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全集（第一册）：易解 礼记发明 字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宋)王安石 撰 张钰翰 整理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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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全集（第一册）：易解 礼记发明 字说试读：

王安石全集出版緣起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春二月，陸象山受朱子之約至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特别强調「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他説「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據説「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夏，王龍溪吊羅念庵返回途中，入白鹿洞書院與諸生講學，重温陸象山此義，延續老師陽明先生重視學者立志的教導。

王文公挺生於宋興百年之際，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得君行道，當時及後世諸儒常常嘆羡，這裏面的甚深因緣，在於文公回答曾魯公的話：「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文公解經超邁群倫，却眼孔易開，骨根難换，一生習氣過重，密制其命，終究未能挣脱這一牢籠，是他事業成敗的關鍵所在。濫觴於邵伯温之鑠金毁骨，甚而流變爲無所不用其極之怪力亂神，爲君子所不取。程明道身處斯世，同此炎涼，批評文公「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却仍說天下事勢至此，實由我輩激成之，真見儒門性定之明哲。文公之子王元澤其人其學亦湮没千年，著婦人服飾大言斬元老大臣以推行新法，此類子虚烏有，竟能被人津津乎言之，誠咄咄怪事。今次全集亦收録整理元澤全部現存文字，讀之可知。

陸象山荆國王文公祠堂記，作於王文公身後約百年，當時詆毁言論充斥宇内，而他能以大公之心，見道之睿，照出文公肺腑，實爲判斷王文公之第一流文字，陸象山與胡季隨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年未了的大公案，自謂聖賢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問學，妄肆指議，此無足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學有歸宿，則不需沿門持缽，習心習境不能束縛，故而陸象山自信如此。

此次王安石全集的整理出版，因緣具足，王水照先生惠爲主編並撰寫長序，程元敏先生慨允責編修訂

三

二

總序

一

宋代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具有轉型意義的朝代，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都呈現出不同於此前統一王朝的種種特徵。北宋知識精英的社會身份，大都是集官僚、學者、文士三者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才，這與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關。宋太祖時還致力於征伐、平定各個地方政權，太宗時開始確立文治的方向，真宗承襲繼踵，但未成熟。至第

四

出現這一現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個人的秉賦、勤奮以外，實是適應了當時社會政治的需求。宋神宗欲重用王安石，唐介出面反對，神宗爲其回護道：「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宋史卷三一六唐介傳），儼然規定了這三條任人標準。宋代又是一個成熟的科舉社會，歷年所取進士成了官僚隊伍的主要來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科舉諸科最重進士科，而進士考試的科目可概括爲三類：一類爲詩、賦，一類爲論、時務策，一類爲貼經及墨義（或經義）。這與宋神宗的三項任人標準一一對應，若合符節。北宋舉士六十九次，其中以嘉祐二年（一〇五七）最爲「得士」，録取進士三百八十八名，其中以文學見優者有蘇軾、蘇轍、曾鞏，宋古文六家中，一舉而佔其半；又有號稱「關中三傑」的程顥、張載、朱光庭，同時中式，其首倡的「洛學」、「關學」均爲北宋顯學；政壇人物則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鈞等，爲王安石新黨和元祐舊黨的重要人物（吕惠卿等三人爲新黨，吕大鈞爲「元祐更化」主要人物吕大防之弟）。他們雖各有偏至，實均兼綜文學、思想、政治之域。蘇軾曾稱讚他的同年友、狀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三項（送章子平詩叙）。時代精英的理想標準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統一，這已成爲宋代士論的共識和士人的終身追求。

因此，爲這批精英人物編纂「全集」，就不能只局限於傳統目録學中的「集部」，而應囊括經、史、子、集四部，纔能貼切反映他們全面的精神遺産和文化創造。這對王安石而言尤顯重要。王安石自稱「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説，無所不讀」（答曾子固書），以博學多才、器局宏大而聞名於世。但由於他遭遇不公，著作嚴重散佚，僅傳的臨川先生文集（或王文公文集），與他的實績相距甚大。四庫全書收録歐陽脩著作十三種，司馬光十五種，蘇軾八種，而王安石僅周禮新義、臨川集（另有著録的王荆公詩注已可包括在臨川集中）、唐百家詩選三種，遠不能反映王安石著作的全貌。

這套新編的王安石全集採取經、史、子、集的傳統書目分類方法，收入王氏著作共十三種，包括經部六種（易解、周禮新義、尚書新義、詩經新義、禮記發明、字説），史部一種（熙寧日録）、子部兩種（老子注、楞嚴經解），集部兩種（臨川先生文集及文集補遺、唐百家詩選），王氏現存著作彙於一書，真正做到了「全集」之「全」；在輯佚方面用功尤深，融合兩岸學術力量，汲取前賢已有成果，對目前尚少注意的易解、禮記發明、老子注、楞嚴經解等，傾力而爲，盡可能完善地恢復王氏著作的原貌；對於一直有成本流傳的詩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詩選也進行了詳校、廣輯與彙批。同時，考虑到王安石之子王雱與其父在思想與创作上的一脉相承，故又收入王雱的現存著述（老子訓傳、南華真經新傳、元澤佚文）作爲全集的「外編」。我們相信，在王安石集的編纂史上，這部新編的全集算得上一個創舉，便於展示王氏精神創造的整體風貌，爲認識和評價王安石這位「百科全書式」人物，提供了真實可信的基礎文獻。當然，我們也期待它在使用過程中不斷得到補益和完善。二

王安石是廣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但又是生前和死後聚訟紛紜、毁譽參半的争議性人物。其變法活動是争論的焦點。檢閲一部王安石研究史，無論政治評價、思想考量、文學論析均爲變法問題所左右，而意圖前置的泛政治化成爲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個突出傾向。這影響了研究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僅不能正確認識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也不能正確認識「荆公新學」和他的詩詞文創作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如果説，王安石當年和司馬光、蘇軾等人的矛盾還屬於政見不同之争，彼此不失道德人格上的互相尊敬；至北宋末南渡後，王安石即被定性爲北宋滅亡的禍首。洛黨楊時在靖康國難當頭之際，首倡「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的説法，嗣後口誅筆伐，一片駡聲。誠如魯迅所説，此一論調已成爲「北宋末士論之常套」（中國小説史略）。尤爲怪異的，曾被陸九淵評爲「潔白之操，寒於冰霜」的王安石，沈與求却在紹興年間上奏朝廷，認爲「喪亂之際，甘心從僞，無仗節死義之風，實安石倡之」，要求治罪，其證據竟只是王安石曾説過揚雄和馮道的好話，這連陳振孫在直齋書録解題中也以爲「此論前未之及也」。在這樣的社會輿論籠罩下，要實事求是地研究王安石，是不可能的。

直到清中期以降，纔出現過平反辯誣的呼聲，褒貶立場雖異，但思想方法仍未完全脱離意圖前置的泛政治化傾向。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譜考略和梁啓超的王荆公是兩部代表性的翻案之作。蔡譜材料翔實，考證縝密，然而過度强烈的辯誣目的夾雜着鄉邦之誼的情緒化色彩，使不少論斷失之偏頗；梁氏之「傳」從大處著墨，影響深遠，但顯有借古喻今、爲戊戌變法申雪張目的印痕，也損害了其學術内容。

新中國成立以來，王安石被置放於崇高的地位，列寧説的「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一時成爲研究的基礎和社會的共識。其實，列寧這句話是他的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中的一個注解，内容是肯定王安石主張「土地國有化」；但我們知道，中國自古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是劃分户等、均定税役的一項新政，並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國有或私有問題。但列寧的這條注解，却使王安石研究避免了「左」傾思潮「大批判」之風的干擾，從而使研究論著和文本資料的出版頗爲豐富，不像蘇軾研究一度成了禁區。到了「文革」大搞「評法批儒」時期，王安石被派定爲大法家，一束束耀眼的光環阻擋了人們對他的認識，正如蘇軾被强扣上一頂頂「投機派」、「保守派」、「兩面派」帽子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樣，或榮或辱，都偏離了學術研究的正途。

從學術研究的自身立場而言，無論是對王安石的肆意攻擊，或是無限拔高，都是不正常的，都無法科學地認識和評價這位歷史人物的實際面目和歷史地位，也無法揭示他於當下社會的意義和價值。新時期以來，學術研究迎來「春天」，對王氏的肯定評價仍是主流，也有不同的聲音，但均屬於正常的學術探討，有助於認識的深入和發展。

公元九六〇年，後周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宋王朝，繼梁、唐、晉、漢、周以後，演出了又一場武臣奪權的新劇。如何力免淪爲承襲五代的第六代，成爲宋朝君臣理國治政的關心焦點，不久發生的「杯酒釋兵權」事件就是重要的標誌。開國君主們殫精竭慮設計的種種「祖宗家法」，目的即爲維護和鞏固趙宋政權，防止篡權政變，其核心即在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把軍權、政權、財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朱熹説過：「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語類卷一二八）這對鞏固宋朝的統一，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和抵禦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北宋未發生過一次政變、兵變，也未發生過動摇其政權根基的民變，出現了「百年無事」的表面承平局面。但同時存在著消極因素，而且越到後來越嚴重。在軍權集中方面，北宋王朝爲了防範武人跋扈擅權，把軍隊交由文臣統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經常輪换駐防，終年來往道路，致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就造成軍隊訓練不良，戰鬥力薄弱；兵種複雜，禁兵、厢兵、鄉兵、藩兵重叠設置，造成嚴重的「冗兵」之弊。在政權集中方面，北宋王朝在制度上削弱相權，相位常年缺額，厲行權力制衡，鼓勵「異論相攪」；規定地方長官由中央官吏兼攝，加强對地方的各種監視；但又優待官吏，所謂「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五宋制禄之厚），使得官僚機構龐大臃腫，腐敗無能；「任子」封蔭，差遣、寄禄官重叠，造成嚴重的「冗官」之弊。在財權集中方面，規定地方財賦絶大多數上交中央，又刺激了上層統治集團的窮奢極欲，揮霍享樂。到宋仁宗時，國庫空虚，「惟存空簿」。再加上每年向遼、西夏輸納大量「歲幣」（銀、絹），「冗費」之弊日趨嚴重，釀成了「積貧積弱」的危機。因而，改革弊政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後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士子，都加入這一行列。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熙寧二年（一〇六九），王安石在宋神宗的重用下，以參知政事而位居權力中樞，登上了全國性變法運動的大舞臺，可謂應運而生。他是位有志於改革的政治家，在多年地方官任上已試行過若干改革措施，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變法理論和具體方案。

針對「積貧積弱」的危機，王安石以「理財」和「整軍」爲兩大目標，提出了頗具系統性的「新法」設計。屬於理財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農田水利法等；屬於整軍的有减兵併營、將兵法、保馬法、保甲法等。此外，他又改革科舉制度，以便爲推行新法提拔人才。

「理財」和「整軍」針對「積貧」和「積弱」兩大弊病，而成爲王安石變法重要的兩翼，其重點是理財。王安石經濟思想要點則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就是調動人們的勞動創造力，向自然界開發資源，創造財富，以滿足人們的需求。他理財的總目標是「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是開源和節流的結合。司馬光却認爲，「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司馬光邇英奏對，見傳家集卷四二），把天下財富看作停滯不變的常數，否認人們不斷創造能力，這不合常識。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財富再分配，如青苗法把原屬高利貸者的四分利息轉歸「公家」，「民間」的借貸農民减負舒困，單從政策設計本意而言，是合情合理的。從變法理論和具體方案的層面來看，王安石不愧爲治國經邦的實幹家，既有敏鋭的經濟頭腦，又有周密的通盤擘畫。然而，問題在於實踐，如何使「良法美意」收到變成富國惠民的預期成效，王安石面臨三大困境：

一是聲勢强大的反對派。比之「慶曆新政」，王安石在全國範圍内掀起一場更有力度和深度的改革運動，首先激起一批元老重臣的反對，變法開始後，韓琦、歐陽脩、富弼等紛紛上奏指斥，隨後形成以司馬光爲首的反對派。面對這一嚴峻形勢，王安石没有及時調整自己的策略，力争化解矛盾，變消極負面因素爲正面支持力量。這種轉化工作雖不一定有望成功，但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一是他們之間純屬政見不同的君子之争，忠君體國，不謀私利。且反對派中不少是慶曆、嘉祐時期主張或參與改革的中堅人物，並非頑固顢頇之徒；二是王氏與他們均有私交，有的相知甚深，歐陽脩甚至把王安石視作文壇盟主的接班人，期許很高；三是舊黨中也有主張新舊兩黨應該調和這種的思潮，司馬光指令蘇軾起草的王安石贈太傅制稱頌王氏「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乃至「建中靖國」年號的擬定，即是顯證。然而，王安石却顯出「道不同不相爲謀」的姿態，司馬光於熙寧三年連續給他三通信函，細説新法推行過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長達三千餘言，而王氏的答司馬諫議書僅以不足三百字回復，話鋒犀利，不容置喙，對這位比他年長的老友，確屬「鹵莽」了，儘管這是一篇古今傳誦的名文。富弼、韓琦、文彦博、司馬光先後被罷免，蘇轍退出「三司條例制置司」，忌諱蘇軾被神宗重用，傾力排擠，都見出他急於求成，以致容人胸襟之狹隘，無法與反對派溝通與合作，直接造成他無人可用、無機構可倚的難題。

執行機構的倉猝建置和辦事官吏們良少莠多，是王安石面臨的另一困境。以理財爲重點的變法，本應由三司即户部司、度支司、鹽鐵司等機構來負責推行。但宋朝的三司脱離相權而獨立，直接向皇帝負責。於是，王氏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名義上僅是制定條例，實際上是主持新法的新的權力機構。草創伊始，百廢待興，行政運作不容許有走上正軌的準備期，熙寧二年二月成立，四月即派遣劉彝、謝卿材等八人巡行全國，考察農田水利、賦役，企求事繁而速成，於是大批新鋭之士紛紛加入執行新法的隊伍；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地方行政管理機器，又未經整頓和訓練，官吏差役上下其手，因緣爲奸，弊端叢生。陸佃從越州歸，面告王氏：「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法，地方州縣以多散爲功，有錢者不願借而「抑配」强借，無錢者患其無力償還而拒貸；偶獲貸款，又在城中揮霍一空，難怪蘇軾要寫詩加以譏諷：「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此類推行中産生的流弊是實際存在的。

三是推行進度緩急的把握。蘇軾曾爲試館職而草擬過一道策題，云：「欲師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神宗）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不僅精確地概括出仁宗朝因循苟且、得過且過和神宗朝勵精圖治、大刀闊斧兩種政風的差别，而且隱含著施政進程必須掌握緩急有度的節奏，既不敷衍推諉，又不急躁冒進，這種政治藝術有時起到了決定成敗的關鍵作用。王安石明白，當時積弊深重，不下猛藥已無法療救；他更清楚，他推行新法的權力僅僅來自宋神宗對他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具有不確定性，宋神宗可以隨時收回權力，事實上他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已暴露出君臣之間的疏遠。這都是王安石採取激進方式的深層次原因。至於他個人性格上的急躁執拗，只是次要的因素。熙寧二年他剛受命任參知政事，就在七、九、十一月，下令推行均輸、青苗、農田水利三法，每法之頒行僅隔兩個月，這些新法均涉及全國範圍内的經濟民生，實非長時間的縝密試點、逐步推廣不可，如此密集推行新政，超出了全社會的承受能力，更無論具體執行機構和辦事官吏能否跟進，種種亂象的産生遂勢不可免。

王安石變法長達十六年（王氏親自主持者近七年，其他時間由神宗獨自主持），其效果如何，迄無定論。大致説來，國家財政有所增加，社會生産力有所提高，西北邊防形勢有所起色（王韶收復河、岷，拓境二千餘里），積貧積弱的局勢有所扭轉。至於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寧直至靖康長達二十多年所推行的「新法」，實已變質，演成殘民以逞的工具，排斥異己、傾軋報復的招牌，倒行逆施，國勢日危，蔡京等人纔是真正的亡國禍首。這與王安石無關，應作歷史的劃分。

元祐元年，當新法逐一廢罷的消息傳到病居金陵的王安石耳中，他還「夷然不以爲意」，及至聽説免役法也被取消，他「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卷六之二丞相荆國王文公）他滿懷悲憤，賫志而殁，我們對他的報國雄心、理國智慧、奮鬥精神，尤對他悲劇性的一生，油然産生敬意。三

與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不公密切相關、甚或互爲表裏，王安石的學術思想也備受貶抑，充滿曲解與誤解，歪曲了他作爲傑出思想家的歷史真相。近年來，它自然地成爲學術界撥亂反正的討論議題，逐漸形成了共識。

鄧廣銘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確指出，「從其對儒家學説的貢獻及其對北宋後期的影響來説，王安石應爲北宋儒家學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賦予他以崇高的歷史地位。具有很大學術話語權的宋元學案却以程朱理學作爲整個宋代學術思想的主軸綫，不僅把「荆公新學」列於全書之末（卷九十八），表露出將其邊緣化之旨趣，又以「荆公新學略」題名，不得與其他諸子之「學案」同列，就隱含有視之爲異端邪説之意了。這是思想家王安石評價史中的重要一筆，尖鋭地提出兩個問題：「荆公新學」在當時居於主流還是邊緣？它代表宋學發展的正途還是邪路？王安石「荆公新學」有個開創、發展與終結的過程。宋仁宗慶曆初，他中舉後出任淮南判官，廣交同好，切磋經學，並於慶曆二年至四年（一〇四二——一〇四四）撰成淮南雜説十卷。此書今佚，但「當時淮南雜説行於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元城語録卷上）。蔡卞也記述：「初著雜説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於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郡齋讀書志卷十二引）標誌著「新學」之濫觴，起點甚高。我們知道，王安石慶曆二年（一〇四二）中進士，早於程顥、張載、蘇軾等人十五年，王安石正式登上學術史壇坫之時，二程洛學、張載關學、蘇軾蜀學均未成型，聲名不彰，即使被宋元學案列爲首位的胡瑗，在宋學中地位突出，但其重要性及社會影響力遠不及後起之秀王安石，因此，王安石應屬於開創宋學方向的先驅人物之一。及至宋神宗熙寧六年（一〇七三），王安石奉旨設立經義局，主持三經新義的修撰；熙寧八年（一〇七五）書成奏上，頒行全國，作爲衡文取士的標準，一躍而爲官方哲學，其他宋學諸子均瞠乎其後，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於字説的著述，試圖從文字的「字畫奇耦横直」中，去推究「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與易相表裏」（蔡卞語，見郡齋讀書志所引）。他在熙寧字説序中説，治經必須先從治文字入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字説雖也不免存在穿鑿附會之處，爲人們所詬病，但王安石繼續完善「新學」之志，可謂至老不輟。

元祐更化時期，「新學」一度受壓，到北宋哲宗、徽宗時期，在特定的政治局勢影響下，又掀起力度更强、廣度更大的崇王高潮。誠如陳瓘四明尊堯集所言：「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説焉，有日録焉，皆性命之理也……故自（蔡）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摇也。」陳淵在十二月上殿劄子中更概括説：「自王氏之學達於天下，其徒尊之與孔子等」，「行之以六十餘年」。可以説，在北宋中後期的六十多年間，王氏新學高踞於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頂層，居於無可抗衡的中心地位。即使南宋以後，程朱理學盛行，也無法擺脱王氏新學無所不在的持續的影響力，進入所謂「後王安石時代」，其發揮的正面或對立面作用，適足展示出宋學的多元性、豐富性和複雜性。

王氏新學的影響力不僅時間延續長久，輻射區域廣大，不像其他諸子往往冠以地域限制之語，而它是籠罩政壇、學林全局的「新學」。還有一個現象也值得注意，即作爲學派群體的規模與格局。據荆公新學研究一書的精密考證，新學門人人數衆多，堪與「歐門」、「蘇門」相匹，甚或過之。王安石在慶曆時即有孫適、馬仲舒、胡舜元等人向他問學，英宗治平年間及晚年隱退金陵時，均聚徒授學，門户隆盛。班班可考列入「王門」者有王无咎、陸佃、沈憑、龔原、郟僑、張僅、吴點、楊訓、楊驥、丘秀才、王伯起、晏防、王沇之、王迥、華峙、郭逢原、沈銖、汪澥、張文剛、方惟深、李定、董必、楊畏、成倬、周種、鮑慎由、侯叔獻、蔡淵、蔡肇、薛昂、葉濤、韓宗厚、許允成、陳祥道、鄭俠、蔡卞、吕希哲、錢景諶、吴悊、吴頤、陳度、王雱、劉發、徐君平等，他們有數十種著作問世，亦可一一考知，只是由於「變法」遭遇不公的原因，淹没在茫茫典籍大海之中，連同這個學派的人物也大都沉晦不聞，似乎在歷史上不曾存在過。陳寅恪先生論韓愈中肯定韓愈「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乃是「開啓宋代新儒學家治經之途徑者」，其重要貢獻之一就是「獎掖後進，開啓來學」，形成「韓門」，而「『韓門』遂因此而建立，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揭示出學術群體與學術流傳的因果關係。「王門」在當時人多勢衆，既是王氏新學極强社會影響力與號召力的結果，也是其社會地位和歷史定位的可靠標誌。

王氏新學能够居於社會意識形態的中心，乃是因爲它得風氣之先，較早體現出「宋學」即宋代新儒學的特質和特征，引導了宋學發展和演進的方向。陳寅恪先生論韓愈明確指出，韓愈之所以能開闢宋代新儒學家治經之途徑，在於他堅決擯斥「南北朝以來正義義疏繁瑣之章句學」，而從禮記的大學篇中，「闡明其説，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盡量談心説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鄧廣銘先生在略談宋學中，把「宋學」定義爲「萌興於唐代後期而大盛於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理學是從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不能把「理學等同於宋學」；又概括「宋學」的特點有二：一是「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們尋章摘句的學風，向義理的縱深處進行探索」，二是「都懷有經世致用的要求」，這與陳寅恪先生的論述是一脉相承的。王安石雖在理論上曾「非韓」，但在學術祈向上却承響接流，完全一致：他也堅持以義理之學、道德性命之學取代繁瑣的章句之學，以經世致用取代空談蹈虚，更以「内聖外王」等形式取得兩者的「相反相成」，獲得彼此推進，取得平衡和統一。

早在通判淮南時，王安石在送孫正之序中説：「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顯示出獨拔流俗、立志高遠的「有道君子」的學術姿態。他以「聖人之道」的捍衛者、闡釋者、踐行者自任，自信具備睥睨破碎瑣屑、斤斤於名物訓詁之辨的天然正當性，超邁於芸芸俗儒之上，擔當起引領思想潮流的「大任」。他當時撰寫的最早新學著作淮南雜説今已失傳，但從熙寧四年御史中丞楊繪的奏駁中，即可見出其不同流俗的見解。楊繪上疏題名論王安石之文有異志（宋諸臣奏議）引述淮南雜説「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代兄可也，有周之后妃之賢而求賢審官可也」等語，繼承前賢孟子之旨趣，進一步闡發對絶對君權的非議，被指爲「異志」不軌，確非餖飣堆垛的「漢學」之徒所可望其項背。這種獨立思考、放膽議政的精神貫穿於他的整個建構「新學」的學術活動之中。

王氏新學具有鮮明的政治目的性。熙寧二年王安石對神宗説：「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宋史王安石本傳）在他看來「經術」與「治世」是密不可分的互爲推轂、互爲表裏的關係。經世濟時的原則、方法均已藴含在傳統經典之中，儒家經典中存在著無限的新的意義世界，後人的責任在於闡明、詮釋，加以實踐推行，三經新義即著眼於「新義」的呈現。王安石以極大的精力從事周禮、詩經、尚書這三部經典的訓解，詩義由其子王雱「訓其辭」，他自己「訓其義」，書義由他父子合力撰寫，惟有周禮義由他獨力完成，見出他對此書的特殊關注。周禮或名周官，是關於周朝官制、禮制的典籍，王安石關注於此書，正是由於它與當時推行的新法理論和實踐關係最爲緊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都能從中找出歷史的依據，三經新義實際上是王安石變法的有機組成的一環，經術與治世合二爲一。

王安石學以致用的原則自然是正當合理的，一種學術自身發展的升降盛衰也取決於它是否適應社會需要與政治訴求。但是政治和學術的關係錯綜複雜，學術發展又要求獨立自主，要求個性化、自由度和多元性，這一學術的自身規律也必須得到充分的尊重。王安石爲達到「一道德、同風俗」的政治目的，把學術部分地變成了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這又造成頗爲嚴重的負面效果。蘇軾在王安石贈太傅制中説：「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儘管是爲朝廷代言，但評價尚稱平允。而在多封給友人的信函中，蘇軾又予以嚴厲批評：「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答張文潛縣丞書）蘇軾的這個批評比起他代表官方所作的「蓋棺定論」來，包含更深的意義與教訓。四

王安石是位具有强烈個性的文學家，兼擅散文、詩、詞，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據重要的一席。他的文學創作歷來受到的評價，褒多貶少，相對於政治、學術評價，較爲公允，這也表明政治與文學能保持一定疏離的空間，但王安石的文學創作其實仍然顯示出鮮明的政治目的性。

陳善捫虱新話卷五云：「唐文章三變，本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立門户，不相蹈襲。」這裏的「文章」泛指學術文化而言。但在當時的散文理論中，確有政治家、古文家和道學家三派，王安石就是政治家文論的代表。

王安石的文論，以重道崇經、濟世致用爲核心，强調「文」與「道」、「經」、「政」的一致性。慶曆六年（一〇四六），他在汴京爲獻文而作的四封書簡，即與祖擇之書、上張太博書二首、上人書，是他文學思想最早的集中體現。他開宗明義地説：「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上人書），「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與祖擇之書），把「文」直接歸結爲「禮教治政」、「治教政令」的載體。他進一步闡述「治教政令」的來源説：「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時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指出「治教政令」來源於「道」，來源於聖人對道的深有心得。他還説過：「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任，皆不足以有明也」（答吴孝宗書），「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教焉而已」（答姚闢書）等等，在他的心目中，「文」與「道」、「經」、「術」、「治政」之類是完全融合爲一的，並把這看成「聖人作文之本意」。但是，王安石重内容、輕形式的觀點還没有導致對辭章技巧的完全否定。在上人書中也接着補充道：「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這裏對辭章技巧等藝術形式作了明確的肯定，即「未可已也」，是不能或缺的；但比之内容畢竟又是第二位的，未能認識到它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

王安石的這些觀點在我國散文理論史中並非罕見，其本身説不上具有特殊的文學理論價值，對内容和形式關係的理解也有片面性、機械性。但是，它却是當時社會政治改革思潮的産物，有著相應的時代背景。這些觀點與其説是散文理論，毋寧説是政治改革的主張。一是爲了反對「時文」，即當時科場流行的空洞無物的詩賦貼經墨義；二是爲了反對西崑體追求華靡的詩文。作爲「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寫作實踐更不是按照這些理論觀點而亦步亦趨地進行的，其作品不是刻板的官方文件、政策圖解、高頭講章、道德説教，他所創作的在中國散文史上一大批名篇佳作，完全是按照美的法則，遵循散文藝術規律而寫成的。它們所呈現的廣闊多彩的社會現實生活，所表現的散文風格和高超技巧，以及對辭章之美的傾心追求，確乎説明王安石已達到了散文大師的藝術水平。

王安石的各體散文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尤以論説、書序、記、墓銘、祭文爲突出，並形成拗折剛勁、簡古瘦硬的個人風格。

他的論説文以結構嚴謹、論辯犀利著稱，而特别注重文章的氣勢和情辭相得，因而具有一種文學色彩。如上仁宗皇帝萬言書，被梁啓超稱爲「秦漢後第一大文」。此文以人才問題爲中心，而又廣泛涉及當時的各類弊政，頭緒紛繁而又題旨集中，段段自爲一意而又互相勾聯，呈現出網狀結構的形態，在奏書中獨創一格。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堪稱正題反作的妙文，「無事」是爲了突出和反襯「有事」。他的多篇有關變法的奏書，都充分展示出一位傑出改革家的恢弘氣度和縝密思索，文中自有「人」在。他的史論善作翻案文章，如夔説、伯夷、孔子世家議、讀孟嘗君傳等。讀孟嘗君傳全文僅四句九十個字，首句提出論題，語勢緩和；二、三兩句爲駁論，辭氣凌厲，頓作巨瀾；結句似老吏斷獄，牢確不移。起得緩，接得陡，結得疾，真乃短論傑構。

他的書序也大多屬於議論文。歐陽脩長於詩文集序，曾鞏工於目録序，王安石的三篇經義序，即周禮義序、詩義序、書義序却以獨特的風貌成爲書序中的卓然名篇。方苞指出，「三經義序，指意雖未能盡應於義理，而辭氣芳潔，風味邈然，於歐、曾、蘇氏諸家外，别開户牖」（唐宋文舉要引），所謂「辭氣芳潔，風味邈然」，主要指其共同的語言特色，即大量引用經典之語，經過作者的鎔裁組織，别有一番典雅雋美的語言風味。

王安石主張爲文「常先體制」，他曾譏諷蘇軾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有違「記」體規範。但他筆下的記體文章，却常突破常規，變化多端，尤其是普遍地加重了議論成分。名作遊褒禪山記、芝閣記、度支副使壁題名記，或記遊洞，或記靈芝，或記任官姓名，却都是特殊的説理文。前篇通過一次遊洞經歷，表達反對淺嘗輒止、半途而廢，提倡深入探索、百折不回之意。他提出必須具有志、力、物即理想、能力和客觀物質條件的三者融合，纔能做到這一點。文章採用邏輯推理和論證或對照反襯等手法，加强説服力。芝閣記的議論不以邏輯嚴密見長，而是融注著俯仰唱嘆的人生感慨，因物喻人，由小及大，作者從靈芝的際遇中看到士子的榮辱乃至自己的進退升沉，筆端含情，寄興遥深。「壁題名記」原是刻寫在官府墻壁上記述歷任官吏姓名、吏跡的官樣文字，但王氏此篇却從「衆」、「財」、「法」、「吏」四者關係出發，提出理財纔能「不失其民」，而理財的兩個重要條件就是法善和吏良，這是王安石變法思想的核心。不死粘題目，而能開掘深廣，正是他雜記文的共同特點。在人事雜記中，他的傷仲永也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臨川集所收王安石的墓誌、神道碑、行狀等傳記文達十四卷，一百二十多篇，量多質高，歷來爲人們所稱道。他對這類文字自覺提出要求：一是傳「善」，二是傳「信」，三是傳「要」，説明態度之嚴肅認真。他的碑誌文堪與歐陽脩並肩，而又各有特色。華希閔書臨川集文後云：「金陵焦弱侯（焦竑）亟稱之。志銘自廬陵外，不得不推介甫。廬陵迤邐而行，介甫突兀而起；廬陵於閒冷中點染，介甫於整齊處錯綜；廬陵爲相知者倍著精神，介甫不問何人皆有生趣。虚實互用，變化多姿，觀止矣。」所言頗爲中肯。

與歐陽脩一樣，王安石也善於撰寫祭文。祭文通常用四言韻語，王安石的祭范潁州文、祭丁元珍學士文即是。也有全用不押韻的散體句子構成，如韓愈祭十二郎文，却較罕見。宋人喜用長短參差的句式，但又多排偶成分，更用長距離的押韻，形成祭文中的一種新風氣。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就是代表作，其中贊頌歐氏的氣節剛毅和出處不苟，以「離」、「非」、「衰」和「危」、「時」、「湄」押韻，馳騁筆墨，組織藻繪，抒情隨叙事、議論噴薄而出，與他的一般議論文是兩副面目。

宋代散文家的寫作大都趨向平易婉轉的風格，王安石却取徑韓愈奇崛雄健一路。早在慶曆年間，歐陽脩在看了王安石文章後，托曾鞏傳話給他：「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説明他早年是學韓的，這也奠定他一生以拗折剛勁、簡古瘦硬爲特點的散文風格。劉熙載指出，「王介甫文，取法孟、韓」，「介甫文得於昌黎，在陳言務去。其譏韓有『力去陳言誇末俗』之句，實乃心嚮往之」（藝概文概）。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四云：「王荆公堅瘦，又昌黎一節之奇。」都揭示他理論上非韓、寫作上學韓的矛盾，這應是事實；然而他却因此而在「宋古文六家」中獨樹一幟，爲宋代散文增添異彩。

王安石現存詩歌一千六百多首，在北宋詩人中位居前幾名；尤在藝術創造方面有著多方面的成就，成爲一大名家。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列舉北宋詩體五種，即有「王荆公體」，與「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邵康節體」並稱，標誌著他的詩歌已經形成個人的獨特風貌，並對宋詩發展和演變産生直接的影響。

以熙寧九年（一〇七六）他罷相退居金陵爲界，他的詩歌可分爲前後兩期。前期作品以社會詩、詠史詩爲主，呈現出一位政治改革家的思想、胸懷與抱負，既是他「有補於世」、「適用爲本」的文學思想的體現，也是他政治活動的延伸。如河北民、感事、兼并、省兵等，用筆直露，詠史詩如商鞅、賈生、明妃曲二首等，則反映他對歷史人物迥乎流俗的見解，也曲折地表達他内心理想和感情波瀾，因而引起當時和後世人們的注目，反響巨大而深遠。而在藝術上，則表現出熔鑄字句，妙選句眼，鑲嵌典故，工於對仗，尤其善於化用前賢時輩的詩句，一併納入他創造形象、營造意境之中，其想落天外、苦心經營的功夫令人嘆爲觀止。這些與當時正在成形的宋詩特徵是一致的，惠洪冷齋夜話一再指明：「造語之工，至於荆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又説：「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惟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而從年歲論，王安石又年長於蘇軾、黄庭堅、陳師道等人，他是起到導夫先路的作用的。後期作品在題材取向上有巨大變化，寫景和日常生活感受之作，大量奔赴他的筆下，社會政治時事問題逐漸退出詩人的視野，詩歌藝術上除繼續沿承前期作派外，體裁上則以絶句爲主，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表現爲從「宋調」到部分回歸「唐音」的傾向。黄庭堅説「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脱去流俗，每諷詠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當指這一傾向而言。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録、宋詩選註中對王詩頗多評論，在不同語境中有褒有貶，貶多於褒；在近年問世的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二册中却有大段評述，尚未見稱引，特予表出。他説：「荆公兼擅各體，而五七古、七絶尤爲粹美。其古詩凝而不生澀，有力，於歐逸，於梅勁，而能適未酣放耳。其以文爲詩，直起直落，北宋無第二人。惟説理語、參禪語太多而不佳。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詰（如半山春晚即事、定林、即事、自白土村入北寺）……拗相公恬淡如是，亦一奇也。七律對仗精切，一代無兩，筆氣矯挺。惜太半爲詞頭所壞，純粹者少。七絶則幾乎篇篇可傳矣。大體論之，荆公詩勁挺，是其所長，稍欠頓宕開闔，故筆陣輕疾稍單。要之是大作手，不下東坡，袁隨園、潘養一輩正未知也。」此從體裁著眼分評王詩，與上述從年序論析，適可互補。

王安石今存詞二十九首，數量雖少，而當時詞名甚藉。王灼碧雞漫志即云：「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清人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認爲其識力、境界，當能「一洗五代舊習」。如桂枝香（「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一闋，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的詞風瀰漫詞壇時，能首倡豪放一路，確乎難能可貴。

凡例

一、本全集在對傳世王安石著作進行全面調查的基礎上，確定王安石撰著和編纂的全部著作，大致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另收録王安石之子王雱現存的全部著作，作爲全集的外編。

二、本全集各種著作所用之底本，以出版時間較早、内容完整、錯誤較少、校刻精良爲標準，並選擇其他版本系統中具有代表性的祖本作爲校本。所用底本、校本的大致情況，在各書

整理説明

三、本全集所收的散佚著作，力争彙集前賢時彦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全面地展現王氏父子著作的原貌。

四、本全集之校勘，以對校爲主，輔以本校和他校，慎用理校。校改原則如下：（一）凡底本可確定有訛、脱、衍、倒者，據校本補正删改，並出校勘記。（二）凡底本文字與校本有異，文義兩可而難以判斷者，不改原文，出異同校。（三）凡底本不誤，校本有誤者，一般不出校。（四）爲更好反映底本原貎，對底本的用字盡可能予以保留，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改，異形字、俗體字徑改爲通行正字，傳刻過程中産生的避諱字予以回改。（五）底本字跡不清且無他本可校者，用□代替。

五、各書之整理説明主要介紹該書的主要内容、版本源流、所使用底本和校本的情況及整理過程中的一些其他需要説明的問題。

六、各書附録，包括歷代書目著錄、歷代刻本序跋。

七、全書附録，包括歷代王安石相關之傳記、評論、軼事等資料。所收文獻，止於清末。

易解

易經是北宋儒者在重建天人秩序之中最爲重視的經典之一，幾乎所有重要學者皆有解易之作。新學作爲北宋中後期最重要的學術流派，對於易經也十分重視，解者自王安石以下，不下十餘家。尤以王安石、龔原、耿南仲三家最爲有名，在北宋後期盛行於場屋之中。龔作今爲完璧，耿作大體亦存，惜乎惟王作不傳於世！

王安石的解易之作，有易解、易義二名，卷數亦不同。馮椅厚齋易學附録一載：「中興書目：易解十四卷（讀書志云易義二十卷，建本二十七卷），本朝司空王安石撰。安石字介父，臨川人。始封荆公，後封舒王。有上、下經至雜卦，外有卦象論統解易象。」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一以及俞琰讀易舉要等均作「易解十四卷」。郡齋讀書志、玉海則作「易義二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三亦作二十卷，但書名則爲「易解」。吕惠卿曾言，王安石之「洪範義凡有數本，易義亦然」（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八）。而諸書所引王安石部分卦爻辭解説，周易義海撮要與厚齋易學、明潘士藻讀易述等書所引，有文字大體相同者，亦有無一語相同者。由此推測，王安石解易之作有過多次修訂，流傳後世者有十四卷易解與二十卷易義兩種。

與設局所修三經義不同，王安石的易經解説並没有由朝廷頒定，作爲官方欽定的教科書。郡齋讀書志的解釋是「介父三經義皆頒學官，謂之新經，獨易解自謂少作，不專以取士」。而正是因爲易解爲王安石少作，没有走上穿鑿、僵化的道路，反倒得到在政治立場和學術見解方面與新學大異其趣的學者，尤其是道學家的推崇。程頤教育弟子即認爲「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二程遺書卷十九）。又如朱熹學校貢舉私議云：「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吕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説之、葉夢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吕大臨、楊時、吕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吕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吴棫、胡寅等説亦可採。」是知朱熹認爲王安石父子的解經之作均有其參考價值在。相對而言，「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是後來作底，卻不好」（朱子語類卷七十八）。透過作爲宋學之集大成者的朱熹的評價，可以推知王安石的易説頗有助於學者理解易經，在易學史上當佔有一席之地。

據上引厚齋易學和讀易舉要可知，二書所引王安石易説均出自十四卷之易解，其他諸書所引則難以斷定出自易解抑或易説。本次整理則姑以易解爲名，從宋以來各家易解中輯録，釐爲三卷，卷一、卷二爲上、下經，卷三爲易傳。除大過、萃、未濟三卦和序卦之外，各卦及諸傳皆有王安石之解説。部分解説爲多書所引者，以早出者爲準，其他惟標明爲哪幾種所引及所引範圍；對於其中之文字差異，對不影響文義者不重出，差異雖小而影響理解者加校記説明，歧異較大者則并存。部分書中描述王安石的易説，或惟舉其大意，或言與他人之説同，或點明句讀，如此之類，雖非王安石原文，然亦不無價值，今則作爲附説附於相關經文之後。由於本人才疏學淺，離校後資料使用亦多不便，此次輯録定有不當之處，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引用書目：

〔宋〕司馬光温公易説　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下同。）

〔宋〕鄭剛中周易窺餘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程迥周易章句外編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　清通志堂經解本

〔宋〕方聞一大易粹言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馮椅厚齋易學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王宗傳童溪易傳　宋開禧刻本

〔宋〕李心傳丙子學易編　清通志堂經解本

〔宋〕朱鑑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説　元刻本

〔宋〕黄震黄氏日抄　元後至元刻本

〔宋〕趙汝楳筮宗　清通志堂經解本

〔宋〕方實孫淙山讀周易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董楷周易傳義附録　元延祐二年刻本

〔宋〕俞琰周易集説　清通志堂經解本

〔宋〕俞琰讀易舉要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　清通志堂經解本

〔元〕李簡學易記　清通志堂經解本

〔元〕董真卿周易會通　元刻本

〔明〕胡廣等周易傳義大全　明内府刻本

〔明〕蔡清易經蒙引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熊過周易象旨决録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潘士藻讀易述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張獻翼讀易紀聞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何楷古周易訂詁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黄宗炎周易尋門餘論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徐在漢易或　清順治間蕉白居刻易原易或合集本

〔清〕毛奇齡仲氏易　清皇清經解本

〔清〕李光地周易折中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查慎行周易玩辭集解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胡煦周易函書約註　清乾隆刻本

〔清〕晏斯盛學易初津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説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王又樸易翼述信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趙繼序周易圖書質疑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程廷祚大易擇言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翟均廉周易章句證異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易解　卷一周易上經乾卦第一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王介甫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也，故以象坤。（厚齋易學卷五，周易本義集成卷一、周易會通卷一、周易傳義大全卷一同。）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介：九六，陰陽之變。下見衆陽，不自爲首。如堯咨四嶽、揚側陋以禪舜是也。（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龜山楊氏曰：或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大易粹言卷一，又卷七十一。）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二程遺書卷十九。）

王介甫有云：「用九」八字當合上節。（仲氏易卷三。）

附一：程子曰：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周易傳義附録卷首上。）

附二：項平庵曰：人但知内卦爲貞，外卦爲悔，不知其何説也。王介甫謂静爲貞，動爲悔，亦臆之而已。（讀易舉要卷一）

附三：乾用九，坤用六，荆公以爲承上九、上六而言，各合爲一節。（學易初津卷下。）

附四：用九節，説者不一。介甫王氏謂蒙上九而言。（易翼述信卷二。）

附五：宋衷、王弼以「見羣龍」句，「无首吉」句。王安石同。（周易章句證異卷一。）

附六：王安石合用九、上九爲一節。（周易章句證異卷一。）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王安石曰：分爲四德，統惟一元，故統天。（仲氏易卷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介甫：忠信，行也；修辭，言也。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湯、武是也。非常義也，故曰可與幾也。知此位可終則終之，伊、周、文王是也，可與存君臣之大義也。（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介：上九不得九五天之中，故曰「无位」。下陽皆歸五，故曰「无民」。二非己應，故曰「无輔」。（周易義海撮要卷一，周易孔義集説卷二十引至「无民」。）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坤卦第二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附一：當以「先迷後得」爲句，介甫亦以爲句。（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附二：王介甫以「後得主」爲句。（周易函書約註卷二。）

附三：王安石以「先迷後得」句，「主利」句。（周易章句證異卷一。）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方也。（二程遺書卷十九。）

介：六二之動者，直方之德[1]，動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介：六五陽位，而陰居之。陽在内，陰在外，是藏其文章，隐晦其明，以守臣道。而又居中體正，不敢不兢兢自處，上不見疑，遂獲元吉。（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王介甫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厚齋易學卷五，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同。）

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黄，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此王介甫之言也（易經蒙引卷一下。）

臨川王氏謂：陰盛而與陽俱稱龍。（大易擇言卷二。）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介：此「終」字與「知終終之」之義合。處上六而能用六，能以大終，伊、周是已。（周易義海撮要卷一。）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附：陸氏及王介甫、吴幼清皆以「得主」斷句。（周易象旨决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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