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矫培民,张伟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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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功比常人晚试读：
前言
人生只有一次。寒来暑往，日复一日，岁月带走了多少往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随着时间流逝，也留下了各自的脚本。人生追求美丽。心静下来时，常忆起自己的心路历程，将那些美丽的记忆与感悟用浅显的文字记录下来。
生命由身体与意识组成，身体会消失，意识却可以延续。作为意识形态的生命，可以在宽度和长度上拓展。拓宽，就是在当下活得更充实丰美，邂逅不期的开心；展长，则是将自己寄托在他人记忆中，缱绻未尽的陪伴。
写书，是为了与自己沟通，收获开心，拓宽生命。我的一生，经历很多，有经验有教训，有幸福有痛苦，有成功有失败，有青涩有感悟。将这些记录下来，享受曾经的日子，品味美好的追忆。
写书，也是为了与他人沟通，跨越时空，展长生命。通过心路的回顾，细嚼慢咽不同时期的心愿、心思、心态与心得，不要“来时糊涂去时迷”。也许有人会认同一二，略有所得，少走弯路。
我的一生大致有五个阶段：第一，花季时代，内务部大院的童趣；第二，青葱岁月，“文革”与插队的跌宕；第三，教师生涯，大学讲台上的身影；第四，职场十年，万科公司的历练；第五，咨询创业，和君伴行的收获。五段心路，各有各的精彩，都有令我动容的记忆，也有醍醐灌顶的感悟。沿着自己的心路，将记忆与感悟编织起来，就像一枝长青藤上开出的朵朵小花，赏色闻香，享受那些不知时光的优雅。
自己是个普通人，没有精彩离奇的故事。我既不会写一本编年体的自传，也不会写一本故事体的小说，只希望用107个散文体的随笔，跟着自己的心，去回顾它的路。这些随笔既有片段记忆，也有偶发感悟。记忆或引出感悟，感悟或带出记忆，希望这些流光碎影在给自己带来美好的同时，也为他人带来笑声和思考。
内容沉重，读书的人会烦闷；文字轻松，读书的人才能愉悦。随心随性，就是本书的逻辑，就像儿时在海滩上漫步拾贝壳，那样轻松，那样开心。我希望用简约的文字，细数沿途的风景，记下铭心的岁月。写时，回顾曾经，品味情感，重温自己心路；写后，可佐谈资，插科打诨，取悦世人朋友。作者2015年5月引子：我的成功比常人晚
2014年5月16日，中国房地产商学院联盟峰会在杭州举行。峰会由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发起，我被推选为全国十大名师之一。在受奖仪式上，我感慨万千。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好老师，是我人生的梦想。我朝着这个方向，沿着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执着地走了40年。今天，我走到了。
忘不掉，插队生活的劳苦，历经磨难，坚韧不拔地锤炼了意志品质；
忘不掉，大学立志的笃定，持之以恒，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知识；
忘不掉，初上讲台的紧张，六神无主，焦虑不安地盼望着下课铃声；
忘不掉，迈出国门的惶恐，将勤补拙，锲而不舍地完成了学业目标；
忘不掉，青年教师的成长，万丈豪情，潇洒自如地活跃在各种讲台；
忘不掉，理论空洞的尴尬，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地投身于企业实践；
忘不掉，生活迷失的焦虑，茅塞顿开，心无旁骛地重启了新的道路；
忘不掉，职业经理的蛰伏，十年一剑，持之以恒地追求着新的梦想；
忘不掉，咨询生活的艰辛，聚小成大，厚积薄发地博得了江湖认同；
忘不掉，亲朋好友的相助，千恩万谢，抱诚守真地践行着成人达己。
我的人生比常人晚些。别人24岁就拿到硕士学位，我到35岁时才拿到，比人家晚了10年；别人三十而立，40多岁已事业有成，我到43岁那年才开始学习房地产业务，又晚了10年；别人50岁时已经著书立说，我到50岁才开始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仍然晚了10年；别人60岁时已经在颐养天年，我到60岁时才开始带着团队创业，还是了晚10年。
种种原因，让我并没有在社会公认的时间段完成该做的事情。但那又怎样呢？
自己人生规划的三个目标，我实现了。
自己创建了一套房地产企业运作系统，实现预定的市场价值，我实现了。
自己尝试创业，团队运作已经成功地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我实现了。
因为总比别人晚10年，所以退休也要晚10年。我计划70岁退休，现在正在实现中。
一个名叫塞缪尔·厄尔曼的美国人曾写了一篇只有400字的短文《年轻》，激励了很多人。全文如下：
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
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
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
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20岁。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过着年轻态的90岁。
人生步入晚秋，但拥有后发优势：掌握着能力，保持着自信，拥有了经验，优化了心态……上篇第一章生于50年代
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个国家曾经的沧桑，我几乎都耳濡目染了。我们这代人经历曲折、阅历丰富。
20世纪50年代，我幸福地度过了简单快乐的童年。出生于上海，享受着供给制的优惠，在爸妈的呵护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跃进”中，到处寻找废铜烂铁，甚至将家中能用的铁锅，也偷偷交给了老师，只为得到一句表扬；三年困难时期，过着月供二两油、三两肉的日子，吃过腌茄子，尝过人造肉，为过年那顿饺子，曾日盼夜盼。
20世纪60年代，我稀里糊涂地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岁月。刚上中学，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得意地骑在中学操场上炫耀；“文化大革命”中，少不更事，参加“破旧立新”，抄家骂人，批斗走资派，愚昧无知地争论着血统论。红卫兵失宠后，又当上了逍遥派，打牌下棋，浪费青春，蹉跎岁月；最后到农村插队，度过了一段悲戚的知青生活。
20世纪70年代，我沿着曲折的轨迹成长。农村生活中历经磨难，但也增长了见识，锤炼了毅力；大学生活点燃了新的希望，夜以继日地学习；伟人去世，天灾人祸，地动山摇、云谲波诡，一度焦虑迷茫；改革开放，重新激发了生活热情，通过质疑、思索、立志，重启了人生道路，坚持着笃定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我钝学累功，不敢怠慢。在大学期间，曾经风兴夜寐地比拼学英语。留学中，用一年时间学完两年的课程，拿到了硕士学位。归国后，重构自己的知识系统，钻研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受到广泛的好评。为了继续人生梦想，华丽转身，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奔赴深圳特区。
20世纪90年代，我经历了大起大落，终于如梦初醒。在蛇口遭受的挫折，磨炼了意志，增强了责任感；投身万科，专注于房地产开发行业，体验了职业经理人生涯，十年一剑，积累着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社会的错综复杂，公司政治的云谲波诡，职场人际的盘根错节，历练了做人、做事。
21世纪第一个10年，我坚持努力，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在咨询中潜心研究房地产企业的运作，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系统。登上清华、北大的殿堂，开始全神贯注地最后冲刺，得到“十大名师”的桂冠。加入和君，组建自己的团队，辅导咨询了百余家企业，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内务部大院
从上海来京后，我家一直住在内务部大院。
这里曾是大名鼎鼎的清礼王府，现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礼亲王名代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次子。此府是代善的孙子杰书建的王府。嘉庆十二年（1807年）曾毁于火，由当时的礼亲王昭连集资重建。王府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占地约4万平方米。府邸由三重院落组成：正殿、后殿和后罩楼。规模宏伟，院落深邃，重门叠户，房间众多。王府的西部是花园，水池假山，亭台楼阁，据说是京城有名的庭院。
当时的内务部大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办公区，另一部分是生活区。
办公区占用了大部分府邸，当时的民政司、优抚司、聋哑人协会等部门，各占一个小楼，将正殿瓜分完毕。农救司、办公厅等在后殿，也是在一栋栋殿堂里独立办公。办公区是可以让小孩子进出的，小伙伴经常到里面去玩，周日，我有时到那里去读书。
往后走，就是部长住宅区了。每个部长都拥有一个院子，有十来间平房，保卫、保姆悉数配齐。每个院子里都有花园，树木成荫，花草成簇。部长们的院子是不让小孩子进的。有时禁不住诱惑，我们也趁无人看管时，偷偷溜进去，采摘桑果、葡萄、杏子等。部长偶尔看到，也不生气，倒是那些保卫凶得很。
西部的花园，我们叫假山，正好在我家后面，只有一墙相隔。夏秋之夜，为了省事，我们经常翻墙而过，到那里去捉蟋蟀。有一次，在假山中发现了黄鼠狼，大家都认为不吉利，很恐惧，好长时间不敢去了。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
生活区的面积与办公区差不多，按我们小孩子的叫法，分为前排、后排、平房和大楼四个主要区域。大楼，楼层不高，体量不小，坐北朝南，住了七八十户人家。我家住在大楼的二层，一个大间，有30多平方米，一个小间，十四五平方米，在当时，已经够奢侈了。大楼门口有个五六层的台阶，夏天晚上，小孩子常常坐在那里讲故事聊天。我有时在那里仰望星空，如醉如痴。
内务部大院的门口，有解放军把守，一般不让外人进出。我们都发了出入证，回家时要出示。战士认识我们后，对小孩子的进出就不大管了。“文化大革命”中，外边有打架的，我们就拼命往大院跑，看到这些战士时，马上就感到安全了。
进了大门有个操场，是解放军操练的地方，也是打篮球的地方。我的篮球就是在那里学会的。有段时间简直痴迷篮球，一吃完晚饭，拿着球就往篮球场跑，去占场子。几个小伙伴，一打就到天黑，爸爸经常到操场找我回去睡觉。
内务部大院临近北京的西单商业区，往西走10分钟，就到了热闹的西单北大街。这里有百货公司、食品商场、大小饭店，以及亨得利、盛锡福、桂香村、天福号、曲园酒楼、万里鞋店等北京老字号。我的自行车是在西单自行车商店买的；我的手表是在西单商场买的；过节时，我经常光顾西单菜市场和西单食品商场；我和妈妈的照片曾经在欧亚照相馆的橱窗里挂了很长时间。曾经，我熟悉那里的所有店铺。
在大院，我一直住到下乡插队那年，后来内务部撤销，机关干部下放，这里也被其他单位占用了。10年后，我又在北京定居了，经常想回去看看。有一次进去了，大院已经物是人非，办公区进不去了，生活区还能隐约看出当年的模样。一直走到大楼，看看我曾经住过的家，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印刷场所。感悟内务部大院，伴我度过懵懂岁月，是唤我回到美好时光的地方。看到一张你的老照片，安静的心生出莫名的惆怅。一路渐行渐远，沉淀了太多的刻骨铭心，你是我最美好的记忆。若可以永恒，我愿与你同在，在固守的执着里再次重逢。岁月辗转，愿你流年无恙。老妈的歌声
我出生在上海，家附近有个横山路公园，小时常去那里玩。记得妈妈带我去过淮海路，看到许多洋房和马路；记得到过外滩，见到高楼大厦和黄浦江水。但记忆最深的还是妈妈的怀抱、她做的雪菜面和给我买的江米条。
多年后，重回上海故居，写下这样的感悟：
上海横山路700号，我的出生地。一座近百年的老房子，历经沧桑，风采依旧。对称的主体结构，承载着经年的厚重。六角形的中部凸起，彰显着现代的韵律。绿色拉毛水泥立面，铭刻着岁月的坎坷。白色圆弧的几何装饰，隐约着人生的曲线。站立良久，搜索着一幕幕令我动容的记忆，从呱呱坠地到青丝缀霜，时光残酷又宽容。贝当公寓，它有自己的时空，并没有在意我的停留，在飘飘细雨中独享着不问红尘的优雅。
所有的母亲对儿女始终有着一种深切的爱，我的妈妈也一样。依稀记得，有一次我发烧40℃，妈妈抱着我往医院跑，一到医院就号啕大哭，求医生救我的命。我16岁出门后，妈妈将更多的爱倾注到弟弟身上。后来，80多岁的妈妈已病瘫在床上，但得知弟弟病重住院，她不顾年迈体弱，执意让保姆用车推着，到医院去看弟弟。那种撕心裂肺的话，那种欲哭无泪的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母爱的崇高与伟大。
妈妈老了，骨质酥松瘫痪了她的身躯，加上各种老年病缠身，使其生活很少乐趣。为调剂妈妈晚年生活，我开始鼓励她唱老歌，并给了一个手机作录音用，以便自唱自听、自娱自乐。多年没有听到妈妈的歌声了，她一开唱，还是那样淳朴，浓浓的乡音，极具穿透力。只是略带沙哑的声线，透露了老人的感伤与无奈。
妈妈唱了几首歌，每一首歌都唤起了我对儿时的怀念。
妈妈用《渔光曲》，把我带回了原来的家。
我家住在西皇城根九号院的大楼，虽然只有三层，但那已是最高的建筑了。从三楼往外看，东边是办公区，西边紧邻二炮机关大院，南边是一排排平房宿舍，北边则是一个带假山的花园。大楼是个L形的筒子楼，里边住着几十个孩子。春天，我们在楼前桃花下玩游戏；夏天，我们坐在大楼台阶上看星空。秋天，我们溜到楼后的假山去抓蛐蛐。冬天，我们在楼道蹿来蹿去捉迷藏。不管在哪里玩，只要听到妈妈哼的《渔光曲》，我赶紧往家跑，生怕她满楼道喊我回家。
妈妈用《四季歌》，将我带回了原内务部的幼儿园。
幼儿园在大楼的西北面，正门进去，迎面是办公室，接着是一排教室，后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小操场。在那里，阿姨常常带着我们玩“丢手绢”和“老鹰捉小鸡”。小沙坑里，男孩子玩摔跤，女孩子玩堆沙。在沙坑旁的转椅上，我们经常飞快旋转，看看谁不头晕。在攀登架上，经常挂着头朝下脚在上的孩子，比试谁胆子大。玩完了就是吃，幼儿园经常变着花样做小朋友爱吃的美食。但有两样东西我不爱吃，就是木耳和黄花，经常趁阿姨不注意时往桌子底下扔。每到黄昏时，我与小朋友都聚在幼儿园的门口，焦急地等着家长来接。听到《四季歌》，我就知道妈妈来了。《何日君再来》是妈妈老了以后才听到她唱起的，令人惊讶的是，老妈能将歌词记得如此清楚，曲调也唱得很准。听到她唱着“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我不禁想起了原内务部的大食堂。
在我的记忆中，大食堂很大，除了能放几十张大方桌之外，还有一个羽毛球场的位置。中午吃饭后，经常看到一些干部在那里打球。食堂有几个买饭的窗口，南面的卖菜，北面的卖主食。平时的饭菜比较简单，我到食堂主要是买馒头。到了过年过节，家家都要到食堂打菜，大师傅做的各种美味佳肴，令人垂涎三尺。据说，食堂有几个二级厨师，厨艺了得，曾给中央领导做过饭。
喜欢大食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每年除夕，内务部都在这里举办迎春晚会。届时，大食堂里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套圈、猜谜、击鼓、画鼻子……各种有奖的游戏，让我流连忘返。感悟听老妈唱歌：第一遍，我笑了。一首缠绵凄美的歌，用浓郁的乡音唱出来，别具情趣。那句“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让我们无限开心。第二遍，我哭了。那淳朴略带沙哑的歌声，没有轻佻，却透着沧桑。像湖水皱起的层层涟漪，描述着岁月的无情、心中的无奈。第三遍，和着老妈唱。点点露珠，闪烁着斑驳记忆。天光水色，叮咛着人间亲情。老妈的歌声并不好听，却最动听。爸爸的身影
1968年年底，我赴山西插队。爸爸要去北京站送，我执意不肯，但在火车即将开动时，我还是看到了他。在人头攒动中，爸爸显得那么渺小，在拼命地向我挥着手，我的眼湿润了。火车缓缓开动，我看到爸爸也在低头擦泪。
爸爸是个工农干部，1942年参加革命，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解放战争时，爸爸随着部队到了上海，并留在当时的上海华东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爸爸又被调到中央内务部，于是我随家来到北京。
爸爸的文化水平不高，不懂政治，不善言辞，官场生涯普普通通。有一次宁夏缺干部，差点儿将他从北京调走，后来妈妈做了工作，全家才得以继续留京。
爸爸忠厚老实，与世无争，从来没有听到他说别人的不是，也没有人际过节。尽管不善交际，但其老好人的性格让人很愿意接近地，爸爸身边总有一些关系不错的老同事，经常来往。与妈妈有不同意见时，爸爸总是让着妈妈，听着训斥，最后认错。在家庭生活中，爸爸只承担了部分父亲的角色——挣钱养家。他基本不过问我们的学习与成长，也许这是为了避免与妈妈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受到了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期，爸爸的问题被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了照顾妈妈与弟弟，他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选择了回烟台老家。在新的岗位中，爸爸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离休后，他心满意足地过着无欲无求的生活，一直到1999年在梦中悄然离世。爸爸经受过战争的磨难，忍受过屈辱的考验，享受过平静的幸福，承受过悲欢离合，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这是一个老实人的一生。感悟我曾很羡慕爸爸那种四平八稳的机关工作，可毕竟从妈妈那里继承了争强好胜的基因，最终走出了一条与他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爸爸骨子里的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心志，血脉相承，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准则。两小无猜
很多人都经历过两小无猜的美好，从而留下儿时的纯情回忆。
1955年，我随全家来到北京。坐在颠簸的汽车里，一路尘土飞扬，我好奇地向外张望，对比上海的大马路和家旁的横山路公园，老大不情愿地问妈妈：“北京怎么这个样呀？”
在内务部大院，我家暂住在一个叫“九间房”的平房区里，屋里没有上下水，白天要去屋后的公共厕所，晚上就在家里解决。我常常一人站在家门口发呆，想着上海的家，横山路700号，那座叫贝当公寓的楼。
一天我去厕所，看到屋后邻居的门口站着一个小女孩，留着短发，睁着大眼睛看着我。四目相视时，她对我友善地一笑。第一次看到陌生人跟我打招呼，我也对她笑了笑。她问我从哪儿来，我说刚刚从上海来。就这样，我们两人以幼童的方式，前言不搭后语地聊上了。她是我来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个人。
两家离得很近，步行两分钟，你来我往，我们两人就玩在一起了。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在一起，最常玩的就是“过家家”，她当妈，我当爸，找个布娃娃当孩子。女孩尽心尽力地当着“妈妈”，负责做饭，抱孩子；我这个“爸爸”却经常不知该干什么。于是我就对她说：“我们再要个孩子吧，你抱一个，我抱一个。”我们居然为到底要几个孩子、男孩还是女孩发生了争论。在她的允许下，我们决定再要个男孩。可只有一个布娃娃，我只好找了个笤帚疙瘩，包了条手绢，当男孩抱着。长大后我才知道，要男孩还是女孩，自己做不了主，连要几个孩子也做不了主。
有一天我生病了，妈妈不让我去找她玩，还把鞋子藏了起来。我左右找不到自己的鞋子，急中生智，穿上爸爸的大鞋，趿拉趿拉地走到她家，看到我的囧样儿，她开心地笑了，笑得那么甜，我的病痛与烦恼顿时一扫而光。
我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爱好。每天上午10点钟，大人要在机关大礼堂前做工间操。只要大喇叭一响，我赶紧拉上她往那里跑。大人随着音乐的节奏，整齐划一地做着操，我们好奇地看着，目不转睛，那是唯一能欣赏到的表演。由于每天都去，很多大人与我们开玩笑，这个摸摸我的头，那个捏捏她的脸，相互说着：“看，这一对又来了。”我们看着大人做操，心中充满着长大的期盼；大人看着我们两人，不时会流露出对儿时的怀恋。
她家有个保姆，看到我们天天在一起，也开起了玩笑。有一天，保姆对我说：“你愿意娶她当老婆吗？”我问老婆是不是当妈妈，她说要当妈妈，我就说愿意。接着又问那女孩：“你愿意嫁给他吗？”她说愿意。保姆就说：“那你们就亲个嘴结婚吧。”我看看她，她看看我，我俩没有任何犹豫地亲了个嘴。保姆看了，嘻嘻笑了起来，隐约透着一丝“坏”。
后来我上了幼儿园，不能经常和她一起玩，很不高兴，也不与其他小朋友玩。幼儿园的阿姨找到我妈妈说，你家孩子怎么不与其他小孩玩，是不是有什么病，带他去医院看看吧。阿姨哪里知道我的心思呀。
长大后，我们彼此也羞于来往了。上小学时，我们还在一个学校读书，后来她父母调离内务部，家也搬走了，我再也没看到过她。感悟儿时的伙伴，想必如今青丝已变白发，和我一样步入老年了。不知她在哪里，也不知她过得可好，我心中的她，永远是那纯洁明净的容貌、一泓清泉似的笑声和亲昵嬉戏的身影。没有跨越时光的惜，也没有山水一程的念，只有静静地祝愿：那个曾经给我带来快乐的女孩，一切安好。挨饿，骄傲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有过挨饿的经历。现在大家都琢磨怎么吃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连央视都拍了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当年为了吃，我曾经做的事今天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
插队时，一个老乡的母亲去世了，有人拉我去抬棺材。我很不情愿，他妈死了，干我什么事？他说：不就是为了混顿饭吃嘛。强忍着对那种哭天喊地的反感，我们8个人披麻戴孝抬棺材，换来一顿酒香肉美。抹着嘴回来，我才明白农村为什么把婚丧叫红白喜事。
小时候物资匮乏，粮食、油、肉，糖等都要凭票供应。不要票证的食物，便宜的时候就要多买，储存起来以备日后，印象最深的就是购买冬储大白菜。每年初冬，正是大白菜上市的时候，家家都去排队，一买上百斤拉回家，有条件的挖个地窖放进去，没条件的，堆放在避风处，找点破棉被、破毯子盖上。这一冬天，大白菜当家。
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饭吃不饱，营养跟不上，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面黄肌瘦，有气无力。那时很多家都买了杆秤，做饭前，要称出定量的口粮做饭，否则到月底就没的吃了。油不够吃，仅有的肉票全部拿来买肥肉，好炼点油，剩下的油渣炒菜吃。没有肉吃，有人发明了一种人造肉，不知是什么做的，嚼起来像豆腐渣。没有菜吃，各家分配买了一些腌茄子，咸得能打死卖盐的。
为了填饱肚子，几乎能进嘴的东西我都吃过：蚂蚱、知了、糠麸、野菜、槐树花、红薯秧……今天有人猎奇尝鲜，重吃这些东西，但我绝不会再吃了。
两件与吃有关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1961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26届乒乓球锦标赛。听说那里可以买到不要票证的高级点心，妈妈搞到一张票，不是为了看球，而是去买点心。回来后，妈妈分给我们吃了点，把余下的藏在壁柜中，打算细水长流慢慢吃。我和弟弟可惦记上了，今天我偷点，明天他偷点，很快妈妈就发现了。妈妈分别追问我们，我顶住了威胁利诱，死不承认，弟弟扛不住承认了。当妈妈告诉我，是弟弟偷吃的，错怪我了，我反而哭了。听到庄则栋、丘钟惠拿冠军的兴奋劲儿，烟消云散了。
我和弟弟那时正在长身体，张嘴就想吃，一月28斤的定量根本不够。妈妈看着很心痛。一天晚饭，她做了一大锅疙瘩汤，说今天晚饭可以管饱吃。看着那一锅面糊，漂着几根菠菜，加上几粒油渣，还有星星点点的蛋花，馋得我直咽口水。很多天没饱过了，我一连吃了四大碗，连汤带水，加上寥寥可数的面疙瘩，灌了个水饱，把爸妈都惊呆了。但第二天早上我肚子又饿了。感悟对天天吃不饱的人来说，最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吃饱肚子，补充营养。这与今天的养生之道，风马牛不相及。饿了和挨饿是两个概念。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体会岁月沧桑，感触五味人生，这是一种资格。对没挨过饿的人，我始终有一种历经磨难的优越感。工农商学兵之工
在同代人中，我的经历更丰富些。我下过矿、务过农、从过商、上过学、学过军，过去常讲工农商学兵五大行业，我占全了。
产业工人中，最辛苦的莫过于矿工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下过矿。我有过两次经历，一次在门头沟煤矿，另一次在木城涧煤矿。
红卫兵运动到后期，我与内务部几个同伴相约着去了门头沟煤矿。那时，门头沟是个很远的地方，坐车到了那里，天已擦黑儿。矿里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小房间，有个小炕，两米多见方。我们5个人要全躺下，还有点儿难度。大家只好一个一个塞着躺，全躺下后就发现谁都翻不了身，只要一个人动，左右两个人就被挤得嗷嗷乱叫。我们开玩笑约定，谁要翻身，打个招呼，一起翻。那一夜谁都没睡好，只要有人翻身，5个人都要醒。
第二天下井前，我们早早就换好矿工服，戴上柳条帽，猛一看像个矿工了，但细看还是细皮嫩肉的。走到竖井前，与师傅们一起坐上罐笼，吱扭吱扭地往下走，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耳边机器隆隆，阴风呼呼，四处漆黑，除了几个人的脸，什么都看不到，真有下地狱的感觉。慢慢腾腾地，好不容易到了几百米深的巷道。“在昏暗的矿灯下，我环视周围，看到一条主巷道，有一人多高，2米多宽，顶部和两侧都是用马钉和圆木钉成的八字形巷道架。顶板圆木上部塞满了树枝、茅草和麻袋片，以防止上面的碎石、煤块掉落伤人。巷道底部有两条矿车轨道，一条进，一条出，用来运输。我们上了运煤的小火车，两人坐一个车斗，往掌子面开去，走了几十分钟才到了挖煤的地方。”
几个师傅带着我们，先将已堆积的散煤装上车斗，清理完现场，就要打眼放炮了。只见一个师傅拿着钻机，轰轰地钻孔，打完眼后，装上炸药和雷管。这时，师傅们总是让我们躲得远远的，还要拐几道弯，生怕出安全问题。放炮时，声音大，音频低，感觉很震撼。气浪特别强烈，一股风吹过来，人几乎站不住。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尘烟，一瞬间，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矿灯像一个个小鬼火，在黑暗中时隐时现。任凭通风管呼呼地吹着，刺鼻的气味仍然呛得人几乎无法呼吸，二三十分钟过去了，尘埃基本落定，大家互相看了看，除了眼睛还露点儿白，鼻子、嘴都看不出来了。跟着师傅们到了刚才放炮的地方，那里已炸出了一个大洞，煤石堆成一个斜坡。一个师傅拿着一根杆子爬了上去，左右捅捅，检查是否还有松动煤层。据说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一定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干。确定没有危险后，大家才过去，用铁锹铲煤装车，然后推到轨道上等待小火车运走。
20世纪60年代末的井下，阴冷潮湿，空气污浊，面积狭窄，灯光昏暗，大部分巷道没有钢支架。在这种环境中长期工作，任何人都会得职业病。1974年，我又到木城涧煤矿学工，那是全国的先进煤矿。但让我感慨的是，井下的条件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吃的饭还不如以前了。门头沟煤矿食堂当时有3角6分钱的小炒，很好吃。感悟据说，当年冰心下井参观了煤矿后，感慨地讲，当重回井上，重见阳光，重新呼吸清爽空气时，她心中有说不出的悲恻和惭愧。几十年过去了，下井的记忆早已斑驳，但挖煤的感受却很难忘记。曾经的体验，化作心曲，用起伏的旋律在平静中泛起层层涟漪，唱出的是那种曾经沧海。工农商学兵之农
2000年5月，几个同学回了一趟张村，我们插队的地方。到了山西运城，借了一辆车，开到村口，特地下车看了看那棵大槐树。树依然郁郁葱葱，40年来似乎没有变化，它沿着自己的时空走着生命历程。
村里面目皆非了。张村过去是个生产大队，分成5个小队。除了第五队，每个队都有一个围墙圈起来的居住区，当地人叫“部堡”。围墙是用土坯垒起来的，五六米高，有个仅可通过手推车的出入口。队里的大部分人都住在其中，就像城里的棚户区，一户挨着一户，密度很大，基本没有院子。我们刚去时，对这个古老的“部堡”很感兴趣，谁也不知它有多少年了。每到此处，我们不禁会用手挖两下或踹两脚，做梦能找到什么秦砖汉瓦来。
现在，这个最具特色也是我们最想重见的“部堡”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瓦房。从农民的眼光看，这是生活的进步，我们却感到遗憾与失落。
我们住过的知青宿舍，说不上残垣断壁，但也是满目疮痍。我认认真真地看了每一间房，追忆着当年的情景，似乎还嗅到了知青的味道。
刚到张村，知青都住在三队“部堡”中的老乡家，睡农村土炕。后来又搬到大队部去住，睡更脏、更破的土炕。第二年，政府拨了一笔钱建知青宿舍。在几个大工的带领下，我们垒墙、上梁、铺瓦、抹灰，几个月过去了，一排崭新的房子建成了。想着可以摆脱土炕上的臭虫、跳蚤与虱子，我们非常期盼。房子还没干透，知青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第一件事就是各自买一块木板，为自己支了一个还算体面的床。在这里，一住就是六七年。
这几间宿舍令人触景生情。在农民的眼里，这不过是几间破房子，我们却记住了这里的一砖一瓦。
南岸地和北岸地是我们经常干活的地方。北岸地已成苹果园，当年的菜地、麦田和机井，踪迹全无。南岸地基本保持了原貌，五月的麦田，一片青黄，散发着熟悉的麦香。当年拿着锄头除草，扛着铁锹浇园，弯着小腰采棉，挥着镰刀割麦，顶着烈日打场……情景历历在目，今天物是人非。我拿起一把镰刀，割了几行麦子，重温旧日。
听说我们回来了，老乡纷纷来看，其热闹程度，堪比知青第一次进村时的情景。当年的年青娃，现已两鬓花白，当年的壮汉子，也已身体佝偻。人生匆匆，40年的岁月，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有些人，还能看出当年的一点痕迹，有些人，已无从寻觅记忆中的模样。大家彼此寒暄，开着玩笑。感悟人生像一部剧，谁也无法预知剧情的发展与结局，那是一种更真实的演出。将往事细细回味时，烦心、开心、伤心、痴心，都因曾经的努力而坦然。风过自有蓝天白云，日落自有斑斓彩霞，一切皆在冥冥之中。只要想过、爱过、努力过，就会有一种坦然。工农商学兵之商
工人、农民各有劳累，商场售货员也有自己的辛苦。他们每天从早站到晚，不断地回答着几乎相同的问题，直到口干舌燥，还要始终保持着微笑。
大学期间，我们到东风市场学商。东风市场的前身为东安市场，因临近东安门而得名，这里曾是北京内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市场内有经营日用品的铺子、古书店、古玩、小吃摊和杂技场，还有饭庄和戏园等。“文化大革命”前，我去玩过。1966年“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后经过整修扩建，1969年重张开业，成为大型百货商场。
站了两个月的柜台，我对商业工作颇有体会。过去看到柜台里的售货员，站着、靠着，动作不急不忙，觉得很轻松。自己真干了，才发现这个工作也是个体力活儿。第一天，我站了8个小时柜台，浑身酸痛。那感觉，还不如在地里干活儿舒服。干农活儿空间大，可以来回走动。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售货员的活动范围就是柜台里那一个多平方米，上班时间不允许坐下，连个凳子都没有，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真不习惯。
面对客户时，售货员要永远保持微笑，这绝非易事。生活中的事杂七杂八，心情难免受到各种影响。但客户一来，你就要笑，来的客户多，你就要不断地笑，这是职业要求。笑的时间长了，脸上的肌肉都僵了，成了皮笑肉不笑。我这个人，肚子里有什么事情，全写在脸上。有一次，我情绪不好，一天板着脸，为此受到了组长的批评。事后我发牢骚说，售货员就是卖笑的。
售货员的辛苦，还表现在要不停地说话，而且回答的是几乎同样的问题，不仅让人烦，嗓子也受不了。我负责的柜台是卖毛衣的，有一次柜台上了一款进口的尼龙衣，款式不错。来了不少顾客，柜台前挤满了人，这个摸一摸，那个问一问。大小，颜色，质量，价格，就这么几个问题，一天中我反复地回答了几百遍，下班时，心情烦躁，嗓子生疼。感悟当售货员的经历，调快了我的做事节奏，锻炼了处理问题的能力，磨平了桀骜不驯的棱角，练达了生活中的人情世故。每个人都应该面对不同的社会角色，体验五味杂陈，这也是丰盛人生的一部分。工农商学兵之学
如果算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几乎做了20年学生。从一个落后生到一个好学生，印证了“天道酬勤”。
在学习上，父母没有给过我什么帮助。爸爸教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但只知三字经、百家姓；妈妈上过初中，但数理化一窍不通。我天资不聪明，领会问题总比别人慢，加上性格怯懦不敢提问，刚上学时，学习成绩不好。
一、二年级时，我是个胆小怕事的孩子，能按照老师的要求，课堂上听讲，下课完成作业。三、四年级时，班主任对我们的要求不严，班风日下，纪律渐衰，认真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同学经常玩一些我闻所未闻的游戏，好生羡慕。经不住诱惑，我迅速学“坏”，走上了下坡路。
当时我迷上了一种叫“摆兵”的游戏，用扑克牌玩，红色代表好人，黑色代表坏人。幻想着古代战场，我经常在床上大摆兵阵。自己玩得如醉如痴，对上学渐渐产生了厌烦心理。有一天突发逃学的想法，早晨上学时，我偷偷躲在大院的一个角落，待爸妈上班后，悄悄溜回家，又投入到“摆兵”大战中。但纸里包不住火，班主任让同学来家帮我补课，妈妈知道后大怒，爸爸拿着毛巾抽了我一下。我哭了，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羞愧。这是我第一次挨打，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此后我订了学习计划，除了按时完成作业外，还看了不少课外书，成绩开始提高。
我对六年级的班主任蒋老师印象深刻。为了提高全班的学习成绩，他想了不少办法。我记得三件事。第一，班里以学习成绩排学号。经过六年级第一学期的努力，我的学号跃升为“2”。第二，当时每周都有小测验，根据成绩发“周五星”，那是一张油印着五星的小卡片。六年级全年的“周五星”，我都得到了。第三，班里组织了数学小组和语文小组。我参加了语文小组，蒋老师经常用周末时间带我们外出，辅导写作。
小学升中学的考试，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大考。考前要报三个志愿，我分别报了四中、三十一中和三十九中。四中是我的期盼。报三十一中，是受到一个儿时朋友的影响。我两门课的总分是198分，而四中录取的分数线是双百分，我只能上三十一中了。中学时代，心理处在逆反期，加之班里的一些不良影响，我的学习成绩又一次落在中游水平。
经历了插队，我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当时政治活动占用了很多时间，但我始终是班里最努力的学生。我知道自己不聪明，要想出人头地，只能比别人更加努力。在三年的大学学习中，我成了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改革开放后，我明确了人生的目标，规划了实现的路径，制订了落实计划。无论是青年教师的生涯，还是出国留学的日子，我再也没有浪费过时间。
马克思讲，天才即勤奋。这句话深深地影响着自己。人与人的智商有差别，但不会大到一个注定是爱因斯坦，另一个注定是阿Q。有些人想法很多，但“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智商再高，顶什么用呢？感悟我既非出身世家，也非师出名门，但全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几乎都请我讲过课。尽管我上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不是最好的，可我却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站稳了讲台。几十年后同学聚会时，大学班长给了我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天道酬勤。工农商学兵之兵
我没有当过兵，但体验过部队生活。学军是中国特色的学校必修课。大学期间两次参加学军，都在山西。
学军首先是纪律教育。初到兵营，感觉新鲜，这也想看，那也想摸，但很快就感到处处受限制，不许乱说乱动，一切听命令。早上6点，起床号一吹，大家一个滚儿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衣叠被，跑步到操场集合出操。
我穿衣服历来慢，总是落在后面。学军后，我掌握了窍门，即只求外面周整，莫管里面难受。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怎么都做不到，于是心生抵触，为此挨了几次批评。
吃饭时是不许说话的，也不能剩下饭菜。我觉得不剩饭菜是对的，不说话，显得有点傻。没有话语声，就剩下呼哧呼哧的吃饭声，让人觉得很滑稽。有一次，听着那些声音，我忍不住笑了，挨了教官的一顿训斥。
晚上10点，熄灯号一吹，立即睡觉，谁也不许说话。我无法关灯即睡，只能干躺着，听着同学的鼾声此起彼伏，好不难受。
学军能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其中队列训练是最辛苦的。太阳底下，一练就是半天，枯燥无味，汗顺着脸往下淌也不许擦。这些简单动作，部队的要求却不简单。立正要腿绷直，两手紧贴裤子中线，转身一定要动作一致，头、身体、腿做好配合，走步时，要求抬腿高度和摆臂幅度都一致。一天练下来，筋疲力尽。
行军拉练我倒是不怕，早上四五点钟起床，排着长龙，在公路或山里走，喊喊口号，唱唱歌，有时还要急行军，一走就是几十里路。我有长跑的底子，走长路不在话下。
最期盼的自然是实弹射击。男孩子都喜欢舞刀弄枪，拿到真枪后，面对这个杀人的家伙，不免肃然起敬。练习射击很辛苦，即使卧射训练，在地上一趴几个小时，有时胳膊肘都磨破了。但这些都被实弹射击的兴奋补偿了。
实弹射击时，每个人可以打5发子弹，教官在旁指导，我们一个一个上去打。我小时打过气枪，有些基础，每次成绩都还不错，足够在同学中炫耀了。
对纪律教育，我有过抵触。部队需要纪律，因为打仗需要统一意志。学生又不去打仗，学这些干什么？学军后我有了体会、人活着要有纪律。感悟遵守纪律，首先是为了自己，要努力成就一些事情，就不能对自己的欲望和无为有所放纵。其次也是为了他人，每个人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还要有公共道德。我是个纪律感很强的人，与当年学军不无关系。老三届是个纠结
网上看到种种关于老三届的议论，有人高捧，有人贬低，有人得意，有人自卑，都是老三届的人在自拉自唱。身为其中的一员，谈起老三届，我也百感交集。
老三届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学毕业生，现在都已年过花甲。
在最美的童年，像其他人一样，我们沐浴着父母之爱长大，尽享着无忧无虑的童趣；在懵懂的青年，像其他人一样，我们经历了动荡岁月，在愚昧和盲从中迷路于荒唐；在忙碌的中年，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努力着人生，在柴米油盐中艰辛生活；在应该释怀的老年，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们却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我们从小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大，父辈中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从心底，我们认同共产党，深知今日中国，能担负起富强国家重任的，非共产党莫属。但是，我们也抱怨党内出现的某些问题，特别是那些贪污腐败。
社会主义让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变了命运，农村人有了土地，农民兄弟进了城，社会底层的可以做官，衣衫褴褛的有了学上。大锅饭，使大家有饭吃有屋住，但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我们开始抱怨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因此对新的改革充满期望。
我们纠结于知青经历的得与失。老三届的大部分人都有下乡插队的经历，有的人甚至永远留在了穷乡僻壤。在农村，我们学会了独立，经历了磨难，锻炼了意志，结交了友谊，终于长大成人。回城以后，却发现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怀揣的理想，被生存的压力碾碎；满腔的热情，也被生活的琐碎湮灭。对知青经历，我们始终说不清得或失。
目前，社会处在急剧变革中，这是最好的时代，抑或是最难把握的时代。国家日新月异，生活逐步丰盈，我们深感幸运。儿女成家立业，第三代出生，我们得到慰藉。但如环境污染等诸多社会弊端，又使我们心怀不满。因此，我们期盼更和谐、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最纠结的，是自己这一辈子。转眼一甲子，最美好的时光已逝去。有很多憧憬，也有很多噩梦；有很多骄傲，也有很多遗憾；有很多满意，也有很多未竟；有很多欢乐，也有很多痛苦。希望与失望的交集，笑声与泪水的缠绕，成功与失败的轮回，幸福与痛苦的纠结……对自己的这一辈子，我们能说清楚吗？
其实，这就是人生。我们只能接受时代的选择，随着命运颠簸，经历种种坎坷。
人生的道路是自己走的。理想与现实总有距离，这个距离需要人去跨越。尽管老三届犯过种种错误，那是无知，无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我们因此沉沦了吗？认命了吗？或无悔了吗？努力了吗？
随着时光流逝，老三届很快就会被世人遗忘，因为它不是一个历史节点，也不是一个社会概念，只是我们这代人心中的一个纠结。感悟人生四季轮回，从容走进晚秋，老三届都已入耳顺之年。得与失，只是点点经历；悲与喜，终是片片碎影。愿我们这代人，凝聚和暖，融化悲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悔生命的最后一程。北京娃进村
1968年12月30日，北京站。车站大楼上悬挂着巨幅标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等革命歌曲，车站里锣鼓喧天、人头攒动，挤满了走和送的人。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车厢里的人使劲儿招手告别，车厢外的人拼命挥手送行，车里车外此起彼伏的哭声，盖过了那些锣鼓声。我默默地目视着爸爸渐离渐远的身影，一股伤感涌上心头。今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会怎样？我若有所思，又想不清楚。
12月31日傍晚，我们到了山西省运城县城。下了火车，全体知青被安排在运城的一所中学过夜。几百名叛逆不羁的青少年，离开了父母的约束，如漫无目标的群蜂，成帮结队，恣意寻事了一整夜。那些逞强的人骂着叫着唱着，鬼哭狼嚎一般；另一些胆小的人只能战战兢兢，躲在教室里，门窗紧闭。学校里，一会儿这边打起架来，一会儿那边把桌椅烧了……就这样，我度过了插队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据说县里本来在第二天安排了欢迎知识青年的活动，见到前一天晚上的情景，立马取消了。天一亮，赶紧将这些小“瘟神”送到各自的村里。
到了张村，我们二十几个知青在村口大槐树下排好队，举着村里发的小纸旗，背着自己的行李，步行进村。村里大道两边已站了不少老乡，看到我们来了，随着大喇叭，哩哩啦啦地喊了几句口号，更多的人是以一种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这群北京来的娃，似乎在看什么新奇动物。我想起了电影里的一句台词，“鬼子进村了”。
知青被安排到三队的一个老乡家里，东厢房住女生，西厢房住男生。男生是三十一中的，女生是三十六中的，大家互相不认识。刚开始，男生看不起女生，言谈话语中经常欺负人家，估计背地里女生也没少说我们的坏话。
知青小院的对门，住着一户人家，听说是富农。他家里养了一条狗，见了我们这些生人总是叫。于是，几个男生就动了杀狗吃肉的念头。我们找到富农家，以这条狗威胁知青的安全为由，要杀狗。富农家胆子很小，看到这群气势汹汹的知青，一口答应，只希望留下狗皮。有人帮我们剥狗皮，何乐不为。
一天，我们把狗引进了知青小院，几个人拿着铁锹和锄头就开始打。谁也没有经验，这狗上蹿下跳，怎么都打不死。后来还是我们找来一根绳子，套住狗后，活活勒死了。
富农家将狗皮剥走后，我们将狗大卸八块，放到大锅里，扔了一辫子大蒜，放了些盐，就炖开了狗肉。狗肉需要慢火炖一夜，几个人一商量，两个人一班，一班两个小时，守着锅别烧干了。结果，每个看锅的人都没闲着，一边守着一边吃。第二天一早，大家再看那锅狗肉，只剩下汤了。
老乡对男生杀狗吃肉这事的意见特别大，后来在一些问题上，刁难知青，产生的成见也延续数年。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知青生活。
刚下乡时，我自以为出身优越，总爱奢谈教养。看着老乡，说人家粗俗；看着女生，说人家没有文化。回头想想，我们懂什么是教养吗？
读了一篇关于郑念的文章，摘录如下：
她从不苟且。在狱中，宁愿忍受超强的血肉之痛也不愿听从好心人劝她放声号哭来引发恶势力的善心。她说：“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号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郑念的书是那段荒谬岁月的见证，有这样一段文字：“当送饭女人把一盒饭从小窗洞里送进来时，我走过去，将背对着她（因为她的双手被手铐反铐住），她把饭盒塞到我手里。我又把它带到‘桌’上，然后背过身子取了块干净毛巾铺在‘桌’上，随后拿起那把塑料勺子把盒里的饭掏松……然后把米饭和青菜一起倒在毛巾上。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令手铐陷入皮开肉绽的疮口，浑身就像撕心裂肺般疼痛，疼得眼泪都淌下来了，我真想停一会让自己缓一口气，但我还是坚持使劲把米饭从饭盒里往外挖，当挖了相当一部分后，我就回过身子，像动物一样，把头俯在毛巾上吃着饭。”这，只是二千多个日日夜夜遭受虐待的反观。
书的最后写道：“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这是一场与祖国的生离死别，她清楚自己永远不会再回来。
如此优雅的女士，美已成为她生活的信仰，只有上升至信仰的坚持，才会美得至死不渝，才可能美得不折不扣，点点滴滴都是美的影子。年轻的美，不足为奇；年老之美，更有说服力。她老年的罕见之美让人敬仰！感悟即使在劫难的日子里，郑念也总是尽可能穿戴得整整齐齐，总是用不紧不慢的语气说话，言行举止中透露着高雅。在承载着巨大冤屈离开祖国时，她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痛。与那一代知识分子相比，我们无地自容。最玩命的一件事——淘井
插队时，我只有17岁。尽管没有继续学业，尽管农村的生活艰辛，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那是自己的历史。在农村，我历经了人生的几个“最”，在自己的成长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刚到村里，我就经历了最玩命的一件事——淘井。
我们住三队老乡家，门前有口井。本来，这口老井足够队里老乡生活所用，知青来后，用水量大增，这口井入不敷出，后来索性没有水了。淘井的活儿非常危险，很容易塌方，一般都是河南逃荒的人干。村里老乡借口这井主要是供知青用的，让我们自己去淘。
谁去？大家都不傻，没人作声。环顾左右后，我站了出来。当时我被安排为知青组长，这种责任，我不承担，没人会承担。淘井需要两个人，我又找了一个伙伴。下井前，老乡炒了一盘鸡蛋，打了二两白酒，我吃着喝着，忽然心中有一种被送行的悲壮。接着，我先他后，分别乘着辘轳下到井底。
这口老井，大概有20米深，井口直径一米左右，下边较大，足够两个人站立。下到井底，周遭一片漆黑，只有从井口可以看到巴掌大的一块天。眼睛适应后，我仔细看了看，井壁上布满挖掘的痕迹，连砖砌的井箍都没有，大声说话，会从上面震下些土渣来，塌方似乎随时可能。脚底下有二三十厘米的泥水，站在里面，寒气逼人，两人冻得直打哆嗦。我想这地方肯定连青蛙也没有。
必须马上干活，在井底下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同伴问我，这要塌下来怎么办？我没回答。一瞬间，我们两人都想到了死。这么深的井，如果塌方，没有任何办法救援。我说，别讲话，赶紧挖。于是两个人，你一锹，我一锹，以最快的节奏，往下挖了半米左右，然后赶紧摇绳子，示意同伴们把我们拉上去。到地面后，看到我们俩浑身满脸都是黑泥，大家都笑了。我们俩也笑了，与他们不同，是如释重负的笑。第二天，这口老井又有水了。
这是我作为男人的第一次担当，是以生命去担当的。感悟无论是深陷困境，还是犯下错误；无论是面对质疑，还是有人犹豫，只要我认准了，就敢于挺身而出，去面对、担当。担当是一种承受，更是一种责任。生活波澜起伏，命运峰回路转，正是有了担当，将自己置身其中，生命才能精彩纷呈。最辛苦的一件事——背砖
坐在晚秋慵懒的阳光中，听一首缠绵缱绻的歌，品一杯香气四溢的茶。这舒适慵散的氛围，倒是让我想起了我干过的最辛苦的一件事儿，插队时在砖窑背砖。
农村种粮食不赚钱，搞点钱要靠副业，为此大队开了一个砖窑。制砖、烧窑是技术活儿；窑烧好后，把成砖背出来，那是力气活儿。如果说淘井让我学会了担当，去砖窑背砖，则锤炼了我的坚毅。
背砖的活儿，本地老乡没人愿意干，通常也是让河南逃荒的人干。插队第二年，村里把这活儿派给了知青。每个队出一个知青，共5名知青去背砖。砖窑离村子有五六里，第一天我们几个人结伴，一路有说有笑地去报到。对背砖的辛苦，没有一点儿概念。
进入砖窑，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几乎喘不过气来。尽管已经撤火一些日子了，里面仍然像个大烤箱。我们首先要将砖摆成20块一摞，然后用皮条托住底，再往肩上一套，往窑外背。每摞砖有七八十斤，还是热的。正值夏天，气温常常高达三十八九摄氏度，头顶上太阳晒着，背上热砖烙着，呼哧带喘地背着，几趟下来就大汗淋漓。一天下来，衣服上结满层层汗碱。几天以后，黑色工作服，硬得像纸壳一样，几乎能够折断。
背砖，要借用后背的力量顶起那摞砖，然后背着慢慢走。粗糙的砖面、尖锐的砖角会不时摩擦着背部。那种疼痛，一开始还能忍，背了几趟，就非常痛苦了。我们这些知青，细皮嫩肉的，哪里干过这种活，一天下来，后背显出道道血痕，两天后，背部就磨破了。后来汗水、血、灰尘混在一起，黏住衣服，有时脱都脱不下来。
刚开始，看到同伴痛得龇牙咧嘴的样子，我们还互相开着玩笑，后来谁也不想说话了，就盼着下工。整整两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咬着牙，含着泪，低着头，背着砖，感到时间过得真慢。我一趟趟背着，心中默默想着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有一个想法，我要争口气，不做第一个叫苦的人。等这窑砖背完，我的后背已磨出老皮。感悟一位学员对我讲，老师一定下了很多功夫，吃了很多苦，才梳理出这样一个复杂的项目运作系统。我笑了，没说话。下了决心，就要准备吃苦，绝不轻言放弃，这种坚毅与那段背砖的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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