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奎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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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奇特石刻神工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是重庆大足县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892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至1162年完成，历时250多年，余韵延至明清，历经沧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
三教合一与石刻艺术
在我国，儒、道、佛“三教合一”是各种文化在中华民间的融合过程，而它们所反映在从古自至今的文化活动中，就是流传后世的各种具象作品，而重庆的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
在我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大部分时间占据主流。这是由于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都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而且，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十三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因此，儒家思想获得了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他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等。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的时期，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
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的庄子等人时，开始被广泛传播，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有“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
魏晋时期的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
至于郭象，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境地。
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在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影响。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随着佛教传入我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
佛教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影响。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其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两家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佛教发展的迅速，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
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却在我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隋唐以来佛教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精神奢侈品，而成为了广大民众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五代到宋代这个时期的宗教形式比较复杂，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也开始变化。虽然唐代把道教放在国教的地位上，但是它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并不如佛教。
五代诸多皇帝如前蜀王建等继续推崇道教，也由于战乱使得许多士大夫隐逸于道教之中，为后来宋代道教的再次繁荣提供了基础。
佛教在唐代是最为繁荣的，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式的派系得到繁荣，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佛教，把我国传统的观念纳入佛教之中，并大量著书立说。
同时，伪经的出现也为佛教的中国化创造了经典依据，虽然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但并不影响宋代佛教的繁荣。
宋代的佛教已经不像唐代那样诸家并立，此时禅宗独胜，上层士大夫沉迷于谈禅讲道之中，下层民众却多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已经以其独特的优势融入佛教各派之中。
这时的密宗已经呈现民俗化形式，与唐代开元年间的纯密大相径庭，它把显派教义融入其中，形成了后期密教。
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封建统治阶级也加强了思想控制，提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从而奠定了三教大融合的格局。其标志有三：一是新儒学即理学的产生；二是佛教禅宗的建立；三是全真道教的出现。
金代王重阳在山东创全真道教，在教义、教制、教规以及内丹修炼方面，都贯彻了三教合一的思想。教义集中体现在“全真”两字，“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济世利人的真行”，兼备而两全。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融合，所以“世以为非儒非佛，漫以道教目之”，“若必以为道教，也道教中之改革派耳”。
因此，“三教合一”是佛教日益中国化之必然历史趋势，而反映在民间文化活动中，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道教、儒家与世俗之神占造像的近20%，这是其他地区石窟不能相比的。300多尊20多种观音，占佛经所提出的种种观音名讳的60%还多。
大足石刻的造像题材，充分体现了宗教人间化的进程。题材中有：经变、佛、菩萨、明王，天王、护法神、佛教史迹、瑞相图、道教神系诸神、儒家人物、民间传说诸神、历史人物、供养人、神兽、器物、山水等。
其中观音、地藏、西方净土变、牛王菩萨、七佛、千佛等13种题材是大足石刻从唐至明、清长盛不衰的。92头水牛的造像，更为别处罕见。从这些题材特点可看出宗教神化世界乃是人间世界的幻化，也说明了佛教与当地民俗风情、生产劳动和生活的融合。
大足石刻的这种文化现象作为实物例证，反映出在我国文化史上儒、道、佛三家长期以来既斗争又融合，至宋代时“孔、老、释迦牟尼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三教皆可通行”的“三教合流”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巩固。拓展阅读大足石刻不仅有规模巨大的佛教造像和体系完整的道教造像，还有石窟造像中罕见的纯儒家造像，而且“三教”、“两教”合一的雕刻也很多。大足石刻在宝顶山、北山等区造像主要为佛教造像，这和佛教，特别是密宗在这一地区的信仰有很大关系。北山造像为唐末开凿，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等密教造像一直延续至宋代造像中，可见这一地区的佛教信仰在数百年中都极为兴盛。
韦君靖首开大足石刻
重庆大足在758年建县，以其境内有大足川，即后来濑溪河而得名，蕴含“大丰大足”之意，隶属于昌州。大足处在川东和川西地区的交接地带，居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之间，地理位置凸显重要。永昌军寨所处位置四周陡峭，深谷环绕，山顶呈二至三级的阶梯形，陡坡多为10米至20米高，古时称为台地。
大足石刻中最早的是凿于650年唐初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至885年昌州迁治大足后，摩崖造像方渐渐大兴。
唐朝局势震荡之时，陕西扶风人韦君靖在当地召集义军，并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为朝廷立下显赫战功。892年因战功卓越，韦君靖升任昌州刺史及静南军节度使，掌握昌、普、渝、合四州军权。
但此时的两川之间，“江涛未息，云陈犹横”。韦君靖感到兵马虽精，然而城栅未固，在这样的背景与心态下，韦君靖于是在北山修建永昌寨，以保存实力，静观其变。
韦君靖熟读兵书并擅长布阵，他将永昌军寨间的台地布置成迷魂阵。传说他受诸葛亮的八卦阵启发，在永昌取石布成，使军寨内藏玄机，变化万端。
过去，军寨台地内筑有敌楼100余所置于山峰及城堡之上。永昌寨墙与石磴道南侧的岩壁相对而成30度的夹巷，这样的构造在军事古寨中极其罕见，可利用地形对侵入者用滚石檑木攻击。
史料对永昌寨有记载：峥嵘12峰，周围14千米，建敌楼200余所，筑城堡2000余间，粮贮10年，顿兵数万。从地图上看，军寨形如一头展翅的双头鹰，整个寨子由郭家坡到马脑壳2.7千米，边界周长1.5千米，军寨面积3000多平方米。
正是由于永昌军寨的存在，使昌州经济在唐朝末年至宋代居全川前列，无论从经济从人文风范方面都保证了大足石刻的兴盛。
韦君靖在营建“粮贮十年，兵屯数万”永昌寨的同时，首先招募画师工匠，开始在北山凿刻千手观音。因此在大足人的心里，永昌寨主韦君靖是个英雄。
根据唐朝皇帝崇尚佛教的风气、晚唐的战乱和永昌军寨的建筑水平及规模来判断，韦君靖建军寨，是为了给从长安出逃入蜀的皇帝提供“避难所”。
大足石窟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尊大型雕像，名字叫“毗沙门天王”。他身躯硕壮，怒目圆睁，威武逼人，似有力拔千钧之势。
毗沙门天王是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随着佛教的东传被尊为护国天神，相传他有退敌神功。有趣的是这位来自印度的天神，身上竟披着我国古代武将的盔甲。据说，韦君靖造此像有自我比附为唐之毗沙门王之意。
传说，742年，安西城被番兵围困，有表请救援。但路途遥远，救兵难到，唐明皇即让不空和尚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救援。于是天王金身出现，大放光明，同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和铠甲绳，神兵着金甲，击鼓声震150千米，地动山崩，番兵大败。
唐玄宗闻奏大悦，命令诸道节度，所在州府于城西北及营寨并设其像供养。此后，毗沙门天王像被军旅视为保护神，可得“神力”，故永昌寨韦君靖攥刻此像。而在大足石刻中的韦君靖像旁，当时的静南县令胡密留下了一通重要的史碑，即韦君靖碑。《韦君靖碑》立于北山石记得园，记载了唐末政治、社会动乱纷争的状况，以及韦君靖为挽救唐室而修建永昌军寨和开创北山石窟等史实。
据《韦君靖碑》记载其“良工削墨，大匠设规”，前后修建3年多时间，才形成如此非凡的规模，而且出于长远战事考虑，军寨内还备有家田设施。永昌军寨如此大规模地屯兵积粮，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川东和川西的战乱。
处于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唐朝，随着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佛教文化及石刻造像艺术登峰造极。当时，全国上下大兴寺庙，广造佛像，遍地香火不断。唐代帝王信佛已久，虽在衰退之际，即便在南逃途中，也不忘见佛拜佛见庙烧香。因此，作为南逃安顿之地的大足永昌寨，就必须要有佛像来供皇帝参拜才行。
据史料记载，在开凿北山石窟的第四年，前蜀王王建攻东川，华洪率兵破昌、普、渝三州，韦君靖寨门失守，不知去向。此后由王宗靖取代了韦君靖，担任刺史，继续在北山造像。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王宗靖其实就是韦君靖，认为韦君靖在王建对东川的进攻中，意图自存，于是归降了王建，成为王建的义子，并改名叫王宗靖，他于唐乾宁三年在北山继续开凿佛像。
在韦君靖首开大足石刻之后，州、县官吏和当地士绅、平民、僧尼等相继效法，907年至965年间，四川为蜀国，史称前蜀、后蜀，营造佛像不断，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拓展阅读不管是韦君靖还是王宗靖，都只是拉开了开凿大足石刻的序幕，真正把大足石刻推向极致的，是后来大足县城东北的宝顶摩崖石刻。965年至1077年，摩崖造像停滞，全县未发现一龛当时的纪年造像。1078年至1173年的近百年间，大足石刻造像掀起第二个高潮。1082年大庄园主严逊舍地开凿石篆山佛、道、儒“三教”造像区起，县境内摩崖造像此起彼伏，先后开凿出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2处。南山、石门山造像区和北山多宝塔均于此间建成。而韦君靖首开的892年的北山造像区，历时250多年，才于1146年终于建成。
赵智凤再掀石刻高潮
在韦君靖开凿北山石刻280多年之后，一位身穿袈裟、头顶斗笠的僧人，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他就是赵智凤。
赵智凤，法名智宗，南宋昌州，即今重庆大足人。5岁时在家乡古佛岩落发为僧，16岁时外出云游，曾只身从大足前往四川西部的弥牟镇，进入由四川密宗始祖柳本尊创建的“圣寿本尊院”，学习密宗大法。
1179年，赵智凤作为密宗的“六代祖师”，学成返乡，返乡后传密宗柳本尊法旨，承持其教，并请工匠首建圣寿本尊殿，因名其山称宝顶。虽说他不是开凿大足石刻的第一人，却是他把大足石刻的造像艺术推向了极致。
大足石刻宝顶山的造像主要为南宋时期开凿，也是大足石刻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这与赵智凤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造像有明显整体构造的痕迹，从中可以看到南宋淳熙至淳祐近70年的佛教发展情况。
1174年至1252年的这70余年间，时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智凤承持晚唐川西柳本尊创立的佛教密宗教派，于宝顶山传教。
赵智凤发大宏愿，普施法水。按密宗道场的格局，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在宝顶山“U”形沟中一次性雕琢了上万躯佛像，极大地弘扬了密宗佛教。
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理，赵智凤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人物按照事先的统一设计，依次刻在宝顶山大佛湾的崖壁上。使义理深奥的佛经，变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其间，县境其他处造像基本停滞，四方道俗云集赵智凤座下，石刻高手聚集宝顶山竞技献艺。宝顶山成为我国佛教密宗成都瑜伽派的中心地。宝顶山自古以来便是游客览胜、信众朝山进香、僧侣说法传经的集中地，历来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前后，相传此时为千手观音的生日，游客如云，数以万计。
宝顶山位于大足县城龙岗镇东北的内山岩上遍刻佛像，包括以寿寺为中心的大佛湾、小佛湾造像。
以大足大佛湾为主体，小佛湾次之，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巨型雕刻360余幅，以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二圣像、千手观音像等最为著名。
宝顶大佛湾处有川东古刹圣寿寺，创建于南宋。庙宇巍峨，雕梁满目，坐落于山势俊秀、环境幽雅的林木之中。寺侧南岩为万岁楼，这是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飞檐翘角楼阁。
宝顶山有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座造像近万尊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同时，也是大足石刻精华之所在，并把我国石窟艺术推上了最高峰。
宝顶山大佛湾虽是佛教造像，但一方面讲儒家入世思想“孝养”学说，一方面又讲佛教的业力果报出世求净土。
圣寿寺依山构筑，雄伟壮观，创建后曾经遭到元、明兵燹的毁坏，到明朝和清朝曾经两度重修。存有山门、天王殿、帝释殿、大雄殿、三世佛殿、燃灯殿和维摩殿七重殿宇，为清代重建。
大佛湾位于对寿寺左下一个似马蹄形的山湾。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通编为第31号。其内容前后连接，无一雷同，犹如一幅图文并茂的画卷。
大佛湾雕刻大小造像万余躯。另有记载宝顶山造像由来和佛教密宗史实的碑刻7通，宋太常少卿魏了翁等题记17则，舍利宝塔两座。
大佛湾石刻造像依山势崖形雕刻，浮雕高大，题材广泛，龛窟衔接，布局雅谨，整体感强，气象壮观。佛像构思新奇，雕刻技艺娴熟，世俗色彩浓郁。内容多属佛经故事。
大佛湾石刻珍品比肩接踵。主要造像有“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释迦牟尼涅槃圣迹图”、“父母恩重经变像”、“地狱变像”、“圆觉道场”、“牧牛道场”等，形象逼真，寓意深刻。
小佛湾位于圣寿寺右侧，坐南面北，其主要建筑为一座石砌的坛台，坛台上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像和菩萨像，通编为第九号。
宝顶山主要为佛教密宗派造像道场，从开始讲起，印度金刚智、不空和尚相继来华，与善无畏一起传播密教，并称“开元三大士”，先后为三代传人，并传给惠果禅师，惠果禅师也因此成为密宗第四代传人。惠果之后又经过了30年左右，出现柳本尊。此后250多年，发展与坎坷同在，直至赵智凤承袭密宗衣钵，成为密教的传人。
后期密教特点是融合显密，吸纳百宗，重视仪轨，同时体现出对于孝道的重视、对于苦难解脱的重视以及往生净土的重视等。经过70多年的艰苦努力，宝顶山摩崖造像于1252年基本完工。
赵智凤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清苦70余年，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我国佛教密宗史上唯一的大型石窟道场，使大足石刻造像达到鼎盛。这时的赵智凤，也已经由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变成了年逾九旬的老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宝顶山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佛教密宗道场。
892年至1252年的360年间，大足先后建成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4处，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总数的80%左右。其中除北山摩崖造像始凿于892年外，其余均为1082年至1252年的170年间建成。
南宋晚期，北方蒙古军团南下，大足石刻因战乱导致造像中断。至明代永乐年间，摩崖造像方渐复苏，一直延及晚清。
15世纪初至19世纪末，大足石刻共有摩崖造像39处，其中虽不乏佳品，但多为小型造像区，造像数量也不足大足石刻造像总数的20%。
13世纪末和17世纪中叶，大足曾两度遭受破坏。五山摩崖造像中，除宝顶山圣寿寺两次焚毁、两度重修外，摩崖造像终于保存了下来。拓展阅读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的造像虽然以密宗为主，但是也把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派的思想纳入其中。宝顶山造像中推崇密教题材的千手观音像等，同时把本地化的密教领袖柳本尊和赵智凤本人作为重要造像主体，可见后期密教不仅中国化程度已经极高，并实现了本土化。宝顶山同时期反映禅宗题材的《牧牛图》，反映华严思想的《华严三圣》，表现圆觉经的圆觉洞造像等也在宝顶山石刻中占据重要位置。
大足石刻的精湛艺术
大足石刻是佛教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杰作，历史悠久，造像星罗棋布。宝顶卧佛是宝顶大佛湾最大的一尊造像，也是大足石刻最大的一尊造像，全长31米。因为这尊佛像是横卧着的，人们就俗称叫卧佛。而在佛经里却没有这种叫法，应该叫释迦牟尼涅槃圣迹图。
释迦牟尼头北脚南，背东面西，右侧而卧。两眼半开半闭，似睡非睡，安详，平静。在释迦牟尼面前从地里涌出十八弟子，或内向，或外向，或合掌而立，或手捧香花水果，或手持如意，或侧首伫望，皆做悲恸状。表现了弟子对逝者崇敬厚爱而依依眷恋之情。
佛像的正中有一香案，上面摆着香花、水果等各种供品。香案上香烟缭绕，上达云端。云端上有女像9人，有说是天女，有说是释迦牟尼眷属。
全国各地都有全身卧佛像，但唯有宝顶山这尊卧佛是半身像，他下半身隐入石岩之中。这种意到笔不到的手法，有种于有限中产生无限联想的艺术效果。故大足民间对宝顶山卧佛有“身在大足，手摸巴县，脚踏泸州”的说法，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宝顶大佛湾南岩西边有一个较大的石窟，那就是圆觉洞。洞口有一只做奔突怒吼状的石狮，夹巷崖面上刻有“宝顶山”3个大字，是南宋理学家、诗人魏了翁的手笔。
圆觉洞内正壁刻三身佛，两侧刻12圆觉，左右各6尊。下有基座，6个基座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在正面佛坛下，有一张巨大的长方形供案。供案下面跪着一尊菩萨，代表12圆觉，低头合掌，乞请佛祖说法。
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代表作之一。洞内石雕，刻画细腻，造型优美。袍袖飘带轻柔宛转，如绢似绸。两壁的12圆觉及其连成一体的基座，它们是从沿内的岩石中剥出来的，整个圆觉洞就是一件镂空的艺术品，它科学地解决了大型石窟的声、光、水处理难题，令人赞叹不已。
聪明的雕塑大师在进口处的窟顶上凿了一个小天窗，日光从天窗斜射下来，正好照在窟内主像上，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巧妙地解决了采光问题。
圆觉洞的排水工程也很巧妙。它的特点是，只听水声响，不见山水流。人们是看不见排水道的。下雨的时候，站在洞内谛听，就能听到“嘀嗒嘀嗒”的声音却看不见水在哪儿流。原来东壁靠里刻了一个托钵僧，他仰着头，左臂高擎，掌中托钵。窟顶的雨水汇集成一股细流，经孔道流进钵内，钵有孔，与暗藏在托钵僧后面的排水道相通，水流经东壁和窟底排水道排出窟外。
这个大窟的支撑手法也是别出心裁的，窟高6米，宽9米，深12米。如此高大的洞窟中间没有支柱而千年不坠，其奥妙在于它巧妙地只开小窟门而不开大窟门，使整个洞窟成为帐篷状，四周落地取得环围整体支撑效果，因而加强了对整个窟顶的支撑力，增大了支撑点。这一手法还给洞窟造成了幽深神秘的气氛，平添了几分妙趣。
宝顶大佛湾牧牛图画面长27米，高5多米，全图随着山岩地形的弯曲，巧妙地结合岩壁上的流水，刻出崎岖的山径，静美的林泉。在这大自然的美景里，刻出10个牧童放10条水牛。
图中牧童或袒胸憩睡、或牧歌高奏、或并肩谈笑、或挥鞭打牛、或牵牛徐行，牛儿或卧、或息、或吃草、或饮水、或昂首舔食、或控勒不可遏制。这些逼真的造像，情景交融，风趣盎然，表现了宋代牧童生活，似史诗般的载入石刻史册。
牧牛图右刻“朝奉郎知润州赐紫金鱼袋杨次公证道牧牛颂”，可知此图系根据宋代大臣杨次公的牧牛颂而作。
牧牛图刻10组造像，每组一则颂词，第一组为牧牛遇虎组雕，共刻3组造像，出口右面刻一猛虎，头朝下，尾向上，做下山姿势，暴眼圆睁，象征邪恶，好似向牛群扑来。
牧牛遇虎组雕第一组，一牛昂头怒吼狂奔，一牧童在牛后而立，双手用力牵拽，作相持状。牛头右侧刻颂词：“突出栏中莫奈何，若无纯绻总由他。力争牵上不回首，只么因循放者多。”
牧牛遇虎组雕第二组，一牧童背上背斗笠，右手举鞭打牛，左手牵牛绳，牛勉强回头。
牧牛遇虎组雕第三组，一牛奔跑下山，一牧童头扎发结，身穿对襟衣，左手扬鞭，右手牵牛，立于牛首之侧。上方刻颂词：
芳草绵绵信自由，不牵终是不回头。
虽然牛似知人意，万去低昂不易收。
牧牛图第四组为雨中牧牛组雕，刻一牧童头戴斗笠，背上捆一鸟笼，爬山遇着狂风暴雨，一牛随之而来，立于山岩间。
牧牛图第五、第六组为并肩谈笑组雕，刻两牧童并肩相依而坐，他们相互耳语，谈笑自若。右旁一牛站立，偏着头竖着耳，仿佛在倾听主人的话语，左旁一牛卧下吃草饮水。
牧牛图第七组为握绳缚牛组雕，刻一牧童，面带笑容，头扎二个发髻，眼视前方，左手握绳、右手指牛，准备前去缚牛，形象生动。
牧牛图第八、第九组为牧歌高奏组雕，第八组刻一牧童偏头斜睨，笑嘻嘻地拍手与牧歌相和，牛在旁低头伸舌舔足蹄。
牧牛图第九组刻一老牧人将牛赶至危岩耸立的岩壁下，让牛儿痛饮那流淌的山泉，他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倚岩而坐，双手横笛、凝神吹奏牧歌，那悠扬动听的笛声，唤来放牧的同伴及天上的仙鹤。牛后有颂词一首：“全身不观鼻嘹天，放者无拘坐石巅。任是雪山香细草，由疑不食向人前。”
牧牛图第十组为袒胸仰睡组雕，刻一牧童在树荫下，袒胸裸腹仰身憩睡，旁一调皮的小猴却从树上爬来摸着牧童的头，唤他醒来都不知道。他放牧的牛儿，饱餐山中的野草后，也在一旁卧地休息。
最后刻赵智凤像，结跏跌坐，头上有题诗，写道：
无牛人自在安闲，无住无依性自宽。
只此分明谁是侣，寒山樵竹与岩泉。
古代工艺匠师们在封建时代里，而又在为宗教造像，所雕的题材是要严重受到宗教束缚和限制的。牧牛图是属佛教题材，以猛虎威吓，迫使牛儿狂奔怒吼，经过牧人的驯服，最后人和牛睡下安静了，这是以“牧牛比喻修心”的方法。
这幅图由于匠师们生活于民间，对牧童生活有浓厚的感情，故在造像过程中，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使人们看后，不为宗教题材内容所惑，反而觉得是宋代牧童社会生活的一部“史书”。
宝顶经目塔原名本尊塔，又名祖师塔。因塔上刻有《武周刊定众经目录》，遂定名为经目塔。经目塔在宝顶小佛湾，是用石砌成的亭阁型四方形飞檐塔，坐南朝北，高7米，分3层，每层都有飞檐隔开。
第一层塔正面中部有一圆龛，龛中坐一鬈发人。檐口榜书“佛说十二部大藏经”8字。塔的其他三面密密麻麻刻着佛经目录。
第二层塔正面龛内刻毗卢佛一尊。东面，龛内刻卢舍那佛，龛外两侧刻偈语：
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
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
西面龛内刻释迦牟尼佛，两侧有偈语。南面，龛内刻一鬈发人，两旁也有偈语。塔身各面的圆龛下方密刻佛经目录。
第三层每面都刻坐佛一尊。经目塔上有许多怪字，一般字典辞书难于查找。塔上刻的众多的佛经目录，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塔原名祖师塔，或许是塔下埋着古代圣寿寺高僧的遗骸，或许塔内藏有经书。塔上刻的偈语，有的能理解，有的则令人扑朔迷离。
登上宝顶山，圣寿寺山门上悬匾额一方，书“圣寿寺”3字。庭院两侧是四大天王殿。前方大殿上高悬一张匾额，书“圣寿禅院”4字，红底金字，熠熠生辉。
第一重是玉皇殿。殿内塑玉皇大帝像，旁边侍立金童玉女，两侧配祀关圣帝君、文昌君。再往里走是大雄殿，塑大日如来丈六金身。背景塑天龙八部，顶上站立大鹏金翅鸟，显出灵鹫仙境，妙丽庄严。
第三重为三世化殿。佛坛上塑三世佛，两侧塑十六罗汉，姿态各异，顾盼如生。
第四重为燃灯殿，供燃灯佛。
第五重是维摩殿，殿中佛坛上刻石床一张，床上刻作卧疾状的维摩诘居士像。居士上方刻一宝座，文殊菩萨端坐其上。
据《维摩诘经》载，维摩诘居士精通佛理，常伪装患病，当别人前来问疾时，他就大谈佛法。释迦牟尼曾命文殊菩萨前往问疾。文殊多才善辩，俩人谈佛学，妙语连珠，滔滔不绝。殿内石刻就是展现文殊问疾的场面。
圣寿寺是南宋大足僧人赵智凤所建，因晚唐密教居士柳本尊在广汉所建寺院曾得到宋神宗的赏识，敕号“圣寿本尊殿”，赵智凤为纪念祖师柳本尊，因此仍以“圣寿”命名。
在宝顶山大佛湾东面500米处的小山头上，矗立着一座转法轮塔，八角形。此塔因上大下小，与通常所见的塔不同，人们把它叫做倒塔。
倒塔八面四级。第一级塔身每面宽一米，每面都镌有一个椭圆形浅龛，龛内立一尊菩萨，头戴宝冠，胸饰璎珞，栩栩如生。第二级八面各开一椭圆小龛，龛内刻一尊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第三四级与第二级略似。塔顶端稍向外突出，顶上堆有乱石。由此看出，倒塔可能是未竣工的宝塔，可能是原拟建一腰鼓形塔，建至第四级时因故未竣工，致使外形上大下小成了一座倒塔。北山佛湾宋刻转轮经藏窟，俗称心神车窟。这窟造像秀美，雕刻精细，整体安排和谐协调，对比强烈，保存完好无损，是宋代石刻的精华和代表。
转轮经藏窟坐东朝西。窟正中凿一巨大八角中心柱。柱础高大，蟠龙缠绕，柱础上有八角露盘。
露盘周边浮雕栏杆，栏杆上有数十嬉戏儿童，天真顽皮，活泼可爱。柱上部做八面形高厚顶盖，每面以楼阁宝塔为饰。柱中部镂空环列八柱，支撑于露盘之上，顶盖之下，成八柱亭式法轮形制。
此转轮中空透光，圆满地解决了支撑和采光的矛盾，真是匠心独具。转轮经藏表示法轮常转，佛法无边。窟正壁刻释迦牟尼，左右刻迦叶、观音和阿难、大势至侍立两侧。左右壁两组造像对称，左刻文殊菩萨、玉印和如意观音，右刻普贤菩萨、日月和数珠手观音。三壁有供养人像6身。窟口两侧各立一护法金刚，威武凶猛。左右壁雕像个个性格鲜明，尊尊气质不同，各具风采，精美绝伦。
左壁文殊菩萨，结跏趺坐于莲座，莲座架在青狮背上，吼狮昂首扬鬣，好似奔驰于理想之地。手握经卷，两目平视远方，嘴唇柔薄上翘，表示他博学广闻，多才善辩，给人以精力充沛和自负的神情。
他眼睛微闭，敛指胸前，似在沉思。他头戴方形宝冠，身着褒衣博带，胸前璎珞精巧细腻，面貌圆润，鼻梁高挺，双眼细长半垂，手臂手指秀美、灵巧，被艺术家誉为“东方美男子”。
右壁普贤菩萨，结跏跌坐于莲座，莲座置于白象背上。宝冠以佩玉、珠链、花草为饰，刻纹婉转流丽。隆鼻、长眼而目光向下，薄唇而嘴角微微后收，泛起一种似笑非笑、欲笑又忍的神情。他脸型清秀、圆润，身材修长，上身向前微倾，凝神深思，端庄透温柔，文静含妩媚。
玉印观音，也叫宝印观音，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宝冠纹样类几何形，或椭圆，或三角，条条线条皆由颗颗珍珠串联而成，整个宝冠玲珑剔透，项下璎珞繁饰，历800多年而无一损毁。
玉印观音胸前丝巾绾结下垂，衣带错落繁复飘然座下，中间一条彩花腰带，环钏、佩玉、花瓣相串甚为别致。面颐丰满，肌肤细嫩。嘴唇由几块方块组成，没有圆润感。日月观音，又称六臂观音。结跏趺坐金刚座上。宝冠以花草为纹而无璎珞，镂空别致。日月观音胸前璎珞或串珠浑圆，或玉佩绫形，或莲瓣含蕊，或花蕾初绽，繁复对称，雍容华贵。鼻梁高棱，眼帘低垂，神情安详自在，端庄温和。她面庞丰满而有弹性，两只向上举的手臂圆润细嫩，胜似玉笋，肌肉质感特别强，实在让人惊叹匠师的雕刻技艺！左壁如意珠观音和右壁数珠手观音，皆立于莲台上。如意珠观音，宝冠由珠环佩玉拥簇而成，冠上有坐佛，冠顶头巾半掩，嘴角似笑如忍，双手捧一如意珠置于腹前。相传如意珠是佛祖前生冒险入海取得的摩尼珠，能使世人富有。
数珠手观音，宝冠纹式团团卷卷，宛转回旋，变化无穷。脸庞椭圆、高额、细眉、隆鼻、长耳、双眼做垂帘之状。嘴角上翘带笑。两手相抚，亭亭玉立。两像装饰味特浓，天衣厚重，全身胸、腹、两袖及天衣下部都是锦花繁缨，珠珞玉佩，似可听至微风吹动的“叮当”妙音。繁缨衬托纤纤玉指的白嫩脸庞，更觉吹弹可破。
文殊、普贤面前的狮奴、象奴，玉印观音、日月观音前面的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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