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思维——互联网下的去中心化商业革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辉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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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思维——互联网下的去中心化商业革命试读：

内容简介

在当前的商业社会中，我们把我们的才华和能力“货”予公司和企业，换得一点微薄的薪资收入，然后从其他公司和企业购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大多数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每天的生活，这还是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而在经济下滑、智能硬件逐步取代我们的时代，我们甚至连获得那点微薄收入的机会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本书从商业的运行、社会经济运作的逻辑，深刻地分析和探讨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局和根源，并用“共享思维模式”结合互联网，为我们开创性地提出了“去中心化的商业模式”解决方案，该方案试图构造以“人”为中心化的社会化商业模型。而一旦该模型实践成功，则是对当前的“结构化”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冲击，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可以改变我们这些“打工者”的命运。

本书适合互联网创业者、谋求进行互联网转型的传统企业管理者，以及涉及商业、供应链、物流、电商的管理者、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人员阅读；也适合微商、县域农村电商、生鲜电商与物流从业者阅读。

自序

英们始终在重复同样的规则体系，当社会发展了，规则却与之不

适应了。社会改变的不是规则，而是破坏社会的发展，回退到之

前以适应规则体系而已。●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会周期性地爆发？也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发展

和资本主义规则之间产生矛盾冲突。虽然资本主义的精英民主可

以部分修改规则，但是资本获利大于劳动和创造获利的根本是无

法变动的，所以发生经济危机就只能破坏财富，使得社会发展来

适应规则体系。● 为什么大公司最终会走向没落？公司的发展同样也是由规则来支

撑的，无论规则是企业文化还是管理规章，都属于公司规则体系，

而一旦公司发展过快、过大，这些规则就会与当前的发展产生冲

突，冲突无法解决之时就是公司没落之日。

无论是社会还是公司，在“发展”和“规则”产生冲突时，只有通过重构规则体系来适应发展，这个组织才能得以持续，无论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曾经的IBM或者苹果公司。

因笔者能力所限，我们无法深入分析和探讨广泛的社会学问题。本书的重点还是在经济和企业运作组织之上。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而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元素，也是社会协作的重要展现形式。“协作”的目的就是发挥协作各方的各自所长，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协作”是人类的基因，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为了维持生存而协同捕猎的时代。这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也正是这种本能的选择，在现代智人出现以后，形成了更高级别的“协作模式”，越来越快地推动社会协作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这既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推动，也是协作分工模式的不断优化。纵观社会发展，智人诞生以后，在经济发展当中社会协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部落协作，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协作模式，直接继承了人类早期的协作基因，但是又较以前有了发展。无论是工具的使用，还是协作的团队数量都较以前有明显的改进。更重要的是，人类开始通过自身的努力抵抗自然环境的风险。无论是聚集定居还是治水改道等，都较以前有了更加稳定的方式。

第二阶段：组织协作，基于组织的协作完全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在亚当·斯密提出“分工论”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了组织分工的生产模式，只不过规模没有那么普及。“分工论”指导着人类社会完全走向了基于公司组织的协作模式，使得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变。因为基于工序和技能的分工，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一个体系中，以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更优的投入产出比，这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效率，为人类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物质供给。但是无论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还是“人为有序”的计划控制，都无法规避这种模式所“累积”的市场风险，这也是基于“组织协作模式”的天然弊端，因为“协作规则”无法动态适应“协作发展”。

第三阶段：资本协作，资本协作是组织协作的升级。为了抵御市场风险和通过规模建立竞争壁垒，很多企业组织都在谋求通过扩大规模以获得更优的市场竞争。自身扩建太慢，可以通过资本进行并购或者参股形成产业集团，这也成为了很多大公司、组织的选择。比如20世纪初形成的“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等高级资本主义企业组织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增加了企业对于市场风险的抵抗能力，但是依然解决不了“组织”带来的天然弊端，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组织的协作规则是由企业高层所控制的，很难进行迭代更新。

第四阶段：共享协作，共享协作是互联网技术所推动的。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改变基于组织的协作模式，无论是最近所倡导的组织结构“扁平化”，还是“平台＋个人模式”，都是互联网推动的组织变革，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变革还是不够彻底。我们主张通过互联网实现彻底的共享/众包，主张“去中心化”和“去组织化”。因为“基于共享的协作模式”无论是在协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公平性，都要优于“基于组织的模式”，而且基于共享的协作方式去掉了“组织”对于组织当中个人的剥削，因此将会更加公平。更重要的是，共享协作方式有迭代更新规则体系和自我演进的能力，也就是随着发展的进阶，共享的规则体系也能跟着进行演进和迭代。因为在共享下，平台是规则体系的支撑工具，但是平台并不掌控协作的核心利益。

是的，利益分配才是协作规则体系的核心内容。在强组织模式下，规则的建立和利益分配都是由组织的顶层精英在设计和控制的，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公司企业都是一样。这也就解释了：● 全球财富为什么如此不平等？因为无论资本获利大于财富创造，

还是法币体系可以随意掠夺民众财富，其实都是一种组织基于既

定规则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规则不掌控在普通民众手中，而是

在精英阶层手中。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因为强国对于世界规则

是处于顶端位置。● 为什么在公司里面上层和下层的员工收入差距巨大。原因还是在

于企业组织内，利益分配除了遵循国家法律制度外，决策层管理

人员还有着绝对的利益主导权。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是辛苦而且贫穷的，这也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剥削。但是在当前社会又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需要协作，需要与其他人在某种规则下进行密切合作，以便能用更高的效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在这个协作体系中，我们无法逃离公司和组织，更无法逃离社会。即使当前的协作规则体系不公平，我们也必须遵守当前的社会协作协议。

但是我们有选择协作模式的权利，当前互联网就给我们带来共享的协作模式，我们可以不选择基于组织管理的社会协作逻辑，而选择基于人和人之间对等共享的协作方式，比如共享打车。这就是去掉了运营公司组织，由司乘双方直接协作的典范。那么当互联网能够实现更大规模的共享协作时，我们这些身处底层协作体系的普罗大众，就更有机会从大组织体系下逃离。

所以，谨以此书献给那些还在大公司、大组织下苦苦“熬”日子的白领朋友们，您内心的煎熬，笔者曾经也深有体会。我们都曾幻想逃离那“格子间”的牢笼，去实现燃烧在内心的“火苗”，但是那些“火苗”更多的只是自己的一些幻想和与同事们的一些口头的谈资而已，当别人开始创业实现了自己曾经也设想过的想法时，那种失落和酸溜的心情不言自表。我们希望本书所阐述的理念和方法模式，能增加您从公司或组织体制中走出来的勇气；更希望本书能鼓励那些已经有创业想法的人，通过本书所介绍的理念和方法以及工具来降低您的创业门槛。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不论烈日还是寒冬都必须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们，以及不分昼夜在工厂生产的工人们，还有众多的零售和物流从业者们。您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正是由于您的辛勤劳动，才创造了这个社会最基本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您却处于财富分配的底层，当前社会既定利益分配规则的分配方式，对您而言并不公平，因此大家都处于贫困的窘境。我们希望本书的理念和所实践的方法，能够较为公平地改善我们的收入分配，使得我们的社会能从财富分配上真正尊重创造财富的人。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那些虽然表面是“律师”，但是内心其实是“魔术师”的拥有某项小众技艺或者技能的朋友们。您身怀技艺是因为您从小的兴趣爱好所致。因为小众，难以在基于组织规模模式下、社会商业交易中获得合理的收入，因此您必须掩藏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把自己交付给一个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谋得一份大家认可的世俗职业。其实您才华横溢，只是没有被社会上需要这些的人发现和找到而已。我们希望本书的理念和所实践的方法能够为您的技能和技艺，与需要您的伯乐之间做好连接，能让您用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获得他人的认可，并且可以活得很好！

是的！本书是在倡导基于互联网技术实践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协作模式以及协作的协议规则，尤其是对社会财富利益的分配规则体系。2011年9月，笔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物流智联网：物流、电子商务、供应链的革命》，倡导的其实是物流业务，尤其是快递物流业务运作规则方式的改变。该书出版上市以后，陆续有很多朋友和读者就笔者在书中所提的方案进行了探讨，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书中所描绘的内容以及方案太过于遥远和理想。是的，也许真的太过于美好和理想，但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些人将自己的想象描述了出来，比如画、乐谱和书等，也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想象去奋斗和实践，当然实践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痛苦，最终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将他们的想象落地成功。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们的想象仅仅是脑海中划过的一颗“流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遗忘。当多年以后，发现他人正在或者已然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时，开始扼腕叹息。但是笔者不想扼腕叹息，所以，笔者继续想象、思考、深化自己的方案，同时也在实践。

5年前笔者构建出了《物流智联网：物流、电子商务、供应链的革命》，核心理念就是“共享/众包”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只不过2011年的时候，共享和众包的理念还没有开始发展和普及。而两年后，秉持“共享/众包”理念的模式，不仅仅在租车领域，同样也在物流领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经过5年多时间的发展，“共享”这种思维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笔者对于“共享/众包”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笔者认为“共享/众包”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协作模式，和建立公司组织的“自建”以及基于公司组织的业务“外包”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没有强大的信息能力支撑下，“共享/众包”在协作连接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不足。但是在互联网的支持下，这一切开始变成可能和自然了。我们可以不再需要付出高昂的组织成本实现两个或者多个彼此需要的角色进行直接的协同合作。

所以，笔者认为“共享/众包”应该可以深入应用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也需要将我们对“共享/众包”的理解，以及笔者想象中的“共享模式”阐述并介绍给大家。同时结合实践，把“共享经济”、“共享思维”真正推动起来，奉献给大家。无论是先驱还是先烈，都希望能通过理念的介绍和现实的实践对这个社会有所裨益，能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到“共享模式”当中，让更多的人能受益。我们认为共享模式的协作思维，将会有益于每一个人，因为“共享”将要改变的是社会底层协作逻辑和规则，尤其是利益的分配规则。

是的，本书正是在试图构造并阐述这种微观协作和利益交易规则体系。试图通过互联网，在新的理论思维模式中，构造一个可以突出个人、去掉组织环节，但是依旧存在协同分工的新型商业社会交易协作模式。这种模式的构造虽然很复杂，但是总归有其实现的方法，如同“比特币”一样，构造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体系，而一旦被人类采用，将会完全颠覆以国家信用和强权作为支撑的旧有货币体系规则。也正是因为互联网极客们深深被“比特币”所吸引，无论世俗体系如何打压他们或者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比特币信徒们依然不断前行，这就是草根的力量，这就是草根对于政权组织在货币体系上，对于普罗大众掠夺的非暴力反抗。同样，我们所倡导的规则体系也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去组织化，可以让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协作规则模式，去掉“组织”对我们的剥削和压迫。希望读者们在阅读完本书后，能理解并体会在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实体，不应该存在歧视和剥削，只存在“意愿”、“我乐意”才是未来社会协作的交易原则。我们也非常希望读者朋友能和我们一起为自己、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而一起努力，一起改变，实践“共享”，实现“众诚众享”。

本书有相对多的章节（第2、3、4、7、10章）继承于《物流智联网：物流、电子商务、供应链的革命》的内容，但是做了优化和深化，从新的视角和理论角度进行了内容的完善。本书能得以顺利写作完成，要特别感谢唐琳琳女士，她参与了本书全过程的写作，尤其是在经济部分和供应链管理部分，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修改和内容完善。还要感谢社群书院的谢晶老师在社群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要感谢顾益宁女士、卫海星先生、黄德钧先生等朋友在我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正因为和大家的不断交流和切磋，才使得本书在细节上有了不断的迭代和完善，最后要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张彦红、董雪编辑的辛勤工作。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的理念和观点不尽严谨和完善，恳请读者朋友们原谅和多指正。在封面有本人的微信二维码，朋友们可以直接扫码微信；也有我的订阅号：“本质说”，我会经常发一些自己深度思考的文章。让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协作”沟通，提高我们对知识、对观念的交流和思想碰撞效率，使得大家能更快地认知趋同。罗辉林2016年8月

导读

本书在整体结构上与《物流智联网：物流、电子商务、供应链的革命》一书类似，以“V”字形对称展开。主要阐述和分析了基于共享思维模式的“共享经济”的成因、社会与经济背景，以及如何构建和实践“共享经济”，在最后的呼应中指出：如果按照这样的理念和方式实现了“全面直接共享”，那么到底会给人类、社会及经济带来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我们从一个宏观问题开始：为什么全球财富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了？笔者在第1章从两个具体问题切入：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曾经的“出租车管理”。从对这两个现实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初步挖掘出为什么大家的财富收入会相差甚远。也许我们可以参照Uber和滴滴打车的“共享模式”，建立一种新规则来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种新规则作为一种更普遍的共享商业模式，能支持所有的交易实现“供需直接对接”。在这种组织模式和交易方式下，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收入不平等”的亘古难题。“收入不平等”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具体地说是“分配”的不平等，所以在第2章中，笔者首先对经济学的四个基本环节“消费、生产、交换和分配”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和回顾，使对于经济学不太熟悉的读者能对经济循环本身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以方便后续的章节阅读。任何经济的运行都需要一定的协作方式，这是由社会分工所决定的，用彼此的强项和长处相互合作，才是社会生产的最高效率模式。在工业时代，我们强调分工组织管理，也正因为分工组织的存在，才使得我们整个社会经济能相对有序平稳地运行和发展，而也正因为“组织”才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人类社会在基于“组织协同”的基础上，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并且可以全球范围进行流通，用更高的“性价比”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而这种把商品进行全球流通运营的管理组织模式就是“供应链”，在第3章中，我们将对供应链进行归纳总结和介绍。供应链是为了满足消费、围绕生产和交易而存在的复杂社会商贸交换体系。供应链本身的发展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演进的，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供应链的组织管理是否可以再次回归简单、简洁呢？

应该能，一定能！

第4章介绍的是在当前的电子商务模式中，供应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优化和精简。在互联网时代，商业已经在借助互联网进行组织和管理，使供应链体系变得更加简单，这就是电子商务能战胜传统实体商业的核心动力。但是我们认为在传统的电商模式下，对于供应链的精简还远远不够，因为当前的电子商务模式还是基于传统工业化思想，依据机械思维所建立的组织管理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并且也可以用新的思想和方法，把相应的商业环节变得更加简单和轻薄，建立“供和需”的直接对接，这就是共享的协作模式。基于“组织”是一种社会协作，基于“共享”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协作。

第5章详细介绍和论述了基于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互助共享模式。“共享”其实是人类的一种基础自然行为，人类社会一直都在采用的基本协作模式。只不过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尤其是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分工优势比基于自然的共享协作，更能给大众带来福利和发展。因此，整个社会就走向了基于“组织”的协作模式，也就带来了“组织”天然的弊端：信息不对称、分配不公等。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直接共享”可以回归成现实。然而当前的难点是：如何使得“直接共享”可以更加普适和普及？

第6章介绍的就是：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广泛和普适的直接共享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类社会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能从供给者直接给到消费者，我们构建的平台工具就能为消费者和供给者建立起来最佳及最直接的连接路径，从而越过从工业化时代就建立起的多层级组织。所以“共享”其实是构建一个庞大的社会资源池，而共享平台就是为管理和维护这些资源池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供需双方之间的互信连接工具。因此，笔者在基于共享的理念上，为大家建立起了集“众包招商”、“众包运营”、“众包营销”和“众包物流”于一体的共享平台，为大家实现更为普适的共享管理工具。

在互联网上架构基于信息的连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想要完成现实实物的交换传递，在“虫洞”还没有被发现并应用之前，是很难的，需要物流来完成商品在空间位置上的转移。第7章所介绍的就是如何基于共享众包的方式，构建可以让供需双方进行最简单和高效的物流交付网络。一张网络是基于众包的同城物流网络，重点是覆盖就近三公里，也可以进行同城物流直送；另外一张网络是基于TCP/IP协议所构建的“物流智联网”。这两套网络所用的思想和理念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目前，前者是为了支持O2O业务，后者是为了解决B2C业务。但是这两套物流网络最终需要融合为一体，实现从最后100米到覆盖全球，为大众提供最为方便和快捷的物流服务。

当我们在应用组织层面解决了“众包共享”的问题，当我们在信息层面解决了“供需的直接耦合共享”，当我们在物流交付层面也建立起来了直接的物流网络，那么我们就能够为“地球村”的居民们建立起最为直接、最为广泛的“共享协作模式”。因此，第8章就是在阐述这种协作模式对于电子商务的改变和价值。

毫无疑问，当交易模式改变了，环节精简了，那么支持交易的供应链组织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使得供应链效率更高、运作成本更低。第9章介绍的就是当“共享协作”到来之后，社会各个微观环节所构成的供应链将会如何演化，以及这种演化对于企业的价值和影响。

这种交易模式的变化以及基于交易环节的供应链结构的变化，也自然会传导给宏观体系——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第10章是对第1章和第2章的呼应和回归。在彻底的共享模式下，在供需直接对接下，生产、交换及分配体系到底会如何变化？支持传统交易模式的组织到底会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发生之后，对社会，尤其是大众会有哪些影响？也只有当这一切都发生之后，我们整个社会才能发生质的改变，因为通过共享模式，我们可以使分配模式变得真正公平、合理，也许到了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将不会再有贫穷，不再存在贫富悬殊。

古人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在当前社会物质财富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失业普遍发生的情况下，即使教人以创造财富的工具和方法又能如何？创造的产品难以被人消费和购买，生产者最终不还是陷入贫困？更何况在互联网时代，学会谋生的工具和方法并不是难事。关键是“授之以渔”之后，能捞到“鱼”了，怎么能被公平地交易，以换取其他的消费需求。所以，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一套“公平”的交易规则体系，基于“组织”的社会大协作模式，是永远无法获取到公平分配的，因为组织结构的分层决定了收入分配天然就是不公平的。而基于“共享的协作”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公平对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基于“共享”的社会大协作，将有可能建立一套相对公平和平等的社会规则体系。让我们一起试着建立这样一套新的规则体系，把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公平、自由、美好吧！第1章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1.1　全球贫富差距为什么这么悬殊？

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贫穷，只是分配不均而已！——无名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千年以前的诗句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过去，我们还可以将饿殍遍野归咎于生产力落后。但是目前，全球普遍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依然还有(1)近10％约有7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大量人口处于低收入状态。全球最富有的62人所拥有的总资产高达1.76万亿美元，(2)相当于全球36亿最贫困人口的财富总和，这是何等的收入鸿沟！同样，根据瑞士信贷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年全球中产阶层拥有80.7万亿美元的净值，约占总财富的32％，人口占比约14％。而中产以上拥有150万亿美元，即中产和中产以上共拥有231万亿美元，约占总财富的92％。而在全球财富的金字塔顶端，有12万超高净值个人，每个人的身价均超过5000万美元，约占全球人口的0.7％，但却拥有全球财富的45.2％，而占全球80％的人口只拥有全球0.08％的财富。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全球财富分配非常不平等。这种“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人均财富早已几十倍、几百倍于贫困线的时候，社会依然处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境地。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同样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巨富，而同时有一大部分人群赤贫？而且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无论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这种极度贫困和极度富裕的分化都持续并普遍存在。

让我们合上书本，然后认真地回顾一下社会现象，并沉思一下：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工人、小白领、小商贩每天没日没夜、勤勤恳恳地工作，反而一直生活在贫困中，即使不至于赤贫也是社会的底层；而有很多富裕的人们，当然有很多也很努力，但是他们的收入居然能几千倍甚至上万倍于那些底层辛勤劳动的人们。他们之间的差异真的那么大吗？智力低下太多，还是劳动能力相差甚大？当然，我们也承认人生的机遇和从事职业的劳动分工不同，不同职业、不同工种的计价报酬不同，都会导致不同工种的人群收入不一样，但是相差这么悬殊，合理吗？或者直接把这些完全归咎于市场机制所致，能让人信服吗？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013年出版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他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凯蒂的分析是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收入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广义上讲，在所有的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总和的结果。这种逻辑分析是否有道理呢？

皮凯蒂经过研究发现在现实社会中，首先是劳动收入差距严重。虽然从纵向对比上看，今天的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劳动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但是，我们忽视它们是错误的，首先，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总值的2/3到3/4；其次，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在多数最不平等的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工资总额的35％，底层50％的人只拿到工资总额25％（中间40％的人拿工资总额的40％）。这种工资总额的分配不平等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现实。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会引起冲突。而基于工资的分配是财富的初次分配，在财富的初次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后续财富再次分配更不平等的基础。

初次分配的工资收入在经过消费之后的剩余就形成了储蓄，也就是资本。当然资本并不仅仅是指货币，还包括债券、股票、土地等，而这些还可以从祖上继承而来，皮凯蒂认为21世纪重现了“拼爹资本主义”。成功已经不靠工作而靠继承遗产。我们知道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这是靠工作和学习很难达到的。而由于历史原因，所有财富在1914年～1945年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及强制征用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已经不再重要。这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今天多数人相信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和工作取得成功，不仅更加合理，也更有钱可赚。

但是皮凯蒂经过研究发现，在1950年～1960年间，随着资本的重新积累及资本收入/总收入比值的重新抬升，财富又开始朝着高年龄阶段集中，逝者平均财富与生者平均财富的比值又开始上升。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向高年龄段集中几乎同步，因此就为遗产继承的强势回归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1947年的景象就已经成为历史：60岁和70岁年龄段的财富超过了50岁群体。在1990年～2000年间，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愈发陡峭。2010年，80岁年龄段的财富比50岁年龄段要超出30％。如果把生前的馈赠也算入各年龄段的财富统计中，那么2000年～2010年的财富分布图将更为陡峭，基本上与1900年～1910年的状态接近，即80岁年龄段的财富是50岁年龄段群体的两倍，只不过现如今的死亡年龄要大大延后，这更使得比值变高。因此遗产继承依然重要，遗产继承额在近几十年快速增长。而遗产的继承则会直接增加高收入人群的资本能力，同时高收入人群本身在父辈们的财富下就接受了相对优等的社会教育。

皮凯蒂另一项重要的研究结论就是：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资本收入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虽然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视为温和的不平等，不会再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且资本收入在每个地方都是极端不平等。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最富裕的10％的人群占据国民财富的50％。当下，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的人群占有约60％的国民财富。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的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最终托马斯·皮凯蒂悲观地认为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只会越来越严重。虽然皮凯蒂最后建言：通过累进税制对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以弥补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平，但是他自己也悲观地认为在精英政治体系下对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未必能如愿。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呢？

对托马斯·皮凯蒂的分析仔细溯源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总收入的分配不平等，虽然是由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累积的，但是在资本收入一项中，无论是继承财富还是个人消费后的储蓄，其根源都还是劳动收入。无论这个劳动收入是父辈的，还是子辈的。假设从祖辈到父辈到子辈，社会的劳动收入都是公平的，基于个人差异基础之上的收入差异悬殊较小，那么在资本遗产和储蓄积累上还会相差很大吗？因此，我们认为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其实是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结果，至于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回报率，只是放大了收入不平等的结果而已！

因此，我们认为消除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根源应该在于消除社会劳动收入的不平等！那么，社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

在劳动收入分配中，参与劳动收入分配的要素有很多，如：管理、劳动、技术、资本等。但是决定这些要素在劳动收入中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是法律、企业政策、宏观政策还是商业环境？好像都有很强的相关性，比如，法律规定了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等系数；企业制定了公司的薪酬体系，当然员工有一定议价空间；国家税收、工商政策也都参与了企业的利润分配；商业的宏观环境直接影响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和利润。另外，还有其他的因素。把这些参与的因素进行抽象而又简单的总结，那就是“规则”，所有这些“规则”的集合就形成了“规则体系”。在这套体系里，无论是企业的规则体系，还是整体商业环境的规则体系，都是不会为底层劳动者考虑的。因为成立企业的本身就是为股东创造商业利润，而整体的商业环境本来就是为大家逐利而建构的。理论上，法律和政府税收还有工商政策应该是为平民百姓考虑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已有的各种社会形态里面，制定政策的都是精英阶层或者特权阶层的权力，平民百姓是少有、几乎完全没有参与权，那么国家政策层面的法律、税收、工商政策又怎么会绝对平等的考虑底层人民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在每个层面的“规则倾斜”，就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体系规则的不平等，普通民众无法获得公平的规则对待，这才是全球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

这种不平等是一种成体系、成组织的不平等，因为这些“规则体系”都是由“组织顶层”所设计和制定的。企业政策是由企业高层在遵循社会法制的基础上设计和制定的；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宏观政策是由政府高层组织规划和设计的；而工商、税务、银行等则是政府体系规则的延伸。不同的是，商业组织相对政府组织要更复杂，因为商业组织是在市场中经过多方的利益博弈而形成的。政府组织虽然也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结果，但是相对而言组织架构比较固化和稳定，博弈的只是组织中的领导角色。

我们知道“组织”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如果在这个集团或者团队里面没有普通民众方，那么组织在制定政策或者规则的时候，会慎重考虑无法参与规则博弈的相关涉众方的利益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为什么会诞生出租车运营管理公司，同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了中国的房地产政策。1.2　中国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最为头疼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农业衰败”是当前中国很多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很多村庄的常住人口只有20年前的1/5，甚至农村在籍人口都不足30年前的一半，很多村落已经消失。要么是村里的住户迁入了城镇，要么随着子女而迁移，有些村庄甚至已经绝户了。而那些长年在外打工的村民，即便是春节返乡团聚，节后不久便又会匆匆坐上驶向城市的列车。平日留守农村的人员主要是老弱妇孺，妇女也是以年老体弱者居多，年轻女子即使是40岁以下的妇女少之又少。而以前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田地，很多已经荒芜。留守的村民也只是耕作自己足以糊口的口粮和必需的蔬菜而已。中国的农村已经严重的空心化了！

短短30年（1985年至今），农村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衰落？图1-1可以解释农村这30年的衰落循环。图1-1　中国“三农”问题的死循环

农业人口减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一些国家宏观政策又是农业人口减少的重要推手。

①引进外资做全球制造大国抽走了大量的农村年轻人口。做制造业大国一方面盘活了中国的整体经济，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制造业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深圳、东莞等地工厂迁移。再加上经济的刺激，以及“传、帮、带”的高效发展模式，16岁到25岁的农民子弟大量外出务工，这是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第一步。

②“城镇化”抽走了农村比较富裕的家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小城市的人期待迁移到大城市，农村的人期待迁移到城市。村里多数富裕户都搬迁到了城镇。比较富裕家庭的迁移，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高速扩张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其他各行各业也需要大量的强体力务工人员。而农村的这些精壮劳动力就是城镇各行业最好的选择。于是农村比较富裕的人口和正值青壮年的劳动力就进一步被城市抽走，使得农村主力人口进一步的空心化。

③大学的扩招进一步抽走了农村的优秀智力资源。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观念虽不再根深蒂固，但依然植根于中国农民的基因深处。大学的扩招政策带给农村子弟更多的机会，而一旦比较优秀和聪明的农民子弟进入大城市学习以后，基本上也不可能再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从事农业生产。这使得农村进一步出现智力空心化，农村更难走向现代文明与开启农村民智。而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一旦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基本上在农村的父母亲属就会随同迁移到城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国家的宏观政策（规则）在客观上迁移和抽走了农村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而国家之所以制定这样的宏观政策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起的改革开放，接收全球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沿海，这些沿海地区需要大量的工人。而中国农村富余的年轻农民就是这些产业工人的来源。所以在这30年中，农村年轻一代、比较富裕的家庭、精壮的劳动力及稀有的智力资源大量地被城市吸走，加之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人口完全丧失了自然增长的能力。一方面大量的农村人力资源被抽走；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增长被完全限制，农村人口就只能日渐萎缩。农村人口的萎缩是农村、农业衰败的主要原因。

农业生产的衰败既是农村人口萎缩的必然，同样也是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结果。当前农村的常住人口以老幼妇孺为主，她们没有能力从事重体力的农业生产，无法大面积地种植农作物，基本上不会有余粮对外出售。况且农村的余粮也很难卖到合适的价格。“种粮食不赚钱”这是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切肤之痛。

粮食生产不赚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城乡剪刀差”，中国的城市“二元结构”所决定的。农民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化肥、种子、农药、农业用具按照工业生产和多层级分销渠道高价销售给农民；而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则因实施农产品价格控制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受食品价格过高的影响以及受到销售流通渠道的约束等原因无法卖出合理的价格。这个价差的存在剥夺了农民生产的大量利润。“城乡剪刀差”问题的存在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政策。这种政策的初衷是确保被战争毁坏殆尽的城市能迅速地复苏起来，优先保障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另一面却是以抽取广大农民的“血”为代价。历年来有大量的学者实证并分析了中国农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另外，农村与城市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民无法准确地把握城市的消费需求，产销很难对路。而且农民天然的分散，信息传播、获取、加工处理能力较弱等原因导致农民很难按照市场需求去从事农业种植，只能被市场规律远远地甩到背后。往往是一种产品火爆过后，农民开始一窝蜂跟随种植，这就导致多数时候产销不对路，从而形成严重的产品积压和滞销，造成诸多的浪费和毁坏，严重地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还有，当前农产品的销售模式也是一个大问题，当前农产品是由下乡驻点的收购站或者下乡小贩进行收购的，然后卖给大的经销商或者农产品加工商，再通过城市的销售渠道销售给城里的消费者。其运作环节多、流程长，每个环节都存在商业利润和加价。不仅如此，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损耗巨大，以生鲜蔬菜为例，在传统流通渠道上其损耗率高达30％。于是城市菜场的零售价是“地头价”的10倍、20倍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经济凋敝是“三农问题”最后的集中表象。一方面农村人口减少，比较富裕家庭外迁；另一方面农产品难销，无法卖出好价钱，再加上“城乡剪刀差”不断抽取农村的经济血液来补养城镇。农村最后必然走向荒凉凋敝。

人口的流失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农村没有了人口，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就不会扩大建设，比如对农田水利以及道路、医院、学校的投入就会停滞或者严重减少。而这些正是拉动农村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了人口，农村的消费也必将大幅减少。“城乡剪刀差”是农村经济的“抽血机”。“剪刀差”将农村本就可怜的经济产出大量抽补到城镇。虽然很多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通过卖苦力为农村赚回了一定量的资金回补，但是远不敌“剪刀差”对农村所抽走的经济利益。所以，农村对城市的经济“出口”就长期处于“逆差”地位。而与此同时“城镇化”将家庭较富裕的农户“引”到城市，加剧了中国广大农村经济的空心化。

因此，无论是农村的内在消费，还是固定建设投资，以及农村对城市的“进出口”，都无法给予农村经济进行复苏的动力，反而都是拖累，这就使得农村经济越来越衰弱。人丁不旺、消费疲软、生产建设基本停滞、对外输血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状。而人口减少，生产建设停滞，经济日趋凋敝这就构成了中国农村日益衰落的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在30年来愈演愈烈，直到导致中国农村传统的乡村结构开始走向彻底的瓦解。而农村农业生产不足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粮食生产，使得我们的粮食自给率显著下降，从而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战略安(3)全。95％的粮食自足率目标早已全然失守！

中国农村的整体衰败，政府政策的倾斜、偏向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因为要发展城市，采用了“剪刀差”的方式对农村收割了“羊毛”，导致农民农产品销售价格低廉，而作为农业生产的工业物资和生活的轻工业物资则十分昂贵。所以农村贫穷！这直接导致了在后续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就业和利益的诱导导致了几亿农民工“东南飞”，也就使得中国的“三农问题”日趋严重。我们不用讳言，在中国的城市大发展过程，中国大部分农民尤其是内地的农民因为国家政策而付(4)出了巨大牺牲。而政策就是国家进行制度建设的规则。在政策规则下，一边是农村衰败，一边是城市快速发展。以前同样都是农村，只不过一个农村是以前在城市的周边，而一个是远离城镇。在政策规则下，造就了一边是城市建设的受益者而成为暴发，一边是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在政府的规则下，农民在参与他们劳动果实的收入分配中，他们的劳动要素价值大大地被低估了。如何能在他们的一次收入分配中体现出应有的平等？用什么样的规则方式可以确保他们的财富收入分配能趋于平等呢？1.3　中国的出租车管理

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朋友普遍很悲催，但是否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就一定很好呢？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收入获益来看，市民确实普遍比农民获益更多。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城市谋生的居民就能享受到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城市的居民在面对自己收入分配的蛋糕的时候，同样也会存在被规则体系所歧视和剥削，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城市（北京）中开出租车的司机师傅们。

原本出租车其实和鲁迅笔下的《骆驼祥子》一样，只不过祥子“开”的是人力车而已，现在出租车司机开的是小汽车，都是为了对城市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再往前追溯，以前对大户人家的夫人小姐提供乘轿服务的轿夫都属于类似性质。他们都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就是很简单的劳动力服务自由出租。鲁迅笔下的祥子的梦想就是攒够了钱，自己买一个人力车而已，因为他当前拉的人力车是从车行老板那儿租的，每月必须交“份儿钱”。在没有独立出租车公司的年代，会开小车的司机是可以面向政府申请运营出租车的，也没有高昂的份子钱。

因为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接管北平运输机构。同年10月，北京市工商局管理汽车业的开业登记取消了铺保（车行），私人可以以个人名义开业。从1949年到1984之间，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居民打车的需求，基本上都是服务外宾的。1984年后，北京开始出现满大街的黄色“面的”。而北京出租车的真正兴起时在1992年，这一年起，为了解决打车困难，北京市提出“一招手能停5辆出租车”的奋斗目标，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出租车市场。一大批私企加入，司机找出租车公司购车、一切经营费用都由司机自己打理，按月上交管理费，北京出租车业的“份儿钱”由此而生。也正因为“份儿钱”的出现，乘客、司机、出租车运营公司关于车费的利益博弈开始了。

从1992年到1994年，这3年是北京出租车司机的“黄金三年”，虽然有管理费，但是出租司机的收入依旧不菲。1992年到1996年前后，北京的绝大多数出租车公司里，司机是真正的出资人，公司却是所有权人，当时仅从单车算，司机赚得比公司多，出租司机算是高收入者。从1994年开始，北京开始对出租车数量进行管控，此后20年间，北京出租车数量几乎一直维持在6万多辆。1996年，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下发《关于加强企业营运任务承包管理工作的通知》，出租汽车企业实行承包管理。与此同时，出租司机的承包费（份儿钱），也提高至每月四五千元。出租司机与出租公司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我们都知道：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方法就是靠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而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方式之一就是延长劳动者时间。很多时候，这种延长劳动时间是软性的，比如收取出租车司机不合理的“份儿钱”就是一种相对软性的方式。在出租车公司的管理下，司机师傅差不多每天都需要工作14个小时，其中10个小时是为了缴纳出租车公司的“份儿钱”而奔波，有2个小时为了车辆的运营成本，如油钱、车辆维修费用，剩下的2小时才真正是为了自己的收入而劳作（见图1-2）。(5)图1-2　出租车实际劳作的收入比例

虽然现在小汽车很便宜，不用像祥子那样攒上三年才能买辆人力车。但是从行政规则上而言：自己的私家车辆是无法上路载客的，因为没有政府发放的牌照。所以这些想开出租车养家糊口的师傅就必须和出租车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挂靠在他们的名下，从此每天工作的七、八个小时的收入就成了缴纳给出租公司的“份儿钱”。因此，出租车司机师傅每天必须工作超过十四五个小时，才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

在一个原本自由的市场里面，买卖双方如果同意进行交易的议价就应该是由交易主体双方确定。当然，在市场没有成熟规范的时候，尤其是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出租车之间相互抢地盘、绕路宰客、拒载、拼车等现象就会开始严重影响到用车市场，而政府介入第三方公司的理由也是基于此。但是不管如何介入都是有成本的，或者相关涉众对于所付出的这些成本换来的服务是否有性价比？在城市出租车运营市场中加入了司机和乘客都无法绕过的出租车公司之后。我们先不管乘客的成本付出的高低，在乘客成本付出一定的情况，如果只有司机或者适当的管理层。那么司机就可以获得100％的收入或者90％、80％的收入，但是现在只能获得20％的收入，甚至更少！这其实是彻底的赤裸裸通过规则的制定来强行瓜分劳动者的收入蛋糕，这让底层劳动者如何能实现收入平等？而司机所有的营收则直接来源于乘客的口袋。所以“份儿钱”的来源，一部分是掏了乘客的“口袋”，一部分压榨了司机师傅的“应得”。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司乘双方都付出了成本代价，那么这些成本到底有没有兑换到合理的服务？显然无论从司乘哪方对于出租车市场都是怨声载道。一方面乘客说打车难（20年来，北京市场一直都只有6万辆出租车在运营，打车当然难了）、拒载严重；另一方司机赚钱少，拒载挑活（为了赚钱，当然找收益丰厚的订单）。司乘双方彼此不满，但是隐藏背后的出租车公司却经常被人遗忘，而这背后的影子其实就是“组织”。

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有！那就是Uber、滴滴打车们，一种建构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之上，使用“共享”的理念所建立的租车业务体系。经过2014年、2015年的营销和传播以后，现在已经完全被大众所接受。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的打车模式确实改变了我们长久以来相互对立的司乘关系，因为他们重构了出租车运营方式，尤其是利益分配规则。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打车模式，既解决了乘客和出租车师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乘客的安全隐患（因为乘客和司机的轨迹是可以跟踪的），更重要的是重建了公平。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平台，使得那种原本基于供需双方的自由买卖可以回归和实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平台，通过成立中间的组织机构——出租车运营公司进行管理而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平台，使得通过组织的公权力而压榨走了80％的利益蛋糕回来了，一部分让利给了消费者，一部分分配给了出租车司机，这些平台也能够获得一部分合理的收入。8个小时的份儿钱可以精简为每天50元的服务费。

其实，只要有“中心化的组织”存在，就会存在收入的不公平性和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剥削和压榨。而基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新型业务模式在去掉“组织”和“中心”的同时，也去掉了这些不公平的分配规则，从而真正地使得财富收入可以更加的公平和平等起来！1.4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

无论是中国的“三农问题”还是出租车司机们，他们的收入不公平性问题其实都是源自于利益分配规则的不公平。这也是自从人类社会有组织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哪个历史阶段都是普遍存在的。也正由于这种底层利益分配规则的不公平，导致了全球各个历史王朝的悲剧。而悲剧的根源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在(6)演进过程当中形成的“组织”。我们都知道人是社群性动物，我们的社会本质也就是“社群共享”，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因为我们需要别人贡献的“资源”，我们也需要对别人进行贡献“资源”。在原始社会里限于物质资源的匮乏和对于大自然改造能力的薄弱。这种资源的共享更多的是发生在两个人、或者两个族群部落之间。这种分享也是一种交易，对于两个主体无所谓公平，只要双方愿意并达成一致就好。后续随着发展使得交易范围和品类扩充了，为了方便交易而形成了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开始充当了交易媒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逐步出现了分工，而与分工同步出现的就是“组织”。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只有“组织”才能使“分工”产生协同效应，也只有“组织”才能使得“分工”的效率不断加强提升，使得人类社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需要强调的是：组织与分工不仅仅只是出现在生产领域，在商业流通领域同样也出现了组织分工。通过分工和组织可以使得“人和人”之间获得更为广泛和充分的交易连接，并且通过“组织”可以达成和完成交易、实现产品的互换和共享。

但是“分工”却使得财富的分配最终归结为“组织”，也就是谁控制了“组织”，或者谁处于“组织”的顶端，谁就拥有财富分配权力。而这必然导致财富分配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的产生，也就伴随着出现了权力和腐败等。这些都可以统称为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而当“内部交易成本”过大就会阻碍组织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在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对比会显得尤为明显。组织中利益分配规则的不公平性终将使得社会阶层化，阶层分化之后就会使得社会板结，板结只会让既得利益者更加愈发的收益，因为利益分配规则的制定者就是最大的利益受益者。最终整个社会都将走向了固化，赤贫人口越来越多，财富越来越集中，从而使得社会矛盾更加的尖锐。一旦有触发条件发生，如天灾人祸，于是流民四起，民乱爆发，在战争之后，伴随着烧杀掳掠的发生，整个社会财富急剧萎缩，更多的人回归了赤贫，于是大家的财富收入不平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又建构在一个新的平衡态上继续走向不平衡。

当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不乏更多的有识之士及一些开明的君主进行若干的变革和调整，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微调社会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实就是调整了分配规则或者重新定义国民的激励机制而已。比如早在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列国也都进行过类似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或者是组织的内部变革，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凡是进行了一定的变法与改革，其国力就会有显著提升。因为通过变法和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核心就是社会财富的利益分配规则，包括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激励制度等，这些其实都是社会的财富分配制度。这些制度的调整使得整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相对平等和公平了一些，无一例外，这些制度的调整都能激发底层民众的生产力和财富创造能力，以及对外的征战能力。只要这些新的规则和制度得以付诸实施，必然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变化。如魏国李悝的变法使得“秦兵不敢东向”、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最后横扫六合统一中国。

但是利益规则的调整也都无一例外地会冲击到既有贵族们的利益。所以大多数变法家也会为他们所进行的规则调整而付出血的代价。另外这些规则的调整也都只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调整，在既有组织上的改革，也并不能打破组织的存在。当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基于秦国皇室贵族的利益规则体系就产生了另外的高压模式，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但是这次不是通过变法来改变的，而是通过暴力。尔后虽然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多多少少的变法和改革。如汉朝的桑弘羊改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张居正的改革等。但是这些变革也都是对于封建组织从上而下的变革，虽然微调了社会的组织结构、部分的改变了利益分配关系，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在最后因国家把普通民众剥削到无法生存的时候，只能是流民四起，进行从下而上的打破重建，然后再次循环。

这是中国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宿命，这种宿命的形成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组织模式没有大的创新，基于社会组织制度对于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没有找到合理的方式。即使历朝历代变革革新的内容都不同，但是这种变革也都是基于组织权力自上而下的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在某个阶段或者某个环节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整个社会结构都还是围绕着组织环节本身在展开，任何平民百姓以及贵族、士大夫包括皇帝都是组织环节当中的一员。随着组织的扩大、组织的腐化、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上升，尤其是基于组织对于底层百姓在财富分配的显性或者隐性的剥夺，最终都将引起整个社会组织结构的坍塌。而一个新的朝代在进行重建的时候，又没有新的组织管理方法，只是重复或者在前朝的制度上进行修复，走的还是以前的老路，那只不过是换了一拨人而已。“王后将相、宁有种乎”，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是轮流坐庄！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西方的民主政治虽然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社会组织方式有所进步，但是整个社会运作依然是基于“组织”来展开的，因此在财富的分配上依然是不公平的，所以社会性的经济危机也是呈周期性展开的。但是民主制度有能力在社会即将发生危机或者已经发生危机的时候，通过民主博弈去主动调整社会组织结构，比如：美国对于垄断组织的反垄断裁决（典型的是1911年5月15日，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被肢解）就是在调整社会组织关系，而2008年的大规模救助以及适度的银行倒闭就是政府在通过某种方式主动调整社会组织分配关系，还有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和福利保障。但是这些制度的调整还是在基于以组织为中心的利益分配规则的微调，而整个社会依然如托马斯·皮凯蒂所研究的那样：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日趋严重。

我们也知道每次“新的技术、新的需求产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和修正收入的分配问题，因为新技术产生出新的需求会刺激尝鲜的富人消费，从而产生“涓滴效应”而惠及贫苦民众。但是这种技术上产生的新需求也无法解决因为组织结构本身所带来的固有问题。这需要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演进。毫无疑问从西欧的封建割据演进到西方的民主社会，在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层面的设计上，更加照顾了平民大众，尤其是目前西欧小国基本上是基于国家福利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欧美大国的国家财富依然如同托马斯·皮凯蒂所分析的一样：财富更加的集中了，收入也在愈发的不平等！托马斯·皮凯蒂建言：通过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制可以改变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但是能实现吗？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累进税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可以通过立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其实就是精英政治，虽然这种组织结构在制度设计上，普通民众有广泛的参与权和投票权，但是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从制度层面调整利益分配规则还是需要精英团队来修正的。但是精英阶层才是财富的拥有者，让财富拥有者制定出分散自己财富的法律规则，这一点对于很多人而言都很难，当然，并不代表没有“另类”或者“圣人”存在，但是结果最后还是由精英团队说了算。要不，2003年布什为富人减税的政策怎么就能通过，而在2013年一向支持要为中产阶级减税的奥巴马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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