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宇航知识篇(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月霞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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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宇航知识篇(五)试读：

前言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新世纪，科学技术正以人类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未来。《科普知识百科全书》结合当前最新的知识理论，根据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特点，向青少年即全面又具有重点的介绍了宇宙、太空、地理、数、理、化、交通、能源、微生物、人体、动物、植物等多方面、多领域、多学科、大角度、大范围的基础知识。内容较为丰富，全书涉及近100个领域，几乎涵盖了近1000个知识主题，展示了近10000多个知识点，字数为800多万字，书中内容专业性强，同时又易于理解和掌握，每个知识点阐述的方法本着从自然到科学、原理、论述到社会发展的包罗万象，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需求。该书是丰富青少年阅历，培养青少年的想象力、创造力，加强他们的探索兴趣和对未来的向往憧憬，热爱科学的难得教材，是青少年生活、工作必备的大型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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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办法编写，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书中仍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6年1月

航空趣话

古代航空理想与神话传说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凭着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同时，在科学技术方面，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这些都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祖先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从雪花、树叶飘落，云彩流动，狂风中飞沙走石等自然现象，以及天空中的飞鸟、昆虫等的飞行活动产生联想，得到飞行的启示而向往飞行。但是，古代生产力非常落后，生产方式也极为简单，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飞行的愿望无法实现，只有寄托于神话。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奇妙、动人的航空神话传说。这些航空神话传说不仅丰富了古代人类社会文化，而且孕育了后代航空技术的萌发。

传说我们的始祖黄帝就是骑着龙飞到天上去做神仙的，征服洪水的大禹也曾驾着龙到天空游览。在公元前10世纪周朝国王周穆王乘坐一辆“黄金碧玉车”，以日行万里的速度飞往西方访问“瑶池金田”西王母。传说天上有仙，称为天仙。天仙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飞行云中。仙人王子乔骑的是白鹤。春秋时候秦国的国君秦穆公的女婿是乘龙的肖史，他能在天空自由地飞来飞去。

根据民间传说编著的《山海经）书中，有不少“人鸟一体”的怪异插图，如羽民国、人面鸦等。这些带有浓厚神秘色采的怪异图，是古人想借飞鸟来实现飞行愿望的一种飞行想象图。

我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说的是后羿从西天王母娘娘那里求得“不死之药”，夫妻分吃，可以长生不老。谁知后羿的妻子嫦娥偷着一人吃了，结果她就不由自主地飞上天空，一直升到月宫里。这不仅是航空神话，而且也是航天神话。这说明古代的中国人，不仅有航空的理想，甚至还有登上月球，征服宇宙的愿望。这些神奇、动人的航空神话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人在征服大自然的漫长岁月中产的翱翔天空、遨游宇宙的愿望；而且激励着人们去探索人类飞行的奥秘。羽民国　人面鸦

我国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00～前278年），在《离骚》中想象自己驾着由飞龙拉着的车，在天空飞行，朵朵云彩就像一面面旗帜，在他车旁迎风飘扬，凤凰一边唱着歌，一边随他在空中飞翔。他飞过巍峨的昆仑山，飞过一望无际的流沙河，最后到达天边的西海。《庄子·逍遥游》里，说列子由于得风仙之道，因而能够驾风不费力地在空中飞行，把想象中的飞行与风联系起来，说明古人已预见到飞行与风有密切的关系。

诗人李白（701～762年）的《天台晓望》诗里有：“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瀛。”

诗人杜甫（712～770年）的《彭衙行》诗里有：“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文学家韩愈（768-824年）的《调张藉》诗里有：“我愿生双翅，扑逐出八荒。”

唐朝的李白、杜甫和韩愈，在他们的诗里都希望人能像鸟一样生羽毛、长翅膀，在空中飞行。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1037～1102年）的《金山妙高台》诗里有：“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意思是，我想驾着飞车，去东海寻访赤松子，三万里水路，到蓬莱可真不容易啊！

神话故事《西游记》里描写的天兵天将、妖魔鬼怪等都能腾云驾雾在空中飞行。孙悟空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

我国甘肃敦煌石窟里的壁画飞天，其职能是侍奉佛陀和天帝释，因能歌善舞，周身还散发着香气，所以又叫香音神或飞天伎乐。按佛经的描述，飞天的形象似人非人，头上长角，并不美。但经过艺术家之手，却成了形貌俊美韵天男天女。这些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飞天，身披天衣，环绕彩带，飞腾之状犹如游龙翔风，彩云飘扬。这是人们向往飞行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我国古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用语言、文字、绘画等方式表示了古人向往空中飞行的愿望，并广为传播。可以说，古人航空理想由来已久。

古人在探索飞行的过程中，想象中的飞行器，最早的可能要算“飞车”了。《山海经·海外西经》里有：“奇肱国善制飞车，游行半空，日可万里。”《帝王世纪》里有：“奇肱氏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吹奇肱飞车至于豫州。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十年，东风至，汤复作车，遣之去。”

传说，成汤在位13年前（前1766～前1754年），西方有个奇肱国，奇肱国的人都是独臂，但心灵手巧，会猎取飞禽，还会制造飞车。人坐在飞车可以快速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有一次刮西风，把奇肱国的人和飞车刮到了汤的国都豫州。汤王把独臂人和飞车的到来视为不祥之兆，于是把飞车给毁了。过后，汤王觉得失礼，遂令工匠复制奇肱飞车。过了10年，有一次刮东风，又把奇肱国人和飞车刮回去了。要设计、制造这样的飞行器，可以想象一定会把当时的能工巧匠给难住。

可能是受鸟类飞行的启示，古人把飞行的愿望寄托于翅膀，幻想人能“生”翅膀，像鸟一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有了翅膀就能飞行”，似乎减了古人的，“飞行理论”。于是在文学作品和绘画艺术中出现了带翅膀的人。这种带翼的人，在汉代（前206～公元220年）就有了。同时，还有带翼的神龙、神虎、神马等等。

山东省嘉祥县一座东汉时代坟墓——武氏石室，室内的。石壁刻有长着双翼、四翼和六翼，站立着或在空中飞行的人的图画。

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有一幅“雷公”车图，画像为雷公车，车下云气簇拥。车上树鼓，有羽葆和华盖。车上乘两人皆肩-生羽翼，车前有三翼虎，纤索挽引，云气飘飞，羽葆翻卷，加上三虎肢、体、尾在飞腾中拉成一线，有风驰电掣之感。另一幅“白虎、羽人”图，右刻翼虎，张口怒目，尾翘扬。后有羽人翼驰张，体前倾，臂前伸，追逐翼虎。还有一幅“应龙、羽人”图，右刻一应龙，两角，长舌吐伸，振翼作升腾状。龙尾之后有一羽人，细腰，修颈，背生两翼，回首遐望。这种带翅膀的人是古人向往、探索用翼飞行的最好例证。（山海经）中有一幅超级怪异图——敦湖，可能是古人通过对人、兽、鸟三者的比较认识到：人的头脑比飞禽走兽发达，而野兽的力气比人、鸟都大，飞行离不开翅膀，因而创造出人面、兽身、鸟翼三合一的敦湖图。飞行器的基本要素是：控制、动力和翼。人面代表高等智慧，相当于飞行器操纵、控制系统；兽身表示力大无穷，相当于飞行器发动机；鸟翼象征展翅高飞，相当于飞行器的翼。可以说，“敦湖”是古人向往飞行，对人、兽、鸟三者的“部件”重新进行组合的最佳方案。

幻想“生”一双翅膀或自己制造一副翅膀来实现飞行的愿望，并非只有中国才有，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国外著名的传说：工程师代达罗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被国王米诺斯监禁在克里特岛的一座迷宫中。代达罗斯和他的儿子用腊和羽毛为自己做了翅膀，从而逃了出来。代达罗斯用这副翅膀成功地飞到那不勒斯，而伊卡洛斯对这种新的飞行欣喜若狂，没有听他父亲的忠告，飞得离太阳太近，致使蜡翅膀融化，坠海身亡。另一位飞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能工巧匠韦兰。他为自己做了一件金属翼衣，并穿着这件翼衣飞行过。公元前9世纪，英国第九个国王——莎土比亚作品中李尔王的父亲布拉德，他给自己造了一副翼，并试图从特里纳万图姆（伦敦）的阿波罗宫出发，飞越该城上空。但他坠地摔死了。《圣经》中的天使都生有一双翅膀，凭借这副翅膀，天使能天上、人间自由来往。是否具有飞行能力，成为天使与凡人的最根本的区别。可见，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对带翼的崇拜及依靠翅膀来飞行都是一致的。依靠翅膀来飞行的神话传说，在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重复地传播着。人类受鸟类飞行的启示，首先想到借助翅膀来飞行。但是，从带翅膀的人到研制成带翼的飞行器飞上天空，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过程。

马克思曾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人类实现在天空飞行的愿望，征服天空的历史，正是从神话开始的。

中国古代飞行器在军事上的运用

中国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飞行器的研制受到很大限制，发展缓慢。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不断的探索，创造发明了一些简单的飞行器。有些飞行器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大约公元前49年，公输般帮助楚国攻打宋国。在战争中，“公输亦为木鸢以窥宋城”。公输般乘木鸟飞到宋国城池上空进行侦察。这是中国关于利用木鸟进行军事侦察的最早记载。相传五代时，莘七娘随夫从征人闽，作战中使用原始的热气球——松腊灯作为军事信号。被世界公认为最古老的飞行器——风筝，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也影响着军事的发展。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中对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利用最多和最快的一个领域。古代一些军事家注意飞行器在军事上的运用，中国古代就有木鸟、风筝、气球、火箭等飞行器用于军事方面的种种记载。

风筝在军事上的运用

风筝，由人牵引，靠风吹产生升力在空中飞翔的玩具。风筝在性质上是一种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英国约翰W.R泰勒和肯尼思，芒森认为“风筝的起源现在还不太清楚，看来它产生在远东，大概产生在中国。”并说，“绝大多数中国古代记载中都讲到，风筝是作战工具。大约公元前200年，韩信将军曾用一个风筝测量离敌寨的距离，而公元6世纪和9世纪，风筝曾用作联络信号。”

古今中外的许多史料都证明：风筝这种飞行器诞生在中国。中国人发明了风筝，并最早将风筝用于军事。可以说，中国古代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发明了风筝。

1.垓下之战汉军借助风筝瓦解楚军

公元前皿年，楚汉战争，汉王刘邦率军追击楚王项羽至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以南停止。遂派人与韩：信、彭越约定日期会师击楚。韩信从齐国出兵，刘贾从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与韩信并行南下攻破城父（今安徽省毫州市东南的城父村），进兵至垓下（今安徽省壁县东南）。这时，楚国的大司马周殷叛楚，利用舒（今安徽省舒城县）地灭亡六（今安徽省六安县）地，出动习江郡的部队跟随刘贾、彭越会师于垓下。四路军队会师围攻项羽。

项羽退驻垓下，兵少粮尽，刘邦的军队和诸侯的军队把他重重包围。为了尽快攻人垓下城，捉拿项羽，淮阳侯韩信制作了一只奇巧的大风筝，启奏汉王刘邦，让张良（子房）乘坐飞上天空，高唱楚歌。同时，让围城的汉军也唱起楚歌。歌声传人垓下城中，楚军将士听到楚歌触歌生情，纷纷思念家乡、想念亲人，无心作战。项羽在帐中“夜闻汉军四面楚歌”，非常吃惊地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羽只好率领部下八百余人突围南逃，汉军骑将灌婴带领五千骑兵紧紧追赶。项羽逃至乌江边，仅剩骑兵十余人，自知兵败，不能再与刘邦抗争，于是拔剑自刎而死。

2.韩信攻未央宫运用风筝测量距离

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继皇位，史称汉高祖。刘邦称帝年事已高，其子尚幼，异姓诸王中，韩信、彭英布等，皆能征善战，对刘邦的帝位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北方匈奴日渐强大，常常引兵入侵汉边关。对此，汉高祖刘邦采取了“对外和亲，对内削平诸王”之策。

当时齐王韩信势力最为强大，功高望重，成为刘邦首先剪除的目标。当垓下战役刚一结束，天下大局已定，刘邦返回定陶，即急到韩信军营，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12月；夺回了韩信的军权。随即将韩信改封为楚王，命其建都于下邳，管辖淮北一带地区，把齐地七十余城、二千多里的地方，改封给自己的儿子齐王刘肥。一年后，刘邦以有人告发韩信“谋反”为口实，采用陈平的计谋，设下“南游云梦”圈套，逮捕了韩信。韩信被押解回京师洛阳，但刘邦并未杀死他，而是将他贬封为淮阴侯，留在京师便于监视和控制他。

陈稀本是刘邦的宠臣，但属异姓侯王，刘邦并不完全放心，陈稀被任命为钜鹿守，上任之前向韩信辞别。韩信拉着陈稀的手，令左右人等回避，然后对他说：“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公元前197年陈稀反叛刘邦。第二年冬，刘邦亲率人讨伐陈稀。但韩信称病未与刘邦同去。韩信派人给陈稀送信说：“弟举兵，于从此助公。”同时，韩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与袭吕后、太子。”吕后和太子居于未央宫，周围有重兵把守，警卫森严。“高祖之征陈稀也，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之远近，欲以穿地隧人宫中也。”韩信利用风筝测量距离，想用地道战法攻入未央宫去。

宋朝高承在《事物纪源》中说：“纸鸢俗谓之风筝，古今相传云：是韩信所作。”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制作风筝的材料：丝绸、麻布和竹子。韩信制作的风筝带着张良飞上天空，未必可信。目前国内外有关的航空书籍一般都认为风筝产生于中国，由汉朝将军韩信发明。

3.羊侃利用风筝送诏书搬救兵

公元548年（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诱说临贺王萧正德，愿助其夺取政权。8月，侯景以诛朱异、徐鳞等为名，在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起兵叛梁。梁以萧范、萧正表、柳仲礼、裴之高为南、北、西、东四道都督，命萧纶统一指挥讨侯景。侯景留王显贵守寿阳，诈称游猎，10月3日，袭击占领谯州（今安徽省滁州市）、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兵临长江。萧正德驻军丹阳（南京西南），阴以大船数十，济景渡江。侯景由采石（安徽省当涂西北）渡江后，分兵袭击姑孰（安徽省当涂西），进至慈湖（安徽省当涂北）。梁上下骇惧，乃以亘城王萧大器总督城内各军。侯景军队进至朱雀桁（南京南），萧正德守宜阳门，迎侯景军队人城，遂围台城（梁宫城）。侯景久攻台城不下，乃筑长围以断其内外联络。梁武帝被侯景军队围困在南京的台城。羊侃在城里放风筝，想用风筝送出武帝诏书，搬请救兵解台城之围，可是风筝被侯景部下射下来了，搬请救兵未成。

4.张伍利用风筝送出求援信临浼城解围

公兀781年，田悦率兵围攻临焰，守将张任利用风筝送出求援信，结果得到马燧的及时救援，打退田悦，临箔城解围。这是中国古代战争中利用风筝传送信息成功的一例。

5.汴京之战金军风筝传送书信

公兀191年（金正大九年）蒙军在禹山（河南邓县西南）击败金军后，蒙将拖雷留一支部队牵制金军，主力分道继续北进，于第二年1月自唐州（河南唐河）直奔金都城汴京（河南开封）。金元帅完颜与蒙军在襄城（河南襄城）战败，退回汴京。蒙军围城攻打，金军坚守城池，两军相持不下。金军用风筝传递书信给被俘将士，要他们作内应使蒙军退兵，但此计未成。蒙军猛烈攻城十六昼夜未克。两军共战死百万人，仍然相持不下，双方只好议和。这是古代战争中运用风筝的又一例。

火箭在军事上的运用

古代火箭与其他非火药武器和火器相比，有许多优点：1. 发射和飞行速度较快。一般发射时间在一分钟以内，发射后飞行

速度为每秒百米以上，能迅速到达目标。2. 不仅可以单枚发射，还可以将多枚捆绑起来，同时发射。这种集

束火箭火力集中，威力大，能杀伤大面积目标和浅近纵深目标。3. 早期的火炮、火枪射出的弹矢，只能造成物理性破坏，而火箭则

能造成化学性破坏。有的火箭头涂有毒药，射中人马后能很快致

死。火箭还能纵火燃烧，给对方阵地构成很大威胁。4. 火箭本身和发射装置构造简单、轻便，便于携带和运输，机动性

好，既适用于步兵、骑兵，又适用于水军。

在中国古代火箭被广泛用于战争，并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三国志》载，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魏明帝“使将军郝昭筑陈仑城；会（诸葛）亮至，围昭……（亮）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燃，梯上人皆烧死。”这是我国首次关于火箭用于战争的记载。当时的“火箭”，只不过是把引燃物绑在箭杆上，借助弩弓等机械力投射出去，目的在于纵火或延烧，只是一种带“火”的箭。

公元10世纪，唐末宋初时代，已经有火药用于火箭的文字记载。这时的“火箭”只是用火药取代早期火箭箭杆上的引燃物，仍由弩弓投射出去，还不是靠自身喷气推进的火箭。公元12世纪出现了利用喷射作用和爆炸作用的火药武器。这时的火箭与今天的火箭原理一样，可以说已是真正的火箭了。10～13世纪，宋、金、元之间的战事频繁，军事需要推动了火药和火药武器的迅速发展。12世纪60年代初，中国境内南宋和金两个对峙政权，在长江下游和州（今江苏省。和县）对岸的采石附近的江面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水战。宋军使用原始火箭弹——霹雳炮打败了金军。中国古代火箭构造示意图

1161年（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帝完颜亮迁都汴京，发兵南下，企图统一中国。完颜亮率步兵、骑兵34万，水兵3万分道南下：一路水兵由海上直攻临安；一路由风翔取大散关向四川进攻；自率主力出寿春向江淮进军，宋将刘铸由扬州开赴淮阴守淮东，命王权进驻寿春。王权畏缩不前只进至庐州，探悉金军势大，首先撤退，过和州后，弃军先渡，情势非常混乱。刘镝奉命撤退守江，由淮阴经扬州退驻瓜州。金军很快占领庐州、和州、扬州。金将肖琦到扬州后，率部争夺瓜州渡口。宋将吴超在运河沿岸阻击金军，在皂角林中设伏，用强弩射金兵，肖琦被围，死战得脱，因河岸狭窄不便使骑兵活动，金兵撤退时被俘数百人，宋军取得小胜。后四日，宋军弃瓜州，退守镇江。完颜亮率军进驻和州，准备由采石，（安徽当涂西北）渡江进攻。宋虞允文奉命犒师至采石，收容了王权散兵1.8万人，以步骑兵排在江岸，海鳅船排列在江中，准备迎击金军。金军舟船自杨林渡口进攻，将到南岸时，见宋军严阵以待，少数登上南岸，即被宋军全部歼灭。宋海鳅船由民兵踏机，冲入金船群中，金舟底阔如箱，行动不便，大半被撞沉，金兵多死江中，少数逃回皆被完颜亮杀死。次日虞允文指挥舟师监视杨林河口，用神臂弓射杀金兵，又派人到上游放火，烧毁金残余船只。

11月，完颜亮在采石渡江失败后，乃移兵瓜州，企图从瓜州渡江夺取镇江。虞允文知刘铸病重，镇江空虚，乃将部队交给李显忠，分兵赶往镇江，在江中试航车船，绕金山，航行如飞，金兵均甚惊骇。完颜亮治军残酷，下令限期渡江，凡逃跑、落后者都要杀死，军心更为动摇。这时，完颜褒（后改名颜雍，史称金世宗）已在辽阳继位，于是，部队将领起事，杀死完颜亮，表示退军讲和，金兵陆续撤退。

1161年采石战役中，宋军以少胜多，打败金军，其主要原因是：宋军将领虞允文指挥得当，步、骑、水兵密切配合，水战中使用了轻便灵活，机动性能好的海鳅船冲撞金舟，还使用了火力强，能打击较远目标的霹雳炮。

关于采石战役中使用霹雳炮，宋史和金史中均未记载，有关霹雳炮的原始史料，主要来自南京诗人杨万里（1127-t205年）作的《海鳅赋后序》。《海鳅赋后序》约写于1170年，是采石战役后九年。此文后来收入《诚斋集）卷44中。这种霹雳炮用纸筒制成，内装炸药和发射药，炸药内混有石灰。发射时点燃药线，发射药燃烧从筒内喷出火焰，借反作用推力将武器射向敌方。然后发射药引燃炸药，发生巨响，纸筒炸裂使石灰散为烟雾，敌方人员睁不开眼而丧失战斗力。霹雳炮的发射和爆炸同今天的“二踢脚”非常相似。1161年采石战役宋军使用霹雳炮攻击金军，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箭武器。

1232年（宋绍定五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金正大九年）4月，蒙古窝阔台汗遣大将速不台率大军攻打金都城汴，京，金守将赤盏合喜令部下以“震天雷”、“飞火枪”等兵器抵抗。“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大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之上，火点甲铁皆透。大（蒙）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发火，人与牛皮皆碎进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蒙）兵惟畏此二物云。”双方激战六昼夜，金军靠从宋军那里得到的火器，成功地守住了都城，蒙军遭到损失后撤兵，双方暂订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汴京之战。“飞火枪”顾名思义，就是“能飞的火枪”。其构造是在普通枪的呛身加装一火药筒。发射时，飞火枪上的火药筒喷出的气流产生反作用力，使飞火枪自行飞去。飞火枪是中国的一种火箭兵器。

到了明朝时代，中国火箭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军队装备火箭已相当普遍，火箭这种兵器的种类已多达几十种，并且出现了“二级火箭”。这些火箭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单级火箭、火箭飞弹和多级火箭。

1.单级火箭

单级火箭分为单发和多发的。单发的一次发射一支箭，多发的一次发射几支、十支到一百支箭。发射的方式分为用架、用筒、用桶、用匣等。（1）单发火箭这类火箭有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和蒸尾箭等。这四种火箭，箭杆长六尺，直径五六分，箭镞长三寸，箭翎长七寸；药筒长八寸，直径一寸二分，缚于箭镞之下，引线向后，箭头分别呈刀、枪、剑和燕尾型。这类火箭是在宋朝和元朝火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箭头一般都涂以虎药（毒药），能穿铠甲，射程可达500步。使用时，架在树枝上或兵器上，在距敌知步左右点火发射。（2）集束火箭又称为多发火箭。将若干支单发火箭的药线并联起来，点火后同时发射出去。这类火箭有五虎出穴箭，5支单发火箭并联，射程约别步；九龙箭，9支单发火，箭并联，躬程约4印步；火弩流星箭，10支单发火箭并联，射程约400步；火笼箭，17～20支单发火箭并联，射程约300步；长蛇破阵箭，30支单发火箭并联，射程约200步；一窝蜂箭，32支单发火箭并联，射程约300步；群豹横奔箭，40支单发火箭并联，射程约4印步；四十九矢飞帘箭，49支单发火箭并联，射程约4印步；白虎齐奔箭，100支单发火箭并联，射程约300步。

10支以下的集束火箭，通常装入竹筒或木筒内发射，每筒重量约二斤，每名士兵可携带4～5筒。20支集束火箭装入竹编圆筒内，圆筒长四尺，口大底小，外面糊油纸，可以防风防雨。30支集束火箭放入木匣内，箭杆长二尺九寸，火箭筒长四寸，每匣重量约五斤；40支以上集束火箭装入木匣内。大型集束火箭放在专门设计制造的战车上，用人力或畜力牵引。单级火箭

集束火箭能同时发射若干支火箭，具有较强的火力，箭头大多涂有虎药；除有纵火效能外，还有杀伤效能。集束火箭无论是突击点状目标，还是线状目标，都是一种有效的武器。集束火箭用于战争，标志着中国古代在武器制造和战术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

2.火箭飞弹

火箭飞弹是利用喷射火箭原理将爆炸物投向敌方的一种兵器；对敌方不仅有杀伤作用，而且有威吓作用。这种兵器始于南宋，在战争中颇有成效，到了明代有了很大改进，主要有飞空击贼震天雷和神火飞鸦等。（1）飞空击贼震天雷这种兵器是球形状，直径约三寸五分，用竹篾编成，两旁安翅膀。球内装火药和数枚涂有虎药的棱角，中间夹一个长二寸、内装发射药的纸筒；有引信与球内火药相连，外面用纸糊十多层，涂成红色，主要用于攻城。攻城时，顺风点燃引线，雷飞人城，纸筒内发射药燃，完后即引燃竹球内火药爆炸。爆炸时烟飞雾障，迷目钻孔，棱角乱钉人。飞空击贼震天雷靠自身的发射药推进，原理与现代火箭弹相似，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火箭弹。（2）神火飞鸦用竹篾或芦苇编织成乌鸦形体的篓子，如斤余鸡大。外面用棉纸封固，内装火药。鸦身装有头、尾和翅膀，鸦身下面两侧安装4支大起火（火箭）。在鸦背上开一，孔，用4根各一尺长的药线插入孔内，与鸦身内的火药相连，药线的另一端分别和4支起火的药筒底部相连，再将4支起火的引线并联。使用时点燃引线，利用起火的推力，使神火飞鸦飞到空中，大约可飞行100多尺的距离。当起火里的火药烧完了，起火的推力也就消失了，于是神火飞鸦掉了下来。这时候，药线点燃了鸦身里的火药爆炸，借以焚烧敌方地面营寨或水面船。神火飞鸦在原理上也和火箭弹相同。

3.多级火箭

明代多级火箭，实际是二级火箭，即利用火箭装置将另一枚火箭匡向空中，使其继续飞行到更远的地方。多级火箭为我国首创，是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是现代多级火箭的先河。这种火箭有火龙出水和飞空砂简等。（1）火龙出水在五尺长的薄竹筒两头装木制龙头和龙尾。筒内装火箭数枚，引线都并联在一起，从龙头下方的孔中引出总药线。龙身下前后各装两支大起火，引线并联在一起，前面两支起火药筒底部与从龙头下方的孔中引出的点药线连接。发射时先点燃龙头和龙尾下面的四支起火，推动火龙飞向空中，待推动火龙前进的起火燃烧将完时，连接的总药线已点燃火龙腹内的火箭，这时，龙腹内的火箭即由龙口飞出继续前进，飞向目标。这种兵器能在离地面或水面三四尺空中飞行二三里远。用于水战时，犹如从水中飞出的火龙，故称火龙出水。“神火飞鸦”（2）飞空砂筒能飞出去飞回来的一种火箭，是中国火箭技术的重大发明之一，标志着我国火箭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水平。其构造是，用薄竹作箭身，长七尺，直径弓寸五分，箭身前端两侧各绑一个药筒，一个筒口向前，另一个筒口向后。筒口向后的药筒前面有一爆竹，长七寸，直径七分，爆竹的引线与药筒底部连通，爆竹内装炸药和细沙，爆竹顶端装有几根薄倒须险。用“竹溜子”（用竹筒制作的发射架）发射。发射时先瞄准敌船和营寨，利用筒口向后的药筒将飞空砂筒射出，刺在敌船蓬、船帆或营寨的帐蓬上。药筒内的火药烧完后引燃爆炸，爆竹炸裂喷射火焰和细沙，敌人救火时，细沙落人眼内，很难医治，丧失战斗能力。爆竹爆炸通过药线引燃筒口向前的药筒，飞空砂筒又飞回来。这种二级火箭，第二级火箭与第一级火箭运行的方向相反，作逆行运动，体现了火箭回收的设计思想。

明朝年间，火箭兵器发展很快，并广泛用于战争。如1371年朱元璋为消灭割据势力，借口明升遣将攻扰边境，派遣部将汤和、傅友德率水陆军分路人蜀。西路军将领汤和派部将廖永忠率军攻瞿塘关，“以火箭、火炮破蜀”，明升战败降伏。1388年3月，思伦发率其部号称三十万人马攻定边，（今云南省巍山回族自治县），明西平侯沐英率精骑三万，昼夜增援，行军十五日到达，思伦发驱象披甲列队，沐英将明军分为三军：冯诚为前军，宓正、汤昭为左右军；明军“以火箭、火炮、火铳破思伦发的象阵”，人象皆反走，明军乘机冲击，思伦发大败，斩首三万余，俘万余，思伦发败逃。1464年延绥参房能在川（今云南省腾冲县）作战中用“九龙筒”（有九支单发火箭的集束火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朝廷随即下令依式制造，装备各军使用。

明朝大将军戚继光的戚家军素以使用火器著称，尤其善于使用火箭兵器。他编著的《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详细叙述了火切和火器的制造、使用及操练等方面的内容。除戚继光外，还有赵士桢的（神器谱》、王鸣鹤的（登坛必究）、何汝贤的《兵录》、李盘的《金汤借箸十二筹）、茅元仪的《武备志》、焦勖的《火攻挈要）等有关火药、火器和火箭方面的专著。其中茅元仪的（武备志》，文图并茂，不仅有各种火药的配方，而且有单发火箭、集束火箭、火箭飞弹、二级火箭等多种火箭的构造及使用，是集中国古代火箭技术之大成。明朝年间，朝鲜国火铳都监崔茂宜，曾邀请中国火器专家李元去朝鲜传授火药、火铳和火箭制造技术。

明代的火箭种类多，并广泛用于战争；火箭方面的专著多，并将火箭技术首次传到国外。这说明，明代的火箭技术已相当发达。到了清代，除了在明代火箭技术的基础上略有改进和发展外，清政府引进了一些西方列强国家的火箭制造技术，生产了一些近代火箭。

孙中山的第一架军用飞机

今年是“辛亥革命”85周年。以孙中山为首组织领导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同时也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关注和兴趣。一些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其中有一位叫哈里·韦恩·艾博特（Har xyWayneAbbott）的飞行员，他来自美国旧金山，当年23岁，正是血气方刚年龄。在一次飞行活动中，艾博特高超的飞行和跳伞技术，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心想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孙中山找到了侨居美国夏威夷的杨仙逸先生，以求从中得到帮助，那是1922年。杨是孙中山的朋友，一位富有的菠萝农场主，曾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提供过资助。了解了孙中山的意图后，杨随即赶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约瑟，与艾博特进行接触。在交谈中，杨仙逸诚恳地邀请对方能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建立航空队出力。艾博特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并签定了一份合同。来华后，他将担任航空队的飞行教官，负责训练中国年轻的预备役军官，给军队传授跳伞技术等。

1922年艾博特如约偕妻子玛莉·艾丽斯（Mary Alice）乘美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不久艾博特就被任命为中国军队的一个兵种——华南航空队的上尉，受毛（Maw）将军指挥。在1922年至1924年在华服役期间，晋升为中校。

那时候，尽管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诞生，但社会秩序还相当混乱。在乡村，还有土匪和军阀的部队抢占地盘的情况，人心惶惶。为了使这些动乱的地方重新恢复秩序，孙中山曾派部队参加清剿，其中有艾博特所在的航空队。艾博特随步兵一起参加过数次战斗侦察飞行，曾两度负伤。一次在福州，腿部中弹；另一次在肃隆（Shue Ltm），脸部负伤。艾博特在华期间不只限于作战，有一段时间还被派往福州的一家兵工厂，指导生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搜集过军械资料，具有一定的兵工生产知识。

当代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终于加快了步伐，杨仙逸在夏威夷又招募了两位航空专家：一位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址nnda）的英国人盖伊·戈尔韦（Cay Col-well），另一位是住在同一地方的美国人阿瑟·怀尔德（Arthur-Wild）。这两位专家远渡重洋来到上海，随后又到了广州，到中国华南航空队总部报到。

两位航空专家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开始着手试制军用飞机。戈尔韦负责飞机的设计工作，而怀尔德则负责飞机的装配工作。这两位专家，加上艾博特中校及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完成了飞机的制造工作。试制军用飞机的计划，于1923年4月开始，同年。7月达到高潮，飞机最后由艾博特驾驶试飞。试飞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完全达到了孙中山及其参谋人员的预期目标。

1923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了这架新式双翼飞机的命名典礼，孙夫人宋庆龄也随同参加。典礼是按传统方式进行的，在螺旋桨毂上将一瓶香槟酒击碎。中国的这架军用飞机原型机是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Rosamonde命名的，以表示对她的敬意。其中文译名为“乐士文”。“乐士文”号是在中国设计、制造并经过试飞的第一架军用飞机。机上装一台90马力（67千瓦）的寇蒂斯OX-SV-8发动机。采用悬臂式的双层机翼，之间有撑杆，但无金属拉线。机体结构材料主要为木质，外表比较流线，内有钢骨架支撑。外表涂有透明漆的机翼、尾翼和机身上下部分蒙皮，均采用胶合板制成。发动机的防护罩是铝制的。机翼撑杆和连接件全被涂成黑色。

在上、下机翼的外侧翼下分别涂有蓝白色机徽。机身两侧各写有一个白色的“1”字，周围加了黑色轮廓线，使白字更为突出。这个1字表示的是“乐士文”号是第一架原型机。

1924年底，艾博特中校与中华民国政府签定的合同期满。他辞去了在华航空队担任的工作，带着家眷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到香港后，他从启德土地开发公司那儿买了九龙的一块土地，建造了一个简易的飞行场地，以继续他的飞行事业。艾博特把这个新建的飞行场地命名为户九龙飞行场（Kow loon Flying Field），在这里他讲授航空知识、开展航空运动、举办航空展览，其中包括特技飞行、在机翼上行走和跳伞等空中表演项目。

艾博特准备结束他在远东的生活，返回旧金山。离开香港之前，他卖掉了九龙飞行场和为数不多的飞机。九龙飞行场卖给了一位荷兰人，飞机则卖给了一位英国侨民。后来，启德土地开发公司又重新把这个飞行场弄回来，并把它从一个只有一条土跑道的简易飞行场发展成为今日著名的启德国际机场。

1925年底，艾博特全家乘轮船从香港回到美国。1930年8月，哈里·韦恩·艾博特中校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丧生，年仅31岁。事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当时艾博特正在为拍摄新闻片的工作人员驾驶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

中国首次轰炸作战行动

世界上首次轰炸作战，始于1911年11月意土战争中。当时意军航空队飞行员加沃蒂驾驶“鸽”式飞机，在北非吉拉绿洲和艾因扎拉地区向土军阵地投下4颗各重2千克的“西佩利”式炸弹。两年多后的1914年4月，中国北洋政府军派飞机对白朗农民起义军实施侦察、轰炸，为中国战争史上首次空中轰炸作战行动。

白朗，字明心（1873～1914），河南宝丰人。旧中国官方史书中，均对白朗及其起义军加以诬蔑，称白朗为“白狼”，称其起义军为“叛匪”。

为反对袁世凯军阀统治，1912年白朗率领豫西一带农民发动武装起义。次年4月，攻克禹县，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队伍迅速扩大，最多时达2万多人，先后攻克新野、邓县及湖北随县等地，然后回师北返，占领河南唐县、方城、卢氏等县。11月从豫西向东挺进。1914年1月，横越京汉铁路，取商城、固始、光山等地。随后，又攻克安徽的六安、霍山，再回师豫南。白朗农民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引起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极大恐慌。2月间，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派军事人员和外商到信阳等地“观战”。这些军事人员和外商认为，“白狼之乱甚大，政府无能为力，军费耗资很大，如不及早肃清，与各国商务大有妨碍”。因此，要“中国政府仿照圣彼得堡用飞行艇（即飞机）投掷炸弹，或照阿尔加用飞行艇投掷电石剿灭野蛮人办法，将白狼军队全行炸尽”，并称“如中国无此飞行家，可向外国聘用”。袁世凯对洋人的“建议”自然是言听计从。遂命令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省军政长官，统率赵倜的20万豫军，并派飞机1架，由潘世忠等驾驶进驻信阳，从事侦察、轰炸，清剿起义军。潘世忠先任南苑航空学校飞行教官，后任修理厂厂长。1913年10月20日，他自己制造并试飞成功1架双翼飞机。同年冬，他驾驶“高德隆”飞机飞往张北地区侦察蒙古叛军。由于“高德隆”飞机是没有军械设备的教练机，当时中国尚无炸弹，只能遂行空中侦察任务。随后，潘世忠研制成功“花瓶式”和“竹筒式”炸弹。这两种炸弹每枚重约5千克，均采用触发引信，爆炸后百米内可伤人，毁损物。这次对农民起义军作战，使用的就是这两种刚研制成功的炸弹。

起义军避实就虚，不与有飞机助战的北洋政府军打硬仗，从信阳西上，4月初逼近西安。袁世凯派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豫陕剿匪总司令，令其截堵白朗军西进。4月26日，南苑航空学校组成飞机大队，赴陕西各地侦察，配合围剿白朗农民起义军。航空学校校长秦子壮（国镛）自己担任大队长，带领飞机4架进攻白朗军。先由秦国镛率同学员章斌、关庚泉等驾驶1架，继由厉汝燕驾驶1架同驻西安，实施侦察、轰炸。首次出动就撞坏了2架飞机，第二次出动，因飞行事故大队长受伤。后来从西安、潼关继续派飞机轰炸白朗农民起义军。

白朗农民起义军避开尾随人陕处于优势的陆建章部队，西人甘肃。由于时疫侵害及与少数民族地主武装冲突，长期流动作战，部队过度疲劳损耗等原因，兵力损失严重，6月9日返回河南。不久，白朗带领百余人回家乡宝丰，在狼爬岭被北洋政府军包围，突围时中弹负伤，8月3日死于河南鲁山县石庄。白朗农民起义历时三年，至此失败。

对于这次空中作战行动，有各种各样评论，有的认为，这次派飞机参战，“颇收相当效益……飞机出力实力，我国社会人士对于航空的认识殆自此始”。有的认为，用飞机对农民起义军作战是得不偿失，效果不大，损失却严重。还有的认为，用飞机对农民起义军作战没有效果。尽管对这次空中作战行动的评价不同，但这却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轰炸作战行动。

早期的轰炸；因飞机无挂弹架、瞄准具等投弹设备，所谓的“炸弹”，不过是一些小型的手掷爆炸物，因而命中率很低。无论是从飞机的构造，还是从轰炸设备、轰炸手段及轰炸效果来看，都不能与现代轰炸相比。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早期轰炸，只能说是象征性和非常原始的。但是不要忘记，现代轰炸正是在早期轰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伐战争中的军事航空

孙中山在航空事业的初期就预见到，“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之武器”。他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军事航空。1918年初，孙中山南下广州进行护法运动，就在大元帅府下设立航空处，由留美机械专家李一谔任处长，张惠长任副处长。1919年6月，组建了援闽粤军飞机队，由陈应权任队长，杨仙逸任总指挥。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广州第二次组织军政府，任命朱卓文为航空局局长，直属大元帅府。该局下辖2支航空队，第一航空队队长张惠长，第二航空队队长陈应权。

1922年2月，航空局改组，朱卓文仍任局长，张惠长任副局长兼第一航空队队长，陈庆云任第二航空队队长，杨永安、陈艺、朱慕飞等任飞行员，李其苏任飞机厂厂长。孙中山对陈炯明的错误进行处理后，又发布北伐命令，改道江西北伐。孙中山在韶关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祟智为总指挥，分三路大军，直取江西。航空队奉命配合陆军作战，张惠文胨庆云率飞行员蔡司渡、陈秀、张爱同、陆露司、胡汉贤、舍启诚等偕机械员及飞机，进驻韶关及赣南一带，受北伐军右翼总指挥许崇智指挥。5月9日，孙中山于韶关誓师北伐，分兵三路进攻江西。6月1日，孙中山令胡汉民留守韵关，自回广州镇抚陈炯明部。6月13日北伐军攻克赣州，15日进军吉安，江西都督陈光远弃职逃走。航空队配合陆军作战，进展顺利，相继攻占信丰、南康、崇义等地。正当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率部围攻总统府，炮轰观音山。孙中山幸于夜间脱险登上楚预舰，23日转往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其间，飞行员胡锦雅从大沙头驾驶“寇蒂斯”水上飞机1架，到永丰舰旁为孙中山传达命令及遂行侦察敌情等任务。

1922年10月，北伐军右翼总指挥许崇智率部攻人福州。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任命朱卓文为航空局局长。航空局即以福州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的飞机和器材，重组航空队，准备南返征剿陈炯明。第二年3月，西路讨贼军滇桂联军会师东下进攻广州，陈炯明败退惠州。孙中山第三次回广州组织军政府，复任大元帅，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黄光锐为第一航空队队长，林伟成为第二航空队队长。1923年4月，桂系沈鸿英与北洋政府勾结，被任命为广东军务督理，沈鸿英宣布驱逐孙中山，并进攻广州。孙中山亲自督师，偕杨希闵率滇军抗击，并由航空局派黄光锐、林伟成、黄秉衡等轮流驾机助战，广州得以解围，转危为安。同年10月，陈炯明率部反攻逼近石龙，滇桂联军支持不住，航空队黄光锐、黄秉衡、杨官宇、胡锦雅等奉命驾机出击，从空中侦察得知敌无后援部队，遂通知回师途中的东路讨贼军赶到夹击，收复了河源、博罗等地。陈炯明再次败退惠州。11月，陈炯明卷土重来，兵分四路进攻广州。敌洪兆麟部已窜人石牌，形势非常危急。孙中山亲自指挥各路军奋勇抗击，并命令航空队黄光锐、林伟成率机出击。航空队不断轰炸、扫射敌军，有力地配合陆军反攻，陈炯明又一次大败而逃。孙中山在几次平定叛乱作战中，拥非常重视对航空队的使用，并适时指挥航空队出击。当时航空队的飞机没有投弹设备，投弹时，飞行员把炸弹拿在手里，加上引信，然后用手投下去。这种投弹方式，既麻烦又危险。飞行员们驾机起飞后，孙中山常常在机场等待他们，返航后，孙中山满面笑容，问长问短；然后一道去吃饭，无拘无束地随便畅谈。孙中山关心部属，平易近人的作风，激励着飞行人员英勇作战。

孙中山平定叛乱后即准备出师北伐，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北伐宣言。同一天，孙中山给航空局命令：“饬令航空局调拨军用飞机四架，克日派员驾驶赴韶听候调遣。”

正当孙中山调兵遣将准备北伐的时候，1924年9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北京政府由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共同支配，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政府执政。

孙中山为了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毅然决定北上，并于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宜言》，表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阐明了国民革命的目的，并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来谋求中国的统一与建设。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由于抱病起程，旅途劳累，加之对段执政政府的卖国政策的极度痛恨，使病情恶化。终因肝癌医治无效，不幸于1925年3月翅日在北京逝世。

为实现孙中山北伐的遗愿，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洗遣队，首先挺进湖南。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航空局改为航空处，隶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由林伟成任处长，张静愚任党代表，杨官宇任飞机修理厂厂长。国民革命军航空处所辖飞机编为北伐航空队，由林伟成兼任队长，装备有“地海威兰”飞机13架。这些飞机机身都标有“中山”二字，称为“中山号”飞机。另有“容克斯”水上飞机1架。北伐航空队随北伐军北上作战。

1926年8月初，黄秉衡率航空队飞机3架，随北伐军进驻衡阳。敌军急忙调兵遣将，南下增援。航空队飞机奉命实施空中侦察，“将敌之炮垒、战壕、兵力之分配、辎重之所在，一一摄入照片”，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制订作战计划提供了依据，使北伐军“一举而克长沙”。随后，“中山”2号飞机进驻长沙。北伐军进入湖北省时，在武昌以南约印千米的汀泗桥遭到吴佩孚军队的顽强抵抗。汀泗桥，虽然仅是粤汉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但却为武汉三镇的重要屏障，东边紧傍山势，南、西、北三面为长江支流及湖泽所环绕；仅仅在西南方架设有铁路长桥，为通向夕顺的唯一通道。吴佩孚调来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劲旅约2万人进入汀泗桥阵地，力图遏堵北伐军的进攻；并于8月26日在武昌与汀泅桥之间的贺胜桥设立前线指挥部，由吴佩孚亲自指挥作战。于是，一场决定北伐前途最激烈的争夺战在汀泅桥展开。

布战斗激烈的汀泗桥和贺胜桥之役，航空队“掩护陆军，向敌猛攻，敌虽顽强，卒被突破。汉阳、汉口既被攻克”。吴佩孚利用武昌城垣的峻固，负隅死守，等待援军。9月6日，北伐航空队进驻武昌郊外南湖文科大学，并在该校西南农田修建机场。9月8日，“中山”2号飞机从长沙飞往武昌侦察敌情。在北伐军围攻武昌城的同时，“由飞机在飞临武昌城上空轰炸之际，投下‘打倒吴佩孚’、‘废除不平等条约’、劝告敌军投降等标语，对敌军心理进攻，以打击其士气”。9月15日，“中山”5号飞机从广州飞到南湖助战。以后，“中山”2号和“中山”5号飞机各携大炸弹轰炸敌军阵地，炸毁敌电台驻蛇山炮垒，使刘玉春的城防司令机关遭破坏，给敌军造成极大的恐惧和威胁。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北伐军占领武昌。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初期的战略是：“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北伐军与吴佩孚作战时，孙传芳则坐山观虎斗，以便坐收渔利。北伐军很快攻下武汉三镇，吴佩孚逃往信阳。孙传芳拒不接受“归顺革命阵营”的劝告，为了自身的安全，急忙派其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为援赣总司令，调军进驻江西，企图阻止北伐军东进。

当北伐军转战江西时，航空处亦派员随同总部赴赣西前方，在新余、高安、樟树等地修建临时机场，以备北伐军飞机降落停留。1926年9月6日，北伐军趁孙军集结部署尚未就绪，便先发制人，展开总攻击，自当天攻下萍乡开始，很快地控制了赣南地区。9月19日，北伐军第六军进入南昌城。孙传芳在其部队一度退往九江后，重振旗鼓，派出大军，倾其全力反攻，企图夺回南昌。当时，进驻南昌的北伐军只有1万余人，寡不敌众，不得不于9月21日退出南昌。10月12日北伐军将原来担任围攻武昌的第一军第二师及第四军部队调来江西，发动南昌包围战，并迂回敌军后方，切断其补给线。11月5日，北伐军攻克敌军后方据点——九江，7日攻克江西省省会——南昌。北伐航空队的“中山”2、5号飞机及1架“容克斯”水上飞机，均派赴高安、南昌一带助战。航空队除协助陆军进攻南昌外，还飞往南浔铁路一线，实施空中侦察。对敌九江兵站、涂家埠炮垒、德安的军用列车、南昌车站敌军司令部等目标实施了有效的轰炸，使敌首尾不应，腹背受击，故南昌能于最短期间攻克。南浔一带之敌，被北伐军缴械者有数万之众，孙传芳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歼灭，江西战争遂告结束。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南昌后，航空处处长林伟成同部分广东籍飞行员回到广州。不久，林伟成和陈卓林等人赴前苏联采购飞机和航空器材。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1月在武汉成立航空处，由张静愚代理处长（后任处长）。当时有部分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飞行人员，经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介绍到武汉航空处工作。同年3月，在航空处下成立飞机总队，由曹宝清任总队长、欧阳璋任副总长队，下辖2支飞机队，高在田任第一队队长、欧阳璋兼任第二队队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飞行人员和机务人员都有一部分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大家相处很好。北伐军攻克闽赣后，分东、中、西三路大军。东路军由闽赣入浙南，中路军又分为江左军和江右军，沿长江两岸人皖、苏。西路军则留守武汉三镇，伺机攻取河南。

1927年初，北伐军东路军进至杭州时电召云南航空人员前往服务。云南航空学校校长刘沛泉潜入孙传芳在上海的航空队，利用师生关系策反航空队飞行员成功。北伐军顺利地接收了孙传芳的飞机、器材及人员。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航空司令部在上海成立，由刘沛泉任司令，陈栖霞任参谋长，张维任副司令兼航空第一队队长，石曼牛任副队长，高勤任航空第二队队长，李文禄任副队长。装备有“高德隆”、“布来盖-14”、“施莱克”等飞机10余架。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江右军围攻南京，驻在京浦地区的直鲁军航空人员中，有些是国民党员，便策动飞行人员不随军iC扩张，并保护飞机。南京攻克后，成立国民革命军江右军航空队，由张慕超任队长，石邦藩任副队长，衷立人、叶志坚等10余人任飞行员。装备有“布来盖”和“高德隆”飞机各1架。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反共事变，国共两党矛盾加剧，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民国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武汉北伐军航空处航空队发生分化，航空处处长张静愚，航空总队队长曹宝清，航空队队长高在田、欧阳璋等，先后离开武汉赴南京。宁汉分离，原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航空处，由孙科任处长，喻毓西任副处长，方抱一任军事科科长。随后任命弄清秀为航空总队总队长。

宁汉分离后，武汉国民政府对于是东征讨蒋或是继续北伐，举棋不定。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先行北伐。1927年4月19日，在武昌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北伐军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力，共6万人，由唐生智任总指挥。武汉航空处因飞行人员和飞机都很缺乏，因而未组织航空总队随军北伐。5月中旬，北伐军集中于河南驻马店地区，沿京汉路西侧北进讨伐奉军。至5月下旬，北伐军连克漯河、郾城、许昌、新郑等地。5月26日，冯玉祥部东进攻克洛阳，并向新乡、郑州进军。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部队在郑州会师，继而占领开封，武汉方面北伐取得重大胜利。正当北伐军准备挥师继续北上的时候，由于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武汉政府内部危机加重，北伐军奉命“班师回鄂”，这次北伐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航空处，由黄秉衡任处长，张维任航空第一队队长，石曼牛、崔沧石任副队长，欧阳璋任航空第二队队长，石邦藩、李文禄任副队长。原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航空司令部及江右军航空队相继撤销。同年8月，孙传芳三个师乘雾夜由长江北岸强行渡江，占领了南京以东的栖霞山、龙潭车站，切断了沪宁交通线，形势极其危急。航空第一队队长张维与副队长石曼牛驾机前往侦察，不料飞机因发动机被敌军击中坠落田中，“张维受流弹击伤血流如注，石曼牛奋力抢救，始脱离危险”。国民革命军与孙军又开激战，飞机队协同作战，轮番轰炸，孙军死伤惨重，国民革命军取得龙潭太捷；这时，武汉方面东征讨蒋，并得到一些地方军阀的支持；蒋在徐州前线对直鲁军作战受挫，内部有人反蒋，明14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宁汉合流。9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处，原处长随蒋介石去日本，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静愚为处长、曹宝清为副处长，航空第一队队长张维受伤，由高在田继任队长，装备有“高德隆”、“施莱克”、“布来盖”等飞机14架。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下野，桂系控制了南京政府，继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委会”；汪精卫、唐生智则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并以反对特委会为名，派兵沿长江两岸进至安庆、芜湖，威胁南京，遂引发西征唐生智战事。10月20日，南京军事委员会“讨伐唐生智”，由李宗仁任西征军总指挥率第；七军等部队由西开进。军事委员会航空处派副处长曹宝清、教官刘国祯及飞行员刘芳秀、崔沧石、李天民、李瑞彬等组成水上飞机队随军西征。该队配备有“容克斯”水上飞机1架、“布来盖”水上飞机2架。水上飞机队主要飞往唐军阵地实施空中侦察，为西征军总部提供空中侦察情报；11月2日，水上飞机队奉令派飞机飞往武汉上空投撒传单。11月7日，唐生智兵败退往湖南，11日，唐通电下野逃往日本。

1927年11月，军事委员会航空处航空第一、二队参加第二次渡江北伐津浦路诸战役，航空队遂行空中侦察、投撒传单、投弹轰炸等任务。11月6日，航空队配合陆军攻占了战略要地——徐州。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第二次北伐决议。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随后，蒋介石把伺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台兼总司令；又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所属各军分别编为第二、三、四集团军，以冯、阎、李分任总司令，发动了讨伐张作霖的战争。为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2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司令部成立，由张静愚任司令、蒋逵任参谋长，高在田任航空第一队队长，石曼牛任副队长；欧阳璋任航空第二队队长，李文禄、石邦藩任副队长；刘国祯任水上飞机队队长，崔沧石任副队长。共装备有“高德隆”、“布来盖”、“地海威兰”等飞机10余架，分驻徐州、兖州、济宁等地，归第一集团军指挥，第二集团军原有“容克斯”飞机1架，以及在鲁西俘获奉军的“高德隆”飞机1架。两架飞机均因有故障不能出动作战。第三集团军原有从东北转购的“施莱克”水陆两用飞机4架，以及新购的“摩斯”飞机2架，共6架飞机，编成航空队两队。第四集团军有原西征时水上飞机队使用的“施莱克”水陆两用飞机2架，以及新由南京运来的“地海威兰”飞机1架，共3架飞机。

敌军航空力量有山东张宗昌航空司令部的“容克斯”、“布来盖”“高德隆”等飞机10余架。直隶褚玉璞航空处的大小“维梅”飞机及“波特斯”飞机等10余架。这些飞机分驻济南、德州、沧县等地，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任务。奉军有两支航空队曲匕平及北宁沿线担负作战，并随时支援前线作战。

4月7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路挺进。为了配合陆军作战，4月8日航空司令部奉命派航空队相继侦察台儿庄、韩庄、临城、巨野、金乡、鱼台等敌军阵地，并散发传单和投弹轰炸b4月14日下午3时，航空第二队副队长李文禄同飞行员杨郁文驾驶“地海威兰”飞机，由徐州飞往泰安遂行侦察、轰炸任务，在丰县北林庄飞机失事殉职。5月1日，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5月3日，直隶控司令袁振铭同飞行员赵秀仑驾驶“波斯特”飞机，由德州飞往济南轰炸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飞机投完弹返航时失火坠落，机毁人亡。山东张宗昌战败后所属航空队一部分被第一集团军接收，一部分飞往沈阳归顺奉系张学良。

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后，日本出兵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阻止国民军北进。蒋介石妥协退让，下令第一集团军撤离济南，绕道北进。第二、三、四集团军相继占领邯郸、保定、石象庄、大同、张家口等地，直逼平津地区。经过谈判，张作霖决定放荆匕京，6月2日发出通电出关。4日，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6日，第二、三集团军，进驻北京近郊南苑，第一集团军进抵天津附近。8日，晋系商震部开进北京，同日阎锡山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就任平津卫戍司令职。原北京政府军事部军政署航空司及附属机关，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司令部司令张静愚派吴鸿祺前往接收。12日，晋系傅作义部进入天津。同时国民政府任命张荫梧、傅作义分别为北京、天津警备司令。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自广州出师北伐，几经曲折于1928年6月进到北京，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了中国的“统一”。国民革命军在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重视建立航空队伍和使用空中力量。尽管航空组织机构几经变化，飞行人员和飞机也不多，航空力量非常有限，但北伐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国民革命军几乎都有飞机助战。航空队在配合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中，遂行空中侦察、通信联络、散发传单、毋弹轰炸等各种任务，当时曾有“一架飞机胜过一万战斗士”之说。飞机的特殊效能及其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为国人所认识。

“八一”飞行表演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担负着礼仪迎宾和国内重要政治活动的飞行表演任务。组建35年来，无地面事故、无刑事案件；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三等功数次；在完成大负荷、高难度飞行训练和表演中，连续19年保证了飞行安全，多次受到总部、空军机关的高度赞扬。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962年2月15日，中央军委签发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护航表演大队。经总参谋部批准，从1987年8月1日起，该队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行表演队。

表演队组队35年来，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杨尚昆、罗瑞卿、杨得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于永波等军委首长的检阅和接见，35年来，表演队时刻牢记历代党和国家、军委首长韵谆谆教导，以崇高的使命教育官兵；以高度的责任感凝聚部队；以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锤炼勇敢顽强的作风；以无私奉献的精神营造良好的队风；团结一致，勇于拼搏，塑造了表演队“威武之师、严明之师”的团队形象。表演队人清楚，要完成“国家大礼”的使命，塑好窗口形象，必须要有对国家荣誉、为军队声誉高度负责的精神。因此，他们坚持用崇高的理想教育和凝聚部队，培养官兵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多年来，每当新班子成员到任，新干部、新战士人队，第一次组织学习是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军委首长的题词；第一课讲的是表演队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第一次教育是请老一代表演队人讲光荣传统；第一首歌唱的是表演队队歌；第一次活动是组织参观队荣誉室。队里常年坚持的经常性教育是“发扬传统、为国争光，为表演事业立新功”；常年开展的活动是“我为队史添光彩”。“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献身飞行表演事业。”这16个字是表演队人对党和人民嘱托的精确理解和对自己所担负使命的高度概括。他们把这16个字树为队魂，制作成匾悬挂在大厅，使大家抬头见队魂，低头思责任。在官兵中叫响了“对党和人民的重托负责，对祖国荣誉和军队声誉负责，对表演队的历史负责”的口号，增强了广大官兵以飞行表演事业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靠此，表演队人怀着对表演事业的特殊感情，用不同的方式，为这个特殊的群体续写历史，续写辉煌。

表演队的历史就是探索、拼搏的历史。表演队先后飞过比斯、歼五、歼六、歼教五、歼七E等机型，五经改装；从建队初期的护航表演发展到单机、四机、六机、九机迎宾礼仪表演J5年来，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用感，与天斗，与各种险情斗，接受着种种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空中奇迹，填补了中国航空史上一项又一项空白。

表演队刚组建时，面对的是一片“空白”。他们在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开始了表演飞行的探索之路。飞行表演是融惊险与艺术为一体的空中飞行。密集编队表演是表演中首先遇到的难题。密集队形飞行，最大的危险是机群相撞，最大的障碍是飞机尾流和涡流的影响。编队飞行中后机容易进入前机尾流。一旦进入，不是把飞机打得横滚，就是空中停车。老一代的表演队飞行员蔡宗福、张文启等勇敢地挑起了试飞密集队形的重担，他们抱着就是自己撞下去、摔下去也要闯出一条路的信念，驾驶飞机距离从30米、20米、10米、5米到1米，飞机高度差从10米、8米、5米、3米、到1.5米，逐渐探索。每缩短一段距离，就是向危险靠近一步。有一次蔡宗福驾机一点点向飞机尾流和涡流区靠近，突然，他感觉到机尾处抖动起来，机头猛烈下沉，飞机一下横滚，刷地往下掉……就这样他冒着坠机的危险，终于摸索到了飞机尾流和涡流的影响范围，总结了上千个数据，为确定表演队形作出了贡献。为探索六机、九机表演技术，原大队长谷信、副大队长朱运迎、侯洪仁率领几名飞行员克服稍有不慎就可能空中相撞、机毁人亡造成的心理障碍，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试飞了7印多架次，攻克了机群飞行前后传递误差大，判断保持队形困难大的难关，终于练就了六机、刀机编队特技表演的过硬本领，创造了九机上下分组开花、水平开花等高难度动作。而当时只有前苏联、英国等少数国家具有九机表演能力，从而使我国迈进了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1989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观看表演队九机表演后说：“你们的九机表演非常精彩，我要回去告诉‘雷鸟’，让他们继续努力，否则，你们就要超过他们了。”

表演队有一盘国外飞行表演的录像带，平时它的上座率最高，大家经常观看，研究怎样提高表演水平。1996年11月，八名飞行员到珠海观摩了国际航展，看了别人的表演很受启发，一回来他们就找到他们领导，积极要求上双机对头、四机横滚等高难动作。

80年代初，个别国家的飞行表演有了拉烟，但人家封锁了技术。表演队机务人员为了争这口气，自己动手探索拉烟技术，拉烟的基本要求是发烟量要大，发烟剂的容器要小。因为飞行表演时飞机处于高速运动中，发烟量小，显示不出飞行轨迹，容器大了妨碍特技飞行。为此，攻关小组进行了反复试验，自行设计了拉烟罐，自制拉烟剂，终于试验成功了白色拉烟。之后，大家又把目标集中到了彩色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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