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国之交如何民相亲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
作者：王义桅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2-01
ISBN：9787300276465
价格：69.00元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以权交者，权[1]失则弃；以情交者，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王通《文中子·礼乐》注释：[1]前两句出自《文中子》，后三句乃后人演绎，不过已十分流行了。推荐序一
公共外交的本质在于民心相通
2003年春，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现政策司）与新闻司组织“公众外交系列讲座”，义桅担任主讲人。这是他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开拓者的一个写照。如今，他将20年公共外交研究积累的成果出版，取名《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提出“公共外交的本质在于民心相通”的命题，可谓恰逢其时。
新时代，强调民心相通乃公共外交的本质。现在我们的公共外交的概念早已不是美国人提出的概念，也不是原来我们的民间外交所能涵盖的。新时代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民心相通做了这样的阐释：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这就不难明白，义桅作为公共外交研究的开拓者，也成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开拓者。
我很欣赏义桅这本书的观点，公共外交的概念由美国人提出，其目的是要单向度地影响对方，甚至将对方视为“他者”，美式公共外交着眼于赢得民心，但中国对“公共外交”赋予了新的内涵并有中国自己公共外交鲜明的特色。中国公共外交强调民心相通，与美式公共外交强调赢得民心最大的不同是平等、包容、互动，关键在“通”字。本书也呼应了作者2016年“中国好书”《世界是通的》的思想。
推进民心相通工作，要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要有真爱、大爱。阅读义桅作品常常为此感染，在我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率团出访时也能时常领略义桅的风采。义桅被誉为“一带一路最前沿的研究者和呐喊者”。他把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很好地融合进“一带一路”故事当中。许多人都被他的激情与理念所感化，为他翔实的数据、鲜活的案例与生动的语言所感染。义桅的这本书既是他对公共外交的深入思考，同时也是他对这些年深入参与公共外交诸多事件的全面总结。我相信这本书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推荐序二中国公共外交任重道远
我与义桅教授因公共外交而结缘。
2009年夏，我发起创立了察哈尔学会，义桅教授成为我会的创会高级研究员。在学会承办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创刊杂志《公共外交通讯》（次年更名为《公共外交季刊》）上，他每期连续发文，大力支持新兴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因此，提到早期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一个避不开的人物就是义桅教授。
其后，在察哈尔学会，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与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学家梅里森发起中欧美公共外交对话，推动公共外交比较研究。2014年11月19日，他和察哈尔学会的另两位国际咨询委员赵启正和黄友义都参加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京主持召开的“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座谈会并作主题为“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发言，系仅有受邀并发言的两名学者之一。
得知他要出版二十年从事公共外交研究的结晶，我十分高兴。通览全书，深感此书具有鲜明的三大特色：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很好结合。义桅对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批判性研究尤其难能可贵。与别的学者相比，义桅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08—2011年在中国驻欧盟使团担任外交官，分别在政治处、新闻与公共外交处得到一线公共外交实战锻炼，经历中西方心理大碰撞的洗礼。本书是他多年研究与实践的结晶。
二是全球视野与历史底蕴的有机统一。本书开篇从“高更之问”开始，将中国公共外交的时空背景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凸显其深度和厚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全球视野和历史底蕴不是空洞的，而是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完美呈现。
三是中国立场的深刻阐述。我十分欣赏义桅一直倡导公共外交之道，超越了术与势的层面。本书鲜明提出中国公共外交悖论命题，主张超越主体-客体模式，超越自我-他者的二分法，一定程度上还超越国家，超越外交，关注整体、心灵，做到知行合一，和合共生。为此，书中确立了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认识、认可、认同，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共识、共鸣、共振。这“三认原则”和“三共主张”为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书对于理解国家外交战略、中国公共外交智慧，都具有重要启发，还可作为大专院校外交学及公共外交教材，以及关心中国形象、致力于民心相通的各界人士的参考书，特此推荐。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推荐序三
做好中国公共外交的有益探索
今年年中，从驻爱尔兰大使卸任回国后参与一些民间国际友好交流活动，一次出席国际研讨会，正好与王义桅教授同行。这次参会发现，义桅对做学术交流与公众沟通工作都很娴熟，富有激情和专业精神。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会下交流，都善于结合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与各界人士侃侃而谈，对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也信手拈来，至为钦佩。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入冬，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一个学术报告，他也来听了，会后给了我他的新作，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书中有对如何做好公共外交的回顾与思考。
找个空，一口气读完，感到义桅教授不仅是公共外交的实践者，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探索者、思想者。他对中国这样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东方大国，如何实现与世界各国公众的“民相亲、心相交”，作了精深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这包括各国政策沟通与交流的做法，国内外公共外交理论学术研究，国家间因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不同而造成沟通障碍和挑战等，总结出他自己的心得。其中不少对我们今后做好不同国家间的公众交流是很有帮助的，例如关于让世界认识、认可、认同中国的“三认”使命，对公共外交中的“悖论”、模式和内涵外延的探讨，都蕴含宝贵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书中对公共外交的政府、民间、媒体等不同主体以及做好舆论和认知引导的方式方法等，都大胆地触及并有自己的观察。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刚刚举行了关于公共外交的大型研讨会，专家云集，共商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公共外交事业之道，在此时义桅教授给大家奉献这样一本专著，实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之幸，也体现出中国公众的确渴望与世界各国一起，为建设美好生活而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的真诚愿望。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立国立业立身要厚德而载，德昭而门风乡风国风彰，应该说早就看到同心相应、同气相求的重要性，但当代公共外交对中国来说仍是一项比较新的事物。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牵引下我们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之际，在中国和平崛起从而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之际，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越来越需要加强相互了解。随着时代发展，中国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公共外交也面临打造升级版的需要和机遇。如何用好这一机遇，希望能看到更多像义桅教授这样的专著，汇入到大家共同深化和提高中国公共外交的努力中来。
是为序。中国前驻外大使、中国人民大学国别研究院院长自序公共外交学是人学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
美国著名公共外交学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J. Cull）在新作[1]《公共外交：数字时代全球参与之基础》序言中记录了一个八岁女孩和他小儿子的对话：女孩：你老爸的工作是个忽悠，根本没有公共外交那么回事儿。儿子：当然很重要，公共外交阻止了一连串的战争。女孩：好吧，说说看。儿子：这些战争都叫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卡尔的论述，赋予公共外交以超越国家层面的普遍意义，即通过思想沟通，维护世界和平。
然而，和平而不安全，世界稳定而局部动荡，始终拷问着我们。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此起彼伏，许多国家遭受不可承受之痛。中医认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当今世界之痛，很大程度在于民心之不通。习近平主席提出当今世界面临“信任赤字”，就是针对“如何通思想”的挑战，倡导中国式公共外交——民心相通。一、公共外交的名与实、术与道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公共外交”概念，与美国基督教式公共外交理念，以及冷战背景下的和平演变观，存在根本差异。正如“软实力”“全球化”概念一样，中国官方多用“文化软实力”“经济全球化”提法，而不认为政治、文化也是全球化的，不会为全球化即美国化背书。
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公共外交之道，在于共通；公共外交之理，在于共鸣；公共外交之法，在于共振；公共外交之术，在于共情（empathy）。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今世界之痛，源于“不通”，根子在“分”。传统中国文化儒道释并存，儒家强调“和而不同”，道家强调“阴阳和谐”，释家强调“众缘和合”，一句话“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一带一路”实现“合”，因此成为中国的两大核心倡议，成为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铸魂、固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命题，彰显东方智慧。发现、弘扬各国之美，成就世界大美，这就是“一带一路”通过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含义；这就是中[2]国的大公共外交理念，超越了美式公共外交仅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小我境界，克服了自以为是的狭隘与偏执。
我将无我，不负人类。公共外交首先要理解对象国，它是外交学，是传播学，更是心理学，是人学。二、公共外交的说文解字
在中国，公共外交是舶来品，民间外交则是本土货。新时代，将两者合二为一，就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既展示了我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以人为本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公：公天下共：命运与共外：天下无外交：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中国主张的民心相通对于美西方公共外交有三大超越：
超越异（diversity）与同（unity）。尤其是超越基督教的“皈依—妖魔”“容忍（tolerance）—反对”二分法，而代以“欣赏（appreciation）与包容（inclusiveness）”，倡导美人之美（“一带一[3]路”成人之美，造血——孔子改进，而非吸血——殖民主义，亦非输血——对外援助），使得东道国（host country）不再卖血，而是一同造血、生血、养血！
超越自我（us）与他者（others）。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民心相通倡导对话式文明，主张有教无类、天下无外。民心不只是of the people（源于人民），by the people（通过人民），for the people（为了人民），而更是in the people（心连心）。
超越智（smart）与术（art）。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常胜靠和。公共外交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从事的针对外国民众的外交形式，而是利当计天下利，以和合共生理念实现民相亲、心相通、情相怡。
唯有超越，才能克服公共外交悖论。
这就是我们的“四个自信”！新时代，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世界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就是讲中国故事之道。道在心中，而非老把“自信”二字挂在嘴边。以“站在人类文明新高地”作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境界，来实现21世纪的“张载命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举例来说，世人将互联网当作技术、产业、平台载体抑或生产—生活—思维模式，都是因互联网而思考的，较少考虑非网民的感受。只有将互联网当作基础设施和人类的共同家园，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才能告别互联网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智者更智、愚者更愚”的局面，推动世界非网民搭上信息革命快车，且有望实现弯道超车，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引领21世纪人类新文明。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艺术。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的非字母文字，常常使世界看不懂中国但充满好奇。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西方，而且是西化世界，因此必须懂得西化逻辑，在科学与艺术之间，阐明中国发展之道。为此，我们要阐明中国政府政策主张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以及与世界的相通性、与时代的契合性，才能让中国故事在世界上入脑、入心。比如，中国不干涉内政政策，源于中国文化尊重差异性、主张多样性，无论是在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在释家的“不作孽”思想中都有所体现。讲清楚中国外交政策的文化内涵，主动性、话语权就有了，人家就不会将“不干涉内政”与“不负责任”画等号。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修养。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我们要讲述的是“四特”中国——特长的历史、特大的规模、特世俗的社会、特殊的崛起，这招致对中国崛起的谩骂围攻，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修养。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急吼吼，要注意方式方法。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天，我们仍需完善自己，说服世界。比如，西方人常常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一些中国学者也这么说。笔者常常提醒西方人，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两千年的东西方文化、贸易之路的统称，用“马歇尔计划”做参照系未免太狭隘了。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要唤醒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各种文明的共同记忆，开创共同复兴的前景，致力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样就名正言顺了。向国际社会讲中国梦也是如此，中国梦不只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也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人类梦想，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文化自觉。对于我而言，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要以为中国人就懂中国故事，我们还得在国内外都讲中国故事。古人讲知行合一，讲好中国故事要成为行动自觉。无论我们身处何地、身在何时，都在以言行或信念不自觉地讲中国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
讲好中国故事，是为了讲好世界故事。“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给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和施展才华的机会。以精彩的方式讲好精彩的故事，以感人的方式讲好感人的故事，以人性的方式讲好人性的故事，乃21世纪人生之大幸。三、公共外交学是人学
国际关系从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线性进化阶段，转变到多元、非均衡发展的非线性阶段，于是，国家、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在丧失其西方性，而更多展示出其多元性文化内涵。这就是所谓的“超越国际关系”，即，不仅超越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超越国际关系本身。
公共外交也面临着被时代所超越的尴尬。西方公共外交研究从过去关注“我的世界”转向“世界的我”。
超越西式公共外交，不仅要超越公共外交概念，而且要超越公共外交思维。然而，具体超越公共外交的哪些方面，超越什么呢？
其一是超越西方性——西方中心论。
西方殖民者曾将自己（西方人）作为目的，而把异己（被征服者）作为手段，既反映出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彻底，又展示其自欺欺人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4]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西方殖民体系造成了全球分裂和[5]全球问题，而“全球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和处理”。超越西方公共外交范式因此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超越公共外交，就是要恢复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本质，重新思考公共外交的本质。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中心论。在非西方世界，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认同，甚至缺乏现代国家概念：天子秉承的是“天下”观，士大夫笃信的是朝廷、王朝观，市井百姓认同的是宗族、血缘等，文人墨客是以他们内心的天下为己任……所谓“民族”“国家”概念是近代西方入侵以后才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的。正如有识之士指出的：“‘国家’概[6]念是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最成功的一种输出。”相应地，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功输出。因此，超越国际关系，就要超越西方、超越“国家”，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公共外交理论也是如此。
其二是超越公共外交本身。
公共外交被认为是一种外交手段，天然与国家利益、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有明显的主体-客体之分。公共外交思维的实质是国内与国际的二分法（dichotomy）：二分法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由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公共外交着眼于本国对外国民众，把本国与外国分开，有自我中心的倾向，缺乏命运与共的辩证认识。
如何超越？
具体而言，针对公共外交的基本元素，存在四大超越：（1）以人性超越国家性。
对公共外交批判的批判，就是为了还原公共外交学存在主体性问题，即公共外交并非只是外交（一国对他国之民）关系，更是人的关系。社会科学的主体是人！为此，要将公共外交学从西方视其为外交理论的国际延伸或外交学说的国际抽象中解放出来，还原其本质——人学。公共外交学是人学在国际层面的体现。对外交的抽象不应以丧失人的主体性为代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点并不因为上升至国际层面而有所改变。
公共外交学之所以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就在于公共外交学中的人性。外交学的人性，之所以没有彰显，就在于国家性对人性的扼杀。人学本性，这是超越外交、恢复外交本质的必然要求。
公共外交理论的上述本质是其社会科学属性的折射。西方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科学进行了历史梳理，其最主要的发现之一就是：社会科学的最主要概念来自基督教。被我们认定是“科学”的东西，在时下不少西方科学家看来，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近代延伸。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真理，而是文化。这便是西方社会科学观念的[7]新发现。因此，公共外交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也不是科学（真理），而是文化（人学）；而文化是多元的，人是多元的，是反对单向度进化论的。相应地，中国人有“人物”这个词，翻译为西文只剩“人”字。这个难译之处，恰巧表露出“人物”概念的文化特殊性。中西方文化之不同，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超越西方提供了基础与可能性。（2）以全球性、地方性超越国际性。
跨国关系、全球政治的飞速发展正在超越传统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只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因此不可能存在终结一切理论的宏理论或普世性的理论。公共外交理论更是如此。更关键的问题是，以[8]前说“一个世界，许多理论”，如今不再是一个世界，而是许多世界，多种“全球化”（globalisations）。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在证明西方的不再是普世性的（universal）而是地方性的（local）；地区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又在证明“所有的国际政治[9]都是地区性的”（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regional）。公共外交理论的地方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局。（3）以联系性超越关系性。
即以立体的、多纬度的、相互的联系超越传统的、线性的、单向度的关系。关系仍然是线性的概念，直接导致外交思维、国际关系思维的线性进化论逻辑。其实，国与国的联系并非国际的线性联系，可能是相互渗透、互动的多维、曲折联系，并非平面几何那般单纯、干脆。
比如西方（国际）政治学中“权力”的定义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线性逻辑缺陷：主要是从权力施予方（权力主体）给出，没有考虑权力接受方（权力受体）的感受。实际上，权力的最终效果不仅要考虑权力主体的能力，而且要考量权力受体对此权力的接受程度。这是古代东方国际体系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权力法则的重大区别。公共外交被认为是“软实力”艺术，最终也未脱此“权力”观窠臼。（4）以思想性超越理论性。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产生一直处于思想与理论之间的阵痛之中。笔者此前提出，“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只不过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延续。当今的国际政治观念仍然建立在西方话语霸权基础上。相应地，所谓国际关系理论是从思想观念上强化西方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合理地位与霸权的合法性。指望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幼稚而有害的，因为这是削足适履，中了西方的圈套。因为真正的理论无所谓特色而言。企图保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又要彰显中国的价值关怀，并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而只是在包装和传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应地，中国学派的提法试图从国际关系学界分一杯羹，以自立于民族之林的[10]面貌来实施自我奴役，甘愿被西方所俘获。”公共外交理论何尝不是如此？！
新时代呼唤公共外交理论创新。传统中国多是文化中国的概念；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现代中国，现代性一定会表现出理论性；全球中国崛起，呼唤全球思维。传统中国学术思想性强于理论性，现代学术正好反过来，全球性思维需超越这两者。真正的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应超越两者的偏废，实现思想性与理论性的完美统一。
恢复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本质，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公共外交范式。反思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存在范式的羁绊、被歪曲的“中国特色”。因此，建构中国的公共外交学，首先要超越范式、超越中国特色，进而超越外交本身。
展望未来，只有自主创新，打破美国和西方标准，才能树立发展中国家的信心。以中印共同崛起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效应，也就在于彻底埋葬殖民体系以来的西方神话，包括公共外交理论神话，[11]开启真正的多元化时代。
超越的结果是什么？
从字面意思理解，“超越”的含义有超出、越过等，包括有形和无形两方面。本书指的当然是无形意义上的超越，即层次和逻辑上的革新。具体来说，超越公共外交有三方面含义：行为上超越，规则上超越，观念上超越。
超越不是否定，而是扬弃，甚至可能是继承，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时俱进，还原西方的地方性。尽管其存在的前提和作用条件发生了变化，西方理论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这就是作为多元世界里的地方性理论，西方公共外交理论仍然将会是理论百花园中最艳丽的一朵。
西方人思维的特质，受制于其个人主义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过分追求理性与差异性，这与东方人思维求整体、感性与一致性的特点有本质差异。这是以西方概念、理论与思维范式建构中国的公共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逾越不同通约性障碍的根本原因。
作为启蒙运动的后期成果之一，西方公共外交学视国家为目的而非手段，这是建立在西方物质与话语霸权基础上的；尽管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本质，但是所谓的目的仍局限于西方内部，西方的公共外交实践，让非西方国家成为手段，更不用说非西方人了。许多非西方国家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确立、恢复其主权，形成民族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权。因此，西方公共外交理论的不彻底性，正是亟待超越的前提；超越的结果，是恢复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普遍性，一定程度上还原国家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本质。
一句话，公共外交学是人学；公共外交的本质在于民心相通。注释：[1]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Foundations for Global Engagement in the Digital Age. Polity Press, 2019.[2]尽管有学者也提及“超越美国公共外交”（beyond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这一问题，但与本书的讨论不在一个层面上，恰恰证明实质性内容欧洲学者也不会触碰的。Jan Melisse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2007: 6-10.[3]孔子改进的层次比帕累托改进层次更高，孔子改进的本质是指，我们的发展一定是与其他人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连在一起的。[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5]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6]原话是The state became … “the most successful western expor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James Mayall.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1.转引自Geoffrey McNicoll. Population Wei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9, 25(3):420.[7]来自人类学的声音.光明日报，2007-02-15.[8]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30.[9]这里借用了美国政治学界的一句流行语“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All politics is local）。[10]王义桅.国际关系的理论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4）.[11]王义桅.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国际观察，2007（4）.全书思维导图导言公共外交：不可能的使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传》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着身份危机，公共外交再次成为显学。中国公共外交更是成为显学中的显学。
1897年，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大师高更（P.Gauguin, 1848—1903）完成一幅大型作品，他用梦幻的记忆形式，把观赏者引入似真非真的时空延续中，在长达四米半的画面上，从左到右表达了生命从诞生到死亡的历程（见图0.1）。树木、花草、果实，所有的植物象征着时间的飞逝和生命的消失。画作的标题是三个震撼心灵的发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和科学家没有交往的高更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发问恰是科学界公认的最基本、最有意义、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宇宙是怎样起源的？生命是怎样起源的？人类的未来会怎样？图0.1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高更，1897）
当今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高更之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英国脱欧如此痛苦，不是在大英帝国的过去虚幻、现实的欧盟束缚，以及“Global Britain”（全球英国）之间彷徨的抉择吗？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回到未来）的冲动，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但希望融入西方的现代土耳其，几十年来等待戈多……转而回到现实：回归伊斯兰世界，又不被接纳，因为世俗化；回到过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所有国家都不答应！这种身份危机其实在美国身上也得到体现：山巅之城（city upon the hill）的信仰催生“绝不做老二”（second to none）的信念，在华为、5G问题上抽自己耳光。
中国也可能面临类似挑战：你是谁？并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你从哪里来？中国人很明确，外国人尤其是周边国家有不同理解。你要到哪里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有赶超美国的冲动，也有复兴到汉唐盛世的错觉……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中国梦提供了方向。
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反全球化势力兴起，逆全球化现象伴随着黄马甲运动、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拷问着我们——世界是进步的还是可逆的？未来的世界会更好吗？
世界之问，中国之答。
当代西方思想家中最能深入认识到中华文化对复兴西方文明价值的，当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展望21世纪》（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一再宣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不朽预言，并且以深通东西方文明奥秘的伟大哲学眼光，深刻而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预言的学术依据：“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1]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回应了“高更之问”。
大约4个月后，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同年11月底12月初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他明确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聚焦互联互通，落脚于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主客体二分法，超越国家（外交）思维，为人类未来谋大同，追求人类正道，超越了公共外交。一
虽然公共外交的概念兴起于美国，但当今中国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也亟须公共外交的支持。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发展日益重视，逐步完善相关机构并积极实践，诸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机构和组织纷纷投身于中国公共外交事业。
在公共外交领域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质疑之声也逐渐出现，有声音提出公共外交是否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公共外交是否只是应急式的外交手段……解答这些疑问，首先需要追溯公共外交这一概念的源头。
虽然人们可以将其起源追溯到古代，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起源于二战期间的“对外宣传”和冷战期间的“和平演变”，因而公共外交的“出身”并不好。冷战结束以后，以1999年美国新闻署被并于国务院名下为标志，公共外交在美国一度“马放南山”。之所以现在大行其道，与“9·11事件”密不可分，公共外交试图揭开“为什么他们仇视美国”的症结，旨在赢得民心（heart and mind），开始登上大雅之堂，为各国所重视。
从基督教及文化的角度看，西方将“赢得民心”的“心”翻译为“heart and mind”，是与基督的爱的诫命密不可分的。
1世纪时，面对罗马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和犹太教会上层的压制，[2]犹太人民一直期望弥赛亚·约书亚重新降临，以便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建犹太国。最终，在人民的吁求和历史使命的召唤下，耶稣及其基督教应运而生。他不但提出了革命性的口号，也提出了安抚教众、[3]赢取民心的诫命：“爱上帝”和“爱人如己”。
而基督之要人爱上帝，却是要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所谓心（heart），即是人民感受的生命，感情的生命。得到上帝便欢喜，失掉上帝便伤心，生死与共，永不分离。所谓性（mind），是人民思想的生命，理性的生命。人民之所以爱上帝，并不是因为愚昧，更不是因为无知。人民之爱，在感情上说虽然是到了着迷的那种地步，但在理智方面，却又是非常清明的。他们之所以爱上帝的圣洁公义、智慧良善、仁爱慈悲，完全是合于理性的，完全是在头脑清明的状态下，自己所心悦诚服的。而所谓意（soul），便是人民信仰的生活，希望的生活。人民之爱上帝，既通过了人民冷静理智的理解，又使人民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热烈的感情，所以他心甘情愿地把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生命，完全以荣耀上帝为中心，以服从上帝为中心。上帝的荣耀便是人民的荣耀，上帝的希望便是人民的希望。人民愿意把他的全部灵魂、全部理想、全部希望、全部生命，都拿来奉献给上帝，要把他自己的灵魂、理想、希望、生命与上帝的灵魂、理想、希望、生命完全联成一体，才可以说是尽意爱上帝。最后，所谓力（strength），便是人民实际的生活，行动的生活。人民之爱上帝，不独是内心的，而且是行动的。人民必须在其实际的生活中，行动的生活中，用他一切的能“力”，去荣耀上帝，表彰上帝，为主服劳，为[4]主服役，这才可以说是尽力爱上帝。
然而只是爱上帝仍然是不行的，人民还要同时爱人类才行。圣经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5]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上帝是爱人类的上帝，上帝也喜爱人民去爱人类。人民只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去爱人类，才能说人民是真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
可以说，在基督教徒眼中，“爱上帝”和“爱人类”的基本教义早已深入人心，是其人心所向，即总体上的“民心”。不管是“爱上帝”还是“爱人类”，都要求人民从心、性、意、力四个层面出发。而在这四个层面中，情感之心/心（heart）和理智之心/性（mind）又[6]是“爱上帝”和“爱人类”心理层面的最佳代名词。所以，在以基督教为宗教主流的西方社会中，其将“赢得民心”中的“心”译为“heart and mind”，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统治阶层真正赢得人民那颗像爱上帝一般真实的心；另一方面也是在呼应民众“爱上帝”和“爱人类”所应采取的心理层面因素，以更好地为信仰基督教的民众所接受，进而做到迎合、取悦民众，真正赢得民心。《孟子》中对民心有较为清晰的阐述。《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尽心上》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可见在孟子那里，民心是人民的支持，是执政之根本，所谓要“以民为本”。而民心的得失在于是否顺从人民的好恶。可以说，民心的得失是判断执政者成败的依据。现代政治的最高追求是善治（good governance），而这其实只达到上文中“善政”的地步，并不足以得到民心。民心是良好教化的结果，是对简单民意的超越。民心只可顺应而为，不可强行索取，否则适得其反。
而基督教中的“heart”和“mind”则是人“因信称义”的关键，是要奉献出来给上帝的。在英语中，“heart”和“mind”是一组对立的概念，“heart”指情绪上的，而“mind”则是理性上的。把“heart”和“mind”奉献出来则意味着把所有的一切奉献出来。“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strength, and with all thy mind; and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Luke 10:25-29）而最终的得救在于上帝的恩典：A new heart also will I give you, and a new spirit will I put within you: and I will take away the stony heart out of your flesh, and I will give you an heart of flesh. And I will put my spirit within you, and cause you to walk in my statutes, and ye shall keep my judgments, and do them.（Ezekiel 36:26-27）也就是说，上帝将给虔诚的信徒一个新的“heart”，将把自己的灵给予信徒，从而实现信徒的得救。
这种区别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有不同的隐喻。重视民心意味着站在他国人民的立场上，顺应其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当地人民自然地去接受、去认同、去支持。而如果想的是“heart and mind”，那可能就是要改变对方，要对方把自己的东西交出来，最终将自己的“heart and mind”给他。这就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的写照。把自己当成上帝，在全世界“拯救受专制压迫的人民”。而根据中国的看法，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是如此。
近年来，西方出现某种舆论倾向，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与“公民社会”（public society, civil society）画上等号，进而鼓吹中国应将公共外交主导权交由所谓的公民社会甚至代表公民社会的异议人士手中。姚遥在《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认为，作为一个西方舶来词，公共外交若要实现在中国语境下的落地生根，必须符合中国的政治理念与核心价值，进行持续不断的内化与深入骨髓的同化。然而，一些公共外交工作者未能识别“话语陷阱”，甚至为西方舆论所牵引，对于公民社会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挑衅，毫无警惕乃至推波助澜。公共外交要实现本土化发展，必须正视西方公民社会与中国群团组织在政治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在中国，国家政权不是掌握在资本财团与利益集团手中的统治工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或对抗的，社会组织的理论基础是群众路线与人民社会。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必须首先在国际舆论场将中国的政治理念阐释清楚，识别并揭示西方势力在公民社会幌子下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深层意图。
本书为此提出“超越公共外交”的命题，要树立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认识、认可、认同，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共识、共鸣、共振。
认识中国，就是要以世界观中国，以时代观中国，以中国观中国，而不是以己度人。要认识中国的复杂性，发展和治理起来都不容易。认识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成就来之不易，浓缩的困难、矛盾也自然非常多。客观、辩证、立体看“3D中国”：developing（发展中），dynamic（活力），diverse（多样）。目前的症结集中在是否接受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development country）。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国际身份相匹配，成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
认可中国，就更进一步。首先是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人一起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同时也认可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汲取了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尤其是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就是说，认可中国的“四个自信”。
认同中国，是最高层面的要求，就是要认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社会制度；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发展理念、合作理念、共赢理念；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认同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认同这是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创新。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有“两个马克思”之争，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受实践检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高峰，我们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不是西方所排斥的马克思主义。一句话，将恐惧转化为希望，是“三认”的使命。“三认原则”回归中国公共外交核心——民心相通（people-to-[7]people bond），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双向或多向沟通、联系，而不是要控制他人的情感及理智。民心相通的最佳模式是由社会精英相互沟通与了解，待达成共识后，再逐层传导至普通民众。在普通民众理解和受益后，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对相关国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加强双方合作并巩固合作成果。一般而言，民心相通至少有三个层次：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命运共同体。即我国所谓的“赢得民心”，不是想要单方面地控制某一国家民众的舆论，也不是想要服从于某一国家民众的思想，而是在不同文化中秉持学习与包容的态度，做到求同存异、彼此熟识，从而赢得民众层面自下而上的加强国家间合作的亲密感和认同感，真正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西方想要宣传每个人都要有一颗“爱上帝”的心的做法可谓是大相径庭。
对于赢得民心的目的，从国内层面看，荀子在《王制》中曾谈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对于国家或君主而言，皆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史为鉴，周武王伐纣之所以成功，正是他向诸侯宣布纣王的罪状，“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8]不可以不毕伐’”，从而赢得了民心，团结了诸侯，聚集了力量。同样，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执政的坚实基础，也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二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唯有经过按照马列主义唯物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
公共外交也要从舶来品，实现中国化。
对于公共外交这一称呼，有声音指出也可称为公众外交，但笔者认为公众外交这一提法并不确切。因为public不只意味着“公众”，而且体现了公开性、广泛性原则，是反对秘密外交和外交局限于政府间的传统形式，称为公众外交就失去了这方面的内涵。再者，公众指主体还是客体？如果是主体，即我们公众开展对外工作，那是民间外交。因此，无论是在术、势还是道的层面上，公共外交这一称呼都更加准确。“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由美国塔弗茨大学的埃德蒙·格利恩于1965年首创。其中“public”翻译成中文有三个意思：
一是“公众”——因其对象是国外公众，所以我们一度将“public diplomacy”误译为“公众外交”。
二是“公开”——采取公开手段，摈弃秘密外交。与传统政府外交常常是幕后谈判和交易不同，公共外交从不隐瞒其目的。
三是“公共”——依靠的是公共资源，如新闻传播手段和信息技术，因而常常与媒体外交相提并论。
因此，结合这三方面的含义，公共外交指一国政府出面，通过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影响和改变国外民众对该国的认识，争取其理解，培养其好感，以达到推销政策、提升形象和传播观念等目标的外交活动。当然，这三方面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由此产生进攻性与防御性公共外交的差异。相较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以色列，往往采取进攻性公共外交，甚至不惜混淆视听，实施思想移植，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外交则较具防御色彩，往往被动应对各种威胁论，抵消不良舆论影响。
公共外交含义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政府及政府角色：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政府作为第一推动力还是作为引擎？对于比利时这样的国家，中央政府曾缺失一年多，显然政府的含义包括地方政府。中国这样的大国，地方政府也承担了对外交往职责，只不过我们习惯叫“地方外事”。但显然没有地方公共外事一说。公共外交不管是由地方政府还是由中央政府出面，着眼点是国外民众对整个国家的认知，目标是为国家谋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至于政府角色是催化剂还是发动机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模式，政府作为发动机的角色居多；对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模式，政府作为催化剂的色彩明显。但不管怎样，政府行为是公共外交的本质。纯粹的市民社会之间的交往不是公共外交，而是民间外交。
公共外交含义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是国外公众还是国内公众？按照传统公共外交的定义，公众显然是指外国公众。但是国内公众对外交的参与，我们现在也称之为公共外交，这就颇具中国特色了，这在美国一般称为“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美国国务院就设有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一职。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代表公众？“公众”是相对于“精英”而言的——针对特定精英的外交就是传统外交或领域外交。从数量、范围而言，公众不具有特殊性，而具有一般性，即公共外交行为不能只适合特定地区的特定民众，应该具有普遍性。当然，这不否认公共外交要遵循“差异性原则”，毕竟不同地方的人口味不一，具体公共外交方式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公众与精英的区别，除了数量外，还有专业差异。公共外交行为应该不具有专业性，能为普遍人群所接受。比如，中欧间的歌剧交流，只能是专业同行之间的切磋或顶多称领域外交，但当歌剧表演面向对方大众时，则产生公共外交效应，称为“文化外交”。
公共外交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折射了外交的社会化、世俗化和信息化。外交之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极大提升了外交的合法性、功效性和趣味性。公共外交经历了从攻心术（心理战）到现代外交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公共外交还是难以超越自我，主客体转变仍不彻底。此外，公共外交的使命也从塑造形象、推广政策发展至推销观念，由于不同国家实践处于进攻－防御的不同层次，也就形成了公共外交不同的国家性及不同效果。
与公共外交相似却不同的概念还有公共事务、公众外交、民间外交、公关、文化外交、媒体外交，其差异不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却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