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卡森·麦卡勒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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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出去的心试读：
前言
诺思亚娜·萨维诺一九四〇年，欧洲已陷入战争，美国尚未参战。此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一位奇特的新人。她时年二十三岁，高挑、纤瘦，目光有力，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穿一身长裤、衬衫，与当时的女性颇为不同。她是卡森·麦卡勒斯，一九一七年出生于佐治亚州。她小时候名叫露拉·卡森·史密斯，但她很快就弃用了“露拉”这个在她看来过于娇弱的名字。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名叫利夫斯·麦卡勒斯的军人。在她成名的城市纽约，原本没有人认识她，可几个星期后，她的名字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新闻和评论里。因为她的小说处女作《心是孤独的猎手》在评论界和公众当中掀起了热浪。
在种族主义盛行，民权运动还很遥远的南方，伴随着夏季的潮热，这本书诚然受到了一些批评，但赞扬无疑占了上风。人们听到了一个新声音，领略到一种属于作家的感知力。她那精准的语调、对人性孤独的洞见、描写南方小镇的人情世故时所展现的笔力都令人惊异。最重要的是，面对那些因不符合他人期待而被排挤的人，她表现出关切与体贴。人们注意到了她笔下人物的品质与力量：约翰·辛格，一名聋哑人，叙事围绕他展开；米克·凯利，一位个子过高的女孩，她想成为音乐家（和卡森本人的愿望一样）；比夫·布兰农，咖啡店老板，小说人物们在他的咖啡店产生交集；本尼迪克特·科普兰，一位黑人医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杰克·布朗特，嗜酒的造反派。约翰·辛格是孤独的极致化形象：聋哑的他在故事一开始就与他唯一的同伴、另一位聋哑人分开了（我们知道卡森·麦卡勒斯原本想给书取名为《哑巴》）。辛格成了其他人物的知心人，可他却无从吐露自己的心声，就这样死去了。《心是孤独的猎手》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它仿佛不是出自新人之手，而是由一位作家老手写成的，这位作者能够准确拿捏悲剧与幽默、感情与政治分析、反叛与热爱的比例。无论是过去的年轻人还是今天的年轻人，都能在米克·凯利这个形象中找到他们自己的痛苦。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评价，那应当是来自于麦卡勒斯后来遇到的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的《新共和》杂志上，赖特毫不犹豫地将麦卡勒丝与福克纳相提并论，这或许有些夸张，但他强调了麦卡勒丝特有的品质：“《心是孤独的猎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份对人类的惊人见解，凭借它，南方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这样一位白人作家，她用与对待自身种族一样的简洁和精准塑造了一系列黑人角色。这不仅关乎写作风格或政治立场，还来源于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麦卡勒斯小姐有可能避开周围环境的压力，将人类汇聚在一起，无论对白人或是黑人，她都抱有一视同仁的理解与温柔。”
作为一颗新星，卡森·麦卡勒斯结识了一些作家、艺术家，有美国人，也有逃到美国的欧洲人。如果说自戴高乐将军六月十八日的宣言之后，伦敦成为了抵抗运动的象征，那么对于那些从纳粹主义国家中逃出来的人们而言，纽约则是他们的流亡地。卡森与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的两个孩子克劳斯、艾丽卡尤为相熟。克劳斯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私人日记里写道：“认识了有趣的新朋友：年轻的卡森·麦卡勒斯，优秀的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作者。来自南方。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气质，融合了文雅与野性、柔美与天真。可能极有天分。”
第一部小说大获成功后，人们急切而又小心翼翼地等待着麦卡勒斯第二部作品的出版。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人们怀着担忧的心情等待着第二部小说。卡森·麦卡勒斯将标准定得太高了，不可能再次达到同样的高度。”一位年轻作家会被这样的话唬住。但卡森没有。她再次回到了工作状态。接下来，有必要列一份简短的人物传记了。
卡森和她的丈夫利夫斯都想当作家。他们曾有一个约定。一个人写作时，另一个人负责养家。一旦这本书写完了，两人就互换角色。《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巨大成功改变了这个约定。卡森继续写作。然而，由于她的第二部小说《金色眼睛的映像》发生在军营里，便总有传闻认为那其实是利夫斯·麦卡勒斯的作品。毫无疑问，利夫斯的军人生涯给卡森带来了启发与帮助。他一定提供了一些细节。可是，只需读一读他在战场上写的信——他参与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诺曼底登陆——就能知道，两人之中，卡森才是那个作家。尽管他的信十分详尽而且感人，但缺少了卡森那种独特的风格。
卡森的第二部小说完成于一九四一年初，在二月十四日出版，那天也是美国人热衷庆祝的情人节。《金色眼睛的映像》献给了安娜玛丽·克拉拉克—施瓦岑巴赫——一位年轻的瑞士女人，卡森通过托马斯·曼一家认识了她，然后爱上了她——在她心里，这份爱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热爱，而非肉体之爱。五天后，也就是二月十九日，她二十四岁了。她返回南方，不再出入纽约知识分子圈，但她依然是一九四一年初风头正劲的作家。诗人路易斯·昂特迈耶（1885—1977）为她写了被美国人称作“广告”的东西，这种宣传语会占据封面的四分之一，由著名的作家撰写，彰显前辈作家提携新人的“文学授勋”传统。路易斯·昂特迈耶写道：“故事具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同生活本身一样自发且无可回避。它层层发展，伴随着各种离奇、阴暗的转折和突如其来的幽默，又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对我来说，这是目前出版的最与众不同的作品，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最令人不安的故事之一。”
现在，许多人都同意田纳西·威廉斯在一九五〇年的再版后记中说的，《金色眼睛的映像》也许是卡森·麦卡勒斯最厉害的一本书。最挑衅。最细致、紧张、干涩。对日常的观察巨细靡遗。最不多愁善感，对人际关系的残酷抱有最无声的冷漠。
这部小说震惊了清教徒众多的美国。一九六七年，在卡森·麦卡勒斯去世几天后，约翰·休斯顿从这本书中获得灵感，与马龙·白兰度、伊丽莎白·泰勒一起制作了一部精彩的电影，同样震惊了那些道德家联盟。一九四一年，评论家们讨论这部小说的技巧，并将它与《心是孤独的猎手》进行比较，以此掩饰对它根深蒂固的反感。人们说它写得太快，认为它太病态、太反常。有些人认为它比第一部写得更早，没有经过充分的修改就出版了。《纽约时报》节制地表达了失望：“精明的读者，无论他们在文学上的品位和喜好如何，都认为《心是孤独的猎手》令人难以忘怀。这部更短、更脆弱的小说也部分地展现了相同的品质。但它显然比第一部要差一些。”人们或许会想要更多的论证，好知道它差在哪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卡森·麦卡勒斯对被认为是“反常”的东西的关注。无比喜爱《心是孤独的猎手》的评论家罗斯·费尔德也写道：“我们把麦卡勒斯女士比作威廉·福克纳：事实上，她似乎试图向福克纳最病态的部分看齐。”由于诸多言论针对这种病态，针对她对“反常”的喜爱，卡森·麦卡勒斯不得不多次表达自己对这部小说的观点，更多的是对文学中“正常”的看法。她试图在《写作笔记》中总结：“对病态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只能说，作家的写作是从他潜意识里的种子开始的，这粒种子一点一点地生长。大自然从不反常。只有缺乏生命力是不正常的。”一九六七年，去世前不久，她在《金色眼睛的映像》的笔记（保存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卡森·麦卡勒斯基金）中写道：“我忙于各种家务，每天打扫我们的小公寓。我累了。我没有想到要开始写另一本书，但一不留神，站岗士兵这个灵感就占据了我的大脑，我写下：和平时期的陆军驻地沉闷寂静。一个又一个人物在那里诞生，在那里确立（……）这个故事侵入了我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写得如此愉悦。叙事的风格是最重要的，字词的奇迹每一天都令我陶醉。通常情况下，我平均每天写一页，但令我惊讶且快乐的是，这篇故事我每天能写四页，有时甚至能写到六页。”
接下来，卡森·麦卡勒斯的主要任务便是与疾病战斗，努力存活，不顾一切地写下去。疾病最初的几次发作是在《心是孤独的猎手》出版后不久，却未被正确诊断。这是一种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发作了好几次，因误诊而未引起关注，最终导致她身体左侧瘫痪。此外，她的情感生活一片混乱。她和利夫斯·麦卡勒斯先是离婚，后又复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她爱着的安娜玛丽·克拉拉克—施瓦岑巴赫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死在了瑞士。这对她打击很大。
安娜玛丽·克拉拉克—施瓦岑巴赫去世时刚刚三十四岁。卡森二十五岁。她不知道自己已经走过了一半的人生。但她朦胧地感觉到，安娜玛丽的死亡以悲剧的方式为她的青春烙下了结束的印记。随后，利夫斯·麦卡勒斯去了战场。她成了一个战争新娘，不断地给利夫斯写信，等候回音——他在信里讲述自己在法国的见闻，以及对这个国度的爱。一直以来，卡森都爱喝酒精饮料，尤其是热樱桃茶，里面的樱桃往往比茶更多。这逐渐导致其健康的恶化，显示出她的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
一九四五年，卡森·麦卡勒斯决定在三月十五日完成新小说《婚礼的成员》的手稿。于是，她回到了前一年夏天拜访过的耶多艺区——位于萨拉托加温泉市的作家之家。她做事有恒心且严谨。她反复修改某些段落，把它们拿给耶多的经理伊丽莎白·艾姆斯过目。在伊丽莎白的鼓励下，她一丝不苟地工作了两个月。八月末，她把完成的手稿拿给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在夜里读后对她说：“我知道，它终于完美了。”这是一九四六年，距离这本书的出版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她感觉到自己的作品又将完成。彼时她刚刚写完《伤心咖啡馆之歌》，一部中篇小说，很久之后才和其他几篇中短篇合集出版。《婚礼的成员》出版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献给了伊丽莎白·艾姆斯。一些评论家将它视为卡森的“代表作”。它在南方又成了人们谈论的禁区，但这一次，故事不是发生在陆军驻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几个月里（除了结尾之外，故事集中发生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末），一位少女诉说着她生活的痛苦、她的孤独。她强烈地宣告想要“参与”某事的疯狂欲望，特别是她哥哥贾维斯与嘉尼丝的婚礼。在美国，“婚礼的成员”几乎成为一个流行语，用来指那些热切希望“归属”于某个群体、某个团体的人。弗兰西丝·洁丝敏·亚当斯，她自称“弗兰淇”或“弗·洁丝敏”，显然是《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米克·凯利的姐妹。她也是卡森的姐妹，一个长得太快的少女——“这个夏天她长得这么高，简直成了一个大怪物。她的双肩很窄，两腿太长”。青少年们能够从她身上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对身体的窘迫，对身体发育的害怕，担心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人。和卡森本人一样，弗兰淇表达了抗拒：“我希望我是别人，反正不是我自己。”她对雪和寒冷的幻想与卡森童年时期一样。弗兰淇有两个对话者，一个是黑人女佣贝丽尼斯·赛蒂·布朗，另一个是弗兰淇的表弟约翰·亨利·韦斯特，这个六岁小男孩总是惹恼她，可她却不自觉地爱着他。这份三角关系不是她所渴望的。她想与她的哥哥、哥哥的未婚妻再创造一段关系。这个奇怪的状况在同样奇怪的几天后被揭露。婚礼开始了。十三岁的弗·洁丝敏用回了自己的本名，弗兰西丝。到这里，麦卡勒斯已经能够创作出一部简练、诗意、哀而不伤的小说了。音乐在这部小说中的分量不如《心是孤独的猎手》，但像往常一样，音乐依然在麦卡勒斯的作品中组织着话语。如果说，弗兰淇的角色更接近《心是孤独的猎手》而非《金色眼睛的映像》，这部小说的叙事则与《金色眼睛的映像》有着相同的厚度和力度。
许多评论家认为《婚礼的成员》是卡森·麦卡勒斯绝对的代表作，远远领先于她的其他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更明显的自传性。当然，这篇小说的自传性是卡森作品中最清晰的，是对青春期作为人生关键时刻的戏剧化肯定。卡森·麦卡勒斯认为，青春期中的人们处于一种以后不可能再达到的清醒状态。这当然是值得商榷的。与卡森的另外三部小说及其他作品相比，《婚礼的成员》运用了减少作品力度的方法。在《婚礼的成员》里，人们会错误地相信这是一个“关于青春期危机的故事”，成功地找回了“从童年迈入青春期的那个难以捉摸的时刻”，就像《时代》杂志上写的那样。在《金色眼睛的映像》以及后来的《没有指针的钟》里，不适感直接针对读者，迫使他们认为虚构对他们自身的叙述与对作者、对书中人物的叙述一样多。
我们看到，评论家在谈论《婚礼的成员》时要和缓许多。有些评论家相当赞赏它，并因此将麦卡勒斯视为一位“独特的作家”，一位“推荐作家”。几个月后，这本书却在英国遇冷。人们批评卡森缺乏敏感性，“用福克纳最差的水平写了一篇尴尬、浮夸的小说”——将她与福克纳相比总归是一种褒奖，想到这里，她多少能获得一些安慰。在美国，极富声望的埃德蒙·威尔逊刊发在《纽约客》上的批评最为严苛，但也比英国的那些评论更加高明。他审慎地评价，卡森·麦卡勒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心思十分敏锐，但“似乎不擅长将自己的才能运用于真正的戏剧性主题。她最新的小说《婚礼的成员》是戏剧性的，但相当不真实”。威尔逊谨慎地总结道：“我希望我面对这本书时没有表现出愚蠢，因为这本书让我恍惚有种上当的感觉。”威尔逊不可能愚蠢。但他或许有些过于传统，稍稍有些大意，因为，只需认真阅读文本就能发现，他那些用来佐证自己观点的评价其实是错的。卡森·麦卡勒斯对威尔逊抱有极大的敬意，这一负面评论使她无法平静。她因此发誓，永远不看别人针对她作品所写的东西。显然，她没有信守诺言。
就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她认识了田纳西·威廉斯，一直到她去世，他都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坚定不移地捍卫她，抵挡那些关于她的陈词滥调——“繁琐”“具侵略性”“不够自主”“对任何接近她的人来说都是负担”。一九七五年，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写了一部关于卡森的传记，名为《孤独的猎手》，威廉斯为它撰写了前言。他有一段文字被卡森·麦卡勒斯的妹妹玛格丽塔·史密斯引用在《抵押出去的心》的序言中，这段文字详细地叙述了他与卡森·麦卡勒斯的相识：“这位终于被我发现的新朋友，她似乎也有趣地、神奇地游离于我们这个世界，如同黑夜本身。”这两位作家都被视为“可怕的孩子”“在自恋中不可自拔”，可他们却每天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起工作。威廉斯认为卡森应该将《婚礼的成员》改编成戏剧。由于她没有他那样的戏剧写作经验，他便给她提了很多建议，以便她能写好这部戏。但她很快就不再来了，因为她和利夫斯复婚了，利夫斯想让她见识一下法国。于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们待在巴黎。战后，人们为了忘掉悲伤，常常聚会庆祝。卡森和利夫斯总是在狂欢，很少睡觉。利夫斯参与了解放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以英雄的身份出了名。卡森则被视为一位年轻的文学奇才而受人崇拜，《心是孤独的猎手》和《金色眼睛的映像》都被译成了法语。利夫斯对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说，来到欧洲对他意味着重生。然而，他们违背了复婚时彼此许下的节制饮酒的承诺，他们喝得更多了，每天都喝，甚至每人每天都要喝掉一瓶白兰地。一九四七年春天，卡森刚满三十岁，她还不知道，这是她作为一个仅仅身体虚弱而已的年轻女子所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此时的她并没有真的患上不可治愈的疾病。然而，几个月后，每个遇到她的人看到的都是一个残疾了的她——夏天，她突然发病，导致身体左半边瘫痪。尽管如此，她依然决定留在法国，立刻开始撰写新书。然而到了十一月，她再次生病住院。利夫斯和她于十二月一日回到美国，发誓永不再去欧洲。
直到一九四七年圣诞节临近，她才出院。接下来的一年似乎非常痛苦。三十岁的她是否是一位落魄的小说家、作品注定流产的剧作家？那些乌鸦嘴认为是的。但田纳西·威廉斯不这样想。卡森和利夫斯又分开了，她像抓住救生圈一样紧紧抓住了她的写作欲望。她想看到《婚礼的成员》变成戏剧。可她身体很虚弱，经常病倒，总是左半身瘫痪——直到去世都是如此，而田纳西·威廉斯此时在欧洲，在罗马。一九四九年着实是艰难的一年，一切都没有起色。她又病了。她收到了田纳西·威廉斯为《金色眼睛的映像》的再版所写的精彩文章，可她甚至没有力气感谢他。她被病痛折磨，动一动都困难，但仍然调动了身上所剩的全部精力去完成她的戏剧。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和秋天，她跟踪着这部戏的整个制作过程：从导演到演员。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出戏在费城预演，随后轰动纽约。评论在一开始就非常积极。一九五〇年，距离她成功出版第一部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已经过去十年，卡森·麦卡勒斯重新回到了文艺界。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婚礼的成员》在纽约百老汇剧院首演。演出结束时，公众起立致敬。所有的评论都看好这部戏，有些甚至认为它非常卓越。《纽约时报》用“恩典”来评价卡森·麦卡勒斯和演员们的表现。成功迅速到来。这部戏一直演到了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为卡森带来了大量的现金收入，保证了她的物质生活。这部戏获得了由戏剧评论界授予的季度最佳戏剧创作奖。接着，她又获得了百老汇处女作奖，然后是年度戏剧评论家奖。她在技术上并不纯熟，但她拥有现代戏剧的品位。她的小说焕发了第二次生命，她觉得这振奋人心的新开始也令她重生了。她和田纳西·威廉斯的巨大肖像出现在一九五一年四月的《时尚》杂志上。五月，她出版了小说集《伤心咖啡馆之歌》，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书很畅销。一九五二年初，她当选美国艺术文学院成员。
卡森·麦卡勒斯的人生似乎重新起航了，但这不包括她的疾病以及与利夫斯之间的关系。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有所好转，她尝试了一种又一种排毒疗法。但卡森明白，从今以后她再也不会有灵活的四肢了。就像那些永远意志薄弱的青少年一样，卡森和利夫斯再次食言。一九五二年初，他们前往欧洲。第一站是罗马，卡森在那儿写她的新小说《没有指针的钟》。前来拜访她的人觉得她总是“处在酒精的迷雾中”。到了法国，他们定居在巴希维莱尔的弗克桑，一所被花园环绕的神甫住宅里。他们与花园里的瓜果蔬菜为伴，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但很快，酒精取代了健康的食物。卡森的法国编辑决定把她写的所有东西都翻译出来，可是巴希维莱尔发生的事情令他担忧，他不知道卡森是否在写她的小说。天知道。利夫斯和她返回意大利待了两个月，当他们十月份回到巴希维莱尔时，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发生了。《没有指针的钟》的手稿遇到了问题。利夫斯声称自己写了一本书，但他主要是在参观酒窖。他们常常争吵，相互冲对方大喊大叫。一九五三年的夏末，卡森飞往美国，在尼亚克与她的母亲见面，那里也是她结束生命的地方。从此，她再也没见过利夫斯。十一月十九日，他被发现死在巴黎某旅馆的房间里。是自杀？是药物和酒精过量？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真相，但我们知道，几个月前，利夫斯曾向卡森提议一起自杀。卡森认为，利夫斯应该被葬在巴黎，这座他深爱的城市。但利夫斯的家人没有同意。
卡森·麦卡勒斯病得越来越重，她唯一的念头就是：为写作活下去。她要写完《没有指针的钟》。在尼亚克，她还没有遇见她的医生玛丽·默瑟博士——她照顾她，支持她，延长她的生命。人们看到才三十六岁却如此憔悴、痛苦的卡森时，都无法想象她能活这么久。一九五四年夏天，卡森回到耶多，完成了戏剧《奇妙的平方根》的初稿，并且继续写了一点《没有指针的钟》。当她离开耶多时，所有人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以为她会跟随利夫斯·麦卡勒斯而去。利夫斯曾说，她是“坚不可摧的”。耶多的住客们错了，利夫斯对了。写作的意愿赋予了她毋庸置疑的力量。她没有待在尼亚克，因为害怕与世隔绝的感觉。她常去纽约。一九五五年四月，她在基韦斯特和田纳西·威廉斯重聚。两人一起写作。但困难突然出现。卡森的母亲，玛格丽特·沃特斯·史密斯，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溘然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那个一直关怀她的女人不在了，卡森只剩一个选择：放弃抵抗，向疾病投降，也许会死，也许能争取做一个出色的作家。如果她必须放弃，她早就放弃了。然而，一九五六年是可怕的一年，她的左臂让她越来越难受。但她依然完成了戏剧《奇妙的平方根》，并在第二年上演。结果是一场灾难。难道她不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小说《没有指针的钟》上吗？这次失败让她不知所措。她觉得自己不能再写了。她就像她的人物弗兰淇一样叹道：“我的感觉真真切切，就像有人把我的整张皮给剥了下来。”
时间到了一九五八年，卡森既不抱希望也毫无计划。一位精神病专家朋友将卡森介绍给自己的同行，玛丽·默瑟博士，她在一九五三年搬到了尼亚克。这是一次决定性的会面。卡森对心理疗法颇为抗拒，本无意参与这场精神分析的冒险。因为卡森并不富裕，玛丽给每个疗程定价十美元。多亏她的治疗，卡森重新开始工作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卡森十分高兴，因为《没有指针的钟》的手稿已经过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手稿完成。她耗费了十年的时间和巨大的心力才完成了这部作品。她上一本伟大的小说《婚礼的成员》完成于一九四六年，就在“重病时期”开始前。《没有指针的钟》献给了玛丽·默瑟，出版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连续六个月排名畅销书榜的前六位。由此看来，卡森·麦卡勒斯一直拥有等待她的读者，以及声望。
当然，这又是一部关于南方的小说。在一个小镇里，有一位年迈的南方法官和他的孙子，以及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孩——他有一双不知从哪儿混血来的蓝眼睛，另外还有一个四十岁时会死于白血病的男人。卡森·麦卡勒斯已经很久没回南方了，但正如她反复说的那样，生在南方，便永远属于南方，即使厌恶种族主义，厌恶它给黑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所有不幸。确切地说，《没有指针的钟》是卡森·麦卡勒斯最直面这个主题的作品。这是一本关于死亡和种族问题的书。有评论写道：“她的意图，是在最深的层面，也就是人类灵魂最隐秘的皱褶里，与我们分享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就藏匿在那里。”一九六一年的那个秋天，没有哪家报纸不在谈论《没有指针的钟》。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还从未引起过那么多讨论。如果说英国方面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美国这里则褒贬不一。评论的文章通常很长，火力十足。《时代》杂志这样写道：“死亡是卡森·麦卡勒斯小说公认的主题，但我们没有感觉到它黑暗、强大的存在。相反，我们只看到了这种缺乏生命的死亡仿冒品。”在《纽约客》上，人们甚至懒得分析，一则简短的评论总结说：“谈到麦卡勒斯女士那扭曲、啰嗦的文字，便让人奇怪地联想到一张凌乱的床。”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尤其能感受到来自文学批评家们古怪的冷漠。
鉴于这一切，我们渴望记下戈尔·维达尔在《纽约记者》里的话，更何况人们知道他往往并不宽容，对卡森·麦卡勒斯更是如此：“从技术上讲，它会让你屏住呼吸，看到麦卡勒斯如何设置一个场景，然后在上面钉上一个又一个角色，从一句话、一行字中萌发生命。”他认为，她的小说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相似：“里面没有任何虚假的字符。她的文字天赋仍是我们文化中少有的、幸运的成就之一。”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没有指针的钟》可能是卡森·麦卡勒斯最糟糕的一本书。是因为田纳西·威廉斯对它的喜爱不如前几本吗？是因为伟大的作家奥康纳讨厌它是“分崩离析的典范”吗？还是因为人们很难承认，一个被放弃又被拾起、一半手写一半口述的文本仍能神奇地保持其魅力、独创性和内在的音乐性？然而，当一个人了解了卡森遭受的痛苦，看见她面临死亡时的样子，那么他会在读第一句话时就被打动：“人终将一死，但死法千差万别。”在《没有指针的钟》的结尾，卡森·麦卡勒斯又写道：“可他的生机正离他远去，而在弥留之际，生活呈现出马隆从未知晓的井然之序，一切都变得简单。”尽管这最后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可她怎么能不想到这即将离她而去的生机？她同意接受一些记者的采访，他们试图不让她察觉出，她在他们眼中有多么脆弱。她身高一米七五，体重还不到四十五公斤。她在轮椅上费了好大力气才能站起来接待他们，为他们提供波旁威士忌，并用南方的方式问一句：“要给身体来点儿托迪酒吗？”
卡森·麦卡勒斯笔下的J．T．马隆，“他的气势、生命力已经消失了，而且他似乎也不再需要它们”。卡森并非如此。她想继续往前走，再坚持一下，出门转转，去百老汇看田纳西·威廉斯新戏的首映，去爱尔兰见约翰·休斯顿——他将《金色眼睛的映像》改编成了电影。一九六七年春天，她成功地进行了这次爱尔兰之旅。她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这是她最后的幸福时光。她被视为明星，但几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她回来的时候，开心地在《纽约时报》里找到了一幅大肖像，标题写着“弗兰淇五十岁了”。她确实刚满五十岁。连美国总统都看她的小说。一九六七年对她来说似乎没有之前的两三年那么可怕了，但在八月十五日，她再次发生了严重的脑瘫。她完全瘫痪，不省人事。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昏迷四十七天后，她在尼亚克医院去世。人们意识到，一个短暂的人生结束了，她留下的作品数量不多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几年后，她的作品出现在著名的“美国文库”中，就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卡森·麦卡勒斯去世了，但她的作品并没有结束。她的妹妹玛格丽塔·史密斯曾在母亲去世时因遗产问题与卡森产生分歧。她决定将卡森的文章收集起来。她编辑了《抵押出去的心》并撰写了前言，这本书于一九七一年出版。这是一本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合集，其中收录了卡森·麦卡勒斯在十六岁时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吸管》。在序言中，玛格丽塔·史密斯大量引用了田纳西·威廉斯对卡森的回忆文字，包括卡森的一些生活片段，尤其是她离开南方故乡到达纽约时遇到的困难。玛格丽塔提到她和卡森一起住过的房间，“面朝一片安第斯丁香和日本木兰”，她们还分享了“同一张红木床”。这是一个看似琐碎的细节，但如果我们知道卡森一生中多么害怕一个人睡觉，多么无法独自生活，这个细节就有了很多意义。在这本文集的引言里，玛格丽塔·史密斯强调，弗兰淇这个脆弱少女就是卡森·麦卡勒斯本人。在她眼里，这是最像卡森的一个角色。尽管发生了那些让她们产生隔阂的事情——尤其是她们的母亲对卡森有着明显的偏爱——玛格丽塔·史密斯在谈到她的姐姐时仍然带着深深的爱意，她回忆她那南方语调的甜美嗓音、她对“漂亮故事”的喜好，说“她美化了自己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瞬间”。在读《抵押出去的心》时，我们还能发现一件事：比她早几年出生的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擅长写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则欠佳，但卡森能完美地掌握这两种体裁。她最后一本文集就是如此。那是她一九五五年写的，当时她在基韦斯特，与田纳西·威廉斯一起。“再也不能写了”对她来说只是身体的问题，由疾病所致。她写作的欲望从未停止，思想或想象力也从未干涸。也许正是因为她所有作品中都流露出的这种能量，因为她永恒的敏感的青春，她打动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他们从米克·凯利和弗兰淇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安。而作为成年人，我们更是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才华、她的写作技艺、她风格中的音乐性。我们知道，她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最令人迷醉的声音之一。伟大的作家往往会被误解，因此他们的作品需要流传，需要捍卫，需要被阅读。（郁梦非 译）
亡者寻求着生的视野，一个用飘渺的方式分配的深沉的空间。因为他们能够夺取爱的触摸，以及随之而去的，被抵押出去的心。——卡森·麦卡勒斯
早期小说
吸管
就像是我曾一直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似的——“吸管”与我同床而眠，却也不打扰到什么。房间是我的，可以随我所愿、任意使用。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自己还在地板上锯了活板门呢。去年，作为一名高二学生，我在墙上钉了些杂志女孩的相片，其中有张仅仅穿了内衣而已。我母亲从不来烦我，因为她还有更小的孩子们得去照顾。“吸管”则认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棒呆了。
每当我要带随便什么朋友到我房间里来的时候，需要做的就只是用眼神示意“吸管”一下。那样，他就会从一切正忙着的事儿里面抽身，或许还会给我个若有若无的微笑，之后便一言不发地离去。他从不带孩子回来。他十二岁，比我小四岁，并且，他十分清楚——甚至都不需要我特地去告诉他——我不想要他那个年龄的孩子碰我的东西。
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已经忘记“吸管”其实不是我的亲兄弟了。他是我的表弟，可实际上，打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住在我们家里。你可知道，他的亲人们全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当时他还只是个婴儿。对于我和我的妹妹们而言，他跟亲兄弟没什么两样。“吸管”总是会去记住并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也正是他收获这个外号的原因。好几年前，我曾跟他说，如果他撑着雨伞从我们家车库上跳下，雨伞便可以起到降落伞的作用，他也就不怎么会摔到。他这样做了，摔烂了他的膝盖。这不过是举个例子。好玩之处在于，无论他被捉弄过多少次，仍旧还是选择去相信我。他可并不是傻，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不过是他与我之间相处的方式而已。他会看着我做的每一件事，然后默默纳入记忆之中。
从中我领会到一件事，但它使我感到内疚，于是很难说出口来。如果某人对你万分崇拜，你便会轻视他，对他满不在乎——反而恰恰是懒得搭理你的某人，会让你很容易去崇拜。这很难理解。梅布尔·瓦茨，这位学校里的高年级女生，表现得她好像是示巴女王似的，甚至还羞辱过我。而与此同时，我却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吸引她的注意力。我日日夜夜想着的全是梅布尔，想得我近乎发疯。当“吸管”还是个小小孩时，以直到十二岁为止的我的眼光来看，我对他正如梅布尔对我一样，糟糕得很。
现在“吸管”变得太多，以至于有点儿难以去记起他曾经的模样。我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将我们俩给改变了个彻头彻尾。我也从不知道，为了自我的脑海中掘出曾发生过的事儿，竟会想要去回忆起像是个谎言般的、曾经的他来——拿来做比较，并且试图去解决问题。如果那时，我可以预知未来的话，没准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了。
我从未过多地去在意他，或者想着他什么。你如果考虑到，有多长时间我们是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就会发现，我只记得这么丁点儿关于他的事情，是很可笑的。当他觉得自己孤独时，经常自言自语地讲很多话——全是关于他大战匪徒、身系农场之类的小孩子玩意儿。这时候，他会去到浴室里，并且，在那儿待上一个小时那么久。有时，声音还会逐渐升高、兴奋，那样一来，你就能够在整间屋子里听见他的声音。不过，通常而言，他是很安静的。他在附近没有多少能够交得上朋友的男孩子，而且，他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正看着别人玩游戏，随时等待着受邀加入的孩童那样。他不介意穿上我穿不下了的毛衣和外套，哪怕因为袖子拖长太多，使他的两侧手腕看上去就跟小女孩儿一样细弱白皙也不在乎。我记住他这个人的方式，是这样的——每年都长大那么一点点，但却还是同一个样子。那，就是直到几个月之前为止的、正赶上所有这些麻烦开始时的“吸管”了。
梅布尔——不知怎么地，她也卷入到了发生过的那些事儿里，因此，我想，我该先从她开始讲起。自从认识了她之后，我就再也没在其他女孩子们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了。去年秋天，她曾在普通科学课上与我同桌，我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留意到她的。她的头发，是我从未见过的最闪耀的金黄：偶尔，她还会使用某种胶状物，把头发给弄成卷的。她的指甲被修尖、被打磨妥帖，再被涂抹上一层亮红。整堂课上，我都在欣赏梅布尔，差不多是全部的时间了——除了我觉得她将要看我或者老师叫我的时候。我完全没办法将我的视线从她的双手上移开——这算是原因之一。除了那些红颜色之外，那双手是娇小又雪白。当她要给哪一本书翻页时，总是先舔一舔大拇指，再伸出小指来极慢地翻过。描述梅布尔，那根本就是全无可能。所有的男孩子都为她而疯狂，可是，她甚至都没有留意过我。首先，她比我差不多大两岁。于是我就时不时地试着去穿过人群，故意在礼堂中跟她挨得很近，可她几乎就从来没对我笑过。我能做的全部事儿，就是在课上坐着欣赏她——有时，感觉整个教室都能够听见我的心跳声了。我等着受责骂，或者要么就匆忙地离开教室，没命似地逃远。
夜里，在床榻上时，我会对梅布尔展开幻想。通常，这会让我失眠到深夜一两点钟。有时候，“吸管”会醒过来，问我为什么不能够安稳睡下，而我，则会叫他闭上嘴。我想呀，我这么凶他已经有很多次了。我猜，自己是想要无视某人，就好像梅布尔对我所做的那样。你总是可以从“吸管”的脸上看出来——他的感情是被伤害到了。我记不起所有那些恶毒的话语了（我肯定是说过了的），因为，即使是当我在那样说的时候，我的心，也还是在梅布尔那儿。
那情况，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然后，不知何故，她开始转变了。在礼堂里她会跟我讲话，每天早上，她会抄我的作业。有一次午餐时间，我还跟她在体育馆里跳舞。一天下午，我鼓起勇气，带着一盒香烟去了她家。我知道她在女厕所里面抽烟，有时是在外面或者学校里——我可不想给她带去糖果，因为我觉得那样肯定会搞砸的。她的反应美妙，于是，在我看来，一切都将要改变了。
那天夜里，大麻烦真正开始。我回房间时天色已晚，“吸管”早已经入睡了。我极度快乐、神经紧张，翻来覆去地想要找一个舒服的睡姿。我一直醒着、想着梅布尔，想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做梦梦到了她，似乎是吻了她。睁眼梦回，看着眼前一片漆黑而惊讶——我静静地躺了一小会儿，直到慢慢回过神来，才了解到我是身在何处。屋子里很静，这是个深黑的夜晚。“吸管”的声音，对我而言，等同于惊吓，“皮特？……”
我没回答，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你就像我是你亲弟弟一样地喜欢我，对么皮特？”
直到确认这确实是我真实的人生长梦，而非其他什么别的梦境为止，我都还不能够从惊讶里面回过神来。“你一直喜欢我，就当我是你的亲弟弟一样，不是么？”“当然。”我回答道。
然后，我坐起来了几分钟。天冷夜凉，从梦里回到自己的床铺上，我很高兴。“吸管”过来靠在我的背上。我觉得他瘦小又暖和，我的肩膀可以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无论你做过些什么，我始终都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的种种想法，似乎是被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给搅和到了一起。在想法之中，有与梅布尔相关的欢乐，以及类似种种——但与此同时，关于“吸管”的一些事儿，以及当他说着这些事情时的语气，引起了我的注意。无论如何，我猜，一个人高兴时，总比他被什么事情给扰乱时，看人看得要更清楚些。好比是我，直到那时候为止，都一直没能够去好好想一想关于“吸管”的事儿。我察觉到，我一直都对他很坏很坏。几周前的一个晚上，我听到他在黑暗中哭泣。他说，他弄丢了一个男孩的BB枪，很害怕会被什么人知道。他想要我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我很困，便试图使他安静下来，当他表示不情愿时，我踹了他……这还只是我能够记得的、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儿中的一件而已。在我想来，他一向都是个孤僻的孩子。我感觉很糟。
是与漆黑又寒冷的夜晚相关的某物，使你感到与同眠着的某人如此接近。当你与他交谈时，就好像你们是这小镇中唯一醒着的人一样。“你是个很棒的孩子，‘吸管’。”我说。
突然之间，在我看来，就好像我喜欢他，胜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一样了——超过其他随便哪个男孩，超过我的妹妹们，从某种角度来讲，甚至超过梅布尔。我感觉浑身舒畅，就好像是，他们在电影里奏起了悲伤的曲子一样。我想向“吸管”展示，我是有多么地在乎他，并且，还要为我一直以来对待他的方式，作出补偿。那晚我们聊了好久。他的语速很快，就像是积攒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儿，要一次性地讲给我听一样。他提到，自己想要试着去造一条独木舟，还提到街尾的孩子们——他们不让他加入他们的足球队，这些，我完全不知道。我也说了一些事儿，一想到他会把我所说的所有事情全都十分认真地记住，那感觉是非常的好。我甚至还提了提梅布尔，不过，我讲得好像是她在这段时间里都在跟着我打转似的。他询问了关于高中的事情，以及其他种种。他的语调激动，并且一直都讲得很快，仿佛他总是不能够及时地将词儿给说出来似的。当我睡着的时候，他仍旧在讲个不停，我的肩膀，还是可以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暖暖的，近在身旁。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常常见到梅布尔。她表现得就像是她确实多在意了我那么一点点。半数时间里，我都感觉飘飘然，几乎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
但我并没有忘记“吸管”。我的写字桌抽屉里存着很多旧东西——拳击手套、汤姆·斯威夫特系列的小说、劣质渔具。我把这些都给了他。我们又一起聊了好几次——那就真像是我第一次试着去了解他似的。当有条长长的割口挂在他脸上时，我知道，他是有样学样地偷用了我那套崭新的、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剃须套装了，不过，我什么都没说。他的脸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他曾经是看上去显得羞涩又规矩的，或者说，他像是担心被人在脑袋上重重敲那么一下似的——那种印象远去了。他的脸，配着那双大睁着的眼睛、竖起来的耳朵，以及从来不会完全闭上的嘴巴，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吃了一惊、正期盼着某些棒呆了的事儿的家伙。
有一次，我开始跟梅布尔说起他来，告诉她，他是我的弟弟。那是在一个下午，电影里正放着谋杀案。我给老爸干活，挣了一美元，交给“吸管”二十五美分，让他去买些糖果什么的。剩下的钱，够我在看电影时带上梅布尔。我们坐得靠近最后一排，我看见“吸管”走了进来。自他从打票人身旁走过的那分钟起，便开始死盯着大银幕，沿着走廊踌躇下行，完全没注意到他正要去往哪里。我开始不耐烦，对梅布尔推推搡搡的，但还不能够完全下定决心去帮他。“吸管”看起来有点傻呆呆的——像个喝醉了酒的人那样走着，眼睛仿佛是被粘在了片子上。他用衬衣下摆擦着眼镜，短裤垮了下来。他一直走到了最前面几排，才停了下来——孩子们一般都是坐在那儿的。我从未对梅布尔如此粗暴过。不过，我又开始觉得这是件好事：让他们两个能用我挣的钱看同一场电影。
我猜，事儿就像这个样子，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或者六周吧。我感觉好极了，不能够静下心来学习，或者将我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任何事情上。我想要对每一个人友好。有几次，当我需要和某人交谈时——通常而言，这个人就是“吸管”。他和我感觉一样良好。有次他说：“皮特，我很高兴，因为你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像是我的哥哥。”
然后，我和梅布尔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从未弄清楚过，那具体究竟是些什么。她那样的女孩子，是很难于理解的。她对我，开始表现得有些不一样了。起初，我还不愿意让自己去相信这一点，试着去认为，这些都只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她不再表现得乐于见到我。她常常跟足球队那个有辆黄色跑车的家伙一块儿出去兜风。那车子，是她头发的颜色，放学后，她就跟他一道，笑着，看着他的脸，绝尘而去。我对此全无办法，她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整日整夜。当我终于得到一个能够和她一起出去的机会时，她却态度傲慢，看起来一点都不在意我。如此种种，使我感觉事儿有点严重了——我会担心我的鞋子在地板上踩得太响，或者我裤子的门襟，或者我下巴上的肿包……有时，当梅布尔在近旁时，一头恶魔会潜进我的身体里，我会板起脸来，对大人们直呼其姓，不带“先生”，以及讲些粗鲁的事儿。在晚上，我就会纳闷，想着，究竟是什么，驱使我去做所有这些事儿，直至想得太累而无法入眠。
起初，我是太过担心了，完完全全就忘掉了“吸管”。后来，他开始惹我心烦。在我从学校放课回来之前，他就一直徘徊等待着，总是表现出好像是有什么要跟我说，或者期待我去告诉他些什么的样子。在手工课上时，他给我做了个杂志架，省下了一周的午餐费，为我买了三包香烟。他看来完全不像是能够看出来我心中有事，其实压根儿就不愿意陪着他一起傻乐。每天下午都是一样——他在我的房间里，脸上带着期待的神情。然后，我什么也不想说，或者像个暴徒似地回答了他，他最终会从房间里出去。
我不能分割那段时光，去说“这件事发生在这一天”、“那件事发生在后一天”。一方面讲，几周的时间冲撞纠缠在一起，我整个人就被弄得混淆不清，仿若身处地狱，却又毫不在乎。没什么确定事儿被言明或者被完成。梅布尔仍旧跟那个家伙一起、坐着他那辆黄色跑车招摇过市，有时她对我微笑，有时没有。每天下午，我从某一个我认为她会在的地方，去到另一个我认为她会在的地方。或者有时，她会表现得多少好一点儿，我便开始想着：事情最后是会怎样变得明朗起来，而她，也还是会关心我的；又或者，她就那么个样儿了——那么，如果她不是个女孩的话，我真恨不得去捏住她那又细又白的脖子，将她给活活掐死。我越为我自己受了愚弄而感到羞辱，就越想要去紧紧跟着她。“吸管”则是越来越惹我心烦。他看着我时的神情，仿佛是他因为某事而对我有几分责备似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他长得很快，由于某种原因，在讲话时开始变得口吃起来。有时，他会做噩梦，或者吐掉他的早餐。妈妈给了他一瓶鱼肝油。
然后便迎来了我与梅布尔之间的结局：在她去药店的时候，我碰到了她，并且请求她跟我约会。当她拒绝时，我留意到了一些很讽刺的事儿。她告诉我说，她病了，我在身边让她感觉疲惫，她对我根本没有一点点兴趣。她讲了这所有一切。我只是站在那儿，什么也没回答。我走回了家，走得很慢。
有好几个下午，我自顾自地待在我的房间里。不想去任何地方，也不想跟任何人交谈。当“吸管”走进来，有几分滑稽地看着我时，我就冲着他吼叫，轰他出去。我不愿意去想梅布尔，我坐在我的书桌前，读《大众机械师》杂志，或者削着我正在做着的一个牙刷架。看起来，我正非常成功地在将那个女孩赶出我的脑海。
可你却对晚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无可奈何。也就是那些，把情况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看，就在梅布尔对我说那些话的后几晚，我又梦到了她。就好像是第一次一样。然后，我使劲捏住“吸管”的胳膊，弄醒了他。他抓住了我的手。“皮特，你怎么了？”
我突然感到狂怒，我的喉咙哽咽——于我自己，于我的梦，于梅布尔，于“吸管”，于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我总是记得梅布尔给我的羞辱，以及所有发生过的糟糕事儿。在那么一秒钟的时间里，对我而言，就好像是除了“吸管”这个废物之外，就再没有人喜欢过我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像原来那样是好兄弟了？为什么——？”“闭上你那张该死的嘴！”我扔开被子，起来，打开了灯。他坐在床中央，眼神闪烁又害怕。
有什么东西在我的体内，我无法控制住自己。我不认为有任何人曾经这样疯狂过。蹦出来的词句，我根本不知道是些什么。只在事后，我才能记起每一件我说过的事情，并且清楚地看透一切。“为什么我们不是好兄弟了？因为你是我所见过最蠢的废物！根本就没人关心你的任何事情！不过是因为我有时对你感到抱歉，试着表现得好点罢了。别以为我会去在乎像你这么个傻瓜蛋！”
如果我是大声说了，或者打了他，事情还不至于如此糟糕。不过我的声音却是缓慢的，好像我很冷静一样。“吸管”的嘴巴保持半张着，看起来好像是被人打中了麻筋似的。他的脸色惨白，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他用手背擦掉汗，有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吧，他的手就那么举着，好像是握着什么从他身体里逃出来的东西似的。“你难道什么都不懂么？你真的有搞清楚状况么？你怎么不去找个女朋友来代替我呢？你长大以后到底是想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娘娘腔呐？”
我不知道接下来说的是些什么了。我完全不能控制住自己，或者动脑子思考。“吸管”没有动弹。他穿着我的一件睡衣，脖子露出瘦小的一段来，头发湿湿地搭在额头上。“你干吗老缠着我啊？当你不被需要时，你难道就不知道么？”
我后来能够忆起“吸管”脸上的变化。的的确确，他不再面无表情，而是闭上了嘴，眼睛微睁、拳头紧握。之前从未在他身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就好像每一秒钟他都在变老。他的眼神里藏着你在孩子们眼中通常不会看见的那种沉重。一滴汗水从他的下巴上滚落，而他并没有留意到。他就只是坐在那儿，眼睛盯着我，一言不发，脸色凝重，一动未动。“不，当你不被需要时，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太蠢了。就跟你的名字一样——好一根蠢吸管！”
就好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碎裂了一样。我关了灯，在窗边的椅子里坐下。我的双腿颤抖，感到很累，我应该是大叫过。房间既冷且暗。我在那儿坐了很久，吸了一支我存着的、皱皱巴巴的香烟。院子外面又黑又静。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吸管”躺下了。
我没有再生气了，只是感到疲累而已。对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那样说话，我简直就是糟糕透顶。我接受不了这一切。我对自己说，我要改变对他的态度，试着去弥补。但我就只是坐在那儿，在寒冷中，直到时间过去好久。我盘算着，应该如何在早上纠正这一切。然后，尽量小心翼翼地回了床。
第二天我醒来时，“吸管”已经走了。再后来，当我打算按照计划来道歉时，他就用那种崭新的、沉重的样子看着我，使我说不出话来。
所有这一切，也就只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情而已。自那以后，“吸管”开始疯长，比我见过的任何男孩子都快。他几乎跟我一般高了，他的骨头也变重、变大。他不再愿意穿我的任何旧衣服，并且买了他的第一条长裤——由一些皮制的吊带来撑住。那些不过是容易看见的和容易用语言来描述的变化而已。
我们的房间也不再是我的了。他搞定了那帮孩子，弄了个俱乐部。当他们没在空地上挖战壕，或者打架的时候，就总在我的房间里待着。房门上用红药水写了些傻气的话：“进来的家伙，哀愁留外面”，并且签上骨头十字架，还有他们的秘密字母。他们整了台收音机，这玩意儿每天下午都在高声放出音乐。
有次，我进屋时，听到一个男孩在低声讲着，他在他哥哥的车后座上发现了什么。我能够猜出我没有听到的内容。“那就是她和我哥哥做过的事儿。千真万确——在停着的车子里面。”有那么一分钟，“吸管”看起来很吃惊，他的脸几乎就像是以前那样了。然后他就又变得冷梆梆的。“显然的，呆瓜。我们全知道。”他们并没有留意到我。“吸管”则开始告诉他们，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他是怎样计划着成为一个在阿拉斯加设置陷阱的捕兽人的。
不过，大部分时间“吸管”是独处着的。当只有我们俩在房间里时，就更糟糕些。他穿着带吊带的长灯芯绒裤子，横卧在床上，用他那冷冷的、冷而嘲弄的表情死盯着我。我待在书桌旁空耗时间，做不到平心静气，就因为他的那双眼睛。事实是，我不得不学习了，这学期我已经亮了三门红灯。如果我再挂掉英语，明年我就不能够毕业了。我不想去当个乞丐，我必须得把自己的注意力给集中起来。我再也不去在意梅布尔，或者随便哪个特定的女孩了，现在只有我和“吸管”之间的这件事是个麻烦。我们从来不说话，除了在家人面前不得不说以外。我甚至都不愿意再叫他“吸管”了，除非我忘记，我都叫他的真名，理查德。晚上他在房间里时，我不能够学习。我不得不在药店附近晃悠，抽烟，无所事事，和在那块儿游手好闲的家伙们混在一起。
在我心中，想要回归简单的愿望，胜过一切。我怀念了好一阵子“吸管”和我之前的状态，以一种滑稽又带感伤的方式，因为，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事儿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惜一切都已是如此不同，看起来，我似乎已经是回天乏力了。有时，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好好地打上一架，分个胜负，那样或许会有帮助。不过，我不能够跟他打架，因为他比我小四岁。还有一点——有时，他眼睛里透露出来的神情，几乎要使我相信，如果“吸管”能够有机会的话，他将会杀了我的。
西八十街区廊道
直到春天我才开始留意住在正对面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在冬月里，我们之间的庭廊很阴暗，并且各自待在小小的房间里，面对着四面墙壁，总有种私密的感觉。各种声音都显得压抑而又辽远——当天气寒冷、窗户紧闭时，本来就总是这样子的。天常常会下雪，往外看，只能看见安静洁白的雪花向着灰色的墙壁飘落，被雪蒙住了边缘的牛奶瓶和覆盖着雪的食品罐放在外面的窗台上，微暗之中，间或从对面窗帘的狭缝里会透射出一缕光线。在所有这些时间里，关于住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我能记得的，仅仅是不完整的一两瞥——透过冻着的玻璃窗看到的红色头发，探出窗台取食品的手，张望庭廊时闪现的平静而疲倦的面容。比起那栋楼里的其他十几个人，我没有对他更在意。他也没显出什么反常的地方，因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想着他。
去年冬天有大把的事儿够我去忙，根本无暇去留意那些窗外事。那是我在大学的第一年，也是我第一次来纽约，而且，我必须找到并保住一份早间兼职。我总是在想，如果我这个十八岁的女孩不能装得比实际年龄大，就会比其他人更难找到工作。不过，如果我是四十岁的话，可能也会说同样的话。总之，那几个月对现在的我而言，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时光了。早上需要工作（或者找工作），整个下午在学校，晚上读书学习。除了来到此地后的新鲜感及陌生感之外，我还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古怪的饥渴——是对食物，也是对其他事物。我实在太忙了，没空在学校里交任何朋友，我从未感到如此孤单过。
深夜，我会坐在窗前读书。有时，一个家乡的朋友会给我邮三到四美元，让我在旧书店给他买图书馆里借不到的书。他会给我各种各样的书名——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或者《第三工具》，以及像是马克思、斯特雷奇或者乔治·桑的作品。现在，他必须待在故乡帮衬家里，因为他的爸爸失业了。他本来能弄到办公室文员之类的工作，但却到汽车修理厂去当了修理工，因为修理工的工资更高，而且，躺在汽车下面，脊背触地，他就有机会深刻思考、拟定自己的计划。在给他寄书之前，我会自己先把那些书研习一番。尽管我们简要讨论过其中的许多内容，但有时仍会有一两处地方引出一大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来。
那样的一些句子，时常使我感到焦虑，于是，我会凝望窗外很久。现在想来好像是有些奇怪：我独自站在那里，而那个男人则在另一边的屋子里沉睡，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任何事。夜里的庭廊很黑，望着它和下面一楼屋顶上的积雪，就像是望着一个永不会醒来的无声深渊。
而后春天便渐渐来临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对事物开始转变的方式会这么后知后觉，春风和煦，日光渐强，点亮了这庭廊以及周围所有的房间。薄薄的、煤灰色的残雪渐渐消融，午时的天空蔚蓝明亮，我注意到自己可以穿线衫来代替外套了。每天早晨，对面建筑物的外墙上阳光明媚，屋外的声音开始变得清朗，那些声音干扰了正在阅读的我。不过，我正忙于手头的工作以及上课，闲暇时读的那些书也使我整天苦思冥想，无暇他顾。直到一天早晨，我发现大楼的暖气停了，便站起身来，从开着的窗户向外望去，才觉察到世界已经发生了的巨大的改变。说来奇怪，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清楚了那个红头发的男人。
他就跟我一样站着，双手放在窗台上看着窗外。朝阳照耀在他的脸上，我对他的这般接近，以及我能看他看得这么清楚感到吃惊。他的头发又红又粗，从前额那里突出来，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他的嘴巴没有棱角，蓝色睡衣下的双肩挺拔壮实。他的眼袋稍微下垂，不知何故，这倒显出一种智慧和沉思。当我看着他的时候，他进去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带了一对盆栽植物回来，把它们安置在照着阳光的窗台上。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以至于当他小心整理植物的根茎与土壤时，我能够看清他整洁粗短的双手，在小心地触碰着根茎与土壤。他一遍遍地哼着三个音符——这一小段旋律显然比整首曲子更能表达他的好心情。他的这些举动使我觉得愿意整个早晨都站在那儿看他。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抬头看了看天，深吸一口气，然后又走了进去。
天气愈暖，变化愈多。我们这庭廊一圈的所有人，都开始拉开窗帘，好让空气进到狭小的屋子里，并且还把床移到靠近窗户的位置。当你能看到人们睡觉、穿衣和吃饭的时候，即使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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