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历代名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宁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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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代名著试读：

南京，举世闻名的“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作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其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一部诗意隽永的书，一部文脉悠长的书，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书。

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汤山猿人的头骨化石，证明了早在60万年前，南京便已有人类活动。大约在1万余年前，文明的火种播撒到这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溧水“神仙洞”留下的陶器碎片，成为他们曾经生活在南京的证据。距今大约5000年前，在中华文明方兴未艾之际，在南京城内的北阴阳营，出现了古老的村落，先民们开始了耕耘劳作的历史。回溯人类古老文明兴衰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埃及、巴比伦、印度，还是中国，文明的光辉都如出一辙地兴起于大江大河之滨。南京襟江带河，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自然而然受到先民们的垂青。早先的人类，或许没有想到南京之后的辉煌与壮美，他们只是凭着生存与繁衍的本能，选择了这一方水土。虎踞龙盘形胜地

南京的山水形胜，用“虎踞龙盘”来形容最为传神。

南京占据了长江下游的特殊地理位置，东有钟山，西有石头山（今清凉山、国防园和石头城一带），北有覆舟山（今小九华山）和鸡笼山，南有秦淮河。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南京山水齐具，气象雄伟，符合古代堪舆“四象”的格局，是“帝王龙脉”之所在，诸葛亮所言“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实非虚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南京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尤其是南京城西北奔流而过的浩瀚长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南京东连丰饶的长江三角洲，西靠皖南丘陵,南接太湖水网，北邻辽阔的江淮平原。交通便利，既有秦淮河舟楫之利，又有“黄金水道”长江沟通内外。同时，南京地处富庶的江浙与广袤的中原之间，利于互通有无，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赞美南京：“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金陵十朝帝王州

正是这些优越的先天条件，让南京在中华文明史上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历史上曾有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以及中华民国十个王朝（政权）在此建都，人称“十朝都会”。

早在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令谋士范蠡在中华门外长干里筑城，史称“越城”，标志着南京建城史的滥觞。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击败越王，尽取吴地，在石头山筑城，取名金陵邑，这是南京主城区设立行政建置的开端。公元229年吴大帝孙权正式定都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今南京），开启了南京建都的历史。此后，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定都于此，南京由此得名“六朝古都”。

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权臣徐知诰（即南唐先主李昪）于公元937年以金陵为国都，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以应天为首都，改称“南京”，这不仅是南京之名的开始，也是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的全国性的首都。1853年，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席卷半个中国，而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定都于此，取名天京。1912年，封建帝制被民主共和的浪潮所终结，中华民国成立，而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象征，孙中山先生便是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死后则葬于中山陵。此后，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南京阅尽人间沧桑。仅从南京名称的变化，便可见一斑。古人曾赋予南京越城、冶城、金陵、秣陵、扬州、丹阳（杨）、建业、江宁、建邺、建康、白下、蒋州、昇州、上元、归化、集庆、应天、天京，以及石头城（石城）、秦淮、白门、留都、行都、陪都、南都、龙盘虎踞、江南第一州等名号。

纵观中国历史，定都南京的王朝（政权）屡屡在汉民族抵御外族入侵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承担起“救亡图存”的责任与使命，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复兴者和创造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南京这座城市作出牺牲、担当和贡献，中华文明的进程不知如何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也要重新书写。与同为我国“四大古都”的西安、洛阳、北京相比，南京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富有独特的文化魅力。江山代有才人出

在中国的古都中，南京堪称是英才辈出之地。一代代帝王将相，一代代文人骚客，一代代才子佳人，一代代高僧大德、一代代富商巨贾纷至沓来，或建都，或创业，或致仕，或定居……他们被南京的钟灵毓秀所滋养，又反过来为南京和中国民族谱写出一曲曲辉煌壮丽的篇章。

孙权、朱元璋、孙中山这样的开国伟人自不必说，他们的文韬武略，丰功伟绩，彪炳千秋；一代名将谢玄、岳飞、韩世忠、徐达、邓廷桢、徐绍祯，气吞山河，力挽狂澜，战功赫赫；一代名臣范蠡、诸葛亮、王导、谢安、刘基、曾国藩，励精图治，运筹帷幄，富国强兵，他们

共同为南京乃至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与辉煌荣光奠定基石。历朝历代，南京这块沃土人文荟萃，群星璀璨，既有谢灵运、谢朓、鲍照、李白、刘禹锡、杜牧、李煜、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萨都剌、高启、纳兰性德这样的大诗人大词家，又有范晔、沈约、萧子显、裴松之、许嵩、周应合、张铉、解缙这样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既有支谦、康僧会、葛洪、法显、僧祐、陶弘景、达摩、法融、文益、可政、宝志、太虚、达浦生、丁光训这样的宗教人物，又有萧统、刘勰、颜之推、李煜、焦竑、李渔、汤显祖、孔尚任、吴敬梓、曹雪芹、袁枚这样的文坛泰斗；既有皇象、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巨擘，又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萧绎、顾闳中、王齐翰、董源、卫贤、巨然、髡残、龚贤、郑板桥、徐悲鸿、傅抱石这样的绘画名家。科学技术领域亦是人才济济。南朝时期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次将圆周率值推算到小数点后第7位，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明朝初年郑和从南京出发，七下西洋，乘风破浪，直抵非洲，成就世界航海史上的佳话，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87年，南京由此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诗词歌赋甲天下

古往今来，南京独特的山川形胜和丰厚的历史底蕴，给世人提供了不竭的创作灵感和源泉。在南京诞生或以南京为主题的诗词歌赋比比皆是。创作者不仅有才子佳人，更有帝王将相和外来使节。诗词歌赋的门类众多，既有乐府诗、游仙诗、边塞诗，也有山水诗、宫体诗、怀古诗以及各类辞赋，其中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经典之作，南京因此被称为“诗国”。

南朝诗人谢朓《入朝曲》中的一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传唱千年，将南京定格为一座美丽的帝王之都。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临江仙》中的“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表达出的则是对南京的无限眷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燕子矶》中“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挂钩,称我江山有几多”，展现出了一位草莽皇帝唯我独尊的豪情。清朝画家郑板桥《念奴娇·金陵怀古·长干里》中“淮水秋清，钟山暮紫，老马耕闲地。一丘一壑，吾将终老于此”，则表达了对南京山川的无限热爱和归隐南京的愿望。毛泽东主席《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彰显的是革命领袖豪迈的英雄气概。而明朝朝鲜使臣郑梦周笔下的“皇都穆穆四门开，远客观光慰壮怀。日暖紫云低魏阙，春深翠柳夹官街”，流露出的则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对明代首都南京的由衷赞美。

南京更是一座常令世人抚今追昔、抒发胸中块垒的城市，历代以南京为题材的怀古诗佳作迭出。从唐朝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到南唐后主李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从宋朝宰相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的“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到元朝词人萨都剌《满江红·六代繁华》中的“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再到清代官员纳兰性德《梦江南》“江南好，建业旧长安。紫盖忽临双鷁渡，翠华争拥六龙看，雄丽却高寒”。这些诗词歌赋意境高远，讲述的都是盛衰兴亡。南京的诗词歌赋宛如一条淙淙溪流，千百年来，流淌不息。南京在为世人提供创作舞台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诗国”的美名。传世名著贯古今

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一批又一批不朽的文化遗产。

文学方面，既有《世说新语》《昭明文选》《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之类的巅峰之作，又有《文心雕龙》《诗品》之类的经典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史学方面，既有记录国家历史全景的《后汉书》《宋书》《南齐书》《元史》，又有专注于南京地方历史全貌的《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洪武京城图志》《首都志》《金陵古今图考》。书画方面，既有《古画品录》《续画品》之类的理论著作，又有《芥子园画谱》《十竹斋书画谱》之类的入门教材。宗教方面，既有不朽的佛教和道教典籍《抱朴子》《佛国记》《弘明集》《永乐南藏》《金陵梵刹志》，又有重要的伊斯兰教文献《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科技医药等领域，既有《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之类的医药学名著，又有《首都计划》《科学的南京》之类的科技规划作品。

南京的传世名著文脉悠长，绵延不断。一部部南京传世名著，宛如一座座高峰，矗立在中国文化的高原上，让海内外世人叹为观止。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著名文物保护专家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迹图考》中写道：“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和奇迹，南京外在的秀美与内在的深邃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独特城市气质，催生了南京人开明开放的气度和博爱博雅的蕴含，以及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眷念和热爱。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为了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书香南京”建设，我们决定编写这套“品读南京”丛书。丛书以分篇叙述的形式，向读者系统介绍1949年以前（个别内容延续到1949年之后）具有鲜明南京地方特色、又有国际影响力的南京历史文化“名片”。丛书以全新的视角和构架，运用最新的研究成果，点、线、面结合，全方位、多角度重现南京的历史文脉，展现南京在各个领域的创造和成就，将一个自然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文荟萃的南京呈现给世界。（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前 言

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几千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不仅孕育了长江文明，也催生了南京这座江南城市。南京别具一格的山川形胜让诸葛亮发出“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惊叹，自此便开启了南京“十朝都会”的傲然传说。

溯望南京城市发展史，我们明了，朝代更迭、政权变换只不过是整个历史长卷中的标点，在不同时期点顿过地理版图的扩张，休止过不合时宜的政治乐章。但是，却从来没有阻断过镌刻在南京城市肌体上的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正因如此，南京的文化虽历尽沧桑，却历久弥新。

千百年来，无数骚人墨客在南京抒怀吟唱，激扬文字，并创作出数以万计与南京有关的不朽名著，留下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学瑰宝，也赋予她无愧于中华文化，并跻身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林的独特神韵。魏晋时期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让无数文人至今仍仰慕昔日魏晋名士的潇洒风流；《文心雕龙》提出的“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令后来者管窥刘勰创作思维的博大精深。 唐宋时期，无论《建康实录》还是《景定建康志》，都为续接南京的历史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清以来，南京传世名著的创作更是迎来了继六朝时期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创作于明代，被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像一艘庞大而华丽的“宝船”，把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化统统装入其中，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亡佚也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悲伤和遗憾。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生活原型来自于南京的《红楼梦》，更是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奇光异彩。

悠悠金陵，几千年文脉绵相传；寥寥文字，数万部经典难尽陈。千百年来，人们可能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些文化瑰宝与南京城市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但事实上，这些传世名著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京城市文化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时至今日，面对这些曾经被奉为经典，而光芒未能尽放的传世名著，我们该做些什么？

2014年，习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提出了“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的要求，并在讲话中提到《世说新语》《文心雕龙》《红楼梦》等多部与南京有关的传世名著，这给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因此，为了全方位、多层次、广角度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将传统经典中蕴含的历史、科技、文化价值尽情释放，2015年4-12月，南京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了“南京传世名著”评选等系列活动，经过专家初选，先从近万部作品中初选出50部候选名著；接着，由名家推荐、大众点赞；2015年11月11日，最终由专家评审，从初选出的50部作品中评选出24本“南京传世名著”。

每一部巨作在历史长河中虽饱历风霜，但最终都发扬光大并泽被后世。其中，有的著作以南京为创作背景，从不同角度、跨不同时期，向后人展示了南京悠久的城市发展史、璀璨的文学艺术以及发达的科教资源等内容；有些著作看似与南京并无交集，但经过考证有明显的“南京元素”，有确凿证据证明它们或背景与南京有关，或在南京创作，或首次在南京出版。让我们跟随作者平实的笔触，去探寻古圣先贤曾经在南京留下的点滴印迹，去追忆那些定格南京人物风貌的历史片段，去体验深刻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肌体中的“南京基因”吧！南京传世名著（24部）《抱朴子》《抱朴子》（内篇、外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的代表作。其书于西晋光熙元年（306年）羁留广州时开始撰写，至东晋建武元年（317年）在建康（今南京）任丞相掾时完稿，此后，内容又略有增补。其中《抱朴子外篇》50卷，每卷一篇一名。该书属葛洪“聘辞章”之作，行文以韵语和骈言为多，数典引征之内容俯拾皆是，多以批评和针砭时弊为主，“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葛洪大致可以归为子学之儒家类典籍。《抱朴子内篇》20卷，也每卷各一篇，皆有篇名。该书汇集了先秦时期特别是魏晋以来道教神仙方术之大成的学说，“言神仙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并充满着神仙家言，是一部系统传播道教神学思想的著作。书中有关炼丹术（化学实验）和药物学的理论也是备受世人关注的古代科学典籍。

葛洪（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出身江南士族。13岁丧父，家道逐渐中落，然其好学，“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蒲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晋书·葛洪传》）。16岁起，博览经史百家。后从道士郑隐学炼丹术和神仙导养之法。西晋太安元年（302年），郑隐为避战乱，乃率众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独留故里。次年，张昌、石冰率民揭竿而起，并攻打扬州。葛洪以将兵都尉身份参加镇压有功，迁为伏波将军。平乱结束后，葛洪辞职前往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此时，适逢以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为首的“八王之乱”，葛洪为避北方战乱，只能在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奔波周旋，最终在广州滞留数年。此时他开始有了绝意仕途、潜心修道的意愿。西晋王朝颠覆之际，他回到故里。东晋开国后，王室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7—334年）初年，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与葛洪深相亲友，推荐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为葛洪谢绝。咸和六年（333年），葛洪听说交趾郡产丹砂，便请求到交趾郡所辖勾漏县当县令，率子侄同行。南行广州后，为刺史邓岳所留，故隐于罗浮山炼丹。在罗浮山滞留多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晋书·葛洪传》）。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

东汉末至两晋二百余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政治上最黑暗的时代。当时除南北政权对峙外，晋皇室司马氏集团内部互相倾轧，骨肉相残，军阀割据，农民暴动，民不聊生，生灵涂炭，饿殍遍野，整个社会处在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灾难当中。特别是“八王之乱”后，晋王室混战不辍。时为齐王司马冏部下的大司马户曹掾孙惠概括说：“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晋书·司马冏传》）葛洪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经济萧条，人民苦难无边的时代环境里。葛洪出身官宦名门世家，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关心社会时事，曾有过为国家建功立业或以著述为“文儒”的念头，但冷酷的社会现实使他幡然醒悟，深感“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抱朴子外篇·自叙》），最终导致他由一位心系国事的儒家学者转变为一位道教大家。

从初著《抱朴子外篇》到再撰《抱朴子内篇》，12年的历程，就是葛洪由儒转道或弃儒归道的彻底变化的过程。前书属于子书，属于儒家著作，而后书则是地道的道教学者的著作。《抱朴子外篇》的主旨是“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他以“文儒”的身份来“论世务”、“议政事”。针对统治集团争权夺利，造成社会动荡及人间灾难，他指出：“云观变为狐兔之薮，象魏化为虎豹之蹊，东序烟烬于委灰，生民燋沦于渊《抱朴子》书影火，凶家害国，得罪竹帛。良史无褒言，金石无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汉过篇》）在《吴失篇》中，他同样认为：“吴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于彼，不能改弦于此，鉴乱亡之未远，而蹑倾车之前轨。”汉、吴政权的结果都是覆灭，王国维一针见血地道出：“《汉过》《吴失》二篇，皆为晋而作。”可见葛洪总结汉、吴失政亡国的教训显然是将批判矛头指向晋王朝的重大政治过失。

在政治方面，葛洪的《审举篇》《君道篇》《臣节篇》《官理篇》《省烦篇》《用刑篇》诸篇中提出了一整套举措，如《官理篇》在论及“君”与“臣”的关系时举例道：“夫君犹器也，臣犹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指出“君”、“臣”必须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显示出作者的良苦用心，意在为统治集团进行政治说教，表达了他除时弊、修残局的政治愿望。在学风方面，葛洪在《勖学篇》《崇教篇》《钧世篇》诸篇中指出“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必然导致社会学风败坏的恶果。在社会风气方面，葛洪撰有《酒戒篇》《刺骄篇》《饥惑篇》《疾谬篇》诸篇，毫不留情地鞭挞社会丑陋之习。在谈到文风时，葛洪指出：“德行、文章者，君子之本也。”（《循本篇》）可见，他把文、德并重，完全同传统的重德轻文的价值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抱朴子内篇》20卷，是魏晋神仙道教理论的代表作，也是总结仙道法术和道教法术的主要典籍之一。同时，又是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医药学史和养生学、民俗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神仙理论。葛洪在《论仙篇》《塞难篇》《对俗篇》《辨问篇》和《至理篇》诸篇中充斥着求仙成道的论述，尤以《论仙篇》为最。其中大肆宣扬神仙可求、神仙不死和如何学仙之法等事理。他在《对俗篇》中提出：“人有明哲，能《抱朴子》书影修彭老之道，则可与之同功矣。若谓世无仙人乎，然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葛洪的神仙理论与战国及秦汉以来神仙学说的影响，不无关系，谓葛洪乃神仙道教学说之集大成者，亦不为过。

第二，仙道方术和法术。仙道方术主要指仙药、金丹、黄白、行气和房中诸术。《金丹篇》谓：“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杂应篇》也提及服药吞气的作用。

至于道教法术，《杂应篇》还专门就“不寒之道”、“不热之道”、“辟五兵之道、“隐沦之道”、“坚齿之道”、“聪耳之道”、“明目之道”、“远行不极之道”等法术作了细释。《至理篇》则强调服药与行气相结合的神妙功能。《登涉篇》对于如何免除蛇蝮、蛟龙、蜈蚣等伤害之道以及辟除百鬼之法均做了较为系统地阐释。

第三，道教科学。《抱朴子内篇》中关于古代炼丹实验及成就，主要集中在《金丹篇》《黄白篇》中。其中《金丹篇》所涉及的药物有铜青、丹砂、水银、矾石、牡蛎、石流黄、太乙、余粮等22种。同时，在提及《太清丹经》《九鼎丹经》《金液丹经》之外，还具体介绍了岷山丹法、务成子丹法、羡门子丹法等，并称：“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仙药篇》中记载的种种“仙药”，实际上均具有养生和延年益寿的重要作用。其所谓“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的说法，应是汉末炼丹家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理论的进一步继承与发挥。古代道教的炼丹术是现代化学实验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抱朴子内篇》对炼丹术进行了详细说明，有些记载是前人从未提及的。道教炼丹家们在炼丹过程中既催生了古代化学，同时也丰富了古代医药学的宝库，厥功至伟。其中，《仙药篇》记载了大量中草药名和单方，包括许多草木药形状、习性和产地，以及入药分量和医治作用等，是中国古代医药学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抱朴子》自面世以来，深受历代学者的关注，评价褒贬不一。明人朱健在嘉靖鲁藩本《抱朴子》序中写道：“抱朴子者，内精玄学，外谙时政，汉魏以来，无其伦也。若泥而论之，则千载之下，《抱朴子》含冤多矣。”近百年来，《抱朴子内篇》已经成为研究道教史、哲学史、化学史、医药学史乃至养生学和气功的重要资料来源。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和美国的汉学家研究中国科技史和中国道教史，无不把《抱朴子内篇》作为考究的对象。1898年在法国出版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中就载录了葛洪（抱朴子）的名字。1935年，中山大学吴鲁教授将《抱朴子内篇》中《金丹篇》和《黄白篇》两篇文章译成英文，进一步扩大了该书在海外的知名度。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葛洪和《抱朴子内篇》研究有素，并予以高度评价。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科学史教授斯蒂芬·F.梅森博士在《自然科学史》中评价葛洪是“公元四世纪最著名的炼丹士”。《抱朴子外篇》属于儒家子学著作，内容涉及社会、风俗、史学、哲学、道德、政治、法律、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有许多政论性批判现实弊端和揭露社会黑暗的论述，大致受到汉代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扬雄《法言》等书的影响，有的重要论述甚至超过了前人。他在《任能篇》《审举篇》《贵贤篇》《擢才篇》《钦士篇》等篇中提出举贤任能的思想，显然具有治国兴邦的积极意义。他对汉代至西晋历史研究的总结，提出了“前事不忘，今之良鉴”（《崇教》）这一以史为鉴思想的名言，更为后世所重视。（杨永泉）《佛国记》《佛国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留学天竺的佛教学者、旅行家和翻译家法显撰写的旅历专著。全书记述了作者从晋隆安三年（399年）至晋义熙七年（411年）经西域至天竺（今印度），嗣后回国，前后约15年，行程约4万里，是一部介绍30余国旅行经历，反映异国风土人情和佛教盛况内容的纪游性实录。因该书以佛教文化为题材，故此书当属佛教类典籍。由于《佛国记》全书记述的地域范围除中国外，还包括印度、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在内，内容包括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和交通（含南亚至中国的航海交通）、宗教、文化、风俗、物产、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成为研究当时亚洲诸国最早的重要史料，并在佛教、艺术、语言及自然诸多学科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法显（342—423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3岁为沙弥，20岁受比丘戒。法显所处年代，正值南方东晋统治集团内争与北方16国兵灾频起的战乱纷繁时代。饱尝连年兵祸和现实苦难的人民大众希冀或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就连生活于上层的皇家贵族也因政局动荡不定而感到惶惶不安，朝不保夕。这就给佛教在两晋南北朝时代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机遇。虽然当时佛教经籍已经流通，但戒律极为缺乏。僧侣集团客观上也需要一整套佛教戒律来维持本身的宗教制度。法显当时因感到所读律藏译文严重舛阙，因此他立志前往天竺寻求戒律。

西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约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度沙河，越葱岭到天竺求法。当时河西走廊地区，少数民族割据建国，地界严格，交通阻碍，加上沿途“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佛国记》）以此足见前途之艰难法显险阻。作者先后遍历天竺诸地，获得《摩诃僧众律》《萨婆多众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和《摩诃僧阿毗昙》等；此后又在狮子国（斯里兰卡）获得《长阿含》《杂阿含》《杂阿藏》及抄获《弥沙塞律》等梵本。东晋义熙七年（411年）秋，法显由海路归国，次年夏途经广州，数月后抵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南岸。法显到青州后，敬信大法的刺史李嶷闻之，躬自迎劳，并请法显留住半年之久。第二年秋，法显南归晋都建康（今南京），在当时的佛教翻译中心道场寺（斗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学僧译出《大泥洹经》《摩诃僧律》《方等泥洹经》《　经》《杂阿毗昙心》等经律论诸书。其中著名的《佛国记》就是法显于义熙十四年（418年）在道场寺撰写完成的。元熙初年（419年），法显离开建康至荆州，卒于辛（新）寺，享年82岁。《佛国记》，又称《法显传》，或称《法显记》《法显行传》《佛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释法明（“显”字改“明”为避唐中宗李显讳）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三十国记》等，其中最为世人常用的书名当为《佛国记》和《法显传》。

本书记述法显从后秦弘始元年，即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等同契，欲往天竺寻求戒律，始发于长安，至晋义熙九年（413年）到达晋都建康，前后凡十三年四个月间在天竺、狮子国等国的陆海旅程记录。从该书的记载顺序时间上看，曾先后经历了乾归（甘肃兰州）、耨檀（青海西宁东）、鄯善（新疆若羌地区）、焉夷（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境）、于阗（新疆和阗县东南）、子合（新疆叶城县）、於麾（新疆叶尔羌河上游一带）、竭叉（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陀历、乌苌、宿呵多、犍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毗荼（以上为北天竺、西天竺诸国）、摩头罗、僧伽施、沙祇大、拘萨罗、蓝莫、毗舍离、摩竭提、迦尸、拘睒、达嚫、瞻波、多摩梨帝（以上为中天竺、东天竺诸国）、狮子国（斯里兰卡）、耶婆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等国和地区。《佛国记》内容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法显等自隆安三年至五年（399—401年）从长安出发，入敦煌，度西域鄯善、焉夷、于阗、子合、於麾、竭叉六国到达葱岭。第二部分为自隆安六年至义熙七年（402—411年）由葱岭入西法显西行图天竺、北天竺陀历、乌苌、宿呵多、犍陀卫等十国，又入中天竺摩竭提、迦尸、拘睒、达嚫等十三国，又入东天竺多摩梨帝和狮子国。第三部分为自义熙七年至义熙八年（411—412年）浮海东还归程经历，即自狮子国乘大商船东行，被大风吹至南海耶婆提，又随另一商船准备前往广州，暴风雨将商船漂至东海，饱尝三个多月鲸波骇浪之险的法显最终随船抵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书末附记了从青州南下晋都建康之行。法显在《佛国记》最后总结自己的天竺之行时感慨道：“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中天竺），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减（咸）三十国，沙河已西，迄于天竺，众僧威仪法化之美，不可详说。窃惟诸师未得备闻，是以不顾微命，浮海而还，艰难具更。幸蒙三尊威灵，危而得济，故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

法显离开长安的时间是隆安三年（399年），元兴三年（404年）到摩头罗国、僧伽施国（中天竺），义熙四年（408年）从多摩梨帝（东天竺）回国，义熙八年（412年）夏始达青州，次年南归建康，前后约合15年。所谓“减三十国”，大概指西域六国、天竺21国，包括狮子国（斯里兰卡）和耶婆提（今属印度尼西亚），合计29国。

在法显之前，亦有许多求法学僧西行天竺，如三国末至西晋初的朱士行、西晋时期的竺法护，东晋时期的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支法领、法净、昙猛等人，他们都是法显西行求法的先驱。与法显同期的除同行的慧景、道整、慧应和慧嵬外，旅途相遇的求法者还有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诸人。事实上，这些学僧最后到达天竺者仅有朱士行、慧叡、昙猛，而能够携众经以归者，法显无疑要算第一人了。《佛国记》书影

在中国佛教史上，确实有一些西行僧人回归后写过行记，但没有流传下来，唯《佛国记》保存并影响后世。唐代西行求法者所撰的行记都曾以该书为参考，如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以及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唐代以降，开始有人将法显同唐代的玄奘于佛教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齐名并举。如唐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写道：“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寒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们之处，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

此外，历代的释家经录和典籍均载有法显事迹，著录《佛国记》其书，虽名有异则为一书也。如《出三藏记集》卷二和《法经》卷六作《佛游天竺记》，《历代三宝记》卷七作《历游天竺记传》，《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作《法显传》或《法显行传》，《大唐内典录》卷三和《法苑珠林·传记篇》作《历游天竺记传》，《后汉书·西域传》李贤注作《释法显游天竺记》，《初学记》卷二十二作《佛游天竺记传》，《通典》卷一百七十四作《释法明游天竺记》，《贞元新定释佛目录》卷五作《历游天竺记传》，《宋史·艺文志》作《法显传》。到了明代，除少数书籍作《佛国记》或《法显记》外，大多丛书均作《法显传》之名。

一百多年来，《佛国记》逐渐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关注、整理，研究和翻译该书的著述成果日益增多，除中国学者外，还有一些欧洲学者和日本学者对《法显传》研究有素，硕果累累，并有近十种英文译本、法文译本和日文译本问世。由此可见《佛国记》在世界佛教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杨永泉）《后汉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的时期，但也是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时期，其间出现了不少大师巨匠。在史学领域就有范晔，以其如椽巨笔撰写了中国历史上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奠定了其一代史学宗师的地位。

范晔，字蔚宗，生于东晋隆安二年（398年），死于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东晋末刘宋初的著名史学家。范晔家族是两晋南朝的著名门阀士族，祖先历任朝廷高官。西晋时期，范晔的前四代祖范晷任雍州刺史、左将军；渡江后的东晋时期，前三代祖范汪任徐兖二州刺史、安北将军等职；前二代祖范宁任临淮太守等职。其父范泰任中书侍郎，桓玄篡夺东晋政权时被免职，迁居丹徒（今江苏镇江）。后因支持刘裕消灭桓玄，被刘裕再度任用为国子博士、南郡（今河南南阳）太守、御史中丞、东阳太守等。范泰对于刘裕这个寒族将领一直给予高度支持。在东阳太守任上，为帮助刘裕打败卢循起义军，范泰供应大量粮食，又派出千人的军队助阵。因此，再次受到刘裕的重用，从地方官入朝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司空等要职。

范晔虽然生在世代官宦的家庭，但他的童年并没有多少快乐。他的生母是范泰的妾，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 因此，在妻妾等级分明的魏晋南北朝，范晔的生母没有多少家庭地位，在怀着范晔的时候还要参加家庭劳动。最后，范晔出生在厕所中，头为厕所的砖头碰伤，因此小名“砖”。作为妾生子，范晔在家中的地位也不高，时常受到歧视。嫡兄范晏曾骂他“汲汲于名利”，认为他会给家族带来祸害。后其父将他“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但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 。

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夺晋，23岁的范晔决定加入刘宋统治集团。据《宋书》记载，他应召担任宋武帝刘裕“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入补尚书员外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父忧去职。服终，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为司徒从事中郎，迁尚书吏部郎”。自此，范晔的仕途一帆风顺。元嘉九年（432），范晔迎来了仕途的大挫折。这年彭范晔城王、司徒刘义康生母彭城太妃去世，葬前百官前去吊唁，范晔也同去吊唁，刘义康的幕僚故旧并集王府。范晔因做过刘义康的参军，其弟范广渊此时担任司徒祭酒，当晚轮值，晚间范晔便留宿在刘义康王府。魏晋南北朝的名士不拘礼节、饮酒放纵、追求享受的风气在范晔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住在刘义康王府，面对彭城王妃的死亡不仅没有丝毫哀戚，反而夜半纵酒，他还在醉意中开窗听挽歌以为欢乐。这种违反礼制的行为，大大激怒了刘义康，因此范晔被贬任宣城太守。贬任一级并外调，对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范晔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是这次打击，使他开始了《后汉书》的写作。在宣城太守任上，范晔留了大约数年，后“迁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寻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徐湛之告密，他被牵连到密谋拥立刘义康案而与其弟及四子一同被杀。《后汉书》是范晔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凝聚了他的毕生心血。范晔贬任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他的《后汉书》以刘珍的《东观汉记》为基础，以华峤的《后汉书》为蓝本，吸取其他各家后汉书的长处，择精选优而成。《后汉书》包括光武帝刘秀等十纪，律历、礼仪等十志（未成），刘玄、刘盆子等八十列传，记载了东汉二百年间从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的重要史料。因范晔被杀，十志并没有完成，现在所存的十志是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由后梁刘昭补入，形成后来的120卷本。范晔的《后汉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大贡献。一是《后汉书》脱离了专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传统，对于历史上一些个性突出、操行俱绝、贡献很大的小人物也予以立传。如《独行传》就写了很多一介之夫；《宦者传》写了对历史有巨大贡献，“一心王室”的蔡伦；而《文苑传》《列女传》更是将以前史书从不关注的民间文人、妇女载入史册，为历史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后汉书》的这些创举对后来的修史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邵晋涵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后汉书》书影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

二是《后汉书》保留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汉书》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的近二百年历史。从时间上看，范晔所在的东晋末、刘宋初离东汉并不远。相对而言，因年代不远，资料比较翔实，评价比较客观。如书中全面地反映了东汉的内外官之争、党锢祸害、图谶迷信等情况。全文收录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如崔寔的《政论》，桓谭的《陈时政》，张衡的《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蔡邕的《释诲》等。这些著名文论因范晔的良苦用心而得以保留，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东汉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三是《后汉书》全面总结了东汉的盛乱治衰的历史经验，达到“正一代得失”的目的。如在《宋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对他们的进步政治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载入他们的重要文章如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此举可以明显看出范晔的思想倾向。范晔觉得犹不过瘾，还在文后又写了一篇近600字的评论，从历史变化的长远趋势观察东汉的政治，将王符等人的文论立意引向更高的层次。刘秀在建立东汉后，对于帮助他打天下的28位中兴功臣并没有给予政治实权，这引起了历史上一些人的评论。而范晔在《后汉书》中认为，这正是刘秀的优秀之处，其目的是保护功臣。提高功臣的待遇，不让他们参与政治，可以避免西汉初年的杀功臣行为，让没有战功的下层人士参与政权，可以广开入仕之途。这一举措达到两个目的，是“至公均被”之举。从后汉的历史中，我们也能发现，东汉对待功臣是相当宽容的，所以范晔的结论符合历史实际。

四是对中国史学有很大的贡献。虽然中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左传》《战国策》等史书也出现较早，但是它们在中国史学史上仅算是修史中的一种前期探索。《史记》《汉书》创设了纪传体，也只是相对完善，给后人修史打下基础，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而范晔在总结前人修史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纪传体的体例并进行了新的分类，他的这些创新开创了史书修撰的新阶段，对后世的史书编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范晔在书中取消了表的设置，保留了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类传上，增设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逸民传》《列女传》《方术传》等七种新的列传，大部分为后代修史者所传承。所谓“此书一出，众家后汉书逐渐废佚不传”。先后写过《后汉书》的有刘珍、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薛莹、张璠、袁宏等人。到了范晔的《后汉书》出来后，诸家后汉书均告亡佚，只余袁宏的《后汉纪》了。《后汉书》书影

除了因撰写《后汉书》成就史学家之誉外，范晔还是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和书法家。他在《自序》中说：“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又说：“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 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深厚，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连皇帝都要听他演奏，但他不轻易为人露技。史载：“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发。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在文学上，范晔也有自己的见解：“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他的诗歌受到钟嵘的高度评价。从《隋书·经籍志》看，范晔还有集十五卷，录一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以及《百官阶次》一卷。其《双鹤诗序》收入《艺文类聚》卷九十；《乐游应诏诗》一首收入《文选》卷二。范晔还善于写隶书，他在《自序》中说：“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范晔其人其事其书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反响，有的事至今还在争议之中。如范晔参加拥立刘义康之事，从清中叶起就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当时的宋文帝为了除掉刘义康而设计的一个圈套。因为宋文帝与其弟刘义康的矛盾很深，元嘉十七年（440年）文帝鉴于“刘义康擅势专朝，威倾内外……无复人臣之礼，上稍不能平”， 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剪除刘湛、刘斌等刘义康亲信十余人，并将刘义康贬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刺史。为了进一步探听和掌握刘义康的动态，文帝派徐湛之打入刘义康的内部。徐湛之伪装忠于刘义康，用“诱引之辞”引导刘义康、范晔、孔熙先兄弟等人组成谋反集团。在获得直接证据时，由徐湛之向宋文帝自首告密，最终打败了刘义康集团，秘密杀掉刘义康，除掉政治对手。因此，范晔被杀只是这个阴谋中的一个环节。其实因挽歌事件，范晔对刘义康是没有好感的，因此说范晔参加刘义康的谋反集团根据不足，最多是知情不举（其间，范晔曾经向文帝密告刘义康要谋反，但是文帝没有采纳）。因此，范晔之死是一个冤案。

范晔是长期生活在建康（今南京）的历史名人，他创作的《后汉书》虽然是在宣城开始创作的，但是在其后到京城担任中央要职后，一直没有停止写作，直到他临死还没有完成志的部分。因此，《后汉书》应该说与建康有不解之缘，也是与今天南京有很大关系的一部传世名著。（王 波）《世说新语》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是一部既清新隽永、妙趣横生，又经久耐读的经典名著。这部书自诞生以来就十分受人欢迎，后来的爱好者、模仿者代不乏人。对于南京人来说，若欲了解古代的南京文化，尤其是六朝金陵的独特风味，这部《世说新语》自刘义庆然是必读之书，而且读起来更具有一种亲切感和轻松感。

刘义庆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史称其“爱好文义”，“足为宗室之表”。《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后人因汉代刘向已有同名著作，遂改称《世说新书》《世说新语》，宋代以后通称《世说新语》。在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中，《世说新语》属于子部的“小说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给它起了一个更确切的名字，叫做“志人小说”，“志”就是记载的意思。《世说新语》开创了古代小说的一种特殊体裁，通常称为“世说体”，其内容以记述人物轶事为主，篇幅简短，用笔简约，韵味隽永。这是古代小说的早期形态之一，有些类似今天的“小小说”。《世说新语》问世不久，就广为流传，成为经典名著，南朝梁代著名学者刘孝标专门为此书作注，引录当时传记、谱牒、地志等各类文献多达数百种，注文与正文相映生辉，进一步奠定了此书的经典地位。《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它的内容以人物轶事为中心。这本书将当时的名流轶事分为36个门类，36个门类的顺序，基本上是仿照九品中正制的做法，由高往低排列。排在最前面的四个门类，依次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属于上卷，这基本上是模仿《论语》中的“孔门四科”，其中所记大都是褒扬赞美之事。接下来的是中卷，包含有“方正”、“雅量”、“识鉴”、“赏誉”直至“夙惠”、“豪爽”等九类，也都各有令人称道之处，虽然比前不足，但比后有余。下卷又分上下，前面的“容止”、“自新”、“贤媛”、“伤逝”、“任诞”等，收录了很多个性鲜明、很能体现魏晋名士风流气度的人和事，多以正面肯定的为主。至于排列在最后的12个门类，尤其“假谲”、 “俭啬”、“汰侈”、“忿狷”、“纰漏”、“惑溺”等门类，则颇寓有批评劝诫的意味，多半属于反面事例，不免受人非议。36个门类，总共包含了一千多则故事。这些故事所涉及的人物，上自汉魏，下至刘宋时期，多达一千五百多个（包含后来刘孝标注释中涉及的人物），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后人眼中所谓魏晋名士的代表，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竹林七贤”以及王、谢等世家大族的子弟，而其记载叙述的核心，又是能够体现魏晋风流的人物品评、清谈玄言、任诞隐逸之类的名士言行，所以这本书后来被鲁迅戏称为“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

所谓“魏晋风度”或“名士风流”，对于后人来说，其实是可以神往而无法复制的，因为它是魏晋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有特定的历史因缘和社会背景。相应的，记载这些风流名士的《世说新语》也便成为空前绝后的作品，尽管后来模仿者众多，如南朝刘孝标的《续世说》，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等等，却无一能超越此书。

谈到《世说新语》和魏晋风流，就不能不提到南京在六朝时代的特殊地位。在东晋以前，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都在北方，尤其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代中原。《世说新语》记录了一些东汉和西晋的事迹，有不少都发生在那时的都城洛阳。洛阳自古以来被认为居天下之中，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上与古代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相照应。东汉时代儒学独尊，《世说新语》开卷第一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书影的东汉清流人物代表陈蕃。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和自信心。那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整个华夏的中心还都在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的正统思想。

但到了东汉末年，政局动荡，天下大乱，儒家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崩溃，很多士人消极避世，或是醉心于玄学清谈之中。整个社会的世风人心和思想道德不断受到冲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很难再维持原本的中正平和。于是出现了魏晋之世任诞狂傲、蔑弃名教的“竹林七贤”，出现了以崇尚清谈、视政事为俗务的王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名士。西晋末年，司马氏王朝受到“八王之乱”和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连续打击，土崩瓦解，西晋宗室连同许多中原的世家大族开始向南迁徙，定都于昔日吴国的都城建康，即现在的南京。汉末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风气，也随着北方的移民一起南渡到了建康。从洛阳到建康，对当时的东晋汉族政权来说，不仅是地理环境的转变和文化中心的迁移，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学术转型的象征。以儒家礼教文明为中心、崇尚中和克制的社会风气开始转变，外来的佛学思想大行其道，原本即有深厚南方文化基因的老庄学说亦盛极一时，名士们谈玄论道，挥麈清谈，崇尚自由而率性的生活。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南移，终于使得六朝时代的南京成为魏晋风流的最后归宿地。偏居一方的南朝一直没能平定中原，但南京却无疑取代了陷落的洛阳，成为六朝数百年间中国文化命脉延续和复兴的基地。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士人的情感心态与生动形象都反映在《世说新语》的《世说新语》书影相关记载里。作为一部古代文学经典，《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练晓畅，读来妙趣横生。比如有名的“王蓝田食鸡子”一段：“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世说新语·忿狷》）短短数句，将王述吃鸡蛋的动作与神态描写得栩栩如生，生动地凸显了王述急躁的个性，可谓言简意丰，风韵俱足，是很多长篇大论的描写都无法达到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这样评价《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谬惑，亦资一笑。”可谓十分恰当。除了简约传神的叙事之外，《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清俊淡雅的描写，有如中国传统的水墨写意画，比如王子猷雪夜访戴、张季鹰莼鲈之思、谢道韫咏絮之才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后代以此入诗入画的不在少数。《世说新语》的篇幅虽然简短，但其中许多故事却脍炙人口，成了后来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或典故。在现代汉语中，人们依旧使用着大量源于《世说新语》的成语，比如“标新立异”、“志大才疏”、“管中窥豹”、“琳琅满目”、“期期艾艾”、“望梅止渴”等等，其中不少成语典故，比如“楚囚相对”、“新亭对泣”、“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等，更是与南京直接相关。《世说新语》中所记录的那些名人轶事，很多仍然可以在今天南京的山川名胜古迹中找到印迹，正如魏晋风流也早已沉淀为南京文化的一部分一样。从这一点上说，《世说新语》不仅是南京贡献给世界的文学与文化名著，更是体现南京六朝文化光辉的传世名著。（程章灿）《弘明集》《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文献汇编，为齐梁间的著名佛教文献学家、目录学家、佛教建筑设计家、艺术家和律学大师僧祐所编纂。《弘明集》最初行世本为10卷（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弘明集目录序》），均为梁代以前的作品，梁天监（502—529年）中，又增补了梁代当时的作品，重新编定为14卷180余篇文章（含书信、表奏、诏敕）。全书所收集的文章，始于东汉后期的《牟子理惑论》，止于梁天《弘明集》书影监八年（509年），时间跨度三百余年，文章作者近百人（僧19人）。编纂者前后花了近五十年才收集完成。至于为什么要编此书，作者在《弘明集后序》中明确指出：“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导以深法，终于莫领；故复撮世典，指事取征。言非荣华，理归质实，庶迷途之人，不远而复。总释众疑，故曰《弘明论》云。”

僧祐（445—518年），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县），生于南朝宋都建康（今南京）。7岁时随父母入建初寺礼佛，不肯还家。父母依其所愿，允许他出家该寺，奉僧范为师。年14投钟山定林寺法达法师门下。时法达“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僧祐“师奉竭诚”。年20在该寺受具足戒。时定林寺又有“博通经律，志业强悍”、“律行精纯，德为物范”的律学之师法献，僧祐亦服膺奉事，持操坚明。又从“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的律学名家法颖，僧祐“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励先哲”。特别是法颖二十余年对僧祐律学之业的形成影响深刻，使僧祐成为齐梁之际的一代律学大师。齐永明（483—493年）中，竟陵文宣王萧子良请僧祐开讲律学，听众常有七八百人。齐武帝萧赜敕其入三吴（苏州、湖州、绍兴）选拔僧众，并宣讲《十诵律》，同时弘化受戒法。“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咸其力也”。僧祐讲诵弘布律学为其后半生近四十年主要法业之一。《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其《法集总目录序》说：“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

此外，僧祐对佛教文献学、目录学和佛教建筑设计（光宅寺铜像、栖霞山大佛像和浙江剡县石佛像）以及佛教艺术也有突出贡献。一生著述宏富，传世的有《出三藏记集》15卷、《释迦谱》5卷、《世界记》5卷、《法苑集》10卷、《弘明集》20卷、《十诵义记》10卷、《法集杂记传铭》10卷。今仅存《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三部。

僧祐在齐梁两代因大规模弘法，声誉日隆，加上其德素高洁，法仪戒范，深受皇室王公贵族及僧众的崇敬。梁武帝受菩萨戒时，曾以其为戒师，并入内殿为六宫受戒。僧祐与当时之僧旻（467—527年）、法云（467—529年）被称为梁代的三大法师。僧祐的缁素门徒有智藏、宝唱、慧廓、明彻、刘勰和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等万人以上。梁天监十七年（518年）五月于建初寺去世，春秋七十四。

僧祐活动之际正是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遭到儒、道两大家有史以来诋毁与抨击最强烈的阶段。儒佛之间、佛道之间的学说争辩与交锋，自然造成朝野上下思想观念的混乱，造成所谓“邪说”流行。僧祐总结了自晋代以来儒、道二教（“俗教”）和社会上怀疑佛法的众生（“俗士”）的六大疑问，进行明辨释疑，奉劝世人崇佛为重。这六大疑问是：“一、疑经说迂诞；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树，将溺宜拯，故较而论之。”（《弘明集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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