆森、苏联的PPS冲锋枪等等。（中国军队只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才有少量的装备，而且均为英、美提供）而日本军队却没有将这一重要武器装备部队，尽管以日本当时的实力来说无论是采购装备还是自行研制一种适宜的冲锋枪都算不上是一种难事，但直至战争结束日本军队也没有任何一种型号的冲锋枪在军队中装备。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在电视剧《亮剑》中日本的特种作战部队不就是使用的冲锋枪吗？但请记住电视剧《亮剑》中的日本特种作战部队所使用的中锋枪是美国生产的M3型（俗称“油脂枪”）而且只是个别的战例。当时日本军队的主要步兵装备仍然以步、机枪为主。
日本军队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陈旧的战术指导思想
远在十九世纪末的日、俄战争中，当时俄军主要使用的步枪为老式的滑膛枪有效射程只有300多米，而日军则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来复枪有效射程达到了800米以上，同时日军的精准射击也给俄军造成了极大伤亡，从此奠定了步枪在日本陆军中的绝对主力地位。
在一战结束以后日本陆军内部也曾有人提出过为部队装备冲锋枪的想法，但日本军部的高官们经过测试和比较后得除了这样的一种结论：他们认为“百发百中的步枪要好于百发一中的冲锋枪”，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军队中能有多少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而在激烈的战斗中又有多少“百发百中”的可能呢？
日本军部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的战术思想还停留在一战时期“步枪的精准射击及机枪有效的火力压制”是阵地战的“经典”。
二、目光短浅、盲目自大
日本在二战中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日军相比的确是差距很大。中国军队没有坦克、飞机火炮也很少，即使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如此，杂牌军就更不用说了。在抗战初期的几次大的战役中尽管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优势、士兵也很英勇，但由于没有空中掩护和足够的炮火支援，往往是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仍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因此，日本军方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是最强的，武器装备也是最好的”。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太平洋战场上在与美军的较量中，中国军队的悲剧在日军身上重演了。在残酷的岛屿争夺战中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单兵自动武器和强大火力支援的美军给予日军极大的杀伤，在美军冲锋枪密集的弹雨中成千上万的日军做了枪下之鬼。这时日本军方才认识到了冲锋枪的重要性，但是“晚了”！
三、日本的国力影响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缺乏的岛国，所有的战争物资都需要从外部获得。尽管日本占领了一半以上的中国国土，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占领了物产丰富的南洋诸岛，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资源短缺现象充其量只是一种“缓解”，同时由于占领区内缺乏工业基础，因此日本只能将获得的资源运回国内进行深加工，这不但加大了制造成本还延缓了制造周期。所以尽管冲锋枪的优点很多但由于存在着制造成本高、工艺复杂、弹药消耗过大等原因最终被日本军方所放弃。
七十万魂不还乡
——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四十五万五千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四十八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五十五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
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吹嘘。
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仅仅区区五十五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的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
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本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七十八万九千三百七十人。
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州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中国慰灵》一书封面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日军堆积如山的骨灰盒，下面的批语提到到中国大陆作战的日军，有七十万以上不能归乡。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一万两千两百零九人，而读卖新闻的纪录，则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十万。《中国慰灵》一书中关于湘桂作战日军伤亡的描述。
虽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已经比早期美国学者所提供的多了二分之一。而二分之一，就是二十多万日本兵埋骨在了中国的土地。至少，这是日本方面的数字，而且，看目前的趋势，随着日方史料的渐渐披露，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这至少让我觉得可以松口气，因为刚看了张忠义先生的《抗战八年中国并未取胜》，结尾处张先生以“良药苦口”为重点，点醒世人道：“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我这个普通工程师发现的这一点点日本史料，也许能让张先生安心些，如果侵华的日军只有六十万，看来还真不至于让我们的四亿民众无力回天，只怕还要再发照会让日本派十万人来才够埋（还没算打残废的）
第四章 历史本相
八路军真正的战斗力
——宋庄战斗经过简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倭国陆军为变华北地区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指示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彻底粉碎日占区心脏地带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是晋察冀根据地）。由此而始的一系列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使得1942年成为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一年，其中最激烈、最为我方铭记的当属对冀中地区历时两月的“五一”大扫荡。
冀中地区因起富庶向来被日军视为八路的衣粮库，在地理上亦是四战之地，连通平、津、保、石诸地。日军在使用声东击西之计，对周边地区发动佯攻扫荡后（亦为建立对冀中可靠的包围网），于1942年5月1日由冈村宁次大将亲自指挥华北方面军三个师团又两个独立旅团突然包围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正规部队（著名的吕正操将军所部）、军区机关全部陷入敌军“铁壁合围”。由于日军在人数及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冀中八路军主力不得不化整为零，包括军区机关在内的所有部队均分散成连、排级单位行动，开始突围作战。在空前惨烈的战斗中，虽然伤亡惨重但仍英勇作战的八路军相继取得了几次奇迹般的胜利，宋庄战斗就是一次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备受称颂的战斗。
宋庄是个位于河北省深泽县东北约15里的普通小村庄，该村有300多户人家，分为南北两部；北部较大，南部较小（只有30来户人家），两部相距不到50米。从地理位置来看，深泽左邻无极（日伪的确保区），右接安平（冀中八路的中心区），在扫荡前属于八路的控制范围（当然县城除外）。虽然宋庄战斗之前以日军为主力的扫荡已历一月有余，周边地区亦遭相当破坏，但该地群众基础依旧良好，新建的伪地方政权根本不能有效运作。
1942年6月8日夜，八路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22团的2个连（一连、二连）在团政委梁达三的带领下摆脱日军追踪之后，碾转数日从无极方向转移至宋庄驻扎休整。由于时值日军气焰最嚣张之时（从地图上看，冀中军区已全部沦陷了），八路军一到驻地便开始修筑工事：把路口堵死，把每个院落打通，迅速从村里到村外筑起了三道工事（均以房屋为依托，无野战工事），把宋庄变成了处处相联、交叉火力密布的防御堡垒。同时按照当时的作战原则，将该村的老弱妇孺连夜转移到了其他村子。当时22团首长提出了“谁多挖一锄头，谁就少挨一炸弹皮”的口号，事后看来这绝对是个英明至极的决定。6月9日，天刚拂晓22团指挥人员便会同2个连的干部观察地形，布置应急的作战方案，以防日军的突然袭击。布置完毕之后，八路指挥人员刚刚返抵各自阵位，便传来警戒哨跑步带来的口讯：“村东北发现日军骑兵。”此时是6月9日晨7时30分，半个小时前宋庄工事刚刚修筑完毕。
向宋庄前进的日军并非是骑兵部队，而是日军冀渤特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的警卫部队。有趣的是，这个坂本上任不久，此行的目的并非是要亲自合击宋庄的八路，而是带着一个由参谋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日军常搞这种东西）前往宋庄以西地区考察前几日扫荡战斗的战场地理情况。5月下旬和6月初，在无极、深泽一带的八路军屡次在突围过程中和日军接火，但日军最终均未能捕获住这些八路部队，坂本此行正是要前往上述地区做番实地考察。与旅团长随行的除了参观团，主要有2个中队的步兵卫戍部队300多人，以及30余名手持倭国军刀开路的骑兵。八路的观察哨发现的正是当先用作仪仗的日军骑兵小队。
在获知日军突然出现的情况后，22团的这2个连立即进入刚筑好的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1连主守北部，2连负责南部。连里命令战士们进入阵地之后隐蔽待机，预备近距离伏击这股日军。此时日军虽然距离宋庄不过一公里之遥，却丝毫未能察觉出前方的小村实际是八路的一个伏击阵地。领头的日军骑兵在绕过村外的树林之后，没有派遣斥候小队前出侦察，依旧领着坂本和参观团径直往宋庄东北方的入口而来。防守该处的1连战士大胆沉着地将日军放近，直至日军骑兵进至我阵地仅30米处才按照连长的开火口令猛烈开火。刹那之间，1连的1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以这种武备看，1连应是22团主力连队）和上百支瞄准多时的步枪同时向日军先导骑兵和随后的参观团猛烈开火。毫无准备的日军受到如此强烈的火力突袭，顿时被打得人仰马翻、乱作一团（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接近村口的日军先头分队几乎完全被消灭。坂本旅团长在战斗刚一开始之际，便受了头部中弹的致命伤，伴随的先导骑兵小队和参观团亦大部被击毙，而此时在参观团之后步行的两个步兵中队刚刚转过离村约500米处的小树林。不过该部日军反应较快，眼见护卫的主官遭到伏击，立即向周边日军据点发报求援，同时分成两路向前增援。一个中队向村东进攻，另一个则直接扑向村北。这些担任护卫的日军步兵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较为精良，武士道精神尤为顽强。其进攻时，以班为单位发起多路突击，由轻机枪在后火力支援，突击速度很快。但甫一接近八路阵地，便遭到我军的“手榴弹幕”的轰击，冲得较猛的几个班全部被消灭。余下的日军却依旧执迷不悟，虽不断遭到我军机枪的扫射，仍不断重整，不顾伤亡地反复冲击我军阵地，企图突入村内，后来甚至连轻机枪手也端着机枪参与冲锋。不间断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左右，日军卫队的进攻每次均在八路军阵地之前被打垮，人员损失惨重。在连续五次冲锋之后，坂本的卫队已伤亡了200人以上，若不是此时日军增援已到，这些步兵必定在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打得全军覆没。不过，这支卫队的反复冲锋也不是没有任何成果，好歹他们也抢回了重伤的旅团长（坂本没挨多久就死了），只是整个部队已经彻底垮了，全天战斗结束之后该部仅存50余人。
在宋庄的战斗激烈进行之际，周围的日军据点陆续派出了强大的增援部队。无极、深泽、定县、安国、饶阳等地的日伪部队均大举出动，因为从最初的战斗判断，日军认为胆敢在己方主力眼皮底下的宋庄设伏的八路绝不会是支小部队。当时的冀中平原已被日军完全“网格化”，在6万多平方公里8千多个村庄的地面上，密布着日伪的1500个大小据点，另有700多辆汽车经常在1万多公里长的网状公路上穿梭巡逻。因而日军的增援来得很快，到上午10点左右，除了仍在进攻的坂本卫队之外，宋庄东北、西南、和东面均出现了大批日军，其随即展开了进攻。这样一来，宋庄八路军的处境变得相当危险，有被日军吃掉的可能。我方指挥员原来打算在重创坂本卫队之后，脱离与日军的接触，未曾料想增援的日军来得如此之快，不得不当即调整部署：决定不管敌人的兵力如何强大，我军在第一、二道工事无论如何要与敌周旋八小时，第三道工事要坚持到天黑，然后待机突围。由于进攻的日军人数众多，战斗力较强，22团首长要求连队能充分利用宋庄的村落工事进行主动灵活的战斗，并提出“谁能节省子弹，谁就能坚持胜利”的口号，要做到敌人不进入火力圈不打，瞄不准也不打，发挥每一粒子弹的效能。
上午11点过后，日军已陆续集中了约1700人的部队，在经过迫击炮和步兵炮近一个钟点的猛烈轰击之后，从宋庄的东西南三面同时发动了进攻。八路军所依托的第一道工事，一道矮矮的土围墙，此时已是多处被日军炮火夷平。在这一敌众我寡的危急时刻，22团的特等射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连有位班长，伏在被打塌的工事下面，面对逼近的日军毫无惧色，连续射击7枪，击毙日军7人。二连的副连长则亲手一枪击毙了500米开外的日军机枪手。但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和人数优势，不顾死伤，依旧逼近了八路军的阵地。此时八路军战士们索性跳出房屋和工事，将密集的手榴弹投向日军，同时与敌展开肉搏。日军的火力掩护因双方一再近战而大打折扣，而八路的手榴弹在混战中却显得威力无比。从12点到下午2点，22团又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日军在全面进攻屡屡受挫之后，便改变策略，在保持对宋庄四围阵地的全面压力之外，集中优势兵力猛攻较小的南部宋庄。驻守在这里的是2连的一个班，经过上午的苦战之后弹药消耗很大，加之围墙已毁，不得不转移到院落和房顶之上坚持作战。日军进攻开始之后以一部从西侧翻越了围墙废墟，随即与前来堵截的八路军展开肉搏，与此同时其主力迅速从正面发起冲锋，终于涌入了宋庄南部。在激烈的肉搏之中，2连的这班战士大部牺牲，少数几人用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突回了北部的我军阵地。
宋庄南部失守之后，北部阵地显得更为孤立，第一、二道工事已基本全毁，弹药也消耗很多，而村外日军的增援仍在不断到来。此时八路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经过讨论，把严重的形势告诉了全体战士，让大家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要求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守阵地，直至天黑突围。村外的日军在得到兵力和火力的补充之后，很快又向北部宋庄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这一次日军的炮火特别凶猛，夹杂在各型火炮中的还有三、四十个步兵掷弹筒。在炮击停止之后，步兵冲锋之前，日军甚至施放了大量的瓦斯筒。顿时，八路军的阵地被一股瓦斯气包围，不少战士被呛得失去了战斗力。趁此时机，日军发起了进攻（这应该是日军的总攻）。在2连阵地，待毒雾快散去时，副连长发现一股日军已占据了村边的几栋房子，立即率领十几个战士冲进屋内，硬是用手榴弹和刺刀把这些日军全部消灭。在日军主攻的1连阵地，敌人在连续冲锋受阻之后，再次施放了瓦斯，接着趁我军战士暂时不能射击之机，组织了一些带着轻机枪的突击小队抢上村边的屋顶。八路军发现这一情况之后，也立即组织小分队携带手榴弹和短枪反突击这些立足未稳的日军。经过激烈的白刃搏斗之后，日军的突击小队被八路军的手榴弹驱离了这些屋顶。虽然随后日军再三攻击，但在夜幕降临前终未能突入宋庄一步。在最后的总攻之中，甚至有一名日军小队长完全失去了再冲锋的勇气和信心，迟迟不敢前进，竟被上级在阵地上当场枪决。
22团的首长在9日17时30分左右拟订了当夜的突围计划，为分散日军注意力，增加突围的成功可能性，决定1连向北，2连向南分头突围。到当日19时过后宋庄外的日军已完全停止了进攻，开始准备夜间防御。6月9日这一天对于参战的日军不啻是一个灾难，虽然有好几次他们的突击部队已经冲入了宋庄的街道，却没有一次不是伤亡惨重地退回出发阵地。到这天夜里为止，陆续投入战斗的日伪军总计达到了2500余人，但却已经伤亡近半，面对着小村之前可怖的尸场，精疲力竭的日军只得点燃火堆，开始过夜，同时等待将于明早到来的新的援兵。但宋庄的八路军没有给日军来日再战的机会，当夜深之后，两连八路同时开始了突围行动。2连的突围行动在行将成功之际，突然被日军发现，后者当即发射曳光弹并用机枪封锁道路。但2连战士用手榴弹开路，沿着村边的沟道朝正南急进，一口气跑出6里地之后摆脱了日军。1连的突围更为惊险，部队在穿越火堆之时与日军巡逻哨相遇，幸亏大部日军因疲劳而处于酣睡之中，1连仅用一阵快速的刺刀格斗便结束了战斗，安全地突出了重围。从睡梦中惊醒的日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刚刚突出去的两小股八路就是与他们激战了一天的全部对手，仍然紧紧包围着宋庄，包围着想象中的八路大部队，一夜没有睡好。只是当第二天真正进村之后，敌军才无比惊讶和懊丧地理解了这次战斗的对手的实力。
此为止，宋庄战斗可说是落下帷幕了。在6月9日一天之内，八路军的两个连依托村落工事血战16小时，给予了扫荡合击的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仅日军即有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被打死，负伤人数为300余人；配合日军作战的伪军伤亡约200人；合计敌方伤亡超过1200人（另一说为860人）。而八路军的伤亡情况如下：阵亡32人（突围时9人），负伤41人（突围时14人），总计73人，包括4名连级干部。这次战斗不仅是八路军一次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也在精神上给日军以重创。如由马垒据点出击的日军100多人，第二日生还者仅28人。其中队长在精神上完全垮掉，用手枪自杀；另有7名士兵在向东方顶礼膜拜之后，亦集体上吊自尽；剩余残敌因为思想苦恼至极点，竟至互相埋怨、扭打达一个多小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笃信武士道的日军官兵在亲历了如此一场战斗之后，实在不能接受八路军只是如此一支小部队而已，这是对他们的信仰的一次沉重打击。
尘封历史 还他本相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西晃山那边的芷江有个废弃的“国民党机场”。
不过，我对芷江全部的印象，也就是那里有个“国民党机场”。在那年月，国民党和反动派三个字，就如臭肉连皮一样。
历史老师和中学历史教科书，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座历史名城。我这个大山沟里对《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百看不厌的少年，知道小英雄雨来，知道小兵张嘎……知道放羊的王二小，知道神勇无比的李向阳，但我不知道百里之外的芷江曾经有过飞虎队……当然，更不知道有个美国佬将军陈纳德。
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历史的真相被遗忘和篡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等到上高中，我是从同学的嘴里才知道，山那边还有座受降纪念坊，有座凯旋门。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派今井武夫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飞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1947年2月，国民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坊”。这是一座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型碑坊，亦称“中国第一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8·15日本投降，一共八年零四十二天。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仅仅军人就伤亡三百余万，二百零六位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是在血海中迎来了胜利。“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为了纪念那个来之不易的历史性时刻，有了凯旋门、有了受降纪念坊。
世事难料。当冉庄地道战遗址有幸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中国唯一一座纪念抗战胜利的凯旋门，唯一一个纪念受降的标志性建筑，却曾遭到损毁，它们和那一度举世闻名的芷江机场一样，在荒芜中被国人集体遗忘和冷落过一个又一个春秋。1978年10月，当日本靖国神社正式放进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时，受降纪念坊和中国凯旋门还在等待着批准修复开放。
一个建筑的经历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德性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烽烟过去六十年了。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意识到，无论政见如何，任何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他们的名字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人们不甘心遗忘。许多尘封的历史真相又在慢慢重现。虽然重现得有些缓慢，但是重现的步伐却是遏制不住的坚定。
日本无条件投降六十周年的日子在慢慢临近，但中国是否战胜了日本这个疑问，却是六十年也挥之不去。有的日本人就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或者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
日本人的这种论调，在中国人里面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
难道坐落在芷江的凯旋门，就是一座中国人自吹自擂的纪念碑吗？
平心而论，日本在美国面前遭到了军事上的惨败，这是事实，而且还是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应该世代铭感的事实。比如，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形势从此逆转。此后，莱特湾之战，日本海军几乎被全歼，四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命；莱特岛之战，五万六千日本人丧命……塞班岛一役，日军死了四万一千人；冲绳岛战役，日军在战场上死亡的，至少有十万七千人；在打了六个星期的硫磺岛战役，二万要塞防守日军阵亡，只有216人被生擒……在中国战场找不出这样的战例。就那人们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的平型关大捷，按照通常的说法，这大捷也只是歼灭了一千多敌人。这样说不存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问题，因为这不过是事实罢了。
我们应该清醒冷静地看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打出像中途岛之战中那般战绩的国力。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五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8万7千辆坦克，29万6千架飞机和5千3百万吨位的船只。自然，不仅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国力，而且日本也不具备这样的国力。战争结束时，日本一半的城市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遭到毁灭……，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那是美军打击的直接结果。贫弱的中国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也受过绝非无足轻重的美国之惠。且不说美国对中国有别的什么援助，就拿当年为国人熟知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3年，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来说，它不仅在中国最艰难的岁月里飞越驼峰，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昆明、重庆，而且第十四航空队到抗战结束时共击落日军飞机2600架。这个数字对丧失了制空权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自从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可对中国来说，日本却从来就不是只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尊重历史是正确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可以说，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绝大部分被日军占据的国土并没有收复，绝大部分日军也没有遭到包围或者歼灭，而且纯粹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确实是胜多败少。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也无须证明自己在打败日本上发挥了与美国同样重要，或者比美国更重要的作用。
尊重历史不等于妄自菲薄，更不等于说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足轻重。这一点无须旁征博引，1942年罗斯福对儿子伊里奥特说的那段话，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
中国建造了凯旋门并不是中国往自己脸上贴金，日本向中国投了降那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也就是说，中国战胜了日本。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是世界史上弱国摆脱强国欺凌压迫的成功范例。企图蛇吞象的日本失败了。不过，中国最大的胜利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战略上的胜利；不是物质层面的胜利，而是精神层面的胜利。日本失败的历史，成了如果战略失当强国也会挨打这一教训的经典注脚。虽然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像盟军在欧洲北非那样的战绩，但是中国军民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忠勇精神，并不比其他国家逊色。中国的胜利，就是这种忠勇精神的胜利。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白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
日本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可谓是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
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是飞机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七七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五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这一组组数字是枯燥的。但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会明白，中国军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战斗；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血肉长城。
也正因为这样，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二个月就足够了”。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四年多。这是几十个“一二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
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
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
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
可苏联被希特勒长驱直入，英国不得不在敦克尔刻大撤退。1940年的法国也算是一个大国，可它却在六周之内就被德国征服了。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昔日被称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元帅在为法国掘墓撒土时，中国的精神堡垒依然屹立在陪都山城。
此时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国，是一个英勇顽强的国度。
可是，时光再往后移，同样是这个中国，同样是这个中国的政府，却在9·18事变后一再被指责卖国投降。9·18事变后，要求“绝交宣战”的呼声响彻云霄。主战情绪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请愿学生挨了顿打。
确实，中国从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算起，屈辱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中国政府是一忍再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在1935年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要求：“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是在骂声中停战、妥协、退让……交涉。
中国的和平努力，在血气方刚者看是软弱投降。如果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势都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关系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难道就是卖国贼了？爱国离不开理性。蒋介石在193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就说：“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有勇也需有智。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内忧重重，以及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客观地看待实力对比，不是胆怯，不是软弱，而是冷静、明智。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敌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
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形势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1934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的一项任务“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日记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就是说，蒋介石想“以剿匪为掩护”建设西南作为抗战基地。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追击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云、贵……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庆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一切对后来的中国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在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那就意味着中国孤立、仓促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时间。当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
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我们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还能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只有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是弱国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才能够客观地看待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有时，委曲忍痛不是贬义的软弱，更不是投降主义，而是冷静、理性和明智，是弱国的生存智慧。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对化地用到国际问题上，那是对国家前途不负责任。强硬需要时机，需要条件，需要资本。卧薪尝胆不等于卖国主义、投降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委屈忍痛没有底线，没有时限。诚如庐山谈话所言：“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
血淋淋的八年抗战，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中国奉行的弱国战略的智慧。当然，有的是别有用心，有的仅仅是卤莽气盛。正因为这样，张自忠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忍辱负重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却招来骂名，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称他“张逆自忠”。对于招来的非议，张自忠将军说过，“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他最后用战死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我坚信，那些骂过张自忠将军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曾英勇抗战过，甚至不惜以身殉国。
在国家危亡真到了最后关头，中国军民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正如军事家蒋百里将军1938年8月说过的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但重庆没有垮。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
虽然在战争中有韩复榘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有汪精卫那样卖国求荣之流，有丧师失地……有指挥失当，有贻误战机，有腐败堕落等等，这些教训需要直面，需要研究，但是，却不可因此而抹杀中国将士的赤诚。他们在力量那样悬殊的战斗中，其忠勇精神并不比其他任何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人逊色。
就拿弱小的中国空军来说，他们是在用生命谱写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
我想举其中三个感人至深的例子。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迎击日本航空兵，其中三架日机被击落，一架受重创而不能再用，中国空军无一损伤。为纪念首次空战胜利，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这一天，是个永远不该忘记的日子，当是中国空军永远的节日，永远的光荣。
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直属第14中队徐焕升等人驾驶两架马丁B-10重型轰炸机，自宁波起飞，到达日本九州长崎上空，沿途撒下数以万计的传单。中国飞行员在远征日本本土后安然返回汉口基地。他们的英勇无畏，谁能说比敌人的武士道精神逊色呢？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们是军人中的军人。
中国空军弱小但不软弱。
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里写道，她刚到重庆的时候，“有多达二十四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
这个一架飞机战斗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的重庆。
虽然史沫特莱不朽的诗没有留下，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却可以留下万代千秋的敬意。
军人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抛妻别子，血洒疆场，他们用自己的忠诚和热血铸就了抗战精神。在忻口保卫战中殉国的郝梦龄将军，1937年10月10日在给妻子的遗嘱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千万将士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党派的军队，他们不是为党派而战，为领袖而战，为主义而战，他们属于这个伟大而不幸的祖国。只有效忠国家才是永远的军魂。
这也是中国抗战精神的灵魂。
正是千万将士不成功即成仁的军人精神，才成就了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以求最后的胜利。中国卫国战争的胜利不只在于歼灭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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