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约翰·贝特森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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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尸官试读：
序言
安娜·瓦连安特失踪时二十三岁，在加利福尼亚圣拉斐尔的一家老年中心做勤杂工。她来自萨尔瓦多，家人至今还生活在那儿。她勤劳乐观、为人可靠。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她的同事发现她没有到岗，就立刻向警方报告了失踪。
两周之后，她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不久便将嫌疑聚焦到三十九岁的格雷戈里奥·门德斯·德利昂身上。他出生于危地马拉，婚后有三个孩子，在马林县卫生区的回收中心当司机。根据回收中心其他人员的描述，他当时和安娜保持着性关系，安娜还怀了他的孩子。
回收中心的摄像机记录了出入中心的车辆，在十二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四点三十分抓拍到了门德斯·德利昂的车，录像里安娜坐在副驾驶座上。这也让门德斯成了最后一个被目击与安娜在一起的人。不久之后，回收中心的一名挖土机操作员在得知安娜失踪数日，而门德斯·德利昂被认定为“可疑人士”后，主动联系警方坦承他应德利昂的请求——某晚在回收中心的偏远处挖了一个坑。“案件在这个时候变得有意思起来了。”肯·霍姆斯说。
霍姆斯是马林县的验尸官。当时他已经在这个岗位工作了八年，在验尸所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先是当调查员，接着担任助理验尸官。截至二〇〇六年他已经处理了上百起他杀案件和数千起死亡案例。
门德斯·德利昂被带到警局审讯，没问几句，他就立刻自首了。德利昂说，十二月五日天黑后，他和安娜正坐在他的丰田轿车上，车停在圣拉斐尔市区的一家温蒂餐厅前。他们在车上起了争执，他拿出一把小折刀，往安娜的颈部刺去。安娜是个大块头，两百磅的身躯挤在一辆小车里难以抽身，加上门德斯·德利昂的不断袭击，几分钟之后，她就死了。
霍姆斯停了下来，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这类事件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个问题很快变成了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安娜的尸体。凶手知道他必须处理掉尸体，可是要怎么做？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他的车。车的内部，尤其是副驾驶座，沾满了安娜的鲜血。安娜的身躯过于庞大，以至于他必须切断她的双腿才能将她移出车体——这一决定让车内变得更加血腥。”
回收中心离得不远，于是门德斯·德利昂决定去那儿。几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现场，挖土机操作员也尚未离开。门德斯·德利昂说服他给自己在回收中心的后侧挖了一个坑。操作员并不知道所作为何，但他愿意帮德利昂一个忙。待他离开之后，门德斯·德利昂把安娜的双腿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身体的其余部分放在另一个塑料袋里。他巧妙地将两个袋子移到坑里，盖满挖出的土以掩盖一切。然后他开来一辆卡车，在埋尸处来回行驶，把泥土轧实，最后处理掉了轮胎印。
接下来他只需处理掉他的车。这个相对比较容易，他把车开到一个朋友的废车堆积场挤压报废。他和朋友说，他的车没通过尾气检查，所以与其付钱让废车场取车，不如把车挤压后，借一辆小货车把处理后的车体送给收废铁的人。
门德斯·德利昂自首时指认了安娜尸体埋葬的大概区域。当时四下一片漆黑，他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那名挖土机操作员不知道具体位置，也记不清坑有多深。他觉得应该有五英尺深，但并不确定。
警方也在此时传唤了验尸所相关人员，听完详细的情况说明后，霍姆斯就开始了后续工作。“我们知道要开始挖掘了。”他说道，“我们不得不开始考古式挖掘。如果你知道这里有一具尸体，一开始就得小心翼翼，也就是说要使用小漆刷、汤匙和园丁铲，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尸体埋得有多深。”
多年来，霍姆斯已经和FBI合作过无数起案件，也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要案件涉及联邦资产或是联邦政府的雇员被杀，或是跨州犯罪，FBI特工就会出动。其他时候，如果当地的特工没有公务缠身，霍姆斯可以针对某个案件寻求帮助，他们也会配合。在这起案件上，霍姆斯接到一通电话说FBI的特殊应变小队——四名具有考古学挖掘专长的特工可以为他提供帮助。霍姆斯之前从来没有和这个特殊小队共事过，他们虽然不驻扎在当地，但是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
特殊小队出现时拖着一辆十六到十八英尺长的厢型拖车。他们一打开拖车的后部，霍姆斯就看得目瞪口呆。“那简直就是法医界的好市多超市——琳琅满目地放着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工具，包括为我们每个人提供的蒂维克纤维服，用于标记位置的五颜六色的标志旗，还有弹出式帐篷，用于遮掩坑洞，防止听到风声的记者们乘坐新闻采访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窥探。”
由于不知道确切位置，联邦调查局的小队划出一块六平方英尺的区域，然后用平板锹刮去满是页岩和岩石的泥土。当他们挖到足够深，发现泥土仍没有被破坏的迹象时，就会往下一块坐标方格继续挖掘。
挖掘持续了整整两天，直到他们发现了埋尸点，挖出了距地面五英尺深的袋子。第一天在现场的是霍姆斯的一名调查员达雷尔·哈里斯；第二天在现场的是另一名调查员帕姆·卡特。霍姆斯也几次路过挖掘现场，在两天的挖掘过程中，联邦探员们始终听从验尸所的安排。“这和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太一样。”霍姆斯说，“只要联邦调查局一到，就开始清道赶人。实际上他们不会这么做——绝对不会。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乐于帮我们做这些事情，因为平时他们没有太多机会接触这些。他们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分内工作，他们只是乐于分享自己的资源和专长。有些人甚至午饭时会为我们订三明治、咖啡或饮料，从来不会让我们掏钱买单。”
开展挖掘工作的时候，警方找到了门德斯·德利昂报废挤压的车。霍姆斯让人把车送到了诺瓦托消防局的一个训练中心，让消防员打开。“他们以前经手的东西从来没有被这样挤压过。”他说道，“所以把这次实践当作难得的机会。他们还不习惯参与调查凶杀案，这让他们兴奋了一把。”“救生颚”是一部大型空气压缩分离机，它的液压油缸可以用气压一块一块地分解压碎的物体。在两个半小时里，消防员分离了车门、座椅和地毯，每一部分都沾有血迹。
霍姆斯通过国土安全部的指纹辨识确认了安娜的身份。她虽然没有驾照，但持有有效护照，所以国土安全部的数据库里有她的指纹信息。霍姆斯也让人分析了门德斯·德利昂车里的血迹，结果与安娜·瓦连安特的生物信息相匹配。
据此，门德斯·德利昂被指控谋杀了安娜和她腹中六周大的孩子。由于在加利福尼亚双尸命案可能被判死刑，该案件本身也极有可能罪至极刑。在诉讼期间，第二项谋杀指控没能成立，因为根据加州法律，六周大的孩子还不足以满足“胎儿”的定义。
霍姆斯出庭做证时，门德斯·德利昂突然推翻了他的供认，还将凶案归咎于一名未被确认的第三者。根据他的公设辩护人的辩词，门德斯·德利昂害怕自己在圣昆廷监狱成为攻击目标被杀害。该监狱在马林县，那里监禁着加利福尼亚所有男性死刑犯，和别的监狱一样受帮派控制，门德斯·德利昂自然也要受他们摆布。这些并未得到检控方的关注，然而通过认罪协商，门德斯·德利昂最终被判服刑十六年。
回顾这起案件，霍姆斯露出了困惑的微笑，说道：“这只是验尸所里普通的一天。”他深知这样的事情很难被称作“普通”，但是在这个行业里，“普通”的日子几乎不存在。第一章最初印象
初识肯·霍姆斯先生是在二〇一〇年，因为拙作《最后一跃》，他接受了我的采访。我在书里谈到了数起金门大桥的自杀案件。这些案件大多都是由肯的办公室通知死者家属的，也是他们负责进行尸检，当时我是旧金山湾区一个国家认证的危机干预和自杀防治中心的执行董事。待此书付梓后，我被聘请加入大桥围栏基金会的董事会。该董事会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非营利机构——立志杜绝跳桥自杀。由于肯也是董事会的一员，我们自然有了许多深入谈话的机会。不久我就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写一本书，叙述他深耕马林县验尸所四十余年的经历和经手过的案件，那一定会让读者欲罢不能。
后来我写《验尸官》一书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想对知之甚少的验尸官工作多一些了解。比如验尸官如何着手处理死亡现场，他们在寻找什么？如何告知死者家属噩耗，这当中又运用了什么样的心理学技巧？法医病理学的世界又是如何随着科技进步而转变的？
我和肯第一次讨论这些问题是在位于马林县中部——拉克斯博的一家酒吧里。他当时已经退休三年了，但是他和前同事仍然保持着定期或不定期的联系，每年也会参加加州验尸官联合会的年会，他曾经担任过该联合会的会长。见面之前的邮件往来已经让我对书的创作有了大致的想法。肯事先在移动硬盘上存好了八百个案件，等我阅读完之后，我们会选好见面的日子，挑出我觉得最有趣的案件，连续几天讨论。讨论的过程中，肯会谈起他的背景、接受的训练、职责、经验教训和同事。我告诉他，最重要的是确认他的故事是否有趣和精彩。“当然。”他回答。不等我细问，他就勾勒起一桩案件，之后一桩接着一桩，没过几分钟，我的大脑便天旋地转起来。他发现后连忙道歉，说自己一旦谈起案件，便会一发不可收拾。
肯·霍姆斯生来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他深沉而有节奏的声音威信十足却抚慰人心。他虽然年过七旬，但肩膀宽阔，双眼炯炯有神；饱经风霜的他，双手依然很有力量，一副英气十足的脸庞配上修剪整齐的灰色胡须——他就是那种可以轻易交上朋友，而且会和朋友维系友谊的人。毕竟当下，他在生活中最看重的就是朋友和家人。他很爱笑，尤其会自嘲，他知识的广度让我印象深刻。无论是谈论药品、政治、狩猎、枪支还是家具维修、体育运动、好酒豪车，他都能搭上话。“先打住。”我提议，“我们不妨先集中看一个案件，你来选。”“可以。”他回答完便和我讲起凯罗尔·菲利佩里案件最精彩的部分，这些案件都收录在《验尸官》的后半部分。
聊到最后，我不由得问他：“你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他耸了耸肩，脱口而出：“一大箩筐吧。”
有一些案件涉及名人，让霍姆斯时常聚焦于镁光灯下。比如摇滚传奇杰里·加西亚，饶舌歌手图派克·夏库尔，色情业大亨两兄弟吉姆·米切尔和阿蒂·米切尔，以及声名狼藉的连环杀人犯大卫·卡本特。然而，霍姆斯觉得他记忆里最真切、最有价值的还是那些平民百姓的案件。
案件常常旷日持久才能水落石出。有数起案件耗时十年，两起历经二十年，还有一起历经三十年，另一起甚至历经四十年。一名验尸官十年如一日——为了案件孜孜不倦可谓是一种奢侈，这当然不会发生在大城市和州验尸所。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坚持正源于霍姆斯一直以来的信念：无论时隔多久，死者的亲属和挚友都有权知道真相。验尸官与死亡打交道，但归根结底他们是为活着的人寻找答案。
如果验尸官的工作不那么精彩纷呈，电视剧便不会纷纷把他们作为主角。霍姆斯也看过其中一些，他认为这些电视剧的细节虽非全部属实，但也相差无几。不过霍姆斯始终坚信，真实的生活场景比虚构的艺术加工更加动人。正所谓故事唯真不破。
电视剧喜欢把场景放在更时髦的城市。这也就不难说明，为什么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查》设定在拉斯维加斯，现在衍生出了《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犯罪现场调查：纽约》和《新犯罪现场调查：洛杉矶》。如果要追求足够的真实，我们应该会见证《犯罪现场调查：肯顿》《犯罪现场调查：底特律》和《新犯罪现场调查：康普顿》。
霍姆斯所在的马林县和华灯初上的大城市一样魅力十足。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打小在马林县长大——作为一个成年人，这里的一切已不再让我那么兴奋——马林县面积虽小，在全国却颇有名气，一个原因是它秀丽的自然风光。马林县位于旧金山的北面，三面环水。太平洋在西，东部和南部的边界交会于旧金山湾，只有北部毗邻陆地，那里是加利福尼亚传奇葡萄酒之乡的起点。如果想选择别的路径，你可以通过金门大桥从南侧或是经由列治文·圣拉斐尔大桥从东侧进入马林县。
马林县没有大型的市中心，没有炼油厂、工厂，也没有值得一提的产业。蜿蜒的海岸线、绵延的群山、奶牛场、小城镇——这就组成了马林县的绝大部分。还有雷斯岬国家海岸公园、金门国家游乐区、穆尔森林、塔玛佩斯山、斯汀森海滩、塔马莉湾和塞缪尔·彭菲尔德·泰勒州立公园——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各地纷至沓来。
马林县享有盛名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富庶。它是全美家庭收入排名前二十的县，也是摇滚明星、电影名流、职业运动员和荷包鼓鼓的商业精英的家乡。县内房屋的均价略低于一百万美元，但县内不少社区却远高于这个价格。
如果这让你觉得马林县一派祥和，那就大错特错了。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二〇一四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马林县将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任何一个月份都有酗酒行为，高于美国所有州的平均值。每年超过三十人死于药品滥用，这一数值对于这个小县来说太过庞大了。不得不提的是，在金门大桥自杀案件中，来自马林县的死者数量仅次于旧金山。
马林县也有小范围的贫困现象。在圣拉斐尔的运河区，来自十多种不同文化、说着各地语言的人们密集地聚居在低收入住房区。“二战”期间，马林城是给造船厂工人和移民建造的。当地居民绝大部分是美国黑人，他们长期居住在拥挤不堪的租户里，后来贫民区逐渐被高档住宅取代，这些人流离失所，成了新的冲突来源。
这里还有圣昆廷监狱，它是加利福尼亚最古老的监狱，也是美国最大的州立监狱之一。圣昆廷监狱建于一八五二年，占地四百三十二英亩。它几乎是美国甚至全球最贵的一处房产，用来给定罪后的重刑犯居住。这块地二〇〇九年估价二十亿美元，之后身价一路看涨。加利福尼亚共计七百五十名死刑犯监禁于此，还有四千多名男女重罪犯。在一个从圣拉斐尔大桥驾车到马林县的司机眼里，圣昆廷监狱乍看之下就像海滨一家沙色的巨型酒店。当他驶近后再看，只见一座十二英尺高的水泥墙，上方架着通电的铁丝网；即便窗户外绝景环绕，所有的窗户也只打开一条细缝。明眼人很快就能意识到圣昆廷其实并不是一座酒店。验尸所
马林县的验尸所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运作的。在霍姆斯任职期间，验尸所位于县政府所在地——圣拉斐尔的马林县市政中心二楼。这是知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最后一栋建筑。天空色的屋顶、扇形阳台，还有粉红灰泥墙，都旨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验尸所后来迁过址，它本身也非人们所想的那般。比如二〇一〇年我第一次采访霍姆斯的时候，把验尸所想象成了一部分是停尸间——裹好的尸体被安放在不锈钢台面上，静待解剖；另一部分是实验室——显微镜下载玻片一一被甄别。其实马林县像很多小县城一样没有停尸间，因为成本太高昂了。验尸所与当地的停尸间还有私人医生签下协议，让他们在必要时接收死者遗体并完成尸检。马林县也没有专门的实验室用于分析从死亡现场取回的样本。指甲屑、阴毛样本、阴道黏液样本等，都被送往县外的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只有少数几家实验室从事这样的工作，最首要的实验室由州立司法部运作。所有可能诉诸法院的样本，尤其是他杀案的样本都会被送到那儿。州立司法部的实验室并不经手体液，所以血液、尿液和胃部的样本将送往他处化验。
验尸所的员工办公室和其他预算有限的办公室别无二致——已显陈旧的桌椅、电脑和电话，书架上放满了专题文本、行业刊物、活页夹和各类文件。在霍姆斯工作的三十六年里，验尸所始终是一个七人团队。六个全职岗位——验尸官、助理验尸官、三名法医鉴定人员和一名秘书。一个兼职岗位——医学誊写员，负责法医尸检时的语音记录，并将其转成文字。
公用区域更显得与众不同。那里有物证储物柜，一个老式银行保险箱用于保存在死亡现场收集到的现金，制冷装置用于保存试验样本，还有几十个四屉式的金属文件柜，放满了案件卷宗——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加利福尼亚州刚成立时的一百五十多年前。
验尸官这一角色起源于十二世纪的英格兰。当时他们被称为“加冕者”（Crowner），作为查理一世的代理人调查和鉴定死者的身份和死因——更重要的是，根据死者的财产征收“死亡税”。当时正值十字军东征的盛势，天主教会想方设法在圣地内部和周围恢复基督教义，大量金钱也被用于作战所需。
如今的验尸官正是这一皇家系统的历史残留。验尸官或由民众选出，或由指定机构任命，所需条件各州县往往各不相同。最严格的条件下，验尸官必须是法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是经过法医学训练和认证的执业医师。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验尸官都是法医，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验尸官是执业医师，却没有受过法医学训练。包括马林县在内的许多地区，完全不要求验尸官接受过任何医学训练，更不用说拥有医学学位。他或她只需有一个干净的记录——无重罪定案，并且年满二十一岁，有高中文凭即可。有些县甚至不需要这些。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县曾选出一名验尸官，当时年仅十八岁，仍在高中就读。
二〇一五年，一份由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提交的年度报告里比较了县验尸官和法医。根据这份报告，县验尸官最大的好处便是他们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在美国的政治文化里，民选官员最能体现民众的需求和意志，因为他们是由选民选出来的。再者，县验尸官与其他当地民选官员享受平等地位，而且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县治安官、法官以及地方检察官一样，可以独立在对应的实体中行使职权。县验尸官主要的缺点是他们在医学上的知识并不娴熟，毕竟这不是这份工作的必需条件。
根据这份报告，法医的主要优势是死亡调查的水准技高一筹。另外，在工作的一致性上也更出色。对于全州范围的法医局，中心化管理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起步成本虽高但维持经费较低，乡村地区的服务也随之提高——因为乡村地区往往没有能力自行经营验尸所。
十九个州，一般来说，规模最小的那些州有一个州法医系统。那些规模大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纽约、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佐治亚则同时拥有法医局和验尸所。
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州显得不同寻常，但也并非独一无二。加州五十八个县中有四十九个县的验尸所与县警察局结合。在这些地区，县治安官也担任验尸官——尽管他们没有或者只接受过短期医学训练。他们任命另一位执法机关人员监督日常职务，而十有八九这些人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训练。造成的结果是验尸所的工作被县治安官掌控，而这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县治安官关注犯罪活动，而验尸官的工作重点自然也就变成了支援命案侦查。所以他们在研究意外死亡、自杀、自然死亡案件上花的时间就变少了，而且为了省钱，在这类案件上往往不会进行尸体解剖。即使案件中死者的死亡方式不能确定，但一旦确认不是他杀，便也匆匆结案，死者的家属对亲人离去的原因也就一无所知。
国家对验尸官统一标准的缺失就像死亡证明是我们最重要的文件之一那样令人费解。死者家属用死亡证明来获取人寿保险，申请针对特定死因的特别款项——例如间皮瘤，并对契约、信托和其他贵重资产做姓名变更。死亡证明也被政府用于停缴社会保险，被公司用于改动或者削减退休金和医疗保险，被各大公共和私人机构用来告知当前的投资决策和未来的政策，被研究人员用来追踪社会变化的轨迹。
在《告诉我你是怎么死的：两年、二百六十二具尸体和法医的养成》一书中，作者朱蒂·梅琳克谈及了死亡证明的价值。“就算你没有出生证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道，“其他形式的证明足以让你拥有一份工作、开一个户头，甚至申请到一笔社会保障金。但是，假如你的亲属在你离世后不能开具一份死亡证明，他们将在政府繁文缛节的炼狱里寸步难行。他们无法埋葬你的遗体、不能将其运出国境。他们无法清算你的资产，甚至不能继承你在遗嘱里赠予他们的任何财富。”
验尸官并不是唯一可以签署死亡证明的人。根据不同州的法律，一名初级护理医师、主治医生、非主治医师，或是护士都有可能为死亡证明签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签字用于证明无须调查的正常死亡。而他杀、自杀和事故的死亡证明通常是验尸官在完成尸检之后签字。死亡原因和方式
尸检和毒理检测可以帮助验尸官判断一名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方式。虽然原因和方式看起来是一回事，实际上却并不相同。死亡原因指的是死亡的生理原因。头部中枪、药物服用过量、由交通事故或坠落等引起的钝性冲击伤、由刺伤等引起的锐器伤害、吸入致命气体例如一氧化碳，由溺水、上吊或勒扼引起的窒息——以上都可能是死亡原因，其他的例子还有因心脏病发作、中风、癫痫或其他疾病造成的死亡。
死亡方式指的是一个人死亡的性质。美国认定的死亡方式有五类：谋杀、自杀、意外事故死亡、自然死亡和死亡方式未确定。每一种都包含法律含义，也会带来相应的经济上的后果。
法律上，谋杀的认定几乎就意味着警方的介入。探员收集罪证后交给一名地方检察官，由他（她）来决定是否起诉。如果案件受审，验尸官会出庭做证，证词内容也仅限于死者的死因。由于验尸官的裁定基于事实，不偏不倚，有时也会出现证词对辩方有利的情况（比如让地方检察官变得不愿审理该案件），但总体来讲，无论是辩方还是控方，都有可能获得有利于己方的证词。
如果一个案子被判定为自杀，基本就切断了任何警方介入的可能。在不少情况下，这对家属是一个好消息，否则他们可能会成为凶杀嫌疑人。在其他时候，自杀的认定将使死者的人寿保险单无效——只要死者的该份保单于两年内建立或更新（超过两年，这份保单不可作废），除了经济上可能的影响之外，自杀死亡还可能成为某些家庭的污点，让家人感到愧疚、难堪、愤怒胜于亲人离世带来的其他情感——比如悲伤、压抑、孤单和绝望。基于此，家庭成员常常尽力争取让验尸官将死亡方式归为意外事故而非自杀。
如果死者被确定死于意外事故，就意味着死者在当下难以阻止事情的发生。一名妇女摔落马下，头部着地，造成颅骨骨折；一艘船倾覆失事，乘客溺水身亡；一幢公寓大楼失火，住户死于浓烟。有时责任会归咎于另一个人，比如一名驾驶员的心不在焉、鲁莽或酒后驾驶造成致命的车祸。与此相反，受害人自身的无知和疏忽也可能是主因。一名男子钓鱼时被海浪拍下岩石，冲进大海；一位房主在自家修剪树枝时，锯子碰到高压电线触电身亡；一名农场工人把一捆捆干草装进螺旋喂料车时不慎跌入而身首异处。以上每一种情境都曾出现在霍姆斯的职业生涯中，而且每一种都本可以避免。
验尸所处理的案件中，自然死亡基本占了六成，这是由疾病而非伤害造成的死亡。但这并不是说死者死于“高龄”，因为年轻人也会有已知或未知的健康问题，未经妥善治疗或饱受疾病折磨。大部分情况下，这类死者都身患心脏病、肿瘤、癫痫或动脉瘤等致命疾病。
有时，验尸官也无法确认一个人的死亡方式。当一辆车翻下公路撞上树或摔下悬崖，这位司机是开车时打瞌睡了，还是突然转向避开动物？是车子失去控制，还是司机一心赴死？如果一个人死于中风或者心脏病发作，将会留下法医学证据，否则在缺乏刹车印的情况下，将难以判定死因。同理，如果一个人在床上死于药物过量，是事出意外还是有意为之？一封遗书可以提供答案，不过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自杀者会留下遗书，所以很多情况下验尸官几乎一筹莫展。病人在手术台上的死亡仅仅是出于不幸还是院方过失所致？每一道医疗程序都存在风险，所以问题在于医生是否对结果负有责任。
当验尸官没有足够的信息做出确切的裁定时，官方出具的死亡方式就是“未确定”。假如有新证据浮出水面，这一裁定可以被更改。不过，只能更改一次。没有人愿意不断变更一个人的死亡方式，这将严重危害到执法、法院、医疗服务、保险公司和死者家属。
马林县平均每年发生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起死亡案件，其中大约有三百起因为死亡原因或方式不明需要尸体解剖。创伤案例、意外事故和其他异乎寻常或罕见的案件最后都会落到法医的手里。“在电视和影视作品里，他们常常使用‘可疑’一词。”霍姆斯说，“但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我们会说‘不同寻常’或者‘罕见’。并不是说‘可疑’一词用得不对——这个词可能是其他验尸所里的专门用语，但在我们这里并不是。说一个死亡案件可疑，是提供一种意见，这并非我们该做的工作。与之相反，我们会呈上事实，而解释这些事实的工作，则要交给其他人来做。”走过的路
霍姆斯是由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中央山谷的祖父母抚养长大的。他的祖父是弗雷斯诺的消防队长，对霍姆斯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教会了我正直和敬业精神。”霍姆斯说，“当牵涉到政治生涯时，祖父是一盏明灯。我直到数年之后才充分理解这些品质的重要性——那时我步入了政界。”
当时霍姆斯的同龄人都对三样东西饱含热情：运动、枪支和户外活动。霍姆斯也不例外，但是他还对某些朋友们不感兴趣的领域欲罢不能——比如解剖学。“我总想弄明白那只鸟是怎么死的、长耳野兔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八岁第一次打猎时，我对子弹到底如何作用，还有将猎物变成食物的过程都很感兴趣。”
他记得第一只亲手剥皮的长耳野兔。“剥皮的时候，我可以看见肩部和前腿。在移动肩部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肩胛骨在肩窝里旋转，因为那里的肌肉比较薄。我对爷爷说‘爷爷，看那个！’爷爷告诉我那个部分叫球窝关节。继续移动球窝关节，我很惊讶——它的构造那么简单却如此有效。”
霍姆斯的祖母早就知道，自己的孙子很有爱心，可以照顾受伤的小动物。一次，一只柯利犬在霍姆斯家的房子前被公交车撞伤。事发时，霍姆斯正和他的三个小伙伴一起玩耍，目睹了事故经过。虽然不知道是谁家的柯利犬，他还是找来一根手杖和两块手帕，为小狗受伤的腿做了固定。
中学时，霍姆斯有一次要写一份报告描述自己希望从事的三项职业。两项职业一目了然：做一名内科医生、当一名兽医。这两项职业都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需要经过数年的学习。霍姆斯对上学的热情十分有限。即便如此，他还是把医生和兽医列为其中两个选项，对第三个却毫无头绪。“你要知道，验尸官也会做尸体解剖。”爷爷说，“那也是医学。”
霍姆斯兴奋起来：“什么是解剖？”
爷爷解释道，验尸官通过验尸来确认一个人是为何又是如何死亡的。通常尸体解剖在陈尸所进行，不过弗雷斯诺县当时并没有陈尸所，所以在当地的殡仪馆进行。“想不想在殡仪馆和礼仪师见上一面？我可以安排。”他问。
霍姆斯点了点头，顿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当他看到礼仪师开着新款的大型黑色凯迪拉克出现时，更满心好奇起来。那位礼仪师穿着一套价值不菲的西装和一双同样价值不菲的鞋子。殡仪馆既豪华又宁静——霍姆斯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象中的工作场所。
殡仪主持确认说，验尸所的所有尸体解剖工作都在他的殡仪馆进行，并解释了尸检的步骤和工作需要的条件。这时，霍姆斯觉察到自己可能真的找到了真心想从事的工作，但他还是要问：“多久才能成为一名礼仪师？”“高中毕业后三年，”对方回答道，“一年的殡仪学院学习，两年的见习。”
于是霍姆斯做出了决定，在他的报告里写下了第三项职业，殡葬礼仪师。
一开始霍姆斯就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成为一名验尸官，而不是礼仪师。“但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达成目标。”他说道。
他在学校里最喜欢的科目是科学。与此同时，他也对侦探小说钟[1]爱有加——尤其是与他同名的系列侦探小说——歇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
高中毕业后，霍姆斯在弗雷斯诺城市学院读了两年书，并开始在他和爷爷参观过的殡仪馆当见习生。当时，并不需要先去殡仪学院。在见习阶段，霍姆斯发现了自己的两种重要特质。
首先，他对死亡毫无恐惧和疑虑。相反，他第一次观察尸体解剖便如痴如醉。他的指导人最后不得不请他离开，因为他问了医生太多问题。死者的胸部被切开，露出所有内部器官，霍姆斯会指着不同的身体部位问，“那是什么？”医生便向他解释，然后取出死者的心脏、肾脏和其他器官，一一交到霍姆斯的手里。“这真是一次让人着迷的经历。”霍姆斯说，“它让我欲罢不能。在我的见习生涯里，但凡有尸检，即使没有被要求在场，我也一定会去现场观察。我不断提问、听医生对着录音机录下他的发现。一路下来，从青少年时期起，我便对医学术语了如指掌。”
霍姆斯的另一个发现是他充满同理心。“我最初并不知道，”他说，“但的确是这样。从一开始，我就很享受和一户户家庭一起工作。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自在；同样，他们也很感激我在丧事安排上的建议。”
旧金山殡仪学院强调自然科学，即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和化学。尸体防腐处理是学校教授的内容之一。它牵涉到抽血、去除人体器官内的排泄物，用黏土、棉花、熟石膏、蜡改造或者修复毁坏或残缺的尸体，用泵将防腐液体注入四肢。用针线缝合伤口，同样用针线连接嘴唇，涂上化妆品让死者遗体重现生机。霍姆斯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但事实上，入殓师的经历成了他今后职业规划中一块决定性的敲门砖。
他毕业后申请了在湾区附近的验尸所工作，但当时没有任何职位空缺。于是，他接下了一份位于马林县北部——索诺玛县一家殡仪馆的工作。当时，索诺玛县只有一名验尸官，他从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部门退休，处理他杀和意外死亡，但并不接手交通事故，因为这由警方负责。即便如此，案件还是应接不暇，于是他委任县里的每个执业入殓师作为代理验尸官。这意味着霍姆斯和其他入殓师将负责书写简报，用寥寥数语记录下自杀和其他未经调查的死亡案件，剩下的创伤案例则由这位验尸官负责。
有一天，这位验尸官正好在霍姆斯所在的殡仪馆工作，悄悄把霍姆斯拉到了一旁。“有你的啊，霍姆斯。”他说，“你前几天写了份报告。换作我可不会写得那么长！不用写的细节你全都写了个遍。不过你描述的那个场景，我可是印象深刻。”幸运降临
时过境迁，霍姆斯婚后有了一双儿女。为了指导儿子的小联盟球队，他和另一名教练亨利成了朋友。一个周五的早晨，霍姆斯在殡仪馆，馆里很安静，四下无人，他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天气炎热，不过霍姆斯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打算把殡仪馆前的大喷泉调试正常。他总是喜欢做些修修补补的活儿，事实上喷泉不规律地喷水让他很头疼。他穿着标准制服——黑色宽松长裤和白色衬衫，卷起袖子，开始调试喷泉，这时亨利开着车路过。亨利按了下喇叭，挥了挥手，霍姆斯也挥手打招呼。亨利并不赶时间，所以就掉头回到霍姆斯那儿，两个人移到树荫处攀谈起来。一开始他们聊起孩子们的小联盟，后来霍姆斯问亨利他怎么会路过，亨利说他刚才在路上见到了一个在附近另一家殡仪馆工作的叫汤姆的人。亨利后来无意间提及的内容改变了霍姆斯的人生。亨利说，汤姆告诉他马林县验尸所将添一个新职位——第三名验尸官，而且汤姆已经完成了申请。
霍姆斯一头雾水，他认识目前在马林县的两位验尸官和助理验尸官。霍姆斯曾再三询问，但从未被告知有一个新的职位开放招聘。
亨利一离开，霍姆斯就立即打电话联系了验尸所。那是下午一点，霍姆斯在电话里说，他刚听说要招募一名新的验尸官，想问一下申请的步骤。一名秘书告诉他有兴趣的申请者要在人力资源部填一份申请表，截止时间是当天下午五点。
霍姆斯连忙关闭殡仪馆，设置电话留言说自己有紧急事务，驱车十英里赶到马林县市政中心。所有的县办公室都设在那里，人力资源部在这幢四层建筑物的顶楼，位于楼层的远处，让人感觉像遥远的西伯利亚。霍姆斯在要求申请时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申请表长达六页，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附上中学和大学的成绩单。霍姆斯填写申请表时书写得尽量整洁，他告诉工作人员他可以提供成绩单，但是没有办法当天提交。那位女性说因为是周五，申请的审核还有几天时间才开始，如果霍姆斯可以在下周三前补齐资料，她可以把他补交的资料加入申请材料。她完全不必如此——可她是一个亲切通融的人。
星期一霍姆斯联系了他的中学和大学要求调取自己的成绩单。那个年代传真尚未问世，所以他选择了连夜快递。星期二下午，他把文件交给了人力资源部，那位工作人员把文件加进了霍姆斯的申请材料里。
原来一共有六十八名申请者竞争同一个职位。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工作职位相同，人力资源部负责初步甄选。这项职位的要求之一是由验尸官欧文·金迪奇列出的——申请人需持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入殓师执照。金迪奇本人是一名执业法医病理学家，但是他很了解入殓师执照的价值。“这意味着你不惧怕死亡。”霍姆斯说，“而且你对人们的恸哭习以为常。”
对死亡的无所畏惧明显是验尸官的一项必备条件。医生、士兵、警察、消防员身临其境越多，便对死亡越习以为常，但是验尸官从一开始就要对各种死者面无惧色。至于对人们的恸哭习以为常，乍听之下似乎冷酷、不近人情，但事实上这一点很现实，也很重要。验尸官必须可以在一个人们悲痛欲绝、痛失所爱的环境里正常工作。“人很容易陷入他人的悲痛，想去安慰他们。”霍姆斯说，“但是你也得从中抽身，把精力放在工作的其他方面。”
事实证明，大部分申请者没有入殓师执照，他们被筛了下来。汤姆——那个告诉亨利有职位空缺的人，仍然在名单之中。更关键的是，他比霍姆斯更熟悉马林县验尸所里的每一个人。汤姆和他们共事更久也更亲近。助理验尸官基思·克雷格一次不经意又不合时宜的坦率让霍姆斯得知，汤姆在这个职位的竞争上基本是“内定”状态，最终录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听到这些以后，霍姆斯顿时沮丧起来，他心仪的工作将被他人夺走。
汤姆对于他的有利处境过于自信，并没有提交人力资源部要求的所有信息。结果是，他的申请被剔除了。克雷格和其他人一样，对于汤姆一开始就出局目瞪口呆。汤姆的录取原本看上去已成定局。
那是霍姆斯应得的职位。他进入面试环节，接受了五位来自邻近县的验尸官的口头测试，最后在所有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回顾那段往事，霍姆斯仍然惊叹接连的巧合最终促成了他的录取。事实是，那天是一个安静的日子，他在殡仪馆外摆弄喷泉，亨利不仅挥手致意，因为不赶时间，还停车回来找他。亨利提到新职位时并不知道霍姆斯会感兴趣。霍姆斯有足够的时间驱车到市政中心并填表，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允许他在申请截止日期后附上成绩单，汤姆的申请因为材料不完整而被剔除——这一切简直就是奇迹。
上岗之后，霍姆斯问起金迪奇为什么录取自己，毕竟他没有任何研究经验。
金迪奇当时三十五岁，只比霍姆斯年长三岁，在旧金山的验尸所担任验尸专家，一年前被选为验尸官。外表上，他酷似年轻时的亚伯拉罕·林肯——窄脸，络腮胡，目光敏锐，一头深色的头发。
金迪奇说：“你对医学术语和医学知识的理解比其他申请者深刻得多。如果你天生爱提问，很快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验尸官。我可以教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学习医学需要耗费数年，我并没有太多时间教你，两星期以后你就要登场了。”
显而易见的是，霍姆斯之前在验尸官身边站着观察尸检、提问题花去的时间都获得了回报。当他接任金迪奇成为验尸官后，在选拔新验尸官时也采用了和金迪奇相同的标准——熟悉死亡并对它泰然处之，具备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以及对悲痛的死者家属的同理心。
最后一点对于调查死因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同理心是善意的前提。对死者家属难以感同身受的调查人员往往不能获取所需的信息，进而准确判断死因。面对提问时，家属往往会以“是”或“否”作答，因为他们大多谨慎小心。如果一名调查人员能够让家属感觉他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他们的回答会很详细——有时候无须提示都能提供重要的细节。
这是霍姆斯在工作中觉得特别有收获的部分，一些他曾经告知亲人死亡的家属会在假期定期给他寄信和贺卡。他们有的想让霍姆斯知道他们过得很好，还有的想和霍姆斯保持联系。
从霍姆斯被录用，到他日后负责录用其他人还有很长一段路。他那时三十二岁，容光焕发，眼神敏锐，渐渐后移的发际线被长鬓角弥补。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他即将踏入一个他不曾了解的全新的世界。注释：[1]由于歇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形象深入人心，本书将主人公Holmes音译成霍姆斯，以免混淆。第二章火之洗礼
在一开始的两周，霍姆斯一直跟着助理验尸官基思·克雷格学习。克雷格负责训练和管理三位调查员。他青灰色的头发从额头前的V形发尖向后梳，胡子修剪整齐，还戴着一副飞行员墨镜。他没什么幽默感，无事可干时，便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五年前，他从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部门退休，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但他并不想彻底退休。“他是上一任验尸官任内留任的。”霍姆斯说，“因为金迪奇教授觉得他需要一个熟悉行政业务的人。”
两位死因调查员同样也是留任，金迪奇在决定是否续任他们时没有丝毫犹豫。他们两位都经验丰富，在霍姆斯加入的四年前就进入了团队。他们能干又敬业，和霍姆斯一样，之前做过殡葬师和入殓师。
比尔·托马斯二十七岁，单身，身高五英尺九英寸，老家在中西部。他有一头深色头发，脸庞俊俏、魅力十足。“除了有趣迷人，”霍姆斯说，“比尔还可以一本正经地说出最夸张的故事。他的人格魅力和幽默细胞让他无论在哪里都人气很高，女人缘更是如此。马林县许多急诊室的护士都和比尔约会过。我觉得只要比尔开口，她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求婚。他是那种对所有人都很有吸引力的万人迷。”
唐·科尼什正相反。他高个微胖，脑后只有几缕头发，四十岁，性格内敛。他虔诚地信仰基督教，但从不宣扬。多年以来，霍姆斯从来不知道他有信仰。科尼什婚姻幸福，有四位千金，但他从来没提过任何一个女儿的名字，至少霍姆斯在场的时候没有。他管自己的女儿叫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他家在卡利斯托加拥有二十英亩土地，他们在那里饲养家畜，种植果树。卡利斯托加位于纳帕县，从马林县向北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担任死因调查员的二十七年里，科尼什一直拥有一栋在验尸所附近的小公寓，以免通勤之苦。
比尔·托马斯和唐·科尼什最后成了负责指导霍姆斯的人，尽管霍姆斯的前两周是跟着克雷格。第一周，克雷格处理案件的时候，霍姆斯在一旁观察。第二周，霍姆斯处理案件，克雷格在他身后时刻监督。这期间，霍姆斯负责撰写案例报告，写完后由克雷格检查。
霍姆斯的第一份报告是一起金门大桥的自杀案。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部门的警官在石灰岬灯塔发现了一名五十五岁的女性死者，立刻联络了验尸所。石灰岬灯塔是金门大桥北塔下方的一小块土地。克雷格和霍姆斯随即响应，霍姆斯按照指示，将发现简明客观地记录在案。
到达石灰岬灯塔是下午一点半。死者面部朝下躺在北塔北侧、金门大桥东侧海岸线的岩石中。穿白色文胸、黄色上衣，栗色底配白色波点的休闲裤以及背心。现场可明显发现右腿一处骨折。加州公路巡逻队的李警官给了助理验尸官克雷格一双棕褐色凉鞋和两副眼镜——声称是在死者上方的桥上发现的。李警官在瞭望台发现了一辆明显被弃置的车，注册在死者的丈夫名下。通过该记录完成了身份识别。马林县警察局检查了住址，发现无人在家，与邻居交谈后得到丈夫的工作电话号码。在丈夫给出了身体特征描述和伤疤识别之后，电话通知了死讯。丈夫声称妻子有类似感冒的病状，持续了五个星期左右，他还为妻子预约了明天的医师。待尸检。
克雷格阅读了报告后给出了一条评价：“你忘了提及没有发现任何死亡遗言。”
另一宗二十九岁女性死亡的案件最后由克雷格和三名调查人员一起负责，因为需要问询许多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配合。死者是一名护士，死于波利纳斯一名心理学家的家中。据在场的当事人回答说，那是一次理疗小组活动，但事实上很有可能是一场吸毒派对。
那一晚她死之前，正和十几个人在房间里。根据心理学家律师的证词，死者突然发作，显得很生气还屡次大喊大叫。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她一动不动。一名当地医师被唤到住处，宣告了她的死亡。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声称聚会是治疗性质的，参与者花费数百美元才能加入。但这却与现场的物证不符——霍姆斯和其他调查人员发现了大量被吸食过的毒品。
调查表明，这名女性服药过量，死于一种叫MDA的精神致幻药。她持有数粒五十毫克的胶囊，在她体内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该药物。验尸所责成地方检察官对这名心理学家提出谋杀指控，然而地方检察官认定证据不足。于是死亡方式依然是“未确定”。
一周后，克雷格和霍姆斯被叫到诺瓦托的一起仓库火灾现场。两名年轻人，十七岁的亚兰·帕日安尼和十八岁的罗贝特·洛马森案发时正在仓库的后方工作，一桶思高洁皮革保护剂突然在仓库前方爆炸。熊熊燃烧的火墙阻挡了他们的出路，他们试图通过后方的金属门逃生，金属门却被从室外挂上了锁。当克雷格和霍姆斯到达时，他们目睹了令人心碎的场景。两个男孩的尸体靠近后方的门，死于烧伤和浓烟。原来在案发一个月前就有火警提醒仓库存在安全隐患，包括后门的挂锁。然而案发前并没有人采取任何整改措施。首宗他杀
两周的训练完成后，霍姆斯开始第一次独立轮班。那是一个周三的晚上，通常是一周中最安静的夜晚。凌晨零点二十八分，县内的通信中心联系他，说在诺瓦托的拖车住房园区内发现了一具女尸，明显死于他杀。
通信中心负责响应县内的绝大多数紧急呼叫。马林县除了四个城市之外，调度员都将信息转接到当地的消防部门、护理人员、公共工程部、动物控制中心、警方以及验尸所（四个城市有自己的警方调度中心）。
尽管已经是深夜，但霍姆斯到达时，六辆警车已经停在了事发区域，发动机关闭，蓝色警灯闪烁。他可以看见警徽闪闪、身着制服的警察四下走动，小范围交谈，等待着他的到来。现场至少有四辆拖车、一个移动房屋，后面有一个独立金属储存仓库。霍姆斯刚从车上下来就明白他们为什么刻意与现场保持距离了。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夜晚，而那种腐败尸体散发出的恶臭——霍姆斯再熟悉不过了。
腐败在人死亡后立即发生。内部化学物质和细菌分解身体组织，并开启腐烂的过程。第一阶段，苍蝇和蚂蚁到来，之后身体变得浮肿，因为其他昆虫——蛆和甲虫以人体皮下组织为食并产下幼虫。腐败真正开始于尸体因虫卵孵化、刺穿皮肤而渐渐干瘪，同时尸体的气味被释放，这就是恶臭的来源。大部分的肉体被消耗干净后，气味散去，多数以尸身为食的昆虫也离去。在腐败的最后阶段，其他食腐生物——蜈蚣、千足虫、蜗牛和蟑螂会继续蚕食剩下的部分，直到只剩白骨。
与尸体的气味打交道是验尸官最大的挑战之一。“气味会攻击你。”梅勒涅克博士在她的书中说道，“这就像是一次袭击，不再是一种气味。你会退缩、厌恶、反感。它会入侵你的喉咙，攻下你的味蕾，甚至刺痛你的眼睛。”
霍姆斯说：“不管你洗几次澡，这种臭气都会跟着你好几天，久久不散。你一打嗝就能闻到，如果你放屁，也能闻到。有时候我不得不把穿到现场的运动外套和休闲裤都扔掉。有些时候，我把它们交给专业清洗，柜台的女性总是一脸厌恶地说，‘这是什么鬼味道？’——它让你无处可逃。”
作为前任殡葬师，霍姆斯对死后腐败并不陌生。他在开始验尸所的工作后了解到，这是法医学的一个重要元素，因为它可以帮助验尸官估算死亡时间。尸体内发现的昆虫种类、这些昆虫出现的顺序，以及它们的生长状况都可以为验尸官提供线索，以确定死亡时间与尸体被发现的时间相距多久。
环境的温度和湿度会影响尸体分解的速度。较高的气温和较高的湿度加速分解；与之相反，较低的气温和较低的湿度则减缓分解。这就是为什么验尸官要记录死亡现场的环境温度，以便估算细胞分解开始了多长时间。
在活动房屋附近，霍姆斯碰上了另外两位警官和一名叫奥莱尔的市民。他们都用手帕捂着嘴和鼻子与恶臭抗争。奥莱尔对霍姆斯说，他已经告诉了警官他是圣昆廷监狱的一名教师，他认识这栋活动房屋的主人：一名假释的重罪犯，叫詹姆斯·麦奎里。
麦奎里告诉奥莱尔，那天在路上他让一个搭便车的女性上了车，把她带到自己的活动房屋之后就出门工作了。他一回到家就发现这名女子已经死亡。她的颈部被割伤，全身只穿着内裤。麦奎里不知道谁杀害了她，他担心会被认作凶手，所以电话联系了奥莱尔——因为奥莱尔是他觉得可以信赖的人。奥莱尔说他有义务通知警方，麦奎里让他再等二十四个小时，他的原话是：“要摆平老婆那边。”奥莱尔明确说他不能再等，必须立即联系警方，就挂了麦奎里的电话。
麦奎里的住处后方是仓库，气味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警官告诉霍姆斯仓库被上了锁，他们得靠断线钳才能进入。地板上铺满了厚重的纸箱，一个弹簧床垫立在一边。仓库外靠近围栏处有一个新挖的坑，长五英尺，宽两英尺，深两英尺，明显想用作墓穴。
死者在仓库后方，被两件毛毯和少部分绒毛地毯裹着，伤痕累累的身上放着她失踪时穿的衣服：一件深色夹克、一条印花裙、一双高跟鞋和一个棕褐色钱包，钱包里有她的证件。衣物和证件与一周前记录的失踪人员报告里的信息相匹配。十九岁的特里·安·李斯特曼。霍姆斯在看过牙科记录比对后确认了她的身份。
即使在午夜，仓库里的温度也仿佛一个火炉，尸体腐败的味道令人窒息。霍姆斯掀开地毯和毛毯后，温度变得更高了。因为特里的尸体不断释放着热量。气味也变得更刺鼻，呛得霍姆斯都想溜之大吉——这里简直是臭气熏天。
记录下尸体状况以及周遭环境后，霍姆斯和其中一名警官驱车前往特里的家。这是霍姆斯第一次做死亡通知，他想做到入情入理，避免不近人情。他和特里的父母说，他们女儿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事实证明，她是一名谋杀案的受害者，尸体已经被送到殡仪馆等待尸检。他没有向他们透露具体细节，只说她的尸体难以辨认，劝他们打消去看女儿遗体的想法。“你们该记住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样子。”霍姆斯说。
特里的母亲在女儿消失那天的早晨七点半开车送她到诺瓦托的一个公交站，谁承想，这一别就是生死相隔。那天特里正乘坐公共交通上班，两周前她开始在圣拉斐尔的一家办公室当职员。当天上午九点，她电话联系了一名男职员，这名职员说她在电话里声音颤抖，并告诉他自己因为私事被耽搁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时她已经被绑架，并在他人的逼迫下打了这通电话。
事后，特里的父母要求查看警官和霍姆斯在死亡现场拍下的照片。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死者家属在见到照片前常常抱有最后一丝希望——死者是别人，他们的挚爱仍然活在人间。这些照片并不经常对家属开放，主要是因为照片里的内容太过真实、太过无情。
法律上，死者家属不能被剥夺观看这些照片的权利，不过在这起案件上，验尸所还是拒绝了。“照片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特里。一是因为凶手的凶残，二是因为她的尸体严重腐烂。”霍姆斯说，“如果那张照片变成她父母对她最后的记忆，会是一件太过糟糕的事情。”
特里的父母原本可以把验尸所告到法院以求看到这些照片，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做出这一艰难的决定。于是，照片被封存了起来。“所以麦奎里最后怎么样了？”我问。
霍姆斯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抽出了一个贴满报纸剪报的黑色大活页夹，这个活页夹从他早期在验尸所工作就一直保存着。秘书每天熟读马林县的重要报纸——独立日报上的文章和通告，并剪下所有与验尸所处理的案件有关的新闻报道和讣告。这些剪报基本按照时间顺序被黑笔标上日期，并用透明胶带贴在二十英寸乘二十四英寸的纸上。这一习惯在一九八一年停了下来，因为人们对此失去了兴趣，霍姆斯退休三十年后，听说新的验尸官打算把那个活页夹扔了。“如果没有人要，我会把它收好。”霍姆斯说。
即使这些文章随着岁月流逝而泛黄，也是编写这本书的重要资料，因为它们能为互联网出现前的案件提供验尸官文档里没有的难得细节。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些凶手最终的下场。一般来说，这些案件需要花费数年才能水落石出，那时验尸所早就开始处理其他案件了。
霍姆斯迅速翻阅，终于找到几篇关于特里·李斯特曼死亡的后续报道。原来麦奎里因绑架、袭击和强奸未遂服刑四年后从圣昆廷监狱被假释。假释后，被要求参加工作，被一个疗养院雇作理发师。那里的人知道他能说会道，他也成功让妻子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他们夫妇俩后来逃往华盛顿州，他在那里被捕，并被判杀害了特里。
在之后的数月和数年里，霍姆斯无数次被叫到血淋淋的死亡现场，但是没有一次比得上这第一起案件。“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那么多警官为当晚特里的死状而动容。”他说，“即便过了很久，这起案件还是明显影响着这些警察。”
这次经历也将伴随霍姆斯一生。忙碌的第一个月
特里·李斯特曼死后两天，霍姆斯开始调查另一起谋杀案。这次是一名三十九岁的房地产经纪人，唐纳德·摩尔，被发现死于米尔山谷的一间一层的空房中。霍姆斯获悉，摩尔前一天晚上和一名男子约好了来看房，那名男子说他只想看空置的房屋。摩尔一夜未归，于是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联系了警察说丈夫失踪了。
同一天，另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带着客户去了这间房。他发现锁箱已经被破坏，前门钥匙也不见了。他从窗户往里看时，发现摩尔一动不动地躺在饭厅的地板上。
这是一起明显的他杀案。摩尔喉部被割裂，鲜血飞溅到十五英尺开外。霍姆斯按照之前的指导，测量了距离并拍下照片。摩尔身上没有钱包，但是有名片。他办公室的一名女性来到停尸间辨认了尸体，这样摩尔的妻子就不必亲自前来辨认。霍姆斯留下来告诉摩尔太太，她的丈夫是被谋杀的。她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之后，告诉霍姆斯，她上一段婚姻有一个六岁的儿子，那段婚姻是个不折不扣的灾难，她最近才和摩尔结婚。
警方不久后便破了这个案子。摩尔夫人的第一任丈夫，四十一岁的承包人达雷尔·加德纳在第二天被人发现“笑容满面”地走在街上。原来他花了四千美元雇了两名男子杀害前妻的配偶。这三人都被宣判有罪，入狱服刑。
摩尔案之后，是一名二十五岁的秘书死亡案。她和丈夫住在因弗内斯一处复式的木质结构房屋中，因家中失火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和灼伤。
她的丈夫告诉霍姆斯，妻子凌晨一点时叫醒了他，大声喊道：“快跑！房子着火了！”甚至把他推出了整栋房外。他情绪激动，转身想拽住妻子，但是她已经再次置身火海。他见到妻子的最后一幕是妻子的轮廓湮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马林县消防部门出动，消防员发现床上的女性遗体后，联系了验尸所。遗体被压在掉落的房梁下。霍姆斯戴着头盔、身着消防服、厚外套和手套全副武装到达现场时，火焰仍在建筑内零星燃烧。女性的尸体已经完全烧焦，腹部器官裸露，不见双腿和单臂。霍姆斯从热煤渣中取出她身体剩下的部分，以便送到殡仪馆进行尸检。他们回来时，检测结果也出来了，显示为阴性，即死者体内没有任何药物和酒精。死者的丈夫说她一定是回到屋内拿了什么东西，但他并不知道是什么。
霍姆斯在他的第一个月里又调查了另外两起凶杀案，总共完成四起案件——比整个验尸所平常一个月能处理的案件还多。除此之外，他还调查了五起自杀案件、四起意外死亡案件、两起未确定死因的案件以及数起自然死亡案件。电话来时哪个调查人员在岗纯粹像抽签，靠的是运气。当金迪奇教授告诉霍姆斯他得迅速进入状态并全力以赴时，霍姆斯并没有想到这句话是那么千真万确。第三章烧烤谋杀案
肯·霍姆斯在职不过两个月的时候，验尸所员工被召集调查一宗发生在特拉琳达、引起了全国关注的案件。随着这一案件调查的展开，[1]媒体甚至将它与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文森特·布格利西的[2]《手忙脚乱》相提并论。《华盛顿邮报》称该案件为“一个致命家庭的爆炸性特写”，而《费城询问报》称其为“一个关于爱、恨、性、毒品与谋杀的冷酷故事”。《洛杉矶时报》描述这起案件为“毒品、入店行窃、性错乱的循环，超越了纯粹的滥交、流行神秘主义、恶魔学和彻底的背叛”。霍姆斯管这起案件叫“奥利弗案”。[3]
特拉琳达是马林县内附属于圣拉斐尔的一个安静的睡房社区。四岁的时候，我的父母搬到了那里，一直到我和弟弟妹妹就读特拉琳达高中之后很久仍然住在那里。因为暴力犯罪极少发生，所以当两具人类骸骨在公园的一处烧烤炉内被发现时，自然就掀起了当地关注的浪潮，最终引发了一场引人入胜的法庭审判。
在《嫌隙：马林县的一场家庭谋杀案》中，作者理查德·莱温叙述了查尔斯·恰克·莱利和马琳·奥利弗的初次见面。地点在特拉琳达高中校门前，那时我已经从该校毕业六年。马琳盘腿坐在地上，“她低垂着脸，一头长长的黑发挡住了旁观者的视线。”她十六岁，强忍着啜泣，并不是因为她受到了伤害，而是因为她第一次处在服用迷幻药后的幻觉状态，这种感觉并不好。
莱利当时十九岁，他清走了周围的人后，跪在马琳的身旁，并递给她一支大麻卷烟“让她平静一下”。马琳拒绝了他的烟，也拒绝了莱利的搭话，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几分钟后，她的一名女性朋友来了，把她带进了学校，走向了洗手间。
马琳和莱利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不过理由各不相同。莱利未曾交过女友，他觉得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肥胖、对性懵懂无知、缺乏自信的他被马琳天真烂漫的外表所打动，也为她犀利的目光折服。与之相反，马琳相信在服用致幻药之后，她经历了性格上的改变。她开始和不同的人出去玩，变得放浪不羁，导致她和父母时常争吵，尤其是和她的母亲。
直到那时，马琳和莱利都各自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不聪明也不健壮的莱利用自己的方式向同学兜售毒品，聚集人气。他毕业后，仍然继续为他们供货。这就是那天他在高中做的事情——买卖大麻。马琳儿时被詹姆斯和内奥米·奥利弗收养。她觉得自己先被生母抛弃，又被养父母抛弃——养父看上去总是忙于工作，养母性格孤僻又嗜酒。他们一家在马琳很小的时候因为父亲的工作搬到了厄瓜多尔。马琳在那里同时学习英语和西班牙语，但多数时间都一人独处。她把父亲当作偶像，因为他充满了包容和爱；她厌恶母亲——母亲的情感和心理问题导致母女俩经常对彼此大喊大叫。马琳进入了青春期，尤其是一家人搬到马林县之后，她对母亲的敌意与日俱增。对马琳而言，母亲太严格、太专横也太无能。这个世界——尤其是马琳的世界——如果没有养母会好上许多。
一开始和马琳交往时，莱利总是尽力讨好她，而马琳对他的关注却微不足道。过了一段时间，莱利近乎宠物狗般的殷勤开始奏效，马琳意识到他愿意为自己做任何事。在这段时间里，她对神秘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相信自己拥有神秘的力量，可以通过双眼控制他人。她也读完了《撒旦圣经》，并对此深信不疑。《撒旦圣经》教导女巫并训练她们通过吸引和维持他人的注意力来控制别人。而马琳找到了一个愿意成为她施法对象的人——恰克·莱利。
奥利弗夫妇一开始很欢迎莱利到他们家做客，因为他们相信比起女儿的其他朋友，莱利会对自己的女儿有更好的影响。毕竟，他有工作——推销吸尘器，接着是水床。而且，他彬彬有礼，着装保守。他从上到下系上了衬衫的所有纽扣，直到被马琳数落了一番后才解开了脖子处的纽扣。与此相反，马琳的母亲觉得自己的女儿穿低胸上衣“像个娼妓”，母亲的观念反而让马琳为了惹恼她而穿得更加前卫。
莱利的父母看到了马琳对自己儿子的影响之大，一方面为之高兴——莱利开始锻炼，甩掉了好几磅体重，增强了自己的体格。另一方面，他们也有所警惕。莱利总是太轻易地满足马琳的要求，甚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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