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肯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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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选择的路试读：
第一辑城与年
春天
1973年也没什么大事，对我却是划时代的——我上中学了。那是一所新建的中学，学校虽然年轻，但空间很老，是北京中学最老的空间之一，甚至比四中还要老。校园里有一些很大的树，一个老式的篮球场，青砖墁地，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地方已斑驳、颓圮，生着冬天的荒草，而青草也已露头。两幢深灰色带走廊的教学楼，与颓圮的球场显然同属一个时代。走廊为绛色绿色混搭，一如窗棂的双色；虽只有两层，却比现在的三层楼还高，并且是坡顶，顶上有装饰性的通风口，天窗；带格子的大玻璃窗透亮又阴凉，南北通透，两边都是玻璃。楼与楼之间有楼洞相连，形成一个整体。教室内部为正方形，高旷，有很大的吊扇，褐色的木地板油漆早已磨去，只在墙裙和角落里还可以看到一些；窗下同样是很老的暖气片，是一格一格的生铁，与宽大木质的窗台比显得特别有力，应是世纪初的暖气；黑板是墨绿色的，比起小学墙质的透着白底的黑板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空间最早叫“五城学堂”，建于1901年，钱学森、张岱年、于光远、李德伦、于是之、赵世炎曾在这个空间读书。1952年，“五城学堂”的部分校址改建为和平门中学，到1973年，也就是我上中学那年，和平门中学又一分为二，分拆出“北京180中学”，也就是我读的这所中学。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和平门中学一分为二，后来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是生育高峰期的一代，学生太多了，人满为患。
同时，那年又改为十年一贯制教育，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取消了“高中”。这样一来我们那年一下毕业了两拨人，六年级毕业生和五年级毕业生，一共二十四个班。分成了两个年级组，我们六年级毕业的十二个班为一个年级组，占了那两座古色古香的1901年的建筑。五年级毕业的十二个班占的是前院一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盖的四层红砖楼。那楼长方形，又土又难看，跟我们所在的两座历史之楼没法比。仅就楼而言，你不知道时代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
简易红砖教学楼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对面围墙外是河北梆子剧团，同样是难看的简易红砖楼。旁边是我们学校大门，紧挨着我们的是北京墨汁厂，墨汁厂原名叫“一得阁”，一度更名，上世纪80年代才又改回了“一得阁”。院墙外边的路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路边堆放着许多空瓶子，各种款式都有，用麻包包着，日久天长包不住，许多就裸露着，我们上下学没少拿瓶子，简直随便拿，厂里也不在乎，瓶子太多了。
那时，除了我们所在老建筑提示了一点传统，没有任何传统。二十四个班，两届混在一起，一切都在混乱（教育要革命）中成长。新生，新老师，新时间（事实上是混乱的时间)，主宰了同样混乱的空间。
但无论如何比起小学还是不同。第一次跨进这个空间，我刚过十四岁，身高不过一米四，小个儿，圆脸，还带着小学全部的紧张，不安，羸弱，当然也有非常隐秘的兴奋与新鲜。没有因为上中学而有一件新衣服，仍穿着一件劳动布上衣，袖口和领边已磨破，不得不卷上点袖子，同时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
走进宽敞的好像到处都是玻璃的方形教室，让我没想到的是竟有新同学跟我打招呼，问我住哪儿、小学是哪儿什么的。我也学着问了对方，就聊起来。表面上不显，其实我内心非常激动，非常惊讶地感到一种平等——这种平等小学六年我都没感受过。可能因为陌生、不了解，反而平等？
平等即尊重，即大人了，是我上中学最大的感觉。或者也因为小学被不平等桎梏得时间太长了，才让我对平等那么敏感、激动，感到身体中的曙色，也因此我是那么机敏——那么机敏地抓住了这一点点平等。我们熟起来，成了朋友，尽管内心仍紧张，但我表现还算出色。我不知道这和新教室的空间、走廊、木地板、大玻璃窗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种历史但又明亮的空间规定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初的东西？传统有时是无言的，就像这两幢老楼无言地说着什么。
女教师在小学没什么特别意义，与男教师无异，但在中学不同，对男学生有着特别的成长意义。现在已很难有像我当年上中学时那么年轻的女教师，记忆中的何老师，十七岁便站在了高高的讲台上，比我们这些男生也就大了两三岁。此外何老师完全是胡同口音，听上去特别亲切。那时老师里有不少外地人口音，纯北京胡同口音少之又少，因此甚至不觉得何老师像老师。
我们这些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人正值生育高峰，这一代人像洪峰一样到哪儿哪儿就紧张，学校紧张，老师紧张，医院紧张，没有不缺的，缺老师，缺设施，缺场地，以至一些小学改成戴帽儿中学。
何为戴帽儿中学？那时推行十年一贯制教育，即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小学五年毕业了本应去上中学，但没那么多中学，就在原小学上中学，故称戴帽儿中学。我们上了六年小学有正式中学可上，但缺老师，于是何老师便从师范学校匆匆毕业，教了我们。本来习惯了小学女教师僵化的无性别的样子，对于姐姐相的何老师说实话还有些不适应，甚至有些担心：她能当老师吗？
但是我们很快适应了新老师，并且越来越喜欢。198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便写了一本近十万字的回忆录，主要写了我中学时的经历，其中一往情深写到了何老师：“每当我们犯了错误她骂我们时，我们就假装老实得像猫一样，与其说是挨批评，不如说是一种享受。何老师骂我们忘恩负义，昨天刚说得好好的，今天又忘了，说到这时她的眼圈都红了。这时我们真的有些后悔，恨自己为什么管不住自己。批评完了，她的气儿消了，有时就会拿出糖让我们吃。我们不吃，她就塞到我们嘴里，骂我们傻德行。”
回忆录写到何老师几乎用家里的方式教育我们，管我们非常严，以至我们班各方面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每天我们甚至排着队下学，走出校园，这在我们学校是唯一，甚至是那所中学的一道风景。我班有的男生个子已很高，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却像小学生一样下学，十分有趣。我们受到学校表扬，有些班学我们，但坚持不了几天就歇菜，走得也不如我们整齐。一有人学我们，我们的荣誉感更强了，每天走得像后来的天安门仪仗队一样。
不管一个人是否年轻，有多高的水平，用什么方法教育，教师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爱。有了爱，哪怕方法并不得当、水平并不高也会赢得学生。何老师不像老教师有经验、水平高，我们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就要为何老师争口气。如果学生能替教师想，就算不一定是教育取得了成功，但一定是爱取得了成功。但如果是爱取得了成功，还有什么不是成功的呢？
1973年4月，我上中学的第一个春天，何老师带我们春游。那时我平生第一次有了春游概念，以前虽有过自发行为，比如去护城河捞小鱼，抓蚂蚱，但只有行为没有概念——这不一样，概念是文化，是理性，而行为近于本能。只有本能与概念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人，才可称之为文化。
而且，是去颐和园，爬万寿山，游昆明湖。爬山，划船，这一切对1973年的我们都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也是我们从少年进入青年的标志，我们不再是孩子，我们是大人了。小学和中学就是不一样，小学我们去八宝山（扫墓），中学去万寿山（游玩）。人还是有超时代的可能，何老师便超越了。
颐和园如画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青春与山水相看相映，我能感到一切都那么新奇。我们在画中游，在白色的石舫旁出神，一条湖边的军舰让我们无比兴奋。我和许多男生用柳条给自己编了一顶帽子，眺望山下时仿佛自己是老八路。在后河岸边，望着碧绿的河水，真想跳入水中，像小兵张嘎戴着柳条帽侦察一番。那时大脑中的想象力也就是这些，文明从我们记事起便已断开，只是一遍一遍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出现颐和园真是异端，但不知如何喜欢，如何想象。
何老师严令禁止我们下水，对我们的柳条帽倒也没怎么反对。何老师就在身后，她被一群女生众星捧月，宣传委员张丽丽拿着一台照相机——我也是第一次见照相机，招呼男生照相。我们谁也不照，你推我我推你，扭捏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为什么那么扭捏，大概青春初期的男生就是这样，半生不熟，若即若离，不远不近，如果有时离女生太近了，就会有男生做不屑的样子快速向前或跑开。这样一带头，大家一下跟着往前走了，男女生两拨人又拉开了距离。如果谁单独和女生在一起就会被讥笑，瞧不起。换句话说更多怕的就是这个，因此没一个听宣委的，最后是何老师一个个拽男生，大家才合了影，到最后男生就等着拽，好像每人一份。
不划船是说不过去的，但是春游的人太多，我们到码头时船已租完。排队等回来的船是等不上的，因为往往半道就会被人截走，别人把计时应付的钱给你，你拿着船票最后结账，或再转手别人。那时的颐和园就是这样，许多人在离码头不远的岸上打问往这边划的人是否退船。
这事男生不再扭捏，似乎就该是男生的事。直到下午才截到了船，何老师让同学们先走，她和几个女生要到最后。我们兴奋极了，又是人生第一次划船，看早就看会了，一上船无师自通就划向湖心。后来听说出事了，何老师掉河里了，我们本来极度兴奋的心情一落千丈。本来兴奋了一天，最后以“悲剧”煞尾，谁也没想到，正应了那句话——乐极生悲。
现在回想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上船时，一直和何老师在一起的班委钟晚霞，一只脚踏上船而另一只还未上去船就离开了，已上船的何老师眼疾手快一拉钟晚霞，结果船瞬间倾斜，何老师与钟晚霞一齐落入齐腰深的水中。没有生命问题，但是特别扫兴。
我们赶快回到了岸上，何老师被女生围着，眼睛红红的，好多女生眼睛也是红的。我们心里非常难过，谁也没有说话，也不会安慰人。终于有人找到两套衣裳，何老师与钟晚霞去换衣裳。换回衣裳好了许多，精神也振作起来。何老师又笑了，说自己从没穿过这么怪模怪样的衣裳，像不像唱戏的。所有同学都已商量好，回学校谁也不许说何老师掉河里了，不能让外人知道，因为要是让外人知道了多不好意思！回来的路上，我们这些男生都表现得特别懂事，拿出男子汉的劲头安慰何老师，逗何老师笑，再也不扭捏。我们都老老实实围着老师，讲笑话，讲今天玩得多好，明年还来。我们突然长大了一些，就像某种植物一样，一场雨后拔了一节。
2016年5月
乡村
1973年夏天，野营拉练，新奇感胜过第一次春游。拉练与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有关，我们从头到脚都是绿的。年轻的何老师英姿飒爽，长发改短发，头戴军帽，像红色娘子军的连长，更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个星空灿烂的晚上，我们齐刷刷站在操场上，肩背背包，班变成排，分列了二十几个矩阵。校领导为团级，下设营、连、排。每人都是一身绿，至少要做到上衣是绿的。背包打成“井”字，背包绳也是绿的，脸盆及备用绿球鞋也打在背包上，另有一个军用水壶。已基本分不出男女，全都一样。当然了，这是猛一看，实际我们分得非常清，一看就知道谁是谁。
何老师是排长，我们班变成了排，我们叫何老师也叫何排长，叫何排长时会拉长了声，说不清是喜欢还是新鲜。出发前外地口音的学校书记即政委讲话，口音很有点像《南征北战》戴皮帽子的政委的声音。然后是各营连排长发言，战士代表发言。操场上灯火通明，旌旗招展，誓师毕，全团四路纵队夜行出了校门，穿过了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向郊外进发。
我们的目的地是北京市大兴县一个叫西庄的村，对这个地方我们完全没有概念，甚至像军事机密一样不能详问。从来没背着背包走在城市中，一度真的感觉像开赴前线，几乎有点悲壮，但又知道是模拟战争，因此一切实际上又有表演性质。为什么要拉练，原因不必探究，因为很多事情虽然原因荒谬，结果却未必荒谬，时至今日我也不觉得看起来可笑的浪费宝贵学习时间的野营拉练（后来变成每年一次的学农学工）是坏事，认识了社会、长了社会经验姑且不论，仅是对漫长学校生活的溢出，体会到不同的生活方式、生长方式，就有重要的甚至本质的意义。这就如同一棵树不能光有主干，还要有旁逸斜出的枝干，否则太可悲了。我并不是歌颂那个时代，事实上我一直在批判，我只是在厘清一些重要的东西。在我漫长的学校生涯中，学农学工拉练印象深刻，构成重要记忆：那仿佛另一个自己；像是他者，但又是自己。
过了黄村，天已蒙蒙亮，晨曦在无边田野上升起。如果说黑夜让人绝望，晨曦有时更甚，因为看到更远的要走的远方。已离开了硬路面，走上松软的沙土路，身上的背包更觉千斤重。队伍差不多自动停下，也不管是否吹了号，大家东倒西歪躺在了地上，而这时候号角也才响起。若是真的军队，这样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已经相当不错了，大家真是累坏了，沙土地走起来难，躺下倒真是舒服，也不分什么男生与女生了，横七竖八，一倒地就睡着了。毕竟我们不过是十四岁的少年，童子军都算不上，一夜之间就成了“战士”怎么可能？再政治口号，声嘶力竭也没用。
再次起程，不走肯定也是不行的，被嘹亮尖厉的号声叫醒，摇摇晃晃站起，背起背包继续沙漠上的进军。问得最多的话就是还有多少里，甚至连何老师都问体育老师，每次体育老师都说“还有四五里”，后来才告诉我们是“四五二十里”。一步步量出的乡村，汗水与血水（血泡）淌到的乡村，当然是不一样，也因此到达目的地后，一下就爱上了这个小村。
这是一个半沙地的小村庄，后来所说的沙漠逼近北京城即是指这里。我们一个班也就是一个“排”住一个村，几个人一组分别住在老乡家，如同当年的八路军。村子不大，二十几户人家稀稀落落构成不规则的圆，树不多，不过与村外荒凉沙丘比算多了，而且有些树很粗很大，简直像是古树，说明当年树很多，村子也很古老。我们没有任何生态环保意识，对树不感兴趣，反倒对从未见过的沙丘特别上心，新鲜极了。沙丘像波浪像月球一样，并不是一点植物都没有，沙丘与沙丘之间也还有一撮撮绿，一种叫马舌头的四脚蛇跑来跑去。不，这不是纯粹的沙漠，但足以让我们惊奇。马舌头成为我们捉取的对象，捉住之后让两条马舌头咬在一起，放在光光的沙丘上，到死它们也不会松开对方。村外的沙丘是收工与饭后我们男生的乐园，不需要女生，女生才不敢来，就是男生的乐园。
我们同样见识了井水，这个村子那时连压水机也没有，吃水要到村边井里挑。义不容辞，给老乡挑水是规定动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可我们稚嫩的肩膀哪儿挑得动水，但是挑，痛苦地挑，挑半桶，小半桶，不会前后挑就横着挑。横着如同一种刑罚，架势看上去太痛苦难受了。但还是挺高兴，新鲜，嘻嘻哈哈，几个人换着挑，照样把老乡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挑水本是男生的活儿，但有的女生也挑，甚至比许多男生挑得还好，真是惊人，挑起来像一种舞，让横着挑的男生无地自容。如果不是学农拉练很多事不会发生，许多生命信息难以传递，而少男少女也一定是在特定的环境里，才能充分地感觉到青春信息，身心也才丰赡自然。
乡村的夜也是新鲜的，它如此宁静，繁星低垂，天空比村子还亮，村子倒成为夜的轮廓，一处处黑黢黢的有些吓人。吓人就看星星，越看越亮，连银河都清晰可见。班长吕世秋与我同住一个老乡家，每天晚上都叫上我一起去找何老师，陪何老师一起查铺。那时农村连养狗的都少，我们穿过夜晚的村子，只在村外偶有一两声狗叫，听上去很新鲜。何老师查铺完全是她个人的一种责任，团里并没要求，主要查看是否熄了灯，有什么问题，谁身体不舒服，后来想想或许还有跟她的学生道晚安的意思。陪何老师查铺的还有两个女生干部，一个生活委员，一个学习委员。另外还有一个村里的复员军人，担任民兵连长，人很憨厚，有点害羞，很周到。女生宿舍没什么，都很安静，男生宿舍几乎没有一处安静睡着，习惯了查铺，都等着查铺，我们到一处总听到里面有故意弄出的响动，然后是低声的笑，忍不住大笑，总有更大胆更赖皮的男生伸出窗户跟何老师贫上两句，谁谁放屁他睡不着，然后被一把拽将起来，受何老师一顿训，才算舒服完事了。
跟着何老师一起查铺的人都是干部，只有我不是。我能看出许多同学的疑惑，就算我和吕世秋一个宿舍，但宿舍也还有别的干部。能检查别人，我已是事实上的干部，早晚是——我隐隐感到未来的前景。差不多十点钟，查完最后一处，就到村边了。刚开始查铺到这儿，我们就先送何老师和两个女生干部回宿舍，我和吕世秋再回，均由民兵连长护送，后来越来越熟，每次都要在月色中的一棵老树下坐一会儿，说一会儿话。都是年轻人，最大的民兵连长也不过二十出头，有股周到的英武之气，我们很喜欢他，有种温暖沁人的安全感，看得出何老师也很喜欢他，如同喜欢泥土或树一样。大家有说有笑，主要是何老师说，吕世秋附和，两个女生干部咯咯笑，我话不多，和民兵连长差不多。问到民兵连长他才说一下，说得很有条理。我只静静听着已很快乐，总是想我是谁？连个小组长都不是，却和老师班干部在一起，别的同学都睡了，我们却在这儿赏月，真是很特殊。
有人提议何老师唱支歌，大家一致赞同，何老师也没推辞，自然而大方地对着月亮唱了一曲《见到你们格外亲》。必须承认我没听过，也不知道这是马玉涛唱的歌，更不知道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至少五年以后这支歌才会在首都体育场重新唱起，唱得大家热泪盈眶，老泪纵横。何老师在1973年的乡村便已唱了这歌，声音那么饱满，不像平时何老师说话的声音，特别是那句“八年打走了日本兵”特别带劲。几年后，当我在不同场合听到马玉涛唱这歌时，不禁想到曾经的夜晚。月色之下，何老师唱完，我完全听傻了。尽管何老师只比我大三四岁，但她显然知道《东方红》，而我一无所知，全无概念，从第一天上学学习“毛主席万岁”，听说读写，我与历史就中断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是全新的一代，是“时间重新开始了”的时代，以前没有时间，以前的时间不算时间。但是好东西，哪怕稍好一点的东西放出来就会感觉特别好。历史是阻拦不住的，稍有缝隙就会流泻出来，何老师就是缝隙。何老师唱完让民兵连长唱，民兵连长羞涩片刻，可能受了感染，也大大方方唱了一首《伟大的北京》，是当时最流行传唱全国的歌，“伟大的北京我们为你歌唱，你是人民心中的心脏”，竟唱得也不错，但显然与何老师比是两个时代，是被允许的，当下的。没想到民兵连长唱完，何老师竟开了我一个玩笑，让我也唱一支。何老师甚至叫了我的小名“二庆子”，并且强调了一下，能听出玩笑的味道。何老师上课经常叫同学的外号、小名，有时大家哄堂大笑，非常亲切。我倒没任何羞怯与自卑，这个夜晚如此美好，让人动情，情不自禁，吕世秋和两个女生干部都唱了，我却依然没唱。我一支歌都不会唱，像石头里蹦出来的，如果非要我唱，我也只会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在这个夜晚，根本没法张嘴。我和别人比，在那个时代缺了点什么，主要是我一个人生活，历史简单我就更加简单。
2016年5月
胡同1973
三位一体
戏曲，武侠小说，武术，三位一体。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种文化比这样“三位一体”的文化对国人影响更大。我以为这三者像三根梁柱构建了我们民间的心理空间。诸子也好，唐诗宋词也好，程朱也好，明清小说也好，实际上是通过上面三位一体的通俗形式投射到民间的，在漫长的时间中高端文化与低端文化是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高端与低端接近完美的结合与自洽。其是非功过不是本文所能谈的，我要说的是即使“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上述的“三位一体”在民间也并未被完全打破。
传统戏曲自然缺席，但与传统戏曲同脉同构的武侠演义小说仍在口头上流行，“说唐”“隋唐”“水浒”“三国”“十八条好汉”“一百单八将”“杨家将”“岳家军”“借东风”“空城计”，像日常用语一样不绝于耳。特别是到了“评法批儒”的1973年，传统文化以“内部资料，仅供批判”的变态形式又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传统戏曲如京剧昆曲虽未恢复，但与之一脉相承的武侠小说与民间的“尚武”已通行无阻，舞枪弄棒，压腿弯腰，耍把式摔跤，不要说在广阔的乡村，就是在北京的胡同也死灰复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形容1973年的传统文化也十分恰当。
北京，别看是首都，某种意义上是放大的乡土，与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从建筑格局上看，也不过是把传统乡村的院子一个个连起来，形成了胡同、街、巷、夹道，而乡村的井在并不久的以前，在胡同中非常普遍，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胡同之井一如乡村。在许多旧文人看来，在全国范围，北京也是最有“乡愁”感的城市，比如郁达夫，他就说过只要在北京住过两三年，就会“隐隐地对北京害起怀乡病来”。不独中国人，外国人也一样，在北京住上几年同样也有某种强烈的“原乡感”，英国作家罗德艾克森曾在北大教书，离开后却还一直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老人家总巴望有回来的一天，其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生活占了很大篇幅，仿佛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
北京天桥堪称“戏曲、武侠小说、武术”三位一体的集大成之地，事实上也是乡村集镇文化的放大，虽然1949年后天桥消失了，但“天桥”的余脉始终在胡同中活跃着，“文革”中彻底销声匿迹，但到了1973年再度复燃。
胡同里许多蹬三轮的都有着天桥的“倒影”，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虽然拉洋车的早已不存在了，但事实上三轮车代替了洋车，不拉人改为了拉货，是70年代北京重要的运输工具。自然，也像过去天桥一样蹬三轮的多来自底层，平时就是卖力气，养家糊口，眼睛毫无内容，如同三轮本身。
但也像南城总有民间传奇一样，种种原因，蹬三轮这一行的人也偶或有世外高人，甚至一看他们的眼神就不同，肌肉线条也不同，或者说这种人什么时候都不同。别看苦力负重，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都透着内心的东西。哪怕他一身酒气，喝了半斤八两，你走近他都会感到一种从容的东西，与酒不同的东西，一种稳定的气场。唯一不同的是酒后他的眼睛越发亮，但也越发深不可测。的确，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只要有本事，最终都会内化为一种内在的东西。
王殿卿
王殿卿，此刻我在心里叫出他的名字仍感到一种四十年前的气场：他坐在围观的众人之中。他是核心，别看是蹬三轮的，这时却像个教主。他本不是我们前青厂的，是北柳巷的，我们两条街在琉璃厂画了一个十字，有一段距离，本来是互不来往的。王殿卿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身体挺拔。日晒雨淋的脸，手臂，胸，均铜色，手的肤色与脸完全没有区别，眉与眼黑得总像漫不经心。不穿背心，一条黑裤子差不多卷成裤衩的样子，盘腿一坐，稳如泰山，自成庙宇。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泰山”的师父李三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桥撂跤界大名鼎鼎，1949年后下落不明。时光到了70年代，王殿卿坐在众人之中，俨然就是当年天桥的他的师父。
我不知道跤场创办人小徒子当年是怎样认识王殿卿的，有一天在什么场合拜了师，有何种仪式，或者并无仪式，一切都不详。不过就像任何事都有必然性，比如可以反问：如果小徒子不是我们那一带顽主，一条七节鞭打遍几十条胡同，如果不是动辄小徒子身怀砍刀去和人碴架，如果不是种种“后文革”盛行的流氓性，动不动就“震”哪儿，小徒子会认识天桥出身的王殿卿吗？天桥并不单纯，流氓性与民间性并不好区分，这点在小徒子身上也同样并存着，但吊诡的是自从小徒子认识了王殿卿并拜其为师，打架反而少了，特别是开了跤场，请来了师父，小徒子就好像归了正果，再没打过什么架。或者用不着打了，流氓顽主最怕两种东西，官府不必说，再有就是真正的江湖——跤场或武馆这类殿堂，后者与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后者又是前者的克星。戏曲武侠反映的是这样，现实有时更是这样，很多时候现实与文化已经互文，水乳交融，至少在70年代北京没变。
撂跤
小徒子是我叔叔的儿子，比我大几岁，71届的，没赶上插队，十六岁初中毕业分到石景山热电厂工作。七节鞭、三棱刮刀、大砍刀都是小徒子在厂里偷着加工的，喜欢冒充部队大院的，一身国防绿，军大衣，绿帽子，别的都不新鲜，但七节鞭非常新鲜，区别于一般的顽主。一是铁棍做的，每节都有眼儿，穿在一起，舞将起来很像有功夫；二是七节鞭与三棱刮刀（俗称插子）有所不同，七节鞭是文化，插子不是，插子是纯粹的流氓工具。不知道我这个顽主的叔伯哥哥跟谁学的七节鞭，或者干脆是自学的？反正耍起鞭来别人总要怕上三分。那年插队的人走了，留下年龄空档，小徒子先是在院里称王，然后打到街上，打遍附近的胡同，认识了很多人，分分合合，据说最远一次打到了海淀，那次据说纠集了上百人，最后没真正打起来，但小徒子的顽主地位大增，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
开跤场之前，小徒子就带领我们院里的孩子练武，压腿，弯腰，打旋子，翻跟头，走一些简单套路。套路也不算什么拳，就是七个招法，小徒子称为“七步拳”。七节鞭，大砍刀，七步拳，这些在访到王殿卿之前都不过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我们院也就像书中所说的早期的花果山。等到小徒子访到了类似孙悟空的师父菩提老祖的王殿卿（甚至说让王殿卿收了去），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学艺，我们也像书中描写的觉得神奇。在我们看来小徒子怀揣七节鞭、大砍刀到海淀领头碴架已不可思议，现在又有了神秘的师父，说实话我们已有点分不清是书中的事还是现实的事，特别当有一天小徒子说已学有所成，我们激动得手舞足蹈，差点把小徒子抬起来。作为文本的民间和作为民间的文本，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很难分清，也说明“三位一体”既是文化也是现实，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心理始终有着神话特征。“后文革”的核心已不是“文革”，而是“三位一体”，是“水浒”“三国”“西游记”，尽管每天还在读报、开会、阶级斗争……“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话语像另一种神话，都在空中，但两种神话并行不悖，人们照单全收，完全无碍……就是这时候小徒子要开一个跤场，要我们正式拜师。书上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觉得理所应当拜，封资修阶级斗争是另一套话语，与我们无关。
跤场本应设在我们院，可我们院太小，练功还算凑合。但这一点也难不倒小徒子，因为“顽主”小徒子的“领地”绝不止我们院，整个我们这条胡同这一带某种意义都是他的领地。小徒子毫不困难地选了距我们院有一大段距离的周家大院三号门前拐弯的一块空地，小徒子像美猴王一样率领我们这些小猴子拿着兵刃般的锨、镐、筢子、水桶，浩浩荡荡开进那片空地，松土，平整，洒水，做准备动作，压腿，蹲桩，举杠铃，走哑铃，盘杠子。没人管。不仅没人管，每天还有许多人看我们，连街道革委会也不管。我们学习如何摔倒对方，捉对对抗，一招一式小徒子都非常认真。
顽主一旦认真起来还是有些不同，一方面他有一个“流氓”的形象，一方面又是民间英雄，让人既可怕，又可敬。没人比他更自由，他做坏事自由做好事也自由。生活中常常是这样，做好事更不自由，因此有些好事只有“坏人”才能做成。如果别的人占一块地方，搞个跤场行吗？肯定不行，别说街道积极分子、革委会，就是街坊四邻也会理论。
但是没一个人跟小徒子理论，自然也没人跟我们这些喽啰理论，而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匪夷所思：人们不但默许了我们，后来还拍手称快——胡同有了天桥的味道，老北京回来了，又有看头了。
开始我们是“麻泥鳅”，就是光着膀子摔，围观的人也不太多。后来有一天，小徒子弄来一套崭新的褡裢，一种多层布制成的半袖帆布，好几层布叠在一起，匝了许多道线，构成结实的格子，又硬又挺，不怕拽不怕扯，每人还配了一条同质地的腰带。两件褡裢当时所需不菲，不仅昂贵而且新鲜，我们一穿上立马身价陡增，我们不再是玩闹，有了一种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专业感，这条胡同、这附近何时有过专业感？两件雪白的帆布褡裢，甚至让整条胡同都有了一种专业感，让人不由得想到天桥。
另外，有了褡裢，摔跤的方式用的招式也不一样了，过去两个人往往一上来就搂在一起，扭来扭去，寻机使绊儿，现在不同了，两人先要转圈，摆动膀子、手臂，俗称“斗手”。斗手是摔跤的第一个环节，有许多讲究，首先不能轻易让对手抓住你的褡裢，同时想办法抓住对方，而抓住对方的刹那间“绊子”就得使上，也就是说“斗手”到使绊儿直到摔倒是连续的。这样的“绊子”我现在还记得的就有“披”“崴”“脑切子”“穿裆靠”，甚至“跪腿蹬肢”。这都需要褡裢，光膀子麻泥鳅使不出这些招。
再有，“斗手”事实上要有把式的功夫，与武术一脉相通。最主要的是要快，连续，疾如闪电，变化多端，浑然一体。我个子小，单薄，“斗手”若不快，一旦两人纠缠起来总是处于下风。特别是遇到大个子有时会被人提起来，脚跟离地，虽不一定被摔倒，但很不好看。因此我特别需要快，喜欢褡裢，一旦抓住对方，不管有没有把握“绊儿”都要立刻使上，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几乎具有赌徒特点。
不过这样太烈，对抗性太强，平时练习或自家人对抗我不怎么这样玩命，“斗手”适可而止，架上再说。但若有什么情况，比如有其他跤场的人来踢场子，“慕名而来”“学习学习”“切磋一下”，气氛往往紧张，而我由于有弱、慌、疯递进的特点，总让我第一个上场，探对方虚实。谁愿第一个上场？谁都不愿，而且整个胡同里人都看着呢，见有人来“切磋”，围观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一上来就输了多难看。但小徒子觉得我输了不难看，我就是去实验的，投石问路，而由于我的特点说不定还能有点奇迹出现。我说过我的特点是紧张、慌，因慌而疯而烈，而有种同归于尽的玩命的特点，我往往一上去还没看清对手就扑上去了，“脑切子”，或“穿裆靠”，或“披”，通常被高手或身大力不亏的人随便一闪一拽就扔在脚下，个别时候由于我似闪电的“慌乱”，一下把对手摔倒。即便一击得手，之后对手有了防备，我也是一路败绩。除非是第一跤把对手给摔蒙了，我也有“见人拢不住火”的特点，像某类蛐蛐，越战越疯，直到结束也不清醒，不知怎么就把对手摔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少，很难有一回。我有时被称作勇猛，但我深知我的勇猛是出于恐惧。很多年后我养了一只勇猛的小狗，发现它的勇猛也是出于深深的恐惧，它非常敏感，神经质，看到不熟悉的狗就颤抖着神经地冲上去，一如当年的我。而我们家的小狗也是虽然“勇猛”，但更多时候却被踩到脚下，一动不动。
师父来了
我们也去别的跤场“切磋”“指教”，这更让我恐惧。还是我打头阵第一个出场，由于更恐惧，也更慌，更疯，头脑不清，输得很惨，赢得也漂亮。如果一次不赢，也不让我打头阵了。无论输赢，事实上都不知怎样来的，如果说这是动物性，我承认我有着动物性，但毫无疑问不是狮虎，甚至也不是一般的狗，而是我后来养的那种西施与马尔基斯串儿的小狗。我对这种狗了解甚深，我不知道本能与恐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什么情况下恐惧有助于本能，什么情况下相反，而小徒子骂我的话与夸我的话常常自相矛盾。
宣武公园也有个跤场，或者是当时北京最有名的跤场。由于跤场开设在公园内，四周是古木，跤手与师父看上去颇有些古风。围观的人也多，但秩序井然，某种意义像一幅从未改变过的民俗画。公园坐落在槐柏树街，距我们所在的前青厂胡同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中间隔着宣武门外大街。宣武公园在北京不是有名的公园，也不是什么老公园，原为京城善果寺旧址，1949年前已颓，变成城南有名的乱坟岗子。1949年后差不多与治龙须沟一个时期迁走了乱坟，重修善果寺，在旧址以及周围陆续种了万多株树木，堆山建园，亭椅散落，成为森林公园。如果不是因为摔跤，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到这里。那天我们跤场的人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三轮车与自行车混行，浩浩荡荡，小徒子骑三轮车带队，至今我能记上名字的就文庆、七斤、抹利、二喜子、小迪迪，这些人不光是我们院的人，也有胡同里的人，他们也都是小徒子的徒弟。
让我们意外的是，这次在宣武公园跤场，我们见到了师父的师父，传说中的王殿卿。我们再惊讶不过，知道了小徒子原来在这儿学的艺。我看到在昏黄的街灯下光着膀子的王殿卿，古铜色，盘腿，卷着烟与两个年纪相当的老人坐一起。看来这儿是祖庭，我们的师父小徒子不过是在我们那片又建了一个庙。见王殿卿如见神一样，我们个个诚惶诚恐。看来这儿的“民间”恢复得更早，林彪一死或许就恢复了，这些蹬三轮的高手，出身很好，什么也不怕，又有天桥的渊源。这是不变的场景，戏文或武侠小说的某些场景也不过如此。绝不能说武侠小说是编的，这个场景让我们如梦如幻。我的叔伯哥哥、师父小徒子到底是有实力的顽主，见过世面，有海淀那样的碴架还不算见过世面吗？我们都缩手缩脚怯怯生生，可我们的师父除了对他的师父恭敬有加，跟其他人都落落大方，毫不怯场，谈笑风生。特别是他又带了一帮大小徒弟，身份又有所不同，介绍我们时称“自家人”，让我们“师爷、师叔”地喊了一通。
或许出于礼貌，师父小徒子这次意外地没让我第一个上场，让比我大一岁的文庆先上的场。我的“疯”无论输还是赢对哪方面都不好，这儿不是一般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在这儿是上不了台面的。我特别高兴这样安排，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从容。文庆比我稳重，人长得也是模样，因为营养充分又刻苦练功练出一身漂亮的肌肉。我那时干瘦，没有肌肉，怎么练都没“块儿”。文庆上完是抹利、二喜子，无一例外都输了，输得自然。最后是小徒子上场，赢了两阵输了一阵。在这儿他怎么可能全赢呢？不可能的，即使如此已经非常不错。确实，小徒子除了是有名的顽主，其功夫在这儿也堪称一流，这让我们信心大增，见了世面。见世面不光是看别人，也看自己。
或许后来我们的跤场越来越有声有色，有一天我们的师爷王殿卿移驾我们的跤场，像尊神一样盘坐，以至我们的胡同都仿佛升高了一块，而且这一来再没有离开。无疑小徒子也做了不少工作，或者小徒子本身的分量也足以让师父移驾，从那天起每个晚上都能看到人群中古铜色的他，他是中心，中心的中心。有时他酒气很大，喘气很粗，偶尔会越过小徒子亲自指导他的徒孙。第一次接触师爷的身体让我大吃一惊，他的身体那叫一个硬。哪儿哪儿都硬，手，臂，肩，腹，胸，腿，处处硬得像岩石。而他漫不经心看着你的目光正好与身上的力道成反比，让你迷离，有如听着天籁。你不知道怎样理解他的话，他的指导，但是又有特别的感受。你的紧张的目光与身体是统一的，但在师爷那儿不是统一的，如果石头也会发出光亮那就是师爷的眼睛。他让我紧张，但不再慌，他传导了一种不明的东西，让我终身受益。他的硬度，漫不经心的目光，手臂，胸，腿，让我的身体像云一样。不仅是如何使某一种“绊子”，关键让我找那股“劲”，精气神，我那时不能完全体会出来，只能是照猫画虎。但是有一种东西在我身上种下来，我无法形容这种东西，深不可测，难以言说，我不能直接说其中有某种哲学的东西，但肯定是有奥义的。他蹬三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远远看和任何苦力任何蹬三轮的没任何不同，可走近了他就是不同。
我摔了三四年跤，一直不了解他，只能是感受他。
又及：过去，我很少记述这段生活，甚至忘记。作为文人它就像我人生的一块飞地，属于我，实际上又好像与我无关。真的无关吗？一切都太有关了。
2016年5月
动物凶猛
假如一个人快十五岁了，还没正经读过一本书，或者甚至连小人书也没读过，假如他的“处女读”是《水浒传》会有什么结果？再假如，其时正赶上“黄帅事件”“反师道尊严”会怎么样？还有，在漫长的如石器时代的小学如果他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会怎样？
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为什么要“少”不能读“水浒”？有没有人追问过《水浒传》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成年人就可以读吗？当然，不是说不能读，而是“水浒”或“三国”从“人学”角度真的算是文学吗？它们和“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在非“人”上它们占了我们多少文化基因？我们和这两部书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不能深想的。
1974年，我十五岁时，读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我记得当《水浒传》放在我枕边时，我有好几天都没碰它。我已习惯了没书读，习惯了书从来和我无关。那时院里的小伙伴文庆和我睡一屋，我们家平时没大人，平时院里许多孩子都到我们家和我就伴睡过。文庆比我大一岁，已能读厚本的字书。那个许多年前的夏夜，文庆在我身边读《水浒传》，也让我读，可我翻了翻就放下了，就好像我不属于人类。此外书是竖排，繁体，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为“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实际上是批周恩来。那时哪知道这些，就知道可以读四大名著了，当然书的一角仍标为“内部”。
我还是愿让文庆给我讲书，他给我讲过《平山冷燕》《桥隆飙》，好像还讲过《大刀记》，我都特爱听，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特别冷绛雪和山黛两位听得我心旌摇荡。我让文庆给我讲“水浒”，文庆懒得讲，就给我读。读和讲不一样，读着读着我竟然睡着了。
这次，文庆死活不给我读了，让我看。没办法，“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让我心痒，想知后面的事，有天下午，我奇迹般地在书中找到这段硬是读起来。那个午后，一切都太神奇了，我竟然读懂了，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我感到了书的魔法，尽管已十五岁，我有时竟分不清现实和书，我觉得我在同鲁提辖一起拳打镇关西，与武松一起血洗狮子楼，与拼命三郎石秀一起跳楼火烧祝家庄，同李逵一起杀虎，一起骂：“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后来我当了班里的“军体委员”，虽然也招了安，但我觉得我比宋江强多了……
此后一发不可收。我大体读的都是武侠小说，有时一读一个通宵。我总是不断找发黄的竖版繁体字的“古书”，读完还讲给同学听，以至班里的女生悄悄给我起了“考古”的外号。我一点也不反感这个外号，我对班里的女生从来不理不睬，总是摆出一副望天的样子，古板，深不可测，女生给我起的这个外号事实也含有这个意思，能感到其中的费解与神秘。
1975年，经常地，在上学的路上我和几个同学凑几分钱，到商店买七八支烟，有时在铁胳膊胡同，有时在九道弯，我们靠着墙斜挎着书包吞云吐雾，吐烟圈，一个，两个，三个，看着数。我吐得不是最圆的，后来有一天一个同学说你们丫臭大粪，现在女的才吐烟圈儿呢，男的都吐烟棍穿女的烟圈。我们欣然接受，不再吐烟圈，改吐烟棍。可烟棍实际上更难，别说再穿烟圈了，我们谁也没做到，后来不了了之。
我们几个都剃了光头，叼着烟，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
班里从农村转来一个学生，姓关，我们都叫他“关农”。关农的家住大栅栏附近，有一次关农说胡同里几个小子劫了他，我们一听火冒三丈，立刻出动，带了家伙，一帮人就去了他们胡同，到了挑头的那小子家，把那小子臭揍一顿，还砸了他们家东西。不断换班主任，谁也教不了我们班，教不长便忽然消失。后来一个从东北兵团回来的家伙接了我们班，一米八几的个子，往讲台上一站，不像老师，像威虎山的人。姓星，我们叫他“腥鱼”。开始我们一伙掂量了几天，没敢动。他说的话有些是黑话，我们听得出来，琢磨如何应对。当然不能就此罢了，只是看。有一天我们一伙人中的L被“腥鱼”随便找碴儿训了一顿，让L滚，L不出去，“腥鱼”动了手。忍无可忍，我喊了一声：“上！”我们五个最抱团的一伙狼似的扑上去，一下扒在了星老师高大的身躯上，星老师一个转身，我们一下全倒了——他绝对有点功夫，最主要是他太高太壮了。我爬起来立刻又冲上去，特猛，真像小狼一样。教室大乱，桌椅倒地，“腥鱼”的衬衫被我们扒下来，露出胸毛与肌肉。直到学校教育组来人方才平息。来了也就来了，有师道尊严盯着，处理不了我们。“腥鱼”也不要教育组介入，把我们留下来，说黑话，讲起哥儿们义气，说不打不成交，要请我们吃饭。始料不及，受宠若惊，我们一下全傻了。老师与我们从来是不可调和的，现在居然和了，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政策对我十分优待，上课爱来不来，想走就走，不用交作业。总之只要平安无事，课能上下去，怎么都成。我踏实了很多天，来来去去，挺没劲的。“腥鱼”抓紧时间做瓦解工作，找我谈了几次话，完全平起平坐，讲一些特浅的道理，我觉得也对，还夸了我几句，说我这人本质特好，说到我心里去了，我的确本质非常好，现在也这样认为。但话说回来谁本质不好呢？星老师最后以“军体委员”一职相邀，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我知道这样“闹”下去并不好，但我已破罐破摔，什么“好”的东西都不再想，也没法想。现在听说让我当干部？干部，那都是好学生才当的，难道我是好学生了？小学时别说当干部，就是最普通的谁都要入的红小兵都一直不让我入，现在我要成五大班委之一了？凭什么？我当然明白老师在利用我，“军体委员”是什么？除了负责体育上操整队，还要负责最难的打铃进教室，但我还是轻而易举被“招安”了，并且激动异常。
我成了宋江，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觉得怪怪的。而且我真的管起弟兄们来。谁上课捣乱我先不干了，都知道我狠，但我呢，也是无师自通地又打又拉。官面我弹压他们，底下我们又混作一团，抽烟，打架。我不能失去他们，拥兵自重，贼性难改，说反就反，这点和宋江不同。而“腥鱼”也远比朝廷好，总是把我哄好。课我上不下去，就开始看闲书，看的书也和我当时的处境非常相似。
2016年5月
1976年冲击波
1976年，作为一个闹将，我的时代结束了。这一年周、朱、毛先后辞世，“天安门事件”爆发，“四人帮”倒台，历史像那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样震动，新时代的兴衰际遇开始了。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学校把学生重组，分成“快班”和“慢班”，以便教学。虽然没有明说，但谁都知道这是把学生分成了“好生”和“差生”，差生等于被放弃了。
我们一向如此。“文革”也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历史从不考虑个人感受，历史是历史，人是人，历史构成人，人并不构成历史——人根本无法迎接历史。如此简单分法，对人，特别是对成长中的少年是一种大而简单的、甚至不能再简单的伤害。而我们就是这样简单，一方面人称为最可宝贵的，一方面人又算什么？前者抽象，后者具体。而我们也从来是这样：两句话中往往后一句才是真实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特殊了一点，那段时间我看着班主任，有一种说不出的劲头。结果，像我预料的那样，我没被分到差班。我应该去，但是没有，按学习成绩我分到差班是首个人选。或许我余威尚存，也或许作为“军体委员”——“招了安”的宋江，我还有些利用价值。
我非常落寞，我的一大群弟兄分到了差班。我想他们怎么那么没用，让去差班就乖乖去了，还乐呵呵的，他们不守规矩，但骨子里还是奴隶。我是吗？我觉得我不是，至少老师没敢动我。但我还是受到很大刺激，主要是我赖以存在的土壤没了，在全班的“好”学生面前十分孤立，且不伦不类。而且，我的作用大大减弱，不用维护课堂纪律，不用轰人们打铃进教室（这是很难的）。我颇有些孤家寡人的味道。
我依然站在队前整队、出操，喊“稍息、立定”口令，可论现在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学习，我差得不知哪里去了。我还可以像从前那样不交作业吗？考试有人给做？数学、物理、化学我一窍不通，一头雾水，上课如听天书，课本翻来翻去如傻子一样。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几乎让我主动要求去差班。我在好班干什么呢？除了出丑，不就是让人窃笑吗？
我只有沉默，硬着头皮像过去那样低头看闲书。
我曾偶然看过一本苏联小说《人世间》，想起那部小说便找来重读，一下入了迷，带上了自己的感情。许多天我沉溺其间不愿出来，不愿见人，不愿上学，就想一个人和一本书。《人世间》讲了一个养蜂将军的故事，将军被强迫退休，无所事事，靠养蜂打发时光。虽是个养蜂人，可毕竟还是将军，仍有一辆自己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想到自己，我有什么呢？）——这点特别打动我。
养蜂人怀念自己的过去，回想自己被强迫退休的情景，终日发呆出神，反反复复听一首叫《路拉》的歌。当我读到“把一个人从他熟悉的岗位上强行拽开，就像把一个饥饿的婴儿从母亲的乳房上强行拉下”，“他出神地望着天花板，老泪纵横，万念俱灰”，这样的描写切中我当时的心境，禁不住我的眼泪也下来了，也望着自己家的纸顶棚。一天，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叫《在党的十一大召开的日子里》，要求写一件好人好事。哪有什么好事，我正“万念俱灰”呢，做梦梦见有了一辆伏尔加。
我不想写，也知道自己写不好。但也有一种隐秘而强烈的冲动，幻想在自己身上发生奇迹。我做开了梦。我决定自行其是，写我的梦想，拿出纸笔就编起来。我想象自己被分到了差班，写了一个叫王琦的故事。我没有任何作文的概念，《人世间》写了一个养蜂人（名字我已忘了），我就写了一个王琦。王琦过去不爱学习，但是个孩子王，一直过着骄傲的生活，“四人帮”粉碎后他的骄傲生活结束了，被分到了差班。王琦为此感到耻辱，悲愤，想发奋努力，把被耽误的青春补回来，但为时已晚，自己被社会无情地抛弃了。王琦破罐破摔，仇视前班主任，甚至对班主任图谋不轨，但最终自怨自怜，只是一个人孤独地回忆，每天“望着天花板，万念俱灰”。有一天过去的班长找到王琦，谈了一次话，鼓励他，希望帮他补习功课。班长过去曾被王琦保护过，王琦有困难了班长希望报答。班长的深情与赤诚打动了王琦，王琦开始发奋，学习成绩大长，最终回到了快班。
四百字的作文纸，我竟然一口气写了十一页，语句不通，但情节清晰，我为自己写下这么多字而激动，但激动只是一小会儿，马上就被不安代替，好像如梦方醒似的：这是老师要求的作文吗？甚至这是通常的作文吗？我这么瞎编乱造老师能允许吗？作文交上去了，我忐忑不安。我过去何时为自己的作文忐忑不安过，我都觉得自己好笑，因为我从不会写作文，也没怎么写过作文。
几天过去了，我已经完全灰心，为自己的不切实际不合要求伤心。特别想到自己总是出格、走不上正路，就更加伤心，不禁想为什么我总是不和别人一样呢？是不是我有什么毛病？当然，还有一丝侥幸心理，老师到底怎么看呢？那一天来了，我从来没那么忐忑不安，我看到老师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别人用的是作文本，我用的是作文纸，我没有作文本。我的作文放在一大摞作文本的最上面。老师姓宋，中年人，后来才知道他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他烟抽得特凶，嗓音沙哑，一上来就提到我写的作文，说是一篇特殊的作文，没太多说什么，说先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听听。
宋老师操着南方沙哑口音一字一句念我的作文，所有人都凝神谛听，我看到人们略微惊讶的表情，能看出他们从没听过这样的作文。一共念了有半节多课，然后开讲。宋老师把它定义为一篇小说。我简直如堕五里雾中，我的同学也差不多和我一样，这在1977年中学语文课上那样的环境里，简直像神话。宋老师一点未批评我没按要求写作文，相反给了我“优”。这是我人生作文得的第一个优，也是在所有方面得的第一个优，对我意义重大，至今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我的“小说”被拿到别的班去念，拿到全年级去念。我从一个有名的差生，一个闹将，一夜之间成了一个作文明星。
那些天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一天一个其他班的语文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奇地看着我，问我作文里的王琦有没有模特。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模特，一脸蠢相。老师姓杨，当时的穿着过于讲究合身，前挺后撅，很摩登的，我们都叫她“大雕”，其实现在想起来很正常，但当时她有些出格。此外她说话还多少有点口音，表情丰富，说话总是配合着表情，有点洋气。我们叫她“大雕”实际上反映着我们的贫乏，时代的贫乏。
杨老师解释说模特就是原型。我似懂非懂，说实在的，太差了，太野生了，缺乏文明最基本的东西，我想了半天也不明白老师的意思，依然一副蠢相，我从老师脸上读出了失望的表情。她本来很好奇的，或者想跟我聊点什么。其实如果跟杨老师熟悉起来，也许我可以跟杨老师谈谈《人世间》，谈谈它怎样在我身上附体，事实上是一篇模仿之作，将那位被强迫退休的苏联将军，打扮成了分到慢班的“王琦”，也就是我。我和那位将军都是被历史撕裂的弃儿。但当时，我真的能说出这些吗？
一切都是在神奇中发生的。1973年我哥哥从山西插队回来，在北京上了大学，会拿回一些书。还有一些“内部参考”书，《人世间》就是一本。但这本书不是给我看的，对我来说是偶然的。哥哥也会从图书馆给我借一些书，多是演义、武侠、革命战争小说。二哥上大学对我至关重要，一孔文化之光会打进我们家，《人世间》像其他内部参考书不属于我，但就像流星一样极偶然也会击中我。时间太久了，至今我不知是怎样神奇地读了它，并且一旦读进去感觉大不相同。这是我中学读的唯一一部外国书，但就是这唯一的一部作品决定性地影响了我。足可见，真正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作品与读者天然是一体的，这一点多少部武侠演义小说也做不到。《人世间》大约并不算是一部名著，一直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多年后回首往事才在网上查了一下这部作品。尽管只有几条，尽管只是在别人的文章中偶尔提到这部书，尽管没有专门的介绍，但仍让我大吃一惊。
网上有这样一条雷颐先生的文字：
1973年前后，与沙米亚京《多雪的冬天》同时流行的几部书还有：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尤金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岸》。“文革”一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普遍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思想也大多受潮流影响，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并不很多，但是由于那个年代普遍的失控和混乱，也使一小部分人因困惑怀疑而发奋读书，从而独立思考，许多人都受到了这批小范围内部流行书的影响，可以认为是“文革”中的启蒙。《人世间》原来是这批书中的一本，那批书可是大名鼎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我是最早受到的启蒙者之一？历史有时体现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这么神奇，像上帝偶然安排的。那么我是怎样得到《人世间》的呢？现在完全记不清了。那么《人世间》在那个混乱年代究竟给了一个少年怎样神秘的影响？难道我的思想起点已经从读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就开始了？我不这样认为，我那时只有感受，潜移默化，不可能有思想，但事实上这也正是真正的文学对人的作用。潜移默化——《人世间》给了我一种人的东西，人性的东西，让我具体感知到历史宏大叙事中的个人的痛苦，使我关注到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并让我在冥冥中以感同身受的人性角度，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比如“在党的十一大召开的日子里”那种叙事。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人世间》，我能否超越，能否写出关注个人痛苦的作文，甚至小说。
想想在读《人世间》的前后我都读过什么书吧：《小五义》《大八义》《三侠五义》《平山冷燕》《说唐》《隋唐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封神演义》《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大刀记》《桥龙飙》《铁道游击队》《沸腾的群山》《金光大道》……
我不能说这些书对我没有帮助，某种意义上有很大帮助，但是它们缺少文学中最关键的东西：人，人性，复杂性；人的情感，情感的深度；心理，心理的恒定真实与瞬时的真实。而我所读到的革命与武侠演义、历史的风云际会，其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有着原生的血性——这是我当时只能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所给予我的，同样，我也有着能意识到的内心深邃、细微的人性痛苦，这是《人世间》给我的启发。无疑后者是文学之道，文学之途，一部《人世间》孤立其中，如此的偶然，却决定了我。
有价值的东西有时真的不需多，一点即可。说到底有价值的东西必来自心灵，来自心灵对心灵的打动。苏联文学尽管像我们一样受着强大的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左右，但它毕竟有着强大的人文或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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