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郎伽．优哥希瓦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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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小趋势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小趋势／（德）朗伽·尤格施瓦著；邱瑞晶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1
ISBN 978-7-213-09138-4
Ⅰ．①未… Ⅱ．①朗…②邱… Ⅲ．①科学知识－普及读物 Ⅳ．①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2058号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8-590号Nächste Ausfahrt Zukunft by Ranga Yogeshwar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s Nächste Ausfahrt Zukunft by Ranga YogeshwarCopyright © 2017,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KG, Cologne / Germany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KG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All Rights Reserved.未来小趋势WEILAI XIAO QUSHI〔德〕朗伽·尤格施瓦 著 邱瑞晶 译（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 钱 丛 李 雯 张世琼 徐 婷责任校对 朱 妍 陈 春封面设计 沐希设计电脑制版 书情文化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印 张 20.5字 数 252千字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印 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213-09138-4定 价 55.00元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献给我日日思念的(1)弗朗克·施尔马赫(1) 译者注：已逝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总编辑。
我不寻找，我只发现。
寻找——是旧事物即将耗尽，想要从新事物中发现已知的部分。
发现——则完全是新的！
新事物是运动发展的。所有道路都敞开着，一切被发现的都是未知的。
这是大胆之举，是一场神圣的冒险！
这种大胆之举的不确定性只能由某些人承担，即那些懂得在不安中安顿下来的人，那些在模糊不定、无人指引的情况下也不迷失的人。
那些人会在黑暗中为自己保留一颗看不见的星星，会让目标引领自己，而不是自己决定目标——让它受到人为的限制和束缚。
在外部和内部对所有新认识持开放态度是现代人的本质，他们虽然极其害怕舍弃，但在新的可能性逐渐显露的过程中，仍体会到了维系的仁慈。(1)——巴勃罗·毕加索(1) Charles Juliet. Conversations with Samuel Beckett and Bram van Velde, Dalkey Archive, London and Champaign, 2009, S. 59.引子
曾经的一切都在新时代炙热的呼吸中凋零了。——史蒂芬·茨威格
小时候的我总想抓住彩虹。我悄悄地靠近，然后一下子冲过去，但它总是比我更快，像只怯生生的动物似的与我保持距离。无论我靠得多近，它总是遥不可及，像是要守住自己的秘密。
未来，也与彩虹类似。无论我们多么细致认真地探讨它，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尝试精确地预言每一个发展，未来本身仍是谜团。后来我明白了，彩虹只是一个光学现象，是无法用手抓住的，是阳光透过无数雨滴，光谱色得到了折射和反射而形成的。而那拱桥般的形状则是由太阳、水滴和观察者之间固定的视角关系决定的。这种固定的角度是彩虹遥不可及的原因，也成就了它的独特之处——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视觉游戏中，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的彩虹。如果两个人共同欣赏这一自然现象，严格来说，他们看到的彩虹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对未来的观察也是不同的。当一个人展望着大好机遇的时候，另一个则怀着对幽暗末世的恐惧。当有人问，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世界在未来会变得更好吗？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事物恐怕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我引用一项国际调研的结果：在德国只有4%的受访者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在美国、法国、英国和丹麦，也得到了类似的悲观回答。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不安地看待未来呢？我们真的在走向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吗？人类将科技进步视为积极的生产要素，这真的是在自我毁灭吗？有朝一日，机器会控制我们吗？事实会证明进步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吗？我们的未来真的注定这么糟糕吗？或者说，这种晦暗的前景也许只是我们狭隘的视野导致的呢？
在历史上，新生事物一开始总是方向不明的。在铁路或是汽车诞生之初，人们曾对其充满怀疑和恐惧。摩登时代也深深烙印着社会的不安。但随着超快速时代——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到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完全断裂了。关于未来，文学教授汉斯·乌利希·古姆布莱希特说：“（未来）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水平线，而是一个面，它不断遮盖所有的预测，同时还带着威胁向我(1)们袭来。”
在这本书中，我要写一写，数字化是如何将我们的现在变成一个临时过渡期，并使之沦为一个即将过期的旧款产品的。因为，明天我们将在一个新的世界中醒来。改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新时代将带我们去往哪里？事物的哪些发展规律决定了这些变化？在这样一个未来中，我们的位置在何处？或者说，我们会成为从昨天到达后天的过程中迷失的一代人吗？
这些都不是抽象的问题。我会用具体的例子向你们展示，为什么算法不只改变了流程，还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它们甚至可能动摇我们的社会。
几乎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我们都体会到越来越多的不安情绪。虽然大多数人在物质上并不匮乏，但对于未来，还是存在着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2015年一项调研的结果是这样的：“有57%的受访者表示，全新商业理念的出现速度和商品世界的变化速度对他们来说太快了。在全球范围内，面对着不断加速改变的科技领域，人们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在来自27个国家的3.3万名受访者中，有51%的意见领袖认为变化太快了。”如今，未来成了人们审视的对象。
作为科学记者，我多年来一直注视着这种变化的源头：从瑞典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到日本的核电站废墟；从韩国的克隆实验室，到驾乘汉诺威自动驾驶汽车的原型车。有的时候，我就站在科技进步的浪头，可以看到新兴事物如何传播开来，又如何席卷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样直接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影响了我的观点。
在我看来，对未来的恐惧以及杞人忧天的想法虽然存在，但在这个时代，是时候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了。这一点也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做到的。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我不仅将目光放在数字化变革或媒体的转变上，还探寻我们如何看待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观察女性的崭新角色或是古老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多种多样的主题之中，我找到了令人惊讶的共同之处，比如在硅谷的蓬勃发展和真空泵的诞生之间就有着出乎意料的相似点。
在这个变革的世界中，我们见到的是否全是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这一点也是我要详细阐述的。在一些领域，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眼前所走的路径并做出改变的时候。但我认为，伟大的机遇隐藏在经过反思的进步之中：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直接改变世界的可能。我们的先辈们耐心地钻研，往往得等上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有新兴事物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被赋予了新的自由。
所以，只要我们有勇气改变，就能在接触新事物的过程中发现良机。我们完全有理由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将成为世界的设计者，我们的机遇正在其中。(1) Aleida Assmann. Ist die Zeit aus den Fugen? Aufstieg und Fall des Zeitregimes der Moderne, München, Karl Hanser Verlag, 2013.一台坏掉的咖啡机“这台破咖啡机为什么要装个微处理器啊？这也太复杂了吧！”我妻子生气了，因为咖啡机坏了，又得送去维修。
我拔掉插头，等了一会儿重新插上。这有时候管用，但这一次显示屏还是黑着。没有显示“准备咖啡”，没有发出磨咖啡豆的声音，也没有水泵的咕噜声。本地的电器经销商也无计可施，这台机器必须送回原厂去，就像一年半之前那样，当时它就莫名其妙地罢工，不按指令煮咖啡。
炉子上烧着水。用滤纸和咖啡壶冲泡还是可以的嘛！当咖啡香钻进我的鼻子里，我不禁自问：我们当初干吗要买这个全自动咖啡机？它看着很时髦，闪着银色的光泽，能现磨咖啡，通过按键甚至能选择咖啡的浓度——放个杯子在下面就可以了。
然而，我们的宝贝咖啡机一声不吭，更别提煮咖啡了。我又倒了一次水。我从前很熟悉水流过滤纸的声音。一开始流得很快，接着就越来越慢，最后变成了滴落。滤纸里浸湿的咖啡渣看起来就像潮湿的花泥。
我发现，在使用全自动咖啡机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咖啡的制作过程进行到哪一步了。研磨咖啡豆、加热水、量取和过滤，一切都是在幕后发生的。我得到的只是最终产品。也许这样一来，每一杯咖啡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但这样的舒适便捷使我失去了一场熟悉的仪式。谁要是自己冲泡咖啡，他就参与到了过程之中，是主动而有创造力的；而机器让我只能按按钮。
主客秩序突然之间就颠倒了：机器发出命令，而我只能听从。它有时候会要求我加水，这其实还好。但当绿色显示屏上出现“清理残渣”的时候，我心里就不那么好受了，在这个时候，要把小抽屉里的残渣连同之前煮咖啡的乐趣一同扔出去。滴水盘也同样要人清理，在端着它走向水池的时候，我常常会把棕色的剩水洒出来，然后我还得擦地板。另外，这可能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甚至可能是在系统中预设的：在这剩下的操作中，我们人类还要认识到自己的缺陷。这就好像全自动咖啡机在我耳畔低语：“亲爱的人类，你瞧见了吗？你比我无能多了。在你弄脏别的地方之前，还是让我来煮咖啡比较好！”
我家没有人喜欢“清理残渣”，这是全自动咖啡机发给你的“衰人卡”。尤其令人迷惑的是，这条信息往往会像命中注定一般恰巧出现在显示屏上。没有预警，没有提示，总是出乎意料，大多还是在本就匆忙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杯顺顺利利地倒满了，接着突然闪视了“清理残渣”的字样，那下一杯你就等着吧。“又来了！总是轮到我！”然后就会听到我妻子这样喊。我们差点因为这个吵起来，因为我的咖啡煮完了，而她想喝咖啡的愿望总是被一句“清理残渣”所阻挠。她硬说我清楚机器要清理了，才拿走了前一杯咖啡！如果是加水我还能理解，但它会在何时要求“清理残渣”，对我仍是个未解之谜。我不认为这机器会搞什么歧视，比如说它反感女性，这我是不信的，我倒霉的时候和她一样多。也许我该记一下次数。
最让人头疼的是一大清早就要“清理残渣”。在这种时候，我就会咒骂这台全自动咖啡机。挺荒唐的，对吧？新的一天刚刚开始，我起床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却是一台机器对我下达指令：“快给我清理，否则就不给你煮咖啡！”我承认，我这人有起床气，这可能是遗传自我母亲。起床之后她总会说：“和我说话可以，但别提要求！”而全自动咖啡机不仅提要求，它还胁迫我，而且是在我一杯咖啡都没喝的情况下！
我们越来越多地被一个过度科技化的世界包围，而全自动咖啡机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如今的汽车发动机被包裹起来，人们不能再拿着螺丝刀随意捣鼓了。就连汽车的大光灯也需要专业工具才能替换，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得不寻求专业修理厂的帮助。
要在手机上找到拧螺丝的地方根本是妄想，科技发展本就如此迅猛，把手机送去修理都成了多余的事。为了防止人们自行修理，手机被贴上了会碎裂的塑料块或是会扯坏的薄膜。我们消费者被挡在科技进步的内部世界之外，被降格为只能按按键和点击鼠标的人。这一切都是有意为之：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让人设计了专用工具，这样人们就不能用普通的螺丝刀打开Mac（全称为Macintosh）(1)的主机。苹果世界之外的人都不能窥探这盒子里的景象。变出新事物的魔法师可不会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底牌，因为关于其内里的秘密维持着机器中蕴含的魔法。
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就从当年几乎自给自足的人成了有依赖性的消费者。这只是进步的一个症状，而这种进步的深度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们体会到的未来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她们的世界根植于过去，而且她们能够确信，现在和未来是从过去之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人类有许多时间去适应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的连续性将旧和新连接起来，成为连续统一体。
比如，电灯这样的发明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社会上推广开来。1882年，路灯第一次照亮了柏林的莱比锡大街；但直到30年后，柏林也只有3.5%的住宅接入了电网；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2)每两户柏林家庭中有一户用上了电。即使在第一盏路灯出现在柏林(3)的半个世纪之后，那里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过着无电的生活。有时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新生事物才能征服世界。个体的衰老和我们周围世界的改变是同步发生的，技术的周期以类似人类世代的频率更迭。未来从过去中发展、崛起，它像小树一般有机生长，试探地向上伸展着枝丫，期待能在数十年后屹立于林中。
在昨天，未来还映射着我们的向往和希望；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剧变——在创新的过程中，既存的现实几乎是遭到了猛然一击。没有人把未来当回事，直到它如晴空霹雳一般，遽然劈进我们的现实。
2007年，第一部智能手机出现了。短短10年之后，世界人口的一半已经在使用它了。传统电话花了75年才有1亿人使用，相比之下，手机只花了16年的时间，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更是只用了4.4年，通信应用程序瓦次普（WhatsApp）和社交应用软件照片墙（Instagram）分别用了2.2年，而在线电子游戏《糖果传奇》（Candy Crush Saga）只用了1.3年就突破了1亿用户大关。在人们认识社交网络的短短6年间，脸书用户就超过了10亿。革新的速度成为一种新的质量指标。在全球爆炸式的增长态势下，自我增强的网络效应发挥作用，在不足10年的时间跨度内改变了整个行业。
我们认为经久不变的东西瓦解了：我们迄今为止的商业世界碎裂了，经济部门摇摇欲坠，某些职业在一夜之间就被取代了，而新的交流方式甚至改变着家人间的相处模式。突然之间，加速的“衰老进程”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一些人几乎要被迅猛的进步撕成碎片。
我们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再也没有一个稳妥的空间庇护我们，使我们能在其中为未来做好准备；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充分衡量新事物的利弊优劣——在它们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现代的发展同时涉及我们星球上所有的工业国家。从这一点来说，在纽约、柏林、迪拜、新加坡、东京和上海这些大都市之间是体会不到差别的。
数字化革命的影响力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领域。它就像病毒，感染了医药、财政金融、媒体、机械制造和服务型行业。在这一过程中又产生了交互作用，各领域彼此促进，再次加快了变革的速度。数字化对基因研究的发展、对材料科学的进步的作用，或是它在电子器械微型化这一医药领域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很好的例子，这印证了这种协同的加速作用。创新改变工作方式，而新的工作方式又反过来促进了创新，环环相扣，让我们体会到了科技进步全新的共振效应。也正因如此，所有的预判都变得困难起来，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见这种交互影响产生的结果。
未来意味着改变。电冰箱的使用显著地改善了我们的营养摄入；电气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读书和写字，并由此对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产生了影响。这些改变都是深刻的，但相较于如今的复杂变革也只是简单的过程而已。在短短几十年前，人们还能在电话亭里读到这样的提示：“长话短说！”如今，在持续通信的时代里，这句话就如同来自遥远时代的遗物，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科技创新也飞速地影响着我们自身的行为。未来人们的所想、所感会不同，他们的梦想和理念会不同，他们的语言、习惯和自我认识也不同。未来人与人共同相处的模式会与如今的惯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单是这一个原因就使对未来的预测显得异常困难。
我们社会的“黏合剂”失效了，我们分解成了不同的团体，分成了“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分成了“X世代”“Y世代”和“Z世代”。在每个团体的偏好和预期方面，短短几年的年龄差就意味着在行为上的显著差异。在短短数年之间，全部的行为模式就变成了新的约定俗成。举例来说，网上购物会改变我们城市中心的结构吗？我们低估了新生之物订立规范的力量。母亲们不再理解自己的女儿，而父亲们的梦想倏忽之间就成了泡影。
私有领域面临着数字化瓦解，流程在所有的生活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从银行信贷到选择婚恋对象，或是通过不断发展的医疗技术从本质上改变人类的面貌，这一切的发生都未曾征求我们的意见。未来突然就到来了。
所以，我们究竟能不能影响事物发展的进程？或者说，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某种隐秘逻辑的囚徒，而其力量决定着之后的每一步，不容许任何的偏离？未来是不是变成了一种胁迫，变成了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选择的默认设置？我们能创造出未来的图景，还是说(4)未来成就它自己，而我们在这场未知终点的旅途中只是过客呢？
我们体会到了昨天与明天之间、承袭和革新之间、旧与新之间尖锐的不协调。甚至没有事先引发相关的社会讨论，旧的规范和惯例就失去了其效力。我们被从自己充满传统和习俗的老房子里赶了出来，突然站在科技进步这条街上，失去了方向。新人类必须“懂得在不安中安顿下来”（语出毕加索），而这个自相矛盾的要求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
一些人在新世界的断崖边缘停下了脚步，另一些人带着绝望纵身一跃。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似乎默认这种变革像地震或火山爆发一样本就存在，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它。进步在我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就像一条自然法则，其规律似乎是不可改变的。美国科学顾问约翰·吉彭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说过：“Go online or decline.”（不入网便死亡。）所有的犹豫或观望都触发着恐惧，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可能会错过加入的时机，在经济上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得利，自己却两手空空。于是我们纷纷追逐着进步，却不知它会将我们引向何方。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的基因密码被解读出来，身体上私有领域的城墙也由此被攻破。在默许中，我们给出了自己的客户资料，将自己的工作让给了没有灵魂的机器。
我们自由的空间似乎越来越狭窄，对我们工作进程的量化和评估变得越来越精准。我们的生活被分割成一个个零散的程序，每个程序的细枝末节都得到了优化。我们被困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一再将手中的主导权交予他人之手。我们被逼入预设的框架之中，渐渐明白我们与机器之间余下的那些区别也在渐渐消失。我们放弃了启蒙运动所追求的那种自由和对具体事物的决定权吗？还是说，正是坚持着启蒙运动的原则，我们才变成了某种更高逻辑的囚徒？
毫无疑问，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个充满激烈变革和转折的时代，可预估性、效率和成效发展成了重要的价值量度，能够独立存在了。经济上的“更高、更快、更强”被推向了顶峰。时间的节奏脱离了心跳的频率，无声无息地由我们的机器确定：高频交易、即时生产、快车道、速递、高速……全年无休，没有喘息的瞬间，没有思考的时间，也没有出逃的可能。进步意味着更迅速——但节省下来的时间能做什么呢？
我们的咖啡机反正是坏了，接下来的几天要去“疗养”。我们自己冲咖啡喝，就像从前还没有微程序、没有机器、人们四处走动相互交流、绿色屏幕不会闪动“清理残渣”的时候那样。
也许这些机器在暗中反感某些人？反正我的母亲坚信，她的小汽车是有“灵魂”的。她将这台车买来之后，举行了一场名叫“法会”的小小仪式：在印度，为公共汽车、货车或是摩托车开光祝福是很普遍的事，于是我母亲就撒了些咖喱粉和米饭在她的新车上，随后还当着全家人的面开车碾过一颗柠檬。据说这能带来好运。“莱拉露”是她给车取的名字，这辆车用了很多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生锈，但我的母亲毫不介意，对她这辆有“灵魂”的旅伴不离不弃。天冷的日子里，发动机在启动时会“咳嗽”起来，这种时候，母亲就会好言好语地安抚“莱拉露”，拉点火杆，确认开关，又碰碰方向盘，直到车子喘着粗气发动起来，然后夸奖一句：“真是好姑娘！”我母亲说不定也和我们的咖啡机说过话。(1) 沃尔特·艾萨克森：《史蒂夫·乔布斯传》，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2011年版。译者注：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2011年出版。(2) 参见：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主题展览“家庭用电及其影响”。(3) Jean Edward Smith. When Government was the Soluti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21.05.2007.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罗斯福新政，美国农村地区的电气化进程得到了大力推动。但如今，世界范围内仍有13亿人用不上电，仅在印度就有3亿人。(4) Aleida Assmann. Ist die Zeit aus den Fugen? Aufstieg und Fall des Zeitregimes der Moderne, München, Karl Hanser Verlag, 2013.(1)数字革命
我父亲在喊，我母亲在哭，电话听筒里我透过噪声听到远处祖母的声音：“圣诞快乐，我的孩子！”在我小时候，从卢森堡往印度打长途电话还是一件贵得离谱的事。每次通话都得登记，在熬过几个小时的等待之后，才能连上线，伴着噪声跨越大洲通话短短几分钟。我们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才打电话，平时则写信联系，而一封信往往要经历数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
相反，在数字世界中，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大洲，我们都始终“在线”。即使是在遥远的越南雨林中，我的手机信号也非常好，团队里的同事用一个电话打破狂野的异域风情时我还被吓了一跳。
交流、购物、银行业务、旅行、媒体、制造技术、政治、生产流程……无论在哪里，进程都在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我们正站在这场数字化变革的开端。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一切会走向何方，因为未来不会让我们看到它的底牌，即使是专家们的预测也大多不甚准确。我们用旧眼光观察新事物，低估了这种发展对我们的影响：它改变着我们的视角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行为模式、购物规律……个人的兴趣和行动都被记录下来，“大数据”的运作开始了。我们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用自己最隐私的秘密去喂养饥饿的数据机器。在此期间，已有84%的智能手机用户表示，(2)会在醒来之后立即在手机上查看某个应用程序。健身腕带将心跳和每日跑步指标传送到云端，还有时刻待命的语音识别系统听取我们的愿望、记录我们的行为模式。“是否允许该应用获取你的位置？”——支出、访问过的网站、短信、订购、旅行路线、歌曲名称、搜(3)索结果……每天就这样产生了25亿兆字节的数据。
绝大部分的数据都被收集起来，其中80%是杂乱无章的，但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分析”热潮印证了这些原始数据的潜力。通过负责的计算程序，我们的行为渐渐变得可以预知，更重要的是，数据还将更精准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因此，你现在要是梦想拥有美丽的衣裙或是远方的旅行，最好先想一想：这真的是你的梦想吗，还是一个被植入的愿望？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一语中的：“我们知道你现在身处何地，我们知道你去过何处，我们或多或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如今，网络商贩已经对他们的顾客如此了解，以至于能利用一些随机广告精准地宣传产品，又不让顾客感觉到自己被监视。
21世纪的大数据正如18世纪的蒸汽动力或是19世纪的电气化——是一场根本上的革命。网络不仅囊括了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还潜在地将我们身边所有的设备都连接到了一起。由于电子设备的体积不断缩小，任意物品都能装入感应器——成本只有几欧分而已。据估计，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已经有超过百亿的物品和设备彼此联网，从温控器到备用轮胎，从咖啡机到吸尘器，从鞋子到汽车，从机床到突击步枪……
一直以来，只有当人生病之后，医学家才能治疗；只有罪行实施之后，刑罚才能介入。然而，这种顺序正变得可以调换，因为数据流程已经将我们的世界颠倒过来了：健康的人接受手术，只因为医疗数据显示出罹患疾病的风险；无辜的平民受到怀疑，因为数据声称他将犯下罪行。欧盟研究项目CAPER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它基于“公共及私有信息来源”，致力于预防组织性犯罪。当忠利保险公司宣布，要将客户的健身、营养摄取和生活方式信息通过应用收集起来，似乎是要打破禁忌。但其中的逻辑是极易理解的：客户生活得健康，医疗保险公司花的钱就少，有意愿的顾客就被折扣吸引过来了。数字化的完全透明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很快，我们就会因为应用程序的要求而去慢跑，为了避免保险费涨价而不吃薯条，改吃水果。就这样，“自愿分享数据”渐渐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自我优化。
汽车将驾驶人的车速信息传送出去，这难道不是迟早的事吗？随后，雷达测速装置就会成为过去。税务申报自动进行，因为每一次财务交易都有电子记录。大数据的真正潜力就隐藏在无数微小的、可以彼此关联组合的数据碎片里。经过深入的评估分析，可以知道某个人是否有抑郁倾向、一对夫妇是否分居，或是某位员工是不是不再为企业尽心尽责。也许在人类历史上，机器将第一次比我们更了解人类。科技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数据分析公司也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过去几年中，单单IBM公司就在该领域投资逾240亿美元，互联网巨擘谷歌、亚马逊和脸书也有着类似的目标。
数字化革命根植于一种人们内心深处的想法，那就是我们丰富多样的生活能够转换成可测量的数字流。在这种将现实抽象化的做法中，算法模仿自然进程，将可知的现实变为可计算的流程。
这种想法源于遥远的过去。历史学家至今未能成功确认发明第一只机械时钟的准确地点和时间，但那必定是个神奇的时刻——人类第一次创造出一台拥有自己脉搏的机器。曾经，生命的流逝是由阳光造成的阴影和星辰的转移确定的，而在时钟发明之后，这个由齿轮、游丝和指针组成的精妙器械便自己产生规律的节奏。一开始，计时器的精确度还不够，但是随着钟摆原理得到实践，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于17世纪中叶将机械计数器与一个普遍的自然现象联系了起来，那就是摆针的运动。摆动的周期是恒定的，摆长决定周期的长短。记录每台摆钟的摆动次数，把它转入计数器，接着通过规定的换算方法来移动时钟上的指针，就这样，摆钟将自然法则和手工艺结合起来，将自然现实与人工创作融合到一起。惠更斯的计时器一下就超越了其他的时钟。
时间的限制令我异常着迷，我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仔细计算并描摹时钟里的齿轮。在折腾了好几遍之后，我终于明白了钟表摆轮的原理。它将重力分解到走和停的过程中，转移到齿轮的每一个齿上，并同时保持钟摆的摆荡。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在工作室里埋头锯木头齿轮，小心翼翼地制作摆轮。我试验了几个小时，最终用木头做出了一台可以用的“摆钟”。我之所以这样狂热地进行手工制作，是由于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从每一个细节上感受人工脉搏跳动的神奇时刻。当我又锉又钻的时候，我对早期钟表工匠的敬意也油然而生——他们用简陋的工具制造出了最初的时钟。
摆钟在17世纪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之前塔楼上的钟只显示小时，此时被安装上了分针。此外，当时的各国对这项影响深远的新发明做何反应，也能说明许多问题。在托马斯·德·帕多瓦所写的《莱布尼茨、牛顿和时间的发明》（Leibnitz, Newton und die Erfindung der Zeit）一书中，他描写了德国组织严密的钟表匠人行业工会由于僵化的条例错过了让科学与手工技艺协同作用的可能性。1550年到1650年，在奥格斯堡，至少有182名钟表匠人进入行业工会，它却失去了行业中的领先地位，让伦敦成为计时器制造的中心城市。在那里，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和手工匠人托马斯·汤姆皮恩制作出了一只精准的怀表，并在制作过程中将钟摆原理运用到了一根来回摆动的游丝上。就这样，计时器变成了可以随身携带的物品，而它无所不在的人工脉搏更是在接下来的时代成为科学进步的发动机。
曾经连续不断的时间被切分成了可以计数的小块。通过精确数字，太阳的运行被展现成一项线性进程；黄昏、入夜时分、午夜和黎明这些模糊的时间概念，被以钟点的形式用具体的数字表达出来。人类的时间意识得到了数字化的展现，时间变成了数字，这种从模糊到精准的根本转变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据行事日历来整理、安排，商店、工厂和公共设施都按照时间表来运作。在竞技运动中，数字化的时间成了人类的对手，记录以时间的形式表现出来。19世纪末，为了设计出更高效的生产流程，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测试了一种计时器，并由此为工业化流水线奠定了基础。时间节奏不断加快，在一个世纪之后汇入了高频交易几不可闻的洪流之中。
时钟成为人类随身携带的第一个设备，直到智能手机取代了它的位置。两者都遵循着同样的基本思想：现实被化作了一个数字世界。在今天，飞机的诞生首先是在电脑上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机身或机翼上的每个部分都是由精细零件组装而成的拼图。没有人能够靠一己之力，在总体上把握这样一个复杂造物的负载量和稳定性，更别提预估了。直到现实中的现象被置于数字世界之中，这样庞大的物件才有了诞生的可能。随着数字化，也就是将现实转化到数字世界中，过犹不及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可计算的数值超出了我们最疯狂的想象。机器的人工脉搏影响了我们的思想，确定着我们相处的方式。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划时代的转折阶段，正如曾经被文艺复兴所瓦解的中世纪，或是被现代化震荡了的社会。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中，科技的革新改变了人类社会和他们的自我认识。同样地，数字革命也会改变我们，而我们是该被驱赶着向前走，还是以主动的创造者姿态经历这场进步，取决于我们自己。也许，后世的人们会羡慕处在变革时代的我们，像我们回顾文艺复兴那样，带着艳羡之情回望我们的时代。(1) 原载于《德国铁路随行》（DB mobil）杂志，略做修改，2015年6月。(2) The IBM Strategy. 2013 Annual Report, S. 21.(3) The IBM Strategy. 2013 Annual Report, S. 21.他们终究是错了
谁要是看到了幻象，就该去看医生。——赫尔穆特·施密特
未来我们将如何生活？不断加深的全球化程度将改变什么？机器人会控制我们吗？我们是否站在人工智能新纪元的开端？
许多未来研究机构以及先锋思想者、未来学者和展望遥远未来的专家在五花八门的讲座中，告诉我们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在他们的言辞中，我们会听到新的时髦词语，比如“过度创新”（Over-(1)novation）、“媒体出走”（Medien-Exodus）、“反应转移”（Response Shift）或是“数字塑造者”（Digital Shapers）。于是，听众中的一些人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个在原地止步不前的傻子，正渐渐明白过来，自己后知后觉地错过了未来。每一天，都有无数的创新工坊、转型研讨会或是革新会议喊着“欢迎来到未来世界”的口号邀请人们加入其中。
当然，我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忘记，新事物的维护者为我们预言了什么。但是，去验证他们的假设是否真的准确，这难道不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吗？也许我们也能引入一个“无效退款”的机制，以10年为期，如果现实与他们所宣称的不符就“退款”。总之，我自己遇到的许多例子都可以证实，即使是得到认可的专业人士，在预估未来形势的时候也会犯下根本性的错误。
肯·奥尔森在1977年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家用电脑”。1957年，奥尔森创立了名为“数字设备公司”（简称DEC）的计算机公司，该公司出产的微型计算机，比如PDP-11型计算机，被广泛运用于科研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数字设备公司是世界第二大计算机生产商，麾下拥有逾10万名员工。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那些功能强大、嗡嗡作响、装满了通风装置和闪烁的发光二极管的箱子令我深深着迷。数字设备公司的计算机就是行业标准，而奥尔森也备受赞誉。然而，像他这样的行家里手怎么能对自己行业的未来做出错误的估计呢？如果说有谁洞察最新的发展，那就是他啊！
20世纪90年代初期，数字设备公司“出乎意料”地遭遇了销售额的下滑。8年之后，这一计算机巨头便瓦解了。他们误判了未来，被成功和自己的伟大蒙蔽了双眼。大卫战胜了巨人歌利亚，个人电脑改变了巨型计算机的世界，在数字设备公司消失一年之后，世界范围内个人电脑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1亿马克。
数字设备公司的沉沦并非个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我最爱的作家，在《百年孤独》这本伟大的小说中，术师梅尔加德斯让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这个怪人知道了一个特殊的秘密：冰块。我们能够理解布恩迪亚的惊讶之情，因为在马孔多这个闷热的世界，完全无法想象冰的存在。
但翻看历史书，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章节：19世纪，在美国建立起了庞大的自然冰出口产业。电冰箱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热带殖民地那些闷热的大都市中又找不到冰块。弗雷德里克·图多尔，来自波士顿的律师之子，年仅23岁就想到了这个怪主意：从波士顿周边的冰湖中开采自然冰，然后出口到全球。在多次尝试之后，他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将冰块包裹在稻草、木屑和盖布中，它们甚至能够抵达印度。到达恒河河口时，冰块虽有一部分融化了，但留下的100吨冰块还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港口的工人们对这一冰雪奇迹的惊讶程度，可能与马尔克斯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大。
图多尔改善了采冰和储冰技术，拥有广大区域的经营许可。在接(2)下来的20年中，一支庞大的船队载着它冰凉的货物往来于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港口间，而冰块可以暂时储藏在当地专门修建的冰库中。在全盛时期，这位“冰王”拥有150多艘船只，仅仅是20年间向加尔各答运送冰块就赚取了25万美元的利润。其他人纷纷效仿他的做法，到了19世纪末期，冰块产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之一。
然而，这些专家也做出了错误的预判。虽然第一批制冷机已经出现，人们还是固执地守着旧时的技术。到了世纪之交，他们便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自然冰产业轰然崩塌。百年之后，传统相机胶片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全球闻名的伊士曼柯达公司曾经改革了摄影技术，也错过了通往未来的出口。你可能还记得那种黄色包装的胶卷，以前我们会在度假旅行时将它带在身上。1988年时，这家公司有约14万名员工；直到世纪交替时，还有着极高的销售额。我还记得，当时的专柜销售员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胶片所能达到的分辨率和灵敏度是数码相机永远无法企及的。难以想象，传统的企业故事就此画上了句号。2013年，柯达彻底停止了胶片生产。
发展越迅速，对未来的切实估计就越重要，但显然很多人都在预判未来时栽了跟头。我还记得一个熟人是靠售卖大型计算机发家的。他手下有200多名雇员，德国的许多机构都是他的客户。而他也没能读懂时代发出的信号，个人电脑的胜利使他的生意毁于一旦。我再见到他时，他只剩下了一个雇员。两人一同拆除他们从前卖出去的大型计算机。可以明显地看出，搬运这些巨大机箱所产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疲惫不堪。60岁时，他出了自己的个人传记。他为什么犯了这样的错误？为什么没能及时改换道路？
预估容易出错，是因为我们无法将未来视作一个线性发展的进程，它不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我们要面对的是许多碎片信息。新生事物往往会是局外之物，并非源于当前的核心产业。
自然冰运送商图多尔对制冷机的世界极度陌生，正如柯达的胶片生产商们对数码感应器的世界极度陌生。在那个充满化学显影剂和大型洗印设备的世界里，他们无法理解如何借助电子零件来捕捉图像。过去的成就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无法转换视角，更何况新生事物在一开始只是一张尚未完成的蓝图，指向一条新的候选道路。
相较于光彩耀人的大型计算机，最初的个人电脑显得颇为寒酸，而且没有人会知道更新换代的时刻会以怎样的迅猛之势袭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会守着旧物不愿放开。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等我退休之后，你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改革创新被视作对个人职位和个人技能的威胁。
游戏规则突然改变，曾经的行家里手成了新事物的门外汉。柯达麾下必定拥有优秀的化学家，但他们的学识对数码技术来说毫无价值。难道要大掌柜一下子变成小学徒吗？这是怎样的地位差距啊！我们整个职业生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晋升道路、积累的技能、在业内建立的人际关系网，这一切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呢？改变是个痛苦的过程，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每个人，都是如此，它迫使我们从昔日成就铸造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谁会想要将自己奋斗已久的职业生涯弃若粪土，从头开始呢？
这种顽固坚守的力量情有可原，却也正是它阻碍了新的开始，阻断了来自外界的所有干扰。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小团体”中，一个看不见的气泡将志同道合的人包围起来，我们与同样出身的人交往，所有人都怀着相同的恐惧。于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欺骗自己。我们不屑于那些陌生的发展，这还得到了同一团体中其他人的肯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人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发表着相同的论调，说着：“不，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这样的时代绝对不会到来！”看着眼前宽敞的车间和厂房，我们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切明天就将成为过去。整个行业都受制于这种自我欺骗的机制，而这样的故事在银行、媒体或是汽车行业也能听到。
像汽车产业这样强大的行业可能消失或是大规模萎缩吗？单是在德国，就有约75万人直接在这一产业内工作。每当我将目光投向我孩子这代人的“共享汽车”及其他出行理念，我就会陷入沉思。下一代人只是偶尔使用汽车，并不需要拥有它。
汽车并不是我们人类天生就需要的东西，不然的话，德国汽车行(3)业也不会每年花费20亿欧元在广告宣传上。在花花绿绿的广告牌上、在电视上放映的广告短片中，汽车品牌的广告语循环播放，向我们讲述着自由的童话，灌输着自我实现的传说。然而，一个人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才能感到幸福呢？
一个销售商朋友曾经对我说，买车是件纯粹看心情的事，而心情是会改变的。一些人分期付款买车，但他们不明白，在一年之中他们有好几个月都只是在为这辆车而拼命工作。车买起来贵，用起来也贵，汽油、保险和维护费用一项项叠加，在理性的考量之下，拥有自己的轿车就完全成了另一番图景。另外，在未来的几年中，大城市中不断加剧的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原本就会大幅限制私人交通工具的使用。时代发出的信号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但汽车业仍自信满满，炫耀着眼前傲人的销售成绩。讽刺的是，等我们明白自己的想象力是多么贫乏，才会接受其他行业的转变。
每一次创新都伴随着核心的转移、视角的改变，而这种角度的变化使我们难以从今天飞跃到明天。
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19世纪，深受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传统习俗影响，然后，你看到了21世纪度假海滩上的场景：穿着比基尼的女孩们尽力把自己晒黑，度假的人在沙滩上慢跑，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耳机里的音乐跳舞。你看到的一切几乎都与19世纪末的常识背道而驰。比基尼的露肤度使那些泳客在你眼中几乎是一丝不挂的，在19世纪末，端庄保守的服饰才是风尚，泳装是由裙子和长袖上衣组成的。此外，黝黑的皮肤也与当时的审美理念不符，高贵苍白的肤色受到追捧，而被阳光晒黑的皮肤则是穷人的标志，因为他们必须通过体力劳动，比如在田地上耕作，来挣取生活费用。在你看来，慢跑更是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漫无目的地奔跑呢？抛开体育协会不谈，运动在19世纪还未成为一种潮流。你会惊讶于花哨夺目的彩色泳裤，还有那小小的耳塞——它们竟然能神奇地播放出音乐来。在整片沙滩上，唯有那不断翻滚的浪头是你所熟悉的。
以19世纪末的视角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是考察人们过去描绘的未来图景，就会感觉到，无论这些图景的作者多么鲁莽而大胆，他们各自的假想还是根植于自己的时代之中，会飞的汽车、呼啸而过的蒸汽轮船、巨型潜水艇或是火星上的度假村——人们总是将本时代对事物的看法移植到明天。比如，人们会梦想出现核动力车，以1000千米／小时的速度在州际公路上飞驰。然而，在这些场景中，核动力车上的女士们仍穿着曾经乘坐马车时穿的衣裙。新生事物并不会从旧事物中发展而来，昨日的未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推算方法是大错特错的。
老师们用教鞭来训诫学生，外科医生在诊所走廊上抽烟，孩子们没有安全带的保护就坐在汽车后座上，乃至核废料直接被沉入海中，这样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太久。原本看上去理所当然的事情已经改变了，未来也会如此。无论我们如何向透视未来的水晶球许愿，我们都无法解读其中的图像，因为未来的我们也会变成不一样的人。(1) 译者注：指切断一切媒体，从媒体世界出逃。(2) 译者注：印度东南部大型城市，现称金奈。(3) 根据2013年数据，客用车、货用车、两轮车、休旅房车、汽车销售和配件以及轮胎行业共支出广告费用22亿欧元。从牛车和超级电脑说起
你知道吗？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梅罗纹加，《黑客帝国：重装上阵》
我的童年是在印度度过的，我在那里经历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共存景象：那里的街景综合了不同时代的特点，似乎各个时代都交融到了一起。响着喇叭的汽车超过人力黄包车；半裸的苦行僧伸展着肢体，而商人们则西装笔挺地赶往各自的办公室；街边商贩像几百年前一样售卖着烤过的花生，而他们身边就是现代化的店铺，开着空调宣传西方的商品。
你要是在印度看到一个身穿纱丽的女人正在使用手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幅场景跨越了好几个世纪。手中拿着移动电话，身上穿的却是与4800年前相同的衣衫？你要是去德里国家博物馆三楼看看历史上的纱丽，就会大吃一惊，因为你会觉得自己注视着一家现代布料店的橱窗。显然，纱丽是不受时代限制的。
在印度，新事物似乎填补了老事物留下的空缺，而不是取代了它们。一些房屋通上了电，但同样的地方也存在着简陋的土屋，依旧用简易油灯驱散黑暗。同样地，古老的木犁也没有被现代化的农用机器驱逐，正如吟唱诗人们面对吵闹的晶体管收音机也没有停止唱诵。这种不同时代的共存现象在这片次大陆上延续至今，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几乎令人迷惑。
1985年，我在印度待了将近一年。一天傍晚，我站在班加罗尔的莫罕达斯·甘地路上，一辆五彩的牛车经过我身边，上面装的货物是十几台崭新的电脑。这真叫人有种时空错乱之感：过去承载着未来！这样的组合让我感到如此怪异，以至于后来我将迈索尔大学的一场演讲命名为“From Bullock Carts and Supercomputers”（从牛车和超级电脑说起）。
这种新旧共存的现象也是两极化社会的一种表现。一部分人十分富有，享受着优质的教育，以西方标准为指引，另一部分人却没跟上前进的脚步。半数的国民从事农业生产，一些村落让人感觉时间停滞了几个世纪。
在这块次大陆上，能够体会到一个矛盾的世界：中世纪与高科技、贫穷与富有、贪婪与慷慨、神明与机器、牛群与豪华礼车、铁皮房子与奢侈酒店。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历史课本中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在同一时间活了起来。村民们敬仰着苏丹，与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一样；骆驼商队仍穿行在拉贾斯坦邦的荒漠中，就好像已经在那里迷路了百年。IT工程师们在空调房里编写自主学习的机器控制程序，而当他们望向窗外，会看到河岸旁妇女们浣洗着各色衣物，在平坦的石块上敲打沾湿的布料，与千年之前无异。
当渔民们在喀拉拉邦划着小独木舟勇敢地驶向开阔海域时，核磁共振成像仪正在毗邻的医院里嗡嗡运作着。庙宇中散发着茉莉和玫瑰的芬芳，点缀着花朵的油灯照亮了色彩绚烂的石像，耳畔响着与千年前相同的诵经声，而在这一切之上，飞机在空中留下一道道尾迹。
必须承认，这里的基础设施陈旧破败，这里的贫穷常常令人难以忍受，混乱导致的效率低下几乎叫人坚持不下去，但是，当西方世界为了给进步留出空间，而将过往的文化见证物丢弃掉的时候，新事物在印度却只是加入原本的世界之中，就像一个度假游客在假期过后留了下来。先进与富裕，这两者与文化、经济、信仰、伦理及自然协同一致，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增长率和效率并不是唯一有价值的评价标准。对一些到访印度的人来说，这种新旧混合的场景是令人讶异的：在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之中，一头牛就在车道上歇息，却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新的机器制造工厂落成要参考占星的结果；会议从点燃油灯的宗教仪式开始；重要的客人要献上花环表示欢迎；在社会上，学者们的声音会像商人或教士们一样，得到人们的聆听。在持有这种多层次精神态度的人中，在今天的亚洲还能被提起的，莫罕达斯·甘地或许是最著名的代表了。这里不只有经济说了算。
1972年，邻国不丹没有将“繁荣”，而是将“幸福”作为国家政策的最高目标。“国民幸福”被纳入宪法，并由四根支柱加以支撑：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良好的经济发展、政府治国能力的提升以及环境保护。虽然并不富裕，但人们都感到自己被纳入了面向未来的发展之中。
而在我们这样的工业国家中，未来被当作科技与经济进步的必然结果。道路选择的多面性，连同作为基础的精神信仰，越来越多地为经济领域的单面性让步。百年一遇的重大跨越切断了我们与过去的纽带，承诺着要在未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以此鼓励我们跨出这一步。
过去在战胜疾病、大幅提高生产力和取得物质富裕方面获得的成功变成了论据。因此，充分的理由支持着人们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往日，宗教向人们许下救赎承诺，说尘世的劳苦将在天堂得到报偿，而现在，科学和经济取而代之，向人们承诺他们会在地球上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熬过变革的动荡不安，坚信在痛苦的旅程之后终会抵达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应当相信这种进步，就像相信一位神明，即使我们无法看清他的模样。我们像背井离乡的旅人，抛弃自己的根源和传统，踏上未知的旅途。就连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无法基于一个彻底改变了的世界为我们提供答案。
我们跟随着经济增长这只指南针，经济就这样成为宗教的替代品，银行所在的大厦拔地而起，睥睨着主教座堂。经济方面的必要性促使我们在增长的道路上踏出痛苦的每一步。在全球竞争中失败的忧虑也如影随形，我们受到警告：如果我们不迅速变革，就会错失良机；踟蹰犹豫或是停滞不前都意味着沉沦。
我们正在经历着强制性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我们的未来不再是一个选项，我们无法随意地从开放的提议中选取以后的发展方向，也不能通过对价值和质量的广泛讨论和实践来决定未来的模样。做出的决定并非从我们的需求出发，也不追问下一步的意义何在，而是必要和必需的，我们别无选择。这种由经济操控的单面性会逐渐导致民主的丧失，文化中心、高校、艺术和媒体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的独裁统治。在这一进程中，其他可供选择的未来蓝图都黯然失色，而我们也渐渐失去了所有主动构建未来的自由。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中心大楼里，通往食堂的楼梯旁悬挂着一幅巨型油画，画上的工人正在设置电线杆，他们的姿势如同英雄。在这里展现的进步，是集体的功绩，是所有人共同的成果。这幅宣传画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心怀共同的乌托邦，共同构想、创造我们的未来。像苹果或谷歌这样的企业则将未来解读成一个未知的奇迹：董事会主席在每年的开发人员大会上发表主题致辞，好似宗教行为；新产品如圣物一般呈现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眼前，就好像我们得到了宝贵的机会，有幸一窥新事物的神龛。在场的人们神魂颠倒，接受这未来的圣餐，赞叹着：“太厉害了！”
你要是到旧金山以南的硅谷看一看，到这些红人热词的幕后探一探，很快就会意识到，唱主角的并不是点子，而是能带来利润的点子。“What is good is what pays off.”（有回报的才是好的。）
请允许我带你短暂地游览一下“未来谷”——人们喜欢这样称呼硅谷。它的发迹史是从威廉·B.肖克利开始的。20世纪40年代，肖克利通过发明晶体管为今天的计算机产业奠定了基础。为此，肖克利于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贝尔实验室奋斗了一段时间，离开那里之后，他想要继续研发自己的技术，于是，他先在东岸的一些企业碰运气，却毫无收获，接着他来到了加利福尼亚。1956年，他在山景城创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他实在没有知人善用的才能，他的8名员工，也就是所谓的“叛逆八人”，一年之后就离开了他的公司，建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名为“仙童半导体”。世界上首款集成电路就是在这家公司研发出来的，并逐渐引起了令人瞩目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电子器械公司应运而生，生产电子元件、电路板和集成电路。“叛逆八人”中的两个，戈登·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在1968年创立了英特尔公司，并于1971年向世人呈现了第一台微型处理器。戈登·摩尔很早就意识到，这个行业追随着一个明确的潮流：集成电路的复杂化，即它的密度、存储量或计算效率每过12个月至24个月就会翻倍。以他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真实地描述了计算机工业绩效的迅猛提升。
最开始，为第一批微型处理器、微型计算机和软件开发而惊叹的多是内部人士。电脑狂人们在车库里制作原型机，其中的一些，像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斯蒂夫·沃兹尼亚克，成了年轻创业者中的先锋。小打小闹的研发兴趣变成了一项事业，爱好变成了严肃的事。
现代的电子公司、大量新生的软件公司和处于变革中心的斯坦福大学携手共进，使硅谷成为IT行业变革的滋养地。在嬉皮士和越战反对者的聚集地上发展出了新一代的创新公司，将越来越多智慧的头脑吸引过来。其后，在互联网征服全球之后，这种势头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美国超过40%的风险投资都流入了“未来谷”中。
在谷歌、脸书、苹果、甲骨文和思科这些巨擘身旁，还有无数的创业公司，其中的60余家已经在市场评估中跨越了10亿美元大关。这些公司被称为“独角兽”（Unicorns），是飞速进步的印证。成功的硅谷对世界各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说就像一块吸铁石。如今，谷内半数的技术力量都是亚洲人，35%的企业创始人来自印度。谷歌的现任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1972年出生于印度金奈。直到桑达尔12岁时，他家都没有电话，如今他却领导着我们星球上最先进的企业之一。
仅仅是对增长的期待就使创业投资人、对冲基金和开放式基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风投公司和投资方如合广投资（Union Square Ventures）、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基金管理公司如贝莱德（Blackrock）或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谷歌、苹果、脸书或优步这些大企业取得的成功使人们渴望得到更多，在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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