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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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墙铁壁：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成立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机关成立
●毛泽东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这个程世才呀！好，还算爽快，那就这么定了。”
●罗瑞卿看见李逸民就说：“李逸民呀！你来得正好，就在我这儿工作吧！”
机关成立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将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
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这个决定，既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也是为了执行《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
全国大陆解放之初，为了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主力要继续前进追歼残敌，所以无暇顾及国内剿匪肃特、维护城乡社会治安和保卫国家建设事业等任务，这就需要有一支公安武装担负起国家的内防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把组建人民公安部队，担负国家内卫和边防任务的重任，交给了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这不仅是因为罗瑞卿既能征善战，又懂政治工作，更因为早在红军时期，罗瑞卿就曾经担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罗瑞卿一路保卫党中央，胜利到达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领导开展锄奸侦察工作。在那段时期里，罗瑞卿显示出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华。
所以，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罗瑞卿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召回，委以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公安部队的重任。
为了让罗瑞卿安心公安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分别找他谈话。
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
罗瑞卿感到有些突然，就提出自己继续在军队工作，并建议由一直做保卫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
周恩来对罗瑞卿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罗瑞卿，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罗瑞卿在在香山双清别墅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于是，罗瑞卿接受了中央的任命，出任公安部长，并开始组建公安部队。
罗瑞卿上任后，即筹划部队的整编方案。
1950年5月，罗瑞卿提出《建设人民公安部队方案的几个要点》，建议除华北外，中央、各大行政区、铁道部设立公安指挥机构，指挥领导所属公安部队。
周恩来阅后批示：
送聂代总长同意后退罗部长。
这里的“聂代总长”指时任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罗部长”则指的是公安部长罗瑞卿。
同日，聂荣臻在军委参谋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军委成立公安部队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国公安部队。
1950年9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罗瑞卿被任命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组建公安部队领导班子
1950年9月的一天，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去开会。
程世才匆匆从锦州动身，来到北京中南海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一见到程世才就热情地打招呼说：“世才同志，快来屋里坐。”
程世才敬礼之后，笔直地坐在沙发上。
周恩来端详着眼前这个精干的将军，和蔼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长征途中，打包座前。要是我没记错，那年你才23岁。包座那一仗打得好哇……”
包座战斗是红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战斗。
1935年8月，红军左、右两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先后出发北上。
敌人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后，急忙调部队星夜兼程向包座增援。包座是红军进军路线上的重要地点，一旦被敌人占领，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
中央军委领导经过商量，把抢占包座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十军和红四军。程世才当时正是红三十军的指挥员。
程世才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周密的计划，决定用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包座守敌，将两个师的大部分兵力布置在敌人必经之路的西面山上，并派小部队控制了东面山上的制高点，想在这里伏击敌人。
但敌人很狡猾，并没有将全部主力开进我军预设的埋伏圈，而是先进行局部战斗，在攻占有利地形后，主力再前进。
程世才不断根据战斗形势的发展调整作战部署。
战斗进行得相当艰难，红军几乎每一步都是踩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进。战斗到最后，机关干部、宣传队、伙夫、马夫都拿起枪来参战。程世才也拎起步枪进行实地指挥。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战斗，红三十军终于取得胜利。
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从而使红军摆脱了困境。
听到周恩来提起包座战斗，程世才有些感动，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对10多年前的战斗依然记得那么清楚。
周恩来接着说到：“打天下不容易，巩固天下更不容易。新中国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边远山区还没有解放，内地隐蔽下来的敌人也不少，土匪、特务很猖狂；还有和邻国的边境问题也很复杂，而解放军的大部分力量需要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对付可能入侵的敌人。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队，担负国家的内卫和边防任务。这支部队由罗瑞卿兼司令员，你去当常务副司令员。”
听了总理的话，程世才意识到，自己将承担一个全新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又是很艰巨的。自己能胜任吗？程世才有些犹豫。
正当程世才犹豫时，周恩来说：“这是中央选的。”
听到这句话，程世才意识到，这是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和希望，能承担起这样的任务正是自己的光荣。于是，程世才就像当年在包座接受任务时一样坚定地说：“坚决服从！”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这个程世才呀！好，还算爽快，那就这么定了。”
说完，周恩来把目光转向窗外，语气变得凝重起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说我们‘不能管理国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的敌人恨不得一下子把我们卡死。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剑啊！”
听到周恩来的话，程世才越发感到肩上的责任十分重大。他下定决心，听从党的领导，为铸造共和国的护身利剑贡献力量。
就在周恩来为组建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寻找人才时，已经出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也在为组建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忙碌。
1950年初秋的一天，罗瑞卿将正等待分配工作的原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李逸民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周恩来本来打算调李逸民任财经秘书，但李逸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就再三推辞，终于得到总理同意。罗瑞卿找到李逸民时，他正在翠明庄组织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罗瑞卿看见李逸民就说：“李逸民呀！你来得正好，就在我这儿工作吧！”
李逸民说：“我搞不了财经秘书的工作，总理已经同意我不搞了。”
罗瑞卿听了，高兴地说：“那好，你就同欧阳毅俩搞政治部，欧阳毅任主任，你任副主任。”
这样，李逸民成了公安部队的政治部副主任。
公安部队司令部刚成立时，除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政委、党委书记以外，其他领导只有4个人：副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李天焕，还有欧阳毅和李逸民。
罗瑞卿让大家给推荐个参谋长，欧阳毅和李逸民商量，觉得吴烈比较合适。吴烈在延安时担任过中央警卫团团长，刚建国时是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
李逸民和欧阳毅找到吴烈一谈，吴烈当即表示愿意，但要求配个副参谋长。李逸民和欧阳毅向罗瑞卿汇报后，罗瑞卿说可以。后来，程世才提名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副军长熊伯涛出任副参谋长。
不久，又调来华北军区生产合作总社主任查国桢同志当后勤部长。
这样，公安司令部的领导班子基本上组建完成。
首次召开司令部党委会议
1950年10月，秋风送爽，金菊吐艳，天津市正沉浸在第一个国庆节的欢乐气氛之中，到处彩旗飘舞，到处欢歌阵阵。
4日9时，在公安部队司令部，天津市贵州路津中里大院5号楼的楼下会议室里，公安部队司令部党委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瑞卿，副司令员程世才，副政治委员李天焕，政治部主任欧阳毅，政治部副主任李逸民，参谋长吴烈，副参谋长熊伯涛7位领导干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罗瑞卿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对参加公安部队领导班子的同志表示热诚欢迎。然后，罗瑞卿着重讲述了公安部队的性质和任务。
在发言中，罗瑞卿首先回顾了公安部队组建的经历和过程：
去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将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
5月，总参谋部决定组建占全国军队数量4.5%的公安部队，担负维护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建立军委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就是要统一领导和建设这支部队。
接着，罗瑞卿又对公安部队的作用和意义做了阐述：
0建立这样一支部队，是我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出现的新课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诞生前就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国内反动派存在，国内阶级存在，我们就必须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化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以此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正是在这样新的形势下，中央决定人民军队实行必要的分工，国防军集中进行正规化建设，随时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犯；
而由公安部队担负起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治安的经常性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部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言中，罗瑞卿还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传达给每一个到场的人。他说：
去年10月27日，朱德总司令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等剿灭土匪和土改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解放军就变成国防军了。国内一切任务，无论城市和乡村，我们不另设军队，不设宪兵，也不设警备队，只设一种军队，叫公安部队。用这种部队来使4.75亿人民安居乐业，使敌人不敢破坏，帝国主义不敢侵略我们。”
10月30日，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国家内部的防务要完全交给你们，你们就是内防军！”
这是多么庄重而亲切的两句话啊！我们应该深刻理解党中央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殷切希望。
最后罗瑞卿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为了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我们必须重新学习。
过去，我们比较熟悉同公开的集中的敌人进行大兵团作战。今后，却要同分散、隐蔽、阴险狡猾的国内外敌人，作尖锐复杂的斗争。
这支部队定名为公安部队，顾名思义，从性质任务上说，既是公安又是部队，或者说是一支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武装力量。
要完成消灭敌人、保卫自己的特殊任务，要求部队不仅具有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而且必须具有能够战胜公开和隐蔽敌人的业务技能。
因此，在部队建设上，既要坚持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又必须根据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需要，和部队执勤的特点，进行不同于其他军兵种的各项建设。
在新的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困难。我希望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把公安部队建设好。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与会的同志们先后作了简要的自我介绍，并谈了自己对新工作的想法。
程世才、李天焕谈了周恩来总理同他们谈话时的指示和希望；
欧阳毅讲了朱德总司令对他到公安部队工作的嘱咐。
大家都表示，要努力学习，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兢兢业业，把公安部队建设好。
为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决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和厚望。
接下来，会议研究了要立即着手进行的工作：
抓紧筹建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选调配备干部；
尽快在北京选定办公住址，沟通与各方面的通信联络，开展工作；
了解有关情况，逐步接管部队，督促各大军区和铁道公安部队建立领导机构；
准备召开一次会议，明确任务与领导关系，确定编制，部署1951年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向中央军委起草两份报告：
一是报请中央批准组成军委公安部队党委会；
二是将这次会议的情况及当前工作的安排，报告中央军委。
当晚，中共天津市委举行小型晚会，祝贺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建立。
天津市副市长作了热情的讲话。
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军委公安部队党委由7人组成，罗瑞卿任书记，李天焕任副书记。
这次会议，写下了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
公安部队中央领导机关的成立，将使公安部队在新中国的国土上更好地执行内部防卫任务。
二、部队建设
●指战员们迈着整齐豪迈的步伐通过主席台。他们有力的脚步震动着大地，仿佛是在向敌人们吹响战斗的号角。
●仪仗队队员们的帽徽成一条线，武装带成一条线，领章成一条线，连肩膀都几乎在一条线上。整个仪仗队，怎么看都是一条线。
●浓妆艳抹的外国女人操着生硬的汉语对齐宗文说：“进去吧，我在里面等着你，你在这里多寂寞，到里面玩玩。”
部队建设
1949年11月8日，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大会在北京西郊的西苑兵营隆重举行。
公安中央纵队是新中国第一支人民公安武装。之所以成立这样一支部队，是因为建国前后，北平的治安形势异常严峻，原来的中央警备团和北平市纠察总队已远不能胜任维护治安和保卫中央的任务。要想扭转这个被动局面，必须成立一支更大规模的专业部队。
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六〇师改为第二〇七师，隶属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司令部，执勤业务由中央社会部领导，与中央警备团一起担负中央首长、机关和首都的警卫任务。
一六〇师是一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第四野战军首长对一六〇师的评价是：
参加过一些战斗，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有一批骨干，政治素质好，指战员绝大多数是翻身农民，适合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及北平市的卫戍任务。
中央警备团从长征时期开始就担任保卫中央的任务，有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是一支深得中央信任的专业化的保卫部队。
罗瑞卿在党中央迁到北平之初，就酝酿组建一支担负中央和首都武装保卫任务的公安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罗瑞卿计划将第二〇七师师改为第一师，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师，将两个师合编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1949年6月下旬，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组建为师。
8月6日，中央警备团扩编为师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与此同时，原第二〇七师改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的工作也基本就绪。
1949年9月2日，公安部长罗瑞卿转中央军委138号电令：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及所辖第一师、第二师即日成立。
公安中央纵队隶属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和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
到1949年10月底，公安纵队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
1949年11月2日，中央纵队领导写信向公安部请示：
拟于本月5日10时，在西苑操场集合两个师的部队进行点验，检查冬装。
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届时望部长前来指示，如能请朱总司令亲临更好。
11月3日，罗瑞卿部长批复：
改为下星期二10时，朱总司令打算参加。
11月8日这天，天气晴朗，天空中飘浮着少许浮云，这更显得天空湛蓝纯净。
9时许，公安纵队的官兵们已经在北京西苑革命大学操场上列队，等候中央首长的到来。
操场上，搭起了一个主席台，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红底白字的大横幅，横幅上写着：庆祝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大会。横幅上面，是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围绕麦穗的“八一”军徽。
主席台后的幕布上，悬挂着毛泽的和朱德的画像。
10时整，在热烈的掌声中，朱德总司令、罗瑞卿司令员、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和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登上主席台。
接下来，举行检点仪式。
指战员们迈着整齐豪迈的步伐通过主席台。他们有力的脚步震动着大地，仿佛是在向敌人们吹响战斗的号角。经过主席台时，指战员们向中央首长行注目礼，朱德和罗瑞卿还以军礼。
在检点仪式后，朱德发表了讲话：
今天我来参加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大会，非常高兴。
中央迁移进驻北京，有了你们这支政治上可靠，军事技术过硬，熟悉警卫业务的精干的部队，北京的社会治安会日趋好转，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就更加有了保障。
党是信任你们的。你们既要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又要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也是无上光荣的。
朱德在对部队成立表示祝贺之后，对部队的建设做了重要指示：
公安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依据国家的总任务，和陆军、海军一起，各有分工而又相互配合，共同担负着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
你们公安中央纵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延安时期，中央警备团的警卫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由于全团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圆满地完成了警卫任务，部队生产也搞得很好，做到了自给有余，在陕甘宁边区是很有影响的。我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中央警备团的光荣传统，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
你们公安中央纵队的同志都是经过严格选调来的，但大家不要放松思想改造。
还应努力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思想要保持稳定。
警卫业务技术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军事技术要过得硬。要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警惕性要高，工作要扎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经得住来自各方面的考验。
希望大家在完成警卫任务的前提下，也要把生产搞好，改善部队生活，支援国家建设，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
朱德的讲话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罗瑞卿发言说：
刚才朱总司令对你们今后如何做好安全警卫工作等各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讲得具体，也很明了。
给你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希望大家严格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去办，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和重托，做一名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警卫战士。
罗瑞卿还号召中央纵队要树立长期做保卫工作的思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好中央的安全而长期战斗。
中央警卫营首次迎接外宾
1949年10月l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我们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0月2日，苏联政府首先宣布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蒙古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宣布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在向我国外交部发出照会之后提出，按照国际惯例，由首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新中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
为了迎接新中国第一位外宾，中央确定用仪仗队和军乐队举行欢迎仪式。中央将组建仪仗队迎宾的任务交给了中央警卫营。
中央警卫营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仪仗队，并决定编制放在警卫一连，人员在全连范围内挑选。为了完成好第一次迎宾任务，仪仗队一组建即开始突击训练。
中央警卫营并不是初次迎接外宾。早在1946年2月，警卫营就组成了300多人的仪仗队，迎接到延安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所以，这次训练主要参考1946年的内容和方法，着重练习队列和队形变换，练习各种步伐和各种礼节，如注目礼、持枪护枪礼、推枪护枪礼和托枪护枪礼。
因为时间紧急，仪仗队来不及做礼服，所以仪仗队员穿着缴获的日军呢料军衣，下着日军马裤，脚穿日军马靴，头戴日军钢盔，手持上刺刀的日军三八式步枪。
经过突击训练，仪仗队做好了迎接外宾的准备。
10月16日17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我国外交官的陪同下，率苏联驻华使馆人员驱车来到勤政殿。
礼车刚在勤政殿门前停下，军乐队就奏响迎宾的乐曲，欢迎第一位驻华大使的到来。
当军乐队奏完两国国歌时，仪仗队员们按着队长洪亮的口令，列队向国宾行注目礼。仪仗队的官兵们军装严整，英姿挺拔，威武雄壮，以整齐的动作，饱满的精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对此，各级首长和外交部的同志都很满意。
迎宾仪式结束后，仪仗队员们高兴得不得了，回到营区，个个有说有笑地谈论当时自己的感受。到了晚上，队员们躺在床上还浮想联翩，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随着外事活动的增多，上级对执行国家礼仪任务的仪仗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就使得原来使人满意的仪仗队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
1952年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率领政府代表团要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上级明确指示，这次欢迎的气氛要热烈，场面要隆重。
虽然早已经轻车熟路，但为了做好迎宾的准备工作，仪仗队还是预演了欢迎仪式。
就在这次预演上，上级领导发现了问题。由于仪仗队员们个头不齐，年龄差距较大，身材不匀。虽然队员们站得很整齐，但严格来看，队伍看起来依然参差不齐，难以形成一个威严雄壮的整体，不能很好地展示出军威和国威。
上级发现这个问题后，不得不临时决定，把这次迎接外宾的任务交给了长春第七步兵学校来京参加国庆受阅的人员。
由此，上级感到组建一个正规、合格、随时能高标准完成国家迎接外宾任务的专业仪仗队，势在必须，迫在眉睫。
1953年6月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仪仗营。仪仗营归公安警卫师领导。
为了祖国的荣誉，仪仗队要塑造良好的中国军人形象，这就要求队员们要有很好的身体条件和军人素质，一般要五官端正，体魄强健，身高1.73至1.77米。
这样，那些不符合条件的老仪仗兵们不得不含泪离开了仪仗队。但为了祖国的荣誉，他们没有任何怨言。
仪仗营成立后，全营同志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紧张繁忙的训练之中。
根据上级“打基础、向正规化迈进”的指示，仪仗营将主要训练内容定为队列、操枪和步伐变换及各种礼节，其目的是进一步培养良好的军人姿态。
为把训练搞好，仪仗队专门从步兵学校选调来了5名干部任参谋，让这些参谋帮助仪仗兵们练出良好的军人姿态。
仪仗兵们每天差不多要练8至10小时的正步和齐步走。这种训练不仅运动量大，而且枯燥无味。特别是分解动作，队员们按着口令一动一停，每纠正完一遍动作，大家要“金鸡独立”五六分钟。
特别是盛夏季节，操场上的地表气温高达40多度，但队员们依然坚持训练。汗水浸透了衣服，人人都像泡在水里一样。一个训练课下来，队员们从鞋子里都能倒出水来。有的队员因为身体弱支持不住，常常晕倒在训练场上，但是醒来后依然回到操场上继续训练。
训练结束了，人人都累得端不起饭碗，爬不上床。即使躺在床上，身体的每块肌肉和关节都疼得像针扎一样。在这样刻苦的训练下，体重普遍下降。
虽然很苦，也很累，但官兵们的训练热情丝毫不减。干部们以身作则，营长和战士一起操练，师首长也经常亲临操场督促检查。每天队员们的身上有多少汗水，领导的身上也有多少汗水。上至营长，下至战士，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光荣感和责任感。他们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军队和国家的荣誉。所以，每个人都自觉地刻苦训练。
为了纠正头歪的毛病，有的战士在衣领上扎上别针，只要头一歪就会被扎疼。半个月后，头不歪了，脖子却被扎出一片针眼。
为了解决腰弯的问题，有的战士在自己的后背绑了一根棍，吃饭、洗脸时也不摘下来，硬是把弯腰直了过来。
为使自己身体正直，队员们经常脚跟、臀部、头部三点成一线靠墙或靠树站立，还有的队员长年睡觉不用枕头，甚至躺在床上还是立正姿势。
为了使踢腿有暴发力，队员们在自己的腿上绑两个沙袋跑步；为了练出耐力，队员们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
看到战士们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训练自己，营领导们几乎不忍心再让战士吃苦。但是，“仪仗重于生命，事业高于一切”，营领导们狠下心来，提出更高的要求。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队员们的队列达到了极高的要求。接着，队员们便与军乐队开始合练。
合练又高了一个层次，这要求队员们要懂得音乐，要有较强的乐感，每一步要不快不慢地踏在节拍上。音乐、步伐、神态要合为一体，以显示出部队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在行进中，要求不论是列队还是行进，横着一条线，竖着一条线，斜着一条线，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条线。要达到这一要求，困难更大了。然而，困难再大，也难不倒有坚强决心和顽强毅力的仪仗队员们。
队员们白天练，晚上练，节日练，假日练，操场上平坦的砖地被踏出一个个小坑。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师首长第一次检验那天，队员们精神百倍地来到操场。在操场上，指挥员洪亮的口令声，军乐队雄壮的军乐声，仪仗队员们豪迈整齐的行进给师首长以深刻的印象。师首长当场肯定了仪仗营的成绩，并表扬了官兵们刻苦训练的精神。
1953年11月的一天，外交部礼宾司打来电话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率领政府代表团，要来我国访问，要仪仗营做好迎宾准备。
接到通知后，仪仗营从全营挑出100名在训练中成绩优秀的战士，同时还选定了一名旗手、两名副旗手组成仪仗队。仪仗队队长由营长王立堂亲自担任。
1953年11月12日下午，仪仗队奉命准时到北京站列队迎接。
当金日成首相走下火车，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便走上前去，同下火车的金日成热情握手，并亲切问候。
接着，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悬挂中朝两国国旗的站台上举行。
仪仗队队长王立堂跑步向金日成首相报告，金日成首相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金日成看到，仪仗队队员们军姿挺拔，军装严整，分列式的时候，100人的队伍走得像一个人。步伐有力，动作刚劲，目光严肃而不失礼貌。
看到这样一支威武之师、礼仪之师，金日成禁不住频频点头。
仪仗队以整齐的队形、一致的动作、英武的军姿，胜利完成了这次礼仪任务。
之后，仪仗营的官兵们又完成了许多任务，获得了国宾们的一致好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还特意向队员们赠送了纪念章。
中央组建公安边防部队
1949年10月30日，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
共同纲领大家都是同意了的，维持地方治安，防止敌特活动，保卫边防，都是你们的责任。
周恩来告诉罗瑞卿，对新中国的边防，新成立的公安部要担起相应的责任。
会后，周恩来亲自批准在公安部成立边防保卫局，并根据罗瑞卿部长的建议，调华东野战军第二十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邓少东任边防保卫局局长，令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边防机构，组织公安武装，有重点地开展边防工作。
邓少东接到任命，心中不禁有些犹豫：这个任命意味着自己将面临新的工作、新的考验，自己的工作将由频繁的作战转为具体指导全国的边防工作；由农村工作环境转为在中央所在地的首都工作；由已经习惯了的战场厮杀转为同公开和隐蔽的敌人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
对这个完全不同于往常的任务，自己能完成吗？邓少东心中毫无底数。
罗瑞卿看出了邓少东的担心，所以，在向邓少东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时说：
做边防工作，我们都没有经验，只有按毛主席讲的那样，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摸索着干！
邓少东到职后，带领3个工作组分头到政治斗争较为复杂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地进行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些资料中，邓少东了解到，建国初期的边防面临着“有边无防”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陆、海边防线总长达4万余公里，其中陆地国境线2.2万余公里，海岸线1.3万余公里，国境江河线5000余公里，分布在沿海的岛屿共有6500多个。
而这漫长的边境线真正是危急四伏。毛泽东曾把敌人对大陆的包围态势，形象地归纳为“海上爬上来，陆地钻进来，空中掉下来”。
邓少东还了解到，在边防保卫局成立之前，针对敌人猖狂的破坏、捣乱活动，我国已在天津、山东的青岛和烟台、福建的厦门、广东的深圳和中朝边境等重要港口、通道上，陆续建立了一些边防检查站，初步实施了政治检查工作。但自上而下的系统的边防组织机构还没有建立，这并不适应敌我斗争形势和边防任务的需要。
邓少东根据了解到边境敌情、社情、地形以及国防军分布情况，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边防机构和组织公安武装的方案，报请政务院批准。
针对邓少东提出的方案，罗瑞卿等公安部领导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于1950年4月5日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有重点的逐步建立海防及陆地公安机构组织、边防检查、侦缉等保卫工作”的建议。
周恩来在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就作了批示；毛泽东、刘少奇也圈阅同意。
1950年6月，云南省边防局成立。七八月份，广东省边防局成立；华东公安部边防处、浙江省公安厅海防处、山东省公安厅海防处和海防大队、苏北和苏南的海防局也相继成立；10月，广西省边防局成立；东北公安部成立了边防科，辽东、辽西、吉林和旅大市建立了边防保卫处，图们江至鸭绿江沿江及沿海建立了13个分局、11个边防检查站；其他各边疆省也于1951年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边防组织。
这样，新中国的边防部队初步建立起来了。
为统一边防公安组织，统一边防工作领导，明确边防任务的分工和工作方针，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边防局又起草了《建立边防组织计划草案》。这个文件报经周恩来批准，于1950年8月31日下发试行。
按照这个文件，到1951年6月，边防部队进一步加强，共有干部战士达3万多人。
1951年6月15日至27日，第一次全国边防保卫工作会议在北京公安部礼堂召开。
会议在认真分析边境内外敌情、社情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边防保卫工作的基本方针、任务、组织领导问题和近期的工作计划。会议结束时，罗瑞卿作了总结讲话，通过了《中央公安部第一次全国边防保卫工作会议决议》。
全国边防保卫工作会议后，各地边防机关和边防部队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建立健全了不同的组织，加强了边防工作。
但是，用有限的武装部队保卫边防，并不完全适应严峻的斗争形势。
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51年9月决定，将原边防公安机关及其所属武装部队，与在1950年9月成立的军委公安部队实行合编，由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统一领导全国的边防工作。
1951年12月，公安部、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联合发出了《对原边防机关、部队与公安部队合编的指示》，将省市以上公安部门的边防机构及其所属武装部队，与担负边防任务的公安部队进行合编。
这次合编，公安部边防保卫局与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合并，在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增设了边防警卫处、边防检查处、边防侦察处和海上巡逻处，分别指导边防业务工作。
邓少东被任命为军委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分工主管边防工作。
经过合编调整，边防武装保卫力量有了很大加强，边防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公安部队外事大队成立
1958年11月27日，总参谋部警备部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公安警卫师第四团的一部分，及其所担负的外国驻华使馆警卫任务移交给公安部队北京总队。
11月28日，北京总队根据部队的编制情况，确定组建外事大队，并任命北京总队政治保卫大队参谋长盖福星为大队长，公安第三团的副政治委员刘延林为政治委员。
接到命令后的第二天，盖福星带着一名参谋、一名通信员，刘廷林带着一名干事、一名通信员，先后到朝阳区芳草地25号公安警卫师第一团报到。
团里给盖福星等人腾出了两间房子和两张办公桌，作为大队的临时办公室。这样，外事大队大队部成立。
大队部组建后，总队、警卫第四团先后给选派了一批机关干部，组成了参谋办公室、政治办公室、后勤办公室。
12月2日，外事大队建立了勤务值班制度。
12月9日上午，北京总队在教育部街总队礼堂正式召开了外事大队成立大会。总队政委刘福、副总队长陈时风、李明和机关业务部门领导，外事大队排以上干部和部分战士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大会。
从此，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外事大队正式成立。
外事大队成立后，大队领导针对执勤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外事警卫和一般的站岗放哨不一样，一个哨兵在外国使馆门前一站，代表着国家，一言一行都代表祖国的尊严。这就要求警卫战士们不但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而且要熟悉我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对外斗争的策略、外交礼节和具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能力，还要懂得一点外语。
针对这个情况，大队领导首先对部队进行培训。
为了克服没有现成教材的困难，大队领导结合在执勤中的实践经验，把相关部门领导到外事大队所作的指示，以及领导机关经常给部队的一些指示、规定和要求编印成小册子。经部队首长批准，征得公安部、外交部等机关的同意，下发部队，作为业务教材。
就是靠这本小册子，外事大队教育训练部队，拟定外国使馆警卫方案，制定哨兵守则。另外，外事大队还请有外语知识的同志来部队，辅导指战员们学习一些常用的外语对话。
外事警卫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外国的生活方式，而这对警卫战士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于各个国家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水平不一样，一些使馆的院内与院外形成了两个天地、两个世界。院外充满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气息，而有些使馆院内则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甚至出现男女赤身裸体打情骂俏的场面。
久而久之，警卫战士们就把外国使馆里的吃、穿、住、行当成议论的话题。
为使干部战士在这特殊的岗位上站稳立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外事大队领导又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反腐蚀、警惕糖衣炮弹袭击的教育，使干部战士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城墙”。
1963年8月8日，哨兵齐宗文在某国驻华商务处执勤时，突然发现大院的旁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名外国男子。这个外国人非让齐进去看看。
齐宗文知道对方不怀好意，便婉言谢绝。
不一会，从旁门里又出来一个浓妆艳抹、赤胸露背的外国女人。她操着生硬的汉语对齐宗文说：“进去吧，我在里面等着你，你在这里多寂寞，到里面玩玩。”说着，身体还直往齐宗文身上凑。
齐宗文当即给予驳斥。这个外国女人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进院内去了。
此类事情，在执勤中常常发生，但干部战士们都没有因金钱物质和美色而动情动心。
在使馆警卫工作中，外事大队的干部战士们始终脚跟站得稳，腰杆挺得直，香风吹不倒，糖弹打不中，巍然地屹立在第二国境线上。
公安部队文工团出国演出
1950年冬初，公安部指示将北京、天津两个公安总队的文工队合并，组建公安部队文工队。
文工队下设歌舞队、话剧队、京剧队、军乐队和创作组。公安部队文工队组建不久，即被正式命名为公安部队政治部文工团。
架子搭起来后，文工团领导随即采购乐器准备组建管弦乐队。同时，在京津两地的青年学生中招收了40名男女队员。
文工团成立之后，即按照公安部首长的指示，下大力气探索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部队特点的文工团建设路子。经过艰苦磨练，几经改进和改组，文工团拿出了一批优秀的文艺节目。
1956年秋天，文工团在北京汇报演出，演出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这次汇报演出后不久，公安军政治部欧阳毅主任把文工团团长和政委找到说：“这次叫你们来，有个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们。本来是决定你们出访缅甸的，但总政首长打来电话，要你们改为明年到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国际公演。”
听到这个消息，文工团团长和政委喜出望外，觉得这是一个展示我军精神风貌的大好机会。
欧阳主任鼓励他们说：“肖华副主任看过你们改革后的演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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