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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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真相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失控的真相作者：[美]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排版：skip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5-01ISBN：9787508674278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过去，人们可以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但每一次知识进阶之后，人类都可以有新的作为。在当今的科学世界，以及在并不遥远的科技更为发达的未来世界中，恶人有能力做更多的恶事，善人有能力做更多的善事，而这些极恶和极善之事，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在最疯狂的梦境中都无法想象的。伯特兰·罗素献给蕾妮我只知道我的无知。我只知道我不是一无所知。常春藤行动推荐序互联网时代的真实与自由
倘若我们不会质疑，虚假便有机可乘，随之登堂入室。林奇的《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是一本关于互联网时代因为许多人不会质疑而让虚假大行其道的书。他关注的首先不是经济欺诈、身份盗用、不实广告或兜售假药这样的事情，而是虚假信息被人们在不加警觉和验证的情况下，被轻易当成可靠的知识。互联网是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但它只是一个工具，它所提供的不一定是具有真实价值的知识。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时需要保持怀疑和警觉。许多人都太容易被近在指尖下的信息所诱惑和迷惑。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才是可靠的知识和如何寻找真相。这种趋向对个人思考能力、公共生活品质和自由民主政治都可能造成长久的危害。新型社会传媒与虚假信息
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是可以通过人们共同认可的规则来得到验证的可靠信息。林奇本人是一位哲学教授，但他并不把信息和知识的区别只是当作一个哲学认识论的问题。他是从民主公共生活离不开真实可靠的知识这个角度来讨论网络信息不可靠和不真实的问题的。他要强调的是理性、真实和“思想自主”（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这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虚假成为对自由的威胁和侵害。当然，其他形式的公共传媒也存在虚假信息，这并不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才有的问题，但互联网让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变得更复杂，也更不容回避。
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传媒，如林奇所说，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寻找真相，而不是由政府或科研机构来主导真相。……不仅能够让抗议者们有效地组织起来，而且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互联网，只要政府对传统媒体进行残酷的打压，信息就会丧失扩散的渠道，无法传播出去”。但是，互联网也是世界上控制和扭曲真相最强大的工具。谁控制了信息或知识，谁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来加以扭曲，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互联网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互联网是一个真相论争的战场，血腥而又混乱。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知道何为真相”。
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控制和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他们说谎，但我们自己可以变得更为警觉，更加努力地不上当受骗，或者至少不那么轻易受骗。为此，林奇特别提出了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回音室效应（echoing chamber）。回音室效应指的是意气相投者聚在一起，同声相求，相互反馈，不断互激，因此使人尤其容易放松警觉，轻易盲从。与回音室效应同时发生的是“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信息流瀑指的是个人处在一群人当中，有意或无意地接受别人的影响。不管自己有没有想法，都跟着别人学样。所学之样可以是直接模仿，也可以是凭猜测来推断别人的意思。
这两种效应都能使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分化、激烈和极端。同声相求必然造成“比嗓门”的效果，在一个大家都在嚷嚷的屋子里，人们听到的是那个嗓门最高的声音。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所有的人都会把嗓门越拉越高。在情绪联网的时代，同一种观点或情感也一样会因为“比嗓门”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极端。群体社会里一直就存在着非理性的“比嗓门”的现象，例如，“斗争会”上比谁最苦大仇深，于是，阶级觉悟最高的人强安在“敌对分子”头上的罪名就变得越来越离谱。情绪联网大大加剧了斗争和争吵时“比嗓门”的激烈程度，便捷、快速的网络社交更是大大加剧了它的冲击范围和强度。
对回音室效应，传媒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有害，另一种则认为它未必有害，甚至还有好处。林奇所持的基本上是第一种观点。他在书中多次提到美国著名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也是持这种观点。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Republic）一书中指出，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趋向于选择他们觉得熟悉、舒心的事物或信息，并强化与之有关的信念。这种“同质性”趋势是有害的。他举例道：“如果你选择最受白种人欢迎的10个电视台节目，然后再选择10个最受非裔美国人欢迎的节目，你会发现这些节目之间几乎没有重叠之处。实际上，最受非裔美国人欢迎的节目中，排名靠前的7个在白种人那里却是最不受欢迎的。”桑斯坦认为，大众传媒的回音室效应会损害多元社会中的民主，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公民们应该心智开明、尊重事实、理性思考，认真探索不同的视角。因此，他们必须克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倾向，在回音室之外与不同观点者交流。
第二种看法认为，回音室未必不利于说理讨论，相反，回音室还可能为说理讨论提供“适度多样性”的必要范围。美国经济学家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和格塞·夏皮罗（Jesse Shapiro）在研究中发现，那些极端保守主义网站，如rushlimbaugh.com和glennbeck.com的访问者比一般上网者更有可能访问《纽约时报》的网站（偏自由主义）。那些极端自由主义网站，如thinkprogress.org和moveon.org的访问者则比一般上网者更有可能访问福克斯新闻（偏保守）。也就是说，那些观点坚定者会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访问持对立意见的网站。对这样的网站访客，虽然“道不同”，但就了解对方的“道”而言，“不相为谋”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不同观点的“道”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那就是民主社会的自由言论规范和交往规则。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言论虽然观点不同，但都受宪法的保护。观点不同的网站是平等的，也是共存的，谁也不能消灭谁，谁也不想消灭谁。这是一个不能偏离的原则。有了这个，立场和观点的“同一”所起的不过是设置讨论外围边界的作用。奉行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网站形成了某种言论边界（因而也形成了一个回音室），只要观点相似的人们在这些言论边界之内能够以自由、理性的方式进行或推进其讨论的话题，那么，这个回音室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和必要的言语情境作用，让他们在彼此有信任和诚意的基础上减少芥蒂，讨论他们之间的分歧。
多元的民主社会需要避免用暴力去处理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对立。这就要求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们遵守共同的认知规则。因此，林奇强调，“公共空间需要有公共规则。如果我们要共同生活并且共享资源，那么就需要人人遵守道德规则，讲求理性。我们在分享信息时同样如此。要想取得效果，就需要人人遵守认知规则，做到理性反思——愿意以大多数人接受的规则展示和征询理由”。这种理性类似于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对历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保持一种基督徒和异教徒皆能认可的公正，提供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辉格党和托利党都能接受的语言去描述华盛顿，用法国和德国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标准去评判拿破仑。共同认知规则是一种怎样的公共价值
林奇认为，共同认知规则体现了民主社会自由、平等和尊重他人的价值，辨别真伪和是否可靠的规则是公开、平等的，适用于所有的人。他指出，共同认知规则“不是秘密，也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和逻辑能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运用于社交网络，并且经过训练后会有所提升。像洛克这样拥护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人权的拥护者，这并非巧合。推行科学方法的过程带有一种解放精神，人们不再迷信权威，不再受当权者的思维牵引，而是对事实有着自己的判断”。遵守共同认知规则就是要讲理、说理、以理服人，“要想解决所有社会面临的信息协调问题，我们就需要交换理由，并以共同的认知规则行事。康德曾提醒我们，以这种方式定义的理性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民主价值”。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障碍：理性的碎片化。对此，林奇提出：“互联网使我们不那么理性了吗？”他忧虑的不只是个人理性，更是公共理性的丧失。公共理性和真相一直是林奇关注的问题，他在《理智赞：为什么理性对民主仍然重要》（In Praise of Reason: Why Rationality Matters for Democracy）和《真实地生活：真相为何重要》（True to Life: Why Truth Matters）这两本书里也讨论了在一个理性碎片化的时代，该如何锲而不舍地坚持理性和真相。他对网络信息的警示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公共理性是个人在参与公共事务时运用于商讨和决策的说理方式和规范，它要求排除那些虽适用于个人决定，但不适合于公共对话或群体决策的动机或行为。康德在《什么是启蒙》（1784年）一文中就曾对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做了区分，罗尔斯后来进一步将这一区分确定为多元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理性要求，在公共言论和事务辩论中，每个人都不应该自说自话，而是必须提供不同道德和政治背景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可靠而充分的理由。公共理性是一种特别与公共说理有关的理性。
公共理性的丧失与社会的碎片化是互为因果的。在碎片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处于与他人隔绝和脱离的状态之中，因而无法与他人进行有关公共事务的交流并采取共同行动。林奇引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早先表达过的忧虑：现代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去个人化”。波普尔写道：“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实际上从不打照面，办事的方式是孤独隔离的个人用文字信件或电报互相联系……这样的虚构社会可以称为完全抽象或去个人化的社会。”
波普尔的这段话是他在论述民主、法西斯主义和知识的时候说的，他一生捍卫“开放社会”的理念，而且警告世人，开放社会始终存在着一个危险，那就是社会的抽象或者去个人化。这样的危险当然在不开放的社会中同样存在，但原因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林奇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美国社会正在证明波普尔的先见之明。
林奇和波普尔都认为，开放社会是一个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人们坚持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坚持互相理性地平等对待，在说理中互相批评，推动社会进步。开放社会保护交往和信息的自由，要求媒体多元化和政府权力不要加以干涉或限制。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美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开放社会，而互联网正是其开放性的一个标志和条件。但是，林奇指出，也正因为有了互联网，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只是用敲键盘来与他人——经常是从未谋面的陌生朋友——保持联系。波普尔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但是，林奇补充道，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彻底隔绝。见面说话也好，写信、发电报、敲键盘也罢，无论是博客、微博、微信，人际交往总还是人际交往，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个体，而是相互隔绝的部落。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谈得来”的朋友，结成“志同道合”的团体，形成一个个隔绝的“部落”。信息传播的“部落化”会对人们接受信息和知识的方式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让人们在自我限制的范围内，只选择与自己相同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别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这使人们无法克服自己的轻信和盲从，从而无法具备民主社会的公民所需要的那种公共理性。
林奇把轻信或不加思考地接受互联网上的信息视为“思想自主”的缺失。他指出，康德倡导“启蒙”，正是为了提升人的思想自主能力，康德说，启蒙意味着你有勇气去自我思考。这就是康德的口号：“敢于认知”。而且，康德还强调，我们有能力自己思考，作为公民，我们也有义务就事论事地彼此给出理由，“这是因为当我给出理由的时候，我就是把你看成一个思想自由、值得尊重的成年人。因此，即使你真的知道真相，即使你是一位全知的圣人或者像柏拉图一样是哲学家，你也不应该在公众辩论中以此为据。我们应该向对方提供那些诉诸共通人性的理由——人人都能理解的理由”。
当我们接触互联网上的信息，或者来自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时，在选择相信它之前，首先要问自己：“我有相信它的理由吗？”这需要我们运用理性，林奇指出，这并不是新问题，“我们不能说是互联网本身消磨了我们的理性，这种说法有些欠妥。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变得不那么理性了。或者更加精确地说，互联网放大了这些问题，使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这个问题正在变得更加紧迫，所以今天美国的学校中更加强调批判性思维教育。这也正在引起中国学校的重视。互联网时代的批判性思维
林奇指出，“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以及网络和媒体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政治论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分裂开来”。批判性思维不仅关乎个人的认知和思考能力，而且关乎维护公民社会的自由机制和防止社会分裂。林奇借鉴了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观点，“如果你珍视自由，真理就会现身”，或者如《约翰福音》中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林奇也同样借鉴了杜威的观点，“我们必须让基础认识论原则依托于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让科学和认识论退居第二。……（而是说，）我们的政治和知识价值是相互交织的。……（我们应该）确保真理和自由的相互关照。……在公民社会中，我们需要相互尊重。这里的尊重不仅仅指道德尊重，我们还需要（至少在某些时候）把对方视为独立的思想者——可以自主做出决定并且能够践行的人”。
早在批判性思维成为今天通行说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另一个与它内涵颇为一致的说法，那就是杜威所说的反省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杜威在《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一书中说，反省性思维需要“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进一步指向的结论”。具备反省性思维需要经过训练，也需要一定的耐力，“（一个人）可能还没有细加思虑便仓促下结论；可能疏忽或缩减了提问和求知的过程；可能因为思想懒惰、反应迟钝或没有耐心而一有‘答案’便以为解决了问题。一个人只有在愿意暂时不下结论，不怕麻烦地继续研究的情况下，才能拥有反省性思维”。
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里，杜威还指出反省性思维在群体交流中的另一层含义：只是思考，但不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充分的思考行为。我们需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让别人充分了解。这时候，思想的力量和缺陷才会显露出来。为了交流，思想必须有所规范，“规范要求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个孤独存在的人很难或不能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反省，也不可能从中总结出清楚明了的意义”。
这一层意思的反省性思维突出了思想的社会作用和公民行动的意义。反省性的批判思维既是针对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也是针对我们的轻信和盲从，以及在是非、真假问题上的沉默和袖手旁观。作为反省性思维的批判性思考，它的“批判”不是吹毛求疵地挑错，也不是上纲上线地指责他人，更不是给别人戴帽子。它是一种自觉严谨、理性思考和慎思明辨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理性思考”。理性是一种怀疑精神，包括怀疑理性本身，理性不一定把我们引向真理，但能帮助我们抵制虚假信息、宣传、洗脑和自我欺骗。
在林奇那里，真实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批判性思维体现的是人的自主性，而欺骗和洗脑则是对个人自主权的侵犯。当我们说一个人具有自主性时，首先指的是他应该具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所以他的行动能够有所归属；其次，他应该具有能够有意识地根据理性行动的自我，且这个自我的行为能够解释其行动的目标。另一种关于自主性的概念则是要求免于外在约束的自由，一个自主的人不是被其他人操纵的人，或是被强迫去做顺从或附和其他人意志的人。他有自己的意志，且能够追求自己所选择的目标。
美国哲学家杰拉尔德·德沃金（Gerald Dworkin）在《自主性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一书中指出，自主性是一个包含多义的观念：独立、自决、自我管理、自己做主、自我引导等。林奇是从自主性会被什么侵犯来理解自主性的。他指出，“有两种方式会侵犯个人的决策自主权。最公然的做法是通过直接强迫（拿枪指着你的头）或间接控制你的价值观和信念（例如洗脑）来推翻你的决定。而另外一种侵犯自主权的微妙方式是去削弱你的自主权。比如医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就给你开药，没有人让你决定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的自主权被剥夺了，原因很明显：你已经丧失决定权。你无法做出决定，只能接受决定”。林奇对这本书的美国读者说，“政府在以各种方式削弱我们的自主权，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因此，独立和批判地思考，抵御虚假和欺骗，珍爱和保卫你被欺骗和误导所侵犯的自主性，也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徐贲前言你的认知被“困缚”在网络里
人们常常将互联网变革与印刷业带来的变革相比较。两者都是由技术进步引发了信息分配的新方式。知识的获取方式变得更加多元，成本也更为低廉，进而推动了大众教育的进步、新型经济的产生，乃至社会革命的进程。
但事实上，这样的比较不能凸显互联网变革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功用更像是书面文字。
文字写作是一门技术、一种手段。然而，文字的发明不仅带来了信息和知识分布的演变，它还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新方式。文字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时间的界限，与另一个时空的自己以及他人进行对话。文字让我们免于繁复的记忆，从而减轻了我们的认知负荷。
比如，我有一把父亲留给我的旧电锯，就在不久前，我发现电锯背面贴着一张他写的字条。与其说这是一张字条，不如说是一篇小小的随笔，里面详细记录了这把电锯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我父亲的家里贴满了这样的便签，无论是更换割草机上的汽油过滤器，还是关停热水器，他都会随手记下各项最佳操作方式，并且把这些便签贴在能看得到的地方，避免以后杂乱无章地做事情。我小时候觉得这样做很难为情，但现在我懂了。父亲是个大忙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忘记第一次做某事时学到的某个小窍门。总之，他在和未来的自己进行交流，同时也减轻了自己现在的记忆负担。从小处着眼，这就是文字的功用，也说明了为什么它是人类进程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文字不只是传播知识的新方式，也是了解世界的新方式，有了文字，我们可以来一场时间的旅行，分享前人的思想。
互联网也在以这样的方式颠覆我们的认知。文字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时间的旅行，而互联网则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至少可以跨越广阔的海湾，实现即时通信。信息技术的变革使空间阻隔趋于无形，图书馆不再囿于砖墙，我们在访问和处理图书馆资料时也不一定要接触实物。因此，我们再也不需要亲自去某个地方找寻所需的信息。如今，最快捷、最简单的认知方式就是Google（谷歌）认知，它指的不仅是“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知识”，还包括我们越来越依赖的数字认知手段。这或许是件好事，但也可能会减损我们其他方面的认知能力，以至我们不能以更具创造性和整合性的方式进行认知。
新兴技术无一例外地会引发类似的争论—这也合乎情理。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技术扩张的全盛时期，哲学家和艺术家们都曾担心核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以及我们的伦理思维是否能够协调并进。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星期六晚报》上写道，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集知识、意志和情感于一体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更多的求知[1]渠道。罗素的观点很简单：知识多、智慧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也有同样的忧虑，并希望能够对此做点什么。不过罗素关注的是特定的知识类别—核弹知识，而我关心的是知识本身的扩张，以及瞬息万变的科技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担当。
不过，这可不是一本“反科技”的书。我是社交媒体及其运行平台（有时被称作“Web 2.0”）的忠实用户。我使用推文（Tweet）、Facebook（脸谱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而且不知用过多少台式计算机了。我没有理由去写一本反科技的书。技术本身不是问题。与核武器或枪支不同，信息技术本身通常不具有杀伤性（虽然它可以起到协助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我的目标是要对我称之为数字化生活的哲学基础进行研究。无论我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罗素所担心的命运：被技术吞噬。于美国斯托尔斯市2015年6月
[1]Bertrand Russell, “The Expanding Mental Universe”,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322/3 (1959).01 信息圈下的数字人类
我们的数字体验越来越无缝整合到生活中，这不是某个转变引发的结果，而是由一系列变化逐步推动而成的。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
设想一下，如果智能手机足够微型，能够直接嵌入人脑，人们在掌握了这种可以称为神经媒介的技术后，只要通过大脑发号施令，就能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保加利亚的首都在哪里？或者麻雀的平均飞行速度是多少？答案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神经媒介的操控者只要眨眨眼睛就可以拍摄照片；转瞬之间即可得出复杂的运算结果；动动念头就能获取任何一个路人的联系信息。身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你无须再去记忆前一晚宴会上某个初识者的姓名，因为一个子蜂窝计算装置就可以代劳了。
置身于这样的科技时代中，仿佛全世界都可以尽收脑海。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我们可以通过极其私密的方式与他人即刻分享知识。在大脑内部，搜寻各个时代的智慧结晶就像调取自己的记忆一样简单。知识变得如此简单，人们的知识储备也会极大丰富。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小题大做，认为我们通过神经媒介获取的信息不一定都是“真知灼见”。此外，他们可能会说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某种装置可以把全世界的信息呈现给你，也可以把你的大量信息透露给全世界，这可能会对我们的隐私造成威胁。还有一些人担心会出现分裂现象——神经媒介使人们倾向于与那些已经分享了世界观的人分享更多的信息，而忽视了那些没有分享世界观的人。人们担心这种现象会让我们丧失自主性，越发依赖于特定的蜂群思维，从而丧失人性的思考。
不过可以想象得到，很多人愿意以这些潜在的弊端为代价，来换取海量的可以即时获取的信息。新的艺术体验成为可能，人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自我分享。神经媒介不仅可以免除我们的记忆负担，而且能够让人们摆脱手机，随意将想法上传云端或者进行分享。有了神经媒介，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立刻知晓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虽然答案有时会出错，但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那些需要多人协作的活动——搭桥、医疗、科研、战争——都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变得更加容易。只要你允许急诊室的医生访问你大脑内部的文件，他就可以下载你的完整病历。当然，为了使神经媒介成为可能，有些人还会研制神经移植装置并对其进行改造升级，他们也会因此成为巨富。总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许多人都只看到了神经媒介的好处。
现在请设想一下，在几代人享受了神经媒介的成果之后，一场生态灾难突然袭来。确保神经媒介发挥功能的电子通信网遭到破坏。突然，人们再也不能仅凭思维运转就访问共享的信息云了。如果人们未雨绸缪，建立了备份系统，这些累积下来的信息和知识能够得以保留，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访问这些信息：个人电脑，甚至是已经蒙尘的书籍。但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失去神经媒介必定会引发不安；就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正在经历失明一样，他将失去一贯依赖的信息获取方式。这个设想虽然可怕，但却揭示了一种现实，正如过度依赖某一感官会使其他感官发生退化一样，人们对于神经媒介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减损他们以其他方式获取信息的能力，使他们一味求简求易，不再努力创新。
虽然目前神经媒介仍是科幻小说的产物，但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2]样遥不可及。科技和人体融为一体——人体电子化的过程——不[3]再只是幻想。不足为奇的是，Google等一些公司也有过这种设想：“当你想到某个事物，而又不太了解它的时候，相关信息就会自动呈现出来，”Google的CEO（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在史蒂文·列维（Steven Levy）的最新著作中称，“最终你会拥有一个植入体，只要[4]心念一动，答案就在眼前。”
这种可能性会引发人们对于社会、身份和心智的担忧。但正如拉里·佩奇所言，我们更应担忧的是有关信息和知识本身的问题。信息技术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认知范围和认知方式？当我们越来越了解世界，而世界也越来越了解我们时，这个社会将如何运转？审慎之下，这些问题不仅迫使我们思考自己对科技了解多少，以及应该了解多少——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本书核心的哲学和伦理问题——我将就此展开，来论述我们对于危机的漠视。
我认为，信息技术以某种方式拓展了我们的认知能力，但其实也阻碍了我们以其他方式获取知识的能力，而这些方式更加复杂，它要求我们：（1）为自己的信念负责；（2）能创造性地掌控和推理信息的整合方式。换句话说，虽然信息技术作用非凡，但它却模糊着一个简单却很重要的事实：知道得越多，不一定懂得越多。
因此，本书的主旨在于探索互联网如何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此种改变是毋庸置疑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用到Google搜索时感觉自己聪明多了，否则就会有点无所适从——这种感觉就好像你突然记不起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Google辅助的认知方式，甚至到了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就好像在运用自己的感观一样。过去我们常说眼见为实，而现在我们可能会说“能用Google搜索到的才是事实”。然而，这一理念也使人们更容易相信奥巴马是个穆斯林，或者认为麻疹疫苗会对他们的孩子造成危险。正如我们通常会相信我们希望相信的东西一样，我们通常会用Google搜索我们希望搜索到的内容。
我们的数字体验越来越无缝整合到生活中，这不是某个转变引发的结果，而是由一系列变化逐步推动而成。互联网拥趸们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互联网“第三浪潮”的到来。首先是Web 1.0（在那个久远的时代，人们会说：“哇！来试试电子邮件这个东西！”）接着，我们在21世纪初迎来了Web 2.0（哇！来试试Facebook！）现在我们有了Web 3.0（“智能网”），尤其是物联网（哇！来看看我的智能手表、智能冰箱、智能灯、智能袜子！）
本质上，“物联网”是描述联网物体的一种方式——嵌有数据流感应器的物体和使其联网的软件。这些“物体”包括智能手机等自动连接设备、微型射频识别微芯片，以及连接到UPS（不间断电源）卡车、货物集装箱、宠物、农场动物、汽车、恒温器和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头盔上的各种传感器。截至2007年，连接入网的各式传感器已经有1000万之多。有人预测，到2030年或在此之前，这个数字会上[5]升到100万亿。这些传感器不仅具有经济用途，而且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例如，追踪迁徙动物）以及安全和军事目的（例如寻找人员踪迹）。根据数字界顶尖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观点，物联网甚至正在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很可能会彻底改变[6]全球人类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互动方式。
大数据造就了物联网，同时物联网也在不断地生产大数据。“大数据”这个词没有固定的定义，不过它有着三个相互关联的用途。首先，它指代我们周围不断扩大的数据量。我们听说过一些统计数据：早在2009年，Facebook上的月浏览量就达到了2.6亿；到了2012年，like（点赞）功能按钮的日点击量达到了27亿。有人预计现有的博客数量已经达到了1.3亿；每天大概会出现5亿条推文；而且YouTube（美国视频网站）上的视频点击量高达数十亿。据估算，2013年的全球数据量约为1200艾字节，而现在则进入了泽字节的时代，这着实令人震惊。正如维克托·迈耶尔–思科尼波尔（Viktor Mayer-Schoneberger）和肯尼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在他们的新书《大数据：即将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思考的一场革命》中设想的，如果你把如此海量的信息存储在CD-Rom里（只读光盘，还记得这个东西吗），那么这些CD-Rom连起来的长度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5倍。如果这些信息平均分配给地球上的所有人，那么人均的信息拥有[7]量相当于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信息存储量的320倍。而在你阅读这段文字时，这些数字会变得更大。
因此，“大数据”一词可以指构成我们数字化生活的大量数据。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我们还可以用它来谈论从这些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的数据分析技术。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需要处理的数据集不断增多，用于信息提取的分析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从华尔街到各个科学领域，这些技术的应用广度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在Kindle（电子书阅读器）或iPad（苹果公司的平板电脑）上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整个过程中都在生成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数据。这本书你读了多少，你在上面做的数字笔记，这些信息都可以从你访问云端时留下的数据轨迹中提取出来，并且用于商业目的。比如Barnes＆Noble（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和Amazon（亚马逊）这样的书商还可以使用这类信息来进一步定位其销售的产品类型。
由于数据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还可以在第三个层面上使用“大数据”，即Google或Amazon这类以数据分析为主要商业模式的公司。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也在应用这些技术，并将其作为工作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第三个层面上，大数据就好比是石油巨头。大型石油集团非常强大，因为它们不仅决定着世界上的主要能源分布，而且控制着能源的提炼方式。科技巨头们也同样如此。能源不是信息，但两者都是资源，而且是世界赖以运行的资源。大数据类似于石油巨头，其重要性体现在它控制着数据的源头，以及从这些数据中提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大数据将数据提炼成信息和知识，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知识和能源一样，不仅仅是被动的惰性资源，它还是燃料，可以点燃我们的思想、行动以及一切。因此，能够操控这种燃料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正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
大数据背后的大数字，以及这些数字所固有的能量都十分惊人。不久前流行着一种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我们“淹没”其中；我们不堪“重负”。虽然一些人仍有这种感觉，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种被信息吞噬的感觉正在消失。我们不再被数字资料所淹溺，而是适应了这种水下生活，对其完全接纳，成为数字化的人类。信息就是大气层——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8]Floridi）称其为生活中的信息圈。虽然我们对自己生活在信息圈中的事实越发习以为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信息圈的了解有多深，我们也不明白它在如何改变着我们，以及如何改变着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说的我们的生活形式。诚然，一种生活形式就是无数的文化体现，而文化催生着人生哲学。用卡维尔（Cavell）的话来说，文化就是人们“表达兴趣和情感、幽默感、生活的意义、粗鄙的[9]锤炼等类似东西的方式”。我在维特根斯坦的书中读到过这样的描述：一旦一套做法成为你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它就不太可能再遭受实质性的批评，人们也很难再认清它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我们[10]的生活形式是“必须接受的、给定的东西”。我们再也无法跳脱出去。
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切面就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开始适应数字化的生活形式。数字形式已经无缝整合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人们认为在信息圈下生活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物联网正在包围我们，即使还没有那样直观，但在某种象征意义上，我们已经成了数字人类。
令人惊奇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这一切发生得有多快，以及我们融入和适应这种新方式的速度有多快。随着新兴认知方式的应用，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近些年，人们热情高涨，互联网成了知识膨胀和民主表意的集中地。人们不仅知道了更多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惠及了更多的人，我们的思想更加迅捷，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多项[11]任务，而且变得更加卓有成效。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有句名言：一旦一股思潮开始激涨，我们就只能静观其变了。一切试图阻拦互联网发展的行为都像是河流中插入的一根木棒，“水流绕过障碍物照样前行，‘一样抵达终[12]点’”。詹姆斯说得不错，但我还是想竭力在水中再插一根木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iPhone（苹果手机），也不是因为对知识的扩张怀有敌意，而是出于另一个更简单的原因：不经思考就全盘接受的行为是危险的。正如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里昂·威瑟提尔（Leon Wieseltier）说过的，“每次都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充分了解一项技术，[13]就对其加以应用了”。我们的认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新的生活形式确定之前，我们需要在这段滞后期中加以注意。
关注数字化的生活形式——从本质上看它的利与弊——是一件说时容易做时难的事情。我们的生活错综复杂，充满矛盾。我们所面临的数字化的生活形式也同样如此。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获得的信息比以前更多——无论我们是否拥有神经媒介。然而，我们确实在其他方面懂得更少了；数字化生活的四周满是墙壁，阻挡了我们对于真知灼见的洞察；互联网推动了一种更加被动的逆来顺受的认知方
[14]式。就像我们假想的神经媒介一样，我们过度依赖某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使其他感官变得迟钝，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2]到目前为止，多数有关脑机接口技术的研究都在关注如何将大脑中的信息传达给计算机，并以此产生外部效应——例如控制机器人手臂、移动鼠标或轮椅等物体。当前进行的研究旨在制造假肢或通过直接刺激大脑提供治疗，不过也有人将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在游戏当中。此类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来自大脑的信号——通常由连接到头皮的电极以非侵入性的方式记录下来——相当嘈杂，很难过滤出你真正想要的信息（一位研究人员将其比作从一个隔音罩里去听足球场中的对话）。尽管如此，该项研究依然不断取得进展；2014年9月，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宣布，他们首次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成功地实现了脑对脑的语言交流。研究人员在报告中称，即使不用键盘打字，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其他人的大脑发送代表想法的单词（实验中发送的单词是“Ciao”和“Hola”），请参阅Carles Grau et al., “Conscious Brain-to-Brain Communication in Humans Using NonInvasive Technologies,’PLoS ONE, 9/8 (2014), e105225。
[3]关于更多的例子，以及我们离我所说的神经媒介还有多远，请参阅David Rose,Enchanted Objects: Design, Human Desir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imon and Schuster, 2014)。
[4]Dan Farber, “What Google Glass Aspires to Be”,
[5]Brian Merchant, “With a Trillion Sensor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Would Be the ‘Biggest Business in the History of Electronics’”, (2015: Motherboard, October 29, 2013).
[6]Jeremy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J.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2014), 356 at 11.
[7]Victor Mayer-Schöneberger and Kenneth Cukier,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13) at 9.
[8]Luciano Floridi,The Fourth Revolution: 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Stanley Cavell,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New York: Scribner and Sons, 1969).
[10]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 E. M. Anscombe (3 ed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73) at 226.
[11]D. Weinberger,Too Big to Know: 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 t the Facts, Experts Are Everywhere, and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the Room (Basic Books, 2011), N. Bilton,I Live in the Future & Here’ s How It Works: Why Your World, Work, and Brain Are Being Creatively Disrupted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0),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Christian Rudder,Dataclysm (New York: Crowne, 2014).
[12]William James,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Penguin, 2000).
[13]Leon Wieseltier, “Among the Disrupted”,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2015).
[14]A few other sticks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stream: N. Carr,The Shallows: 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Read and Remember (Atlantic Books, Limited, 2010), P. Roberts,The Impulse Society: America in the Age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Bloomsbury USA, 2014), Cass R Sunstein,Republic. Com 2.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人总是容易被表象所迷惑
数据并不等同于信息。正如信息理论的创始之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20世纪40年代所说，数据信号是嘈杂的，如果你想从这些信号中过滤出有意义的东西，就必须过滤掉一些噪声。香农所说的“噪声”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的，他的突破性工作成果就是[15]从电话线的传输信号中提取可以辨识的信息。不过，原理是相通的：代码本身不是信息；信息是我们从代码中提取的内容，是我们过滤噪声后留下的有意义的东西。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有益信息，因此单纯的信息不等同于知识，那么什么是知识呢？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比如知识是什么——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问一问人们为什么应该重视它。公元前3世纪，柏拉图在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中问到过这个问题，他想象着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问人们为什么应当知道拉里萨的方向，而不是仅仅去做猜测。那时，拉里萨是一个繁华的文化城中心，坐落在希腊的塞萨利山区。传说中是阿基里斯创建了这座城市，据说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死在了那里。拉里萨也是希腊将军梅诺（Meno）的出生地——梅诺将军由于出现在这段对话中而获得的名气比他在战争胜利中赢得的名气更大。
柏拉图在接近篇末时安排苏格拉底询问梅诺：“知识为什么重要？”他的提问很尖锐。他特别想让梅诺告诉他为什么知识比“正确的意见”更重要。最后，苏格拉底说，如果我问一个路过此地的陌生人：拉里萨在哪个方向？只要他给出了正确的意见——哪怕是侥幸猜出来的，我都可以到达那里。即使我问到一个真正“知道”答案的人——比如曾经去过那里的人，我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也不会更快了。苏格拉底由此发问：“既然正确的信息可以把我们带到目的地，那么为什么知识还显得如此重要？”梅诺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回答，苏格拉底很快用隐喻的手法给出了一个经典回答。他说，不是“知识”的意见——即使正确——也像真人秀的雕像一样，虽然真假难辨，但这尊雕像不能固定在某处，而是会四处移动。他的意思是说，知识是扎根于地的真正意见。
柏拉图的对话阐释了三个简单的观点，在思考知识时（希腊语中“知识”一词衍生出了“认识论”这个词，也就是知识研究的意思），我们最好将其牢记于心。这三个观点颇有裨益，值得一提。
提出意见不等于拥有知识。任何庸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但知之者甚少。换句话说就是，单纯的信息或数据并非知识；信息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我们想获取知识时想要的是真实、正确的信息，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诉求。
掌握精准的信息也不等于拥有知识。侥幸猜对不等于博学有识。恰巧猜对的人没有根据，所以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信息源。你第二天问他相同的问题，他可能就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信息基本上没有多大价值。我们希望知识不是依靠猜测得出，而是具有某种值得信任的基础。
意见或信念要有操作基础。在以前的商业和情报服务中，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可以操作的信息。可操作的信息就是有用的信息——总之是可靠可信的信息。猜测就是猜测，单纯的猜测不具有可操作性——即使侥幸猜中。可以操作的东西必须有根有据。
因此，无论获取何种知识，我们的认知都要有根有据，理由充分（观点真实、意见正确），并且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就是知识最基础的定义。
知识的基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颇有助益。然而，和许多简化的定义一样，它可以照亮边界，也可以模糊界限。特别是，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一个观点的依据来源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我问你去拉里萨的最佳方式，而你给出了正确的回答，这个回答不是依靠猜测，而是有理有据。依据的来源有很多，例如：
•查看手机上的地图。
•回想你去年怎么到达那里的。
•不但查看了地图，回想了去年走过的路线，而且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路线在地图上看似不错，但实际上由于当地修路反而会拖慢行程。
这三种方式都能够促成认知，但是认知的形式却有不同。它们代表了三种生成意见的基础：
•可靠的来源。
•我们拥有的经验或推理的理由。
•纵观全局。
第一种认知方式是我们从教科书或可靠的网站资源中获得信息。第二种认知方式是，我们拥有经验，可以进行推理。第三种认知方式和前两种有很大不同——只有最具创造性的专家才能掌握这种认知方式——虽然这些专家更加依靠直觉，而非推理能力。这第三种认知，我称之为理解。
正如上一个例子所示，理解性认知通常包含其他的认知方式，但又比其他方式更加深入。当我们找到了证明依据，并针对证据的关联性拥有创造性的见解，能够对事实进行解读，而不是单纯依赖于表象时，我们就是在进行理解性认知。理解性认知就是，我们不仅知道[16]“是什么”，而且知道“为什么”；理解性认知也是科学家们要找出埃博拉病毒为什么暴发（而不是仅仅预测这一疾病如何蔓延），以及你要理解为什么你的朋友经常郁闷（而不是仅仅知道她经常郁闷）。
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认知方式都很重要。但是如果缺乏理解性认知，我们就会丧失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数字化的生活形式在让我们知道更多的同时，却不能让我们懂得更多。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这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限制孩子们接触电脑的时间，鼓励他们去户外玩耍。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亲身体验，理解事物发生的过程和原因，这些都是在网络体验中无法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在用Facebook的同时都被一个虚幻的世界所困扰，Facebook里的亲密关系都是幻影，我们以为彼此了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喜好内容对其了解一二——可能非对方所愿，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因此也就无法了解他们。Facebook让我们知道，但却无法让我们理解。
我们稍后会进行更加透彻的解析。理解性认知不仅告诉我们“为什么”，而且为我们提供“指向”——比如要问哪个问题。知者能够提出问题，而那些理解者则能提出正确的问题，从而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苏格拉底非常善于发问，如此，《德尔菲神谕》曾经说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说他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自己懂得不多。也许他说的是事实，但看过苏格拉底的书后，人们不禁会想，《德尔菲神谕》确实意有所指。苏格拉底不但拥有知识，而且能够理解这些知识，我们也要力求做到这点。这虽然有点像陈词滥调，但当中蕴含着真理：我们需要挖掘心中的苏格拉底。
[15]Claude Elwood Shannon,“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ACM SIGMOBILE Mobil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Review, 5/1 (2001), 3-55.
[16]Stephen Grimm, “Is Understanding a Species of Knowledge?”,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57 (2006a), 515-35, Jonathan Kvanvig,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e Pursuit of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欢迎来到互联网这座巨型图书馆
伟大的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Louis Borges）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他在故事中设想过这样的情形：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就是一座无边无垠的图书馆，馆内藏书无尽，从政治理论到粒子物理，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在某种程度上，图书馆似乎让知识变得触手可及；世界的真理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然，这其中也会掺杂假象。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图书馆就是你的全部知识来源。你无法逃离它的包围，无法寻找独立的检验途径，只能借助图书馆内的信息去核实书中内容的真伪。
这个故事讲述的情形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写照，我们大多数人都像是生活在图书馆中——博尔赫斯在故事中称之为巴别塔图书馆。我们将如何调整现有文明来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呢？这是一座虚拟的图书馆，如果神经媒介被研发出来，说不定可以把整座图书馆都嵌入我们的大脑。但是无论这种设想是否能够成真，我必须说，这个故事中无疑包含了一个哲学问题。正如智者博尔赫斯所言，我们的哲学理念是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要想了解自己，就要了解这些哲学问题。
即使是谈及思想理念，也会涉及核心的背景问题。我们现有的知识理念背后，就是一些非常古老的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这些古老的问题又被抛到了我们的文化意识表层，并且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
例如，神经媒介可以类比于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缸中之脑的思维实验。缸中之脑的哲学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你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连接到计算机上的脑体，而计算机设定的程序让你误以为自己有一个躯体，而且正在读着这本书（并且在思考缸中之脑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一个脑体呢？如果真的是这样，世界就只是一个为你营造出的幻境，你所知道的一切几乎都是假象。这就是被称为怀疑论的哲学立场。怀疑论者的基本思想是，我们永远不知道眼前的现象是真是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找寻真理，要么嘲弄真理本身。
缸中之脑是笛卡儿在17世纪时写过的一个故事的升级版，故事讲的是一个整天欺骗我们的恶魔。其主旨是，我们所有的体验都是虚幻的。笛卡儿认为，即使是恶魔（或是实验室里控制缸中之脑的邪恶科学家）也不能完全蒙蔽我们：如果你已经存在，他就无法诱使你想象自己不存在。但除此之外，我们在其他事情上似乎都可以受到欺骗。如果幻境臻于完美，还有什么体验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当前的体验只是虚幻的呢？不管是何种体验，包括劳伦斯·菲什伯恩（Laurence Fishburne）在蓝、红药丸的作用下有身处阴凉的感觉，都只不过是一种体验，都可能是个错觉。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搜集数据，无论我们对新信息的接受度有多高，在考虑事情方面有多么客观，全都无济于事。如果世界只是一个幻境，那再先进的科学也只不过是幻境的一部分。如果这个设想是真的，那么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情可能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
请稍稍思考一下这两个话题——神经媒介和缸中之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镜像。神经媒介是将计算机植入你的大脑；而缸中之脑则是将你的大脑放入计算机。前者似乎很容易获得知识，后者则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但仔细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它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触发了相同的基础哲学问题。例如，我们一直在假定通过神经媒介可以获取很多真实信息，可我们到底如何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呢？通过对神经媒介进行查验吗？当然，我们可以询问其他人，但如果所有的人——至少是你周围的人——都与相同的信息源相连接，那么我们对于信息的真假就无从获知了。在两种情况下，真正的知识（真知灼见，而非想当然的知识）只有通过逃离机器，走到“外面”的世界才能够获得。
最近，哲学家尼克·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给出了新的转折[17]性观点。波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论证，他认为你可能只是一个SIM。SIM是科技怪杰们的说法，指的是由计算机程序模拟的“虚拟人”。SIM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例如人们几年前就可以通过《第二人生》这样的流行网络游戏创造出虚拟人，并为他们设置SIM的背景、工作和配偶。
波斯特罗姆的论证相对简单：假设在未来，有一些文明可以最终达到技术性“成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使SIM程序——不同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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