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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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怪杰：李贽：告别中庸试读：
引子
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下的万历三十年三月初。
农历三月（这年有闰二月）的北京，天气已不那么令人瑟缩。御河桥下的冰凌化了，棋盘街旁的杨柳青了。可是，天宇京畿的百官万民却一点生机也感觉不到，心头重压的冻云不开，胸中拥塞的冰块难融。从庙堂大臣到市井小民，人们抹不去一个不忠不孝的念头，暗暗祈祷着，焦躁地盼望着：如果这位“酒色财气”四病缠身的皇上快快蹬腿，新皇登基照例来一番“与民更始”，大家兴许能喘一口气！
本来，二月里已有确凿消息传遍皇城内外，皇帝早晚工夫就要死了。
二月十六日，朱翊钧忽然感到病势沉重，将不得不撒手人间，急忙宣召诸大臣到仁德门候旨，并命首辅大学士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安排后事，说：“朕病甚，勉辅太子。这些年因为修建三大殿而征收矿税，本是权宜之计。现在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停勿征，所遣内监，都撤回京师。镇抚司和刑部关押的罪人可以开释；过去进谏得罪降谪的官员，都给他们复官吧。”说罢，便躺下来等着断气。这个晚上，内阁大学士们及三公九卿都非同寻常地在朝房守夜，以应大变。沈一贯按朱翊钧的意思拟好的圣旨，也已由太监送朱翊钧认可，交诸大臣传阅；大臣们如获至宝，期望即刻执行。
可是，第二天朱翊钧的病情好转，他反悔了，接连派出二十多批太监到内阁办事房索缴圣旨。沈一贯奏称：“臣等昨夜值宿朝房时已将谕旨传出，顷刻间已播扬四海，不宜出尔反尔。”但是，朱翊钧不管这些。司礼监太监田义侍候在旁，也力争道：“圣谕已颁行，皇上岂可反汗食言！”朱翊钧怒不可遏，拔刀要杀田义；田义不为所动，谏诤愈力。但首辅沈一贯害怕了，赶紧缴出前谕。过了两天，朱翊钧传谕内阁，说是前两天由于眩晕云云，一切“著照旧行”。
人们空喜欢了一场。
说到矿税等等，是怎么回事呢？这位万历皇帝长于深宫，自幼挥霍成性。冲龄践位，前十年有张居正夹辅难称心愿；待到成年，世间已无张居正，便纵性肆欲，哪管它天塌地陷。万历二十四年起，便向全国各地派遣大量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搜刮钱财供他挥霍。这些狐假虎威的钦差，所到之处树旗建厂，广招流氓地痞为爪牙，专以敲诈勒索为能事，侵害的不止一个阶层。富户不是被诬以盗矿，就是良田美宅或祖茔先墓被指下有矿脉，逼其献款；不论有无矿藏或矿脉贫富，皆强逼富户为承包矿税的“矿头”，抓来贫户为矿役。地方官员也不在这帮皇使的眼里。州县芝麻官固然不敢阻挠中使，藩司巡院等方面大员也不敢稍加钤束。此外，还有查收商税、店税、鱼课、盐税的特使满天飞，举凡舟车庐舍、五谷六畜、农工官吏，无不是纳税的对象。“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
如此穷凶极恶的折腾，闹得正如刑部侍郎吕坤所形容的：“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
万历二十六年，宦官陈增监山东矿税，凿山民夫多死，并逮及代纳税款稍缓的吏民，民众大哗。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聚众三四千，驱逐税监马堂，毙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黄州团风镇民众驱逐税监陈奉的徒党。
万历二十八年，京畿兵民苦于连年旱灾和矿税，起而为盗；浙人赵一平召集流民结党，拟举义兵造反。
万历二十九年，武昌民众聚集数万人围攻税监陈奉官舍，陈奉脱逃，投其党徒十六人于长江；苏州织工葛贤带领市民聚众包围税监衙门，乱石打死税使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放火焚毁帮凶汤莘的住房，并捆住六七名爪牙扔进河流。
就在朱翊钧食言而肥的当日，江西又发生民变，景德镇民众烧毁了税使厂房，儒生们怒殴矿监潘相……
尽管民怨鼎沸，报警的羽檄联翩而至，朱翊钧却无动于衷，坚持照既定方略办。
朝野士大夫忧心如焚。那些不怕丢官杀头的便前赴后继上疏劝谏。万历二十五年，吕坤上疏陈天下安危，请缓催科撤苛税，以收人心，防止人民“悉为寇仇”。
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与六部九卿大臣会疏纠劾宦官酿乱，毒害天下，请召还中使，罢除矿税。
但对这些意见，朱翊钧全当耳旁风。进言，或留中不发让它自生自灭，或下诏切责；行阻，轻则罚俸、撤职，重则打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诏狱中因建言及忤矿监税使的犯官，滞留未及时发遣的常有一二百名。
朱翊钧一意孤行，是因为他不相信大臣们的危言耸听。千古一局，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在这么过吗？有几股刁民闹事、造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本朝太祖英雄盖世，体恤民情，夙兴夜寐，终他老人家一世，哪年没有几起乱子？光《太祖实录》记载的就有一百二十多次！武宗北“征”南巡，游龙戏凤，北虏窥边，宗室造反，暴民骚扰京畿，不也照样稳坐龙廷？他又怕什么“万姓不肯为朝廷屈也”！
因此，尽管天下人情汹汹，士大夫忧心忡忡，万历皇帝并不减他在后宫寻欢作乐的雅兴。万历十七年以后他就懒得上朝了，内阁大臣想见他难于登青天。尤可骇怪、史无前例的是，政府机构的人事任免章奏他也置之不理，以致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许多衙署的正常运转陷于瘫痪。
如果谁以为这个暴君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那就错了！他有十分警醒的一面。
他是厌恶大臣谏诤的，尤其反感言官，公然声明“耻为臣下挟制”，一再讥讽建言者是“卖直求名”。进言的疏奏绝大多数被打入冷宫。
然而，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动向，他从未掉以轻心。前两年通政使杨时乔具疏揭发有学者“以（程朱）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建议诏令“所司明禁，用彰风教”。朱翊钧立即“诏从其言”。
这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礼科都给事中（七品言官）张问达上疏，弹劾二十多年前已从知府任上退休、现寄居北京郊区通州的李贽惑乱人心。
这回朱翊钧阅处的效率极高。一看到劾疏的题由，便将珍宝古玩、俚曲杂说统统推到一边，聚精会神地看下去。
李贽这个人物他是知道的。虽说躲在重城深宫，靠着侦伺的锦衣卫和东厂特务无所不在，上至王公贵族的府第、三公九卿的宅邸，下至市井的茶楼酒肆、山村的野店荒寺，有什么大的异动变兆他都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个李贽前两年在南京讲学，一帮学子士绅趋之若鹜；去年移居通州后，燕蓟人士亦望风礼拜。此人“所至倾动”，有“大教主”之盛名，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可低估。若听任这样的人传播他的异端邪说，败坏人心，将比聚众滋事火烧几所衙门、占山为寇攻掠几座州县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防大乱于未萌，绝不容许开创蛊惑世道民心的先例！
朱翊钧自从“看穿”了张居正的真面目以后，压根儿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公忠体国”的臣子和光明正大的君子，对言官的奏疏更是满腹狐疑。他当然明白，张问达指责一个七十多岁的病衰老头勾引女人是无稽之谈；把麻城无赖少年明劫人财强搂人妇的流氓行为都归咎于李贽是深文周纳，就像把京城的流氓犯罪都归于公卿大臣教唆一样荒唐；至于说缙绅士大夫有诵咒念佛的，只要他们言行规矩恪守臣道亦未为不可，皇太后就喜欢烧香拜佛嘛，我朱翊钧从小陪母后礼佛还少吗？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这个李贽竟敢口吐狂言，与列祖列宗唱反调，说孔夫子的是非标准不足为据！如果臣民们都不信孔子的教训了，不循礼教，不守名分，不忠不义，上下相侵，尊卑失序，天下还成个天下吗？
于是，他并不像往常那样去猜度这奏折后面有什么人事纠葛，也不屑理会勾引妇女之类诋毁名誉的惯用词语，而是“高瞻远瞩”，抓住政治要害，写下批示：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厂指由太监领导的特务机关“东厂”，卫指担负警卫和侦缉任务的御林亲军“锦衣卫”，五城指维持京城五个城区治安的宪兵衙门“五城兵马指挥司”）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一并治罪。
这个批示是异乎寻常的。请求劾治某人的奏疏，一般是有意从严议处的，以便给皇帝显示宽大为怀优恤臣工的机会，皇帝一般对拟议的惩处从宽减等发落。可是，朱翊钧的这个批示却比张问达的拟议要重得多：张问达只请求由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回故乡；朱翊钧却下令将李贽列入最高级别的要犯，由宪兵特务捉拿到案，打入北京的“天牢”候审；而且，关于查禁李贽著作，又加上了究治徒党私藏的命令。
这个批示于法是无据的。《大明律》虽有“谋反大逆”、“谋叛”等罪名，李贽却是公开讲学、公开印行著作，与“谋”即阴谋不沾边。《大明律》虽有“造妖书妖言”的罪由，但那是指秘密结社和兴立白莲教之类，造预言书、教规教约等，或编造蛊惑人心的谣谚、“天书”之属，并没有以著述和学术言论治罪的条款。张问达即便想置李贽于死地，他也想不出将李贽投入大狱的适用法律。
元朝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皇帝口含天宪，朱翊钧当然不必理睬有无法律依据。
有意味的是，他采用的罪名“惑世诬民”，是配享孔庙的大导师朱文公朱熹首创的。朱熹在那篇阐明他作《大学章句》的序言里，表白他就是为了扫除形形色色“惑世诬（欺骗）民”的异端邪说，以便后人“极知僭逾无所逃罪”。
但是，无论汉唐，还是宋元以来，纯粹以思想言论治罪，严惩一个举国知名的学者，迄今是没有先例的。北宋禁过苏轼的诗文，南宋禁过朱熹的“伪学”，因为他们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或卷入了官场权力之争的漩涡。查禁著述不过是由头、手段，是“恨屋及乌”。本朝英宗正统年间查禁过《剪灯新话》等坊间流行的小说杂著，主要是这些通俗小说太迷人，妨碍经生儒士诵习功课。查禁时，《剪灯新话》的作者早已作古，别的作者也没有费心去追究。
话说回来，这个李贽也太猖狂了！打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魏六朝、隋唐五代、两宋胡元，以至我大明政教合一一千七百余年，谁敢公然侮辱孔圣人，诋毁孔夫子的话不足为万世法？建国初期，祖宗立千秋万代不易之规，规定儒生研习《四书》《五经》，“一宗朱子之书”，以朱程的传注解释为准，开科取士择官时有悖孔离朱妄立论者，一概弃斥不录。他却道《六经》《论语》《孟子》是道学欺世的口实、假人藏身的渊薮，天生一人有一人之用，不必取给于孔孟，只要凭真心顺本性为人立世就好。朱夫子更是他讽刺挖苦的下酒小菜一碟！忠孝节烈人物，千百年褒贬定案，他肆无忌惮地掀翻；篡国危主的乱臣贼子，他列为智谋名臣；自媒淫奔的妖妇贱女，他颂为善择良缘……不一而足。这样触犯名教的千古罕见罪人，自当受千古未有之严谴！
朱翊钧的诏谕发下去，多年来与李贽交往的文武官员，并无一人上疏论救。
三月三日，倒是有两个奏札递上去。一个是御史康丕扬上的，称“不逐李贽，无以端天下之习”；一个是礼部尚书冯琦的，他首先赞颂“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为）辟邪之盛举也”，并要求扩大查禁范围，凡借佛典禅语“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背弃孔孟，非毁程朱”的“一切新说曲议”及生员人等，统行烧毁或黜革。
这次朱翊钧又破例迅速作出反应，批示道：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彰宋儒。近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益），可开列条款奏来。
皇上到底英明仁厚，不赞成牵连到修道信佛的人，不愿扩大打击面：“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
自朱翊钧登基以来三十年，关于逮问李贽的决定，朝廷上空前地一致通过；尽管口口声声“敬天法祖”的大人先生们知道，这样严惩一个异端思想家是旷古没有的事体。
圣旨下达之后，锦衣卫立即派校尉驰赴通州城北门外马氏庄擒拿李贽。
七十六岁的李贽，寄住在七年前因上疏冒犯龙颜被削职为民的前监察御史马经纶的庄上，数月来病势沉重，僵卧床榻，只剩下一口呼吸不匀的气息。自料不久于人世，已在二月初五给随侍弟子及朋友口授遗言，吩咐后事。
这一日，他迷迷糊糊中感到似乎出了祸事：病房里守护的人匆匆进出，压着嗓子低语……
李贽立即问马经纶发生了什么事。马经纶无法隐瞒，便告诉他锦衣卫来了。
李贽好像早就等着这个时刻，猛地双手撑床坐起，大声说：“这是为我而来的！”
他勉力下床，向房门口走去。才走两三步，虚弱的病躯支持不住，摇晃着要倒下去。有泪不敢垂的马经纶急忙搀扶住李贽。李贽吩咐道：“给我取块门板来。”
李贽躺到门板上后，对锦衣卫校尉和抬门板的马家仆人喊道：“快走吧！我是罪人，不宜在此逗留。”
马经纶要同李贽一起进京。李贽劝阻他：“您是被放逐出京城的犯官，按规章是不能进京的，何况您还有老父在堂。”“不，先生既是朝廷的要犯，我就是隐藏要犯的同案犯。要死就一起死，我绝不能留下来而让先生一人去！”
一向骄横跋扈恶如豺虎的锦衣校尉目睹此情此景，一个个默默无言，静静地在一旁守候着。
一行人抬着门板上的李贽向西走去。走不多远，马家仆人数十，奉马老太爷之命，哭泣着跪倒在路，请马经纶不要自投罗网。马经纶不听，扶着门板，守护着半昏迷状态的李先生，义无反顾地向监狱进发。
经不住路途颠簸，半路上李贽就昏迷不醒了。偶尔苏醒，不是咳喘，就是干呕。当日投进监狱时，他的脉息已很微弱。
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是奉诏关押钦定要犯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作“诏狱”。这是一座实在的人间地狱。“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阴森恐怖，腥臭腐恶，动辄施用十八种大刑。解缙、杨最等多少名臣就先后惨死其中。
第二天提审，随侍看护李贽的人，只得半掖半拖地将他带到大堂前。经这一番折腾，又因躺在堂前冰冷的石阶上，李贽苏醒过来。
镇抚司镇抚见这个须眉皆白、瘦骨嶙峋的老头已是气息奄奄，开恩免去了惯常的见面礼——严刑拷打，只是厉声喝问道：“你何以妄著书？”“罪人著书甚多，有目共睹，于圣教有益无损！”
李贽答话声音细微，却毫不示弱。从那挣扎着昂起的头颅上，看不出一丝恐惧乞怜的影子，深陷的眼眶里一双眸子仍有几分咄咄逼人的光芒。
这老家伙果然是条倔强汉子！镇抚觉得好笑，心底不禁泛起股敬意。他从来没审办过，甚至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案子。不就是写了几册书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值得这样大做文章？这帮文官互相咬起来，就找不出更合适的由头了！
镇抚懒得继续审讯，示意将犯人送回监室。
以后再也没有提审，李贽便在监狱里等候皇上的最后裁决。
对抗的意志激发了他的生命力。他渐渐苏醒过来，病势竟比入狱时有所好转。
由于镇抚司长官并不重视此案，马经纶又不惜破费家财在诏狱上下打点，李贽囚禁的条件受到了一定优待。他可以有侍者入狱照料生活，并可以观听他一生嗜之如命的书卷。
站在囚室那小小的一方窗户下，望着院子里随风飘动的袅袅晴丝，因风飞过屋顶或沦落阴沟污泥的杨花柳絮，望着一角蓝天上冉冉向南行去的白云，谁也不知道李贽想到了些什么。
他想起了南方泉州湾畔的家乡和家乡的亲人吗？他后悔离乡背井奔走仕途，又如弃敝屣抛掉四品黄堂的锦衣玉带寄寓异地友人吗？
他想起了大别山麓的黄安、麻城和那里的挚友、宿敌吗？他若是可以重新选择，该不该不留情面撕破正人君子们的伪装，无所顾忌地放言高论，评说千古是非？
他七十六年的生涯，历尽人间坎坷。经五十余年跋涉，由逆至顺，官至“二千石”，却舍顺处逆，弃官弃家，去追求他的时代注定不能给予他的生活。
让我们从他悲壮的人生历程中第一次自主的选择讲起吧。一、辞官云南
万历八年（1580）。
早春二月的云南。姚安“军民府”衙署。
和煦的晚风送来远山阵阵松涛，明莹的下弦月笼映中的庭花院树，显得那么妩媚曼妙……
赏心悦目的景致现在勾不起李贽的兴趣，他正心事重重地在小小的后花园的石径上踱来踱去。
大道多歧，世路维艰。在漫漫人生途程中，他正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
自万历五年赴任云南“知姚安军民府事”，三年任期即将告满，是留守衙门，等待新的任免骘黜安排呢，还是决然去官，从此告别仕途，自放林泉？
虽然三年前就有意自劾免归，远离官场，事到临头，真要解官致仕，心中仍不禁七上八下，踌躇不已。
一件件往事涌上心间，一个个念头交替闪现，如骤雨初歇后百水赴川，如两军鏖兵时万蹄纷沓。宁贫贱而轻世肆志
怎能忘却被迫闯荡宦海的初衷呢？
自唐僖宗光启年间迁离河南光州固始，避乱留闽，李氏祖祖辈辈就定居在泉州，依海为生。
泉州古城，是大陆东南沿海一座重要的通商口岸，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基地之一。背靠重峦叠嶂，面向辽阔的东海，滔滔的晋江水从西北流向东南，绕城注入泉州湾。这座得天独厚的良港，唐代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城市。城内外居住着许多波斯商人，许多摩尼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海市的兴旺、商业的繁荣，曾使政府垂涎其厚利。“奸臣”卢世荣曾奏请元世祖，于泉州设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积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不过，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庞大帝国，“色目人”是高于汉人的种族，他们到中国经商很自由，这个“奸臣”的建议管不了事。福建泉州李贽故居（崔晟拍摄，2001年）
尽管大海风波难测，经商盈亏莫定，以不畏履危蹈险出生入死之勇，挟筹划算计精明果决之智，终元之世而迄明初，李氏为泉州巨商。自李贽上溯，第八代祖李闾，承借先人蓄积之资，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第七代祖李驽，壮年时航吴泛越，亦是泉州商界巨子。
可是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不仅“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甚至“禁民入海捕鱼”，国家严格管制和垄断资本对外贸易往来。如果说实行这种闭关锁国政策是为了防范张士诚余党，那就用不着建国二三十年后仍不解禁并立为永制；如果说是汲取历朝开边的教训，不好大喜功，却连渔民下海都不许，这就难讲是体恤兵民。其核心的指导思想其实是传统保守的“重本抑末”，轻视商业发展；是愚而自用的“天朝上邦”观念。朱元璋曾诏告：“中国之于四裔，犹衣裳之于冠冕，水木之于本源，分至明也。”明朝要的只是“四夷”臣服并象征性地纳贡，根本无意于通商互利。
洪武十七年。李贽上溯第七世祖李驽被征为官商发航西洋，遭逢“忽鲁谟斯”（伊朗）的纷争，被乱，困于异国，遂从其教，在当地娶色目人女奴成家，后历尽艰险携眷归国。由此受到本族人歧视，改姓为林。
上溯第六世祖林仙保，亦夙有经营四方之志，以通晓外语，被录为“通事”（翻译官）；后不乐随侍官差，经商于广东，殁于广东龙州县。
上溯第五世祖林恭惠，亦以谙译语，被荐为“通事”，伴引日本诸国使者入贡京师。然而，如此非官非吏，又不得承祖业经商，家道遂一蹶不振。
其时已至15世纪中叶，日本政府正纵容商人与海盗向中国拓展；稍后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在鼓励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寻找“黄金国”，支持海盗商人开拓殖民地。15世纪末，意大利人哥伦布和亚美利哥“发现”了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沿东非海岸进入印度洋。至李贽出世的前十年（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已闯到了中国东南沿海。
中国政府却仍然妄自尊大地奉行着海禁政策。理由似乎更充足了：御倭靖边，维持王朝的安定。愚蠢的闭关政策不仅招致倭患日深，而且驱民为盗，串通外商外寇骚扰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彼夷之货，以所有易所无，即中国交易之意也……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为寇哉？余以海市一通，则鲸鲵自息……海市有利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但这种比较开明的意见横遭窒息，并未影响明朝的既定国策。
经商被压抑，失去了祖传的谋生手段，到第四世即曾祖父，李贽的家庭完全沦落为贫民，以致曾祖父母死后很长时间不能入土下葬。
祖父竹轩林公，百思无计，被迫选择走传统的正道，让儿子即李贽父亲白斋林公死了从商之心，改习文墨（李贽原也从父姓林，叫林载贽，考中秀才入泉州府学后，才归宗姓李，避明穆宗朱载垕之讳去掉“载”字，单名贽）。
李贽七岁随父亲白斋先生辗转于“海上”，颠沛流离，一家人勉强能糊口。李贽随父亲训蒙之馆就读，聪慧好学，年十二便独抒己见写出令同学们钦佩的文章。作为长子的他，有义务学有所成而为父分忧。无奈，当时读书不许思索，作文只准按朱熹的传注代圣贤立言，对于他这种喜欢寻根究底的人，实在是件大苦事。李贽越思索越觉得朱夫子的话往往漏洞百出，欲从不甘，欲辩徒然取扰，真想将那《四书》、《五经》付之一炬！
李贽想到父亲年老体弱，弟妹待婚待嫁，哪得任性废学？且依样画葫芦，随俗揣摩俯仰，诵记用尖新词句包裹的陈词滥调，去科场碰碰运气。
也许是“祖宗保佑”，李贽居然一试即中，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十六岁时，考中了福建乡试举人。只因家境困窘，难措盘缠赴京会试，也不敢再心存一举首登龙虎榜的侥幸心理，怕误了家计和弟妹的婚姻大事，从此他便以举人的资格踏上了仕途。
茫茫宦海，举人是一只不能入编队的小舢板，只能从未入流的小官干起，最高也只能从九品做起，这是最低级的芥末微官。
李贽就禄，被选的是远离家乡的教职——河南辉县的县学教谕；这个不入流的缺还是候补了三年才得到的。
俯首卑职，屈沉下僚，徘徊郎署，苦撑苦熬二十余年，跌跌撞撞爬了七级台阶，好不容易挣到一顶知府的乌纱帽，幸免了冻馁之忧。
忘不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隆冬，一家人绝粮七日饥寒交迫的困踣。
在县学教谕任上，他耻于向生员们勒索见面礼和年节孝敬，耻于借抑扬月考岁评向秀才们明敲暗诈，就职五载仅凭微薄的薪俸养家，并无多少积蓄。选调南京国子监任教不久，即奔父丧回闽。遵制守丧期间又遭逢倭寇作难，困守围城九死一生。守丧三年期满进京候缺，一等就是十个月，不得不开馆当私塾先生求升斗之养。想到孔丘先生赞美颜回，说什么：“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真是叫人啼笑皆非。讲这样话的人，要么是养尊处优，根本不必过问柴米油盐，像那个口不言钱的豪绅王夷甫，要么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臭味极矣”！
那一年冬季特别寒冷，大雪连降三日，路断门封，一家人七天没吃上一顿饭，僵卧冷炕，奄奄待毙。幸而房东见怜，送来几碗粗黍稀粥，一家人狼吞虎咽，须臾下肚，才感到重有一丝活气。
忘不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乍暖还寒，抛妻别女于辉县的凄凄惨惨。
那一年得补北京国子监教官未几，次子（长子早已夭亡）病死的当天，传来祖父逝世的讣闻，携眷奔丧守制，一乏川资，二无生计，怎不叫人愁肠百结！万般无奈，只有将朋友和同事赠送的葬金分作两股，一面权寄妻女于任教五年的河南辉县，让她们置点田产耕织度命，一面独自归葬三代先人。妻子黄氏多么渴望随夫回闽，呜咽着说：“我母亲早寡，守着我这个独女长大。我随君应官差，抛下她老人家朝夕挂念我，双眼都哭瞎了，我若不归，今生今世我们母女就再也不能相会了……”
妻子泪下如雨，李贽心如刀割。然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他只好咬紧牙关，横心正色不顾。妻子知他势逼情迫，反收泪改容宽慰他，请归以平安禀告老母。
买田数亩安顿下一家人，偏逢辉县大旱。县衙里的贪官墨吏们讹诈大户钱财不遂，借口水源要灌漕河解送皇粮，不许引半滴山泉河水浇灌私田。李贽奔走衙门代民恳请不获允，既不忍坐视全邑万顷农田受旱也不愿独领这伙官匪的情享受特许引水灌自家田地，便忧心忡忡丢下妻女南归。此时此地纵是铁石人也肝肠寸断！
更烙心蚀骨的是，丧葬礼毕，他满怀团聚的期望来接妻女，才知自己那年归未数月，二女儿三女儿都相继饿死了！多亏来辉县赈灾的卫辉府推官邓林材（石阳）等，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拨俸赠金数两，妻子才得购棉花织布换取柴米，母女俩才借此苦度过三年岁月。
夫妻父女重聚的那个夜晚，秉烛相向，大哀欲哭无泪，大痛欲语无言，丧魂失魄恍如梦魇。
多少年了，每念及此，犹五内俱焚。
随后，补北京礼部司务——一个从九品的穷小官，一熬又是五年……
从贫穷的虎口逃生的李贽，深深地体会到金钱财产对人生哀乐、顺逆和成败的重要作用。他从不讳言自己“爱钱”，希望有权势。
生活教他痛恨那些不知痛痒的高调：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生活教他明白，离开了穿衣吃饭谈“人伦物理”，不是清谈就是欺世盗名！“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伯夷能让千乘国主的地位，闻西伯善养老，就不远千里去投奔；姜太公怀鹰扬才志，未达时迢遥就养于文王；韩信高大多智，处穷时不得不寄食于漂母……“以此观之，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圣人之所以必用也，何可言无？”
如今来这姚安任知府，虽是“边方”僻壤，却不是“杂职”小吏。作为地方长官，官俸虽薄——本朝的官俸是历代最微薄的，四品官阶法定的月俸二十四石米，还常打折扣，但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收入即使廉洁奉公并不格外诛求也相当可观。按照不成文的“常例”，知府一年上千两银子俸外收入少不了。姚安虽是“有名无实”的军民府，只辖一州一县属域不广，但物产丰饶名贵，不仅有国家专管的白盐井和沙金，而且府境产麝香，州县俱产大青、人参、肉桂等药材，“羡余”也颇厚。还爬个一级半级，光宗耀祖赠封先人与妻室，荫袭后世，世人艳羡的大富大贵的好事就齐了。
可是，博取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这并不是先人和他自己读书入仕的初衷，谋求一定的生活和社会保障与贪财恋势一线贯通又泾渭分明。想十二岁那年练笔试作《老农老圃论》，李贽推测，樊迟向孔子问农圃，其意在示隐身田园之志，而“上大人丘乙己”骂他是小人，并非鄙视农业生产，为的是不忍弟子放弃从政之愿，没世而无名。论成，同学们惊服，不是赞他为樊迟明志，而是贺他利口善辩，将来必可博取人间富贵。父亲却不以此贺为喜，自己也以贺意鄙俗而不屑。
人格上，“从来君子不如野人！”稍有人味、未竭骨气者，岂甘一辈子仰人鼻息过活。心为形役的罪早已受够了！要不是顾虑退职后一家老小生计没有保障，连这任知府李贽也不想干的。万历五年入滇赴任，道经长江岸边的团风镇，舍舟登岸到黄安县晤挚友耿定理，那时他就有意弃官退隐。是朋友们见他宦囊萧然，劝他还是勉强做三年官，积攒居食之资，这才留下女儿女婿在黄安，偕黄氏就职，又忍受了三年的屈辱！
为官的甘甜，为官的苦辣，在李贽胸中交沸。可怜妻子自结缡相随，历尽艰辛，如今地位刚刚比较稳固，生活可望小康宽裕，却又弃之不取，李贽不免于心不忍，一时又难定辞官的决心。
不，不能在这种荒谬困窘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我李贽也要立定“一生主意”，像战国高士鲁仲连那样：与其富贵而屈从于人，宁愿贫贱而轻世肆志！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
李贽想到高士鲁仲连的“一生主意”，心中反而更加疑惑犹豫起来：自己可以比附人家吗？
想那鲁仲连高蹈倜傥，视富贵爵禄如腐鱼臭肉，固然超迈雄奇，若未能建功树勋显英才而逸志于世，则老死蓬门柴户，其谁知之？“十万（齐兵围攻）聊城一岁余，鲁生唯往数行书（即乱燕将之心，使不攻城而克复）。谁言（他只）胜却百夫长？我道万夫终不如！”
鲁仲连说得好，大丈夫当“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狷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敝也”；若临国家危亡而不能救，虽雄辩“一日服千人”，只好比夜猫子叫丧，徒惹世人厌憎！
官场虽然污浊满地，龌龊难当，但若能握权处势大展宏图，理当舍身救世。纵观古之有为大臣，“但能忍辱者，亦妙于趋时；务结主者，尤贵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肚量大度）者不能也。而其实，皆本之于（建功立业，匡时救世之）至诚。”如唐代名相狄仁杰，“同尘合污，与世委蛇，对主褫（夺武后男宠张昌宗）之裘，当朝（与之）纵博，非但（借以保）全唐（室），亦以完躯，其事伟矣！”
何况自弱冠糊口四方，在官场操练这么多年，无日不逐时事而奔走，我李贽也学会了含诟忍耻，装聋作哑；若能得知于朝廷，有大用的希望，再受些委屈又有何妨？
再说，亦非绝对不能以直道处世。这么些年来，我李贽处世而不攀人事，“拜揖公堂之外，闭户自若”，虽不讨上司欢心，吃够这个犟脾气的苦头，然上官“终念我职卑而能自立”，未加大害，毕竟升到了这四品黄堂之职。赵大洲（贞吉）先生亦是性格倔强之人，虽“学高才博，然好刚使气，动与物违”，仕途坎坷，毕竟也曾进内阁赞预过机要。
然而，当朝大臣谁是知我李卓吾之人？谁能援手荐举我？朝廷如今的制度有条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院，非翰林学士不得入内阁。自己不过举人出身，纵令“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祸害，身当其任，勇而行之，而不得一第则无凭（依）”，徒唤奈何！
姚安，唐代武后称制期间名臣张柬之七十余岁起官凤阁舍人不久，以忤旨出为合蜀二州刺史，曾按临此地。武后思得奇士辅佐，得狄仁杰、姚崇力荐，张柬之以年逾古稀的高龄破格被拜相。而“今世男子几人（能如武后）欲得奇士哉！”
姚安军民府辖区，北抵金沙江，南控大凉山，西接大理苍山洱海，东望五百里滇池；在更大的背景上，其“西（邻）大秦，南（通）交趾”，是古哀牢国之域，历代为朝廷征服西南“蛮夷”必争的战略要地。这里的高山深峒、密林丛箐中聚居着彝族（所谓“倮、猓、罗罗”），低丘平坝杂居着少数白族（所谓“棘人”），自东汉光武帝末年内属，置永昌郡统之以来，叛服不定，剿抚相续。本朝，自洪武十五年设府，代代骚乱不已。直到万历元年，巡抚邹应龙和总兵官沐昌祚戡乱云南，姚安彝族首领罗思被征服，此地才暂告平静下来。姚安境内驻扎着两个“千户所”和数个“巡检司”；以朝廷定期任命的汉族官员（流官）为地方长官，佐以世袭土官；在少数民族部落中实行土司酋长和头人世袭的自治制度，因此称作“军民府”。
承历代之乱，当兵事之后，初来知此军民府事，但见疮痍满目，各族相疑，百姓戍卒人人如火燎箭伤之哀鸿。经这三年的与民休息，地方局势趋于稳定，军民各安生业，但朝夕之间可能风云突变。自己既不能保证政治方略的连续，更不能给治下子民创造长远的生存保障条件。
在本朝，地方官是无足轻重的，地方官的施政措施随时可能被指令改变，或者被朝廷上某个动议所打乱。
自宋太祖汲取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创立一套重文轻武居中制外的政制，为本朝太祖规仿承袭，相沿至今。地方官若在任所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纵有显效证明为利国便民有益于社稷之举措，能人去而后政息还算走运的，更多的是谋未决而谤议蜂起，政始兴而朝令纷更，依违两难，半途而废，以致“州郡之职，徒劳人尔”。
在宋代，京官外放是一种惩罚。在大明，中了进士授职，上者期望进翰林院，哪怕是任“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哪怕是入院当庶吉士再读三年书之后听选；其次期望任给事中或任御史做言官、监察官；再次期望任六部各司主事。得在京官职则欣欣然，而视州县守令等地方官职，就像鸾凤鄙弃腐鼠，一或得之，则魂耗魄丧，对妻室儿女失色，甚至昏夜叩拜权门哀求免授，宁愿候补。此不可以人品道德轻下褒贬，势有必至之理也。
朝廷不仅轻视地方政治权力，而且根本不顾恤地方官的身家性命。剿抚兴革大计率尔而立，并无一定一规、必循之理，乱命时下，简直拿地方官的安危毁誉当儿戏。云南地方官吏至今提起云南最高行政长官左布政使徐樾（王心斋先生的大弟子波石先生）之死，仍觉心寒齿冷。嘉靖年间，元江府土舍那鉴杀土知府那宪，攻州劫县，诱杀了前往议降的徐樾，姚安土官高鹄往救时亦战死，世宗兴兵讨伐不克，便允许那鉴纳象赎罪。时人为之作歌谣曰：“可怜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条。”
地方官如此之轻、如此之贱，就做到徐樾那样为藩为伯的地位，也太不值了！更何况，天生我李贽是这么不吉祥。
从三皇五帝，到周公孔子，到韩李程朱，古今的人心情理差不多；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到汉唐宋元，古今的天下治乱兴衰大势归趋如一。而我李贽从少到老，原情论势，却总与众人的想法不一样，竟不见有一人相合。这怎不叫我惊疑，天生卓吾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磨难我，令我不得众人欢心，不得心宁神定？
李贽从出仕，迭经世事变故，先是南倭、北虏之乱，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瑶、壮诸夷之变。“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予所见质（询）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
对清议辩学，与众人相左，就已太危险；见之于行，施之于政，与上官衙门尽相违迕，就更如燕巢于幕鱼游于釜，祸变莫测。
在姚安任上，为云南巡抚王凝所不喜，倒是意料之中的。这位抚台大人是个贪赃枉法、欺下谄上的无耻小人，不必提他。最令人烦恼痛心的是：云南布政司（类似今省政府）分守洱海道（辖武定、姚安等州府）的顶头上司骆问礼，置署姚安，朝夕相处，最称相知；其人有能力有操守，有文章学术才华，有行履实绩；初以清廉苦节敬重李贽，后来却认为李贽是无能之辈而刻意加害，只因为二人政见有原则分歧。
从低层社会登上仕途，南北颠踬几十年，李贽深知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根因于为官者扰民剥民太甚，于是很向往“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治世贵在因时制宜，行实学，求实政。而今之世，“譬如人有虚祛之症。饮食可进则进之，不可进则俟之，不（能）遽试以金石之药，攻劫之剂。以无病试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李贽最佩服的古代大臣是尚宽大、务简易、循自然，不治而治的汉相曹参、丙吉及卧治郡国的汲黯。
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本着“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的方针行政。尽可能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让各民族和睦相处；御下宽厚，体念仕于此者，无家的生活诸多不便，有家的万里崎岖而入，狼狈而去，势同流放，情有不堪，偶尔冒犯上官和法纪亦人所难免，只宜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予以谅解。不仅自己以“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为旨归，对州县长官也这样指导和要求。幸而知州知县不执异见，合作得较顺利。
但这一切却引起了骆问礼的不满，责备李贽不过干些捐俸营修颓圮的学校，帮助百姓修聚居区的防火道及火神庙等小事，无所作为，又律下无方。
李贽苦劝骆问礼：“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刚愎自用的骆问礼，不把李贽放在眼里，当然不会采纳这种建议。他不但不把李贽放在眼里，还把李贽视如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
这骆问礼倒有几分像“摄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虽忧国忧民勇于任事令人钦佩，却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于学术所取既偏，容人器宇复狭隘。与这样的人共事甚难，何况受其辖制！
幸得万历六年任云南按察司（主管地方官员监察、重大案件复审等，级别虽较布政司低，实权更大）佥事，分巡洱海道的顾养谦，与李贽甚为相得，常对李贽予以关照排解，使他免受骆倾轧之害。
然而，顾养谦虽难得之奇杰，颇具只眼，也能虚心推诚以待人，但亦不足真为李贽的知音。
思前想后，李贽的孤独感愈加深重，不禁绝望地仰天长叹：“今生今世想来是不会有知李卓吾的人了！”
没有理解者欣赏者，没有戮力同心患难相扶者，与世尽触，从政前途必定是晦暗的，大有作为更不可能。
既然如此，何不死了用世之心？“古来材大皆难用，且看《楞伽》四卷经。”不甘为一世人士
回首五十四度春秋的人生经历，坎坷蹭蹬，诚所谓跋前疐后，动辄得咎，鸟言夷面，竟死何裨！始知释迦牟尼悟道后初转法轮，为何开口便说“苦谛”。《大智度论》说，人生遭恶贼虎狼、风雨寒热为“外苦”，身心俱苦为“内苦”。此人生“二苦”，我李贽今已备尝矣，何时能超脱“苦海”？
李贽“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也许是一种天性吧。人赤条条到这个世界上，原不带成见来，更不戴桎梏而生。本不甘穿鼻络首被管束，亦不乐闻大道理受教化，总欲喜怒哀乐缘情而发，动静行止率性而为。可是，从“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如此拘挛，从不知何为生趣，“有身是苦”岂虚言哉！
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倡遵“顺乎自然”法门，而不弃官场，恐终身难入法门矣。龙溪先生（王畿）有言：“以身徇物，悼往悲来，戚戚然若无所容，世俗之芥蒂也”，“学问须识真性，独往独来，使真性常显，始能不落陪奉”，“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在李贽看来，龙溪先生的话仿佛专因他的病而痛下针砭。他若终生如此恓恓惶惶，随人俯仰，岂不枉求学问道这么多年！
天生不祥，动与物违，又焉知非天授我异才，令卓吾成一段大事业？索豪杰之于众人皆好之中，犹钓鳌于井，何可得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何不如近溪先生（罗汝芳）所言：“直是一刀两断，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确然以一身为主，独往独来，一丝不挂？”
近溪先生曾“参政”云南，分守永昌道。众酋长当议抚不服、议剿未定之时，指名请罗公前往。先生不顾同事劝阻，欣然前行，晓之以服叛利害，酋长皆泣，一场动乱遂告平息，军民夷众幸免涂炭。不惧炙手可热的权势，抗首辅张居正之意，讲学都门，这是何等英豪气骨！得效先生“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是人生之快事也哉！
父亲当年处于贫贱之中，授我以学，非望儿子长大能猎取人间富贵以救贫贱，所望者远出于世俗的胸腹窥测之上。父亲虽未明谕，心斋先生（王艮）有教言：“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今我既不能如姜太公、张子房、诸葛孔明、陈静诚遭逢明主，出为帝王之师，何不为“造命之大人”，处为天下万世立极？岂甘为一世之人士，功名与尸骨同腐！
而况，“凡为学，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是故有弃官不顾者，有弃家不顾者，又有视其身若无有，至一麻一麦，鹊巢其顶而不知者”，这只是因为他们极爱自己的性命。谁不爱自己的性命呢？但凡夫俗子“所爱只于七尺之躯，所知只于百年之内而已，而不知自己性命悠久，实与天地作配于无疆”。只有建树万世永赖的业绩，才能超越生死，无生无死，才算永离苦海，获得与天地相终始的上寿，到达永恒的彼岸。怎能溺于世俗荣华，贪恋于转瞬即空的仕途功名？
几十年求学问道的艰苦求索，愤闷解悟，忧烦欣喜，都恍如昨日之景，昨夕之情，兜地涌上心间。
李贽起初专攻《易》经，不久改治《礼》经，十四岁时又改治《尚书》，以主考《尚书》而中举。此因迫于时势，为便捷科第之计，心实不忘治《易》。毕竟，穷究天地万物之变易，是最令人心醉的学问。
李贽不远万里就职于河南辉县教谕，一个重要的原因，那里曾是宋儒李之才宦游之地，名贤邵雍（尧夫）曾不远千里就李之才问道，筑“安乐窝”于辉县（古共城）苏门山百泉之上，苦志参学。然而访前贤遗踪，读前贤遗编，五载工夫竟落落不闻道。宋代道学家那一套徒有虚名，与李贽性灵格格不入。
随后李贽“以文章擢国子监”教职，进入了留都南京。偏逢父、祖之丧，遭饥馑和倭寇之乱。颠沛流离，忍饥挨冻，饱经忧患之后，他几乎心灰意冷，“自此专治《老子》”，崇尚无为之治，自居无为之人。
四十岁那年补北京礼部司务。虽然礼部司务之职比国子监教官更穷，但着意于京师乃人才荟萃之地，讲学之风虽趋衰减，不再有上千人的集会，但犹可称盛行，正可求学证道，便舍鱼而取熊掌。
一日，大洲先生（赵贞吉）讲学，李贽不肯赴会，礼部郎中徐用检以《金刚经》示之说：“这不死的学问，你也不想讲求吗？”超越生死？这对在苦海沉浮的李贽自然有极大的诱惑力。李贽从此折节问学。
以佛经为钩，以“不死”为饵，并不是玩笑话。援佛入儒是宋代以来之时尚，尽管程朱以辟佛自任，实是从佛学受启发而创学。谈佛论经已是文化人的功课之一，大家都装出在研究且有所得的样子，使人不免疑疑惑惑，想探究一下其中到底有没有大学问。而禅宗的学说对心学各派都有深刻的影响，也是事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信心，“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的自尊，“者（这）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的反权威气概……这一切与李贽内心的律动多么合拍，多么使他受鼓舞！虽然禅学与心学在出世与入世上有根本的分别，毕竟追求永恒是每个志士和智者的终极关怀。所谓“以怕死为跟脚，则必以得脱生死、离苦海、免恐怕为究竟（归宿）”，所谓“识蕴皆空，本无生死可得，故能出离生死苦海，而度脱一切苦厄”，固是佛家的语言，难道不能打动每一个欲与天地同寿者的心吗？“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李贽从徐用检、李逢阳（号翰峰，礼部郎中）、李材（号见罗，刑部主事）等人讲学，读王阳明先生遗集，参王龙溪先生慧语，“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为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可以说，李贽从此就树立了追求不朽的志向。
意既不在仕进，遂“厌京师浮繁，乞就留都”南京，在这闲臣“养望”即熬资历的地方，专心致志研究学问。
在南京五年，李贽遍交当世名贤。王心斋先生之子东崖先生（王襞），继父亲主讲席，往来江南各郡。虽身为布衣，气宇昂藏，从学者弦歌诵诀，恍然有舞雩气象。先生之学崇尚自然，推重自我，“以不犯手为妙，乌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这舒卷在我的人格，真性流行的境界，给他受伤的灵魂许多抚慰。李贽平生第一次心甘情愿地称东崖先生为师，虽没行四拜受业的俗礼。尔后两次拜会了王龙溪先生，一次亲炙罗近溪先生。这样的拜会虽没多少话，但“目击道存”，一举手一投足一扬眉乃至一咳一唾之间，得到的熏染和启悟，留下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
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莫逆终身的益友、挚友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从吾）。焦竑虽比李贽小十五岁，尚未到“不惑”之年，离高中进士第一人（状元）也还有许多年，但早已才名蜚声两京。李贽初到北京，即闻南京焦弱侯之名，三年后得相识。改官南京后，得与焦竑朝夕切磋，穷诣彼此，互相取长补短，获益匪浅。
一向沉默寡言的李贽，日渐活跃。一天在刑部聚友讲学，僚友对他说：“我辈都是读书人出身，义理还有什么不明的，用得着讲求吗？”李贽答道：“诸君以高科登仕籍，岂不曾读书？但未识字，需要讲一讲！”其人不解。李贽说：“《论语》、《大学》当然是诸君读过的，然《论语》开卷便是一‘学’字，《大学》开卷便是‘大学’二字。这三个字我敢说诸君尚不识。为何？学须有验证始可。若真识得《论语》中‘学’字，便会（以学习为）悦、（以学友研讨为）乐、（人不知而）不愠；若真识得‘大学’二字，便会定、静、安、虑。诸君尚未做到这些，岂可自负识得‘学’字？”其人默然不能对。
举人出身的李贽再也不是丑小鸭，其学识逐渐为知识文化界所承认。
也是在南京，李贽见到了另一位挚友耿定理。这位不求功名潜心问学，比李贽更罕言寡语的处士，与李贽一言定交。
那是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在一次讨论会上，李贽高谈阔论，耿定理默默无言。“学贵自信，故又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定理突发一问。“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李贽应声而答。
二人相与大笑。心有灵犀一点通，用不着如训童生加以解释。彼此便觉得两心冥契，可为知己。
三年前从定理之劝，拟收拾三年正四品俸禄再从长计议，求不死之学。
如今三年届满，还等什么呢？
转眼到了三月，李贽便封印停止办公，同时上疏辞官。
洪武年间，太祖曾订律：“寰中（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但那是开国之初，为的是对付那些不肯合作的元朝遗臣，对付那些瞧不起他这“做贼”起家的穷小子的士绅。而今朱明正统已立，争权趋位钻营官职者如沙如砾，有官不做者如夜光明月之珠，除非惧东窗事发才闻风解印。所以，当今朝廷是不反对自动告归的。而且，上谕要求京官四品以上在接受考察时“自陈不职”，去留由皇帝决定。外官自劾告免也是惯有的官样文章，但通常是一边办公一边听候上裁。
李贽不是装模作样辞官，接替人未至即闭门停职，但也不能扬长而去。擅离职守受弹劾削去仕籍与得到批准后退休，性质与待遇迥然不同。
听说考察云南地方官员的巡按御史（官虽仅七品，任期仅一年，以代表朝廷巡视考核，将对地方官员做出考评鉴定，左右其升降，权势极重）刘维到了邻近的楚雄府，李贽封存好府库与档案，携家离姚安去楚雄见刘维，面请巡按批准辞职。
刘维虽知李贽其名，不知李贽其人，猜不透他的真意何在，只是感到这种事情很稀奇。便挽留道：“你就是真想辞职又何必着急呢？等一两个月，我将你的治绩上报朝廷而以荣名致仕，不是很好吗？”
李贽感到受了侮辱，但也并不生气，巡按不过是按常情常理对待他，并无恶意。
李贽恳切地说：“我既不称职而留任，是旷官也，贽不敢再误朝廷误百姓；等待朝廷的恩典，是贪荣也，贽不愿做这样的人；名声达于朝而去，是钓名也，贽以为耻。我既决意辞官，别的身外之物还要它们有何用？”
不久，李贽正式卸官，感到如释重负。二、求友黄安
万历九年至十五年（1581至1587）。天下唯知己最难
轻舟快帆，顺流直下，万历九年（1581年）正月，李贽偕妻黄氏一行到了湖广黄州府地面。
舍舟登岸北行，不数程即进入大别山南麓的黄安县（今名“红安”）。
黄安是新邑，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才从巡抚都御史张雨的奏请建制。以原属麻城的姜家畈为中心，另划邻近的黄冈、黄陂二县的部分辖区，拼凑起来不到二十年，县城当然是“僻陋”的。
李贽的目的地——耿定理的家，尚在山中。
说不清什么缘故，李贽入山途中心情很平淡，没有人们在目的地逼近时常有的那种欣喜。
不是由于旅途匆匆觉得扫兴，更不是对爱女及婿没有思念之情，莫道此老狷性如铁，其实他的感情非常丰富。正因为感情太丰富，在告别云南之际，他同时在心中默默向生养他的故乡道了永别。他不屑走中国人“衣锦还乡”夸耀邻里的传统道路，哪里有知己哪里就是他的家乡；惟有知己，才值得将真诚的情感投入与释放。
可是知己在哪里呢？李贽登临过的湖北红安（原名黄安）县天台山主峰遥眺
很快就到了耿定理的家。
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并非一家之长。
耿老太爷不久前去世，长兄耿定向（字在伦，号天台，又号楚侗）是当然的家长了。
此时，耿定向——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正遵制去职在家守丧。
耿定向的家长权威并不全是靠长子的身份确立。他生于嘉靖三年（1524年），比大弟耿定理年长九岁；三十三岁（嘉靖三十五年）中进士；自三十九岁（嘉靖四十一年）以监察御史督学南直隶，创办“崇正书院”，“倡道东南，海内士云附景从”，已俨然道德学术界领袖人物；万历六年（1578年）巡抚福建，为首辅张居正所倚重，率先试行清丈土地。耿定向立朝有声望，于耿门也就有大功。耿家在黄安麻城一带，原非名门望族。自耿定向发达，小弟耿定力（字子健，又字叔台）又于隆庆五年（1571年）举进士，耿氏才可与黄麻望族刘、梅、周三姓相埒。
虽然李贽是奔仲弟定理而来，与定向只是万历五年才在黄安匆匆一晤，但耿定向是以好礼闻名的人，对李贽的礼遇周全自不待言。
寒暄、吊祭如仪。礼毕，定向即命人在耿家别业“天窝”，专门为李贽夫妇筑室安居。虽是山乡茅屋，甚为规整宜人，李贽感到很满意。
不要小觑了这山居野处、竹林茅舍的“天窝”，它可是远近闻名的待贤之馆。上人（对和尚的尊称）邓豁渠、名士何心隐都曾在此长住讲学。现在住在“天窝”的还有三位知名人士：一位是本县最有名望的财主兼道德家吴少虞；一位是麻城有名的财主、学问家周思久（字子徽，号柳塘）；另一位则是苏州太仓人管志道（字登之，号东溟）官场受挫以老疾致仕后，特来老师定向与同年进士定力家行吊唁礼兼问学。三位都是大先生定向的追随者，当然也是贵客。
且不管这三位“窝友”的财势学问道德如何，李贽并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何况，自辞官以后，李贽一直觉得身心俱疲，好像一个硬挺着长途跋涉的人歇下脚就累瘫了一样。他已决计好生调养，眼不观书，耳不闻道，绝世嚣，怡野逸，培复精神。
天气晴和，他们策杖信步，看不完的闲云野鹤，听不够的松风泉韵；回到茅舍，吟几句诗，写几笔字。大家相安无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李贽这个人真是难猜透：一方面他好斗，自称如汲黯，好恶太分明；另一方面他又很随和，从不吹毛求疵。焦竑说他的为人，“见一切可喜人，无有不当其心者，而不必合于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诗，而喜诗人；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人；己不便鞍马，而喜驰骋；己不好弄而喜敌道；己不好斗，而喜徘徊古战场；己不爱纷华，而喜郭汾阳穷奢极欲，以身系国家之安危；己不欲以豀刻自处，而喜於陵仲子辞三公，为人灌园……平生未尝召客，人召之酒则赴；平生不礼贵人，贵人馈之则受。”李贽也自诩交友最广，有酒食之交，市井之交、遨游之交、坐谈之交、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等“十交”，只要有一善可采，于己有益，无不与交。
这不仅是一种世故，更是一种胸怀，一种哲学。他虽自视甚高，但相信“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他虽自负超迈，但不求人皆同于己（后公然宣称“士贵为己，务自适”）；自己既不愿看人家眼色行事，也不要人家看自己的眼色行事，只要各本真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就可以共处。
他和定理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胸怀与哲学基础上的。难就难在两人都有这样的胸怀与哲学。
他们的心弦共振点是：真诚。
像李贽一样，定理也是个天赋聪颖的人，不愿自欺而喜欢盘根究底，于道于理必觉丝丝入扣而后心安神定。这样的性格于他读《四书》《五经》，依朱子传注代圣贤立言做八股文很不利。父亲严厉地督责功课，他常常逃到荒山空谷处，独自冥思苦想，而终难契朱子之义。忧愤塞胸，他不想放弃自己的思考权利，只有绝了科举仕进之意。父亲见孺子不可教，无可奈何，心灰意冷，也就不再逼他读书。好在他家另有两个读书种子可慰父心，经济条件也容许他不必如李贽委屈自己就范。
正是由真诚导致的不盲从圣经贤传，不屈从官方思想，勤学善疑，使李贽与定理一见倾心。
他们的学术蹊径也确实相近相通。定理始从黄陂方士方湛一学道术，久而窥破其诈；四方求友访道，李逢阳、焦竑是李贽与定理共同的讲学友；最后师事邓豁渠和何心隐，得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之旨趣，充然自足。厌弃支离烦琐的逐件格物致知而克己复礼的修身功夫；收视返听，直求本心，即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原初真心真性立身行事；而人的心性，据说是本善的，故勿须分别善恶，只要凭纯真明净的初衷处世即至善矣。李贽所服膺的王龙溪、罗近溪二先生之学，也是求本心，只重真性流露的。所不同的是，定理的明心见性来得彻底，彻底到“专主禅机”，达于“无声无臭”遗世之境，而李贽始终儒者用世之心不尽。
两人既有相异处，初也曾互相规劝。李贽“惜（定理）歇手太早”，希望他继续求道讲学，说“若大休歇人到处自在，只好随时着衣吃饭度日，则孔圣何以汲汲，孟氏何以遑遑，达摩不必东渡，青牛不之流沙，从前祖师棒、喝交驰，建立道场，作人天眼，尽为未来由底汉矣……”。定理则开诚布公指出李贽不自求安静而欲作传教祖师，是“未免俗”。当然是谁也改变不了谁。这也无伤于他们的友谊。本来，人不能不自以为是又不能全自以为是，是他们的共识。在李贽，固然有“豪士无多而好学者益鲜”的遗憾，但二人互相参诣，务于自得，并不强加于人，所以虽“不见是（赞同）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就这样，他们相处得像一对庆罢“银婚”的夫妇，虽无年轻男女如胶似漆的热情，却彼此了解，和谐互敬。
至于与家长耿定向的关系，也很融洽。耿定向虽以讲道论性起家，却是个非常务实的精明人，待人接物自不失分寸。李贽没像许多人那样拜在他的门下，耿定向也无意收服他，决不会像呵斥弟弟耿定理“不向事亲从兄实地理会（学问）”那样教训李贽——自己的亲弟弟尚未说服，何况他人？定向只是把他当客人待。
李贽的隐居生活就这样平淡恬静地过着。
其间，李贽结识了两位新朋友。一位就是同住“天窝”的周柳塘。此人就麻城一带来讲，说他是学者不算很恭维。后来成为罗近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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