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广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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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报告(201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试读：
总序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社会变革、制度创新的理论先导，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突出。在我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过程中，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关系到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进行谋划部署。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深刻阐述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部于2011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奋斗目标。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等系列文件，启动了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未来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将着力构建九大体系，即学科和教材体系、创新平台体系、科研项目体系、社会服务体系、条件支撑体系、人才队伍体系、现代科研管理体系和学风建设工作体系，同时，大力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有利的发展条件。高等学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必须充分发挥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等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中国方案和中国建议，为国家发展提供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的政策咨询、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
自2010年始，教育部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报告资助项目。发展报告项目以服务国家战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数据库建设为支撑，以推进协同创新为手段，通过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与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校内外科研机构等建立学术战略联盟，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问题开展长期跟踪研究，努力推出一批具有重要咨询作用的对策性、前瞻性研究成果。发展报告必须扎根社会实践、立足实际问题，对所研究对象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等进行持续研究，强化数据采集分析，重视定量研究，力求有总结、有分析、有预测。发展报告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纳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文库”集中出版。计划经过五年左右，最终稳定支持百余种发展报告，有力支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展望未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伟目标和崇高使命，呼唤着每一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和智慧。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新实践，适应新要求，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加快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第一部分 总论从“前店后厂”到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下粤港澳深度合作关系走向研究陈广汉 刘 洋摘要
港澳地区自回归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功能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赋予港澳发展新的机遇。港澳需要聚焦发展，以“国家所需、港澳所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与内地“融”“荣”与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标志着粤港澳地区的合作关系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其合作将不只限于经济合作及产业分工，而将作为整体共同打造深度合作的城市群、开放引领的创新区及共享发展的合作区。因此，未来粤港澳发展的合作形式将由“前店后厂”“统一市场”升级为“融合发展”；合作内容从制造业、服务业升级为创新产业；合作机制由自发性合作、自觉性合作升级为共享性合作。本文将从比较优势、市场开放度、国家发展战略三个角度深入剖析新时代下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关系特点与趋势。
关键词：比较优势；市场开放度；国家发展战略；大湾区
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国家发展战略为依托，是粤港澳合作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产业转移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珠三角低廉的土地、人力成本与香港的制造业优势相结合，催生的“前店后厂”模式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跨境产业合作模式的发展。2003年内地与港澳共同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则把内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的承诺提前向香港和澳门兑现，开启了内地与港澳区域性制度合作的新路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研究制定，粤港澳合作将从过去的跨境产业合作、区域制度合作的模式，转向有国家规划目标引导的协同创新发展;共同发展不局限于经济合作，而是扩展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本文通过回顾粤港澳合作关系的走向及特点，从比较优势、市场开放度、国家发展战略三个角度探讨新时代下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的发展机遇、发展基础与发展意义，并为未来深度合作提出发展方向与策略。一、粤港澳经贸合作关系的演进
区域合作的本质是通过开放和自由的产品与要素市场的建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尽可能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各地区之间产业分工、经济增长和共同发展。市场开放度决定港澳地区与内地合作关系的形态和演进阶段，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决定合作中的分工和内容。而国家发展战略则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开放及比较优势的发挥，推动粤港澳区域合作不断深化。（一）局部开放下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市场开放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道路。从区域来看，首先是从沿海城市和地区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其中深圳、珠海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从行业来看，主要是针对制造业的要素开放;从领域来看，首先是直接投资市场的开放。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为了有利于国内本土工业的发展，对国内市场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的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
正是在市场局部开放的条件下，港澳与珠三角地区之间形成了以优势互补为基础，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建立其制造业“前店后厂”的跨境生产网络体系。在这一制造业分工协作的格局中，香港发挥“前店”的作用，承接海外订单、供应原材料及机器设备，负责从事市场推广、销售及开发新产品和工艺等;而广东则进行产品的加工、创造，扮演“后厂”的角色。这种跨地域的生产协调系统被称为“前店后厂”。如图1所示。图1 “前店后厂”的跨境生产模式——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理论资料来源：陈广汉．粤港澳经济关系走向研究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在粤港“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分工格局中，香港经济由制造业为主转型为生产服务业，经济地位也由远东的装配中心变为亚太地区的金融贸易服务中心，见表1。表1 香港制造业和生产服务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资料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同时，生产空间的转移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空间，促进了香港多个国际性服务型经济中心的确立和巩固。同时，截至1996年，已有约80%的香港工厂或生产线转移至广东珠三角地区，香港“三资”企业及“三来一补”企业达66 000多家。截至2002年，“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利用外资额共计1 354.67亿美元，见表2。经过多年的发展，“三资”企业中轻工业的比例明显大于重工业，其产品销售也以出口为主，成为广东工业品出口的重要成分，促进了广东整个工业的“轻型外向”的发展格局。表2 广东“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情况分析 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1980—2003年《广东统计年鉴》。
总之，“前店后厂”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合作机制，顺应了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商品链分工体系，充分利用内地丰富的生产要素资源进行代工生产，以“来料加工”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但在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其竞争优势难以为继。同时此段时期受制于粤港制度上的差异以及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粤港服务业合作仍未成为主流。
(二)内地市场全方位开放与粤港澳合作转型
从改革开放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前，粤港的经贸合作还是停留在企业家自发进行阶段。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内地市场从局部开放向全方位开放转变。 2003年CEPA签署后，内地和香港的经贸往来开始出现突破性的发展，内地市场逐步由局部开放扩展到统一市场。合作形式从“前店后厂”走向“统一市场”;合作内容从制造业扩展为服务业;合作机制由自发合作变成自觉合作：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合作关系逐渐由依附性关系转向为平等竞争的关系。
1．CEPA与市场全方位开放
CEPA是为促进内地和港澳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加强三方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的一项在WTO框架下的制度安排。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涵盖领域包括贸易、金融、旅游、文化、国际交流、区域合作等。自CEPA主体文件2003年签署并实施以来，根据三地经贸合作的不断发展深入，现已签署了多个补充协议。 2017年6月28日，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CEPA继续升级，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高燕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签署了《投资协议》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内地与香港CEPA及CEPA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表3所示。表3 内地与香港CEPA及CEPA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续前表续前表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近年来，在CEPA协议下，三地在经济往来过程中不断提高了经济合作广度、深度、宽度，三地之间的贸易障碍、投资障碍逐渐减少，三地经济共同蓬勃发展。从经济增长本质来看，区域经济的深度合作，是产业分工与集聚超越了单一地区边界，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在相邻地区之间相互流动，从而产生区域经济群体的产业整合及升级。
2．CEPA与粤港澳产业合作新格局
21世纪以来，香港自由经济体、低税率等优势吸引来很多跨国公司，渐渐地香港的贸易物流、金融保险、专业服务等等高端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主导产业。同时，内地与香港开展了更为广泛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通。从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此段时期合作的重点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CEPA协议及其主要内容使内地率先以优于今后WTO其他成员条件的开放性条款向香港、澳门开放物流、运输、仓储、分销、旅游、中介、金融等服务业，降低准入门槛，扩大经营范围与区域。
在CEPA框架下，香港在内地享受的是超越其他任何贸易关系的最惠待遇。从表4中可见，自CEPA签署以来，2003年至2015年13年间，香港对内地的服务输出占香港总服务输出的百分比从26.25%提升至38.42%。 CEPA实施以来，香港对内地的服务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表4 香港对内地服务贸易发展情况(2003—2015年)资料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3．CEPA与粤港澳合作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此段时期粤港澳的合作是由市场推动转向政府力量推动的合作机制。除CEPA外，中央及广东相继颁布或签署《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等，并举办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等保证粤港澳经贸合作的顺利进行。二、粤港澳区域深度合作的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下，中国人民“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同时，中央为香港、澳门跟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指明了方向，“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这标志着“新时代”粤港澳迈入深度合作的新阶段。
(一)新时代下的市场开放与国家政策
1．以新时代下国家发展战略为指导，实现港澳与内地“融”“荣”与共
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长期以来指导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目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北有雄安新区助力的京津冀一体化、中有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发展版图日趋清晰。同时，助力“一带一路”倡议，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能够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财会、担保、法律等专业服务以及多元化、高水平的商业模式支持，服务内地广大中小企业“走出去”；而澳门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的优势，深化与东盟、葡语系和拉丁语系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以新时代下国家发展战略为指导，制定港澳发展策略，实现港澳与内地的共同发展。
2．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2015年底，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这是内地首个在全境范围内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主要方式（个别领域为正面清单）全面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协议，其签署有利于内地与港澳共同建立国际化、法制化与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3．以自贸区“先试先行”为平台，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加大内地对港澳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其中，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举措。通过以自贸区为核心的边界地区发展带动粤港澳深入合作的策略由此确立。自贸区适应两端的制度安排，具备“先试先行”的政策优势。两者叠合，将成为粤港澳新一轮合作的增长极所在。
4．以大湾区建设为载体，实现粤港澳市场一体化与居民跨境便利发展
2017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发布《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合作目标为“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合作宗旨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目前粤港澳深度合作仍面临一系列制度性障碍与物理性障碍，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效流动问题仍需解决。未来建设可以以大湾区为载体，通过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的社会制度衔接与制度创新，真正发挥要素优势，使收益最大化，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而实现粤港澳市场一体化与居民跨境便利发展。
(二)新时代下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新时代下，港澳与内地的合作关系不仅是互利的合作关系，更应该着重于促进港澳与内地共同发展，共同为民族复兴的目标奋斗。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既是粤港澳地区自身加快经济社会深度调整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助推中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客观要求。相比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及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同时新时期粤港澳又具备各自的比较优势。
1．经济总量较高，竞争力有所增强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强劲发展，2016年，粤港澳GDP总量近1.35万亿美元。其中，香港、广州和深圳GDP总量分别是2.35万亿港元、1.96万亿元和1.94万亿元，为湾区经济做出了主要贡献。在2017年公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深圳进入全球10强，香港、上海、广州、北京进入前20强。
2.基础设施完善，规模效应明显
从基础设施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首先，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球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其次，拥有涵盖穗深珠港澳5座干线机场，各机场间直线距离均不到150公里;再次，2016年全年高速通车总里程高达7 673公里，城际轨道交通已有350公里的通车里程。规划建设共15条计1 430公里城际轨道，期望形成珠三角“一小时城轨交通圈”。未来，珠江口东西两岸将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快捷的交通路网，届时将极大地促进沿线经济要素的流动，形成规模和集聚效应。
3．产业结构完备，各具比较优势
从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来看，粤港澳发展趋势和三大湾区相似，但是旧金山、纽约、东京第三产业比重都达到80%以上，第一产业的比例近乎零。其中纽约湾区第三产业比重最大，占比89.35%；最低的是粤港澳湾区，只有77.57%，如图2所示。图2 粤港澳与三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对比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但粤港澳大湾区在资源禀赋上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着强劲的促进作用。首先，香港是国际著名的自由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是国际联系欧美市场、东南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其次，澳门与葡萄牙等葡语、拉丁语国家有很密切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服务贸易，未来发展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服务平台；再次，珠三角地区是著名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此外广州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深圳的“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等定位，使得粤港澳大湾区能够以珠三角雄厚的制造业为基础，加之港澳地区发达的金融与高端服务，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4．良好创新基础，未来协同发展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际创新型区域，是粤港澳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以深圳为例，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为5 847.91亿元，占GDP比重为33.4%。全社会研究投入占全市GDP比重达到了4.05%，涌现了像华为、大疆等一批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但科技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大批科技创新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专业服务人才、管理人才等，粤港澳三地综合起来，有人才、有教育、有信息、有产业、有适宜人居环境，建设深度合作的国际创新型区域，条件具备、时机成熟。
总之，未来粤港澳合作既要充分发挥港澳自身经济制度及服务业的优势，又要充分利用内地市场规模大、资源丰富、产业链相对完整等优势。通过充分利用CEPA、粤港服务业贸易自由化等政策，将香港金融、贸易、体制等优势，与内地制造、科技创新和市场相结合，拓宽产业空间，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三、粤港澳深度合作发展方向与策略
(一)发展方向《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及要将粤港澳合作的目标定为“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由此可见，未来粤港澳合作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合作及产业分工，而将作为整体共同打造深度融合的城市群、开放引领的创新区及共享发展的合作区。因此，未来粤港澳发展的合作形式将由“前店后厂”“统一市场”升级为“协同发展”；合作内容从制造业、服务业升级为创新产业;合作机制由自发性合作、自觉性合作升级为共享性合作。统一市场需要促进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合理有序流动，尽量减少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协同发展和融合发展，需要在优势互补基础上建立起错位发展产业分工体系，为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创造便利化的条件。
1.合作形式：协同发展
比较优势依然是地区区域合作最根本的动力。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9＋2”个城市和地区，比较优势仍然存在，功能定位也不尽相同。与以往“前店后厂”“统一市场”定位不同的是，大湾区不仅是一个区域性概念，更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一个集中力量共同对外发展的“城市群”的概念。
在这样的系统框架下，整合全域的产业基础及优势要素，特别是发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4个核心城市在科技研发、高技术产业、创新型金融、开放生态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推进“一国两制”、自贸区、服务贸易自由化等多重体制的优势叠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调城市功能，明确产业分工，确保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协调发展将尤为重要。因此，必须要树立协同发展的思想，整合各地比较优势资源，协同错位发展，共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2．合作内容：创新引领
粤港澳大湾区经过近四十年的合作，形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处于由服务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转轨中，一方面，珠三角制造业比较发达，整体处于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另一方面，香港、深圳等部分城市已出现创新型经济特征。虽然从经济总量看，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相当，但在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主导全球资源配置、带动全球产业升级等方面差距明显。因此大湾区发展方向必须依靠创新引领，合作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建设大湾区创新共同体，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3．合作机制：共享性合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也就是说，未来粤港澳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合作互惠，而是融入国家对外发展的大局，打造世界优质生活圏，将合作延展至社会民生领域，解决港澳居民在珠三角生活、工作和养老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使其共享祖国发展的成果。
(二)发展建议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明确的发展方向，但要达致建设目标仍面临诸多挑战。大湾区需要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内，按照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发展规律来进行跨境合作与治理。这对粤港澳及中央政府都是一个新挑战。
1．优化营商环境，实施体制对接
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征，因此要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尽量降低制度差异导致的成本，增加制度互补带来的收益，追求制度多样性和互补性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始终要追求的目标。首先，利用“一国两制”优势，发挥自由市场机制。在尊重国家主权、体制的前提下，允许两制差异的存在，把发挥内地作为坚强后盾的积极作用与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提高粤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中的功能和地位。其次，比照港澳经济体制，逐步改善湾区营商环境。对比世界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不同在于区内的“一国两制”。大湾区建设必须在符合“一国两制”基本法的前提下，让人员、资金、货物、信息这四个要素在粤港澳间尽可能地自由流通。未来的发展取向不是更低的关税，而是政府透明度、法制、市场规则、投资准入、投资补偿等一系列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营商制度、环境制度。
2．完善发展基础，实现基础设施对接
如果说体制和机制的对接是打通港澳与内地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那么实现基础设施的对接则是打通区域内要素物流性障碍的需要。建立互通互联的交通、信息网络系统，促进机场、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合作，共同打造国际航空和航运枢纽。这需要进一步加快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内地与港澳交通设施有效衔接，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完善现代货运物流体系，提升客货运输服务水平。推动通关模式创新，不断地推进通关便利化。
3．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城市功能
湾区经济本质还是城市群内部资源的协调与共同发展，签署的《大湾区框架协议》明确了粤港澳三方的合作目标，在产业分工上进行错位发展，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完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但目前只有广东总体定位，尚未见到9个城市的细分角色。区域协同互动发展的良性格局是否能够形成，是否能成为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总体方向，也取决于湾区的基础条件以及政策要素是否配套。规划不仅是确保城市群发展及成型的纲领，更是三方利益协调，形成合作利益最大化的保证。第一，以市场资源禀赋为基础。经济合作要基于市场的需求，由市场自己分工，根据发展阶段、地区禀赋、历史基础和现实优势来优化各个区域的产业发展定位，推进产业配置和调整转移，保证资源配置效率。第二，政府参与协商规划。为避免重复建设及资源浪费，三地政府需统筹考虑产业布局，保证政府协调机制，形成相互联盟。例如，深圳与香港机场设施、港口设施的功能与定位，亟待双方共同商讨，尽量实现功能互补。第三，成立粤港澳城市群管理机构。机构负责整体统筹经济功能布局、跨境合作规则及三方协同机制等，防止政策溢出的负面效应。
4．促进创新资源整合，打造“中国式硅谷”“创新驱动”是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应将创新驱动战略作为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致力于打造“中国式硅谷”。一是积极挖掘各自的创新优势，共创综合创新体系。香港拥有国际一流的高等院校、科研水平和良好的教育资源，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政策创新、能力创新、产业创新等方面为全国探索了很多经验，双方合作共建科技园区，可互相弥补短板，发挥科技创新优势。二是鼓励高校、机构、企业展开深层次合作。鼓励珠三角高校、企业在港澳地区学习、科研，同时鼓励、吸引、招聘港澳地区青年在内地创业、就业，共同充实科研创新力量。三是发挥民间资金力量，建立风险投资平台。科技研发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性质，通过合作建立国际风险投资中心，引进民间资金及先进技术和理念，同时发挥政府与民间双重科技力量。四是完善企业善后机制，扶持创新企业发展。鼓励科研创新或科技创业，同时配套相应的善后体制。湾区可借鉴港澳在公司破产、公司重组等方面的国际经验，共同为创新、创业失败者提供援助和保障。
5．以制度衔接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提出港澳居民内地便利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区域合作仅仅依靠市场引导是有限度的，港澳与内地的社会整合必须从制度衔接与制度创新机制入手，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实验区，以福利对接为目标，利用跨境交通设施对接的便利，把港澳资本和技术人才吸引到广东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机制能够保障人才及其家庭长期跨境生活的福利需求，当制度环境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前来广东居住时，社会融合就会自然实现。因此，未来发展需要通过从建立区域政府联合组织和跨区域社会保障制度两个层次突破，完善粤港澳合作的顶层设计，创造全新的制度机制和跨境生活空间，实现港澳居民内地发展的便利化。
6．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区域上仍属于“一国两制”管辖范畴，实现经济的融合发展，还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粤港澳三地共同努力，共同研讨、宣传、交流大湾区发展蓝图，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第一，强化中央政府在港澳经济发展上的宏观指导能力。港澳作为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体，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需要国家在经济层面的支撑。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所需，港澳所长”，也需要中央政府站在全局和长远角度谋划港澳发展，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于港澳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和战略规划作用。第二，强化中央政府在港澳与内地合作上的统筹协调能力。由于港澳与内地在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和运作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成立一个领导协调机构，统一筹划，统一部署，及时协调解决港澳与内地合作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第三，强化港澳特区政府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的研究，适当调整政府职能。为了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需要港澳特区政府加强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的研究，有效把握国家发展中的新需求和新空间。此外，港澳特区政府需要适度推动经济转型，扶持与推进新兴产业及高增值行业的发展，对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竞争力优势打造与创新能力培育所需的基础条件予以重视和扶持。通过再分配适度调节，完善社会保障，改善社会民生。
总之，“一国两制”、三个不同的关税区和四个核心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体制和经济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必须推进体制和基础设施对接、城市功能和产业分工协调，实现区域内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借鉴国际经验打造中国式湾区，并与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共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新时代下“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加快粤港澳三地共同发展。主要参考文献
[1] Kogut B．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 chains [J]．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5，26（4）：15-28．
[2] Gereffi G．A commodity chain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global industries [Z]．Working Paper for IDS，1999．
[3] 陈恩，李佳鸿．港商在内地投资的区位布局与实证研究 [J]．产经评论，2011（2）：62-72．
[4] 陈广汉，等．提升大珠江三角洲国际竞争力研究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5] 陈广汉．论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经贸关系的演进与转变 [J]．学术月刊，2006（2）：61-67．
[6] 陈广汉．粤港澳经济关系走向研究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7] 陈广汉．港澳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与制度创新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 陈广汉．打造粤港澳合作升级版 [J]．广东经济，2013（12）：30．
[9] 方奕涛，罗建穗．广东“三来一补”与“三资”企业形式外资比较 [J]．国际经贸探索，1999（2）：49-52，69．
[10] 何诚颖，张立超．国际湾区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借鉴及横向比较 [J]．特区经济，2017（9）：10-13．
[11] 李红，丁嵩，朱明敏．多中心跨境合作视角下粤港澳湾区研究综述 [J]．工业技术经济，2011，30（8）：3-9．
[12] 李立勋．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若干思考 [J]．热带地理，2017，37（6）：757-761．
[13] 李晓莉，申明浩．新一轮对外开放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和建设路径探讨 [J]．国际经贸探索，2017，33（9）：4- 13．
[14] 廖柏伟，王于渐．中国改革开放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 [R]．香港：南洋商业银行，1992．
[15] 鲁志国，潘凤，闫振坤．全球湾区经济比较与综合评价研究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11）：112-116．
[16] 马忠新，伍凤兰．湾区经济表征及其开放机理发凡 [J]．改革，2016 （9）：88-96．
[17] 覃成林，刘丽玲，覃文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战略思考 [J]．区域经济评论，2017（5）：113-118．
[18] 汪行东，鲁志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从单中心到多中心 [J]．岭南学刊，2017（5）：78-85．
[19] 伍凤兰，陶一桃，申勇．湾区经济演进的动力机制研究：国际案例与启示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23）：31-35．
[20] 杨一博，宗刚．纽约世界城市发展道路对北京的启示 [J]．现代城市研究，2011（12）：79-84．
[21] 张晓兰，朱秋．东京都市圈演化与发展机制研究 [J]．现代日本经济，2013（2）：66- 72．第二部分 科技创新与区域合作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 ——基于研发人员、研发经费与专利申请的比较分析李小瑛 刘夕洲 李晋灵 蒋秋祎摘要
本文从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科技创新成效及问题等三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广州、深圳、香港在大湾区创新中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发现包括几个方面：（1）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受教育程度逐年提高，人力资源储备丰富。（2）粤港澳大湾区整体R＆D经费投入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创新型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3）无论从R&D人员分布还是R＆D经费结构看，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均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广东R＆D活动主体是企业，香港R＆D活动主体则包括工商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4）R＆D活动重心由应用学科向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并重转变。（5）粤港澳大湾区专利申请总数不断增加，但其中的发明专利数量远低于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研发投入；研发成果；比较优势一、引言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科技创新在各国各地区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进入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想完成由“大国”向“强国”的飞跃，必须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990）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他把创新分为五个方面：（1）生产新产品；（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拓新市场；（4）采用新原料；（5）采用新的组织方式。
众所周知，创新能带来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Solow，1956）。技术进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提高人们的福利。 Griliches （1986）的研究发现，增加科技投入的支出，特别是研发费用，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 Coe和Helpman（1995）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间研发支出的投入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能有效提高产出。 Lucas（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都把科技创新当作重要的发展战略：美国奥巴马政府分别于2009年、2011年、2015年三次发布国家创新战略，系统部署创新战略与政策；德国经济近年在欧洲一枝独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稳定而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日本安倍政府也认为“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是重振经济的原动力”；气候恶劣、人口稀少的北欧各国如芬兰、瑞典、丹麦等，更是把科技创新作为立国之本，从而成为人均收入位于世界前列的高福利国家；中东石油国家卡塔尔，人均GDP超过9万美元，也意识到了靠资源的出口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靠着雄厚的资金，大力发展教育和科研产业。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人均GDP突破7 000美元，中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经济增速呈放缓趋势。中国四十年来的“增长奇迹”大部分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的粗放外延型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依赖于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同时造成资源的低效使用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经济发展模式亟须转变。科技创新无疑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战略目标分为三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排名第22。中国与美国等富裕国家在研发支出或其他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未来建成创新型国家充满信心。
湾区经济即指经济活动在湾区的聚集。世界三大湾区即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都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校，汇聚了大量的高素质人口，构建了一套完善的保护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会往某个地区集中，形成规模效应。 Henderson （2003）发现劳动生产率会随着经济的聚集而提高。 Dupont（2007）发现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
在打造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抓住机遇，完成从世界制造工厂到世界创新工厂的华丽蜕变。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是港澳和广东珠三角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就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吸纳和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在珠三角地区和港澳之间甚至大湾区与国内腹地之间的自由流动，降低创新发生的成本，提高区域内创新要素配置的效率，形成引领经济增长的区域创新中心。
一个地区创新活动的发生需要思想的碰撞，人才的汇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一个区域内创新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创新的投入，包括对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的投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更好地发挥集聚经济的巨大效益。大湾区对人口和生产要素强劲的吸附能力，构成了建设区域创新中心的坚实基础。本文后续内容包括五个部分：分析研发人员投入，分析研发经费投入，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效及问题，分析广州、深圳、香港在大湾区创新中的比较优势，给出总结和建议。二、研发人员投入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投入分为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其中人力资源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支配并运用其他科技资源创造出知识、技术，并进一步创造社会经济价值的关键，所以科技人力资源的拥有量对于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章先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教育结构分析该区域的潜在科技人才概况，再从研究与发展人员（R＆D人员）描述该区域研发活动人力投入的现状。
(一)人口总量与教育结构
人力资源是指从事经济社会活动并能创造价值的劳动人口。以往研究显示，教育会促进人力资源的增长，故一个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本节港澳地区的人口教育结构数据来源以人口普查数据、中期人口统计数据为主，广东地区的人口教育结构数据来源以《中国统计年鉴》为主，通过比较，分析粤港澳各地人口总量以及人口的教育结构情况。
广东2016年总人口（年末常住）为10 999万人，比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净增长了569万人。表1列举了广东2011年、2016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由该样本数据可得：从整体结构看，广东2016年各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与2011年基本相同，6岁以上人口中初中受教育程度占比最大，接近40%；小学、高中/中专占比均在20%以上；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占比在10%以上；未上过学占比约为3.75%。从变化趋势看，2016年广东人口中，受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增长最快，上升了3个百分点，但是研究生占比较低，只有0.34%；相对应地，小学、初中占比逐渐下降。整体而言，广东人口教育结构呈现往上集中的态势。表1 广东人口受教育程度说明：本表2011、2016年人数是6岁以上人口，根据当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分别为0.850%、0.837%。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7》。
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数为733.7万，相比2011年净增长了26.5万，5年内年平均增长率为0.7%；其中15岁以上人口数为650.61万，相比2011年净增长了25.81万。表2列举了香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从整体结构来看，2016年高中、高等教育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最大，均超过30%，其中高等教育的学位教育占比较大；初中、小学占比分别为17.1%、14.6%；未受教育/学前教育占比最小，只有5.4%。从变化趋势看，2016年香港高等教育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最大，超过了高中的占比，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与2011年相比，学位教育占比上升了4.6个百分点；除高等教育的其他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均下降，其中小学、高中的占比下降约2个百分点；未受教育/学前教育和初中下降近1个百分点。整体来说，香港人口近1/3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这种趋势在快速不断地加强，人力资源具有明显的优势。表2 香港人口受教育程度资料来源：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
如表3所示，澳门2016年中期人口数为65.3万，其中14岁以上约有57.7万人。从整体结构来看，2016年澳门人口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占比最高，接近30%；小学、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占比均在20%以上；高等教育的占比为25.4%；未受教育/学前教育的占比最低，仅2.7%。从变化趋势来看，澳门高等教育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在2016年相比2011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上升而导致的；高中的人口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小学和初中的人口占比均下降；未受教育/学前教育的人口占比也在缓慢下降。总体来看，高中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虽仍最大，但有被高等教育占比超越的趋势。表3 澳门人口受教育程度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的教育结构整体逐渐往高等教育集聚，广东地区由以小学、初中为主的人口教育结构逐渐向以初中、高中为主的人口教育结构转变。香港人口受教育程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人口教育结构以高中和高等教育为主，其中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接近1/3。澳门的人口教育结构由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转变为以高中、高等教育为主，而且高等教育占比上升最快，有超越高中占比的趋势；另外，澳门的未受教育/学前教育占比最低。
(二)研发人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在《科技人力资源手册》中首先提出了科技人力资源的定义，将科技人力资源认定为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人：“完成与科技领域相关的第三等级教育的人（高等教育）；虽不具备上述正式资格，但从事于要求从业人员拥有相当于第三等级教育水平的科技职业的人。”据此，我国《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4）：科技人力资源与政策变迁》也对科技人力资源进行了定义和统计（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和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2016）。综上知，科技人力资源的鉴别标准分为“资质”（即教育水平）和“职业”两类，只要满足一类就可以纳入科技人力资源的统计范畴。为了统计研究的统一和方便，本节采用R＆D人员来表示科技人力资源，R＆D人员指“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以及直接为研发活动提供服务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办事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5）。
1．R＆D人员总量
粤港澳地区近年来R＆D人员保持一定增速。如表4所示，按全时当量统计，2015年广东R＆D人员总量为50.17万，比2010年增长了45.5%。 2000—2015年，广东R＆D人员总量增加了43.06万，年平均增长率为13.9%。2000—2015年R＆D人员总量增长呈现明显的分段，近4年来，广东R＆D人员总量基本保持在50万左右；2012年与2006年相比，R＆D人员总量增加了34.52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2.3%；2006年与2000年相比，R＆D人员总量增加了7.6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12.9%。
每万人口中从事R＆D活动人员数量是测度R＆D人力资源投入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如图1所示，2 000—2015年，广东每万人口中从事R＆D活动人员数量逐渐上升，趋势与R＆D人员总量保持一致，2015年达46.24人年，是2000年的4.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13%。表4 广东R＆D人员总量和投入强度(2000—2015年)资料来源：广东省科技厅。图1 广东R＆D人员总量和每万人口中从事R＆D活动人员趋势图(2000—2015年)资料来源：广东省科技厅。
香港R＆D人员是按全时人员（全日制）来统计的，如图2所示，除2008年有所下降外，2000—2015年R＆D人员总量基本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2000—2007年增长较快；2009—2015年增长放缓。 2015年香港R＆D人员总量是28 165人，比上年增长了2.9%。 2000—2015年，香港R＆D人员总量增加了18 363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3%；与2009年相比，2015年R＆D人员总量增加了4 884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2%；2007年与2000年相比，R＆D人员总量增加了13 842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3.4%。图2 香港R＆D人员总量(2000—2015年)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鉴2016》。
从总体增长趋势看，2000—2015年，广东R＆D人员总量年平均增长率是香港地区的近2倍。广东R＆D人员总量在2006—2012年增长较快，年平均增长率达22.3%；香港R＆D人员总量在2000—2007年增长较快，年平均增长率为13.4%。
2.R＆D人员按执行部门分布情况
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是广东R＆D活动的三大执行部门。如图3所示，广东R＆D人员从三大执行部门来看，企业仍然是广东R＆D活动的主体，且近几年来比重始终保持在90%以上。图3 广东R＆D人员按执行部门分布情况(2005—2015年)资料来源：广东省科技厅。
如表5所示，2015年，企业R＆D人员占比89.99%，科研机构占比2.65%，高等学校占比4.70%，其他从事科研活动的事业单位占比2.65%。企业R＆D人员总量基本保持增长（2015年略微有所下降）；所占比重基本逐年增加，近年来在90%左右浮动。从绝对数量来看，与2005年相比，2015年企业R＆D人员总量增加了34.85万人，占广东R＆D人员增量（37.96万人）的91.8%。 2005—2015年，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R＆D人员总量逐年增加，但高等学校的R＆D人员占比下降较快，相比2005年，2015年其占比下降超过了5.1个百分点。表5 广东R＆D人员按执行部门分布情况(2005—2015年) 单位：万人说明：其他指政府部门所属的从事科技活动但是难以归入研究机构的事业单位。资料来源：广东省科技厅。
香港R＆D活动划分与广东类似，分为工商机构、政府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三大执行机构。从香港R＆D人员在三大执行机构的分布（见图4）来看，工商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是R＆D活动的主体机构。
如表6所示，2015年，工商机构R＆D人员占43.38%，高等教育机构占54.13%，政府机构仅占2.49%。高等教育机构R＆D人员总量保持增长，所占比重稳中有升，在2008年超过了工商机构，达50%以上。与2005年相比，2015年高等教育机构的R＆D人员占比上升了约11个百分点，工商机构的占比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从绝对数量来看，相比2005年，2015年高等教育机构的R＆D人员增加了5 745人，占香港R＆D人员增量（6 111人）的94.0%；2015年工商机构仅增加了33人。政府机构的R＆D人员占比基本保持在2%~ 3%，相比2005年，2015年增加了333人，占香港R＆D人员增量（6 111人）的5.4%。图4 香港R＆D人员按执行部门分布(2005—2015年)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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