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庆茂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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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评传试读：
总序
张岱年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二、一种观念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钱宏（执笔）1991年春初稿1992年春修定序陈美林
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发展至近代，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不断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关头，能否闪耀出新的火花，焕发出新的力量，从而为救亡图存作出历史的贡献？这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也不容回避地出现在具有良知的国人面前，文人亦不例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乃至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一群国学家，他们的目光从传统的国学书斋中，渐次向“天崩地解”的现实延伸，从各自擅长的或汉学或宋学、或古文学派或今文学派向前拓展，或以传统的训诂考据或以西洋的思辨实证入手，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并力图作出圆满的回答。他们的言论既表述出各自的观点，又体现出共同的时代特色。他们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所做出的答卷，也就是他们各自的学术建树，为自己在近代学术史上获得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然而，与这群国学大师同时代的辜鸿铭，虽然他曾致力“用传统的中国文明连结于一种理解和阐释现代欧洲文明扩张进步理念的心(1)向”，虽然他的学术活动受到西人的重视程度远在康、梁之上，甚至成为我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然而在有关近代学术史上他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作为国学家的他似乎已被人们淡忘。在他去世六十余年后，“国学大师丛书”首次将其选定为传主之一，出版他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这套丛书编委们慧眼独具。①
辜鸿铭原是一个不该被遗忘而竟遭遗忘的学者，这并非纯属偶然，也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世人的不公道。寻根究源，是时代潮流使然，是个人气质使然，换言之，是辜氏之思想性格与历史趋势的矛盾使然。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学人震惊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后，继而又欲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提出所谓“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主张，企图借以重振中华帝国。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变法维新思潮又弥满朝野，向西方学习乃成为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下，辜鸿铭却逆流而上，热烈赞扬中国固有文化（包括其中的落后事物），激烈抨击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故而被世人将其与徐桐、曾廉、文悌辈视为一体，被目为封建顽固派而遭到猛烈抨击。
平心而论，对他的批评也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封建顽固派的“桂冠”与其生终始，从其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然未被摘除，则对之又未免失之公允，如今该是重新审视之日了。
如果我们全面研究他的著述，深入探讨他的思想，就会发现，虽然其在反对西方的态度上与徐、曾、文等顽固派极为相似，然而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思维方式来说，辜氏与徐、曾、文等辈都全然不同，绝不可将他们混为一谈，等同视之。作为顽固派的封建官僚徐、曾、文等辈，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无认识，全然不知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和价值，只是出自其维护天朝大国的优越地位而夜郎自大式的盲目排斥。因此，他们对西方的指责并不能中其鹄的，因而也就无甚意义可言。辜鸿铭则不同，他自幼生长于西方，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耳濡目染的全是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回归祖国后，又日熏月染地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他对东西方文明都有深切的了解，对西方文明的弊端也有极为透彻的洞察。因而他不主张放弃中国传统的文明，反对盲目地学习西方，不赞成全盘西化，走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相同的道路，认为中国文化完全能够振兴国家。细加辨别，辜氏一生的思想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无可取之处。相反，由于他对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抨击倒是常常切中要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极大的摧毁作用，自由主义蔓延、无政府主义泛滥、人际关系的商品化，这些都使得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影响而又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辜氏极度不满，尤其是由于资本的积累与输出而必然导致的对内剥削与对外侵略的强权政治，更遭到他的竭力挟击。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科学技术的优势、船坚炮利的武力，为争夺市场而发动的战争，他更持厌恶的态度，并进而对西方文明由怀疑而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辜氏这一态度更其鲜明，他向在北京的欧洲人发表演说，分析欧战的原因，为西方寻找出路。他认为，西方已陷入两难境地，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已丧失其约束力，社会的安定只能依赖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长此以往，武力崇拜将取代社会文明；反之，如果取消军队和警察，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会毁灭社会文明。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下，欧洲的出路究竟何在？他认为西方只有汲取中(2)国传统文明才能弭此祸端。辜氏如此见解和言论，正适应了极度厌战的西方人民的心态，尤其是在战败国德国，反响更为强烈。他们从辜氏的言论和著作中似乎发现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于是，辜鸿铭的著作几乎全被译成德文，并由诸多名家作序，在许多大书店的橱窗陈列，评论他的著述的文章也纷纷面世，对之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专门研究辜氏思想的机构或活动也相应成立和展开，他的著作甚至成为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哲学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他的一些言论被一些学人引为自己文章的重要论据。总之，辜氏此时被西方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言人，享有极高的声誉。
可是，与其饮誉西方的同时，在国内的辜氏却遭到极大的冷落，甚至受到无情的抨击。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咎由自取的。他强调中国传统文明，却不问精华糟粕，拥护男子纳妾、女子缠足，在社会渐次进入西装革履面向西方之际，他却瓜皮小帽、辫子长衫，守旧复辟的种种怪诞行径，将自己定位于顽固派之列。在时代洪流滚滚而下的激浪中，他这一颗也曾一度闪烁光彩的巨星，自然也就被时代抛落，寂灭无闻。不过，他的际遇较之印度的甘地等人来说，也未免相差太远。他们几乎同时留学英国，同时受到同一批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影响，虽然二人国别不同，但都生活在遭受西方列强践踏的东方国度。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同样都是以弘扬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而且也同样受到当时本国激进分子的指责和抨击，但他们在各自国家内的声誉却截然相反。甘地虽被刺杀，但被印度人民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而辜鸿铭不但没有像甘地那样得到社会丝毫的赞誉，至今在大多数对其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人的心目中，仍然只是一个“怪诞”的顽固分子而已，鄙而弃之犹恐不及，更遑论对其作全面的研究了。
但社会不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历史上的“陈案”重新审视，作为本世纪初曾一度震动西欧的东方文化代言人的辜鸿铭，也属于需要重新审视的对象，为其作传，确有必要。②
为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怪诞”人物立传，究竟有何意义与价值呢？这决定于我们对历史遗产的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充满着许多伟人，他们的活动丰富了历史，也推进了历史。辜鸿铭固然不能与这些伟人比肩而立，然而对于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人物，我们都不能故意忽视或熟视无睹，都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并力求发掘其有作用于今日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
就辜鸿铭其人而言，他热爱祖国的情操和学术研究的贡献，都有值得肯定之处，应该表而出之。
辜氏虽然出生于南洋，成长于西欧，但却有高度的爱国情操。他在接受西洋文明教育的同时，精神上也感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这更促使他滋生出对祖国的眷恋。其后他维护祖国文化传统、批判西洋文明的种种言论，显然与其热爱祖国的感情因素有关。这种态度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风尚中实属难能，也极应珍视。列强的入侵，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尽情践踏、肆意蹂躏，包括一批士人在内，对中国传统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并转而向西方寻求富民强国之道。在这种形势下，辜氏却以其对西方社会弊端的深切了解而予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抨击，满腔热情地为祖国辩护，竭力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难道不应该肯定吗？当然，他的言论不免偏颇，他所赞扬的事物未必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他拥护专制、赞同复辟的顽固态度，更应该予以清算。然而，他毕竟申明：“吾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清室，而是忠于中国之政教，亦即忠于中华之文(3)明。”可见他对“清室”并非愚忠，他也曾痛斥慈禧太后“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他在对待中国传统文明方面，却有时连同应该抛弃的糟粕也视为精华加以赞美，这却不可取，需要我们细心辨识批判借鉴。
辜鸿铭的爱国情操，不仅表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而且还表现在国难当头时敢于大声疾呼，谴责列强的强盗行径，向世界舆论呼唤正义与公理。辜氏极擅外文，他用英语著文，阐明列强侵略事实，坚持爱国立场，从而赢得西方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对他个人的尊重。例如近代反洋教斗争的起因在于外国传教士横行霸道，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对我国人民正常生活的干扰和破坏，百姓起而反抗，反遭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又受到屈服于列强的清廷的镇压。对此真相，辜氏用英文写成文章，在上海等地的西文报刊刊出，又被伦敦《泰晤士报》转载，这就向西方民众和全世界舆论揭发了西方侵略者的强盗行径，从而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纷纷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又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叶赫那拉氏出自卑劣的政治目的，先利用义和团义民的爱国热情向外人开战，继而又勾结帝国主义痛剿义民，并将广大义民诬蔑为“拳匪”、“乱民”。辜氏仍坚持其热爱民族的立场，不断用英文向世界舆论说明真相，呼吁和平解决事端。他的谴责，义正词严，他的呼吁，不卑不亢，对西方列强颇有影响。《清史稿》本传说：“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自然，他的言论中也有不少谬误，然而从大处观之，确也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情操。
在学术研究方面，辜鸿铭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实，辜鸿铭作为国学家的贡献，远较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大。晚清时代的学者，一般都是重视传统文化，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之下他们才学习西方，但他们目光所重视的，多为以火炮巨舰为表征的物质文明，对西方的精神文明则知之不多，深入堂奥者更为鲜见。辜氏与这般学者不同，他是在博通西学之后方始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正如罗振玉所云：“其早岁游学欧洲列邦，精通别国方言及其政学，其声誉已藉(4)甚。及返国，则返而求我六经子史……极有岁年而学已大成。”因而，他不主张盲目学习西方，而主张将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真正的文明融合起来，既保存我国传统之所长，又吸取西方文明之精华，而非仅着眼于西方炮利船坚及其制造技术，这种见解，显然远较当时一般学人高明。当然，他这种见解也与其大量的顽固守旧的言辞缠夹在一起，需要做一番筛选，剔除其谬误言论，肯定他的一些可取见解，并非无益之事。
具体而言，辜氏在学术上之贡献，其荦荦大者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创立了译述中国典籍的范例。他先后将《论语》、《中庸》等儒家典籍用英文译出介绍给西方，为了使西方人易于理解，他没有采用逐字逐词对照翻译的成法，而是创造性地加以述译，例如，他引用《圣经》的一些内容和歌德的话为注解。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我国的典籍如《中庸》等在译出的英文本中加以必要的意义阐释与补足。这种翻译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述译”，是极富创新意义的，其目的则是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因如此，他的译本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国内学界及国外汉学界也享有较高的声誉。台湾后来出版的四书定本，即以辜氏《论语》、《中庸》两种译本为底本。日本学人清水安三认为读辜氏译本，比读以汉语写成的原著更易于理解(5)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其次，开创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先河。在他之前或同时的一些学者如王韬、容闳、马建忠、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中，也曾有一些比较的言论，但大多不是自觉的，也不是系统的。辜氏以其对西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积学，在《清流传》、《春秋大义》等著作中，对中西文化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这在当时以传统的方法研究国学的学术氛围中，无疑是开拓了新的境界。自然，辜氏的研究也未免主观感情色彩太浓，又存在“后入为主”的偏见，他的比较研究也并非全无偏颇，在有些结论上也欠(6)缺客观性，因而也受到一些国外学者的批评。究其根源，大概也是由于浪漫主义派诗人和学者如爱默生、柯勒律治、阿诺德、卡莱尔等人对他的影响未能消除之故，他的理论见解从而出现一些偏颇和太深的主观性。不过时至今日，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因而，对我国开创比较研究先河的辜氏自然也不该淡忘。再次，对西方“中国学”的缺失加以纠偏。明清以来一些传教士以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是近代社会为对象进行研究，撰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其中或出于主观偏见或由于茫然无知，成见极深，亦颇多谬误之辞，以致我国传统文化被一些西方人士或误解或曲解。辜氏长年在海外生活，对此有所闻见也有所感触，乃努力予以正讹纠误。归国以后即撰写《中国学》一文（后收入《春秋大义》一书中），后来又陆续写了《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个大汉学家》等文章，对西方这类所谓的汉学研究著述予以严厉批评，指出应以怎样的态度，以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并提出“中国学”应遵循的原则。辜氏这些研究在西方同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中国近代学者中也是鲜有其匹的。③
最后，关于此书作者孔庆茂及本书还要再说几句话。孔庆茂原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颇得名师指点，继而又来南京攻读硕士，专治中国古典文学。孔君好学深思，涉猎颇广。除文学外，对史学、哲学也颇有心得，又勤于撰述。前几年曾出版了《钱钟书传》，尽管少数学人曾指出其书的一些微疵（其实任何一部著作都难以尽善尽美），但广大读者却充分肯定其书，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最近该书又荣获中国优秀畅销书奖。此次承担《辜鸿铭评传》写作任务之初，他曾征询过不佞意见。我对他说，辜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为他立传有一定难度，但在国内尚未见有此类著作，对其全面研究确有开创意义，可以承担辜氏评传的撰写任务。孔君亦以为然，并奋力为之。如众所周知，有关辜氏的资料散见各处，搜集困难，特别是有些论著是以英文撰写绝版多年，也从未译成中文。这些都为撰写此书带来不少的困难。但孔君不畏艰巨，逆难而上，这种勇于开拓的治学精神，是值得表而出之的。至于此书对辜氏生平际遇的描述、思想学术的评析，是否全面妥帖，还是由专家学人和广大读者来品评，不劳笔者在此烦言。
我个人以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大有裨益的，《辜鸿铭评传》的出版是极合时宜的。将辜氏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而出之（自然，必须剔除其许多偏见，抛弃其谬误的言论），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西方文化思想界的学者历来对自己的文化充满着极大的优越感，但在两次大战以后，在现实无情的冲击下，他们也开始发生了动摇、产生幻灭，并进而自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代主义、批判学派、现象学派、语言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尽管不尽相同，甚至有相当差异，但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则是他们的共通之处，他们都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其中不少学者已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对之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几十年来，更形成一种风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理雅格（James Legge）教授，英国大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教授，澳大利亚学者李特（Liltle）和雷得（Reed），德国特里尔大学乔伟（Wei Chiao）教授，美国圣母大学费雷德·达尔美（Fred Dallmagr）教授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作了充分的肯定。在这种趋势下，为反对盲目学习西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辜鸿铭立传，更不是全无意义的工作。
1994年10月 石头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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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t Movement）。
(2) 《春秋大义》附录《战争与出路》。
(3)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4) 《读易草堂文集·序》，载《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
(5) ［日］清水安三：《辜鸿铭》。
(6) ［德］凯泽林：《中国》“北京”一节，转引自《世界文化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RÉCIS（英文提要）
At the period of the dying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u Hungming was a very infuencial literary Character in the world but a very stubbon political conservative．Because of the latter，he incured much blame and reproach from his contemporaries and the coming historians，and he was forgotten by history as a celebrated scholar.
The author of the book believes that Ku's systematic thoughts rooted in the special modern social environment，and were a combinat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conservative theories and modern eastern nationalism．Ku Hungming grew up in the west and received thorough European education．H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modern romanticism and cultural couservative thinkers such as Thomas Carlyle，Mathew Arnold，etc．Toward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ricis，moral degradation and the entire social ethic breakdown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hetook a nonnegotiable attitude，which formed the strong point of histhoughts.
After graduation from Edinburgh University，he worked in astrait colonial government office in Singapore·Around 1880 he developed a strong desire for 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accidental influence of Ma Jianzhong．Later he returned to China，and aimed to read extensively all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works of Confucianists．With 20 years of hard work，he succeded，and from then on，he，based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expressed his political and schollstic views out of a cultural conservative and formed his own thought.
He spent most of his lifetime following Zhang Zhidong，an important statesman at Qing period．As a personal interpreter of Mr．Zhang and foreign affairs Secretory，he experienced many important historic events such as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Reformation-Movement and Yihetuan Movement and so on．He expressed his views on all these．He criticized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for the pure imitation of western weapons but not their knowledge，system．As to Kang Youwei's Reformation，he attacked him strongly for his introduction of modernthoughts from the west．He said that opening newspaper offices，discussing current affairs not only did harm to the nation but also confused the masses，that strange thoughts only led to commotion and riot．He also blamed Kang for his reproaching the royal government，threatening governmental offcicals，and Kang's doing so had no place in China and were against the doctrine of Confucianist“Respect the Royal under no Conditions”，and Western Parliament，Constitutionallsm and Restrictions on Kings only resulted in social upheaval．Only the Confucianist traditions：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Virtues could prevent China from going to its end．As for the May 4 New cultural Movement，he publicly objected to the literature revolutionand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He tried to stick to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ir works，and to keep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act.
Ku's conservative view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ose feudal bureaucrats who thought blindly only themselves superior and instinctively repelled others．His opinion usually had its root in the western couservative theory．He had a complete and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apitalism and tried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at trap.
Though Ku's conservative in oplitics，he was a patriot．During the Yihetuan Movement and the battle against Western clergymen．he wrote many papers in English，collected as The Papers from a Vicerory's Yamen．He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the western invasion that aroused the resentment and protest of the Chinese people．He reproached the imperialist invasion and called for justice and truth．His papers were printed in many wester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ich stirred the world．Thus he gain the respect of the westernersand the support of all those who love justice．He striv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China and its dignity all his life，which impressed the western world most.
Ku's scholarly work was also unique in China．It's nei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nor complete western．With a foot deeply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he put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world ervironment．By contrast and comparison，he studie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the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world.
In case that foreign clergymen had any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ir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Ku translated many of the kind into European languages．In 1898 came out his English version：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ufucious．A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论语） in which he used western references to mak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 clear to westerners．In 1904 when he translated：The Conduct of Life （中庸），he made the Chinese phylosophical works more understandable for westerners by using western religious and phylosophycal conceptsand terms，Kuwas the first Chinese to translate the Four Books，which were very influencial in the western world．He criticized forcing clergymen for their misunderstanding and ignorance of Chinece culture．He systematically advanced the attitudes，methods and rules for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Ku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ists whomade Chinese culture into a sience，which has unique meaningsnow．At the same time．Ku made a contras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with his profound knowled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a piece of pioneering work too．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春秋大义） is a typical model of his contrast．In this book．heused true Chinese men women and pure Chinese language as basic factors to observe and stud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Whenever possible，he made a contrast in order to prove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west．Also in this book，he expressed his view on World war I，By analyzing its moral reason，Ku explainedthat the War declard the bankrupt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that non-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uld lead Europe only to danger，only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could free a place from it．At the post war period，Europeans were tired of war，pessimistic，suspicious about their own civilization，lost and in self-examination．His words were just to their taste，and many accepled his idea．His work was trans 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made into required books to read at universities．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Euro pearls especially Germans thought Ku Hungming as an eastern cultural saint.引言 时代·气质·学术——辜鸿铭在近代中国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有这样一位怪人：
——生于南洋，长于西方，根却扎在东方故土。
——精通西方数国语言，获得13个西洋博士学位，却热衷于向西方鼓吹中国文化、儒家经典。
——西方的洋枪洋炮使得国人谋求富强，以御外侮，他却坚信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中国文化能够拯救世界。
——热爱中国，却不容于世；满腹学问，却又落落寡合；处处维护中国主权与尊严，常常又遭国人的嘲讽与冷落。
——满腔热血，一副冷脸，善骂成为他的个性。用外语骂洋人，用中文骂国人，地位愈高，愈受他骂。从权倾数十年的慈禧太后，到李鸿章、袁世凯一路骂来，只有他的夫人、小妾与歌妓例外。
——处处反潮流，与社会对着干，众人热心洋务，他讲儒学；众人呼唤民主，他偏拥护专制；众人主张妇女解放，他却赞成纳妾缠足；众人长衫辫子，他偏西装革履，到众人西装革履时，他又长衫辫子。
——既反对军阀，又反对革命，眼界开阔，思想守旧，愤世嫉俗。旧时代对他畏而弃之，新时代对他忌而远之。年愈高，遇愈穷，直至去世。
——在国内饱受冷眼，成为怪癖与顽固的典型；在国外却颇享盛名，欧洲人把他看做东方文化的圣哲，他的著作成为当年欧美大学中了解、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及参考书。他是大批评家卡莱尔、阿诺德的高足，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泰戈尔的朋友，是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代言人，连接东西文化的使者。
他，就是辜鸿铭！
在人们的印象中，辜鸿铭是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衫，入民国后仍然脑后拖着一根长辫的清朝遗老，是一个热心拥护男人纳妾、女人缠脚，积极参与复辟的顽固派，“辜鸿铭”三个字在近代仿佛成了守旧与怪诞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怪诞外表下隐含着炽热的爱国感情、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他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的那份真诚。
在近代中国这个悲剧的大舞台上，辜鸿铭是以喜剧脸谱出现的悲剧角色。
辜鸿铭所生活的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背景产生了特殊的人物群。
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突出问题，是民族的兴衰存亡问题。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觊觎与洋枪巨舰的武力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后，一部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即已向西方寻求御侮之道。魏源根据林则徐主持编纂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的方法，编纂了在中国和东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魏源以“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的爱国精神，通过客观冷静的分析，总结性地提出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就是“以夷攻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他们之所以富强的方法，来抵制他们的侵略。当然，这里的“师夷长技”还只是指学习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养兵练兵之法，没有也不可能有更深层的内容。但魏源也同龚自珍、林则徐一样，认识到那个时代存在的巨大危机，认识到封建社会改革内政的必要性，只有改革社会才能增强国家力量。他指出不能单靠武器装备抵抗外敌入侵。从这样的先进观点出发，魏源对当时学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当时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而又远离社会实际繁琐考据的“汉学”，以及同样远离实际空谈心性的“宋学”都提出批评，倡导经世致用——以实事求是功，以实功从实事——的学术思想。注重以联系社会实际的态度、方法治学，要人们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所学于社会要有所裨益。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具有新的原则与指(1)导意义，成为其后许多进步人士为拯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找真理(2)的指针。正如王韬所评价的那样：“师长之说，实倡先声。”而且，这个理论奠定了此后中国学术思潮的主流：为了抵御西方，就必须先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实开一代学术新风。
身处东南沿海的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在其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今日之以广途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若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其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提出要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的各种科学技术。冯桂芬比魏源更进步之处是第一次具体明白地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性。他觉得不但军事方面，在内政等多方面中国都不如西方，“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改革社会的思想，但是已朦胧地感到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政治制度等实际的改革内容。冯桂芬承上启下，影响到洋务派与改良派。洋务运动只是吸收了他思想中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武器而已，他们对真正的中国内政改革并不关心。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却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中许多年青人被派出国外留学，他们亲自接触到资本主义的富强，深切感到西方社会政治学术上的长处，探讨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深层原因。他们已不满足于洋务运动单纯学习军事、科技的内容，也不满足于以封建官僚体系和制度来办近代企业。看来，中国富强自立还需另找出路，就提出了更进一步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资本主义改良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经萌芽。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就是突出的代表。
王韬、马建忠、薛福成是近代最初的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看到洋务运动中的不足，提出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如被李鸿章派出国学习的马建忠，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说：“以知近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齐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3)为要。”
他们看到西方列强正是以商品资本输出的经济侵略来掠夺中国的，坚船利舰都不能抵挡住这种经济上的侵略。只有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是应走的富强之路。围绕着国家应如何保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核心问题，他们提出许多改革主张，从兴办工业到国家预算，从交通运输到厚俸养廉，触及一系列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各方面的具体经济问题。如马建忠、陈炽、何启、胡礼垣要求增加(4)外国商品关税，收回海关自主权。薛福成力阻李鸿章任命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等都表现了这种爱国要求。为了发展工商业，与之有关的矿务业、交通运输业都要大力发展。这种重商的思想打破了中国传统重农轻商的观念。薛福成说：“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有开物成务之命脉……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西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5)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这种商业至上思想的资本主义观念赋予向西方学习的更加充实的内容。
但是封建社会的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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