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慧杰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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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试读：
绪论
一 选题意义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宋，史称北宋。宋太祖和宋太宗初期，在对辽防御战略下首次约和。公元974年双方修好，互派使臣。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结果辽出兵援北汉，宋辽绝交。自此到澶渊之盟25年两国未通使。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签订，宋辽和平遣使，自订立和约开始的景德元年（1004）到宣和三年（1121），双方为维持和平关系，不断派遣使臣交聘。宋辽双方的社会经济在和平的117年中，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如果一味轻率作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宋太祖、宋太宗初及澶渊之盟后宋辽和平关系保持都是值得肯定的。宋朝使臣在出使辽国的过程中，目睹契丹的生活方式，感受异域风光，有了与辽国情感交流的切实体验，使两国隔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让宋朝决策者以更加客观和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其他民族和审视自身，使双方社会、经济、文化获得发展。从维护宋辽和平关系这个角度看，使臣的活动和作用应当受到我们的肯定和重视。探讨宋朝遣辽使臣使职差遣，对深入研究宋辽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故此对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宋朝遣辽使臣写作的使辽诗及其行记描述的契丹旧地，在今天内蒙古境内；奚地，在今天河北省承德境内；燕云地区，正是今天的北京。契丹旧地的游牧风情、奚地的美丽胜景、幽州的悠久历史，经过宋朝使辽使臣的描述，都具有了丰厚的人文景观意义，对当今开展文化旅游活动、提高人们对旅游文化遗产的认识，具有积极意义，故此对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宋辽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关于宋辽双方聘使的研究，主要在于考订宋辽双方聘使，排列使臣的出使年表。而对于其中的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的出身、素质、身份特征、地域特征、对辽态度、出使所遵循的礼仪规则、出使后对其政治性格及对宋辽关系产生的影响，目前学界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而且对宋朝遣辽使臣诸多方面的研究不够系统或没有展开。有鉴于此，本书以宋朝遣辽使臣群体为研究对象，对这一群体在出身、素质、身份特征、对辽态度、所遵循礼仪规则、出使对其政治性格和宋辽关系影响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且系统的考察，以期对进一步展开宋辽关系史和宋史的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二 研究现状
最早论及宋朝遣辽使臣的当推清代的钱大昕。20世纪以来对宋辽交聘使研究较早的，是70年代的张亮采和80年代的聂崇岐与傅乐焕。之后虽不断有论文发表，但总体看还比较薄弱，尤其对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目前尚未看到一部专著问世。然而，学界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研究成果，为本书所展开的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下面从本书研究角度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评述。
1.宋辽聘使的研究
关于宋辽聘使的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尤其以考订宋辽聘使为多。如钱大昕将宋朝出使辽国的使臣按照时间顺序进行[1]了排列。张亮采则以史书中“表”的形式考证了辽国的外交，其中[2]涉及了宋辽使臣。聂崇岐考证了宋辽交聘的开始、选派、国书、礼[3]物、使臣的迎送及待遇问题。傅乐焕考证了宋辽双方每年出使的使[4]臣、出使时间及其材料来源。薛政超依据《长编》和《宋史》中记载，对《辽史》中所记载的宋朝遣辽的使臣的姓名、时间进行了仔细[5]考订。张婕考察了北宋国信使的出使情况、官职特点、群体素质、出使效应以及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对北宋国信使的派遣所产生的[6]影响，其中有涉及宋朝遣辽使臣的。
对宋朝使臣专门研究和个案研究较多，贾玉英对宋辽聘使中泛使[7]做了深入分析，指出其是往来不常的特别使臣。赵永春在《略论苏颂使辽》中认为苏颂5次参加对辽外事活动，所记辽国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状况是研究契丹的重要资料，认为苏颂出使辽国的历史功绩是不[8]可磨灭的。在《苏颂使辽与历法改革》中赵永春认为苏颂使辽看到[9][10]辽历法优于宋，回国修订历法。此类文章还有曹树森写苏颂，[11][12][13]彭凤萍评沈括，李慧娟写苏颂，张显运述富弼，王丽亚写王[14]曾等。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宋辽聘使研究主要集中在聘使的考订、专门或个案使臣研究，对宋朝遣辽使臣作为一个群体，从整体上考察他们的出身、素质、身份特征、地域特征等方面没有涉及。本书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对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深入探讨，以求对宋朝遣辽使臣群体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2.宋辽和战研究
关于宋辽和战研究，学界已有很多成果。关于辽朝的地位，陈述[15]提出，宋、辽、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孟古托力论证[16]了辽在疆域、经济发展和历史贡献方面都和北宋并列。赵永春认[17]为辽自称北朝，强调了南朝和北朝为一家之用意。总之，南北朝之说的提出，为分析宋辽双方和战背景、正确认识宋辽和约签订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于战争。傅乐焕考证了高粱河之战的时间及经过，并指出了战[18]争的意义。漆侠写了三篇文章，首先谈及高粱河之战，指出北宋在战略上是失败的，而辽是成功的，并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19]其次论述雍熙北伐失败对宋太宗对内政策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20]最后论及辽战略进攻和澶渊之盟，分析了造成宋陷于被动挨打局[21]面的成因。陈锋对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对辽防御政策的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指出澶渊之盟的订立给宋朝的国防战略带[22]来了消极影响。王晓波认为宋太宗对辽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以[23]及若干的防御措施是值得肯定的。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是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选[24]择，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25]
关于澶渊之盟的研究。袁志鹏《澶渊之盟研究述论》中分四类进行介绍：对澶渊之盟的性质，产生的背景或原因的探讨，关于澶渊之盟对宋辽双方影响的研究，对同澶渊之盟有关的人物的研究。此不赘述。[26]
关于首次交聘时间。贾玉英认为辽是交聘的发起方。曹显征则从背景和交聘制度的确定两方面入手，认为是宋主动提出交聘的。[27]
关于边界交涉。朱小琴对宋辽关南地之争的起因、后果以及双方[28]解决争端的原因和意义进行了论述。毛利介英、陶玉坤从契丹角度，分析了契丹对宋的领土要求，认为契丹关于地界交涉具有合理性。[29]陶玉坤认为辽宋天池之争，较全面地反映了辽宋河东地界之争的[30]背景和原因。
总之，关于宋辽和战研究，主要涉及辽朝地位、战争、澶渊之盟、首次交聘、边界交涉几个方面。本书将从宋朝对辽遣使时间特征——维持和平时间长以及战、和交替出现——来分析产生这一情况的社会背景原因。
3.宋朝管理使臣制度研究
关于宋朝对宋朝使臣管理的研究，学界也有相当多的成果。吴晓萍从宋代的外事制度和外交机构、使臣派遣及其管理制度、外交礼仪制度、官方对外贸易及其管理制度、外交文书研究五个部分进行探讨，[31]最后总结了宋代外交制度的特点及原因。刘秀荣从外交使臣的名称、选任制度、礼仪制度、管理制度和外交使臣的历史影响五部分进[32]行分析，其中有涉及宋辽外交使臣的。吴晓萍认为国信所的设立不仅为辽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也对促进宋与辽金之间[33]的和平交往起了重要作用。吴晓萍认为宋代外交使臣的选派不仅有严格的选任制度，在外事活动的实践中还形成了选任的惯例和标[34]准，这是宋代外交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韩利琴探讨了“辞[35]不行”现象的表现、发生的原因及其对外交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综上可见，宋朝管理使臣制度的研究多是从宋朝外交制度入手研究，也是对整个对外制度的研究。本书力求从宋朝使臣在辽的具体外交活动方面入手，梳理宋朝对遣辽使臣的选拔、培训、监督、奖惩制度，进一步探讨出使与党争、出使对宋朝使臣政治性格的锻炼。
4.关于宋辽交往礼仪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聂崇岐对宋辽使臣官职、国书、礼仪、礼物等[36]做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此后学者分别对礼仪交往的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
苗润博搜集现存宋辽国书，对其时期划分、形制、内容进行系统[37]梳理。吴晓萍认为两宋政府对私觌有着较为严格的管理，并禁止[38]外交人员在出使期间或是接待外国使者之时私相贸易。张鹏以宋辽交聘中诞辰岁节的礼物往还为考察对象，透析致礼的内容、标准、呈现方式和产生的影响，尝试深入了解宋辽外交礼物所承载的意义与[39]任务。李克华、崇庆认为外交礼仪活动的经费开销是很大的，经费从申请到取得被严格控制，并在使用过程中受到上级监司的监督。[40]这些都体现出宋朝外交经费使用制度上的成熟性与合理化，从而更有利于外事活动的开展。
陶玉坤认为辽宋自澶渊议和后，双方使臣不绝于途。并论述了辽宋互派使臣的起源、出使及接伴仪式，以及互派使臣对当时社会的重[41]大影响。王凯认为宋使的出使任务都有相应的仪式，这些仪式在宋使出使活动中占有很大比重，统称为使辽仪。使辽仪既是辽宋交聘[42]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又对辽宋交聘起到重要作用。周源认为互避庙讳不仅仅是宋代的外交礼仪，更成为一种政治制度被确立下来。[43]
总之，这些都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资料基础，本书力求在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宋朝遣辽使臣所受赏罚不一致成因、颇具特色的宋辽礼仪制度和宋辽交往的潜规则。
5.宋朝语录（行记、行程录）研究
关于语录（行记、行程录）研究。傅乐焕称“语录”是汇报出使者在辽国应对酬答的情况、行程路线、沿途山川地理、各地民物风俗[44]以及政治经济状况的记录。贾敬颜对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45]种记录进行疏证，对语录内容进行考证。刘浦江认为在宋代，宋[46]人出使辽金所存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记录可以分成三类。赵永春称[47]行程录包括使辽诗，并发表两篇文章论述了语录对研究宋辽、宋[48]金关系时的重要作用。李义、胡荣廷编著《全编宋人使辽诗与行[49]记校注考》，加上了今人实地考察。王皓从文献学角度考察了宋[50]代行记和语录。
在此基础上，现代学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进行了研究。孙冬虎考[51]察了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刘海荣、杨福瑞考察了[52]宋绶使辽路线之中京至木叶山段；陈天宇考察了沈括的出使路线[53]。
由上述研究可见，宋朝遣辽使臣所行经的路线、馆舍以及与今天的地名对照已经过考证，在此基础上本书展开对宋朝使臣对契丹旧地、奚地、燕云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研究，因此对馆舍驿站的考察才能推进。
6.宋使辽诗研究
关于宋使辽诗研究，以前很少论及，现在越来越热了。很多学者将这些与语录（行记）结合，进行研究，成果颇丰。如诸葛忆兵的[54]《论北宋使辽诗》；张国庆的《从辽诗及北宋使辽诗看辽代社会》[55][56]；孙冬虎的《北宋诗人眼中的辽境地理与社会生活》；杨静的[57]《北宋使辽诗研究》；石光英的《从〈奉使辽金行程录〉透析辽代[58][59]社会生活》；蒋英的《论两宋使北诗》；董碧娜的《宋使臣出[60]使诗研究》；程嘉静、张利锁的《从〈奉使辽金行程录〉看辽代[61][62]的聚落》；陈大远的《宋代出使文学研究》；吕富华、孙国军[63]的《从使辽诗看奚族社会生活》；闫薇的《从宋人边疆行记看辽[64]人的生活习俗》。[65]
还有对个人诗的研究。如沈文凡、陈大远论彭汝砺，王文科[66][67]论苏辙，胡彦论苏颂使辽诗和科学诗的探究。关于王安石是否[68][69][70]出使的问题，有赵克，张涤云，刘成国、卢云姝，胡荣廷、
[71]李义等的研究。
另外关于从宋使辽诗看宋辽关系。如陶晋生在《宋辽关系史研
[72]究》一书中有一章专门写到从宋诗看宋辽关系。李春燕认为北宋初期对辽采取不同战略方针，这些政策的实施对宋朝社会各阶层产生[73]了不同的影响，北宋各阶层对辽态度也复杂多样。
上述研究宋使辽诗的尽管很多，但是从文化旅游角度，分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考察辽地的还未见到，因为宋朝遣辽使臣群体出使辽国一般受到热情接待，能以平常心看待辽国风光和民俗。他们目睹契丹的生活方式，亲身感受异域风光，有了与辽国情感交流的切实体验，将这些对辽心态及时传到宋朝廷和民间。他们的行为对宋辽关系起到了良好作用。
三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本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七章。
附录中对宋朝遣辽使臣群体列表统计，将每位使臣的姓名、出使时间、年龄、籍贯、出身、出使时的官职、出使的任务名称逐一考订出来，这也是本书开展研究的基础。
第一章，宋朝对辽国遣使及其特点。本章从不同方面总结并论述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的特点。其一考察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时间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其二考察宋朝遣辽使臣的籍贯地域分布特点及形成原因。其三考察宋朝遣辽使臣的出身特点。其四考察宋朝遣辽使臣的文武构成及品位特点。其五考察宋朝遣辽使臣的承担使命类型特点。
第二章，宋朝遣辽使臣的素质与身份特征。本章首先探讨宋朝遣辽使臣的整体素质，包括年龄、性格、相貌等自身条件，以及交际能力和外交业务能力。其次讨论宋朝遣辽使臣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再次考察宋朝遣辽使臣的宰辅性特征及原因。最后考察使辽对宋朝使臣政治性格的影响。
第三章，宋朝对遣辽使臣的管理。从宋朝使臣群体的具体外交活动方面入手，对使臣的选拔、培训、监督、奖惩以及抚恤做了全面动态考察，其中宋朝使臣替换部分涉及宋朝党争与出使。
第四章，宋辽外交过程中形成的礼仪制度。制度是人制定的，宋朝使臣在对辽外交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制度。本章首先论述了宋辽外交礼仪概况，如日程、驿馆、国书、礼物、语录等。其次考察宋朝使臣在辽所受接待。重点论述辽人热情接待，以酒待客。最后考察宋朝使臣对辽交往礼仪的基本规则，并进一步探讨了宋朝使臣回国后赏罚不一致的成因。
第五章，宋朝使臣眼中的辽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通过考证使辽诗所作地点，将辽地分成契丹旧地、奚地、燕蓟地区三个部分进行考察。首先考察契丹旧地的气候、植被、地理。其次考察奚地气候、植被、地理。最后考察燕蓟地区的气候、植被、地理。与之相应，从衣食住行及生计方式，进一步观察到契丹保留着捺钵制度，并学习汉人制度和文化，崇尚佛教，民风淳朴。
第六章，从宋使辽诗看宋朝使臣对辽心态。本章从尚德、燕云地区、契丹之性和邮寄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首先考察宋使辽诗中关于尚德、燕云地区的描绘，我们体悟到宋朝使臣对待辽的心态是积极的。其次考察宋诗对契丹实事求是认识的描述，我们感受到宋朝使臣对辽心态的客观性和平常心。最后考察邮寄这种方式，我们感受到宋朝使臣为了维系宋辽和平关系而做的努力。宋辽和平交往关系是值得肯定的，宋朝使臣群体也应该值得关注。
第七章，宋朝遣辽使臣对宋辽关系的影响。宋朝遣辽使臣对宋辽关系的影响既要看到当下也要看到未来，比较难把握。本章首先考察宋朝使臣是对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其次考察他们为宋朝提供辽国重要情报，帮助宋朝制定对辽政策。再次考察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最后探讨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本书试图通过对宋朝遣辽使臣群体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进而更加客观地认识这一群体在宋朝历史舞台上的地位和对宋辽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活动写就了宋辽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
四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关于宋朝遣辽使臣身份的界定
宋朝遣辽使臣包括正、副使及上中下三节从人，其人数“不过百
[74]人”。他们是协助大使完成出使的任务，称为三节人从。其职位分上、中、下三等。由都辖官、引接仪范官、议语指使、医官、管勾礼物官、书记官、使副亲属亲随、执旗、小底等组成，其中都辖官掌管对外礼物的押送；引接仪范官主掌外交礼仪规范，防止损及国格的言行；译语指主管外交使者的口头与文字翻译；书记官主要掌管国信正、副使的私人信件；尤其是医官，由于使臣在途中生病不宜用对方的医药，所以添加。史载：景德三年，真宗下令“自今朝廷宜以医官[75]随行，则彼亦必使医官同至也”。然而限于篇幅和自身的能力，关于上中下三节人从的划分标准，人员组成等问题，尚待探讨，需要另作专门研究，不在本研究范围内。
2.研究的时间起止
本书为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的研究，故研究的时间范围，上起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宋辽交聘开始，下迄宣和三年（1121）宋辽绝交。其中979～1004年，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出兵援北汉，宋辽绝交，此间25年间宋辽没有通使。
[1] 钱大昕：《宋奉使诸臣年表》，载《廿二史考异》卷八三，《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 张亮采：《补辽史交聘稿》，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4。
[3] 聂崇岐：《宋史丛考》下，中华书局，1980。
[4] 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
[5] 薛政超：《辽史所载宋遣来使资料勘误》，《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6] 张婕：《北宋国信使群体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7] 贾玉英：《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8] 赵永春：《略论苏颂使辽》，《松辽学刊》1991年第3期。
[9] 赵永春：《苏颂使辽与历法改革》，《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
[10] 曹树森：《苏颂与宋辽关系》，《吉林师院学报》1995年第7期。
[11] 彭凤萍：《浅析沈括使辽地界误朝说》，《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12] 李慧娟：《苏颂与北宋外交关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3] 张显运：《从出使契丹看富弼的外交才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4] 王丽亚：《王曾与宋辽关系辨析》，《潍坊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5] 陈述：《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 孟古托力：《宋辽南北朝考论》，《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3期。
[17] 赵永春：《辽人自称“北朝”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
[18] 傅乐焕：《关于宋辽高粱河之战》，《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
[19] 漆侠：《宋太宗第一次北伐：高梁河之战——宋辽战争研究之一》，《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20] 漆侠：《宋太宗雍熙北伐——宋辽战争研究之二》，《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
[21] 漆侠：《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宋辽战争研究之三》，《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22] 陈锋：《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23] 王晓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4] 王晓波：《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5] 袁志鹏：《澶渊之盟研究述论》，《衡水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6] 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考略》，《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27] 曹显征：《辽宋首次交聘之背景分析》，《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28] 朱小琴：《宋辽“关南地之争”》，《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29] 毛利介英、陶玉坤：《1074—1076年契丹（辽）宋间地界交涉的原因——以契丹方面为中心》，《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4期。
[30] 陶玉坤：《辽宋天池之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1] 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32] 刘秀荣：《宋代外交使臣略论》，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33] 吴晓萍：《宋代国信所考论》，《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34] 吴晓萍：《宋代外交使臣的选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35] 韩利琴：《北宋赴辽使臣“辞不行”现象初探》，《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6] 聂崇岐：《宋辽交聘制度考》，中华书局，1979。
[37] 苗润博：《宋辽国书考述》，《辽金历史与考古》第4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
[38] 吴晓萍：《宋代“私觌”问题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39] 张鹏：《宋辽交聘中的“走出去”与“软实力”——以宋辽交聘中的礼物往还为中心》，《美术研究》2013年第2期。
[40] 李克华、崇庆：《宋代外交礼仪活动的经费保障》，《阴山学刊》2013年第1期。
[41] 陶玉坤：《辽宋对峙时期的使臣往还》，《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2] 王凯：《宋使使辽仪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3] 周源：《宋代外交避讳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44] 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
[45]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
[46] 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载《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7] 赵永春：《“语录”缘起与宋人出使辽金“语录”释义》，《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8] 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宋人出使辽金语录及其史料价值》，《北方民族》1996年第2期。
[49] 李义、胡荣廷：《全编宋人使辽诗与行记校注考》，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1。
[50] 王皓：《宋代外交行记和语录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51] 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辑。
[52] 刘海荣、杨福瑞：《宋绶使辽路线之中京至木叶山段考实——兼考木叶山的地理位置》，《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
[53] 陈天宇：《〈熙宁使虏图抄〉出使线路图与部分馆驿考》，《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54] 诸葛忆兵：《论北宋使辽诗》，《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5] 张国庆：《从辽诗及北宋使辽诗看辽代社会》，《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56] 孙冬虎：《北宋诗人眼中的辽境地理与社会生活》，《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
[57] 杨静：《北宋使辽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58] 石光英：《从〈奉使辽金行程录〉透析辽代社会生活》，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9] 蒋英：《论两宋使北诗》，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60] 董碧娜：《宋使臣出使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61] 程嘉静、张利锁：《从〈奉使辽金行程录〉看辽代的聚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62] 陈大远：《宋代出使文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63] 吕富华、孙国军：《从使辽诗看奚族社会生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1期。
[64] 闫薇：《从宋人边疆行记看辽人的生活习俗》，《理论学刊》2007年第4期。
[65] 沈文凡、陈大远：《宋辽交聘背景下的彭汝砺使辽诗》，《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66] 王文科：《论苏辙使辽诗》，《河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67] 胡彦：《论苏颂“使辽诗”和“科学诗”探究》，《萍乡学院学报》2015第2期。
[68] 赵克：《王安石“使辽”及“使辽诗”考辨》，《北方论丛》2001年第2期。
[69] 张涤云：《关于王安石使辽与使辽诗的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70] 刘成国、卢云姝：《王安石使辽考论——兼与张涤云先生商榷》，《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71] 胡荣廷、李义：《王安石使辽补证与新考》，《全编宋人使辽诗与行记校注考》，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1，第323页。
[72]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81～203页。
[73] 李春燕：《北宋前期社会各阶层对辽态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7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四，景德三年十一月乙巳，中华书局，1992，第1433页。
[7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三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97。 第一章宋朝对辽国遣使及其特点
自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宋辽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间虽有间断（25年），但是直到宣和四年（1122）宋辽绝交，宋辽两国的和平时期历时123年，宋朝共向辽国遣使725人次，扣除重复出使的，共654人（详见附录）。
终北宋一朝，宋朝遣往辽国的使臣群体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节 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时间的特点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宋，史称北宋。公元974年，即宋太祖开宝七年、辽景宗保宁六年。这一年揭开了宋辽双方互派使者访问的友好关系的序幕，即宋辽关系史上的首次交聘。从此双方不断互派使臣，宋朝派遣使臣遵循一正一副同时派遣的原则。
从附录中五个宋朝遣辽使臣表可见，宋朝向辽国遣使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宋太祖开宝八年（975）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出兵援北汉，宋辽绝交，此后25年间宋辽没有通使。第二阶段：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至宣和三年（1121）。两国间保持使臣往来122年，维持和平关系123年，由上可见宋辽使臣维持时间特征：（1）维持和平时间长；（2）战、和交替出现。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内政也是在外交压力之下的一种选择，宋辽间外交又总围绕燕云十六州展开。
首先，辽对燕云的占有，宋太祖和宋太宗初期，在对辽防御战略下首次约和。
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幽蓟十六州）与辽，即幽（今北京）、顺（今北京顺义）、儒（今北京延庆）、檀（今北京密云）、蓟（今天津蓟县）、涿（今河北涿州）、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县）、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朔（今山西朔州）、云（今山西大同）。其中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称“山前七州”；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山后九州”。幽云十六州既有富庶的农业，又具重要的军事地位。“自顺州以南，皆平陆广饶，桑谷沃茂。而幽为大府，襟带八州，提控中会，将家所保[1]也。”从此使中原腹地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契丹面前，对中原王朝造成了极大威胁。
公元959年，周世宗亲自率军大举北伐契丹，收复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及瀛、莫二州，并把瓦桥关改为雄州，益津关改为霸州，北宋时期，称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以南地区为关南。相当于今河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一带。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地区，为辽宋间争夺埋下伏笔。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参酌枢密使赵普的意见，确定了向南开拓发展，向北暂取防御的政策，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策略。“上曰：‘吾欲收太原。’……（赵）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2]地，将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于是先消灭南方诸国，后夺取辽属幽云地区。
当时宋太祖收拾五代十国绝非易事，太祖分析当时宋朝最大的对手是北面的辽。因此对攻燕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宋太祖曾这样描述他的战略计划“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3]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赎金的来源是“讨平诸国，收其府[4]藏”，以及“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的经济收入。可见宋朝订立这样内策也是迫于当时外交压力的一种选择。
此时，辽国自辽太宗耶律德光占据中原又失去之后，大同元年（947），契丹又灭掉后晋，耶律德光做了中原的皇帝，正式建立“大辽帝国”。但是统治中原并非像耶律德光想象的那样简单，当时的东部宋州、亳州、密州三地发生人民起义，因此耶律德光慨叹：“我不[5]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其实，“中国之人，困于契丹之陵暴掊克，[6]咸不聊生，起而为盗，乌有难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这样，耶律德光在中原统治时间不久，便退师并于回国途中病死。辽朝转入衰弱，一时无力与宋朝争雄。述律太后说：“自古但闻汉和番，不闻番[7]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这说明，辽朝统治者在中原人民的反抗下，也早有和议的意愿。
宋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974）双方互致书信，表示修好。史载：辽三月“以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8]。十一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宋权知雄州内团使孙全兴书的内容是：“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常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往者晋氏后主，政出多门，惑彼疆臣，亡我大义；干戈以之日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9]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孙）全兴以闻，[10]太祖“遂命知雄州孙全兴答涿州修好书”。双方通和之举成功，于是在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双方正式派遣使臣进行交聘，两朝关[11]系友好。有的学者专门论及辽宋首次交聘原因，此不赘述。
其次，高粱河之战到雍熙北伐，宋太宗对燕云的争取与消极防御，宋辽绝和。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亲征北汉，辽遣使问宋兴师之故，宋答：“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则和好如故，不然[12]则战。”结果辽出兵援北汉，宋辽绝和。自此到澶渊之盟25年两国未通使。
宋太宗平定北汉之后，收复幽云地区提上日程。宋辽两国在幽云地区交战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发兵镇定（今正定）北伐幽州，宋军在高粱河大战中被辽打败。
第二次是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兵分东、中、西三路，宋辽军大战歧沟关，宋军大败，因东路军曹彬的溃败招致雍熙北伐满盘皆输。至此宋太宗对幽云十六州收复设想化为泡影，宋朝逐渐放弃以武[13]力收复幽云地区的信念。宋太宗对辽采取“守内虚外”之策，从此宋统治集团放弃武力收复幽云的目标，也停止了开拓疆土的活动，[14]积极防御的战略被消极防御战略所取代。宋朝订立防御战略也是迫于宋辽战争失败的一种选择。宋开始储水为塞，何承矩上塘泊屯田之利，塘水御敌的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中间也曾积极和辽议和，但是没有成功。
再次，澶渊之盟，宋真宗亲征与御辽策略，宋辽和平遣使。
宋真宗即位后，完全继承了前朝的御辽战略，但对辽军南犯，一筹莫展。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辽倾全国之兵力分东、西两路攻宋，西入河东，东入河北。辽军一直打到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直接威胁到北宋首都开封。在消极防御不利的情况下，十一月，宋真宗亲征，渡过黄河，宋兵远望御盖，士气大振。辽军接二连三失利，宋军用床子弩射杀辽军大帅挞览，辽军士气大挫。当时辽国状况是：辽景宗死后，辽圣宗即位不久，承天太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辽的这次进攻“是为了掠夺财[15]富，并不是为了消灭北宋”。因此，澶渊之盟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状态下形成的。
辽萧太后向宋议和，宋遣曹利用和谈，最终在十二月，订立盟约，即澶渊之盟。双方规定：“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一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垅亩稼穑，南北勿纵警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16]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从此宋辽实现第二次约和，宋朝承认辽对燕云十六州占有，辽占有长城，宋边界推进到东起白沟河，中经河北省北部西至山西省中部一线。此后宋辽再无大的战争，南北对峙局面形成。
当然，宋辽间的小冲突还是有的。宋仁宗庆历二年、辽重熙十年（1042），辽趁宋夏战争之际，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遂遣萧[17]英、刘六符使宋”。后签订《关南誓书》，增“绢十一万匹，银十一万两”；同时还对溏淀双方沿边守军和逃亡人都较前有更仔细的规
[18]定。
自订立和约开始的景德元年（1004）到宣和三年（1121），双方为维持和平关系，不断派遣使臣交聘。宋辽双方社会经济在和平的117年中，获得恢复和发展。如：宋朝宰相王旦言：“国家纳契丹和[19]约以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辽道宗在接见宋使时谈道：“与朝[20]廷和好年深，蕃汉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表明宋辽双方和平也是深得民意的。
最后，金的兴起，唤醒了宋徽宗对燕云地区的幻想，宋辽绝交。
北宋末年，天灾人祸弄得人民无法忍受，纷纷起来反抗朝廷，当时形成两支起义军：一支是江南的方腊起义军，另一支是京东、河北的宋江起义军。此时辽朝在辽道宗统治下也出现由盛转衰之势，特别是天祚帝耶律延禧即位后，统治基础日削，处于崩溃前夕。
在宋、辽渐衰的时候，一个新的势力悄然兴起。公元111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完颜阿骨打统一各部，建立金朝，是为金太祖。从此，金太祖抗辽的斗争更加激烈。金朝势力日益强大，竟唤起了昏庸的宋徽宗的幻想，欲借助金朝力量收复燕云十六州，以建立不世之功。
宣和二年（1120），北宋派马植赴金约盟，双方商定：宋金各按商定的进军路线攻打辽朝，金军攻取辽的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军攻取辽的南京（今北京）和西京（今山西大同）。宋答应灭辽后，将原来输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金则答应将燕云还于宋。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宣和四年（1122），宋军忙于镇压方腊起义军，金军独自攻下辽中京和西京，辽天祚帝率领残兵退入夹山。燕王耶律淳被拥为皇帝。三月，辽遣使来，宋以天祚在夹山，燕王擅立，不受，从此，宋朝正式撕毁澶渊之盟和约，宋辽绝交。
宋徽宗手诏以收复燕云地区、恢复汉地为名向辽宣战，但是不幸的是宋攻辽失败，使收复燕云的幻想再次落空。宣和七年（1125），辽天祚帝被俘获于应州，至此，建立了210年的辽国灭亡，靖康元年（1126），金攻入开封。随后宋朝徽、钦二帝及皇后、妃嫔、宗室约2000人被金掠去，立国167年的北宋灭亡。
纵观辽宋关系，与其说北宋对辽的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伸，不如说是在当时外部外交关系压力下对内政的一种选择。第二节 宋朝遣辽使臣的籍贯地域分布特点
宋朝共向辽国遣使725人次，扣除重复出使的，共654人，除少数人的籍贯无从得知外，均有着落。其籍贯的确定最终以其出生地或迁徙时最近落脚地为准，有些附在父兄后面的使臣，其籍贯以父兄为准。笔者搜集到的宋朝使臣的籍贯以《宋史》为基础材料，补充宋人[21]文集中墓志材料，还参考了杨倩描主编的《宋代人物辞典》，得出可考的使臣籍贯共计456人。
宋朝建立后对全国疆域进行行政划分，实行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行政管理。北宋时期，路级行政区划变化较大，即“至道十五路”“天圣十八路”“元丰二十三路”和崇宁后“二十四路”，[22]其中以元丰时期的二十三路一京为基本行政区划维持时间最长。[23]笔者结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搜集到的宋朝遣辽使臣的籍贯，按照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和整理（见表1-1）。
一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的分布概况表1-1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地域分布数量统计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根据表1-1所统计的数据看，有些使臣是重复出使的，这些都记录在使臣名字后面，数字表示重复次数，由于重复出使的数量也间接反映使臣地域分布状况，因此使臣籍贯数量分布加上重复出使次数后的数字，这可以基本反映使臣的地域分布。
使臣中存在着一人重复出使的情况，他们是：（1）重复2次的共27人。张若谷（福建路）、梁适（京东西路）、富弼（京西北路）、高遵惠（淮南东路）、王曙（京西北路）、章得象（福建路）、王随（京西北路）、李继昌（河东路）、夏防（河东路）、钱晦（两浙路）、王克基（京西北路）、胡宿（两浙路）、曹琮（河北西路）、郭允恭（（辽）西京道）、钱明逸（两浙路）、向绰（京畿路）、冯行己（京西北路）、王克忠（京西北路）、王从益（江南西路）、李惟贤（河东路）、曹仪（河北西路）、孙继邺（河北西路）、孔道辅（京东西路）、王拱辰（京畿路）、梅询（江南东路）、赵瞻（淮南东路）、李嗣徽（两浙路）。（2）重复3次的共11人。李维（河北西路）、余靖（广南东路）、宋球（京畿路）、李评（河东路）、向传范（京畿路）、张纶（京西北路）、柴贻范（京东西路）、曹评（河北西路）、张孜（茂实）（京畿路）、张士禹（河北东路）、祖无择（京西北路）。
二 宋朝遣辽使臣所在路级政区分布状况
宋朝遣辽使臣在路级行政区的分布，见表1-2。表1-2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数目在路级政区排名续表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分布共涉及宋朝路级行政区有22个，辽道级行政区3个。其中河北西路、京畿路、京西北路、两浙路4个地区，宋朝遣辽使臣籍贯人次为42～59。其次是京东西路、河东路、河北东路、福建路、京东东路5个地区，宋朝遣辽使臣籍贯人次为22～32，与河北西路、京畿路、京西北路、两浙路4个地区相比少一半。再次是永兴军路、淮南东路、江南西路、成都府路、江南东路5个地区，宋朝遣辽使臣籍贯人次为10～16。最后淮南西路、（辽）南京道、广南东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辽）西京道、梓州路、利州路、京西南路、秦凤路、（辽）东京道11个地区，宋朝遣辽使臣籍贯人次在1～9，人数极其稀少。
在这25个地区中，河北西路、京畿路、京西北路、河东路、京东西路、京东东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京西南路、秦凤路，加上（辽）南京道、西京道、东京道这些地方内迁的到宋朝的人员，这样13个地区均为北方地区，北方地区占籍贯总量约68%。而两浙路、福建路、淮南东路、成都府路、江南西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广南东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梓州路、利州路，这12个地区均为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占籍贯总量约32%。显然北方地区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数目是南方地区的2倍，北多南少。
在北方地区，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京畿路为中心，包括京畿路、京西北路、京东西路、京东东路、京西南路这5路，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数目是169人次，约占总数的37.1%。另一个中心是以河北路为中心，包括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河东路、（辽）西京道、（辽）南京道这5路，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数目是126人次，约占总数的27.6%。
在南方地区，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两浙路为中心，包括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这6路，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数目是118人次，约占总数的25.9%。另一个中心是以成都府路为中心，包括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这3路，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数目是15人次，约占总数的3.29%。
显而易见，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数目北方占绝对优势，北方多，南方少。在北方形成两个中心：以京畿路和河北路为中心；在南方形成两个中心：以两浙路和成都府路为中心。
三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数目在州（府、军）级政区分布状况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涉及州、府、军共110个，综合各州出使数目排名前15的，按照宋朝遣辽使臣出使数目多少依次是开封府、真定府、河南府（洛阳）、杭州、太原府、大名府、应天府、建州、相州、隆德府、苏州、成都府、曹州、亳州、赵州（见表1-3）。其中的开封府是京畿路治，真定府是河北西路治，河南府是京西北路治，杭州是两浙路治，太原府是河东路治，应天府是京东西路治，大名府是河北东路治，成都府是成都府路治。宋朝遣辽使臣的籍贯是府治所在地的占53%以上。可见宋朝遣辽使臣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方。其地域分布从数量上看，开封府、真定府、河南府（洛阳）3府较多，为26～57人之间。杭州、太原府、大名府、应天府、建州、相州5个州、府较少，为10～15人。隆德府、苏州、成都府、曹州、亳州、赵州5个州为7～9人。其余没有进入前15名的，人数更少，有的甚至只有1人次。可见在州一级行政区域内，宋朝遣辽使臣的地域分布不均衡。
即使在同一政区内，宋朝遣辽使臣籍贯地域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以出使数目最多的河北西路为例：北宋时期的河北西路由真定府、中山府（定州）、信德府、庆源府（赵州）、相州、濬州、怀州、卫州、洺州、深州、磁州、祁州、保州、天威军、北平军、安肃军、永宁军、广信军、顺安军组成，而宋朝遣辽使臣地域分布只存在：真定府（27人次）、相州（10人次）、中山府（定州）（1人次）、卫州（3人次）、洺州（3人次）、深州（2人次）、磁州（2人次）、祁州（1人次）、庆源府（赵州）（7人次）、永宁军（1人次）、信德府（2人次）。表1-3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数目排名前15位的州（府、军）级政区排名
笔者深知，由于各种原因，这里搜集的宋朝遣辽使臣数目并不能完全反映宋朝遣辽使臣籍贯的地域分布，但是就本书统计而言，从州、府、军二级行政区域来看，宋朝遣辽使臣的籍贯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中心，地域分布不均衡，各地人数差别相当大。
四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数目在县级政区分布状况
宋朝遣辽使臣籍贯地域分布共涉及180个县，每个县平均约2.51人次。由表1-1看出，县域中宋朝遣辽使臣最多的是：开封23人次、灵寿20人次、洛阳19人次、浚仪（祥符）14人次、安阳10人次、杭州（临安）9人次，这六地尤其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灵寿主要和曹彬家族和韩亿家族出使有关。而开封、洛阳、杭州分别是宋朝首都和陪都，人才济济。其次，上党8人次、济阴7人次、真定6人次、太原6人次、晋江6人次，所涉县中最高8人次，最低6人次。最后剩下的169个县，最多出使数目是4人次，最少的1人次。其差距不是很大，分布较为均衡。
再以宋朝遣辽使臣籍贯数目最多的开封为例，开封府所属县有：开封县、浚仪（祥符）、尉氏、陈留、雍丘、封丘、中牟、阳武、延津（酸枣）、长垣、东明、扶沟、鄢陵、考城、太康、咸平、襄邑共17个。宋朝遣辽使臣所涉籍贯在尉氏、中牟、长垣、扶沟、鄢陵5地均没有分布，而陈留、壅丘、封丘、阳武、东明、考城、咸平、襄邑这些县中，最多是4人次，最少是1人次。这样看来，除开封和浚仪（祥符）人数集中外，其他的县域分布还是比较均衡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县域角度来看宋朝遣辽使臣籍贯的地域分布，多集中在灵寿、开封、洛阳一带，北方县域多于南方，然而在大部分县域范围内，其分布是比较均衡的。
五 宋朝遣辽使臣区域差异及其原因（一）以京畿路为中心（京畿路、京西北路、京东西路、京东东路、京西南路）
以京畿路为中心的宋朝遣辽使臣，有169人次，占总数的37.1%。京畿地区多外交使臣，这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这一地区有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多方面优势。
京畿地区宋朝使臣主要来自开封府（57人次）、河南府（26人次）、曹州（8人次）、应天府（10人次）几个城市。开封，唐代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建为东都开封府，成为都城，除后唐外，晋、汉、周三朝也建都开封。北宋天禧五年（1021）初，开封城内已有常住户近十万户，加上城外市区居民户、驻军及家属户，至少也在5万户以上，另有宫廷人口和大量流动人口，估计约百万人口。是[24]11～12世纪时世界上最大城市。以开封为中心，辐射河南府、曹州、应天府。北宋首都开封作为当时的政治枢纽是各种思想交会处，而外交使臣的文化素质一般要求较高，因而上述地区为他们成长提供了很好的文化环境。使臣主要分布在以北宋首都开封为中心的辐射地带上，处在这个政治中心的人们，他们的行政素质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外交官作为政治群体，受这种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大。
同时这些地区还是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经济上的富庶使得这些地区的人们有空余时间从事农事以外的政事（内政和外交），因而上述地区中就不断有人被选拔出使。京东路、京畿路、京西路坐落在黄河的冲积扇上，自古便是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摇篮。然而北宋初，经历唐末战乱之后农业长期停滞。北宋中期王安石熙宁变法时大力提倡农田水利之时，侯叔献提出利用汴河灌溉两岸的计划，即决河，使河中泥沙通过漫灌方式，沉积于流经的农田，“取得淤田土，视之如细面然”，使瘠地变沃土，“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故遂得麦”。[25]淤田在北方实行十多年，促使北方农业发展，减轻漕运的压力。
经历了唐末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大量南迁，经济中心已渐渐南移，但是作为文化中心，仍在北方。王会昌在其《中国文化地理》中谈道：“中国自上古历秦汉隋唐而至北宋，文化中心始终囿于文化发祥的极核地区，即中原一带，并且大致围绕着当时的政治中心西安—洛阳—开封这一轴心作徘徊式的东西方向移动，直到北宋末年，宋室南迁，政治中心从开封转移到了临安，中原文化轴心时代也随之结束。”[26]因此，北宋时期，文化中心仍在北方，这也是京畿地区出使使臣在数量上占首位的原因。
其次，民风对于使臣直接的影响。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京东路，“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真，甚者[27]失之滞固”。如：富弼，河南人，属京西北路，其第一次出使，[28]入对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在必要时候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祖国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史载富弼“始受命，闻一[29]女卒；再命，闻一子生，皆不顾”。京东路，“民性愎戾而好讼斗”[30]。吴奎，京东东路人，在契丹群臣为辽道宗加称号的时候，不入贺；在回馆驿的途中“路与敌使遇，敌人衣服以金冠为重而纱冠次之，其与汉使接，衣服重轻皆有以相当。至是，敌人纱冠邀汉使盛服，公[31]不许，亦杀其礼”。
又因为政治中心往往是文学人才的荟萃之地，因此出师使臣颇具文采。如王拱辰，京畿路人，至和元年（1054）聘使契丹，见辽兴宗于混同江，辽兴宗设宴垂钓，每得鱼，必定与拱辰喝酒，还亲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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