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近代史(1905-1928)(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澍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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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近代史(1905-1928)试读：

第一章　辛亥风云

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最后六年，这个庞大而腐朽的帝国，仍旧处于新旧并存中，传统与现代互相抗争，在长江，蒸汽轮船开始起航，在上海外滩，银行接二连三地成立，在袁世凯努力下，中国军队逐渐完成向近代化的过渡。中国人的思想也逐渐活跃，一些关于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的书开始大量出版，当然这些变化只是在东部沿海城市。在农村，教育模式依然不变，孩子们仍在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念“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做梦都想金榜题名；女性依旧不能接受教育，仍然用裹脚布缠足，在婚姻大事上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了走向共和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孙中山、汪精卫、袁世凯这些风云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1911年，辛亥年，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的眼中，京城以及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包含希望。他写道：“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

既然老百姓生活得还不错，辛亥革命又为何会发生呢？用美国埃里克·豪佛尔《真正的信徒》中的一段话就可解释：“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但痛苦在可以忍受的时候，不满就会达到高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痛苦已经减退的时候愈感痛苦，而解除痛苦的心就更加强烈。”

此时清朝人民的痛苦已经减退，于是解除痛苦的心就加强了，此时距离彻底解除痛苦，只差一枪！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终结了200多年的清王朝，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这一切都要从孙中山说起。

屡“革”屡败、屡败屡“革”的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据家谱，孙中山是孙权后代。孙中山（1866—1925）

甲午战争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救国主张，李鸿章因忙于军务，便说：“仗打完后我就见他。”但甲午战争一打9个月，李鸿章一直没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此书已石沉大海，他在这篇文章提出的改良思想还没有康有为激进，而这样的思想都不被采纳，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因此决定与清廷决裂，他离开清国，去了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在那里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了走向共和的步伐。

第一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孙中山虽自称“洪秀全第二”，但洪秀全所要建立的，是比清廷更加残暴的专制政权。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也只是在维护清国统治前提下的变法，只有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掀翻清国，建立共和政府。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起义，这就是“乙未广州之役”，在广州行动失败后，他逃到日本，看到日本报纸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的新闻报道，孙中山便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自《易经》中‘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

由于被清廷通缉，为安全起见，逃到日本后孙中山化名中山樵（中山是日本的姓），他说：“我是中国的山野樵夫，所以叫中山樵。”后来章士钊到孙中山的朋友家做客，见到署名中山樵的许多信件，内容很革命，字迹又不像日本人写的，便问谁写的，孙中山的朋友回答说孙文，章士钊便把“樵”字去了，在“中山”前添上“孙”字，从此孙文便改名孙中山，人们渐渐习惯了这个称呼，孙文自己也接受了。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孙中山给台湾总督日本人儿玉元太郎写信说：“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坐待瓜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向儿玉元太郎借兵，想趁清廷大乱之际掀翻清廷，恢复中华。儿玉源太郎想趁中国大乱浑水摸鱼，便答应支持孙中山，派了一批日本人参加起义，仅有记载的就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

1900年10月，孙中山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由于有儿玉源太郎故意搅浑局势，又有先进的武器支持，革命军一时间打垮了好几股清军，声势大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改变了对华策略。与此同时，又传来消息，孙中山在菲律宾花钱买的枪械也被人骗了。没有了武器的支持，起义最终失败，这是孙中山第二次革命失败。

孙中山是个有真性情的人，在日本时，有一天犬养毅问孙中山说：“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中山边看着犬养毅的夫人，说道：“女人。”犬养毅拍着手说：“很好，再其次呢？”孙中山说：“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尽管您把女人放在书前面，但我看您还是花在看书上的时间多，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

孙中山很喜欢读书，据统计，孙中山的全集《国父全集》共涉及2000多个地名，古今中外10000多个人物，各种主义、思想、学说150多种，可谓学识极其渊博。

由于孙中山一直在日本从事掀翻清廷，光复中华的活动，清政府感到，孙中山即便在日本，也是一颗定时炸弹，于是1907年庆亲王奕劻与日本政府交涉驱逐孙中山，日本政府将孙中山赶走。

孙中山离开日本后来到越南，他在越南相继策划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三次起义全部失败。孙中山一看，自己遥控不行，必须亲自上阵了。1907年9月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计划攻取镇南关。12月2日黄明堂与关仁辅联合炮台守军为内应，率革命党80人（一说百人）由山背用绳子攀上，直取镇南关第三炮台，清军溃逃，革命党遂乘胜占领第一、第二炮台，获得大批枪炮。次日孙中山亲率黄兴、胡汉民由河内出发，至镇南关指挥，日本人池亨吉、法国炮兵上尉狄氏也来助战，孙中山说：“非常感谢同志们奋勇高举义旗，同四万万同胞一起推翻满清皇帝，建立新的共和国，到那时我们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享受独立自由的幸福，外国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同志们，我们要向南宁、广州进军，北出长江，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我们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有人民的帮助，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兄弟我这次一起和大家参加战斗，革命一定成功！”讲话后大家热血沸腾。

战役中孙中山亲自为伤员包扎，并亲手开炮击杀清军。他说：“反对清政府十余年，到今天终于有机会开炮杀敌了。”这也是孙中山十次反清起义中唯一一次亲临现场。当弹药用光时，孙中山决定令黄明堂守炮台五日，自己与黄兴回河内筹款买枪接济。清国广西提督龙济光、镇南关防军统领陆荣廷率军4000趁此机会反攻，直扑炮台，革命党英勇反击。8日夜至9日下午，清军先后占领炮台周围各阵地，革命党退入垒中坚守。当夜因枪弹不足，粮食不继，黄明堂率军突围，退入越南燕子大山，此战结束，历时7日，歼灭清军200人。这是孙中山第六次革命失败。

但孙中山并没灰心，他是个百折不挠的人。孙中山说：“此次起义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三个炮台与清军数千人奋战七八天，已经显示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此次革命还有外国革命同志同我们在一起，从表面看，好似我们遭受失败，其实胜利仍属于我们。因为此次起义已震撼满清王朝，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这不是胜利是什么？我们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顺应全国人民期望的，所以一定会成功。我们要乘此胜利声威继续不断革命，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责任。”

不久黄兴又在广西钦州和云南河口发动起义，均以失败告终。黄兴说：“中国幅员之广，清朝统治之长，我们仅靠发动数百人举行几次小规模起义就想摧毁清王朝军事政治制度，确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感到此行为是缘木求鱼。当然此行为不应作为单纯军事行动评价，其政治意义非常重大。”

黄兴由此提出运动新军的方案，被孙中山采纳，此战后孙中山放弃以争取地方武装反清的战略，转而集中全力争取新军反清。

新军是怎么回事呢？1894年甲午战争时一些地方大员有鉴于中国陆军之弱，开始筹划新军，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仿照德军模式建立定武军，该军470人。1895年袁世凯接替了胡燏棻，并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7000人，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新军。1899年袁世凯率新军镇压义和团，1900年袁世凯将其改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并增至2万人。由于新军表现出明显高出清军其他部队的战斗力，1903年清廷拟在全国以新军取代八旗和绿营。1905年北洋常备军改称陆军，各省军也改称陆军，共编为36镇。1906年兵部改为陆军部，那么新军编制如何呢？新军编制为镇协、标、营、队、排、棚，又分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军官由在外国军校留学的留学生和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组成，士兵严格招募，训练严格。袁世凯在练新军时说：“我练兵练得好的给钱，练不好的吃刀。”清军编练新军是为了挽救已垂死的封建统治，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新军士兵后来在革命党影响下纷纷走向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清廷编练新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成体系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清朝国家的效忠。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割辫子运动，大批新军剪掉了辫子。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物，象征都没了，军队还能听你的？此时，距离大革命只差一枪！

在革命党纷纷在国内运动新军的时候，孙中山一直在海外奔走。孙中山在日本期间，有一件事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孙中山与满洲问题。1898年七月，在宫崎滔天引荐下，孙中山与内田良平见面。孙中山说：“原本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此话载于日本内田良平的《皇国史谈》。

小川平吉《孙逸仙之革命与满洲独立》记载孙中山说：“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又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孙中山说将东北给日本的事呢？晚清民国史权威杨天石先生在《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和人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说法与我的看法完全相同，他说：“诚然，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当然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伟人也应该如此。”

对此，我再补充几点。第一，孙中山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成长初期，由于实力薄弱，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敌国德国的大量资助。在列宁革命未胜利和孙中山革命未胜利时，革命党还不是执政党，许给外国的本国利益都是空头支票，换句话说，只是嘴上许给，但实际上资助自己的外国还没法拿，因为这些利益还在旧政权手里。等于说，许给外国的是空洞的国家利益，而自己赢来的却是实质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相比之下，这个买卖干得是值得的。

比如，德国就是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最终促使俄国与德国停战，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英法美，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确实通过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忍痛割地满足了德国的愿望。这个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给德国，被割让土地有着俄国全国煤炭90%的开采量，73%的铁矿和54%的工业。此外，条约还规定，苏维埃政府必须复员军队，包括刚刚组建的红军部队，此外还要赔给德国60亿马克赔款。这个条约看起来是绝对的卖国。但几个月后，一战中德国战败，列宁就将这个条约撕毁，不认账了，事实上俄国没受什么损失。同理，此时说孙中山不爱国和说列宁不爱国是一个道理，都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第二，孙中山虽然答应了日本的许多条件，但不代表孙中山掌权后就真会兑现。举个例子，民国国务总理段祺瑞曾向日本借款，副总统冯国璋很忧虑，问今后如何偿还，段祺瑞说：“日本对我们如此，我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之后，赖着不还就是。”最后段祺瑞果然没把钱还给日本。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

孙中山与日本的事就说到这儿。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孙中山的人生和名声都发生了巨变。

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咱们就说到这。从1895年孙中山开始革命，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期间革命党做的主要是两件事：暗杀和起义。暗杀，从事暗杀的革命党不计其数，别的不说，就连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此时都是暗杀大王，他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他想的第一招是投毒，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成固体，研究半天，又觉得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认为女人实行暗杀比男子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最终使清廷官员连遭暗算。除了蔡元培从事暗杀外，从事暗杀的还有一批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汪精卫。起义，孙中山同盟会领导的十次起义咱们提过了，此外还有光复会等领导的起义，不可能都说，在此说一下安庆起义，因为这次起义的组织者是铁血美女秋瑾。从事起义的秋瑾是美女，从事暗杀的汪精卫是帅哥，且看一下帅哥美女的传记。

铁血巾帼：鉴湖女侠秋瑾

日本服部繁子说：“她浓密的黑发散乱地披着，蓝色鸭舌帽歪戴着，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露出茶色皮鞋，胸前系一条绿色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睛，高鼻梁，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美男子。”

被称为“美男子”的她曾经说过：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们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做奴隶也不问了……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做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老的呢，不要说老而无用；遇见丈夫好的，要开学堂，不要阻他；儿子好的，要出洋留学，不要阻他。中年作媳妇的，总不要拖着丈夫的腿，使他气短志颓，功不成、名不就；生了儿子就要送他进学堂，女儿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替她缠足。幼年的姑娘呢，若能够进学堂更好，就是不进学堂，在家里也要常看书、习字。有钱做官的呢就要劝丈夫开学堂、兴工厂，做那些于百姓有益的事，无钱的就要帮着丈夫苦作，不要偷懒吃闲饭。

这些来自《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的话语，尽显飒爽之气！是的，她正是鉴湖女侠秋瑾。

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秋瑾容貌美丽，少时却是个假小子。她曾在舅舅家向舅舅及表兄学习武艺，舞刀弄剑、骑马射箭，样样在行，相比同时代其他女孩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秋瑾算绝对的另类。秋瑾（1875—1907）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本已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更是生灵涂炭。秋瑾救国心切，赋《满江红》以明心志：“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若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她不愿与世浮沉，碌碌而终，她希望把裹在头上的妇女头巾换成战士的盔甲，像花木兰那样，征战沙场。她曾感慨地说：“人生在世，当匡时济世，一吐报复，怎能一生跟柴米油盐酱醋茶待在一起？”

不久，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自己的“启蒙开智”之人。这在她心中种下了反清的种子。此间她作《剑歌》以明心志，慨叹“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誓言“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

国难当头之时，秋瑾身为一个女子，喊出“铁血主义报祖国”的话，极具震撼力，比之后蜀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悲愤，更添新女性意识的觉醒。

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她加入同盟会，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秋瑾在日本买了一把精致的倭刀，并以“鉴湖女侠”自名，她在《鹧鸪天》中写道：“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如果不是时代风雷的激荡，秋瑾很可能成为一个女诗人，成为第二个李清照，然而正是这个时代才孕育出秋瑾这样的奇女子。

曾跟秋瑾打过交道的徐自华说秋瑾生平慷慨，意气自雄，读书写文章，雄健如其人，尤其喜欢读侠客的列传，她长得丰艳貌美，高谈雄辩总能语惊四座。她平时常喝酒，沉酣以往，不觉悲歌击节，拔剑起舞，气甚壮。她行事不拘小节，喜酒善剑，人们都敬畏且看重她，没有一个人敢惹她。由于秋瑾的特殊性格和处事方式，渐渐地，她在留日学生中已经无人不晓了。

不久，时逢日俄战争爆发，秋瑾赋诗《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在诗中，秋瑾表示，面对日俄两个强盗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自己不忍看祖国版图变换颜色，必要时“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从她的诗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鉴湖女侠的豪侠性情和爱国情怀。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秋瑾行事之勇敢，任事之忠纯，处事之公正，虑事之周密，临事之沉毅，不仅在浙江的革命党里没有人比得上她，就是在全国而论，能与她相提并论的也凤毛麟角。”

在日本待了一年半之后，由于大批留日学生从事反清活动，清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于是颁布限制留日学生活动的条例，压迫留日学生。有鉴于此，1906年1月，秋瑾等4000名留日学生回国，在上船前，秋瑾拔出刀对大家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回国后，秋瑾在家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革命据点，在此，秋瑾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1907年5月，徐锡麟准备安庆起义，秋瑾在浙江响应，但安庆起义失败，使秋瑾起义计划泄露，同志们劝她暂时躲避，她却说：“我决心作中国妇女为革命牺牲第一人。”她继续起义，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于7月13日被捕。在被捕前一天秋瑾已收到革命党的情报，她有足够的时间逃走，但她选择了留下来。

此前，她乍闻徐锡麟惨遭剖心的噩耗，即致函好友徐蕴华，满纸悲愤，死志已决，其词为：“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暮日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报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秋瑾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

秋瑾被捕后就遭到严刑拷打，残酷的清兵把秋瑾打得遍体鳞伤，并强迫她跪在火砖上，秋瑾的疼痛是切入骨髓的，但秋瑾坚贞不屈，敌人想得到的她一个字也不说。

7月14日由山阴县令李钟岳审讯她。李钟岳同情革命，他给秋瑾搬了把椅子坐，问道：“你是不是革命党？”“是。”“你参加革命党，岂不知犯法？”“我主张男女革命，何罪之有？满人入主中原百年来，在上荒淫无度，在下民不聊生，对洋人姑息纵容，割地赔款，弄得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轩辕子孙，岂能袖手旁观？”随后李钟岳取来纸笔，让秋瑾“招供”，秋瑾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李钟岳对秋瑾的礼遇被上司贵福得知，贵福怕李钟岳被策反，忙打报告要求将秋瑾就地正法。报告很快获准。7月15日，贵福令李钟岳对秋瑾执行死刑，并派人监督。李钟岳说：“我本想救你一命，但有人必要杀你，我人微言轻，无能为力。”说罢不禁潸然泪下。秋瑾答道：“你的盛情我深感戴，今生已矣，来生再报。我提三个要求：死后不要被扒衣服，为我准备一口棺材，让我给家人写一封家书。”李钟岳答应了她的要求。

秋瑾走向了刑场，她觉得自己的祖国一片黑暗，当官的、有钱人仍然贪婪腐败，只知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醉生梦死。人民浑浑噩噩，过着牛马一般的日子。纵然有几个革命志士挺身而出，抗争清廷的残暴统治，却不是被迫流亡海外，就是像自己这样被逮捕后遭到野蛮杀害。在走向刑场的途中，秋瑾悲愤不已，悲的是自己壮志未酬，再也看不到革命的胜利，愤的是在场的那些麻木的群众。他们曾经围观过多少革命志士被杀，今天围观自己被杀，他们依然无动于衷。想到此，秋瑾的眼角淌出泪水。她悲壮地离开了人世，没能活着看到清政府的覆灭。

秋瑾就义后孙中山作诗悼念秋瑾：“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悲韶华。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一腔热血愁回首，肠断难为五月花。”

李钟岳在秋瑾就义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说：“我虽不想杀秋瑾，但秋瑾是由我而死。”由于他同情革命，秋瑾被害后三天后他即被罢官。10月29日，秋瑾就义100天的日子，李钟岳自缢身亡。他为秋瑾做了一次生命的祭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刺客汪精卫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个身份被后人记住，就算历史名人了，而这位帅哥却有4个身份：天字第一号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刺杀摄政王的刺客。这位帅哥，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秀新，笔名精卫，生于广东佛山。1903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与孙中山一起组建同盟会。1910年，汪精卫做了他震惊中国的第一件事——刺杀摄政王。汪精卫（1883—1944）

刺杀摄政王有两个版本，据野史版记载，1910年4月1日，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在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马儿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鬼，于是汪精卫被捕。谋刺摄政王是死罪，不想审讯时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徒刑。

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一则政治岂会如此儿戏，二则慈禧此时已死，不可能见到汪精卫。由于汪精卫日后不光彩的举动，这一段历史经常被人歪曲，让我来为您还原历史真相。

这得先从汪精卫的政治主张说起。汪精卫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他曾在《民报》发表文章说：“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之灭元，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可以说是来自汪精卫的话：“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

汪精卫主张“排满革命”，并非像许多革命党那样要杀尽满人。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

1907年，力挺孙中山两年的日本政府在清政府“强烈抗议与严正交涉”下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将日本人给他的2万革命经费留给革命报纸《民报》2000元，大部分钱则用于去其他国家宣传中国革命，但章太炎却认为那些钱都被孙中山吞了。

这时《民报》经费困难，主编章太炎发飙了，说：“那些钱是日本革命志士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中山的，你这样侵吞公款，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日本人看不起咱革命党，这个主编老子不伺候了。”章太炎于是脱离同盟会，公开反对孙中山。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说：“孙文只是骗别人为革命去死，自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是个远距离革命家。”同盟会掀起倒孙狂潮，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称号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孙中山的革命党陷入全线崩盘的形势。此时一个一直为革命献身的人挺身而出，要挽救孙中山的名声，他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写道：“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因此他决定去刺杀清朝高官，并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如此豪迈悲壮之举，恰似当年荆轲刺秦。

胡汉民坚决阻止汪精卫的行动，他对汪精卫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文才与口才无人能及，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无人可以代替。如果我们的革命领袖都像你这样浪掷一击，白白送命，革命将如何继承下去？”

汪精卫回答说：“梁启超骂我们是‘远距离革命家’，章太炎现今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现在的局面靠言论根本无法挽回，我等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才能证明革命决心，让梁启超之辈心服口服，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汪兆铭平时做的事情就是舞文弄墨，算是标准的‘远距离革命家’，在党内还算有点名头，由我去做革命之薪最合适不过。我们都不去做薪，革命这锅饭何时方能煮熟？其实，做釜要经受更长时间考验和折磨，这个难；而做烈士倒容易，不就是拼命嘛。今天，就是君为其难，我为其易。你就答应我去吧。”

但不管汪精卫怎么说，胡汉民死活不让汪精卫去搞刺杀。孙中山跟胡汉民一样，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反对暗杀，他说：“敌势力尚强，杀了甲还有乙，而我们杀一个敌人自己最少也要死一个，代价太大，划不来。”孙中山派冯自由堵截汪精卫，阻止他。然而冯自由虽然把汪精卫堵截在香港，但汪精卫还是溜去日本找志同道合的暗杀者了。

陪伴汪精卫从事暗杀的是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后来就是她撺掇汪精卫投奔日本的。但此时的陈璧君可谓女中豪杰。她赞成革命，总跟男朋友谈革命。男朋友说：“革命是男人的事，你一个姑娘家革命像什么样子？”陈璧君说：“你要不让我革命咱俩就散伙。”“散伙就散伙。”于是陈璧君失恋了。

1908年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他们俩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因为汪精卫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说：“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出生入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测，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而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罪过，所以我汪精卫革命不成功绝不结婚。”而正因如此，陈璧君更喜欢汪精卫了。

汪精卫去北京行刺，明知此次有去无回，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说：“你陈璧君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使馆自然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取出英国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的人无地自容。陈璧君（1891—1959）

那个时代热血男儿很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作者叫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地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就爽朗应诺。已经两人了，现在还少一个造炸弹的，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化学学得不错，他也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心中只有理想，没有个人生死。

汪精卫、黄复生先坐英国船到天津，他们要把喻培伦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站盘查很严。这时一个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作用，她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直追她的一个法国外交官，要法国佬帮着拿箱子，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2月10日北京站，郑毓秀挽着法国人的胳膊大大方方地走出检查站。警察对于这个西方人手里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到位后汪精卫和黄复生在琉璃厂租了栋房子，开了个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味的味道也不会引起人怀疑，这成了暗杀据点。

汪精卫决定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影响。当时的中国，皇帝溥仪最大，他才4岁，也不出门，往奶粉里下毒？那阵也没有三聚氰胺，于是溥仪的父辈映入了汪精卫的眼帘。

刺杀的目标是溥仪老爸载沣的弟弟载洵和载涛。2月底两人回京，汪精卫准备在两人走出前门车站时将其炸死。这一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雇了一辆骡车前往前门车站。汪精卫、黄复生携带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接应，陈璧君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出来，扔炸弹，然后汪、黄跳上骡车就跑。

没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政府正在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没有警卫，下车时混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红顶子的太多，汪、黄二人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炸弹又拎了回去。载洵和载涛做梦都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

这次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票最大的，当时实际军权最大的是袁世凯，政权最大的是载沣，那么杀谁呢？杀袁世凯，载沣也是这么想的；杀载沣，袁世凯也是这么想的。英雄惜英雄，袁世凯是英雄，不杀他了，还是载沣吧！

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僻静，而桥边有一条能容一人的阴沟可以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自己藏在阴沟里，载沣经过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野史版唯一说对的是汪精卫准备在桥下干掉摄政王，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用炸弹，毕竟20世纪了，刺杀技术的含金量也高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去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二人都知明日行动有去无回，满是生离死别之情，正伤心时，门响了。

原来喻培伦匆匆跑回，说大事不好，埋炸弹时被人发现了。

发现这事的是一个车夫。这车夫的老婆三天没回家，估计是跟人跑了，他气得睡不着，蹲在桥上，隐约看见有人在甘水桥边埋东西，他的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便想等人走了把宝贝挖走。不料最后发现不是宝贝是炸弹。首都人民，天子脚下，百姓政治觉悟都很高，他知道这是摄政王每天必经之地，这是要害摄政王呀。他想我要是告发此事，绝对有一大笔赏钱，到时再娶一房老婆就是。于是他喘着气一刻不停地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见甘水桥下人影一闪，立刻知道他们的行动败露了。喻培伦跑回去报信，黄复生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车夫带了两个巡警来，黄复生知道事情黄了，也回到汪精卫处。汪精卫知道后说：“虽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是我们干的？看看风头再说。”汪精卫打算以静制动。不想清政府此时外松内紧，他们发现炸弹是外国的，但炸弹上几个螺丝是新的，应该是国产的，于是就查铁匠铺，找到铁匠后顺藤摸瓜查出了订货商——守真照相馆，正是汪、黄的照相馆。

于是农历三月七日，汪精卫与黄复生被捕，喻培伦跑了，肃亲王善耆审讯汪、黄二人的刺杀动机，汪精卫说：“我与摄政王无冤无仇，只因摄政王是满族首领，所以我要杀他。”善耆说：“本朝开国以来待你汉人不薄，你何故恩将仇报？”汪精卫放声大笑：“你们夺我土地，奴役我人民，剥削我膏血已经200多年，这且不必细说，现在强邻逼迫，有瓜分中国的征兆，摄政王既然掌握大权，理应一心为国，用贤才治国，刷新内政，或许尚可挽回。谁料摄政王监国两年，毫无建树，中外人民请开国会，一再不许，坐以待毙。将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因此打算杀他，除掉他后再作计较。”

肃亲王善耆分辩说满汉之争乃狭隘民族主义，国内乱则易为外侮，大清亦可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图强。汪精卫断然否定，说日本明治维新亦是当初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如今中国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善耆感觉到汪精卫是个烈士，有心放他一马，于是问汪、黄二人谁是主谋，谁料二人争认自己是主谋。善耆动了恻隐之心，便来找摄政王载沣，劝载沣说，革命党悍不畏死，日益增多，若严惩徒惹众怒不如宽大为怀以挽回民心，不必成全汪、黄二人革命烈士的英名。载沣被说服了，最终二人被判无期徒刑。此后善耆多次与汪精卫攀谈国家、革命问题，二人逐渐成了朋友。

狱中汪精卫写了几首诗，或慷慨激昂，或感伤忧郁，其中《被逮口占》一首最为脍炙人口：“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汪精卫成了汉奸；同情革命党的善耆在清朝灭亡后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了日本人，让日本人帮助培养，以便使清朝东山再起，他的女儿，叫川岛芳子。而坚决反对革命的载沣，在“九一八”事变后却劝溥仪不要当汉奸，还说：“那个儿皇帝有什么好当的？”在北平沦陷后他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保持了民族气节。

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孙中山说：“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孙中山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一天。

孙中山他说对了。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政府就开放党禁，释放了大批政治犯，汪精卫也在此列。

武昌起义25天后，11月4日的夜晚，肃亲王来监狱找汪精卫，传达释放汪精卫的命令，然后他对汪精卫说，革命军虽然起来了，但共和却未必可以实现。

汪精卫很疑惑，说革命非为排满，而为造就多民族共和，又有什么问题？

善耆说：“我担心的是，假如我们大清倒了，你们汉人未必能够建立共和，反而会内乱不止，最终必为外人所乘。中国不是好人多，而是坏人多，野心者也多。他们不怕共和，共和正好给了他们祸乱之阶。五马分尸、千刀万剐都拦不住他们造反作乱，共和能拦得住？”

汪精卫笑道：“专制社会有造反有作乱，那是因为社会极端不公。共和社会要给人们三大自由：即政治自由，让人们能够说话，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经济自由，利不为官府所独占，让人们能够殖产兴业；社会自由，不让老百姓再受种种管制，让人们都能自由快乐地生活。这样的社会又有谁会造反，又有谁会跟着野心家去造反？”

肃亲王善耆苦笑：“共和虽好，又岂是说建就能建立起来的？如今列强环伺，国内又乱象横生，他们一定会趁火打劫。加上国人中的野心家背后捣鬼……”汪精卫却没将善耆的话听进耳内，此时只是怀抱着对共和的无限热情和憧憬。波云诡谲的国家关系和政治利益，他还不甚明了。两人一场辩论，谁也没有说服谁。（汪精卫与善耆的对话取自原件藏于北京刑部档案中的《行刺摄政王载沣案汪精卫在刑部狱中两次亲笔供辞》）

第二天一早，北京人民数百人，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风采。这一天，是汪精卫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

浩气碧血之歌：黄花岗之役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第9次革命失败，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马来西亚）开会决定广州起义，他说：“我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希望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

此时的蒋介石是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热血青年，他作诗道：“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由于蒋介石的出色，孙中山单独与蒋介石谈话，鼓励他说：“革命青年，应不计名位，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孙中山还对陈其美夸赞蒋说：“蒋介石这个人将成为革命中坚，我们革命运动正需要这样的人。”

会后黄兴、赵声、胡汉民、朱执信在香港组织统筹部，他们在新军中选出800人作为敢死队，并在广州设秘密据点38处。赵声、黄兴分别为革命军总司令和前敌总司令，计划分10路进攻广州，然后大举北伐，并通知各省革命党相机响应。因消息走漏，清国两广总督张鸣岐加强戒备，黄兴于是更改作战计划，准备提前起义。

起义前夕，约定先锋队在手臂上缠白毛巾，朱执信叫嚷着要当先锋，有人说他跑起来会被自己的长衫绊倒，于是他剪掉长衫，拿着炸弹加入了先锋队。

1911年（宣统三年）4月27日，革命党在队伍尚未集中时分4路出击，黄兴率敢死队130人以胳膊上缠白布为标志从正面进攻两广总督府，击毙卫队数人，擒杀管带金振邦。与汪精卫一起刺杀摄政王的喻培伦率军从后面进攻，在起义前他三天三夜没睡觉，赶制出炸弹100多颗。起义开始时他坚决要求参加敢死队，有人认为他一臂已残，不便参加战斗，他说：“你们肢体完整，未必比得了我这残废人。”起义时他胸前挂了一筐炸弹，边冲锋，边投弹，最终被俘，他说：“革命是杀不了的。”最后惨死在敌人屠刀下。新加坡印刷工人李文锴与清军巷战，杀敌甚多，虽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仍奋力上前，最终牺牲。

进攻总督府时原定黄兴与接应的温带雄一起打，但由于温带雄所部没按规定缠白布为标记，黄兴以为是敌人，结果误将温带雄打死，大批革命党伤亡。后来打着打着黄兴感觉不对劲，怎么对方那么面熟呢？便喝止停斗，这才停止了误伤。此时喻培伦率部赶到，两部一起攻打总督府。

就在革命党内战时，张鸣岐翻墙逃走捡了条命。革命党纵火焚毁总督府后退出，与清军展开巷战。黄兴在东辕门外与清军李准所部交战，清军渐渐不支，李准大喝一声：“擒住一名革命党就有重赏。”一听有赏，清军战斗力倍增，革命党被击败。次日革命党进攻军械所，被守军杀退，清军到处搜捕革命党，革命党无路可退，只得退入米店，以米袋做掩体抵抗，清军子弹打不透米袋，革命党形势稍有好转。李准随即下令火烧米袋，结果革命党多被烧死，黄兴右手受伤，断了两个手指。当黄兴战斗到只剩他自己时才躲入小店内化装出城，赵声、胡汉民也逃生了。朱执信见突围不出，把枪一扔，装成行人，若无其事地走到朋友家避难。

此时革命党就剩几十人了，他们的军旗成了一块破布，子弹已经射完，步枪成了光杆，尸堆已使活人寸步难移，清军对那些坚贞卓绝、毅然就死的革命党，也不免肃然起敬。清军停止了射击，一时寂静无声，那只是一种喘息时间。他们在死前的寂静中可以听见敌人上炮弹的声音，清军炮队的火杆一齐靠近了火引，此时李准说：“勇敢的革命党，投降吧！”“呸！清狗。”革命党答道。炮声响了，革命党大多殉难，只有几个人被俘。

林觉民是被俘人员之一，参加起义时他的妻子已有身孕，他曾写下一封情深意重、缱绻决绝的诀别书，即有名的《与妻书》。就义前他泰然自若，连张鸣岐都说：“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被俘的其他革命党有的被清军用七寸长钉钉入头部，尸体被扔进大海。

清政府欲将没扔进大海的72个烈士埋在犯人行刑地，外国传教士为此抱不平，将自己的一块地献了出来作为革命党墓地。革命党认为烈士葬于外国人之地是羞辱之举，后花钱将烈士葬于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更名为黄花岗，这就是今天的黄花岗72烈士墓。

黄花岗之役，革命党共有89位重要人物壮烈殉国。革命党表面看是败了，但实际上却取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它使敌人相信，对手在精神上压倒了自己的软弱无力。清政府像一头在奔跑中受了致命伤的狂暴的野兽，离失败不远了。雨果说：“快要黎明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黑暗的时候。”的确，在经历了多次惨痛失败后，革命党的黎明真的不远了。就义前的起义者

这是孙中山第10次革命失败。他对此役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而受危。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兴为祭奠英烈，也填词一首：“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幕。回首羊城三月暮，碧血横飞，浩气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连此时因刺杀摄政王入狱的汪精卫在得知消息后也赋诗二首抒怀，中有“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二句。还有人仿《吊古战场文》，将黄花岗起义的悲壮与凛冽写得淋漓尽致。

没有不曾经历磨难的人，只有弱者才会感到绝望，而像革命党这些强者只会愈挫愈勇。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磨难也不会永恒存在。在冰封覆盖的寒冬后，绿草如茵、碧波荡漾的盛夏已为期不远。

革命啼明：武昌首义

汉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清廷压迫，且留日学生带回了《扬州十日记》等长期以来在中国被禁毁的揭露清朝屠杀汉人暴行的书，这些书迅速流传，此时全国上下一片排满之声，邹容《革命军》中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福利，不愿少数满人专政，所以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政，所以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所以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都不行，达到这三个目的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为完美的国家。”

铁郎在《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中说了一番很痛快的话，他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迷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极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在孙中山、邹容等人的言论宣传下，大批爱国者加入了反清队伍，起义一个接一个，清政府的日子越发难过了。伊藤博文在1909年5月会见英国驻日大使时曾说：“中国在三年内必将发生革命。”

受西方列强的欺侮就不说了，可一直是中国学生的日本也在甲午年把中国揍得够戗，而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又大败俄国，由此，国人纷纷主张向日本学习，将清国的政体变为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在要求立宪的情绪高涨的情况下，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责任内阁，由于内阁13人中有7人是爱新觉罗氏，于是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后的国家换汤不换药，国人对清政府彻底寒心。

就在成立皇族内阁的转天，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把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收归国营，此举引起了铁路涉及的四川、广东、湖北、湖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尤以四川不满情绪最大，四川掀起了“保路运动”。清廷派湖北新军主力去镇压“保路运动”，导致湖北兵力空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打算趁机起义。

10月4日清廷颁布了国歌，歌词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但这国歌没用上。4天后，10月8日，午夜过后，武昌城都入睡了，然而对革命党的许多人来说，这却是个不眠之夜；对清政府而言，这也是最后一个安稳觉。

10月9日下午，革命党孙武在汉口宝善里14号制作准备起义用的土炸弹，结果引发爆炸。关于爆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革命党刘公和孙武正在安装炸弹，刘公的弟弟刘同来玩，抽烟时火星引燃了炸药，引起了爆炸。第二种是孙武进行炸弹实验，配置炸药过程中发生了爆炸。第三种是孙武在搬运炸弹过程中，一个装有药水的小瓶打翻，药水流入炸药中，引起反应而爆炸。这三种说法中，第一种最有戏剧性，但也最不靠谱，在易燃易爆品旁抽烟，革命的安全常识还没这么差。第二种、第三种都有可能。

无论是怎么炸的，反正是炸了，引来了租界中的俄国巡捕，孙武、刘同赶紧逃跑。可他们忘了，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就在宝善里14号。俄国人于是把花名册转交给了清政府。还没起义，名单已经在敌人手里了，怎么办？按计划起义，敌人已有准备；放弃起义，那这几个月不就白准备了？只能趁清廷还来不及应变时提前起义。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在小朝街85号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12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一齐起义。于是，南湖炮队的炮声响不响，就成为当晚起义的关键。

蒋翊武派邓玉麟去南湖炮队宣布命令。杨洪胜等人分头出发，通知武汉各标营的同志，准备当天夜里动手。为稳妥起见，蒋翊武还给邓玉麟配备了两个助手：徐万年和艾良臣。邓、徐、艾在城内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同志都通知到了。当他们最后到达南湖炮队时，已经到了深夜时分，实际上当夜起义的计划已经流产——时间已经过了12点。

南湖炮队营代表徐万年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且兵营内的同志们均已睡熟，迷迷糊糊抄家伙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他们决定等到第二天一早再动手起义。

可是还没等到第二天一早，小朝街85号出事了。蒋翊武一直在小朝街85号等南湖炮队炮声，结果炮声没等来，等来了敲门声。军警找来了。屋中几个人知道事情泄露，几个人急往外冲，刘复基率先冲下楼，其他人紧随其后。还没跑到院子里，军警们已砸开大门，直朝屋内扑来。刘复基立刻扔出一颗炸弹，臭弹一颗，没炸，而后又扔出第二颗炸弹，又是臭弹，没炸，还没等扔第三颗，就被军警按住了。刘复基的英勇抵抗，为他身后的同志赢得了时间。蒋翊武、彭楚藩几个人趁乱立即退回二楼。他们从窗户攀至屋顶，跳入邻居院内，各自散去逃走。

军警们四下鸣枪、吹哨，周围乱成一锅粥。不少人家开门提灯，走到街上看热闹。彭楚藩身穿宪兵队的排长制服，气宇轩昂，没人敢拦他。蒋翊武运气也不错，他刚从岳州回武昌不久，穿了身破旧的棉袍，看上去很像个乡下人。警察把他拦住后，他结结巴巴说：“老……老总，我是来看……看热闹的。”“滚！”军警做梦也没想到被他赶走的“乡巴佬”，正是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

鬼使神差，已经安然脱险的彭楚藩自恃有宪兵队军装在身，不久又回来，想趁机把刘复基救走。这次再无好运气，他被一个军官拦住询问，彭楚藩大大咧咧说他到这里办案。如果他说路过，兴许军官就把他放过去了。他说来办案，反而引起了那位警官的怀疑：“你宪兵营的人，办什么案呢？没人让你来参加今天的行动。”不听彭楚藩解释，他一挥手，立刻过来几个持枪的士兵，把彭楚藩缴械押回了警察厅（熊秉坤《辛亥革命工程营发难概述》持此说，但吴兆麟《辛亥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则称彭楚藩是和刘复基一起被捕的）。

当夜，除了彭楚藩、刘复基以外，去工程第八营送信的杨洪胜也被清政府逮捕了。杨洪胜送完信后就开始了紧张的运送炸弹工作。由于工程营中反动军官有所戒备，他没能把炸弹送到那里，只能急忙跑回住处。恰好，军警接到举报后，认定杨洪胜是革命党，正派人赶去逮捕他。候了快一天，终于把杨洪胜候个正着。杨洪胜一边掉头跑，一边追他的军警扔炸弹。他运气也不好，第一颗没响，第二颗、第三颗没伤到人。杨洪胜一看扔炸弹不管用，撒丫子就跑，一路飞奔到工程营前伏龙寺后面的菜园子内，但还是被军警后抓捕了。

10月9日的大搜捕折腾了大半宿，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个“要犯”的被捕而结束。此时，湖广总督瑞澂（挤兑林则徐的琦善之孙）办事的效率尤其高，他立刻在制台衙门对三个人进行公审。由于彭楚藩身上穿了宪兵排长的制服，他首先被带上堂审讯。

高坐的清朝官员铁忠见彭楚藩上堂，忽然一愣。彭楚藩身上的宪兵军官制服让他心慌，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铁忠的妹夫。铁忠想，如果面前此人真是宪兵营的人，肯定会影响自己妹夫的仕途，便在问清彭楚落是否宪兵营的人后，暗示他说军警抓错人了。彭楚藩如果想活命，只要随声附和，说正是军警抓错人，立马就可走人。可彭楚藩却说：“他们没抓错，我正是革命党人！”铁忠闻言脸色大变，拍案而起：“你自己是宪兵营排长，竟然犯上作乱，难道受革命党指使，速速招来！”这句话，仍旧给彭楚藩一个下台的台阶。如果承认自己受党人诱惑造反，依然可以有“立功”机会。

彭楚藩却慷慨激昂地说：“我加入革命党，完全自愿！满奴无道，入主中华二百余年，食毛践土，犹不感激我汉族，反客为主，拿我们当奴隶对待，实在是混账之极。我汉族同胞现有四万万人，与满奴誓不两立。今日满奴和汉奸来杀我，明日我同胞就要为我报仇，来杀满奴、汉奸。人生在世总不免一死，我是为救国和争人格起见，早已准备流血牺牲，要杀就杀。”

与铁忠同为审问官的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劝他莫要受人误导，断送自己的性命。彭楚藩怒斥道：“你是汉奸，你晓得什么？你只知每天赚几两银子，升官发财，替满人做奴隶罢了。中国如果亡了，我汉族同胞永沉海底，在世上做亡国奴，你这种汉奸也不管。你个醉生梦死、毫无价值的东西，反而说我饮革命狂泉，殊不知我的志向在于救四万万同胞。欲达到救国的目的，必须革命。现在的国家，就是满人拿汉人的钱豢养汉族给他做奴隶，他来做大皇帝享福罢了。”

陈树屏没有发怒，他说：“你既承认革命谋反，就要受国法处置，应该别后悔。”彭楚藩说：“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为同胞流血何悔之有？”

此时革命党刘复基大骂陈树屏“只知升官发财”，“为虎作伥，毫无心肝”。铁忠大怒，吩咐衙役当庭用刑。刘复基四肢俱折，仍旧骂不止口。

此时该提审杨洪胜了，陈树屏问：“你好大胆子，你开一个杂货店，里面装着炸弹，你那店肯定是个革命党联络点。”杨洪胜说：“我们是要革命的，我那炸弹是准备来炸满奴、汉奸的，现在既然被抓，有何话说，只有死耳。可是我辈之死是为四万万同胞，是为义而死；尔等不认祖先，甘愿做满人的奴隶来杀自己的同胞，尔等良心已死，不足道也。要杀便杀，何必多说？”

这些对话，使得幕后听审的张彪、瑞澂等人大怒。瑞澂提笔写下几个字：“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谋逆大罪，枭首示众！”

于是，衙役们推着三位大英雄往督署东辕门处，杀害了他们。彭楚藩和刘复基牺牲时，年仅27岁，杨洪胜36岁。刘复基临刑前，用尽全力，高呼：“中国万岁！共和万岁！革命万岁！”三位大英雄，无人透露出丝毫提前起义的消息。

由于军警们从宝善里14号搜得一整套革命党人名册，瑞澂的师爷张梅生劝瑞澂下狠手，立刻召集军将，按册抓人，大开杀戒，如此可防患于未然。但瑞澂缺乏果决的魄力，他本人又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的人，杀三个人之后又觉杀人太多有损阴德，于是在杀了三位英雄后就睡觉了。事实证明，瑞澂的犹豫，完全是妇人之仁。他如果将革命党花名册复制一份，然后当即把所有新军召集过来，当众焚烧花名册，以让新军中的革命党心安，此后按复制的那一份花名册的名单对革命党秘密监视、恩威并施，这样一来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发生，辛亥革命也就无从谈起了。

很快三个革命党被杀的消息就传到了工程营，工程营戒严，有士兵晚上要去小便，都被告知必须用痰盂解决，不能出去。10月10日早晨，彭、刘、杨三人被杀后砍头的照片被发送至每个军营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布告和照片。革命军士兵人人自危，皆默然无声。好在有个名叫徐兆宾的革命士兵有胆识，他站出队，高声说：“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吓唬我们！”

熊秉坤趁机添了一把火，他说道：“早晚是个死字，我们的名单已经在瑞澂之手，与其等着他们按册点名杀头，不如今天拼死一搏，或能侥幸得生。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大家听说过近日广州黄花岗的烈士吧？他们死后，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合力进取，或许起事成功。即使失败，也对民国做大贡献，使后世铁血男儿以吾等为榜样，为革命蹈死不顾！何况，我们今夕举事，还不一定非死不可！”

他所想，正是大家所想。大家都认为，如果不动手，彭、刘、杨的下场，就是他们自己的下场。工程营的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接着，熊秉坤亲自去邻近的二十九标，找到了驻营的革命代表蔡济民。谈话后蔡济民马上唤来二十九标附近的三十标同志，共同约定起义计划。本来，众人约定下午吹晚操号的时候起义。可当天清军统制张彪为了安全起见取消了晚操。于是熊秉坤等人把起义推迟到晚上七点，即点头道名和二道名中间的空隙。

晚七点，头道名点毕，工程八营的革命士兵开始摩拳擦掌，各个拿出枪来擦枪。行动前，熊秉坤出于好心，找到他在军内的一个拜把兄弟陶启元，说你哥哥陶启胜，一向性格孤僻不合群，得罪人不少，他又是个排长，大事一起，很可能被杀掉。你先去劝劝你哥哥，让他起事之际万勿出头吧！陶启元感动，马上找到哥哥，说明缘由。

可陶启胜不仅不听弟弟的劝告，反而立刻叫上两个护兵，直奔他所辖的排，深入各棚（班）去查验，准备核实后到上司那里告变。

陶启胜上了楼，进入一排三棚宿舍，他发现士兵金兆龙正在用油布擦枪。在场的其余几个人也全副武装。“今晚又不是你值班，为什么擦枪？”陶启胜问。“没什么别的意思，防备万一嘛。”金兆龙说道。平时排长看上去挺牛，现在马上要革命了，金兆龙不怎么拿他当回事。“防备个屁！我看你是想造反！”说着话，陶启胜对身后两个跟自己一起来的护兵说，“缴他械！”“老子就要造反，关你屁事！”两个护兵没敢动。宿舍内的士兵人数不少，谁都不傻，眼前亏吃不得。陶启胜一看，你们不上我上，扑过去一把夺下金兆龙的枪，把他按在了地上。

被按在地上的金兆龙大喊：“兄弟们，动手！”程正瀛高举枪托，朝着陶启胜脑袋就猛砸，陶启胜脑袋登时被砸流血了。他身边两个护兵见势不妙，撒腿就跑。陶启胜这时候才知道害怕，捂着自己血糊糊的脑袋往外跑。情急之下，程正瀛急了，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正中其腰肋，随后又补了一枪，将陶启胜击毙。

程正瀛的这一枪，正是武昌首义第一枪。现在谈论辛亥革命，大多把首义第一枪归功为熊秉坤，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熊秉坤本人的回忆录，也讲是程正瀛开枪打中陶启胜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武昌首义第一枪打响处，湖北新军第3镇工程8营营房旧址

后人之所以纷纷把“第一枪”之功归于熊秉坤，第一是受了孙中山的误导。1914年，孙中山与熊秉坤一起在日本，孙中山当众介绍说：“这位就是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同志。”1919年，孙中山写国庆社论的时候，又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如此说，大家自然跟风。当然，从政治领导意义上的“第一枪”讲，非熊秉坤莫属，因为此前蒋翊武的计划都白瞎了。但要说真正放的辛亥第一枪，确是程正瀛所为。

原因之二在于程正瀛在辛亥革命后归心于北洋政府。在1916年讨袁护国中，他被革命党贾正魁抓住，五花大绑，抛入江中淹死。直到2006年，有关部门才在鄂州重建其故居，为其建塑像。由于有一段为袁世凯卖命的“不光彩”经历，他的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功勋几乎被遗忘。

然而，程正瀛的第一枪的功勋是不能被抹杀的。历史学家无比重视这第一枪是有道理的，这一枪的后果竟然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这一枪的后果竟然是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土崩瓦解，这一枪的后果竟然是17个省脱离清政府独立，这一枪的后果竟然是中华民国的建立！一部壮丽史诗的开头竟然只有一枪，竟然只经过一秒钟，这真是令人惊讶！

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昌知府连夜向湖广总督瑞澂报信，结果门卫不让进，要收门包（红包），武昌知府回家拿钱后才让进去通报，正是这个插曲给了革命党足够的时间，使得起义成功。

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了，南湖炮队的革命党也入城助战。很快革命党占领了整个武昌城，湖广总督瑞澂跑了。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新军协统（旅长）黎元洪说：“我身为协统，如今部下兵变，死也是死，不死也是死，如果革命党失败，朝廷必重罚我，如果革命党成功，我恐怕也性命不保，这如何是好？”刘文吉说：“现在事态不明，我看先观望一下，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这还真有出人意料的结果，10月11日革命党公推黎元洪为都督，宣布废除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并令人民将辫子剪下。黎元洪起先反对革命，在武昌起义那天还杀了两名革命党。但革命党自认为威望不够，就以手枪逼迫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担任鄂军都督府总督的黎元洪

最终黎元洪同意当湖北军政府都督，但不肯在文告上签字。革命党索性直接代他签字，布告四方。此布告即著名的《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檄文言辞激烈，列数清廷必败之三大原因，汉族当兴之三大原因，号召大家投身革命，共建民国。

为什么革命党要推举黎元洪作领袖呢？因为革命需要有能号令天下的革命领袖，他可能不是革命党中人，但却有很强的影响力。说什么革命党在执政问题上缺乏历史主动性，不敢挺身而出，阶级阵线模糊，是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基础的薄弱造成了政治上的软弱，可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更薄弱，难道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软弱吗？复兴汉室的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都认刘备当老大，不过因为他姓刘，是汉室宗亲。梁山108条好汉公认的首领却是“革命意志”最薄弱的宋江，也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大人物”。革命党推举黎元洪当领袖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对革命的成功不抱希望，在文告发出的次日，10月12日黎元洪趁人不备掏枪自杀，无奈子弹卡壳，被一旁的革命党夺下。革命党甘绩熙说黎元洪若不合作，只有死路一条。方才还想自杀的黎元洪听到革命党“以死相逼”，反而惜起命来。革命党陈磊哂笑：“现在已是民国，你若尽忠民国，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满清，就该早早尽节，二者必居其一，何必整日装模作样？而且你并非才智过人，以中国之大，汉人之多，岂无能做都督的人？还是三思吧。”黎元洪说：“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众人：“你的辫子还没剪去，既然当都督，应该表决心。”黎元洪只得把辫子剪了。

之后几日，革命党相继拿下夏口（汉口）、汉阳，武汉三镇尽数拿下，当时中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被革命党控制，60尊山炮，100尊铜炮，数万发炮弹，10万支快枪，200万发子弹被革命党缴获，这为革命初期的胜利提供了巨大保障。

黎元洪见革命党战斗力很强，感到革命乃大势所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表示愿意参加革命。黎元洪是个一旦认定理想就百折不回的人，从此他为革命尽心竭力。

10月14日黎元洪公告祭天，杀死一只小黄牛后说：“元洪投袂而起，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惜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装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民族与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同生死……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需抱破釜沉舟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

他还说：“我对于革命，自二十日（10月12日）上午还没决心，此时心意已决，从此当与诸君同生死共患难。今日革命军起义目的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帝制，建立共和……但革命必须有充足的武力，目前当务之急是准备迎击清军反攻。对于革命的成功，我是十分有把握的，其理由：一、我义军旗帜高高飘扬，湖北各地新军会响应。二、各省革命党必闻风而动。三、长江下游及云贵各省军队军官多是从我军出来的，这些军官素有革命大志。”

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摄政王载沣急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军镇压，清军坐火车南下。革命党胡汉民在清军必经之路埋伏，清军火车经过时他一炮击中火车头，使火车无法前进，清军只得下车，随后他以连珠炮轰击清军，清军忙退回火车，由于火车前后都有头，所以清军火车还能开回。突然一声巨响，火车翻了，原来革命党在清军一过就把铁轨拆了。然后农民和铁路工人奋起杀敌，有的拿锄头，有的拿铁锤，有的拿刀矛，打得敌人是抱头鼠窜。

这天傍晚两军再战，革命党在山上与在长江的清军战舰炮战，一炮击伤江元号，清军撤退。到第三次战斗时革命党缴获快枪1000挺，子弹数十箱，第四次交战革命党又缴获一门机关炮。第五次交战清军一触即溃，革命党大胜。

统领长江清军兵舰的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在甲午战争中立有战功。他在激战中见革命党有人中弹倒地，后面的人依旧忘我厮杀，他从军多年，从未见过这等场面，知道清国气数已尽。他营中革命党汤化龙的弟弟汤乡茗也劝他反正，与革命党合兵一处。此时学生黎元洪的信更添了一把火。黎元洪说：“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师一出，不但名正言顺，而实较胜于汤武，何也？盖汤武牧民，犹自为帝，吾师救民，必不让华盛顿专美于前也。”萨镇冰不便当即反清，而是辞职，默许清舰队反正，与革命党合兵一处。革命党的力量更强了。

在此期间革命党忙里偷闲，还有了军歌：“战友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自古至今，兴灭无定准，哪怕它弹雨枪林，杀敌不顾命，两军阵前，勇！勇！勇！各现真本领，把一片爱国心肠，宗旨拿的定，两军阵前，勇！勇！勇！杀敌最光荣。”

此时响应辛亥革命的，除了在前线奋战的新军，就是资产阶级。这些刚刚产生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义无反顾地支持革命，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到底是软弱还是坚强？起码，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是坚强的。同西方资产阶级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论财力、人力、实力都远远不够，而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却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所面对的实力不强的封建诸侯，而是一个建立了268年的统治系统相当完备的大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参加反清事业，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并不软弱无力，他们是在以自己的全部家当去创造历史。

清廷的覆灭，共和的黎明

在各地革命党的打击下，清军连战连败，于是清廷打算启用袁世凯，但袁世凯以有“足疾”为名拒绝出山，他向清廷提出了5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各省起义的党人；四、解除党禁；五、给予其指挥全国水陆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有十分充足的军饷。鉴于形势逼人，清廷被迫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启用袁世凯。

听说袁世凯被启用的消息后，袁氏一家非常高兴。在袁世凯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袁世凯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在他出发以后不久，北洋军第6镇统制吴禄贞（一个一直与日本人勾结的革命党）要派人杀害袁世凯全家。这时候，袁世凯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但袁世凯先下手为强，派人在石家庄车站将吴禄贞刺杀，袁世凯的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虽有革命党要刺杀袁世凯，但他却不着急复仇，不急于与革命党交战。摄政王载沣说新内阁成立，军国大事刻不容缓，该同革命党交战了，袁世凯说摄政王不退位就不跟革命党交战，此时隆裕太后表示支持袁世凯，因为隆裕太后当太后三年，大权一直在摄政王手里，她也心怀不满，便借此机会报复摄政王，没承想引“狼”入室。于是摄政王退位，袁世凯大权独揽。

11月1日袁世凯亲自布置进攻，冯国璋带兵与革命党交战，形势迅速扭转，11月2日夏口失守，革命党退守汉阳。是日黄兴赶到武昌，3日黎元洪筑拜将台封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当时黎元洪说：“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特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率我军队推倒满清恶劣专制政府，光复汉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为人民谋利益。黄兴君功在民国，我将士需心悦诚服，听其指挥，群策群力，驱逐鞑虏，保卫国家。如此中华民国幸甚，同胞幸甚！”

黄兴说：“兄弟有三点意见：一、需努力，清兵拼死与我为敌，我若稍有萎缩，敌军就打我心腹，临战必须努力，后退者斩首示众。二、服从军纪。三、协同。若互相摩擦则不能成功，洪秀全、杨秀清就是前车之鉴。”说罢黄兴即赴汉阳督战。两军隔河炮战，10日清军渡过汉水，进逼汉阳。

在此期间冯国璋的部下有将妇女轮奸致死的，也有强奸不从，被冯国璋的部下用刀砍死的，袁世凯得知后大怒，将犯罪士兵一律斩首，冯国璋不服，找到了袁世凯，说：“曾文正是圣贤，不是在打进南京后还允许他的部下抢劫三天吗？”袁世凯说：“如今与曾文正时代不能相比，那时朝廷权威尚在，正在中兴之际，太平军定都南京后诸王骄奢淫逸，破坏道统，内部崩塌，早呈灭亡之势，而曾国藩仍苦战十余年，备尝艰辛，饱经忧患，所以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允许官兵抢劫三天，此后人们对此还颇有微词。如今主少国疑，全国板荡，新贵专权，民心丧尽，而革命党号召种族革命，四海响应。他们新得势，士气正盛，就说这次武昌起义，他们处处爱民利民，秋毫无犯，所以很受民众爱戴。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纵兵扰民，那我军不就真成反动军队了？”冯国璋点头称是，自此北洋军的纪律也严明了。

就在北洋军与革命党激战时，袁世凯却脚踩两只船，在“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中周旋，以求利益最大化。他秘密派人与黎元洪议和，黎元洪说：“袁宫保（袁世凯当过清宫太子少保）这时不该出来。先前宫保做直隶总督，好好的，为什么被把罢官？现在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可见满人大有奸心。这个时候，如果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没法子了。要照满人一登位时待我们汉人光景，现在我们汉人应将他满人的全家杀完，这才可以报前仇。现在我们许给他一块地方，供应他的吃穿，是很对得住他的。”黎元洪拒绝了袁世凯议和的想法，足见他坚定的革命信念。

11月14日革命党一度架浮桥反攻汉口，但因清军火力猛，被迫撤回。许多人责备黄兴，黎元洪说：“你们要责备黄兴，先责备我。”17日清军大举进攻汉阳，在汉阳以西两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27日在汉阳两军大决战，一方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清军，另一方是充满革命热情、纪律严明的革命党。革命党是为民族独立而战，不是为抽象的理想，也不是为政客们可以根据情况左右曲解的口号而战，这使得他们充满热诚。两支军队的士兵都感觉到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大战，要想获胜非得拼尽全力不可。但是士兵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一天的战场厮杀不仅会决定他们个人的命运，还将决定整个清国的生死，并且将中国带入新的时代。

毕竟北洋军训练有素，而革命党是临时拼凑而成，且袁世凯非常会用兵，革命党力战不支，退至武昌，汉阳失守。汉阳失守后黄兴说：“汉阳失守，我有何面目见人，唯有一死！”在黎元洪的开导下黄兴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武昌军政府紧急开会，商讨对策。败退后的黄兴，怒气满胸，他指责众人：“这仗你们都是怎么打的？都怪你们不听指挥！”大伙一听，啥？你说我们不听指挥？你这都怎么指挥的？正因为你瞎指挥我们才连吃败仗，于是大家把矛头都对准了黄兴，黄兴很被动。

最后，还是黎元洪出面当和事佬，说：“你们要责备黄司令，先责备我，因为他当司令是我推举的。大家要知道，黄兴对于革命有不可估量的贡献，现在汉阳虽然失守，但其他各省独立的不少，如果我们一时丧气，功败垂成，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他还劝大家不要伤和气。众人稍微平静后，会商如何走下一步棋。黄兴提出说：“咱们应该放弃武昌，收拾残兵，顺江东下，会合南方革命军，精锐进攻南京。”屋内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黄兴放弃武昌的提议。

最后，张振武一席话定下调子：“武昌乃全国革命首义地，如果弃之不顾，肯定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武昌若失，敌人盘踞上游，即使我们能攻下南京，又有什么意义？最终可能像洪秀全那样苟且待毙。”说到最后，张振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拔出腰间手枪，大呼道：“敢有人再言放弃武昌者，即为汉奸，杀无赦！”黎元洪、孙武等人，纷纷起立鼓掌，屋内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张振武的话。处于如此被孤立的境地，黄兴面如土灰。黎元洪察言观色，打岔说要陪黄司令休息一下，拉黄兴离开了会场。

12月1日，北洋军已经占据了龟山制高点。他们把大炮搬上山，朝着武昌居高临下，武昌各部门无不挨弹。情势如此危急，黎元洪坐不住了，准备溜号。张振武、邓玉麟等人得知消息，立刻赶来劝阻。“大敌当前，身为都督，你应该作出表率。弃守地而走，就是临阵脱逃！”张振武叫人“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但房顶上不住炸的炮弹还是让黎元洪坐不住了，黎元洪最终还是逃了出来。

黎元洪跑到了王家店，革命党群龙无首，武昌城内更加混乱，军心涣散。依照当时的态势，武昌沦陷，只是早晚的事情。可就在此时，占尽优势的北洋军，根本没有乘胜追击，只是不停地开炮，步兵并未发动进攻。而且，就在黎元洪本人逃离都督府的当天，袁世凯派人送信，要与革命军讲和。

冯国璋因为拿下汉阳，受到朝廷封为男爵的鼓舞，要一举攻下武昌。袁世凯却一日内七次急电，制止他的进攻。袁世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根本不想置革命党于死地。他知道，如果他灭掉革命党，清廷很快会收走兵权，而且从许指严《新华秘记》等资料看，袁世凯也并不敌视革命，他曾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清廷却将其罢官，他要报复清廷，革命党就是最好的底牌。

12月1日傍晚，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潘恩拿着由袁世凯拟好的和议条款，过江来见黎元洪。由于黎元洪已经跑到王家店，蒋翊武等人接待了他。议和条款中，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领事建议交战双方休战三天（从12月3日8时起）。这份协议，武昌方面先盖印，然后再由清方盖印。此时，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黎元洪逃跑的时候，把大都督印信带走了，无法盖印。好在革命党人才多，一名叫高楚观的人善篆刻，拿大萝卜刻了个总督大印，盖在停战书上，让英国人带走。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大喜。他赶紧从王家店往回赶。回来后，黎元洪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权力更重。因为，清方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此时革命党内部对于谈判产生了分歧，有人反对议和，黄兴则支持与袁世凯讲和，他说：“袁世凯是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廷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反对和谈的毕竟是少数，和谈开始进行。

一个政权，如果长久地祸害他的人民，那么在这样的国度里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并非空洞的道德情怀，而是基于自豪和认同的现实感受。否则，就会像辛亥年的清朝那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爱清国）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崩溃似乎跟任何人没有关系，面对清国的死亡每个人都决定对清国发动致命一击，落井下石——不仅是那些被损害者，也包括被清国任用的封疆大吏。

就这样，在此期间各省纷纷脱离清廷统治，宣布独立。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

此时革命党猛攻南京城，清军镇守南京的是张勋，他在革命党攻城期间在城内大开杀戒，他下令：凡是剪辫子的年轻人看见一个杀一个。最终张勋没有守住。12月2日，南京为革命党攻占。

讲到这儿，大家会有疑问：辛亥革命的“男一号”不是孙中山吗，孙中山呢？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消息是起义三天后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一家餐馆打工时看报纸得知的。武昌起义事先革命党没向孙中山请示，事后没向孙中山汇报，等到辛亥革命进行到第77天的时候，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海外生涯回国了。

大家看到这会问，照你这么说孙中山就没对辛亥革命做贡献了？不是的，孙中山在得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出访欧美列强，寻求他们的支持，以便让他们在革命胜利后承认自己的政府，并找列强要贷款。孙中山说：“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可是，列强无人愿相助中国革命，孙中山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等于说孙中山一直为革命筹钱，并为新政府提前办外交，这显然比他回国起的作用要大。但遗憾的是他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了两个月，若他及时回国领导辛亥革命，革命党绝不会乱哄哄群龙无首。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众人揣测他从西方带来军舰和贷款，他说：“我虽叫孙文，却不名一文，所带来的是革命精神，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

可没钱是干不了革命的，据胡汉民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20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可见这可怜的南京政府真是穷到了骨子里。

正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给了孙中山大笔银子，孙中山与三井株式会社签约，得到了日本人的巨款。

日本人干吗支持孙中山呢，他们直接支持袁世凯不就得了？理由很简单。当时的袁世凯手握几十万兵强马壮的北洋军，以袁世凯的实力和智慧，他是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如果他统一中国，这个国家会迅速强大起来，强大到令日本害怕。这个局面是日本人绝不希望看到的。而孙中山呢，一直主张美国式的“联省自治”，这种松垮的联邦形式在中国就会成邦联，肯定造成各省割据的事实，反而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局面。

12月2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致电袁世凯，说：“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就渴望自由，并准备获得自由，任何一种足以使中国人民走向自由的活动我总是寄予最大同情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南北议和的核心是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后，革命党就拥护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一直梦想的大总统宝座被人占先了，自然怒了。

因此，孙中山在宣誓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袁世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他连发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文日前抵沪，诸同志属组临时政府，文以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惟目前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第二封电报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事，并不反对。倘若以君之力，不通过战争，就能完成国民共和的愿望，保证民族的团结和退位后清朝皇室的安乐，一举多得，那么我孙文一定会让贤。”换句话说，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孙中山就辞职。

此时革命党内部对革命走向产生重大分歧，《民立报》说：“武昌师起以来，以数万人之流血而得定东南半壁，然而大敌尚在，壮志未酬，我当局乃过重人道，欲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是已我之过矣。”黎元洪随后说：“项城（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以仕清廷，未克与选，识者惜之，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当选？”他代表了革命党一部分人的态度，且此时革命党“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战斗力明显降低，革命党的进取心更低了，反对和谈的越来越少，和谈也越发顺利。

还是黄兴痛快，他直接致电给袁世凯：“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拱手听命者。”

可此时，孙中山依旧反对与袁世凯议和，怕袁世凯当总统后会背信弃义，也对袁世凯能否在中国实行共和表示怀疑，因此不愿交权。汪精卫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总统非袁公担任不可。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否则，北洋军挥军南下，乘武汉新胜之余，凭锐恃强，可一鼓而下南京。如此强弱悬殊，天下大势可判。现在，不如忍痛退让，让出大总统之位，如此可促成借袁世凯之手，推翻清廷。”“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孙中山当然不是舍不得总统之位，他是对袁世凯不放心，可如果不跟袁世凯议和，把袁世凯逼急了，已有的革命成果也会失去，孙中山于是同意让出大总统职务。

汪精卫电告袁克定转袁世凯：“项城（指袁）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孙中山为革命积极奔走多年，满怀激情，心胸宽广，毫无个人私心杂念，但另一方面，孙中山在南北议和时就任大总统，在与袁世凯谈判中的一些做法，可见他的确不精于权谋，在政治权谋上跟袁世凯比起来，不够成熟。孙中山想以自己天下为公、一身正气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来与袁世凯等得到几千年中国专制社会权谋真传的人较量，无异于手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其实，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也的确有清醒的认识，他说：“这回革命一起，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牺牲与流血，更不知前仆后继之人及共和之价值，而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势力依然潜伏，今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痈成患，将来贻害民国之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患者也。”他已经预见到了后来的军阀之祸。

而此时清廷更加混乱，袁世凯为了掀翻祸害中国300年的清国，他一面派人与革命党谈判，一面对清廷施压，迫使清帝退位。他让段祺瑞按照自己的意思致电清廷，电报中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命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命军君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馁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我段祺）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诸代奏。

在段、袁二人逼迫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名义下诏退位。清国完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从此掀开新的篇章。

辛亥革命胜利了，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辛亥革命为什么能成功？

一、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汉战略地理位置十分突出，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武汉为九省通衢，居南北辐辏之中心，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湖北省本身就在地理上雄视天下之省，《读史方舆纪要》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武汉正是能号令东南的地方。曾经驾驶近代兵舰几乎游遍全球江洋湖泊的英美海军军官面对武汉的山水之势也惊叹不已：“游行几遍地球，水陆形势之佳，未有如兹者，推为环球第一。”也正是这种地理位置为武昌起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创造了条件。

张继增说：“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全国响应。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乃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功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富，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人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它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他虽言语中不乏为张之洞歌功颂德之词，但的确说出了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的原因。孙中山就说：“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清，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二、改革幅度过大，导致清国无力承受改革带来的巨变，最终覆亡。八国联军后，晚清也改革不少，全国各地办学堂，编练新军，计划练现代化军队36镇（36万人）。法律上，清廷参照西方各国法律，修改《大清律例》；废除枭首、凌迟、黥面等酷刑；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颁布《商律》，提倡奖励实业，振兴商务，鼓励私人出资兴办企业、交通，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改革就要花钱，钱从哪出？老百姓的身上呀。于是尽管朝廷在改革，但百姓负担却越来越重，都对朝廷不满。每多一项新政举措，就多一项庞大的经费支出，而改革带来的收益却低于为了改革而支出的费用，这样就导致了财政崩溃。清末民初学者缪荃孙说：“国家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废除科举使清国失去士大夫支持，丧失了传统读书人的人心，同时也使得一批年轻人没有出路，从而走向朝廷的对立面。1905年清国废除科举，对国家前途而言是好事，从此不再有这种束缚思想的“高考”，但是对清朝而言，则很不妙。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一种选官制度。隋朝建立科举制以来，唐、宋、明都是靠一大批士大夫（读书人）在支撑，从而在衰落后很长时间才灭亡。而读书人之所以支持朝廷，就是因为科举是他们上升的通道。一旦废除科举，失去了晋身之路，就转化为朝廷的对立面。无赏罚则失名器，无名器则天下离心，朝廷也不再被读书人尊崇，政权基础半被掏空。

此外，废除科举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000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用时不过5年。然而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毕业之后的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以新军中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当官的不及100人。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不了官，找不到工作，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于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些年轻人全都走到了清国的对立面，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掀翻清国，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

四、慈禧已经去世。武昌起义爆发时，慈禧已经死了三年，如果她还活着，只要老太太在上面镇着，底下谁敢造反？只要慈禧活着，那么即便用袁世凯来镇压革命党，慈禧也能将袁世凯掌握在股掌之中。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慈禧还活着，那么就不会有1909年载沣将袁世凯罢官，袁世凯就不会对清国怀恨在心，也不一定会有报复出卖之心了。

五、隆裕太后审时度势。隆裕太后面对袁世凯的逼宫，最终选择了交权。假如隆裕太后坚持不交权，并号召全国几百万满人抵抗，那么又是一场内战。而如果隆裕太后交了权，但是带着溥仪退到东北，自己依然据守东北，也不是不可能。但隆裕太后并没这么做，因此隆裕太后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

六、皇族内阁彻底失去人心。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责任内阁，由于内阁13人中有7人姓爱新觉罗，于是被称为“皇族内阁”。清廷不这么做的话，国人还有点盼头，盼着立宪，既然立宪后的国家依然换汤不换药，国人对清政府彻底寒心。

七、袁世凯背叛清廷与革命党和谈。设想一下，如果12月1日袁世凯不阻止冯国璋进攻武昌，那后果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结果一定是袁世凯将革命党消灭在摇篮中。因此虽然袁世凯背叛清朝不符合传统道德中的“忠君”思想，但如果袁世凯始终对清政府忠诚，继续剿杀革命党的话，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假如袁世凯不跟革命党和谈的话，他肯定是接着跟革命党打，很快就能拿下武昌，然后就如张振武所说，由于首义之地武昌的失守，“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革命土崩瓦解后，袁世凯再逼宫，让清帝退位，如果不退，那就再来一次战争，把全国支持清帝的省份都一勺烩了——这也不难，军队在袁世凯手中。结果呢？袁世凯打倒皇帝做皇帝，帝制继续。伟大的辛亥革命最后又成了一次中国历史上再平常不过的改朝换代。

袁世凯在眼看就要灭掉革命党的时候，在满汉全面民族混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在乱世正达到最黑暗最疯狂最变态的时候，他，以跟革命党和谈而结束了这一切可能会毁中国于瞬间的大动乱。他的谈判条件是：让皇帝下台，但让人民活着；要砸烂王冠，但要保护王冠下的人头；要革命，但不要暴力。最后谈判成功了，辛亥革命胜利了！

换句话说，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客观上是有贡献的，不应该被抹杀。

当然，辛亥革命的成功还有一点，也是最根本的，那就是革命党的努力，如果说其他是0的话，革命党就是1，虽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进行时并不在中国，但是在此前他却起了播火人的作用。等于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先点了一把火，然后，清国的废除科举、“皇族内阁”等政策自取灭亡，彻底丧失人心，这等于说是给这把火来了一场大风，最后，袁世凯出卖清廷，逼宫，火上浇油，将清廷这栋大楼彻底烧毁。故而，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论功劳，革命党占三分之一，清廷的自取灭亡占三分之一，袁世凯最后掀翻清廷占三分之一。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呢？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不只是在中国历史上，即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场非常伟大的革命，古今中外有哪一场革命像辛亥革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大的国家里，以这么小的牺牲最终取得那么大的成果呢？没有，绝对没有，辛亥革命是独一无二的。

辛亥革命，既使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也使汉人终于“光复”了祖国，结束了被奴役的统治，更使共和制取代了封建帝制。换句话说，一场辛亥革命，完成了三个革命：朝代革命、民族革命、制度革命。

周恩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刘少奇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然而，也正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快，最终暴露了许多问题。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佩弗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辛亥革命仓促成功，各方面都没准备好，导致一片混乱，李宗仁说：“我在清末上陆军学校时感觉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上下只觉得一片混乱、败坏。”

冯友兰的观点无疑比较另类，他说：“辛亥革命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是绅，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对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毛泽东的话无疑非常全面，他说：“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辛亥革命是在一片胜利声中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了呢？我认为原因在两个地方，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

第二章　帝制游魂

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1906—1967），字浩然，英文名Henry。

1908年12月2日溥仪登基大典，3岁的他看见黑压压的大臣高呼万岁，吓得哭了，大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载沣说：“快完了，快完了，我们就要回家了。”大臣们听后大惊失色，议论纷纷：“我们大清国就要完了？回家？回哪去？东北那疙瘩？”果然三年后清国完了。

1911年7月，陈宝琛成为溥仪的老师，溥仪说：“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是我唯一的智囊。”陈宝琛很高兴，逢人便说：“皇上是个明白人。”在智囊辅佐6个月后，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大清江山丢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他说：“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用藏有铁砂的蛋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宫女告诉他太监挨打是很疼的，溥仪说：“太监也知道疼？”

1917年6月张勋打算拥立溥仪复辟，此时袁世凯称帝失败而亡，陈宝琛便劝张勋不要复辟，张勋却决意复辟。陈宝琛见拧不过他，就没再阻拦。张勋面见溥仪说：“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纪小，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说：“康熙爷8岁就做皇帝了，陛下都11岁了。”溥仪依然摇头。于是张勋说：“圣上为何不愿复辟？能讲给老臣听听吗？”溥仪说：“陈师终日子曰诗云闹个不了，朕还有何心思去干别样事？”张勋说：“圣上如允重登大宝，即日理万象，可以不用读书了。”溥仪大喜，说：“敢是一做皇帝，书就可以不必读了么？”张勋说：“古来只有马上天子，从无读书天子。”溥仪说：“果如卿言，朕便如此。”

随后在“朝堂”上，太保世续说辫子与时世不合，劝张勋和他的部下将辫子剪去。张勋听后大恼，便说：“我手下的兵，个个都有辫子。这些兵之所以要有辫子，这在军事上关系重大。正因为我的兵都留辫子，所以奸宄之徒就难以混入。如今这些乱党奸徒，岂不个个都是没有辫子的？”

1917年7月1日张勋正式拥立溥仪复辟，之所以在7月1日复辟，是因为7月1日是农历五月十三，而张勋最崇拜的人关羽的生日就是五月十三。

张勋复辟是一场闹剧，同时也是一场笑剧，在天忏生《复辟之黑幕》中有许多搞笑故事，摘录如下。

张勋复辟后给时任总统黎元洪拟了一个奏请归政的奏折，但在批词上却对黎元洪的称谓颇为踌躇，开始想称之为“总统”，觉得不甚妥当；后又拟称之为“该大臣”，但民国元首，终究不该用“大臣”称之。想了半天，很费脑筋。最后，康有为说：“不如称之为‘该员’，最为妥善。”众问其故，康有为说：“中国本为陛下所有，前因辛亥革命，陛下为息事宁人起见，这才将天下大事委托给袁世凯管理，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这两人不啻陛下之‘管理员’也，因而称‘该员’最好！”众人称妙。

复辟的当天下午，当手下报告街上到处都是留辫子的人（其实都是临时买的假辫子）后，张勋乐不可支，大笑道：“我说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不然，哪里来这许多有辫子的人呢？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在这些复辟的人中，众人的辫子都保留得完好无损，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而秃，垂下来也不过六七寸，像秃草一样。当有人说他辫子不行，不像个复辟派时，康夫子辩解道：“我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众人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有为得意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不但发辫短，胡子也因为化装入京、掩人耳目的需要给剃掉了。当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夫子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张勋向宣统请示的时候，瑾太妃以为不可，说历代以来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急忙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且时时揽镜自照，就跟农夫盼着禾苗长出来一样。

由于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有功，他被封为“忠勇亲王”，他的爪牙们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唯独部下某秘书却忽然向张勋提出辞职。张勋愕然，问他这是何意。该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于宣统就该自称奴才，而我辈对于大帅，也要自称奴才，我虽寒素，却不愿做奴才，更不愿做奴才之奴才。”张勋大怒，骂道：“你还没有称奴才的福命呢！要去便去！”于是这个秘书走了。

张勋的老婆曹氏倒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地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张勋复辟两天后，7月3日段祺瑞在河北沧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

张勋听说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来讨伐，他便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这两路兵指日便可荡平。”众问其故，张勋掀须笑道：“东路司令段芝贵，段者断也，我兵与他交战时，包管一刀将他砍成两段。至于西路司令曹锟，更不足虑。《三国演义》中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曹家军最怕张翼德，长坂坡一声大吼，吓退曹兵百万。我待曹锟兵到卢沟桥时，即单人独骑，前去喝他一喝，他方知我老张的厉害。将来莽张勋喝断卢沟桥，可传为千古美谈了。”

7月11日段祺瑞派空军在紫禁城上空吓唬溥仪和张勋。自从溥仪退位后宫中都是妇女宦官，壮丁极少，因此一听见飞机的声音就吓得够呛，到处跑。只有溥仪不怕，且以此为乐，飞机来了他就站在屋檐下，等飞机走了，便拍手大呼：“快出来吧，完了完了！”隆裕太后听见后说：“你3岁即位时你爸说快完了，结果清朝完了，这次复辟还没成功，你又大声喊完了完了，我清室还有何指望？”说罢痛哭不已，溥仪也默然无语。结果复辟历时12天，完了！

复辟彻底失败后，溥仪退位。这次退位后，溥仪喜欢上了骑自行车，他说：“我结婚后最爱骑自行车，为了骑自行车，宫中许多门槛都被我锯掉了。”

明末朱元璋后人后来几乎被清廷杀绝，溥仪在北京只找到一个朱元璋后人，拉他到紫禁城聊了半天，此人叫朱煜勋，后来溥仪去东北当儿皇帝后，朱煜勋还坐火车去沈阳看他，不知朱元璋九泉有知，作何感想。

张作霖曾去拜见溥仪，溥仪说：“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失臣下礼。”张作霖回来跟人说：“这小子已经退位，还摆什么臭架子？”

溥仪好画画，冯国璋曾找溥仪要画作，要来后见这幅画上一匹马长着两只角，暗喻马加上两点的‘冯’，并有题款“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让人把此画烧毁，说：“溥仪这孩子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1921年故宫装上电话，溥仪第一个电话打给全聚德，让他们送烤鸭，第二个电话打给唱京剧的杨小楼，第三个电话打给胡适。溥仪对胡适说：“我对民国优待条件不在乎，我只想多读书，做一个有为青年。”

3年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赶出故宫。鹿钟麟将溥仪带到醇王府时，突然拔出枪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战战兢兢地说：“我愿为中华民国一分子。”鹿钟麟于是与他握手告别。

被赶出故宫后，溥仪闲来无事，总爱对经典诗词进行溥仪版改进，比如溥仪版《陋室铭》：“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果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友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三希堂法帖》），无心慌之乱耳，无倦怠之劳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他还爱写新诗，如：“灯闪着，风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书，月亮出了，风熄了，我坐在床上唱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来找溥仪，他对溥仪说：“日本军队在满洲的行动完全是针对张学良的，日本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政府对满洲绝无领土要求，对陛下充满敬意，我们愿诚心诚意帮助陛下建立新国家，拯救满洲人民于水深火热中。”溥仪：“这新国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家？”土肥原贤二：“当然是完全独立的。”溥仪：“不是，我是问这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如果满洲是复辟帝制，我一定去，否则的话，我就不去。”土肥原贤二：“这没问题，当然是帝制。”

在日本帮助下溥仪带着福建人郑孝胥出关到东北，1934年称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苏军抓获。1946年溥仪作为证人参加东京审判。

1950年溥仪被苏联遣返回中国，被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后10年他被劳改，1959年被特赦。

特赦后溥仪去了许多地方参观，在参观陕西博物馆时，面对陈胜吴广起义的展板，溥仪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位皇帝，从那时起，人民就反对封建制度，起来和皇帝斗争，这种斗争经历两千多年，直到把我推翻为止。”来到景山崇祯上吊的老槐树时，溥仪说：“中国历史上末代皇帝下场都很惨，”然后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但我是个例外。”

1961年溥仪参加辛亥革命50年纪念活动，一个老人向他伸手：“啊，是你？”溥仪一怔，他想起了37年前手持步枪驱逐他出城的军官——鹿钟麟，是他，就是他！“溥先生可好？”“好，好，不过你今天看到的不是从前的溥仪，而是新生的溥仪。”鹿钟麟指着身旁一人，说：“这位你认识吗？”溥仪看着这位戴着眼镜，个不高却很健康的老人，在自己的记忆库里搜索，却搜不出来，“这位就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熊秉坤（其实是程正瀛，因孙中山说是熊秉坤，便以讹传讹了）。”

1964年溥仪来到井冈山，离开山后写文章向周恩来汇报，他写道：“通过在井冈山参观访问，我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毛主席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深刻分析，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密切联系的思想，农村包括城市的思想，开展在部队中建党工作，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建军思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都是在井冈山这一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敌人力量强大，革命力量尚薄弱的时候，毛主席就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有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正是沿着这些光辉思想而取得的。”鹿钟麟（左）、溥仪（中）和熊秉坤

3年后，1967年10月，被大风从西北黄土高原吹来的漫漫黄沙弥漫北京，到处是一片昏黄，人们抬头仰望高挂在空中的太阳时，发现它不再那样耀眼夺目，却像一轮略带荧光的深秋寒月，这种罕见的天文现象让许多人为之惊愕茫然，一些知道溥仪病重的人则传言：“天发黄，宣统皇帝快死了！”1967年10月17日溥仪病逝。

溥仪的一生结束了，他生时危机四伏，死时轰轰烈烈，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北京政变、“九一八”事变，所有这一切都跟他有关，可是所有一切又似乎都与他无关。所有这些既非他所愿，也不是他发动的，但他却被深深地卷了进去。他没有丝毫政治才能，远谈不上政治家，但他足可称为政治活动家，他走了一条与大多数政治活动家截然相反的道路，不是从底层向上奋斗，成为手握大权的政治领袖，而是从上层往底下滑落，最终成为非常公民。

腐朽的清廷

清朝终于完了，在清宫戏中清朝被美化得太过分了，看了真正的清朝，相信您会对这个腐烂的朝代有真确的认识。

每个朝代灭亡时都有一批人甘愿为这个王朝而死，如宋朝灭亡崖山海战10万人殉国，明朝有数十万人为明朝而死，最次的五代十国的后周还有一个韩通殉葬，而清朝呢？一个都没有，真正的孤家寡人！

清廷是丑陋的。违背国际公法，囚禁谈判代表都是清廷干的，而这直接导致圆明园被毁。清廷在进入20世纪时与义和团沆瀣一气，结果使一场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变成一场残暴的对国内外无辜人士的杀戮（没杀几个侵略者），导致中国失去世界同情，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清廷是愚蠢的。一天日斯巴尼亚来缔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说：“小日本鬼子又来闹了。”旁人说：“日斯巴尼亚是西班牙。”王文韶：“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鬼子的奸计呢？他们怕我不答应，就换个国名蒙混过关，既然西班牙可以有两个名字，日本怎么就不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都如此无知，何况普通清朝官吏？一个个对外一无所知，对内也不自知，由不实的情报产生错误的判断，由错误的判断导致荒谬的应变，由荒谬的应变酿成悲惨的结局。

清廷是无知的。他们不知外面事情变化，不了解世界科技发展，不能审时度势，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和自己，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不仅对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法一无所知，还拒绝了解，最终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进攻八国使馆，肆意践踏国际公法，杀害外国驻华公使，于是授人以柄，被动挨打，而人家则在理直气壮中打进北京城，使得中国蒙受奇耻大辱。中国人吃了亏，不但无处申诉，还要赔款、道歉、割地。

清廷是狂妄的。他们拒绝以平等身份与他国交往，正如蒋廷黼所说：“鸦片战争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鸦片战争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中国从不参与国际事务，以致在国际舞台上除李鸿章外没有中国人的影子，关键时刻没人能站出来维护中国人利益，人家都不了解你，凭什么为你说话。

清廷是腐朽的。他们拼命维护的东西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没落的满洲皇权、此时已腐朽透顶的儒家文化，而他们所拼命拒绝的是代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东西——科学、民主。

丑陋、愚蠢、无知、狂妄的政权根本没资格存在，所以清朝完了。但中华文明还在，中国还在。在近代经历那么多灾难后中国依然屹立不倒。

八十三天屋里皇帝袁世凯

研究一个文学家的人生，只要看他的作品即可，然而研究一个政治家的人生，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很难判断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权术。就拿近代的伟人来说，毛泽东喜欢跟美国人斯诺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蒋介石虽然什么都不说，但是他把真实想法写在日记里。因此要研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看斯诺的书就行；要研究蒋介石的心路历程，看《蒋介石日记》即可。但是，要研究袁世凯的话，就没那么好办了。袁世凯城府极深，一生从不轻易流露真情实感，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守口如瓶。因此，要参透他的人生，太难了。但尽管如此，从袁世凯大量的行为中，还是可以揣测出他的真实想法的，问题在于如何去伪存真地判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睁大眼睛，不被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否认表象后面的真实。

首先我们就来分析下袁世凯是政治家还是政客。

一、袁世凯是政治家，不是政客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几乎所有近代史书都把袁世凯称为政客，那么袁世凯是政客吗？

熊飞骏提出了政客的7个标准，我们借用一下来分析袁世凯。

政客标准1　没有明确政治理想，也没有任何文化信仰。

政客只要能让他们当官就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而袁世凯有明确的政治思想。他1895年上奏提出多项建议，如把精通外国情况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对朝廷施政提建议；废除八股文鼓励西学；选拔外交人才；裁撤冗员，整顿吏治，重用留学生；改革票号，建立银行；印刷纸币；设立商会，发展商业；以政府督造商人出钱的形式修铁路；在全国推广近代邮政；鼓励、扶助商人开工厂等。他的这些想法一点不比康有为他们落后。袁世凯还经常发表强国主张，“当时人喜欢听他的言论，视为一世之雄”。他是坚定的改革派。

政客标准2　没有是非标准，只有永恒利益。

大凡政客都是唯利是图的，其是非判定标准就是，只要对他们有利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政客讨厌政治清明的治世，但也并不喜欢乱世，因为治世他们无法浑水摸鱼，而乱世他们又成不了英雄。

袁世凯少年时就有囊括天下的大志。他12岁在作文中写道：“东西两洋，欧亚两洲，我早晚会一只手托起他们。我将率天下之士把欧亚两洲囊括于自己的手中。尧舜汤武是假仁假义，我看不起他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做，我将让天下人拜倒在我脚下，有不从者杀无赦！”他的老师看完作文后差点被吓死。13岁时袁世凯写道：“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把自己比作潜藏的龙，等待着逐鹿中原，这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气无二。他15岁时有“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之句，19岁时有“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眼底明。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之语。他常不惜重金购买各种兵书战策，被人称为“袁书呆”。他最喜欢的书是军事和历史，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全读过，曾说：“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10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人生在世，圣贤与奸邪谁能分得清？金钱与名利哪比得上大权在手更被世人钦佩？曹孟德是奸雄，袁世凯也是奸雄，他们都是备受争议的人物。然而看完袁世凯充满豪霸之气的诗，如果说他不喜欢乱世，谁信呢？

政客标准3　从骨子里仇恨美好的东西，善于利用人性弱点。

政客的心理都是阴暗的，他们一见到美好的东西就要想方设法加以破坏，否则浑身不自在。而袁世凯非但不破坏美好的东西，反而创造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1901年袁世凯创办中国第二所大学——山东大学堂，即今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建校时袁世凯说：“国势强弱在与人才，人才之盛衰源于学校，人才为立国之本，而学校又是人才必出之途。”

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官方报纸——《北洋官报》，以及中国最早的警官学校——天津警务学堂，并在天津把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水泥实业都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

1903年袁世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的学校——直隶工艺学堂，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近代化监狱，并在天津设立全国最早的电话局，建立了河北区、北站、金刚桥。

1905年他提出废除科举，说：“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士子永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也永远不能争衡于世界各国。”慈禧同意废科举，但是要在十年后。袁世凯于是又写了封奏折，然后与张之洞、盛京将军（沈阳军区司令）、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一起联名上奏，力陈废除科举，培养新式人才的急切性，并强调“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即便是女人也应该让她受教育”，如此国家才能富强。慈禧被打动，中国1000多年的科举制从此终止。同年他出钱督造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并向朝廷举荐詹天佑，詹天佑才得受朝廷重用。这年袁世凯在北京也设立了电话局。

1907年他在天津实行中国首次地方选举。这年他还在天津劝业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展览馆。天津最早的电灯和电车、自来水都是他兴建的，其中自来水、电灯是全国最早的，北京的自来水企业也是他兴建的。

他在直隶兴办上千所学校，他兴建7391所小学、30所中学、20所大学、12所大专，13所师大、121所女子学堂以及技校、医大、军校，只要你能想得到的都是袁世凯建立的。他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是第一个提出义务教育的人。他在天津建立天津博物馆、天津图书馆，还设立许多阅报处供人们了解时事。唐德刚说：“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之路上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孙中山向袁世凯保证说：“袁公您练200万雄兵，我修20万里铁路。”但实际上一里铁路也没修，所以孙中山外号“孙大炮”，因为在时人眼中他只会放空炮。

综上，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政客标准4　道德水准低下，缺少人类高贵情操，只有升官发财一个目标。

政客最热衷的是升官揽权。袁世凯虽然官的确做得很大，但他是喜欢办实事的。1909年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官，他回到河南老家后开始退隐，退隐期间他说：“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

政客标准5　亲情友情淡漠，认势不认人，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

袁世凯称帝后家乡人去找他要官，三姑夫六舅母的都来了，袁世凯给钱就把他们打发了，并没给他们官职，因为他们并无能力，这能叫亲情淡漠吗？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完全有能力扑灭革命党（黄兴说的），但他没这么做，这能说他只效忠于势力大的一方吗？

政客标准6　明于人而暗于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大凡政客都老于人情世故，尤其精于内斗，在打击政敌排除异己和运用权术方面精明过人，可一碰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和抵御外侮，他们的智商就没了。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是近代中国人的特征，不仅政客有。袁世凯的确善于用权术，但袁世凯在面对外敌时也毫不退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达赖喇嘛驱赶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一切代表，宣称西藏与外蒙古一样自此独立于中国。1912年6月袁世凯命令云南都督蔡锷与四川都督进军西藏，他们在今四川巴塘打败了藏军。此时英国于8月份通过驻华公使朱尔典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备忘录”，抗议中国干涉西藏内政，威胁中国若继续进军西藏，英国在外交上将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袁世凯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干涉西藏内政一说不成立。

1913年10月13日，应英国的要求，在印度的西北小镇西姆拉召开了中英藏会议讨论西藏问题，中国的首席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英国代表是英国印度总督外务秘书麦克马洪。1914年3月麦克马洪抛出“内外藏”的论调，将今西藏自治区划为“外藏”，将今青海、四川、云南的藏族居住地区划为“内藏”，中国可以在“内藏”驻扎少量军队，但不得干涉“内藏”内政，对“外藏”更要尊重其独立的地位，这种方案实际上是使中国承认西藏的独立。1914年7月袁世凯训令陈贻范：“此条约中国让步太多，不得签署”，就此西姆拉会议结束。由此可以看出，西姆拉会议是一次讨论西藏独立问题而最终流产的会议。1914年3月份，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在德里偷偷摸摸地私下换文，在中印边界东段沿习惯线往北100公里划出了一条在以后40余年里仅存在于地图上的印藏东段边界线，这就是至今影响着中国西藏利益的“麦克马洪线”。5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忙于和德国大战，西藏的局势稳定下来，等到中央收复西藏，已是蒋介石1943年的事了。

说完西藏说外蒙古，1911年外蒙古趁辛亥革命之际在俄国支持下独立，袁世凯在1912年致电外蒙古分裂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时说：“外蒙古与中华民族几百年来俨如一家，蒙古族与汉人唇齿相依，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本大总统与贵呼图克图在一身如手足，在一家如昆弟，希望你顺应时局潮流，即刻取消独立，则这次危机就可解决。”袁世凯晓之以情完了，然后便武力威慑，他说：“现在你手下仅图东赛因三部还没完全归附你，何况别的地方，你的地位根本不稳固，你人怨财匮，部众离心，如果你再坚持独立，追悔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语的，正是袁世凯的这封电报，电报中他用“中华民族”来涵盖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蒙独分子自恃有俄国撑腰，拒绝取消独立，袁世凯于1913年6月派兵从黑龙江和新疆东西两路进攻外蒙古，张绍曾为绥远将军，王怀庆为多伦镇守使，他二人率军征伐各个独立的蒙古亲王。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王怀庆率领的军队大获全胜，歼灭了蒙古独立分子的军队主力。此时沙俄说：“如果中国继续军事行动，沙俄也一定会派兵。”当时袁世凯刚当一年总统，国内局势不稳，显然无法与俄国作战，于是袁世凯明智地选择了退兵，但他一直等待着收复外蒙古的时机。

一年后，机会来了。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在西线被德国打得大败，从中俄边界抽调兵力去抵御德国，袁世凯趁此时解决外蒙古问题，他先将亲俄的蒙古王爷都封为亲王，使蒙古王爷数量比清朝多几倍，随着爵位提高，工资自然也涨一级，许多蒙古王爷因此与俄国决裂，因为这帮蒙古王爷闹独立说白了就为了要钱。随后袁世凯立场强硬地与俄国、外蒙古谈判，俄国说：“如果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独立，那么俄国也不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说：“如果俄国让外蒙古脱离中国，那么日本就会效仿俄国，使南满和东部内蒙古脱离中国，俄国就要彻底失去南满，失去今后可能的不冻港，这对俄国是非常重要的，而英国也会效尤，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俄国就得不到新疆的一切了。且贵国此时正与德国作战，如东方有事，贵国怕是无力两线作战。”俄国人一听有道理，于是与袁世凯签订《恰克图条约》，外蒙古于3月9日取消独立，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袁世凯为中华民族夺回了160万平方公里。

袁世凯几句话就收回了一个外蒙古，然而现在主流论调竟说袁世凯忙于称帝，放弃外蒙古，简直太不尊重历史了！

政客标准7　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结局多半不好：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族毁灭，权力越大毁灭得越惨。

袁世凯可不是目光短浅之辈。

1908年袁世凯答《纽约时报》记者问。袁世凯说：“我们内部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改革，但这做起来非常难，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记者问：“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袁世凯答：“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律结构，只有做好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它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依赖关系。”

记者又问：“您与日本打了多年交道，您对日本怎么看？”

袁世凯说：“日本人仅仅在时间上比大清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是正确的。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持，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给日本的一样。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苛。”

记者再问：“您对中美关系怎么看？”

袁世凯：“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弟兄，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当时的确如此），并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军事部署去攻击他们。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施加影响。”《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完袁世凯后写道：“袁世凯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中第一人，他精力永远充沛，简直是健康和强壮的化身。”

通过袁世凯答记者问大家可充分看出袁世凯的战略目光。袁世凯的结局的确不好，的确众叛亲离了，但这主要是他在称帝一事上决策失当。

综上所述，袁世凯绝不是政客，而是一位政治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真实的袁世凯，我们来梳理一下袁世凯的一生。

二、少年英雄袁世凯

1859年9月16日（农历八月二十）袁世凯出生。袁世凯5岁，当时捻军打到袁世凯的家乡，该地15岁以上男子都要登城御敌，袁世凯也要去，家人不让，他非上。据记载当时有些20岁的人都哆哆嗦嗦，而5岁的袁世凯站在城墙上面无惧色，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

6岁时，袁世凯与人一语不合，便动起手来，不占上风，决不罢休。

8岁时，由于严厉的老师经常用戒尺打淘气的袁世凯，袁世凯便捉了许多萤火虫放进瓶子里，埋伏在老师回家的路上，等老师走近，袁世凯把萤火虫的荧光粉抹了一脸，然后一言不发地站在老师面前，一片漆黑中绿光荧荧，森森可怖，老师当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14岁时，袁世凯的父亲在看戏时问他：“长大想当官吗？”袁世凯说：“想。”袁父说：“想当官是好事，但官不是容易当的，官场如戏场，你看台上演的这些忠孝节义生动逼真，但这一切都是假的，戏子之难就难在把戏演真。官场也是，最大本事就是假戏真做，若无此本事，不但被戏子取笑，被同僚看不起，也难以在官场混下去。你要牢记，今后要左右逢源，稳扎稳打。”袁世凯谨记于心。

15岁时，袁世凯学骑马，教他骑马的老师买了一匹烈马，袁世凯趁老师不在就骑上去，此马烈性发作，一路狂奔，把袁世凯甩出几丈，袁世凯撞在石头上，血流如注，当场昏倒，躺了半个月才能走动，家人以为他从此再不敢骑马，谁知一个月后这马被袁世凯驯得服服帖帖，连袁世凯的老师都自叹不如。

16岁时，袁世凯写作文，写道：“以杀止杀，而杀杀人者，杀即止矣。”他的老师说：“你将来若得势，恐怕不是以杀伐定国，就是以杀伐乱世。”

袁世凯参加两次乡试都没考上，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

年轻的袁世凯在“高考”失败之余，得知苏州女子沈氏漂亮，就跑去求见，换换脑子，不料沈氏听到袁世凯对国家大事侃侃而谈，竟大为倾心，当即设下酒宴，席间她劝袁世凯从军报国，建功立业，为此不惜将自己积攒的金银倾囊相赠，还说：“从此妾洁身谨行，闭门不出。日后等君功成名就，前来迎娶我。”离别时二人依依不舍，抱头痛哭，日后袁世凯发迹时，不忘旧情，果然前来迎娶沈氏，是为一段佳话。

三、袁世凯在朝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袁世凯投笔从戎，来到异域，所作所为很像汉朝班超，但他面对的局面要比班超难得多，班超背后是实力强劲的大汉帝国，面对的则是虽比汉人勇敢但却比汉人落后得多的匈奴。袁世凯的背后则是处在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而面对的敌人则是制度先进、国力强盛、武器精良的列强。袁世凯底子比班超薄，敌人比班超面临的厉害，然而他却在朝鲜扬我国威。

1882年袁世凯赴朝鲜，他在途中写道：“李熙（朝鲜王）是平庸的君主，夺其政权归我掌握易如反掌。”他在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但没有受重用，袁世凯号准了长官吴长庆的脉，知道吴就是个书生，于是一天对他说：“我家有田可种，衣食无忧，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投军，中国现在正受列强压迫，法国侵略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早晚必打，如果法国获胜，列强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受命随您在朝鲜把守中国东大门，鄙人虽不才，但有报国之志，怎料您温雅如书生，并无驰骋疆场、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不打算久留此地。”吴长庆听完此话后大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并重用他。

当时在朝清军军纪败坏，袁世凯的部队军纪算最好的。一天他的部下有7人抢百姓的鸡鸭，袁世凯当即将7人斩首示众，并宣布：官兵敢擅入民宅者杀无赦。朝鲜老族长都夸袁世凯部军纪严明，从此清军军纪肃然。这年袁世凯23岁。从此袁世凯获得整肃军纪的特权，然后又得以处理军中内务，掌握治军权，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袁世凯架空了吴长庆，反客为主（袁世凯使用三十六计的第一计），为自己日后靠实权平叛做了铺垫。

1884年日本人在朝鲜发动政变，攻入皇宫，将反日的闵妃杀死，将朝鲜国王变成傀儡，立亲日派金玉均为宰相。朝鲜于是脱离清国，不再是清国藩属。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清国没能力再与日本开战，在朝清军十分着急，乱作一团。此时袁世凯挺身而出，要求紧急发兵，率军打入朝鲜宫中，除掉乱党，保护朝鲜王。吴兆有、镇台张光前要先请示李鸿章，袁世凯说救兵如救火，请示往来费时，易贻误战机，让日本抢了先着。吴兆有、张光前坚持，袁世凯因自己官职低，只得同意请示李鸿章。驻扎朝鲜总理交涉事宜、领三品衔之袁世凯

他们刚派人向国内请示，朝鲜就又出了大事。朝鲜王被废，日本人立了幼主，朝鲜伪政权正式宣布背叛清朝，成为日本属国。此时袁世凯觉得火候到了，提议迅速发起进攻，肃清宫中日本人。清军最后议定当晚发兵，兵分三路，袁世凯率中路，吴兆有带左路，张光前带右路，互相接应。三人议定当晚发兵。

袁世凯先率中路进攻朝鲜王宫，奋力把包围自己的日军全歼，当他杀进王宫时，金玉均仓皇逃窜。此时吴兆有在两个士兵的搀扶下来了，袁世凯问：“怎么回事？”吴兆有说：“我的士兵刚听枪响就跑了。”袁世凯说：“你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赶紧回营，不要乱我军心。”此时张光前率军赶到，还问：“你们怎么不等我来就动手了？”打了半天三路兵马其实只有袁世凯孤军奋战。袁世凯认为金玉均逃到了日本使馆，于是照会日本人，但日本使馆已空无一人，连大使竹添进一郎都吓得逃到仁川了。袁世凯的英勇表现在沈祖宪的《容庵弟子记》和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一书都有记载，可见真实性。

这次袁世凯用了浑水摸鱼之计（第二计），面对混乱的局势，他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立即出兵平叛，来个乱中取胜。

由于袁世凯大胜，许多人觉得应借机做点什么，如张謇就主张灭朝鲜，绝了日本吞并朝鲜的念头。张佩纶也主张对日本开战。李鸿章和袁世凯则坚决反对对日开战，因为好不容易才避免了日军对华开战的趋势，现在更不能挑事了，中法战争未结束，一旦清国两线作战，后果不堪设想。朝廷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

此次，袁世凯平定日本发动的政变（此年为甲申年，故称“甲申政变”），一举粉碎日本趁中法战争期间吞并朝鲜的阴谋，使中日战争推迟了十年，借此他成为朝鲜监国。这是近代中日军队的第一次交手（廊桥之役台湾土著不算），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告终，这年袁世凯才25岁，从此他的名字威震东亚。若无他临机应变，平息事变，恐怕“甲午战争”就该叫“甲申战争”了。他在朝鲜的12年有效地遏制了沙俄和日本对朝鲜的渗透，有大功于国。

袁世凯在朝期间曾向朝鲜王提出罢黜奸臣、收民心、节约用钱、明赏罚、亲近中国、慎重外交的建议。

袁世凯在朝鲜下令严禁鸦片，对抽烟片的清兵采取见一个杀一个的策略。许多士兵开始闹事，要求给钱回家。吴长庆问：“你真能一个个都杀了？”袁世凯：“如果所有人都来了，也要尽数绑了，承认抽鸦片有瘾的杀无赦，不承认的宽恕，这样只需杀一两个人，其他人就都不敢承认有瘾，就能禁鸦片了。”一试果然如此。

袁世凯在朝实行铁腕统治，日本人非常怕他，甲午战争前日本多次派人暗杀袁世凯，但都没成功。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截获日本海军密令，向清廷上奏，提出要增派军队，以压倒性优势震慑日本，但清廷置之不理，于是有了丰岛海战之败，而后袁世凯一连10个电报要援兵，痛陈局势危急，均石沉大海，此时袁世凯知道清国必败，便用了走为上计（第三计），在征得清廷批准后回国了。

由于袁世凯在朝十分清廉，在回国途中，走到鸭绿江他就没钱了，此时张锡銮给了他500两银子，于是袁世凯与他结拜为兄弟。后来袁世凯知恩图报任命张锡銮为东三省将军，有人告张锡銮的状，袁世凯说：“他一生谨慎，从无过失，我不能轻信人言，不能忘恩负义。”后来证实张锡銮果然什么错都没犯。

此间杭慎修对他说：“你早晚必做皇帝。”袁世凯说：“做皇帝后必先杀你。”两人击掌。日后袁世凯称帝，杭慎修反对袁世凯称帝，结果袁世凯也没杀他，只是把他关了起来。

甲午战争平壤之战后袁世凯说：“清军已失去战斗意志，后续援兵太零星，白白送死，却毫无办法，束手被小丑（日本）所困，岂非天乎？然而也是因为谋之不善，平时未能做准备的缘故。”

四、小站练兵

甲午战败后，袁世凯认为国家要强大，就应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次他用了擒贼擒王之计（第四计），一下子抓到了要害——国家强大就要靠强大的军队，于是他打算练兵，事实证明后来的小站练兵的确使他能够呼风唤雨，最后取清朝而代之，靠的就是抓住主要矛盾，能擒贼擒王的政治策略。

自己练兵嘛，不能向朝廷自荐，得找个人举荐，找谁呢？李鸿章！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全国唾骂，而袁世凯却不忘旧交，加上袁世凯本来就懂军事，于是李鸿章决定向朝廷保举袁世凯练兵。李鸿章力挺袁世凯还因为伊藤博文曾对自己说：“贵国大臣都是碌碌之辈，只有袁世凯有本事，在朝鲜我们最怕他，我看此人日后前途不可限量！中堂大人要是爱惜袁世凯就要重用他，否则不如杀之！”“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这次袁世凯拜访李鸿章便用了欲擒故纵之计（第五计），他一方面是来拜访恩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吃李鸿章这样的“残羹冷炙”，烧冷灶，结果吃到了一顿非常可口的饭——编练新军之权。

早在1875年，《香港每日新闻》就说：“以国家规模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军事力量像大清国，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大清其士兵数量少之又少，并且所谓士兵大多名不副实，他们装备极差，而且几乎全军都缺乏严格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挡不了5分钟，此外清军军纪败坏，他们的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这段话用来评价清朝除北洋水师外的军队是恰如其分的，而正是袁世凯改变了中国军队的形象，使其脱胎换骨。

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炮兵、步兵、骑兵、工程兵都是袁世凯创立的，中国第一支通信兵也是他创立的，袁世凯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陆军近代化之父。当时世界各国地图在中国直隶省只标注三个地区：北京、天津、小站。章立凡说：“袁世凯是全面推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第一人。”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

在练小站军时袁世凯用了借尸还魂之计（第六计），他重用许多在甲午之战中被打垮的淮军残部，如姜桂题、张勋等人，使这些淮军残部在淮军领袖李鸿章失去权力后重新焕发青春，为新建陆军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把小站军练成了中国最强的军队，英国海军少将贝斯福说：“袁世凯的军队是清帝国仅有的一支装备完善的军队。”“袁世凯出身儒生，却能成为名将，多学多能，不但廉洁而且勤奋，他是个聪明与胆略兼而有之的人。”

袁世凯痛恨鸦片，在朝鲜时即下令严禁鸦片，一日独自一人出外巡查，发现一个小军官偷抽鸦片烟，顿时大怒，亲手将其击毙。

他从不克扣军饷，甚至亲自给士兵发军饷，这在晚清几乎是万里挑一的。他还废除了士兵向长官下跪这一惯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袁世凯认人能力很强，他的部下他只要问一遍名字就能记住，排长以上所有人他都认识。袁世凯把小站新军打造成了袁家军，小站新军士兵每天都说：“我们吃袁大人的饭，穿袁大人的衣，就为袁大人卖命。”

1897年袁世凯说：“俄国已将东三省视作它的版图，英国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中，日本窥伺闽浙，法国对云南广西虎视眈眈。中国目前形势不自强不足以图存，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法可保一国，一省变法可保一省。我们如果照西法变革，不出十年可自强，五洲各国谁敢蔑视我们？对那些守旧的大臣，由于他们人数不少，不便轻动，可用厚禄把他们养起来。”袁世凯不仅支持变法，还十分有策略。“戊戌变法”前袁世凯给强学会捐了500两银子，要知道袁世凯一年的收入才300两（袁世凯的钱不是贪污来的）。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说由于袁世凯告密，导致谭嗣同他们出事了，实际上是当时六君子已经出事了，袁世凯告密完全为自保。

光绪因戊戌政变被囚禁，他的确把气都撒在袁世凯身上，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大身的各种怪物，写上“袁世凯”，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袁世凯”，然后贴在墙上用竹弓射，射烂后撕下来剪碎。光绪临死时对载沣说：“一定要杀袁世凯，为我报仇雪恨。”随后用手在空中写“斩袁”二字。

袁世凯很会收买人心，袁世凯的部下阮忠枢对袁世凯说：“我在天津城认识一个叫小玉的妓女，两人感情很好，想娶她为妾。”袁世凯：“有碍军纪，干不得。”阮忠枢只得作罢，不久袁世凯去天津城办公，把阮忠枢叫上，进入一间屋子，只见红烛高照，一个丫鬟喊：“新姑爷来了！”一面扶出一个姑娘，阮忠枢不知所措，当姑娘来到面前，并发现她就是朝思暮想的小玉时，阮忠枢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赎出小玉后就秘密将小玉接到这，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更加忠心耿耿。这次袁世凯用了美人计（第七计）。

袁世凯极会用人，他从天津武备学堂物色了一批军事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史称“北洋三杰”。袁世凯在创办新军时，相继成立了三个协（旅）。在选协统（旅长）时，他宣布采用考试的办法，每次只取一人。王士珍和冯国璋考上了，成为了两个旅的旅长。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却连续两次没有考取，此时旅长职务就剩一个了。第三次考试前，他心里十分忐忑不安。考试前一天的晚上，袁世凯忽然派人叫他去，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临走时塞给他一张纸条，原来是这次考试的试题。段祺瑞连夜把纸条上的内容都背了下来，考试结果一出来，果然高中第一名，当了第三协的协统。段祺瑞深感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决心终身相报。后来，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都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要人。段祺瑞谈起当年袁世凯帮他渡过难关的事，仍感恩不尽，谁知冯国璋、王士珍听了，不觉大笑，原来王、冯二人考试时也得到过袁世凯给的小纸条。

袁世凯不光会驭下、用人，而且更擅长搞好与上级的关系，笼络上级身边的人。李莲英把守后宫，不论是谁，连左宗棠、光绪见慈禧都得交钱，否则就百般刁难，袁世凯得知后一次就给了李莲英20万两银子，于是宫中事袁世凯尽知。

1899年袁世凯被调到山东当巡抚，小站练兵结束。

五、袁世凯在山东河北

改革者承受的危险是巨大的，改革失败，就证明了改革措施的错误，那么改革者就会被反对派反攻倒算，轻者像王安石那样被罢相，重者像吴起那样被处以极刑。而一旦改革成功，也会因此得罪一大批人，到时为了堵住利益受损者的嘴，就会借改革者的人头一用，秦惠文王就是这么干掉商鞅的。改革者要避免这种两难的困境，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获得权力来保障自己改革的实施——韬光养晦，稳扎稳打，掌握大权后再大展身手。问题是在这个大费周章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改革者本人也可能异化，或者由于改革艰难而放弃改革，或者蜕变为权力的奴隶，打着改革的幌子夺权，而袁世凯既攫取了权力，又完成了改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袁世凯1899年当山东巡抚，开始了他在地方改革的生涯。他一到山东任上，就赶上义和团运动，朝廷下令放任义和团，袁世凯召集将士开会，说：“朝廷圣旨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义和团的正义行动，我们是坚决支持的，但近闻一些莠民、市井无赖、地痞流氓，打着义和团旗号，欺男霸女，杀人放火，对此种行为，我们必须彻底清理。”手下问对那些假义和团该如何处理呢，袁世凯说“杀”。手下又问如何分辨真假义和团，袁世凯说：“真的义和团能刀枪不入，假的义和团一枪就死。”手下立刻心领神会。

袁世凯在山东“关门捉贼”（第八计），将在山东的义和团连根铲除，大杀义和团，使山东免于义和团涂炭。

他用隔岸观火之计（第九计），不参加义和团滥杀洋人的举动，而是与李鸿章等一起“东南互保”，因而联军没有打山东。因李鸿章等在南方，慈禧够不着，袁世凯就在直隶门口，所以慈禧让他在八国联军打来时进京勤王，袁世凯一面谎报军情说联军在打山东，自己人手不够，一面说自己正派兵前往，这才拖到了北京失陷。因为袁世凯知道，自己如果派兵，非但无法停止联军前进的步伐，山东也会因自己带兵离开而兵力空虚，遭义和团反攻。这次袁世凯捏造了联军在打山东的假情报，成功运用无中生有之计（第十计）。李鸿章得知后说：“京城风高浪急，山东风平浪静，袁世凯还真有一手！”山东巡抚袁世凯

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联军要求惩办祸首，袁世凯运用暗度陈仓之计（第十一计），表面积极主张惩办祸首，将力挺祸国殃民的义和团的毓贤等人的名单开列出来，私下却暗度陈仓，竭力为慈禧开脱，最终使慈禧免于被处死，使列强满意又讨好慈禧，一举两得。

慈禧一路西逃，逃到陕西时，只有稀粥充饥，还不管饱，这时袁世凯寄去的30万两银子解了老佛爷的燃眉之急。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袁世凯召集大家开会，让官员捐钱帮朝廷渡过难关，众人皆说两袖清风，无钱可拿，袁世凯只得散会。几天后，袁世凯的部下对袁世凯说经盘查，各官员在票号、钱庄共存有100多万两银子。袁世凯再次召集众人开会。大家来了以后，袁世凯把票号的银票往桌子上一摆，“愤怒”地说：“你们大家都是两袖清风的清官，这些票号的掌柜太可气了，他们竟然假冒你们的名字存款，破坏你们的名声，为了惩罚这些掌柜的，我现在把这些银子都给太后和皇上寄过去，诸位有没有不同意见啊？”众人无语。实际上袁世凯也没把事情做绝，他把100万两银子中的30万寄给了慈禧，剩下70万留给了这些官员们。慈禧得到这笔钱之后，对袁世凯感激不尽，回銮后更加重用他。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临终时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其右者。”“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他胆略兼优，能持大体。”“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梁启超此时说：“今后继承李鸿章遗产的只有袁世凯，袁世凯功名心重，有气魄，比李鸿章更敢做破格之举。”

1901年年底，袁世凯结束了在山东的巡抚生涯，被调到直隶，接替李鸿章，任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市区禁止驻扎中国军队，于是袁世凯在天津设警察局，这是中国第一个警察局。八国联军见到袁世凯带着兵来天津接防，大怒，说袁世凯违背《辛丑条约》规定。袁世凯狡诈地说：这不是兵，是警察。洋人纳闷：中国什么时候有警察了？袁世凯笑了笑：原来没有现在可以有嘛。洋人哑口无言。袁世凯既维护了天津的社会秩序，又在实践中突破了《辛丑条约》的限制，维护了中国主权。

1902年清政府派出国外考察的大臣被革命党炸伤，慈禧震怒，觉得有必要在北京建警察局，袁世凯则“趁火打劫”（第十二计），把持了巡警部，巡警部尚书是徐世昌，侍郎是他的部下赵秉钧。他表面替清廷分忧，抓治安，实际则进一步控制局势，为日后掀翻清朝埋下伏笔。

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了直隶省的近代化建设殚精竭虑，他在天津建立全国首个卫生局，下令安排天津所有穷人、乞丐清扫街道，给墙刷漆，运输垃圾，使他们生计有了着落。他还用八国联军从天津城墙拆下来的砖修成全国第一条环城马路，以后的三环、五环都是打这来的。

他在天津建立全国第一个中国人办的公园，由于青年男女在公园谈情说爱，许多“有识之士”跳出来说有伤风化，并上奏朝廷要取缔公园，袁世凯为把公园办下去，便下令：“星期一二三五六，男人游览；星期四、日，女人游览。”

袁世凯在保定设中国第一个农务学堂，还建了农学试验场，为农业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在天津期间，由于掌管清国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盛宣怀对袁世凯不满，向朝廷弹劾袁世凯，袁世凯使出连环计（第十三计）报仇，第一步，联合荣禄、庆亲王，他对庆亲王说：“如果让盛宣怀做大，我担心今后会尾大不掉，应该像从前李中堂那样，由北洋遥控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庆亲王同意了。第二步，袁世凯得知了盛宣怀在上海的许多劣迹，于是他买通电报局总办，让他揭发盛宣怀的劣迹。第三步，盛宣怀母丧，在家守孝，朝廷打算另派人接手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盛宣怀不愿让别人染指，于是提出让袁世凯督办商务，他只是想借袁世凯之力挡住朝廷新的接收大员，但却正中袁世凯下怀。1903年，在荣禄支持下袁世凯最终接手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在袁世凯手中，这两个部门为国家和人民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次袁世凯成功运用连环计，三步走扳倒盛宣怀。

1903年袁世凯说服荣禄，在荣禄支持下上奏设立商部，被采纳，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轻视商业的历史。

袁世凯支持公派留学生出国，由于留学生有相当比例是湖北人，慈禧说：“选拔人才是湖北，我所忧虑的也是湖北呀。”老佛爷眼睛贼亮，我们知道，日后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正是湖北武昌。这老太太居然一瞧一个准，难怪在中国掌权48年，不服不行。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袁世凯说：“中国没能力阻止这场战争在自己土地上进行，保卫东北要几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镇也要6到10万人，可我国能调动兵力仅两三万人，且弹药不足，因为《辛丑条约》规定禁止输入武器。因此我们只能中立。”袁世凯虽中立，但他一直搜集日俄两国情报，为中国在战后收复东三省做准备（自八国联军起东三省一直在俄国人控制下）。

1905年1月2日日俄战争旅顺口会战俄国惨败，日本大将乃木希典说最终要直捣莫斯科。袁世凯得知后预测日本胜局已定，直捣莫斯科是痴人说梦，且战事一时不能结束。后果全中。日本将议和的想法告诉美国，而美国则劝日本直接和俄国谈。就在日本托美国人向俄国人表达自己议和的意思时，袁世凯派人去美国活动，跟美国人说“日本获胜已成定局，届时日本就会取代俄国控制中国东三省，这对贵国在东三省利益有损，且贵国一直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如贵国默认日本侵占东三省则违背了门户开放”。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觉得有道理，于是让日本在战后将东三省主权交给中国。

1905年5月日俄战争结束，袁世凯在给了日本人在一点权力后就将东三省从俄国人那顺利收回。后人因此说袁世凯卖国，实际上袁世凯只不过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建一条铁路，建好后交给中国，并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仅此而已。这次袁世凯运用李代桃僵之计（第十四计），即牺牲小的利益来换取全局利益。

随后袁世凯提出“东三省外有日俄窥伺，内有马贼、土匪横行，局势非常危险，应将东三省改为行省（原来是将军辖区）”，慈禧立即批准建省，这样原来东北的行政体系就要重组，袁世凯觉得只有把东北攥在自己手里，才能让其不被外国人拿去，而这需要搞定当时负责东北问题的庆亲王和载振（庆亲王的儿子）。袁世凯早已和载振结为兄弟，又把自己手下一直想当巡抚的段芝贵借给载振办差，段芝贵找了个戏子用美人计搞定了载振。当载振在温柔乡不能自拔时，徐世昌向袁世凯表示自己对东三省有兴趣，袁世凯明白了，他打算把东三省4名督抚全部承包。在载振离开天津前袁世凯把一份东北督抚的名单开列出来，让他转交给庆亲王，此外还塞给他10万两银子。当然这一切都在暗中交易。1907年4月朝廷发布东三省名单：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都是袁世凯的人，东三省成了袁世凯的地盘。此后在袁世凯指示下，徐世昌将大批内地汉族人移民东三省，开拓北疆，并为东三省人民灌输国家观念，为巩固北疆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如不是他们这样做了，日后日本人侵略东三省就不可能有14年的东北人民奋起抵抗。此次袁世凯成功运用瞒天过海之计（第十五计），掩盖自己真实企图，出奇制胜。

1906年袁世凯对手下说：“中国从甲午到如今12年，先闹政变，后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我都嫌不够，所以我们必须奋起直追，赶上列强，报仇雪耻。”随即他上奏说国家要办13件事：（1）建立女子师范。（2）编纂通俗易懂的小学教科书。（3）多建实业学堂。（4）对将要出国的孩子进行培训。（5）将被官员占据的山、土地、海滩中的一部分卖给民间，以作办学经费。（6）制定国家预算（清政府300年来一直只花钱不算账）。（7）改用阳历。（8）简化送迎跪拜之礼。（9）多设电话。（10）设会计事务所、检察院。（11）培养专门管森林的人（袁世凯是中国最早提出管理森林的人）。（12）多设译书局，多翻译外国有用的书。

袁世凯在天津开通有轨电车，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拥有近代公共交通的城市。还是这年，中国最早培养政法人才的学校——北洋法政学堂在天津成立。

这一年袁世凯提出设责任内阁，这次他用了声东击西之计（第十六计），声东——设责任内阁，击西——内阁总理为庆亲王，自己为副总理，庆亲王年老，他一退自己就是总理。一旦设责任内阁就相当于对清国的政治之法做了大变革，因为责任内阁极大地限制了皇权。袁世凯见人就说：“官可不作，法不可不改。”还说，“有敢阻挠立宪者就是革命党！”他的声东击西做得非常完美。

1907年袁世凯又提出国家要办10件事：（1）宣布立宪。（2）推举人才，不管他是什么职位的官，只要有才就破格录用。（3）重振国势，修武备。（4）不要有满汉之分。（5）新政到现在为止没有成效，都赖许多说空话不办实事的，要惩罚这些人。（6）明确党派，不要互相猜疑。（7）把军机处和政务处合并为内阁，让国务大臣代行君主权力。（8）设资政院。因势利导，借老百姓的力量办大事。（9）实行地方自治，搞地方选举，这样搞10年必然有大效果。（10）普及教育，全国臣民当以振兴教育为第一事，无论国家还是私人都应把钱投给教育。应详查学龄儿童的人数与人民财产总量，据此制定国家为教育补贴多少，让百姓交多少，但无论是谁，都要上学，要强制上学。

是年袁世凯由直隶总督升任军机大臣，从此在中央工作。任军机大臣后，他仍旧没有一点架子。察存耆曾回忆说自己10岁时袁世凯到他家，他向袁世凯施礼，袁世凯忙起身上前几步还礼，说：“不敢，太客气了。”又拉着察存耆的小手，“老弟好，老弟好，老弟真英俊！”（袁世凯此时48岁）然后说：“都读过什么书呀？”察存耆因为没读过什么书，便推脱说：“家里书不够读。”袁世凯说：“明天我给送过来。”临走时袁世凯对察存耆的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随后对察存耆说：“打扰老弟用功了。”袁世凯走后察存耆之父说：“他是一品大臣，我是三品，人家不过说说罢了，别当真。”然而第二天袁世凯就派人送书来，整整5箱，有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来人递上袁世凯的名片，上书“世凯愚弟”。察存耆还说：“当时比我父亲官大一点的官员来我家都很神气，很傲慢，别说送书，就是施礼他也不还礼，连站都不站起来。”

1909年，袁世凯再次要求设责任内阁，由于袁世凯坚持要设责任内阁，载沣要收拾他，罢免他的官职，先召袁世凯入宫。由于宫内的太监都接受过袁世凯的贿赂，所以袁世凯一到宫门，太监通风报信说摄政王要杀您，千万别进去，袁世凯于是躲起来了，谁也找不到他。事后才知道，原来是虚惊一场，载沣根本没打算杀袁世凯，但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夺了他的兵权，让他“安心养病”。

这次从北京离开时只有杨度和严修两个人为袁世凯送行，袁世凯说：“二位如此待我，我很感动，但流言可畏，二位还是早点回去吧。”严修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说：“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袁世凯听后默然无语。

六、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袁世凯被罢官后，在河南老家静观时局变化，同时以隐士自居，以掩清廷耳目。然而，“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从隐士时袁世凯所作的这两句诗来看，他绝非真心隐居，这只不过是暂时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被“开缺养疴”在洹上垂钓的袁世凯

袁世凯“隐居”一年多以后，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正是袁世凯的农历生日，八月二十。在生日宴会时袁世凯得知了起义的消息，随后令撤去酒席，与众人商讨局势，这个生日最终没过好。

几天后徐世昌来找袁世凯，请袁世凯出山掌政。袁世凯先是故作推脱，徐世昌说：“今日中原逐鹿，乱军蜂起，国家巨变之秋，大帅如此游移观望，坐失良机，则旬日之内全国必将出现三种不利局面，到时大帅全家遭灭顶之灾。”接着将革命党掌权、与袁不和的醇亲王之子载涛掌权、军阀割据列能侵凌三种可能的局面分析给袁听，无论哪种，都是对袁不利的。袁世凯这才撕掉了自己的面具，向徐世昌表示一旦朝廷启用自己，自己就会有条件地出山。

徐世昌走后几天，杨度来访，杨度说：“满人气数已尽，不能有所作为，江山应归汉人之手，无论孙文还是黄兴，我看都不是坐天下的人物，这座动荡的江山，只有袁大人您才能坐得稳。”

袁世凯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不要再说了，这是杀头灭族的事，我袁家世受国恩，只有尽忠朝廷的道理，何况从孤儿寡母手中得天下也不光彩，再说眼下革命党口口声声说要建民国，个个都想当大总统，哪能允许我袁某人称孤道寡？皙子，跟你说句笑话吧，假使革命党推举我当大总统的话，我不妨和他们合作，在中国尝试一下民主共和国。”

由于镇压革命党连战连败，清廷要重新启用袁世凯，他以“足疾”为名不出山，袁世凯对周围人说：“你们知道拔树的方法吗？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拔树会折断，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用力就可连根拔。清朝是大树，还是200多年的大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件容易的事。闹革命的是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闹君主立宪的懂得拔树却没力气，我今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泥土松动，大树就会连根拔起。”载沣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后老袁出山了。袁世凯提出6个条件（见前文）来出山，可谓顺手牵羊（第十七计），利用清廷需要自己来实现自己推翻清朝的目标。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还用了一招“借刀杀人”（第十八计），借革命党这把刀杀掉了清朝。

1911年11月2日黄兴从国外赶回武昌，袁世凯想与黄兴和谈，结束内战，于是与此时已从监狱被放出来的汪精卫见面，袁世凯说：“世上以为老夫当过总理大臣，会坚决反对革命党，其实他们看错了，我只不过厌恶那些混入革命党的青皮强盗而已。老夫多年为国家办事，深知国家积弊重重，汪先生年纪轻，可能不知道，早在康有为初到北京时，我就为他代呈变法奏折，两宫回銮后我和张之洞一起上变法三疏，后来在山东、直隶练新军、办新政，这都是为了国家。凡是有真才实学，愿意为国家出力的，老夫一向支持，革命党若真是为了中国在办事，若行民主共和能使中国富强的话，老夫也一定支持。”

汪精卫去见了黄兴，告之袁世凯之意，回来时带了革命党的条件。袁世凯对他说：“民不爱国，罪孽深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虽老矣，心在国家，愿志士仁人给我为国为民服务的机会，我愿以至诚接受议和。”“改革的过程不要太快，要逐步突破、深化。仆之内心同情革命已久，先是倡立宪，后乃废科举，是次又解散皇族内阁，筹措国会等，为亲贵所恨，所为何哉？为国家计耳。中国之事，如一个重病之人，各项改革措施需逐一付诸实行，慢慢调理，急攻急补都于事无益，你的会党朋友们是不是太急了点儿呢？”

在南北议和期间，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坐马车出行，刺客连投四枚炸弹，袁世凯的骑兵卫队长连人带马毙命，袁世凯却毫发无损。刺客是北方革命党，他们与南方革命党不同，他们认为必须杀袁才能共和。刺客刚被抓时袁世凯的脸平静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他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有人跟我开玩笑呀！”

袁世凯知道革命党不实现共和决不罢休，所以加紧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但到此时清廷还不想退位，袁世凯于是用打草惊蛇之计（第十九计），让此时已认自己为义父的汪精卫找革命党彭家珍，让他炸死反对清廷退位的良弼，这是打草，从而惊动了“毒蛇”——载沣等人，打狗震主似的吓服了清廷王公贵族，迫使清帝退位。

教科书说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而笔者通过大量资料，觉得常宗虞《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是非》一文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该文说：“袁世凯之所以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是因为：（1）临时政府从筹备起就盼着袁世凯反正归来。（2）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在当时中国存在的，袁世凯完全有能力置其于死地，用不着窃取。（3）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选择袁世凯为新政权核心，因此袁世凯的大总统绝非窃取，而是历史机遇所赐。”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2月14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同日南京的临时国会以20票对8票通过了以北京为首都的决议。首都定在袁世凯的大本营北京，那么袁世凯就可以完全不受革命党的制约，于是孙中山致电在北京的各省代表，让他们重新投票，最终议员们以19票对8票（1票弃权）决议以南京为首都。

主流史学家说袁世凯为了留在北京，让部下在北京搞兵变，把局势搞乱，显得一旦袁世凯离开北京局势就无法收拾，从而袁世凯在北京执政。那么真相是这样吗？事件亲历者张国淦在《北洋述闻》说：“徐世昌说兵变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搞的，他想劫持溥仪，逼袁世凯称帝，自己好做太子。”袁静雪说：“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3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这才是真相。

兵变发生后，列强发出了更为强力的声音，坚决反对迁都南京，并联合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反对中国政府迁都南京的意向。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不怕袁世凯，但很怕列强的干涉。

得知列强已经派数千武装士兵在北京大街上“巡逻”，又见北洋系将领皆通电拒绝接受南京为首都，加上内部同志蔡元培等人的“迁就”劝说，孙中山只得认可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事实。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法》6条，允许袁世凯在北京任职。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表就职演说，提出重视农工商，重视教育，提倡法律与道德并进等思想。袁世凯领导下的中华民国从此踏上了征程。赫连勃勃大王说：“开始踏上征程的中华民国，秉诚而论，袁世凯不是最初的设计者，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也不能把他说成是‘胜利果实的篡夺者和惟一受惠者’。袁世凯以出色的政治天才和高超的政治手腕，避免了清朝灭亡之时可能带来的分裂，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作出了旁人所不能的巨大贡献。所以，仅仅认为袁世凯当国完全凭借阴谋、不道德行为以及简单的欺骗手段，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总统，当时是众望所归，而且属于‘民选’的意义（参议院选举产生），从政治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当然袁世凯在就职后还是有私心的，北洋与孙中山同盟会联合执政，10个部长中表面上看只有3个是袁世凯的人，但这三人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内务总长赵秉钧，都是实权派，而同盟会虽占5个席位（有2个是其他党派），但这5个是交通部、教育部、农林部、工商部、司法部，都是虚的。自然袁世凯不可能完全把实权拱手给别人。

无论袁世凯当总统前还是当总统后，但凡和袁世凯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可以说，袁世凯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两道目光尤其逼人，这大概是人们对他心怀恐惧的原因吧！

袁世凯重视国民教育，他说：“凡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维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他还推出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他是汉语拼音的鼻祖。他对教授和知识分子十分尊重，人民生活基本安康，舆论自由，反袁言论在报纸上照样发表。

七、袁大总统

1912年，处在大变局中的袁世凯清楚地知道，这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都不一样，这不单是重打锣鼓另开张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袁世凯不禁要问：共和制在有两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真的能行得通吗？

1912年10月袁世凯与孙中山见面，在欢迎宴会上袁世凯说：“民国初建，时事尚不如人意，世凯德薄才鲜，望先生教我。”孙中山说：“凡共和之事，文当竭尽全力。”袁世凯请孙中山留在北京，孙中山说自己更愿做一个普通公民。袁世凯挽留未果，遂问孙中山如何治国。孙中山说：“国家要富强，要有一个清明的政治，安定的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才能进行。我国农村辽阔，农民极多，要使耕者有其田，使其安心农作，物产才能丰登。同时要发展实业以厚民生，欲发展实业当以修铁路、发展交通为首要，使地能尽其利，货能畅其流，则不愁国家不富强。”袁世凯点头称是。

几天后一次私下谈话中孙中山说：“袁公，您连任总统，我担保十年不变。”袁世凯：“孙先生这不是越谈越远吗？我只能勉强维持到国会选举新总统那天，到时我请求你放我回老家，做个太平盛世的老百姓。”事后，孙中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崇拜袁总统，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都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且袁公以练兵出名，假以时日，军事必有可观。”“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不凡，虽然习惯用权术，但也是迫于时势，不得不这样。”这次孙袁会见后黄兴说：“袁世凯是英雄，应该当国民党主席。”

孙中山、袁世凯，后来的一系列事件让这两位民国伟人被历史视为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但现在，他们二人却都对对方以诚相待，他们都盼望中国能强大，也都希望中国走共和道路能成功，也都正在为把中国建设好而努力。毫无疑问，二人的政治合作没持续多久，但正因如此，这短暂的契合是值得珍视的。

此时袁世凯、黄兴、孙中山共同提出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黄兴还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说：“加入政党诚然不错，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但袁世凯让国务总理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

很快，每个对他们的合作感到兴高采烈的人都感到失望，蜜月期结束了，或者说蜜月期没开始，斗争便开始了。人们发现把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硬生生绑在一起太难了，他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样，很难靠近，虽然也曾为暂时的坦诚所感动，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袁世凯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精英政治，孙中山代表的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袁世凯提倡中庸，孙中山鼓吹革命；袁世凯执政靠的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孙中山从政靠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党人；袁世凯更愿意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使中国强大，孙中山更愿意从民主自由的角度来使中国共和。二人的主义、理想、性格、背景截然不同，于是两人的决裂不可避免，只是需要一个导火索。

1913年4月，中华民国首先为巴西和秘鲁所承认，这终于结束了民国成立一年来不被一个国家承认的尴尬局面。同年5月，美国承认中华民国，随后各国纷纷承认民国。

同年袁世凯建立中国近代司法制度，他以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财政学作为考司法公务员的科目，很具有现代意识。

春节在中国历史悠久，而现行春节却由袁世凯发起，1913年袁世凯批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放假。

建设的时代本该开始了，但旧东西全毁了，新东西不成熟，广大农村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片愚昧情景，城市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在一片屋檐下，贫富差距悬殊。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只剩下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的字眼。孙中山似乎也没去修铁路，美国人端纳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二次革命前）孙中山和黄兴关在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每天策划推翻袁世凯的阴谋。”

八、宋教仁遇刺案

袁世凯办的实事大家都看见了，可宋教仁说：“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袁世凯的恶政府一定要被铲除，然后依法重新选总统。”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与孙中山、黄兴同为国民党三元首，还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他在25岁之时，便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1907年，日本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利用报刊大造舆论，硬说中国长白山东南与朝鲜相邻的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朝鲜当时实际上已被日本控制，如此说等同意味着间岛要归日本。宋教仁通过在间岛进行实地考察，及在汉城图书馆和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大量文献图籍，缜密考证，写成《间岛问题》一书，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古就属于中国，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当局曾许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以防清政府以此为据而使其野心落空，但宋教仁以民族大义为重，将有关资料提供给了清政府。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事实俱在，最终使得日本侵占间岛的阴谋未能得逞。此事可谓是“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慈禧也曾因此事想让宋教仁做官，宋教仁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

间岛事件四年后，即1911年春，黄兴准备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电邀在上海办《民立报》、时年29岁的宋教仁来参加，于右任说：“太危险了，真不希望看到您去冒险。”宋教仁说：“没什么可怕的，事成，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不成，无非掉了我一颗脑袋而已。”

4月27日，宋教仁乘船前往广州准备参加黄花岗起义。他到达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黄花岗起义已经失败。广州城门紧闭，清兵正在码头严加盘查。宋教仁一看，起义都失败了我还去干吗，于是回到上海继续担任《民立报》主笔。

9月，湖北的革命党准备发动武昌起义。当时革命党前三名中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只有宋教仁在上海，相对而言来湖北最方便。于是湖北革命党人派代表来上海，请宋教仁前去武汉领导起义。宋教仁大喜，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动身。可就在这时，武昌狱中的革命党人胡瑛派人给宋教仁发来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近期恐怕不能发难。

宋教仁又犹豫了，此时已是10月8日，宋教仁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负责为由，留在上海观望。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革命党前三名都不在，便宜了黎元洪当革命领袖。宋教仁得知此事后跌足长叹。

武汉用不着自己了，那就去南京，南京离上海也近，于是11月10日宋教仁同他的日本友人北一辉（日本法西斯鼻祖，东条英机之思想源于此人）一起乘坐小船去南京，他要在长江下游地区打开新局面，建立一个由革命党人控制的中央政权。

可是，11月14日，宋教仁到达南京城下，老远就见城门上黄龙旗随风摇摆，漫山遍野都是清兵，原来张勋正在城里大肆搜捕革命党，凡是剪了辫子的青年一律捉去杀掉，于是宋教仁又回到了上海。

12月2日，革命党攻克南京，击败了张勋，宋教仁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计划。按照宋教仁的设想，中华民国应该定都南京，由黄兴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掌管军事，自己负责行政。

没想到，12月25日，孙中山回来了。北一辉劝宋教仁拥护孙中山，宋大怒：“黄兴的优柔寡断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北一辉好说歹说，宋教仁才勉强同意去参加同盟会欢迎孙中山的宴会。

在上海，同盟会高层开会。宋教仁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最后大家取了个折中的方案：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黄兴当内阁总理，宋教仁当内务总长。

不料到了南京，这个方案又被否决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在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宋教仁的提名被取消，改由程德全担任内务总长。直到1月15日，孙中山才任命宋教仁担任总统府法制院总裁。

1912年初，革命党内部有人还是不愿跟袁世凯议和，马君武提议以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为名带兵北上跟北洋军开战。这无异于送死，宋教仁当然很明智，他反对这个提议，结果被马君武一巴掌打得左眼流血。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给袁世凯当说客，想出卖南京。

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宣读新党章时，其中一条规定国民党不吸收女党员。这激怒了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她冲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记耳光。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准备乘车到北京，在火车站遇刺，很快，凶手武士英和指使武士英的应桂馨被缉拿归案。武士英承认自己是受应桂馨指示杀的宋教仁。随后在搜查应桂馨的家时发现了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给应桂馨的电报，上书：“毁宋（宋教仁）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由此，矛头指向了袁世凯的手下赵秉钧。武士英被捕一周后，他翻供说此事非应桂馨指派，且是为北京政府除害。几天后，武士英在吃了应桂馨的朋友送的馒头后，暴毙于监狱中。事情一下子就大了，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在杀人灭口。

赵秉钧是袁世凯心腹，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因此最终的幕后主使定是袁世凯，孙中山、黄兴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黄兴写了副对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上海《真相画报》刊登杀害宋教仁真凶照片，从左至右，武士英、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袁世凯由此成了杀宋教仁的元凶。因此孙中山于1913年7月9日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9月，二次革命失败。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死亡。由于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是宋教仁遇刺案的主谋，于是时人皆称赵秉钧是被袁世凯害死的，是袁世凯在送给赵秉钧的新疆葡萄里注射了毒药，是袁世凯杀人灭口。以上就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全过程。

那么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呢？

说袁世凯是杀宋教仁的元凶，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不能因为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人，就说是袁世凯下令杀的宋教仁。杀宋教仁的武士英是应桂馨的人，应桂馨是洪述祖的人，洪述祖是赵秉钧的人，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人，因此袁世凯就是杀宋教仁的元凶，这种“等式的传递性”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而赵秉钧确实对宋教仁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赵秉钧一方面听不惯宋教仁的言论，一方面要保住自己总理职位（宋教仁要竞选总理），于是就要收拾宋教仁。他的秘书洪述祖的电报中说：“毁宋（宋教仁）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虽然赵秉钧想“毁宋”，也不能证明袁世凯知悉此事，宋教仁遇刺后，袁世凯一方面高度赞赏了宋教仁的功绩，另一方面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全力缉凶，三日后，应桂馨和武士英落网，证明了这不是道假命令。有人认为那么短的时间就抓获歹徒，并非袁世凯本意，只不过地处南方势力范围，袁世凯鞭长莫及。那袁世凯怎么会在自己鞭长莫及的地方下手呢？宋教仁是准备乘车北上去北京的，如果袁世凯真想杀宋，何不在自己一手遮天的北京下手呢？

杀宋教仁对袁世凯益处大吗？宋教仁死了，国民党还有头号和二号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即使他们二人真的不从政了，还有曾和宋教仁同时入选了首任内阁名单的四号人物陈其美呢，国民党既然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杀掉一个宋教仁又有什么用呢？

至于杀人灭口，在此情况下，你越灭口，就越说明有问题，就越说不清。袁世凯没那么笨，就算袁世凯想灭口，他也没这能力，武士英在上海的监狱里，上海的监狱在国民党控制下。而且事实上，赵秉钧是在宋教仁死后11个月才死的，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都被平定半年了，再灭口有必要吗？至于赵秉钧中毒而死的说法，系国民党编造出来的，无根据。据《大公报》记载，赵秉钧突然死亡，更偏向一种突发的急症。

综上，宋教仁之死应与袁世凯无关，是赵秉钧干的。但无论如何，正因宋教仁之死，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决裂，他们都认定就是袁世凯干的，黄兴主张暗杀袁世凯，孙中山说：“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遣将调兵，行动迅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但黄兴不同意，两人争论了几天，袁世凯已得知孙中山的密谋，他在1913年5月21日说：“现在我看透了，孙文、黄兴除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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