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志元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社会组织的资金获取与行动策略试读：
第一章 导论
一 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和现状
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现象。随着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的解体，政府职能逐渐转移，企业、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日益弱化，市场和社会的功能得以回归，社会组织开始在我国逐渐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组织的类型日益丰富，社会组织的服务领域也不断拓展。这些社会组织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医疗健康、消除贫困、法律援助领域，以及为城市及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高效的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互动、合作的组织网络，而社会组织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不仅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提供多元化、专业和灵活的公共产品，而且能够有效促进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提供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公平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然而，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困境。这些困境包括：组织能力不足，资金不足，资金来源不稳定，专业化水平比较低，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和自律机制不够完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有效性还比较弱等问题。因此，为了大力培育社会力量并促进社会建设，我们需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和可持续的发展。为了更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我们需要了解社会组织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运行机制，特别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和资金关系的认识，以及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研究。这本书就旨在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本章将先对现有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然后提出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数据。
二 有关社会组织发展的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对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和民间组织的研究。[1]目前对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兴起的宏观背景和结构性因素。例如，王名等学者将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社会组织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社会组织的兴起阶段，从改革开放初到1992年；第二阶段是在市场经济潮涌下形成的发展高潮，这一阶段从1993年到1999年；第三阶段是从2000年以后，随着政府改革、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社会分层与利益集团形成下的发展高潮（王名，2007；刘求实、王名，2010）。[2]他们还指出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得益于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变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空间的扩大等有利因素（王名、刘求实，2007；王名、孙伟林，2010）。[3]通过研究中国环保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历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环保组织的发展得益于良好的政治环境、对环保事业比较支持的媒体、网络的发展，以及国际组织的支持（Yang，2005；Chen，2010）。[4]从9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逐步重视环保事业，并且支持通过第三部门的发展来应对环保问题，同时国内的媒体也比较支持环保组织的活动，这为环保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网络的发展促成了网络化NGO的发展，这种组织形式降低了NGO的资金成本，同时也克服了政府对NGO的限制。国际组织对中国环保NGO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为国内NGO提供了资源和新的理念，增强了国内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并且推动了国内环保组织的能力建设。
第二类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如何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其中大部分研究将市民社会的理论或法团主义理论作为两个主要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关系。这类研究的焦点是NGO的自主性问题，即NGO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在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分配格局中，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组织与国家互相制衡，并通过促进政治参与和对国家的监督从而带来政治转型。[5]例如，高登·怀特通过考察浙江萧山的基层社团，提出当代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指出中国社团的发展呈现出市民社会的组织化特征，并且正在向着市民社会的方向发展。[6]Frolic在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state-led civil society）的概念，并以此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进行了分析。[7]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法团主义[8]（corporatism）的框架更适合分析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这些学者比较强调国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例如，安戈和陈佩华指出，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关系是法团主义模式。国家在某一领域中仅认可一个社会组织，并通过该组织保持与这一领域的联系。[9]顾昕和王旭通过2001～2003年对北京、浙江和黑龙江三省市的专业性社团的调研，指出我国的专业性社团是在具有法团主义特征的社团监管体系下开展活动的，专业性社团的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10]范明林和程金也指出政府通过授权等多种方式承认社团的合法性，同时也拥有了对社团的控制权，这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系具有法团主义特征。[11]Hsu和Hasmath指出，尽管中国政府提出大政府、小社会的理念，但是政府仍然在社会问题管理上起了重要的作用，NGO和社会组织需要积极与全国和地方层面的各级政府进行合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影响政府行为。[12]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各种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例如，Spires（2011）用附随共生（contingent symbiosis）关系模式来描述未注册的草根NGO和政府的关系。这种关系模式的特点是NGO通常会采取自我审查的方式，避免从事和推动民主化相关的工作，而是主要提供社会服务，帮助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以便得到政府的默许。在这种关系中，政府处于比较强的状态。这种NGO和政府的关系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政府占主导地位。[13]康晓光和韩恒（2005）提出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分类控制的关系模式。国家根据政府的利益需求以及被控制对象的挑战能力和社会功能，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由于国家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14]Ho则以“嵌入式行动主义”的概念来分析环保组织和国家的关系，即尽管国家对环境保护运动有所限制，但也提供了帮助。限制性的政治环境促进社会环保组织采取一种自愿审查的制度，以及一种“去政治化”的、非对抗性的策略，并充分利用其与政府和国家官员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来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15]
第三类研究是对各种社会组织发展的案例研究，着重分析NGO面临的困境以及相应的生存策略和运作过程。[16]例如，王名（2001）从NGO的活动、NGO自身的组织能力，以及NGO与政府、企业、资助者的关系三个角度，对中国的各种类型的社团进行了案例分析。[17]徐家良和万方从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资源动员能力、组织活动层次三个维度，对中国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剖析。[18]朱健刚从法律、人力、资金、信任、知识五个方面对上海和广州的两个志愿组织进行深入分析，考察草根组织如何确立规范、设定发展策略，以及如何建立组织框架、克服困境而发展。[19]邓莉雅和王金红（2004）通过对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土生土长的民间维权机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分析，考察了中国NGO发展的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对NGO的生存与发展所造成的制约。[20]张紧跟和庄文嘉通过分析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这个案例，指出该组织采取的主要行动策略是非正式政治型的，这些非政治行动策略包括掺沙子、拜老师、接订单、创制选票市场、寻求媒体支持、结盟友等。而这种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是在国家的底线控制与草根NGO 的夹缝求生互动中产生的。[21]和经纬等人对农民工维权NGO的研究显示，面对NGO制度合法性的不足和组织资源匮乏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组织策略。例如，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22]朱健刚和赖伟军的研究分析了汶川地震后NGO的联合行动，并指出这种NGO联合行动是依靠情境性的不完全合作策略。采用这种策略的原因是政治机会结构狭小，NGO以不完全合作的方式来规避联合行动的外部政治风险；同时合作网络的非正式性和合作意愿的不完全性，使得只有不完全形态的合作才能满足联合体内部对具体合作形式的要求。[23]
虽然目前关于社会组织和NGO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成果，但仍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首先，现有的文献大多采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对NGO的发展进行研究，分析框架比较单一。其次，现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但关于资金资源对NGO发展的影响关注较少。资金资源是NGO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资金资源和NGO发展的关系，分析NGO从哪里获取资金资源，如何动员资金资源，以及不同的资金获取渠道对组织发展策略产生何种影响。再次，现有的研究还忽视了组织生态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随着各个领域NGO的日益增多，NGO所在的社区日益活跃。NGO行业中经常举办经验分享会、能力建设培训以及考察学习等活动，NGO行业内的信息交流平台也很活跃。同时NGO行业中还涌现了一些比较有规模和成熟的社会组织孵化机构，致力于培育新的公益组织。这个活跃的NGO生态环境是如何影响NGO发展的，也值得我们关注。最后，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有些社会组织发展得比较好，它们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很强，它们组织的公益行动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能影响政府和公共议题。但是有些社会组织发展得并不好，资源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都比较弱，活动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为什么有些社会组织运作得比较有效，有些却不太有效？社会组织的有效性并未受到关注。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将结合社会运动理论、组织社会学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构建一个分析社会组织和NGO运行发展的理论框架。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包括：NGO是如何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的？资金资源、政治机会和组织生态环境是如何影响NGO发展的？NGO是如何获取资源来开展工作并实现自身的社会使命的？这些资源从哪里来？为什么有些NGO的资金获取能力强，有些则弱一些？为什么各个NGO的资金结构不同？资金结构的不同又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会给NGO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有些社会组织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成效，但有些却没有？NGO是如何获得组织有效性的？哪些因素影响了NGO的组织有效性？
三 理论分析框架
本书结合社会运动理论、组织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构建一个分析社会组织和NGO发展的理论框架。（1）社会运动理论
社会组织和NGO的研究框架可以结合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理论。这是因为，NGO是集体行动的载体。NGO的本质是人们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组织的志愿性组织，我们可以把NGO看作一种集体行动的表达方式。[24]将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引入社会组织研究，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分析NGO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在社会运动理论中，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对于研究NGO的发展特别有借鉴意义。
在社会运动理论中，资源动员理论就特别强调资源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系。资源动员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外部资源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外部资源一般指的是社会运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媒体资源、道义支持、信息资源等。[25]在这些外部资源中，资金资源被认为是对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例如，资源动员理论的创始人McCarthy和Zald 在1973年和1977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分别指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改良性社会运动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给社会运动组织和公益组织增加资金投入的结果，在这些资源中尤为重要的是来自政府和各种基金会的资金投入。[26]之后的很多研究都证实了资金资源对社会运动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资金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进的作用[27]，以及资金对美国环保运动发展（McLaughlin and Khawaja，2000）[28]和对美国和平运动（peace movement）发展的重要性（Lofland，1993）。[29]
而资源的获取需要一定的组织基础，所以资源动员理论中非常强调社会运动组织的重要性。例如，Gamson[30]的研究比较了美国历史上53个社会运动团体的发展过程，指出具有单一非替代性目标、科层化和集中化的组织形式，以及使用选择性激励的社会运动组织比较容易取得成功。[31]Cress和Snow（1996，2000）通过对美国无家可归人群的公益组织的研究发现，组织能力对这些公益机构的资源动员的效果有较大的影响。这种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当一个公益组织能够构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话语框架时，就能获得较好的资源动员效果。[32]McCathy和Wolfson对美国反对酒驾运动的公益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具有较多任务委员会的运动组织结构，组织年龄较长，以及经常在电视等公开场合露面的组织，能较好地募集资金。[33]
除了资源的重要性外，政治过程理论强调政治机会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34]各种政治机会包括政治制度的开放程度、政治精英联盟的稳定性、是否获得政治精英的支持，以及是否存在政治压制等。[35]（2）组织理论
社会组织和NGO是一种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的组织类型，它的特点是非政府、非营利，成员本着自愿和自治的原则加入并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正式组织。[36]这些特征决定了它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的特点，并对其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组织社会学理论也可以用于分析社会组织和NGO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组织社会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模式和能力建设，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作为组织的NGO，其重要特点之一是它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发生互动。[37]这是因为NGO需要依赖外部资源，包括资金资源和志愿者等人力资源，来完成组织的任务。同时NGO作为公益机构，经常承担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并通过提供公益服务而获得税收的减免。这些都使得NGO往往需要受到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所以，相对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来说，NGO是一个更为开放的组织系统，它需要通过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发生互动来获取资源，同时又不断地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组织的行为。[38]
在组织学理论中，资源依赖理论往往被用来解释非营利组织的行为。[39]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受到其所依赖的外部资源，如资金、信息和其他资源的影响。资源提供方往往会为非营利组织设定服务标准，作为获取资源的前提条件。此外，外部资源还会影响非营利组织内部的结构和权力关系。当然非营利组织也并不是完全的被动依赖，非营利组织往往会采取一些适应性的策略，包括做出一些内部结构的调整或主动改变外部环境，来维护自己的自主性并抵消外部压力。（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关注的是权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被分配的，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并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目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在NGO研究应用中，主要体现在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的框架来分析NGO的自主性问题。本书则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作NGO发展的重要的制度环境。
通过结合以上三个理论，本书提出了一个分析影响NGO发展和运行的理论框架，见图1-1。这个理论框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宏观层面的变量为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制度环境，组织层面的变量为组织能力和领导力，环境层面的变量为国际环境和NGO生态圈。图1-1 理论分析框架
在宏观层面中，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础的制度环境。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下，政治机会结构、组织能力、环境因素等会构成不同的机制和条件，进而影响社会运动的发展。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宏观制度结构条件将决定这些变量如何互动并发生作用，以及其中作用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具体来说，这个制度环境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客观层面，如关于NGO的登记注册和税务的法律法规等；另一个是主观层面，涉及政府官员对NGO的认可和接受程度。
在组织变量中，最重要的是组织能力和领导力。对于NGO来说，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实现和完成组织使命的能力上。[40]对内来说，NGO需要通过加强组织流程、基础设施管理和员工管理来完善其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其社会使命。对外来说，NGO需要建立与外部捐赠方、合作伙伴以及志愿者的良好关系，以便获取更多的资源。[41]一个优秀的NGO如果仅有优秀的项目，而没有强大的组织依托，是很难可持续化的。没有强大的组织能力，NGO也很难扩大其规模，从而限制了其社会影响力。领导能力对NGO的成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成功和有效的NGO的领导人需要具备的特点包括：紧紧围绕组织的使命来发展机构[42]；能有效动员理事会的资源[43]；关注组织的外部关系，包括拓展与政府、其他NGO、基金会、企业等的合作关系[44]，能不断在组织内部发挥员工的潜能[45]；具有政治策略，对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敏感性，并能不断维护外部关系[46]。
理论框架中的第三部分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影响因素，另一个是NGO生态圈的因素。国际NGO对中国NGO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通过提供组织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倡导NGO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扩大了NGO的活动空间，促进了NGO的能力建设。另外，国内NGO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也在增加，NGO行业内经常组织经验分享和参观学习，NGO之间也在组建各种联盟，各种社会组织的孵化器、孵化园也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NGO之间为争取资源而产生的竞争也在加强，整个NGO生态圈不断成熟，这有利于NGO的能力和效率的提升。
四 研究方法
本书将以中国艾滋NGO作为研究对象，以艾滋NGO的定量和定性数据为基础来进行分析。本书之所以选择国内的艾滋NGO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从中国NGO发展的角度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波发展高潮是环保组织，从90年代中期涌现出一批环保组织，比如说自然之友、地球村非常活跃，也推动了环保政策的一些改进和发展。从9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艾滋病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艾滋病领域的NGO，这些组织成为继环保组织之后的又一批具有积极影响力的社会组织。[47]在2000年前后，随着我国艾滋病危机的加深，出现了一大批关注艾滋病问题的NGO。[48]截至2012年，已经有600多家NGO致力于艾滋病防治。这些组织在宣传教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成为社会力量中参与防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和进一步完善。另外，艾滋病领域的NGO有较好的组织层面的数据，便于做定量研究。现有的《中国艾滋NGO名录》2005年版、2007年版、2010年版，为对艾滋病领域的NGO做定量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来源。《中国艾滋NGO名录》2005年版和《中国艾滋NGO名录》2007年版是由中国艾滋信息网[49]编纂的，《中国艾滋NGO名录》2010年版是由中国红丝带网[50]编纂的。笔者将这几本名录中包括的所有艾滋NGO汇总成为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括了794个中国的艾滋NGO，其中收录了这些组织的名称、所在地、关注领域、员工数量、年预算、资金来源、成立年份、注册情况、志愿者数量等。
除了定量数据外，笔者还对103位艾滋NGO的领导者及员工、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公共卫生领域学者以及艾滋病患者进行了访谈。笔者对于其中的87名NGO的领导者和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分别来自57个草根NGO，13个政府NGO，9个国际NGO。笔者采用结构性问卷展开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括组织成立的时间和过程、组织的现状、组织资金筹措活动的现状、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项目的执行情况以及其他若干话题。访谈涉及的NGO分布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包括北京、河南、四川、云南、上海、广州以及其他地区。本文的田野调查主要完成于2004年夏天以及2005～2012年。
除此之外，笔者还收集了49家艾滋NGO的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的文章和书面材料作为补充材料，以便于对这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
五 本书结构
本书按照如下方式展开：第二章将概述艾滋NGO在中国的兴起背景，并比较草根NGO、政府NGO以及国际NGO三者不同的成长轨迹，并分析导致不同种类艾滋NGO出现的因素；第三章将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艾滋NGO获取资金能力存在差异；第四章针对的是NGO资金收入结构不合理、资金来源过于单一的问题，分析影响NGO收入结构的因素；第五章分析了NGO所处的社会网络结构地位对其资金构成的影响；第六章运用对比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了三个艾滋NGO针对相关政策开展的维权抗争运动，力图揭示导致艾滋NGO维权抗争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最后一章，回顾本文的若干重要发现并讨论其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启发。
[1] 在本文中，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和民间组织是等同的概念，即泛指那些由公民自发成立的、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的公共组织。对于具体概念的讨论请参见王名，2010。
[2] 王名：《中国NGO的发展现状及其政策分析》，《公共管理评论》2007年第6期；刘求实、王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基础》，《学会》2010年第10期。
[3] 王名、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年第1期；王名、孙伟林：《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年第1期。
[4] Yang，Guobin. 2005.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1：46-66；Chen，Jie. 2010.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Impacts on the Gree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5）：503-523.
[5] Cooper，C. M. 2006. “This is our Way in，The Civil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South-West Chin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41（1），109-36.；Morton，K. 2005. “The Emergence of NGOs in China and their Transatnaiontal Linkages，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Refor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59（4），519-32；Tang，S. Y.，and Zhan，X. 2008. “Civic Environmental NGOs，Civil Society，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44（3），425-48；Teets，J. C. 2009. “Post-Earthquak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Efforts，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198，330-347；Teets，J. C. 2014. Civil Socie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The China Mod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Tilly，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
[6] White，Gordon. 1993. Riding the Tiger：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 Frolic，Michael. 1997. “State-Led Civil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in China，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Armonk，New York：M.E. Sharpe.
[8] 也有学者翻译为“统合主义”。
[9] Unger，Jonathan，and Anita Chan. 1995. “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29-53；Unger，Jonathan and Chan，Anita. 2008. “Association in a Bind，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Corporatism.” In J. Unger（ed.），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Contested Spaces. Armonk，New York：M.E. Sharpe.
[10] 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1] 范明林、程金：《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的建立和演变：对华爱社和尚思社区中心的个案研究》，《社会》2005年第5期。
[12] Hsu，J.Y.J. and Hasmath，R.，eds. 2013. The Chinese Corporatist State，Adaptation，Survival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and Oxford，UK：Routledge.
[13] Spires，Anthony J. 2011. “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1）：1-45.
[14]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15] Ho，Peter. 2008. “Embedded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 Semi-Authoritarian Context.” In P. Ho and R. L. Edmonds（eds），China’s Embedded Activism，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Routledge.
[16] 陈为雷：《从关系研究到行动策略研究》，《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7] 王名：《中国NGO研究2001——以个案为中心》，联合国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1。
[18] 徐家良、万方：《中国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活动阶段性特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136卷第2期。
[19] 朱健刚：《草根NGO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20] 邓莉雅、王金红：《中国NGO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广东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例》，《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1] 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2] 和经纬、黄培茹、黄慧：《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社会》2009年第6期。
[23] 朱健刚、赖伟军：《不完全合作：NGO 联合行动策略——以5·12 汶川地震 NGO 联合救灾为例》，《社会》2014年第4期。
[24] Johnson，Erica and Aseem Prakash. 2007. “NGO Research Program：A Collective Action Perspective.” Policy Sciences，Vol.40，Issue 3：221-240；朱健刚：《行动的力量——民间志愿组织实践逻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
[25] McCarthy，John D.，and Mayer N. Zald.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N.J.：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McCarthy，John D.，and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1212-41；Cress，Daniel’ M. and David A. Snow. 1996. “Mobilization at the Margins：Resources，Benefactors，and the Viability of Homeles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1，No.6：1089-1109.
[26] McCarthy，John D.，and Mayer N. Zald.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N.J.：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McCarthy，John D.，and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1212-41；Cress，Daniel M. and David A. Snow. 1996. “Mobilization at the Margins：Resources，Benefactors，and the Viability of Homeles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1，No.6：1089-1109.
[27] McAdam，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1930-197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Haines，Herbert H. 1984. “Black Radicalization and the Funding of Civil Rights：1957-1970.” Social Problems 32：331-72；Jenkins，J. Craig and Craig M. Eckert. 1986. “Channeling Black Insurgency：Elite Patronage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ack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812-29.
[28] McLaughlin，Paul and Marwan Khawaja. 2000.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Legitimation，Resource Mobilization，and Political Opportunity.” Rural Sociology 65：422-439.
[29] Lofland，John. 1993. Polite Protestors：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of the 1980s. 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30] McCarthy，John D.，and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1212-41；Tilly，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
[31] Gamson，William. 1990.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Belmont：Wadswoth.
[32] Cress，Daniel M. and David A. Snow. 1996. “Mobilization at the Margins：Resources，Benefactors，and the Viability of Homeles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1，No.6：1089-1109；Cress，Daniel M. and David A. Snow. 2000. “The Outcomes of Homeless Mobilization：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Disruption，Political Mediation，and Fra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1063-1104.
[33] McCarthy，John D.，and Mark Wolfson. 1996. “Resource Mobilization by Loc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Agency，Strategy，and Organization in the Movement against Drinking and Driv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1070-88.
[34] McAdam，Doug. 1996. “Conceptual Origins，Current Problem，Future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edited by Doug McAdam，John McCarthy，Mayer Za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Tarrow，Sidney，eds. 1998. Power in Movem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Kitschelt，Herbert. 1986.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Anti 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57-85.
[35]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6] Salamon，Laster，eds. 1999. America’s Nonprofit Sector：A primer. New York：Foundation Center.
[37] W.理查得·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8] Worth，Michael. 2012. Nonprofit Management：Principles and Practice（2nd）. Sage Publications.
[39] Pfeffer，Jeffrey，and Gerald R. Salancik.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0] Light，P.C. 2004. Sustaining Nonprofit Performance：The Case for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Evidence to Support it.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Letters，C.W，et al. 1999. High Performanc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Managing Upstream for Greater Impact. New York：Wiley.
[41] Hudson，M. 2005. Managing at the Leading Edge.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42] Dees，J.G. et al. 2001. Enterprising Nonprofits：A Toolkit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New York：Wiley；Light，P.C. 2002. Pathways to Nonprofit Excellence.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43] Herman，R.D.，and Heimovics，D. 2005. “Executive Leadership.” in R.D. Herman and Associates（Eds）. The Jossey-Bass Handbook of Nonprofit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44] Herman，R.D.，and Heimovics，D. 2005. “Executive Leadership.” in R.D. Herman and Associates（Eds）. The Jossey-Bass Handbook of Nonprofit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45] Crutchfield，Leslie R. and Heather McLeod Grant. 2008. Forces for Good：The Six Practices of High-Impact Nonprofits.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46] Herman，R.D.，and Heimovics，D. 2005. “Executive Leadership.” in R.D. Herman and Associates（Eds）. The Jossey-Bass Handbook of Nonprofit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47] Thompson，Drew and Xiaoqing Lu. 2007. “China’s Evolving Civil Society：From Environment to Health.” China Environment Series，issue 8，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48] 牛彩霞：《中国参与艾滋病预防控制的草根非政府组织调研报告》，《中国性科学》2005年第11期；王名、刘求实：《艾滋病防治领域NGO 的发展及相关政策建议》，《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9] 中国艾滋信息网（China AIDS Info）是一家注册在香港的、致力于推进中国艾滋病领域非政府组织服务的民间机构。
[50] 中国红丝带网是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络，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
第二章 资源、政治机会、组织生态环境和NGO的发展
一 艾滋NGO发展的总体状况
中国在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最初的艾滋病患者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吸毒人群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艾滋病疫情的流行和扩散比较缓慢，主要的传播途径是吸毒和性行为。到了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中部地区暴发了部分有偿供血者由于血站的卫生条件不合格而感染艾滋病的疫情。之后，艾滋病的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流行范围扩大，局部地区疫情相当严重。[1]除了通过吸毒、血液感染、性行为的传播途径外，艾滋病在同性恋群体中的传播也在蔓延。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预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78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为15.4万人。[2]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艾滋病疫情进行防治和控制，国务院先后制定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并在2006年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2002年，中国开始自行生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并免费向河南、安徽、湖北等重点地区的患者提供。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并实施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包括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免费预防母婴传播，免费上学和开展生活救助等。在制度建设方面，1997年我国建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并于2004年改名为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进一步加强了协调力度，实现了从中央层面来统筹协调全社会参与艾滋病防控的目标。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政府也不断意识到社会组织是艾滋病防治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断引入非政府组织的参与。[3]在这个背景下，艾滋NGO从90年代末开始快速发展。这些艾滋NGO活跃在病人关怀服务、同伴教育、艾滋孤儿、政策倡导等各个领域。[4]图2-1显示了从1987年到2008年的艾滋NGO总数以及每年新增的NGO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8年，艾滋NGO的总数达到了678家。从1987年到2000年，艾滋NGO的总数不足100家。在2000年以后，艾滋NGO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2001～2006年发展得尤为迅速，每年新增的艾滋NGO在50家到120家。2006年后艾滋NGO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饱和，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图2-1 艾滋NGO每年新增组织数目和累计组织数目（1987～2007）
资料来源：《中国艾滋NGO名录》2005年版、2007年版、2010年版。图2-2 不同类型的艾滋NGO的每年新增数目（1987～2007）
资料来源：《中国艾滋NGO名录》2005年版、2007年版、2010年版。
不同类型的艾滋NGO的发展轨迹也各不相同。图2-2显示了从1987年到2008年每年新增的草根NGO、政府NGO和国际NGO的数目。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NGO和政府NGO在数量上占多数，草根NGO比较少。进入90年代后，政府NGO的数目仍占多数，草根NGO开始有所发展。90年代后期草根NGO开始快速发展。2001年以后，草根NGO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同时政府NGO也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增长速度不如草根NGO。国际NGO在此期间的发展相对较慢，在2002年达到高峰后逐步下降。草根NGO和政府NGO在2005年和2006年后发展速度也分别有所下降。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艾滋NGO的快速发展？
二 影响NGO发展的分析框架
本书把NGO看作一种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表达方式，即NGO是公民通过有组织的、持续性的社会行动来实现社会动员，其目的是追求公共物品的增加或社会不公正的改善等，推动社会变迁。[5]本书引入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有效用于对社会运动组织的分析，并运用于对NGO的发生和发展模式的分析。
西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外部资源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外部资源一般是指社会运动所需要的资金资源、人力资源、媒体资源、道义支持、信息资源等。在这些外部资源中，资金资源被认为是对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源。[6]例如，McCarthy和Zald指出了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改良性社会运动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提供给社会运动组织和公益组织的资金增加的结果。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指出了资金资源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美国环保运动及美国和平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7]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1：当艾滋病领域的资金增加时，艾滋NGO的数目也会增加。
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还强调政治机会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政治机会一般包括政治制度的开放程度、政治精英联盟的稳定性、是否获得政治精英的支持以及是否存在政治压制等条件。[8]但是目前对政治机会的分析比较侧重于结构性的政治机会，这导致我们并不清楚政治机会是如何转换为集体行动的。所以一些学者指出，除分析结构性的政治机会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人们对结构性政治机会的主观认知程度。例如，Kurzman通过对伊朗1978年革命的分析提出，从政治机会的结构性角度来看，伊朗在革命前夕并不是很弱；但是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感受到反对派的势力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推翻现政府的政治机会的来临。因此，Kurzman认为人们对政治机会的主观认识至关重要。[9]Meyer和Minkoff通过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分析也发现了政治机会的信号效应，即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会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政治机会的变化做出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感受对黑人民权运动组织的建立以及民权运动的推动有显著的影响。[10]本章将延续对政治机会的主观测量的分析视角提出：
假设2：随着人们对艾滋病领域政治机会的开放程度的主观感受不断增强，艾滋NGO的数目也会增加。
此外，NGO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是一种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的组织类型，因此可以借鉴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NGO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组织社会学中的种群生态理论（population ecology）关注的是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其理论思想的核心是新组织的增长与其所处环境中的现有组织的密度有关。[11]种群生态理论认为，组织密度的增加会对组织的增长起到正面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组织规模的扩大证明了组织形态存在的特定价值，增加了组织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当该组织生态圈形成后，如果组织密度在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仍继续增加，那么会导致组织之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