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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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图书史：以图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试读：
作者简介
陈力 四川资中人。1978年2月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自1982年起，师从徐中舒先生学习先秦史，1985、1988年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4月开始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从事过古籍阅览服务、古籍整理编目和文献采访等工作。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图书馆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三部，担任《中国古籍总目》副主编兼集部主编。历任四川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馆长。自2001年起，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兼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第四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
绪言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也有三千五百年，长期以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中华文化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图书。
中国自古称文献之邦，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一半的古代文献是中国的古籍。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比图书更重要的了；对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生产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没有比图书更大的了；在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里面，也没有比图书以及与图书有关的创造发明更大的了，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图书有关，而这两大发明，是古代中华民族对全世界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国史还是对于世界史，中国古代的图书史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大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图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图书作为学术研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的载体而存在，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主要的元素之一。图书和图书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文化的发展水平，而文化发展水平又会影响到图书和图书事业的发展。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处在不停的进化当中。尤其是精神文明，时代的差异性很大，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都会因为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要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表现形式，战国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戏曲，已经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各个时期不同的文化风貌也都反映在图书和图书事业上，图书的内容、形式、出版销售及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等也都与之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将这本中国古代图书史定位于以图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图书史的研究中，图书当然是研究的主体，既应当包括不同时期从图书内容到外在形式的变化，也应当包括与之相关的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人们通常将其纳入图书事业的范畴。从图书的收集整理到收藏利用，从图书抄写印刷到发行销售，等等，也都应该是图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图书史是研究图书及图书事业产生、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的专门史。中国旅美学者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美国学者卡特先生（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都被公认为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其他同类著作也还有不少。不过，以往的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就图书史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图书及图书事业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对于图书及图书事业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图书史是关于书籍的历史，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读书人。阅读的内容、读书人的数量、读书人对社会的影响等都会对图书的内容、载体形态、生产与销售、收藏与利用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影响读书人的诸因素中，学术、教育、宗教的影响最大。例如，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图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证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而很少考虑雕版印刷术发明与应用的社会动因。从雕版印刷应用所需的条件来看，雕版印刷的技术原理至迟在汉代就已经被人们熟练地掌握了，造纸技术、制墨技术至迟在汉代也已经完全成熟了，西汉时人就已经用雕版印刷技术来印制丝绸织物，印制的丝织品非常精美，完全不输于此后出现的印本图书甚至精美的版画。为什么西汉时代的人不用雕版技术来印制图书？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古代宗教、教育和社会的因素来综合分析。用雕版印刷技术规模化复制图书，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关联的，是由特定的社会需求驱动而实现的。南北朝后期，北周武帝曾大规模灭佛，以致“塔宇毁废，经像沦亡”。隋唐接北周之后，隋文帝、炀帝笃好佛教，唐初佛道二教皆极盛行，尤其是在民间，佛教的发展很快，重修庙宇、大规模制作佛经法宝就成为当时社会所急需。特别是唐代佛教密宗盛行，大规模制作《陀罗尼经咒》成为人们求得菩萨保佑最重要的方式，因此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大多是《陀罗尼经咒》。这种习俗也影响到了日本，因此日本有所谓“百万塔《陀罗尼经》”。大规模复制宗教文献的社会需求，是雕版印刷应用于图书印制重要的社会动因之一。雕版印刷术应用于图书印制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因是科举制。隋唐时期出现的科举制给大量普通人带来了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而步入仕途的希望，从而推动了各级官学、私学的迅速发展。科举考试科目的确定，使得与考试科目相关的文献成为广大读书人学习、阅读、研究的共同需要，由此也就产生了对相关文献进行大规模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雕版印刷术用于图书印刷还需要必要的社会环境：批量印刷的图书需要有畅通的流通贸易条件，而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随着隋唐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天下逐步安定，经济特别是商贸迅速发展，这为雕版图书的销售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
因此，研究中国图书史，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环境中来认识，特别关注图书和图书事业与文化、宗教的关系，特别关注图书和图书事业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特别关注图书和图书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这样，或许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把握图书和图书事业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动因。因此，我们也把中国古代图书史作为社会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
六十年前，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曾对中国历代农业生产状况、赋役制度变化与学术思想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过研究，指出：“根据业已掌握的史料底研究，初步摸索出我国二千多年来单位面积农产量的扩大，前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国、两汉，第二阶[1]段是魏、晋、六朝，第三阶段是唐、宋，第四阶段是明、清。”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变化，也正与此四阶段密切符合。综观中国图书史，蒙先生所划分的历史阶段，基本上也是中国图书史上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可见，蒙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图书史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因此，在分析图书和图书事业发展的现象和规律时，应该特别关注图书和图书事业发展与社会、政治的相互关系，把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认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框架下来研究，这是中国图书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名为“中国古代图书史”，而“古代”在时下的教科书和一般的通史著作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时间下限，此后到1911年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为近代（也有以五四运动为时间界限者），再其后为现代。这是一种主要基于政治史的阶段划分方法，并不太适合文化史的阶段划分。我们认为，图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而文化史发展的节奏往往与政治史不同，即使是改朝换代，但社会文化性质与面貌并不一定立刻就随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社会还属于“传统社会”的范畴，社会主流文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传播、传承方式与“鸦片战争”之前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直到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首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礼教、反对旧文化，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文化才真正走向末路，中国社会才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分期一样，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前后。
[1] 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原载《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第27—106页；并收入《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一章从文字到图书：商周时期[1]
夏商周（包括西周与东周）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图书和图书事业产生和奠基时期。从中国图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夏商周也是中国图书事业从无到有并且制度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几种图书，经过了历代儒家的神圣化，成为中国封建时代重要的思想基础，也对后世二千多年学术及图书史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一节图书的起源
传说，中国从唐虞时代起就有了图书，今本《尚书》有“虞书”和“夏书”部分，包括《尧典》《舜典》《禹贡》《甘誓》等篇，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左传》以及其他一些古代文献也曾引用过《虞书》《夏书》。不过，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今本《尚书》里的《虞书》《夏书》都出自后人之手，实际成书年代在春秋战国甚至更后，比如著名的《禹贡》，据史学家顾颉刚等先生考证，就出自战国时人之手。也许《虞书》《夏书》中有些故事、传说确实是从虞夏时代经人们一代一代口耳相传并经春秋战国时人整理成书的，但其文字内容，却很难直接当作虞夏时代的文献来使用，因为我们今天很难弄清楚哪些是虞夏时代的旧文，哪些是后人追述，哪些是后人编造附会。现代考古也还没有发现过虞夏时代的文字实物，目前已经发现的文字资料几乎都是商代后期即殷墟所出土的商王武丁（约公元前十三世纪）时及以后的甲骨文以及与之大致同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将殷墟甲骨文出现之前的历史统称为“传说时代”，而文字出现后，人们才能够比较清楚可靠地记录历史，因此这之后才被称[2]为“历史时代”。因此，要讨论相对比较可靠的中国图书史，只能从有了文字实物资料的商代后期的武丁时代开始。一 “图书”探原
文字是图书产生的前提。关于文字的产生，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许多传说，影响最大的是苍颉造字说。苍颉（或作仓颉）是传说中黄帝的史官，战国时代韩非子说：[3]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东汉许慎说得更详细：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4]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苍颉造字毕竟只是一个被神话了的传说而已。因为，文字必须是一种能被普遍认同并被广泛使用的东西，它还会不断地发展变化，绝不可能由某一人凭空创制出来，即使是公元十一世纪由元昊等创制的西夏文，也只是在汉文的基础上改造而来。不过，上述传说也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汉字是一种表意兼表音的文字，而这一点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文献的记录、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也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活动的方式与内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字的产生，是图书史的起点。图书是为满足信息传播、思想交流、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承的需要而产生的。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传递信息和知识。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只能把从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精神活动中产生、发现、归纳出来的信息、知识、思想和感情等用体态语言或声音语言表达出来。体态语言的表达直观，但通常只限于现场。声音语言虽然可以进行非现场的传递，并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但与体态语言一样，信息的传递方式效率很低，传播的范围极其有限，并且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很容易失真、丢失。随着人类的进化，一种新的信息记录和传递方式出现了，这就是图画。世界许多古老民族都曾留下过岩画，譬如中国就有花山岩画、阴山岩画等。大约在距今四万年以前，生活在现今西班牙北部的尼安德特人在洞穴中画了许多动物、人物的图像，具体的内容含义已不能完全解读，可能是讲述故事，也可能是记录他们对大千世界的观察与审美，也可能是表达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恐惧，也可能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感情。这种信息记录与传递方式，比较直观，也可以传之久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图画过于复杂，记录不易，通常适合表达具象的事物、场景，而不适合表达内容丰富的信息和复杂的思想、情感，时间越长，信息的失真越大。
再到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一种更新的信息记录方式：刻划符号。刻划符号与岩画最大的不同是它具有抽象意义。刻划符号最初可能只是简单的记号，但当刻划符号固化下来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之后，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帮助记忆的符号了，而是已经来到“文字”的门槛边了。“文字”，通常由符号演进而来，但与符号有着本质的区别。按照前引许慎的说法，“文”是指象形字，代表事物形象最本质的部分，而“字”则是由两个以上、代表形和音的符号组成，由它可以组合派生出许多意思。不管是“文”还是“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高度抽象化的，通过组合，能够表达更为复杂的含义，并且有固定的读音。将“文字”书写在竹帛之上，便是“书”，这里所说的“书”是指书写的意思，清代段玉裁释“书者如也”说：“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说文解字》关于“文字”的解释，主要基于汉字这种表意文字而言。无论是表意文字还是拼音文字，它与符号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为一定族群、一定社会大家所认同的，在同一文化圈里，大家都望而能识其意，张口能读其音，可以用“文字”来记录、表达大量的信息、丰富的思想感情，人物、事件都能够通过它们来记录、传递。于是，当文字出现以后，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开始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曾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刻划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的符号，时间距今九千至八千年。在距今六千三百年至四千五百年的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了一些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有些符号还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号组成的会意字符，显然已非一般的图画和刻划符号，因此有文字学家认为这已经属于文字的范畴了。不过，因为内容太少，还不能够对它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今天所能见到并被公认的最早的中国文字是距今大约三千三百年的商代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以及差不多同时（甚至更早）的金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金文都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因此，武丁时期只是中国古代文字产生时间的下限，至于更早的文字，尚待未来的考古发现。
在中国历史上，“图书”是一个后起的名词，比它更早出现的词语是“典籍”与“文献”。
典，甲骨文作，像编列的简策置于几上。成书于周代初年的《尚书》记载周公训诫殷遗民说：[5]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
大意是：你们知道，你们殷的先人有记载历史的典册，记载了成汤灭夏之事。这里所说的“典”和“册”，都指的是书册，与今天的图书、档案意义相同。
籍，本作耤，甲骨文作，像以耒耕作之形。本义当为登记耕田[6]之民的帐册，其后引申为档案、典籍之义。《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周景王斥责晋国史官籍谈“数典忘祖”，这位名叫籍谈的就是因为他的高祖、晋穆侯之孙孙伯黡“司晋之典籍”——掌管晋国典籍，因此以职业“籍”为氏（就像“司马”“司徒”“司空”“屠”等一样）。这里“典”“籍”连读，其义与今天的“典籍”已经完全一样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孟子·告子下》云：
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汉赵岐注云：典籍，“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后来，“典籍”一词的内涵逐步扩大、丰富，泛指世代相传的书籍。《尚书序》称：“秦始皇灭先代典籍。”《汉纪》云：“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7]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后汉书》称崔寔[8]“少沈静，好典籍”。显然，这里所说的“典籍”都是泛指后世一般所称之书籍。
与典籍意思相近的词是“文献”。《论语·八佾》载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是现存古代文献中，关于“文献”一词最早使用且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文，古义甚多，或文字，或文采、文辞，或文籍。我们这里所说的“文”乃文籍、典籍之意。《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魏何晏集解引马融曰“文者，古之遗文”，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文，典籍也。”
献，古今词义有很大变化。“献”最初指人，何晏《论语集解》引汉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皆从之。又《伪古文尚书·益稷》云：“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郑玄注云：“献，贤也。万国众贤，共为帝臣。”《逸周书·作雒》“俘殷献民，迁于九毕”，晋孔晁注云：“献民，士大夫也。”宋陆游《谢徐君厚汪叔潜携酒见访》诗云：“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以上所引之“献”都是指人。甲骨文“献”作，本义为田猎时的俘获物，引申为俘虏。在古文字中，“献”与“鬲”相通，《大盂鼎》：“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铭文中之“鬲”与“献”同，即俘虏。“献”如何与文化联系起来？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殷周为不同民族，西方周人的文化远不及东方的殷人，因此周人克商后，仍大量使用殷遗民，特别是在与文化[9]有关的事务方面，甚至出纳王命的“作册”之官也由殷人充任。这些殷遗民不仅执掌历史典籍，而且许多历史传说也靠他们口耳世代相传。“文献”一词的引申意义即指以文字记载的典籍和乡贤耆老的口头传说，故郑玄释“献”为“贤”，与后世所谓“耆献”意同。再后来，“文献”一词的含义逐步演变，元马端临云：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10]“献”也。
这里所说的“文”，是指经史、历代会要和百家传记等书中之可信者，而“献”则是指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简言之，凡用文字来记载、表达的东西，皆可称为“文献”，这也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概念，即：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11]体”。“图书”相对说来是后起之词。过去有学者谓“河出图、洛出书”即“图书”一词的来源。其实所谓“河图”“洛书”的传说是战国时人因为对《周易》的尊崇而编造出来的神话故事，后来又经过一代一代儒家经师增饰、神化，对于现代学术研究来说，它仅仅是具有哲学史、思想史意义的符号而已，与本书所要研究的“图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真正与图书史有关的“图书”一词，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
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12]
这里所说的“图书”，是指绘有图画的书籍。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相近的记载还有《汉书·元帝纪第九》：
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
汉服虔注：“讨郅支之图书也。或曰单于土地山川之形书也。”又《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当秦末各路义军攻入秦国首都咸阳后，各军将领纷纷去瓜分抢夺金帛财物，只有刘邦的军师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以后各路义军为争夺天下而战时，由于萧何先已得到了秦王朝所藏的全部“图书”，因而能洞悉天下各要塞位置、户口多寡、贫富之区、百姓疾苦所在，最后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里所说的“图书”，泛指地图和政府所藏的法律文书档案。
现代关于“图书”的定义，以《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所释最具权威性：
一本书是手写的或印刷的，有相当长度的信息，用于公开发行；信息记载在轻便而耐久的材料上，便于携带。它的主要目的是宣告、阐述、保存与传播知识和信息，因其便于携带与耐久而能达到此目的。[13]图书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都起着传播知识和信息的职能。《中国大百科全书》所释为：
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在纸张等载体上记录各种知识、思想和技艺，并且制装成卷册的出版物。又称“书籍”。传播知识和思想、[14]积累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于1964年的一次全会上要求各国采纳一条统计学的定义：不包括封面在内，49页以上的非定期出版物为图书，49页以下为小册子。根据以上表述，作为图书，应该是：
第一，手写的或印刷的；
第二，有相当的长度，也就是说有一个“量”的标准；
第三，公开发行或传播；
第四，载体的形式应该是便于内容的传播和长期保存；
第五，其职能是宣告、阐述、保存和传播知识。
上述百科全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都是针对现代纸质图书而言的，如果用其定义古代的图书，可能并不一定完全适用。“纸张等载体”，在过去，也包括今天，常常被许多人理解为仅仅指有形的实物载体，如果前推三十年，这种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正如严文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本世纪末期，科技突飞猛晋，纸本书的藩篱被打破，胶质微卷、录音带、录影带、电子光碟等新媒体，相继问世，有取纸本书而代的趋势，正如魏晋时代以纸本代替金石竹帛一样。虽然仍有人不承认这些新产品为书，但一片光碟录有千百种书的原文，谁又能否定其书的[15]价值与功能呢？
严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写下这一段话的，而现在，传播信息的互联网早已成为人们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的工具，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图书、期刊不计其数。技术的进步使“图书”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图书”，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图书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古代人们所说的“图书”与今天人们所说的“图书”可能不完全相同，今天人们所说的“图书”与未来社会人们所说的“图书”也可能不完全相同。
同样，关于图书的表现形式及内容和篇幅的量化，也应该用动态的眼光来分析。从人类的认知历史来看，最早的文字记载都是非常简短、单一的，常常只是一句或者几句话，以表达最简单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只能称作“信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用文字来记录事物、事件，而且也用它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内容逐渐丰富，这才有了现在通常所说的“图书”，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图书也可能发生变化，除了像今天的图书一样，内容系统完整，并且可以装订成册，供人们手持阅读外，还有些图书则可能会被分解为若干的“信息”单元或“文章”，独立地通过网络传播。现在，这种变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发生在一些传统的学术期刊上了：过去按期出版的期刊不仅不再出版纸本，内容也被分解成一篇一篇完全独立的论文通过互联网传播。
当然，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从本质上来看，“图书”必然也有其一贯的、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这些要素和特征就构成了“图书”的基本定义：
图书是一种以文字、图画、声音等形式来记录、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工具。
在笔者的这个定义中，“图书”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记录，二是传播，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记录而不能传播或传播的范围太小，人们常常就把它视为档案；如果只有传播，而没有被用某种材料加以记录，使人们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完整、准确地得到这些被传播的知识、经验以及思想感情，那么人们就常常把它视为民间传说或口头文学，而不是图书。
如同图书一样，档案也具有记录和传播的功能，因此在以往关于图书史的研究，尤其是图书起源的研究中，图书与档案常常纠结不清。我们认为，一方面，就记录信息与知识而言，图书与档案确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就传播而言，两者则有较大的差异：图书更偏重于传播，而档案则更注重收藏保存。然而实际上，在古代，图书与档案两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它们也常常互换角色：有的本来是应该公开任人阅览传播的图书，由于种种原因，例如被查禁，结果被秘藏深宫、官府，从而成为具有档案性质的文献；而有的原本属于档案的文献，被整理后公之于世，因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例如刘向、刘歆等整理了中秘所藏文献，使得一些原本深藏禁中而具有档案性质的文献得以公开传播，因此成为图书，例如《战国策》便是。另一方面，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图书也是这样，在其萌芽时期，有些作为“图书”的要素是非常模糊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图书”的特性才逐渐显现出来，“图书”与“档案”之间的区别才越来越清晰，因此在一般图书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早期，“典籍”“文献”“图书”“档案”都是经常混用的名词，它们之间很难作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二 “殷契”与“汤盘”
最早的图书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内容？这是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楚。就内容而言，根据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古人最早关注的不外乎人类自身以及与人类自身有密切关系的各种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四季交替、草木荣枯、禽兽蛰伏等。这些自然现象，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与生产，而且对于古人来说还具有种种神秘性，有的有规律，有的没有规律，无论如何，都会让人产生联想，会启发人去探索。《晋书·天文志上》云：
黄帝创受《河图》，始明休咎，故其《星传》尚有存焉。降在高阳，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喾，亦式序三辰。唐虞则羲和继轨，有夏则昆吾绍德。年代绵邈，文籍靡传。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遗记，于今不朽。其诸侯之史，则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其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
在这段文字中，有些是出于后世的想象与增饰。但是，那些通过对自然、人类自身的观察和想象而记录下来的图像与文字，应该就是最早的图书，因此这段关于图书起源的文字，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要进行更为具体的探讨，还需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谈起。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根据徐中舒、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学者的研究，大约距今四千年前，中国大地上存在着几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一个是夏文化圈，它大致以今天河南、山西一带为中心，夏人在此所建立的王朝，即史称之“夏朝”；另一个是商文化圈，它原起于环渤海湾一带，后来向西发展，其文化渊源本属东夷。此外，还有南方的“苗蛮”集团，大约以江汉地区为中心。不同文化圈之间，既有战争，也有交流，最后百川归海，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辐射辽[16]阔区域、基于思想与文化认同的中华文化。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证实。在文明产生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不同文化圈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文字与文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愈到后来愈为明显。据研究，今天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可能是商人或者商人的祖先最先发明、使用的，后来逐渐扩散到其他地方。此外，在若干地区（或部族），也可能曾经出现过文字，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湮没不传了，例如四川重庆地区曾发现过不少刻有文字的青铜器，这些文字被称为“巴蜀文字”，至今尚无法释读。还有一些文字，如古彝文、东巴文等，不知产生于何时，今天虽能释读，但流行的地区、使用的人群有限，影响也有限。
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开篇从五帝起，一直到夏代，虽然历史的线索已经比较清楚，尤其是夏代，诸王的世系十分清楚，也有学者研究，在传世古籍中，如《尚书》中的某些篇章以及《夏小正》等书中所描述的天象与传说中夏代的实际天象非常接近，推测当时已经有了文字记录。但是，因为没有实物证据，更多的学者还是将有文字的历史定位于商代，因为已经发现了商代后期遗存的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和金文，而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又几乎能够完全印证司马迁[17]《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
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商人灭掉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商王朝不仅继承了夏王朝的统治区域，还把商人的势力范围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区域。在商王朝的鼎盛时期，主要的统治区域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所及，东至大海，西至陕甘，北至大兴安岭，南达江淮、巴蜀，《诗经·商颂》追述商人先祖伟绩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商王室是国家的中心，商王将子孙、族人分封到各地，形成一个个拱卫京师的方国；还有一些有着不同文化渊源的异姓方国，例如远在今天山西、陕西一带的周人，他们虽然对商人或臣或叛，不过，他们都接受了商人所使用的文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陕西周原周人故地曾发现过大批甲骨文，其中一些是周武王克商以前的遗物，文字虽然有着非常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字小如米粒），但文字与叙事方式与殷墟甲骨文字几乎完全一致，有几件据信是周人灭商之前的青铜器，不管是形制还是铭文，也都与商人的青铜器无异。此后无论是社会的变迁还是朝代的更替，也无论文字的字形以及书写工具如何变化，以商代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一直发展到了今天。因此，用甲骨文、金文记录的文献就成为今天可以直接追溯的中国文化源头，而商代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献，也成为中国图书史最早的研究对象。
现在所能见到的商代的文字实物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
十九世纪末，商代甲骨文被偶然发现。百余年来，已发现的有字甲骨数量已超过了十五万片，内容以占卜为主。因为相关文字都是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产生在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商王武丁到商王朝灭亡的帝辛（纣）这段时间，因此又被称为“殷契”。虽然几乎都是占卜文字，但商人习惯事事卜问、一事多问，内容涉及面广，并且卜辞中又常常有时间、地点、卜问人的名字、卜问的内容、应验与否等，包括了历史记录的基本要素，因此今天的人们不仅能够通过对甲骨卜辞的分析研究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风俗习惯等，也能对当时的文献记录、管理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还有少量并非王室遗物，而是商王之外一些贵族占卜后留下的卜辞。除了商王朝以外，在其统治或影响之下的一些方国，占卜的情况大致相似。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商末周初的甲骨中，有关于“成唐（汤）”“大甲”“武丁”等商人先公先王的文字，也有一些像“周方白（伯）”“毕公”“大保”之类周人或周官的名字，可见当时的一些方国（诸侯国）使用甲骨占卜、记事的情况可能与商王室基本相同。除了占卜文字以外，甲骨文中还有少量属于记事性文字，著名的甲骨《四方风》就属于这类。
殷人几乎无事不卜，主持占卜者称为“贞人”，有的是职业巫师，有的则由商王亲自充任。据甲骨学家陈梦家先生统计，甲骨卜辞中有[18]记录的贞人名超过一百二十个，而据饶宗颐先生统计，则至少有[19]一百一十七个、待考二十个。在甲骨卜辞中，贞人的地位很高，他们可能只是主持占卜之人，而具体负责记录、契刻和日后对甲骨卜辞进行管理的可能另有其人，他们把占卜过程、卜问的结论都按一定的规则契刻在甲骨上，过一段时间，也许是几天，也许更长，他们还会把是否应验的情况补记上去，有的还会在契刻的文字上涂朱或者涂墨。整个占卜活动结束后，甲骨会被仔细地保存起来。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多次发掘出埋藏有大量甲骨的窖藏，应该就是当时[20]集中保存的结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人尚鬼”。主要为祭祀文字的甲骨，从龟甲卜骨原料收集、整治、占卜、契刻、验证到归档管理等，因其具有宗教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有一整套十分周密的流程。甲骨的原材料主要是按一定程序经过整治的龟甲、牛胛骨和肋骨等，也有其他动物骨甚至人骨。甲骨也有比较固定的来源，据甲骨学家研究，商代占卜所用的龟甲主要来自南方，有些南方的部族或者方国所承担的主要职责（贡赋）就是向商王朝贡献龟甲。甲骨卜辞中有一位名“我”的部族或部族首领，经常向商王贡献甲骨，一次数量即上千片。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甲骨卜辞中关于各地进奉龟甲的记载，数量达万片以上。至于牛胛骨等，则主要是殷墟本地所产。
从一定意义上说，负责占卜并管理占卜后相关记录的巫师，可以算作一种文献管理的专职官员，但卜辞毕竟只是巫师用于占验吉凶的东西，占卜之后将甲骨集中收藏或者埋于地下，目的并非用于传播，与今天所说的“图书”有很大的区别，可以称之为“文献”，但很难称之为“图书”。
一般人认为，甲骨文似乎是比金文更早的一种文字，其实刚好相反。殷墟已出土的甲骨文时间最早的是武丁时期，最晚的是帝辛（即殷纣王）时期，其间延续了二百多年。商代的有铭青铜器，大多数不能考证出明确的铸造时间，但时间最早的殷墟一期甲骨卜辞中有商王武丁之妻名“妇好”者，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妇好”器，说明这些青铜器与最早的甲骨文至少是同时的，根据这种情况推测，现存的青铜器中，很可能有一些年代比甲骨文更早。
将卜辞刻在甲骨上的做法，大约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停止了，而将文字铭刻在青铜器上的做法，则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中国封建时代的后期。中国古代一直都有铸造青铜器并镌刻铭文作为礼器的习惯，但鼎盛时期是在商周时代。战国以后，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原来主要供奉在宗庙中的青铜礼器逐渐被实用的青铜器所替代，以至于后来的人们都已经不太清楚商周时代曾经大量使用过青铜礼器。汉武帝时，就曾出土过“宝鼎”，被认为是吉兆，汉武帝还因此特别把年号改为“元鼎”。汉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法门寺一带）又得古鼎，其上有铭文，张敞释读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古人以为稀[21]罕，《汉书》还专门记录了此事。可见，那时人们对商周时期使用青铜器的情况已经不太了解了。
传世文献中，最早被记载的商代青铜器可能是《礼记·大学》所载“汤之盘”，其铭文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本文以《康诰》“作新民”、《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解，后世儒生也对此给予了许多解读，但大多属于附会之说，如朱熹解释说：“盘，沐浴之盘也。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22]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随着近代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所谓“汤之盘铭”不过是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上的一段铭文。郭沫若先生曾根据对近代保定出土“易州三勾兵”（图1-1）的研究指出，这其实是“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之误读，盖商代青铜盘铭略有泐损，故被后人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附会其意，读辛为新，[23]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这一方面反映了商代青铜器出土的历史，说明了商代铜器铭文是如何转变为传统图书内容的，也揭示了文献学研究中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文献内容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会因后人的误读而发生变化。图1-1 易州三勾兵之一（采自《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九）
自古迄今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数量很多，据统计有五千多件。但是，商代的青铜器多是礼器，铭文内容太简，目前已知铭文较长的商代青铜器如二祀、四祀、六祀《邲其卣》也不超过五十字。与甲骨文占卜性质不同，商代青铜器的文字主要是纪功性质的，更简单的，则仅记家族徽号、图案，又由于出土的数量远不如甲骨文，且零星分散，关于它们铸造、使用、收藏的具体情况都不十分清楚，很难据以研究商代的文献情况。不过，商代青铜器铭文有些内容可以与甲骨卜辞以及传世文献相印证，因此也是商代遗留下来最重要的文献类型之一。三 “典”与“册”
如果说甲骨文、金文还难以称作“图书”的话，商代最主要的文献载体，或者说与今天的“图书”概念最接近的东西，可能是书写文字的竹木简和缣帛。《墨子·兼爱下》云：
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竹、帛很早就被当作一种书写材料，虽然现在没有春秋以前的竹帛实物留存下来，但根据甲骨文中“典”与“册”的字形来看，它们是用竹木材料制作的，“册”像若干竹木简编连在一起，“典”则像编[24]连起来的“册”被放置于几案之上。甲骨文中有“乍（作）册”一职，其原始意义可能与掌管文献有关。“典”与“册”本来应是指法律、文诰以及历史档案之类的文献。《尚书·西伯戡黎》记殷纣王“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宋代蔡沈注：“典，常法也”，谓纣王不蹈循常法。《诗经·大雅·荡》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这也是说商纣王不用已有的法律，因此“大命以倾”。《吕氏春秋·先识览》曾记述了一个故事：“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25]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殷内史向挚所载奔周之“图法”，大概也是“册”“典”亦即档案、法令之类的东西。
商代的“典”与“册”，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文书、日常行为的准则，也是贵族们从小学习的教本。虽然有关商代的第一手资料不多，但根据相关史料的分析，商人至少是贵族阶层，他们对于像《盘庚》这类文献是非常熟悉的。周人灭商后，殷遗民不服，周公训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从其说话的语气来看，不仅这些殷遗民对于其祖先的“典”“册”非常熟悉，就是作为与商人不同民族的周人，对商人的“典”与“册”也是十分熟悉的。因此，这些“典”“册”已不单纯为法律文书，也是广泛传播、供人讲习阅读的图书。
今日所能见到的商代文献较为著名的是《尚书》中《商书》的某些篇章如《盘庚》等，据顾颉刚等学者的研究，可能的确属于商代的文献。战国时代成书的《左传》也大量引用过《商书》，如隐公六年、庄公十四年都曾经引用《商书》之语：“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这一段话也在今本《盘庚》之中，文字略[26]有不同。在商代的文献中，还有一些虽然今天已经看不到原始文献了，但是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完全可以推定，商代一定有一些与今天图书性质相同的文献。
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文明古国一样，诗歌和传唱故事应该是商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这些诗歌和传唱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在社会上传播，便形成图书。在流传至今的《诗经》中，有一些诗歌如《商颂》中的诗篇，虽然编定于周代，但其渊源可以上溯至商代。此外，在战国时代成书的《离骚》《吕氏春秋》中，都记载了一些关于商人的传说故事，除了口头传唱外，可能也有一些源自商代的图书。
在商代，还有一类图书虽然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肯定当时是十分重要并曾广泛存在过的，这就是家谱类文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民族。国有国史，家有家史，至少从商代就已经有了相关的文字记载。前面提到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完整地记录了商王从汤到纣的谱系，而根据王国维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殷本纪》所载商代先公先王世系与甲骨文中殷王祀典的排序除了个别可以分析出产生错误的原因外，其余几乎完全相同。显然，商代一定有一整套类似后代家谱的历史记载，而这些历史记载一直传到一千年后的司马迁时代。不仅商王室有完整的档案记载，其他贵族之家也应该普遍存在着记录家族历史的谱系资料，今天还能从甲骨文中找到一些遗存：在著名的甲骨文“家谱刻辞”中，记载了一个家族从“吹”到“儿”的至少十二代世系：
贞
儿先且曰吹
吹子曰伐
伐子曰燕
燕子曰雀
雀子曰壶
壶弟曰启
壶子曰丧
丧子曰牧
牧子曰洪
洪子曰御
御弟曰伇
御子曰射[27]
射子曰商。
大概当时已有如后世的“家谱”之类的文献。
古代中国是农耕民族，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是天文和气象。为了掌握四时的变化，对天象和物候变化的观察是当时人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传说中至少从夏代开始人们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在甲骨文、《尚书》和《诗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与天文和气象有关的文字。商代的天文学已十分发达，历法也非常精确。从甲骨文来看，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十二个朔望月为一年，因其与回归年有差，因此过几年就要设闰月，一般实行年终置闰，称十三月。商代对日食、月食的观察与记录也十分重视。可以想见，当时也可能有一些关于天文和历法方面的文献。
在商代，人们已经有了关于世界与宇宙的认知，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甲骨文中，有一片原为刘体智善斋所藏、名为“四方风”的甲骨（图1-2），文字不多，却直接反映了商人对于天地四方的概念：
东方曰析，风曰劦。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风曰彝。[28]（北）（方）（曰）勹，风曰伇。图1-2 刘体智旧藏甲骨《四方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另外，前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殷墟发掘所得的一片甲骨卜辞云：
辛亥卜，内贞：禘于北，方曰□，风曰伇。
辛亥卜，内贞：禘于南，方曰微，风（曰）□
贞：禘于东，方曰析，风曰劦。[29]
贞：禘于西，方曰彝，风（曰）。
这片甲骨为占卜文字，语句与善斋所藏不同，但文意正可相应。[30]《金璋所藏甲骨卜辞》472也有“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珏三”之语。以上甲文卜辞与《山海经》《尚书·尧典》的有关文字可以相对应，胡厚宣先生指出：《山海经》之某方曰某，来风曰某，实与甲骨文之四方风名，完全相合。惟甲骨文仅言四方名某，风曰某，在《山海经》则以四方之名为神人，故能出入风司日月之长短，此其异耳。《尧典》曰宅某方曰某者，袭甲骨文《山海经》之某方曰某也。厥民某者，袭甲骨文《山海经》之四方名也。鸟兽某某，由甲骨文之凤曰某讹变者也。在甲骨文仅为四方名某风名某，《山海经》文略同，惟已将四方之名神人化，至《尧典》则演为尧命羲和四子，掌四时星[31]历教民耕作之事，开《夏小正》与《月令》之先声矣。[32][33]
丁山先生、杨树达先生皆深以为然。商代的甲骨文与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如此相同，因此有理由相信，当时这类知识已经有了成文的记载，并且一直传到了后世。
在商人的知识体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地理的知识。商人本身以善于经商著称，在商人的“先公”中，有一位著名的先公名“亥”，传说他发明了牛车，让商人驾着牛车四处贩运经商，后世将善于经商者称为“商人”，也与此有关。由于四处贩运经商，一定的地理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在这方面直接的文献不多，但据信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就是一部地理书，也许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来自商代的文献。
与后世相比，商代图书的品种可能很有限，流通传播的范围可能也很小，这与商代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根据甲骨卜辞及相关文献分析，商代社会组织包括国家政权还比较原始，对信息与图书的需求还比较少。同时，商代基本的社会单元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一个个族群。人们分“族”聚居，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够自由流动的、不同族群和不同个人之间能够方便交往与交流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作为信息与思想交流（特别是远距离交流）工具的图书，其作用和传播范围是非常有限的。第二节周代的图书
周代包括西周、东周（春秋）时期，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周代国家治理和行为礼仪的制度化、文献的经典[34]化为标志，特别是几部最重要的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被汇集和整理成书，最后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渊源。因此，周代是中华文化的奠基时代。一 “周礼”与“周书”
周人本是臣服于商人、僻处于晋南和渭水流域的小方国，所居之处原是夏人的故地，因此周人继承、融合了许多夏人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起源于东方的商人创造了文字，当周人臣服于商人之后，商人所使用的文字也被周人所采用。
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人联合一些小方国，与商朝的军队会战于牧野，最后一举灭掉了商王朝。周人灭商，乃是以“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二者的实力原本相差很多，从文化传统上来说周人也比商人要落后许多，周人在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大致相当于商代后期、商王武乙统治时期）之前还行“戎狄之俗”，因此一个联合了众多小部族的“小邦周”要彻底征服文化先进、国家治理相对更加成熟的“大邦殷”，面临着许多困难。史书记载，虽然商纣王被诛、商王朝被推翻，但殷遗民的实力仍然强大，周武王忧虑国事，常常夜不能寐，说：“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35]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大意是说：上天建立了殷朝，其主力有三百六十个部落，虽然殷朝被推翻了，但这三百六十个部落的实力仍然还在。我尚未得到上天保佑而安定天下，哪有时间睡觉！克商后不久，周武王去世，其子成王在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辅佐下，一方面笼络人心，甚至继续用商纣之子武庚来管理殷遗民，封纣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人的发祥地宋，以统辖殷遗民。另一方面，周王又大封同姓和同盟的异姓诸侯，通过对同姓和异姓诸侯的分封，使周王朝自己的势力迅速扩张，特别是在平定了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周公辅佐周成王进一步完善“宗法制”，建立起了一套基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新的统治秩序，到成王之子康王时，天下平定，一个“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庞大帝国终于建立起来。
在政治的手段之外，周代统治者还面临着如何从思想上、文化上真正征服被统治者的问题。于是，在周公旦的主导下，周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思想、文化方面的措施，被后人称为“周公制礼作乐”。
通过“制礼作乐”所构筑的一整套与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的礼仪制度、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被后人统称为“周礼”；用文字固化下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文献，包括文诰、法令、典章、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反映统治者意志、社会主流思想的文献，则泛称“周书”。西汉扬雄谓：“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36]其书谯乎！”这里所说的“周书”就是泛指周代之书。“周书”是将夏商旧典和周文王、武王、成王以及周公的文诰、训辞等和像《周易》这样具有社会和生活哲理的图书汇集、整理出来，将原来不成文的社会行为规范如礼仪、制度加以整理并汇编成书，把各种口传史诗、饮宴乐歌以及民间诗歌汇集并加以筛选，最后编纂成书。这些事有的在武王克商之前就已着手准备。《逸周书·世俘》载：（武王）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
所谓“文考修商人典”，指周文王对商人的礼仪典章进行整理，以备建立新政权后统治的需要。克商以后，为了巩固统治，这项任务更加重要与迫切。《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所谓《书》，应该是夏商以来的文献，即后世所称之“夏书”“商书”者。周公通过阅读吸收前朝旧籍，获取治国之策，同时也希望用殷遗民熟悉的思想与语言来争取他们的认同。《史记》载：
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37]《毕命》。
这些文献，大多流传至今，就是著名的《尚书》中的《周书》部分，都是与西周初年重大事件相关的文献。“周礼”不仅仅是一套礼仪制度，它实际上更是华夏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反映，而“周书”则是最主要的载体，因而在整个封建时代被奉为经典，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上自国家行政与军事，下至百姓日常生活起居，“周礼”与“周书”都起着规范、指导的作用，因此，也是贵族及其子弟必须学习掌握的。《左传》定公四年记鲁、卫、晋诸国分封的情形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所谓“典策”，就是记载周人历史与礼仪典章制度的文献，这是每个受封者以及天子的所有臣民必须学习和遵守的。即便是春秋时期天子权威式微、诸侯并起争霸的情况下，“周礼”还是被华夏文化圈以及认同华夏文化的所有人遵循。《左传》昭公二年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在这个故事中至少反映出：第一，诸侯国之间有一套严格的仪节，如聘问之礼；第二，《易象》《鲁春秋》符合周公之礼，因而受到华夏文化圈内所有人的认同；第三，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宴会（包括其他社交场合）上，人们有时并不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通过吟诵《诗》中不同的篇章以各言其志，由此委婉、优雅地表明自己的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