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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365天读经典编委会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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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天读哲学试读：

代序：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渗透中国人的生活，就觉得儒家是宗教。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没有创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

当然，哲学、宗教都是多义的名词。对于不同的人，哲学、宗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中所想的与之相关的观念，可能大不相同。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

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照西方某些哲学家所说，为了思想，我们必须首先明了我们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我们对人生开始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

……

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形上学的功用，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这个看法，当代西方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也作了发挥，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不同意这个学派所说的：哲学的功用只是弄清观念；形上学的性质只是概念的诗。不仅如此，从他们的辩论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尤其是形上学，若是试图给予实际的信息，就会变成废话。

宗教倒是给予实际的信息。不过宗教给予的信息，与科学给予的信息，不相调和。所以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维护传统的人们为此事悲伤，为变得不信宗教的人们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如果除了宗教，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的确应当惋惜他们。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须采取祈祷、礼拜之类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中国哲学

阴阳五行的智慧

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其中蕴涵了中国哲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它最初是源自古人对自然的探索和总结，即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又引申到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等，皆分阴阳。

古人习惯用阴气和阳气来解释四季的变化和事物的此消彼长。他们认为，蒸发上升的是阳气，沉滞下降的是阴气。阳气的季节，气从大地由内而外，促使万物生长；阴气的季节，气沉滞下降，万物凋零归根。这阳气和阴气是万物的根本，如果能相互平衡协调，则四季风调雨顺，不会偏衰；如果阴阳失衡，便会发生灾难。

这种观点现在来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解释了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就曾以阴阳二气来解释地震的发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也是史料中有关“阴阳”观念使用的最早记载。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认为，阴和阳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作用，由此才会有此消彼长的现象，这也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史记·天官书》中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古人认为，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而五行则是构成一切事物必不可少的要素。

五行，即木、火、水、金、土，这五种元素充盈在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维系着自然的平衡。木代表生长的物质；火代表可以散发热能的物质；土代表自然本身；水代表流动的物质，可以循环；金代表坚固的物质。木和火在土的上面，水和金在土的下面，所以木、火属阳，水、金属阴，土是中性。

顺着循环来，五行便会互相生发，即“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若逆着循环走，五行便会互相克制，如：木克土、土克水……古人用阴阳与五行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来阐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即自然界阴阳相互作用，产生五行；五行相互作用，则产生万事万物的无穷变化。

在传统文化中，阴阳与五行影响深远，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经具有了崇高的地位，而正式将阴阳与五行相结合在一起的，是战国时期的邹衍。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同时，也是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等发展的基础。

八卦的奥秘

阴阳学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周易》的成书。《周易》，也称《易》或《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古代帝王之学，人们常用它来预测未来、反映当前、决策国家大事。一直以来，各朝各代都有人研究《周易》，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商人更将其奉为一生必读之书。

关于“周易”，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认为，“周”就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而唐代大学士孔颖达则认为“周”只是一个地名，是周朝的代称。

对于“易”的解释就更是众说纷纭了。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易”是因蜥蜴而得名，只是一个象形字，是蜥蜴的俗称“变色龙”的引申义。

而现代哲学家胡适则认为，“易”是变易、变化的意思，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变化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孔子在江边看到滚滚不绝的江水，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者”便是“过去种种”。天地万物，都像这滔滔河水，才到了现在，便早又成了过去，这便是“易”字的含义。

在这多样的解释中，虽然还没有得到定论，但《周易》书中涉及的诸多占卜知识，以及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描述，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和自然哲学的依据。

八卦，就是从《周易》中来的。《周易》中说：“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两仪，即阴阳；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传说八卦是上古时期伏羲所画，象征自然世界的八种物象，后来周文王将八个单卦两两相叠，又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因此《史记》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后世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周易》就是周文王所著。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称伯昌。商纣王时期，他还只是西岐的一个诸侯，人称西伯侯，因不满商纣王重刑辟暗、淫乐后宫，而被崇侯虎告发。崇侯虎对商纣王说：“西伯积德行善、政化天下，诸侯都心有所向，这将对大王您十分不利呀！”于是纣王下令将西伯侯姬昌囚禁在一个叫羑里的地方，不让他再回西岐。

被困在牢狱中整整七年的姬昌，无以打发时日，便发挥自己平生所积累的学识，潜心研究易学八卦。他通过八卦相叠，从而推演出现在《周易》中所记载的“乾为天、坤为地、水雷屯、山水蒙”等六十四卦，留予后代子孙。

其实，所谓的卦象，并没有吉凶之分，只是用来分析说明人们在顺境和逆境时，应采取的态度、行为和处事方法。《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其内容十分丰富，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诸子百家中，无论是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黄帝内经》都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周易（二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2]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注释】[1]“天行”句：天体的运行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也应该发愤图强，永不停止追求的脚步。[2]“地势”句：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也应该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制礼作乐的能臣

周公，姓姬名旦，又称叔旦，因其封地在周地，所以世人尊称其为周公或周公旦。他是我国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儒学的先驱。孔子一生所追求的正是周公式的事业。

有着皇族血统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他曾两度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之后又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执政，并制作礼乐，为周朝提出了成套的统治思想。

姬旦从小就懂道理、知孝义，且多才多艺。周文王在世的时候，他给父亲端茶，就像捧着很重的东西一样，十分谨慎。即使替父亲处理事情，他也小心翼翼，不敢独断专行。周公辅佐周武王把商朝推翻后，没多久周武王便因病去世了，武王的儿子姬诵继承了王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没有办法亲政，于是周公又开始替侄儿处理国家政务，通过摄政决断天下大事。此时的周公，为人处世果断坚决，不仅平定了叛乱，还制定了许多安邦定国的制度。

儒家学说中“礼”的概念，就缘起周公。为巩固政权，周朝迁都洛邑，周公在这里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并宣布了各种典章制度，正式册封了诸侯，这就是著名的“制礼作乐”。

周公认为，“礼”是维护等级制度的礼仪规范，划分了等级并限制各阶层的权力；“乐”是配合礼仪活动而进行的音乐歌舞。所谓：“礼以分，乐以和。”礼强调的是分别，即“尊尊”，尊重应该尊重的人；乐的作用是感染众人和睦共处，即“亲亲”，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周公的礼乐制度对中华文明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从此中国成为礼仪之邦。

周成王成年后，周公及时将国家政权交还给成王，甘为臣子，全心全意为周成王出谋划策，对于成王交代的事项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谨慎躬行。对于贤能的人才，周公唯恐失去。即使是在洗头发、吃饭的时候，只要他听到有贤士来拜访，便会挽起头发、吐出口中的食物来接待来人。

鉴于商朝灭亡的教训，周公先后发布了许多公告。他告诫统治者，为政要注意“敬德保民”、“明德慎刑”、“有孝有德”、“知小人之依”。周公认为，民情能够体现天命，君主要与人为善，考虑民众的感受，多行恩惠，少施刑罚，做“保享于民”的有德君主，才能被上天保佑，才能“享天之命”。

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他的天命思想把“敬天”与“保民”直接联系了起来，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的儒家学派，把周公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并将周初的仁政视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一代智者的道德修养

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齐国任相四十年，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帮助齐国实行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他便是被人称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史称管子。

管仲与周王室同宗，也是姬姓，父亲是齐国的大夫管庄，不过，还在少年的时候，管仲的父亲便去世了，只有年迈的母亲仍在。家道中落的管仲，生活十分贫苦。为了谋生，他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从事当时被人们认为很低下的职业——商人。

当时，管仲有个好朋友，叫鲍叔牙，他们两个人合伙一起经商赚钱，可是，管仲总是分给自己的多，分给鲍叔牙的少。鲍叔牙对此却从不抱怨，不过，当他听到众人在背后说管仲贪婪、不讲朋友义气时，他立即出面解释：管仲并不是贪图金钱的人，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家境贫寒，尚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之后，管仲又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没有成功，鲍叔牙却从未认为管仲无能，而是安慰他说机会未到。在长期交往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管仲多次对人讲：“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这就是“管鲍之交”的典故，后人常用来形容好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后来，两个好朋友分别担任齐国公子纠和小白的老师，一时成为美谈，但两人各为其主，在齐国王位继承上产生了分歧。管仲为了助公子纠取得王位，险些箭伤了公子小白，却被公子小白以假死骗过，最终登上了国君的宝座，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此时的齐桓公本打算任鲍叔牙为相，而鲍叔牙却推荐了管仲，自己甘愿听命于管仲……

在孔子最佩服的前辈中，管仲就是其一。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到现在还是披头散发，处在蒙昧状态呢！管仲十分重视统治者自身道德的修养，认为在上者应“称身之过”，“治身之节”。

齐桓公拜相后，经常向管仲请教安邦治国的谋略。

有一次他问管仲：“你有没有发现我身上有很多毛病？我喜欢打猎，爱喝酒，还好色……”

管仲听后回复道：“这三样都不妨碍齐国称霸。”齐桓公很意外，紧接着管仲就说，“做国君有三件事不能做：第一，得贤而不能任；第二，用而不能终；第三，让贤人干事，而和小人一起议论贤者。”

原来，管仲认为好猎、好酒、好色，不是没有危害，只是这三种“爱好”的危害性与后面所说的三件事相比，要小得多。这也体现了管仲的一些用人观念。管仲认为，作为一个国君要重视人才，要有识别人才的眼力；任用贤者要能够信任人，并且要用到底；对待贤才要公平，要有一个公正公开的价值评判尺度。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管仲认为这是最不好的。

同时，管仲还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大意是说，只有满足了一个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求，这个人才会学习并遵守法律和法规，受道德的约束。用现代哲学的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从这一点来看，管仲的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的。

此外，管仲还是早期法家思想的先驱。他从治民的立场出发，既强调法制的重要，主张“严刑罚”、“信庆赏”，又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指出治民仅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德教，“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他的这些言论主要被辑录在《国语·齐语》一书中，另有一部《管子》传诸于世。

必须遵循的准则

著名哲学家胡适曾说：“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作为春秋时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世人又称老聃，楚国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图书管理员。

老子的详细事迹，已不可考，据传，孔子曾从鲁国来到周都，向他请教有关“礼”的学问。

老子说：“你所谓的礼，倡导它的人早就死了，就连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们的言论留了下来。君子时运来的时候，就应当驾车出去做官，如果生不逢时，就应当隐居起来……”“我听说，富贵的人会把钱财送给朋友，有德行的人会把箴言送给朋友，我不是什么富贵之人，便送几句话给你吧！当今时势，有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却给自身招来了祸患，主要是因为他们爱好讥讽别人，过分夸奖别人，还有就是自视清高、太过自傲。把那些骄气、欲望和做作的身段都放下吧，这些对君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我能告诉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孔子听后受益匪浅，离开周都后回到了鲁国，他的弟子纷纷上前请教：老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孔子对他的弟子们说：“我知道鸟可以在天空飞，鱼可以在水中游，兽可以在大地跑。会跑的，能用网捕捉；会游的，能用钩子钓；会飞的，能用箭去射。但是，龙，我不知道该如何了，它能腾云驾雾直上九天，我今日所拜访的老子，就好比一条龙！”

由此可见，孔子对老子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老子是最先发现“道”的人，他把“道”作为最高的实体范畴，用以说明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和运动变化的规律，同时，也将其作为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从而形成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这个“道”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容易解释明白，于是老子又从具体的方面出发，想到一个“无”。“无”即是虚空，它是不具有任何具体事物物质属性和形象的东西，但它的性质、作用，却处处和这个“道”最相像。

老子认为万“有”生于“无”，所以把“无”看得比“有”重要。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就好比车轮间有了圆洞，车才能行驶；器皿有了中间的空虚之处，才能盛放东西；门窗有了中间的空洞，才能让人进出；房屋有了空处，才能容人居住……他说，具体的事物要么“有”，要么“无”。“有”和“无”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不可能既“有”，又“无”。

名实之争，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老子恰是提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认知事物，主要是“名”的作用。不过，他虽然知道“名”的用处，却极力崇尚“无名”。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名和道，都出自同一个事物，一个是客观存在；一个是对存在的认识。他认为天地以下都是具体事物，都可以用“名”来表示，所以说“有名万物之母”；而天地又是从“道”里产生出来的，“道”是无形无体的，没法用名来表达，所以“无名天地之始。”

老子的学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朴素的辩证法是其学说的精华，主要见于《老子》这本书。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世人创立道教后，将老子尊称为道教至高无上的天神——太清道德天尊，民间都尊他为“太上老君”。

《老子》的人生哲学

老子的学说，以声匿迹隐、不求闻达为主旨。他在周都居住久了，见周朝的王道日渐衰微，便决定骑着青牛离开这里。

函谷关令尹喜在夜观天象时，发现东方有紫气缭绕，越来越近，形似蛟龙，便知这是有圣人要来临的祥瑞，于是斋戒沐浴在此静候。

几个月后，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尹喜见后惊喜万分，诚恳地请求赐教，好让老子的思想得以流传下来。老子见尹喜气宇非凡，学识和修养都非常不错，便留下了“五千言”，然后离去。至此，没有人再知道他的下落。而他留下的这“五千言”，便是《老子》一书，世称《道德经》。《老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德经》，阐述了宇宙的根本和天地变化的规律；下篇《道经》，阐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进退的方法。书中包含了大量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所以才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道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是无为而无不为、以自身为法的本体存在。

老子虽没有说过“无为而治”这句话，但他却是最早系统论述这一哲学思想的人。

老子生活在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能自我保全，大国又互相争霸不止。他亲眼目睹了时势的此消彼长，又深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知道以暴制暴、动用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而提出了“无为”、“无事”、“无欲”的政治思想。

他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认为，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统治者个人私欲的膨胀，也就是“有为”政治。因为君主要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才战祸连年，因为君主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才会增加赋税徭役……因而他强调君主要清心寡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所以，这里所谓的“无为”并不是不要任何作为，而是顺其自然不妄为。

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百姓有所听从，这样统治才能巩固。也就是说，“无为”的结果恰恰是“无不为”。在此，他作了一个比喻：治理国家就像烹小鱼，不能过多地拨动，否则鱼就会被搅烂，这就是“无为”；可是，鱼还是要烹制的，国家还是要治理的，而且还要烹得好，治得好，这又是“为”。如果能按照“无为”的原则去做，顺其自然，便可以把鱼烹制得很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这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典故。

老子还主张君主要以民为本。百姓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所在，是达官贵族得以存在的根本；无民，则国家无政权可言，是以有“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观点。

除了对君主的要求，老子对常人也有一套人生修为哲学。他常劝人要知足，强调“不争”的好处。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他认为，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水，泽被万物而不与之争夺名利，停留在众人不喜欢的地方，却更接近“道”。所以，上善的人要像水那样安于居下，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只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

也正因为这样，才有：“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河流的归宿，正是因为它处在下游的位置上，所以成为百谷王。引申到统治者治理国家上，就是说：想要在上面治理百姓，就必须到百姓当中去；想要先于百姓享受，就必须身体力行先为百姓考虑。因为你不争抢，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什么能和你争抢的。《老子》对我国春秋以前古代辩证法的发展，作了历史性的总结，不仅是道家的主要著作，还为一些儒家和法家的人物所津津乐道。

老子（一则）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5][6]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7][8]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9][10][11][12]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注释】[1]闷闷：迟钝、不清楚、不夸夸其谈的样子，含有宽厚宽泛的意思。[2]淳淳：淳朴厚道的样子。[3]察察：看得清楚，非常计较的样子，有严厉苛刻的意思。[4]缺缺：狡诈，不满足。[5]极：终点、尽头。[6]无正：没有标准，不能下定论。[7]正：正常的。奇：奇怪的，奇特的，不正常的。[8]善：善良的。妖：邪恶的。[9]方：方正，有原则。割：坚硬，使人不舒服。[10]廉：清廉、自律。刿：伤害到别人。[11]直：正直。肆：胡作非为。[12]光：光芒，做事有个性、有锋芒。耀：刺眼、耀眼。

万世师表，以德服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中，孔子是唯一一个生卒年可考的人。

他一生的事迹，大多人都了解。他的先世为宋国贵族，其曾祖父为了躲避宋国的内乱，逃到了鲁国。父亲是鲁国出名的勇士，母亲生孔子时，因曾在尼丘祈祷，所以起名为丘，因为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世人又称其“孔老二”。

孔子年少时，家境不是很好，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很多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低贱的工作。他学无常师，曾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后来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他做过鲁国的司空，当他做上鲁国的司寇时，已经年近五十岁了。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他认为“仁”即“爱人”，仁，即是做人的道理。“仁者人也”，做一个人须要能尽人道，能尽人道，便是仁。因此，孔子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即自己都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自己，那就不要以同样的言行对待他人。

这就是所谓的“恕”。从积极方面说，就是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就是所谓“忠”。综合来讲，“忠恕之道”正是孔子推行为仁之方。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说起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困难，因为人们都是有欲望的，常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这个时代的大致情形，就是“天下无道”的样子。所以孔子才来回奔走，想要把无道变成有道。他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十三年，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根本没有行道的机会，便在68岁时回到了鲁国，全身心致力于教育事业，创造了一整套教学方法，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

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强调“学”与“思”的重要性，总结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有效的学习方法。

他认为，学习时，首先应该采取虚心的、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次学习的知识面要广泛，学习的途径也要多样化；同时，学与思两者缺一不可。有学无思，只可记得许多没有头绪条理的物事，算不得知识。有思无学，便没有思的材料，只是胡思乱想，也算不得知识。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他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宣扬天命论，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把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并列起来，认为三者都是可敬畏的，人的生死、贫富，以及成功、失败，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承认有天命，顺天命而行，就不需要求鬼神的帮助保护了。《论语》记载说，孔丘有一次病了，他的学生子路向“上天”祷告，请求帮助保护。孔丘病好后，问子路有这件事没有，子路说有。孔丘说：“丘之祷久矣。”意思就是说，他向来做事都是合乎礼的，他畏天命，顺天命，这就是祷告。他一直都在祷告，所以不需要在有病时祷告。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活了72岁，这段话，讲了他70岁以后的精神境界：“从容中道，圣人也。”也就是说他的精神完全达到了自觉的程度。

在著述方面，孔子也有诸多建树，他整理了《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并删定《礼经》、《乐经》，为《周易》作序，还编修了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使其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相传孔子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贤人者七十二。现存的《论语》一书，便记载了他和这些弟子的对话问答，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史料。

自西汉以后，孔子的学说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世人认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赞誉其为“天纵之圣”、“千古圣人”，后世又尊称其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

论语（二则）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4][5]信乎？传不习乎？”[7][8][9][10]

子曰：“弟子，[6]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11][12][13]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注释】[1]三省：三，这里是多次的意思。古人对于频率密集，或是数量多，而且持续时间久的数字，都会用“三”来表示。省：检查、查看，这里是检查自己的作为，查找自己的缺点并改正的意思。[2]谋：谋的本义是考虑、谋划。这里当作办事讲。[3]忠：本义是尽心竭力，忠诚无私。这里是尽心竭力的意思。[4]信：在文中，“信”的意思是指能够按照礼制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守信用。“信”被儒家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5]传：这里作名词讲，指老师传授的知识。[6]弟子：这个词在文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学生，另一种是年纪小，身为儿子或是弟弟的人。在这里，采用第二种解释比较合适。[7]入：古时候，父母和子女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入”就是进入父母的住处。[8]出：是相对与上面的“入”而言的，即走出自己的房间，或是出外求学。[9]谨：在《说文解字》中，“谨”被解释为“慎”。文中带有谨慎、少说话的意思。[10]泛：广泛。[11]亲仁：亲，亲近。仁，指有仁德的人。[12]行有馀力：有剩余的精力、闲暇的时间。[13]学文：这里不单单指学习文字，还包括古代文献，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文化知识。

孝义行天下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人。他在16岁时拜入孔子门下，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曾子，是鄫国太子的后代，先祖是治水有功的夏禹，姒姓。大禹的第五代孙少康封他的小儿子曲烈于鄫地，建立鄫国，后为莒国所灭，所以，其后代用去掉偏旁的“曾”为姓氏，表示离开故城之意，这也是“曾”被用为姓氏的开始。

曾子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以孝行著称，是有名的孝子，而其父曾点则被后人称颂为教子有方的典型。

曾点，字皙，太子巫的曾孙，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拥有狂者的气质，行为不拘一格，敢作敢为。曾点对儿子寄予厚望，从小就对他严加管教，不仅传授他“六艺”知识，还常带他去田间劳作。

一次，曾子在地里锄瓜，不小心铲断了瓜根。曾点认为他做事不认真，很生气，用棍子把他打倒在农地里。曾子起来后，没有丝毫怨言，还询问父亲是否因为教育自己，而气坏了身体。随后曾子又弹琴唱歌，向父亲表示自己身体健康，并没有受伤。

这件事被后人传诵下来，于是有了“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典故。此外，“二十四孝”中“啮指痛心”的故事，讲的也是曾子孝行的事迹。

曾子学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勤学好问，遇到任何事理，都要千方百计地弄明白。孔子对他的第一印象便是“参也鲁”，意思就是曾子秉性质朴、憨厚。孔子曾问自己的弟子，他的思想怎样能做到“一以贯之”。曾子答道：“忠恕而已矣。”孔子非常满意，认为曾子得到了自己的真传。

作为后入门的弟子，曾子的思想学说比孔门其他弟子的学说成熟得晚，但他沉稳的性情与不懈的坚持，又使得孔子的学说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比如“孝”与“礼”等思想就是在曾子时期发扬光大的。他说：“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除了主张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外，曾子还十分重视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他认为个人的修养与学习是分不开的，提出了“修齐、治平、省身、慎独”和“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他说：“我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反省很多次，是否竭尽心力去帮助别人了？是否对朋友真诚相待了？对待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认真温习了？”

和孔子一样，曾子也是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的。他认为士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所以孔子之后，曾子勇敢地担负起推行德政的重任，入仕为官。但是他的仕途和孔子一样，充满坎坷。

此时，他想起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把自己的主张应用于政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于是，他退居故里，专心讲学，晚年仍坚持践行孔子的思想，做到老年著书、病中教徒、守礼至终三件颇具影响的事。

曾子离世前对弟子说：“君子爱人，是要成全别人的美德，而小人爱人，则是没有原则的宽容，我能够合情合理地死去，还能有什么奢望呢？这就足够了。”

一代“宗圣”曾子，在留下他对老师的敬仰和《大学》、《孝经》等儒家传世经典后，就这样故去了。

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得到了空前发展，而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儒家学派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后世儒家将他与孔子、孟子、颜子、子思并称为“五大圣人”。

《大学》、《中庸》里的生存智慧

这以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为主要代表。他们两兄弟竭力尊崇《大学》、《中庸》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加之后来，南宋哲学家朱熹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直至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学”，就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后人将《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的总纲，意思就是，做治国安邦这种大学问的方法在于，提倡和发扬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广泛地亲近民众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为奋斗目标。“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有关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是一步步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

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完善了，才能让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国家安定繁荣；推而广之，达到天下平定。

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如果说《大学》是指导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启蒙书，那么《中庸》便是指导人实现完美修养的启蒙书。《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庸”和“诚”这两个范畴上。

何谓“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执中、中和”的意思。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精神的传承，是对儒家学者世代相传的“忠恕之道”的发展，其主旨在于通过自我教育，达到“至诚”的境界。“诚”是充分表达个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发展天性的诚，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工夫。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从论述的角度出发，两者却有不同的着重点。《大学》比较通俗平易，强调各种伦理规范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义，实践性很强；《中庸》比较高深微妙，把这些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强。《大学》和《中庸》都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代表著作，长处都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数千年来，这两部著作已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初窥儒家之门的必读书目。

大学（一则）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2]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3][4]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注释】[1]齐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2]修其身：修养自己的身心品性。[3]致其知：使自己获取知识。[4]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生的年代，恰逢周王朝的最后阶段：国家四分五裂，诸侯争霸。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孟母守节没有改嫁，对他要求十分严格。

最初，孟子一家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号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母看到了，就皱起眉头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便带着孟子搬到市集旁边去住。

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招待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表演得有模有样。孟母听说后，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

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了。这个时候，孟母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后来，人们就用“孟母三迁”来表示人要接近好的人和事物，才能养成好的习惯。

孟母的教育，深深地影响了孟子。因为深信人性本善，所以孟子不主张被动和逼迫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的宗旨只是要使这本来的善性充分发挥，因此提倡自觉自发的教育。

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和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一般人抛弃它，君子却保存它。教育只是要保存这“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人性罢了。

孟子还将教育比作“有如时雨化之者”，认为不耘苗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的是及时的雨露。也就是说，标准的教育虽是自动的，却不可没有标准。

他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前人出了多少力气，才制定出这种种标准。我们用了这些标准，便是不劳而获了前人的益处，这才是标准的教育法，才是教育的捷径。

总的来说，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他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和人相互关系的行为，都是伦理的行为。所以，他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他还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凡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孟子都归结为天的作用。

孟子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因此，他主张人应顺从地接受天的安排，做到“乐天”、“畏天”、“事天”，由此可见，孟子的哲学思想颇具客观唯心主义的味道。

仁政才是保障

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一直是孔子学说和理想的强大支持者。他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仅游历于宋、滕、魏等国，还曾在齐国为卿。

民心的向背是孟子十分重视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带着很强的民权意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意思是说，百姓最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和谷神的重要性要低于百姓，而国君的重要性最低。因此，得到百姓拥戴的人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的人能做诸侯国的国君，得到诸侯国国君信任的人能做大夫。

孟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政治观点，是因为他的学说的出发点是“性善论”。孟子把个人看得十分重要，相信人生来都有一种不忍人之心和种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称“四端”。他认为，有的人可以扩充“善端”，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

因此，孟子同时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并提出这主要在于人的主观方面。做人的确不容易，但人的崇高性和自身价值就体现在这里，所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说。

孟子主张以德治天下，即德治，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观点，并使之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应用于政治，认为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便能引导人们向善，就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他对当时的君主说道：“你好色没关系，好货没关系，好田猎、好游玩、好音乐都没关系。但是你好色时，要想想国家的怨女旷夫们；你好货时，要想想那些穷苦的百姓；你好田猎、好游玩时，要想想天下有多少父子不得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总之，你要善推其所为，要实行仁政。”

对于如何推行仁政，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也就是说，凭借武力又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天下，所以称霸者必须具备自身是大国的条件。依靠道德而施行仁义的人也可以称王天下，但不一定必须是大国。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国土面积称王天下，周文王凭借一百里面积的国土称王。用武力让别人屈服，别人未必是真心屈服，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罢了；用道德让别人顺从，别人才会心悦诚服地顺从。

不过，当时的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期望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统一，所以，孟子的这种德政学说，被统治者认为是“遇远而阔于事情”，根本不可实行。最终，孟子选择退而著书，与弟子们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一书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语言和政治观点，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其文章气势充沛，说理畅达，并长于论辩。孟子也终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因孔子是圣人，所以世人尊称其为“亚圣”，将两人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一则）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2]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3][4]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5]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注释】[1]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适合出兵打仗的时机、气候等；地利指山川险要，城池坚固等有利条件；人和指人心的团结与和睦。[2]城、郭：城指“内城”，郭指“外城”。内城和外城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七，因此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3]委：放弃、弃城。[4]域民：限制百姓。域，本指界限，这里引申为限制。[5]畔：同“叛”，背叛。

平民教父的哲思

墨子，姓墨名翟，是我国春秋末、战国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墨子的出生地，一直都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

出身平民的墨子，是小工业者的代表，他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墨子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

墨子主要在鲁国活动，又生活在孔门学说正盛的时期，所以他的思想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他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尚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他渐渐不满儒家“礼”的烦琐，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他说：“不信鬼神，却要学祭礼，这不是没有客却行客礼吗？这不是没有鱼却下网吗？”

最终，他舍弃儒学，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也是先秦时代唯一能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相抗衡的“世之显学”。

墨家与儒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两家的哲学方法和“逻辑”。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墨子的方法却恰与此相反，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比如，造一所房子，墨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才能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才会知道该怎样布置构造，使其能避风雨寒暑、分别男女内外。

或许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墨子的思想总体而言，可以看成一种平民哲学。墨子在他的体系中，始终以下层的普通民众作为原点，进而衍生出其他。墨子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

在墨子看来，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为依据。对于学习得到的知识，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这种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方法，使得墨子的认识论在我国古代哲学领域里独树一帜。

墨子的弟子众多，他们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特别重视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学生对他思想言论的记录，现存五十三篇。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

用爱拯救世界

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那么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们不“兼爱”，一个是天下人没有正确统一的思想为指导。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墨子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不会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其中，“非攻”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百姓反对战争的意向。

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而百姓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不辞劳苦、热心救世的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不仅积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将其付诸实际。

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地广人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而在它北部的宋国则是个人寡地少的小国。当时的楚王请巧匠鲁班制造了云梯等攻城器械，准备攻打弱小的宋国。墨子得知这个消息后，一面派自己的三百多弟子带着守城器械去宋国支援，一面风雨兼程，步行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都城，劝说楚王停止对宋国的侵占。

他见到楚王后，先做了个比喻，说：“现在有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的车子不坐，倒想着去偷邻居的破烂车子；闲置着自己的锦缎绸衣不穿，倒想着去偷邻居的简陋粗布衣裳；放着自己的精美肉食不吃，却想去偷邻居的糟糠野菜。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楚王回答说：“这一定是一个盗窃成性的人。”

墨子接下来就对楚王说：“那现在准备攻打宋国的楚国行为与那个盗贼的行径又有什么两样呢？和楚国相比，宋国不过是破烂车子、粗布衣裳、糟糠野菜而已……”

一席话说得楚王无言以对，但是楚王并没有放弃攻打宋国的念头。他说：“鲁班已经为楚国造好了云梯，正等着我用呢！”

这时墨子解下身上的带子，将其围成城墙的样子，再用一些筷子当守城的器械，让楚王看着他与鲁班演习攻城之战。

经过了九次攻和防，鲁班都“战败”了。鲁班已经用完了自己的攻城之术，而墨子守城的办法还有很多。看到这样的结果，楚王只好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

有一个朋友看到墨子一生慷慨好义，便劝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就放下不要做了。”

墨子回答说：“这就好比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都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的儿子便应该格外努力勤奋才好，否则大家都会饿死。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那你更应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放弃呢？”

墨子言行颇多，但其学说充满了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他思想中合理的因素，被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余下的神秘主义部分，也被秦汉以后的神学家吸收和利用，影响深远。

墨子（二则）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3]

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注释】[1]兼相爱：互爱互助。[2]“若使”句：假如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顺的人吗？[3]“无言”句：没有什么话是不诚实的，没有什么恩德不报答，你送给我桃子，我回报你李子。

超越贫困的人生

庄子一生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很多，但是可以考证的很少。他本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人，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学派创始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后世常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

庄子家里比较贫困，居住的环境也不是很好，他主要靠打草鞋生活，还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不过，在职没多久就归隐了。有一次，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去拜见魏王。魏王见过他后，问他为何如此潦倒。庄子说：“我是穷，不是潦倒，是所谓的生不逢时呀！”

楚王听说庄子很有才，便派了两名使者，以厚金礼聘，请他出任丞相。庄子说：“千金、相位，的确是重利、尊位，但这好比祭祀用的牛——喂养多年，便给它披上绣花衣裳送到太庙做祭品。我不愿这样，宁愿像条鱼一样，在污泥浊水中自得其乐。”

这些对话，反映了庄子的性格和人生观。庄子对现实十分悲观，他消极厌世，对整个人生采取的是虚无主义态度。他把提倡仁义和是非看做加在人身上的刑罚。他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一方面是由于外界物质条件的束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身肉体的束缚，想要到达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境界，其办法是“坐忘”——彻底地忘掉一切。

从这种自然原则出发，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任其自然，就像《逍遥游》中说的那样，大鹏、小鸠和列子等都有所待，所以都称不上绝对的自由，真正获得自由的“至人”是无所待的。这样的至人超脱于物我、是非、生死、贵贱之外，能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神秘境界。

夏季里的一日，庄子躺在花园的大树下，不知不觉昏昏而睡。他梦见自己变为一只美丽的彩蝶，自由自在于花间翩翩起舞。当他梦醒时，发现自己原来并非蝴蝶，不禁自问道：“究竟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这便是“庄周梦蝶”的典故。

庄子是一个出世主义者。现实生活中，庄子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行为举止都要超出“形骸之外”。

庄子的哲学，更是一种“泛爱万物”的兼爱主义哲学。他和老子一样讲天道自然无为，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把“道”作为世界最高原理。

他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自本子根”，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既没有界限、差别，也没有神的主宰，即万物齐一。

庄子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祖述老庄”，融合了儒、道两家，很多名儒也从这时开始研究庄子的思想。

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想象瑰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寓言故事的形式富有幽默讽刺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影响很大。

他和门人以及后来学者合著的《庄子》一书，被道教奉为《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其中《养生主》中的“

庖丁解牛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3][4][5]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6]之舞，[7]乃中《经首》之会。[8][9]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10][11][12]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也。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13][14][15]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16][17][18][19][20]，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21][22]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23][24]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25]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26][27]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28][29][30][31][32]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33][34]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注释】[1]本篇选自《庄子·内篇·养生主》，这则故事说明做事不仅要掌握规律，还要持着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收敛锋芒，并且在懂得利用规律的同时，更要去反复实践，才能终究领悟出事物的真理所在。[2]庖丁：庖，厨师，庖丁即一个姓丁的厨师。文惠君：人名，梁惠王是作者假托的一个君王，历史上并无其人。解：剖割分解。[3]踦：抵住。[4]奏：进，音响大于砉的砍割裂之声。[5]中：合乎。[6]《桑林》：商汤时的乐曲名。[7]经首：尧时的乐名。会：音节。[8]譆：同“嘻”，惊叹之声。[9]盖：通“盍”，为何。[10]释：放下。[11]好：喜好。[12]进：超过。[13]神遇：从精神上去感知事物、事理，即心领神会。[14]官：指耳目等感觉器官。[15]依：遵循。天理：牛的天然的生理结构。[16]批：击，劈。郤：筋骨间的空隙。[17]导：引。窾：空。导大窾：刀引入到筋骨间的空隙。[18]因：因循。固然：本来的样子。[19]技：当作“枝”字来解。枝经，经脉相连处。肯：附在骨头上的肉。綮：筋肉纠结之处。[20]大軱：此处指大骨头，即所谓的盘结骨。[21]良：善。岁：年。更：更换。[22]族：大多数。折：用刀砍断骨头。[23]硎：磨刀石。[24]节：骨节。间：间隙，空隙。[25]恢恢乎：宽绰的样子。游刃：运刀。[26]族：骨节筋腱聚集处。[27]怵：一心谨慎。[28]视：目光。为：因。[29]行为迟：动作因此放慢。[30]微：轻。[31]謋：象声词，这里指牛体解开时的声响。[32]委地：堆积在地上。[33]踌躇满志：从容自得，心满意足。[34]善：收拾。

学富五车

惠施，即惠子，战国中期哲学家、政治家、辩客，名辩思潮中“合同异”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主要学说散见于《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说苑》等书。此外，他的好朋友——庄子的一些著作里也有提到他的思想。

主要在魏国生活的惠施学识很渊博，魏惠王十分赞赏他的博学，经常听他讲学，还十分器重他，拿他与管仲相比。当然，惠施对魏王也很忠诚，作为合纵抗秦的倡导者，他在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常被魏惠王派到其他各国处理一些外交事务。

张仪来到魏国后，打算为秦连横，一起进攻齐楚。惠施因与其政见不合被迫离开了魏国。

他先到楚国，又回到家乡宋国，在那里遇见并结识了庄子，与之交游甚好。后来魏惠王离世，张仪失宠离开，他又得以重回魏国。

惠施为魏国制定了很多法律，但因其著作散失，这些都没能流传下来。《庄子·天下篇》用“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来形容惠施的知识渊博，藏书也很多。成语“学富五车”便是由此而来。

惠施十分善辩，常与庄子讨论问题，其中，濠上观鱼的故事，就是两人的著名辩论。

庄子与惠施交游于濠水的桥上，看见水中鱼儿悠然戏水，便说道：“你看鱼儿在水中多么快乐呀！”

惠施反驳道：“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

庄子回答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不快乐？”

惠施很机敏，立刻利用庄子的逻辑反驳庄子：“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的想法，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也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我们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

辩论到这里，庄子本已无话可说，因为惠施用的正是庄子的论据。然而，庄子突然话锋一转道：“那我们就再回到刚才的对话，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既然你这样问了，你便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是快乐的了，否则怎么会这样问呢？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在这濠水桥上知道的！”

这则故事被记载在《庄子·秋水篇》里。惠施死后，庄子曾感慨世上再无可言之人……

惠施主张广泛地分析世界上的事物，认为在广袤无垠的宇宙里，任何时间、空间上的差异都是微不足道的，万物的相同和相异都是相对的，是在不断变化的，看似相异的对立之中有着同一性，这便是“合同异”。

为此，惠施提出了“历物十事”等命题来进行论证。《庄子·天下篇》记载了这十个论题，后世称之为“惠施十事”。比较著名的有：“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惠施说的“万物毕同毕异”，是指万物各有一个“自相”，例如一胎里生不出两个完全一样的兄弟；一棵树上开不出两朵完全一样的花；一朵花上找不出两片完全一样的花瓣……这便是万物的“自相”。

有自相，所以“万物毕异”，但万物却又都有一些“共相”。例如男女有别，却同是人；人与禽兽有别，却同是动物；动物与植物虽有别，却同是生物……这便是万物的“共相”。有共相，所以“万物毕同”。

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惠施的这一思想与庄子“齐万物为一”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整个名辩思潮的发展来看，惠施与一般只着眼于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研究和只停留于思维形式研究的诸家不同，他是先秦时期注重研究自然，颇具科学精神的一位思想家。他注重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来看待事物的差异，发现差异的相对性，这对当时以静止观点看待实物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不小的冲击，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了事物的同一性，忽视了个体的差别和相对稳定性，因而又走向了哲学的另一个极端——相对主义的错误。

白马非马，病人非人

与“合同异”相对，“离坚白”是战国末期名家另一派的观点。“离坚白”就是将“坚”与“白”两者相分离。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战国末期的公孙龙。

公孙龙，赵国人，当时著名辩者、逻辑学家，与惠施齐名。他曾在平原君赵胜家当门客，与同时期的邹衍辩论过，后被“邹衍不辩”弄得下不来台。

公孙龙本人不仅善于辩论，还善于“劝人”，这或许是受到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影响，他曾到处劝人“偃兵”。据《吕氏春秋·应言》记载，他曾劝说过燕昭王偃兵。

公孙龙还曾到过魏国，与公子牟论学。“离坚白”来自公孙龙的一篇文章《坚白论》。说有一块坚硬的白石头，用眼睛看不到石头是坚硬的，只能看到石头是白色的，即“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所以“无坚”；用手去摸石头，摸不到石头是白色的，只能感受到石头是坚硬的，即“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所以“无白”。

进而，他指出，看到白时感觉不到坚，感觉到坚时看不到白。坚在未与石物结合时，必定独立的，是“坚”并自藏着的；白在未与石物结合时，也必定独立的，是“白”并自藏着的。由此推论，“石”中之“坚、白”两种属性不可并存，是两个相分离而独立自藏着的概念，不能同时联系在一个具体事物之中。

其实，“离坚白”与“合同异”，都是当时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只是“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

公孙龙得以著名于世，是因为他力倡“白马非马”之说，并与儒家的孔穿、阴阳家的邹衍等人进行过辩论。

白马非马，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命题，但公孙龙却巧妙地论证了这个命题的正确。他认为，事物和概念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概念与概念之间是绝对没有联系的。“马”是指马的形状，“白”则是指马的颜色，颜色当然不能说等同于形状了，所以“白马”也就不能等同于“马”。如果一个人要买马，当然买什么马都行，而如果一个人要买白马，那就不是任何马都行，必须是白色的马了。由此可见，白马非马。

这一论证的合理性在于，公孙龙看到了“白马”和“马”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存在着特殊和一般的差别，但由于他过分夸大这种差别性，而看不见概念反映事物的同一性，这一命题也就成了形而上学诡辩论的代表。

在庄子看来，公孙龙花言巧语、能言善辩，但“白马非马”这样的辩论，没有实际的意义，不仅自身存有很大的逻辑问题，还把语言本身遮蔽掉了，最后只能越辩越糊涂。

客观地说，公孙龙的哲学思想和这些诡辩故事，是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他能看到作为事物属性的一般，是某一类事物所共有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结论说，一般可以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就是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那就成为客观唯心主义了。

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仅流传下来六篇论文，首篇为《迹府》，是后人对公孙龙事迹的集录，其他五篇为《白马论》、《指物论》、《变通论》、《坚白论》、《名实论》，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学和逻辑思想。

事实胜于雄辩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著名哲学家，阴阳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思想宏大，学识渊博，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又喜欢谈天说地，内容无所不包，因此后世人又称其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当时的邹衍在各国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行至各国都享受到了上等的礼待，这与孔孟二贤周游列国时的境遇大不相同。

邹衍行至梁国，梁惠王亲自出城迎接，并对他行宾主之礼；行至燕国，燕昭王为他扫路，并为他造了一座宫殿，希望做他的弟子，亲自去听他讲课；行至赵国，平原君赵胜走在路旁，在他入座前为他擦拭座位上的灰尘……

邹衍路过赵国时，公孙龙也在平原君赵胜处，被尊为座上宾。平原君想让他们来辩论辩论，看看谁更厉害。谁知邹衍并不买账。

邹衍直接对平原君说：“所谓的辩论，就是区别不同的类型，不相损害；排列不同的概念，不相混淆；阐明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理解，而不是越辩越迷惘。像这样的辩论是可以参与的，辩论中胜出的一方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挫败的一方也可继续追求真理。”“但用花言巧语来偷换概念，用繁文缛节来作论据，甚至用互相诋毁来吸引别人的辩论，只求咄咄逼人、纠缠不休，让别人不认输不罢休，这不仅妨碍了治学的根本道理，还有伤君子风度，我邹衍是绝不会参与的。”

在座的人听了邹衍的这番话，不禁拍手称道。从此，公孙龙在平原君那里就受到了冷落，最终离开了赵国。

邹衍这种“不辩”的态度，很受后人称道和学习。

有些事情，事实胜于雄辩，何必浪费时间与精力与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徒费口舌呢？

可见，邹衍做学问，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之学——不管是钻研学问，还是治理国家，务实才是最根本的，这也充分体现了邹衍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

五德终始说与明堂制度

邹衍之前的五行学说，只是用阴阳来解释已见的现象，用卜筮来探求未知的现象，而邹衍在继承了古代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还将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五行生胜”的理论，并据此提出“五德终始说”，开创了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学派。

邹衍认为，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其相配合，每一德都有德运盛衰，德运便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朝代的更迭也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进行的。他说，自黄帝（土德）以来，已经夏（水德）、商（金德）、周（火德）三代，并预言“代火者必将水”。

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邹衍还将季节划分为五季，认为天子要在相对应的方位穿着相应颜色的衣服。而且，天子应住在一间特别的大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西北方向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屋子统称为“明堂”。

天子每个月应换一个正厅居住，天子的衣服、食材、音乐、所祭的神等都需要遵照这个月特有的规定去安排，十二个月为一个轮回。

这个大院子中间还有一厅，供天子在季夏之月时居住。“东、南、中、西、北”的方位与“春、夏、季夏、秋、冬”的时令相配，天子则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去做“天人相应”的事情，这便是明堂制度。

这种以五行相克说解释王朝政权的兴废，以五行相生说解释自然季节的转移的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在当时深受民众的认可和统治者的重视，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由此，邹衍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也是不难理解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很大，被历代新王朝的统治者视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结论，将秦文公猎获黑龙当做水德兴起的符瑞，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机械论，毫无发展的观点可言。

邹衍对宇宙空间有着广阔性的联想，遂提出了“大九洲”说，他以“先验后推”法推论世界有九大州，中国所在为其中之一，名赤县神州。

这种对世界地理的推论性假说，在当时及后世有扩大人们地理视野的意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不过均已失传。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荀子自幼聪慧，学问很好，有“神童”的美誉。

据说他曾到齐国稷下游学，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下勤奋学习研究。后因战事离齐去楚，被楚国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在他晚年时期，许多学者都前往齐国讲学，加上齐国以藏书丰富而出名，所以荀子又回到齐国。荀子知识渊博，很受齐王尊敬，被赐封为“列大夫”，又因年龄较大，三度被众人推选担任“祭酒”一职。

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并趋于成熟，这使得荀子能广集百家之长，为己所用。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不仅有儒家思想的枝叶，还有法家思想的萌芽，其中还间杂一些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

荀子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认为治国就应当“平政爱民”。他曾游经秦国，拜见秦昭王，并对其宣扬自己的学说。可惜，当时的秦昭王正在和范雎设计“远交近攻”的阴谋，以求攻伐天下，对他的大道理一点兴趣都没有。荀子只好悻悻地去了赵国。

到了赵国，荀子见到了赵孝成王，得以和楚将临武君辩论军事问题。荀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权谋诡计、士卒兵刃，而是百姓的趋向；用兵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禁暴除害”。如果战争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么，即使是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也终归要失败。

最后，荀子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认为争取民心才是用兵之道的关键。这正与他“王道”思想的具体内容即礼义和仁政相契合。他还作了个比喻：君主就好比行驶在水中的“舟”，庶民就好比“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对庶民施以暴政，那便会遭到覆舟的危险。

荀子与孟子同是儒家，但二人沿着不同的方向，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有“四端”。荀子则相反，提出了一种以性恶论为基础，以礼为核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伦理学说。

荀子从人的自然欲望上寻找道德的根源，认为人性本“恶”。他还摆脱了天命论的影响，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行贵于知”等观点。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定人性生来本“恶”，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就是好利、嫉妒、喜欢声色。这是先天而生、不学而能的。只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否则，顺着人性发展，就会出现暴乱。

因此，荀子主张“礼义师法”，增益身心；若不能如此，便不足为学。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这也揭示了荀子教育学说是趋向“积善”的。

荀子认为，天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地也有固定不变的法则，这些并不因为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天不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规律也不会决定社会的变化。从而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同时，荀子明确指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废，与天无关，与时无关，与地无关。他还举例说：天、时、地等自然界的条件，在禹的时代和桀的时代是相同的，并没有因为一治一乱而发生改变。

继孔子推行“仁”，孟子推行“义”之后，荀子提出了“礼”。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

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礼”是社会上自然形成的公共法则，是每个人都得遵守，不能选择，不许怀疑的。

他还认为“礼治”与“法治”应相互结合，这样才能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中有恰当的地位。

荀子是先秦哲学的总结者，他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达到了先秦哲学的最高峰，对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等都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晚年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书中。《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其中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对汉赋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因为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所以，后人将他和屈原一起尊称为“辞赋之祖”。

劝学（节选）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1][2]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3][4]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5]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注释】[1]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到达很高的精神境界。得：获得。[2]跬：古代称跨出一脚为“跬”，两脚为“步”。[3]骐骥：骏马。[4]驽马十驾：劣马拉车连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驽马：劣马。驾：马拉车一天所走的路程叫“一驾”。[5]六跪：六条腿，蟹实际上是八条腿。跪：蟹脚。螯：蟹钳。

刑过不避大臣

韩非，战国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集大成者。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后世又称其韩非子。

当时的韩国是一个小国，在秦国强大势力摧残下，近乎亡国。韩非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图存，但均未被韩王采纳。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退而开始专心著书。

韩非虽然口吃不善言语，但是文采却很出众，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一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阅尽天下。这些作品流传到秦国，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赞赏。

秦国派兵攻打韩国，迫使韩王派韩非做使臣来到秦国。

韩非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得到秦王的再次赏识。两人相谈甚欢，秦王想要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起设计陷害韩非。

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关入监狱。等到秦王想要放他出来时，韩非已被迫服毒自杀，秦王后悔不迭。

一生怀才不遇的韩非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和李斯的推行下得以实践。

韩非赞同“人性本恶”的观点，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并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他以法治思想为中心，对战国后期复杂多变的现实作了哲学概括，从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

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因势利导，人人都是有私心的，即“畏诛而利庆赏”，仅靠道德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维持社会稳定的。即“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前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只有凭借强大的法律去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将“恶”限制住，而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和“德”，让人们避恶从善，立公弃私。

他还认为“法、术、势”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君主没必要像儒家要求的那样，必须具备特殊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并凭借个人的影响力来统治百姓。君主只要将赏罚大权紧握在手中，找适当的人帮助他管理百姓，懂得辨别忠奸就可以了。只有牢牢掌握权力，执法严明，君主才能将法治推行下去，且知人识人，才会赢得群臣的忠心，收服众人，让百姓遵纪守法。

韩非还是先秦哲学倡导“矛盾之说”的第一人，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为例，说明：“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便是“矛盾”一词的由来。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礼义”的衰微，大的诸侯国通过侵略和征服等手段，试图组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用以维持统治和扩充地盘。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韩非提出必须统一国民的思想。

此外，韩非还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反对藏书，主张焚书。他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直接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愚民政策，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但法家学说的出现，“富国强兵”、“法不阿贵”等观点的提出，还是给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方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

宋人酤酒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4]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5][6]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注释】[1]故事用恶犬、猛狗来比喻那些伤害忠臣、阻挡忠谏的佞臣，指出正是这些邪恶小人蒙蔽了君主，使他们亲近不了敬献忠言的贤臣。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2]酤：同“沽”，卖。[3]升概甚平：容器量酒量的很平，意思是“分量很足”。升：量酒的器具。概：作“量”解。[4]不售：卖不出去。[5]挈：携带。[6]龁：咬。

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黄”，是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是指春秋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黄老”即是二人的合称。

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当时的主流，其他各家学派莫不受其影响。在这种背景之下，道家当中分化出一派——黄老学派，其思想宗旨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假托黄帝的名义，引进法家学说，同时还兼收了其他各派如阴阳、儒、墨等诸家的观点。

这一学派主要的思想特点，便是“无为而治”。《史记·乐毅列传赞》记载，黄老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和安期生，这两个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

最初，黄老之学在诸子百家中地位平平，并不引人注意。直到西汉初年，由于它契合当时政治的需要，逐渐成为当世显学。

陆贾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他对刘邦说：“陛下虽然是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应该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刘邦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令他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

经秦末战乱之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痍，民无盖藏，人无作业。当时百姓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而黄老之学所强调的“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正符合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陆贾以黄老学说为指导，结合汉初的政治、经济状况，写了一本名为《新语》的书，提出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思想。他主张统治者对百姓不要过多地干涉，要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样才可以减少人们对统治者的反抗，才能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

陆贾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刘邦的称许，全部记载在他写的十二篇《新语》里。

黄老学派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此后惠帝、吕后和文帝、景帝统治期间，都有意识地、自觉地将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加以推广运用，才出现了后来“文景之治”的盛世。

推行黄老学说最为著名的是曹参。曹参与汉高祖刘邦是同乡，当年他跟着汉高祖起兵，带兵打仗立下不少功劳，可刘邦做皇帝后，却任用萧何当了开国丞相。刘邦死后，汉惠帝继位，此时，萧何也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汉惠帝亲自去看他，请他推荐丞相人选，萧何毫无保留地推荐了曹参。

曹参继任丞相后，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革、举措，一切都依照萧何制定的政策。对原有的法令，全部照章执行；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也没有罢免擢升。由此，有人在汉惠帝面前进谗言，说曹参有私心，不精心治国。

汉惠帝也很奇怪，便叫来曹参议事。曹参说：“请问皇上，您跟先帝比，哪个英明呢？”

惠帝说：“我还年轻，哪比得上先帝！”

曹参又问：“要谈治理国家的谋略，我与萧丞相比，皇上您看哪一个更贤明呢？”

惠帝微笑着说：“恐怕你比不上萧相国吧？”

曹参乘机恳切地说：“皇上说得完全对，皇上比不了先帝，我不如萧相国。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制定出的政策，难道我不应该好好地继承下去吗？还要随意更改吗？”

这就是曹参“萧规曹随”的从政谋略。这种政治看似消极，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参在任三年，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齐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从黄老政治的实际情况看，黄老之术本身是较为温和的法家路线，它是对秦王朝极端暴力政治路线的纠正，自高祖起一百多年里，开创了“文景之治”政治局面，更是成就了汉武帝的千秋霸业。

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天亦有道

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继承了周代的传统思想，杂以阴阳五行说，兼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的精华，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形成了较系统的封建神学体系。

董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为学异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专心攻读的他，曾“三年不窥园”。

据说董仲舒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睡觉。父亲董太公知道后非常担心，为了能让儿子劳逸结合，他决定在书房后面修筑一个花园，希望董仲舒读书累了，可以去花园散散心。不曾想董仲舒三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竟没有进园观赏一眼，真正地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当时的很多儒生都只学一经，而且不能触类旁通，董仲舒却不然，他学通五经，义兼百家，而且擅长议论，文章做得尤其好。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说：“董仲舒者，文之乌获也。”赞誉他是“文章圣手”、“著作的大力士”。《汉书·匈奴传》记载：“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由此可知，董仲舒一生曾四朝为官，历经汉代孝惠、文帝、景帝、武帝。

这段时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思想文化政策也是宽舒自如的。“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他认为，君之为君，乃是上承天意；君之为君，又当效法上天之道。为此，他试图为统一的皇权专制统治创立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从而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独尊儒术、三纲五常、阳尊阴卑等一系列主张。

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他认为“天”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自然界的万物及其变化，社会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

自古以来，“天”就是老百姓信仰的对象，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秘的东西。董仲舒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人们顺应天的旨意。人们的行为如果符合天的旨意，上天就会给予奖励；如果不符合天的想法或本性，那就要予以制裁。

董仲舒还认为，“天”既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就有权监督这种秩序的正常实现。于是人间便有了执行“天”意的人——天子，因此“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但是天子的权力也不是不变的，董仲舒说：“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意思就是，天子的德行如果使人民安乐，那么天就让他当统治者；如果他危害到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损害了天的尊严和形象，就要被收回权力。

这就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也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它使皇权统治变得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

一个儒者的自白

作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第一儒学大师，董仲舒又被称为“群儒首”、“儒者宗”。他多见博闻，知道许多稀见奇怪之物。再加上，他“言中规，行中伦”的道德修养，“进退容止，非礼不行”的言谈举止，很多有志青年慕名而来，拜在他的门下。

史书上说，因为求学的学生太多，董仲舒讲学都是“下帷讲诵”，即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学生在帘外听。只有那些资质优异，学问好的学生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到董仲舒的亲传，其余学生都是董氏门下高足转相传授。

秦焚书坑儒以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将近一个世纪。汉武帝时期，朝廷下诏书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认为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于是他进“

天人三策

儒家的伦理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和五常那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三纲的主从关系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而五常是用来调整这种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董仲舒还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深入研究名、号的重要性。他对名号的起源、作用以及名与号的区别作了探讨，并对各种名号如王、君、诸侯、大夫、士、民、人性等进行了正名。

在人性论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他的性三品说借鉴了荀子的性恶论，但基本倾向实质上与孟子性善说一致。

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不能称之为性。他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他认为人性虽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是人性的典型代表，可以叫做性。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长达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并融会贯通了先秦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提出一种基于“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之上、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学说。

他根据时代需要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义诚信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观念，这不仅有利于集权统一、安定社会，还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丰，大部分著作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汉书·董仲舒传》载有《对贤良文学策》，其他作品散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食货志》、《匈奴传》等。[1]天人三策（节选）董仲舒[2]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3][4]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5]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6]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7]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8][9]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10][11]《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注释】[1]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因文中着重讲到天人感应问题，又称“天人三策”。汉武帝即位以后，多次要各地推举贤良和文学的人才到朝廷参加对策，董仲舒也在其中。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当时受推荐的文士有数百人，唯董氏之对策被汉武帝推为举首，其原因在于他提出的理论适应于当时时代的需要。[2]情性：情况和本质。[3]案：同“按”，审查、研求。[4]相与：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所在。[5]伤败：国家出现天灾人祸或动乱挫折。[6]亡：通“无”。[7]知：同“智”。[8]行道：遵循“天命”治理国家。[9]还至：很快恢复到原来国家大治的局面。[10]夙夜匪解：朝夕不懈。《大雅·烝民》中的诗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意是，日夜工作不松懈，为了周王一个人。[11]茂哉茂哉：引自《尚书·咎繇谟》。茂，奋勉，努力。

心在天下

刘安，西汉皇族，是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我国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他自幼好读书，善文辞，才思敏捷，喜欢鼓琴。他的父亲刘长因谋反罪被废除王位，不久便绝食而死。所以，16岁的他便被册封为淮南王，从此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

汉初，文帝、景帝等都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也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由理论推向实践。

刘安深受他们的影响，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悖，以“无为而治”为主要治国思想，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生产、轻刑薄赋的政策。

他礼贤下士，体恤百姓，善用人才，使淮南地区呈现国泰民安的景象，并日渐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

不过，他和他父亲一样，有“心在天下”。为了能在发生动乱时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刘安一边广置门客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一边集聚金钱，制作军事装备，不断积蓄力量。

后来，事情有所败露，在朝廷追查的时候，刘安直接起兵，谋反叛乱。汉武帝派兵攻入淮南，很快便将叛乱平定了。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被迫自杀。《淮南子》一书于汉景帝后期开始撰著，在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进献于朝廷。

在当时的皇室贵族里面，淮南王刘安是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广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篇》更多，又作《中篇》八卷，主要讲神仙黄白之术，有二十万字左右，著成《淮南子》一书。

这部文化巨著内容包罗万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其中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然而留传下来的只有二十一篇《内篇》。其中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现有的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淮南子》在政治上还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书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

书中还主张循理而举事，反对离道而妄为，提出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淮南子》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里面“塞翁失马”蕴涵的哲学思想闻名古今。

淮南子（二则）

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2]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为；君[3]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注释】[1]大寒：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那时天气是最冷的时候。[2]莫服、莫乘：没有人佩带、乘坐。[3]不为莫知而止休：不因没有人知道而停止，是说君子行仁义之事不求名不避宠。

模仿大师

扬雄，又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他自幼好学，勤于思考，“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湛之思”，酷好辞赋，不为章句所限。他和韩非一样，有些口吃，但他的文章比他的言论更出名。

年轻的时候，扬雄非常崇拜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外忧内患的汉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但他自认为自己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扬雄的辞赋成就可以媲美于司马相如，后世将两人合称“扬马”。

不过，到了晚年，扬雄对赋又有了新的认识。他首倡“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指出“辞人赋”有“虚辞烂说，劝百讽一”的弊端，应视其为“雕虫小技”，“壮夫不宜为之”，于是，他转而研究哲学。

扬雄曾师从著名学者严君平。严君平精通先秦老庄哲学，他所著的《道德指归》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在探索宇宙方面，体现了较强的哲学思辨性，这对扬雄的影响很大。

汉朝政权被王莽篡夺后，政治变得黑暗。身处乱世的扬雄便辞官归隐，自甘淡泊，潜心著述。他仿照《论语》著《法言》，仿照《易经》著《太玄》，在这两本书里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观。《法言》是一部模仿《论语》体裁写成的道德格言集，通过问答的方式就当时思想家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当时，经学一统天下，阴阳灾异学说十分盛行。但扬雄没有局限于此，而是重新阐释了传统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批判了流行的错误认识。他主张文学应该以儒家著作为典范，应当征圣宗经，并提出了天数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天地的变化及其规律是可知的，人能用精神研究外物，同时，他还对天人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太玄》是扬雄一生最耗心血，也是最得意的一部著作。这本书不仅体现了扬雄卓越的哲学创造力，还体现了他高超的玄思水平。它模仿《周易》而作，主要谈论了天地人三者的相关问题：“玄者，天玄也、地玄也、人玄也。天浑行无穹不可见也，地不可形也，人心不可测也。故玄，深广远大矣。”

扬雄认为，“玄”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天地万物和现实世界的一切生命，都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而阴阳二气就产生于“玄”。

在《太玄》中，他还糅合了《易传》中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天道观，并吸收了当时宇宙理论和天文历法方面的思想资料，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形式和变化的体系。他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从而批驳了社会上借以宣扬谶纬迷信的天命论。他自诩《太玄》是关于宇宙构造的缩影。

扬雄融会儒道两家思想，创造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据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流行于世的天人感应、鬼神图识等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企图恢复先秦儒学注重理性和道德实践的精神，对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有较大的影响。而扬雄竟然比拟圣人而创作了《法言》和《太玄》两部著作，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王充的先祖曾因军功而受封，级别虽然不高，但可以坐食其税，算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一次突发事变，祖上失去了爵位和地位，家产业被没收。家族无爵可继，又有家难归，于是，王充一家人在封地附近安置下来，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后因王充的父亲王诵好勇任气，得罪了地方的豪强，又举家迁走，从此，家族走向衰落。

到王充出世时，家里已经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王充一家被称为“孤门细族”。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

家里穷没有书可以读，王充就经常逛书店，阅读人家卖的书。他游学洛阳，在班彪门下学习，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很多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加之读的书又比较杂，很快便精通了百家之言。

当时的洛阳是东汉的帝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王充在此地“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的经历，使其大开眼界，增进了不少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可是，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做过几任郡县僚属，终因与上级争论、不合而离职，回到乡里，在家教书。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气”和“气化”可以说明万物、人及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认为，物之生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于元气，犹如水凝而为冰，冰释而复为水一样。

王充认为，天地之气能感动人物，人物却不能感动天地之气，是因为前者是“本”而后者为“末”。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又说：“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

关于万物之间的关系，王充认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即不同性质的东西才能互相作用、革化。他把这看做普遍规律，用它来解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王充还把这种“斗争”观点试图用于分析某些社会矛盾现象。他举例说：“一堂之上，必有论者；一乡之中，必有讼者。讼必有曲直，论必有是非；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

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王充建立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已经初步认识到，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是在和谬误的斗争中出现的；这种斗争是不破不立，异常尖锐的。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所以，没有必要“颂古非今”。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是神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神

董仲舒之后的神学目的论，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把自然界万物说成是天有意创造的。对于这种说法以及人世间传说的鬼神，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人们自己“思念存想”的产物，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

王充强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抹杀了天和人的差别。他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是没有意志的；而人是动物中最具有智慧的，是有感情欲望的，所以才能进行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他说：只有有口有眼的东西，才是有意志作为的。口要吃东西，眼要看东西，这是因为他内心有欲望，欲望要表达出来，口眼就去寻找了，找到了，才会满足，这些都是欲望的所作所为。所以，福和祸都是人们自己招来的，祭祀不过是“主人自尽思勤”而已，并不能真正因此而避祸得福。推之于鬼神，是蠢人的行为，乱世的现象。那些灾异和人生病一样，都是自然现象，与政治、皇帝无关。

同时，王充还认为，如果只根据感觉来认识事物，那就会被外在的虚像迷惑，以假为真。所以，要分辨是非曲直，必须“不徒耳目，必开心意”。

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王充是重视实际经验对于认识的作用的。他提出只有通过实际经验才能熟能生巧，并举例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相反，如果没有实际经验，不去实践，那么即使再聪明也不会达到的。

王充擅长辩论，他的话开始看上去很诡异，最后的结论却又很实在。他力主“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反对将儒家经典变为教条，所以，他的文章强调内容，提倡通俗，反对崇古、模拟和“浮华虚伪之语”。王充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去做学问，大多会失去儒家的本质，于是，他选择闭门思考，谢绝了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性的事宜，潜心著述。《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有八十五篇，二十万字左右，书中解释了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的疑惑，也更正了社会上流行的对鬼神的认识，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他还写了《儒增》、《书虚》、《问孔》和《刺孟》等篇，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在书中，他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后人对其多存质疑。

近七十岁的时候，王充被好朋友推荐出去做官。汉肃宗特诏派公车去聘请，但他终因体力、脑力都衰弱了，还生着病，未能去，在家创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要节制欲望，守住原神等观念。

万物亦有亦无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失败后，各地诸侯割据，经过长期混战，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80年，西晋政权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是只维持了非常短暂的几十年，就被少数民族统治者推翻。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战乱几乎持续了近百年，在这段时期中，儒学一家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动摇，一种新的崇尚老庄、调和儒道的哲学——玄学应运而生。“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一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玄学以简约、精致的思辨哲学而著称，一方面它在政治上继承了汉儒尊崇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改造了老庄哲学，可以说是儒家名教思想和道家自然思想的综合。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批注《周易》。例如：王弼写作的《周易注》与《周易略例》两书，就是以老庄学说解释《周易》的代表作。“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贯穿不变的核心议题。“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级名分和道德规范，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自然”是指所谓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为魏代的“正始之音”，这时期是玄学的开创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与王弼，他们以《周易》、《老子》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鼓吹“言不尽意”，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士族利益服务。

他们认为，整个世界“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认为“无”是世界的本体，“有”是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并认为世界的本体“无”是绝对静止的，现象的“有”是千变万化的，运动着的“万有”最后必须反本，归于“虚静”。

在政治方面，何晏与王弼崇尚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以儒家的名教为末。

其二为竹林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阮籍与嵇康。他们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带有强烈的反对儒学的倾向，与何王学派对立。同时他们又都对庄子隐世逍遥的思想非常欣赏，并以消极的方式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

其三为西晋元康时期，是玄学的综合期和完成期，代表人物是郭象。郭象的玄学，是在魏晋之际向秀《庄子注》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郭象的玄学，以庄学为主，反对何晏、王弼的学说，提出了自己的玄学崇有论思想。他主张名教即自然的儒道合一说，认为逍遥世外与从事名教世务本是一回事，因此逍遥游并不要遁世。

其四为东晋时期，代表人物是僧肇，核心思想是“万物是亦有亦无，有无双遣而并存的”。

自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从永嘉之乱到东晋政权建立，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中，这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实际作用，转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并且与佛教结合，呈现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玄佛合流”。

天人之际是奇才

魏晋玄学开创阶段的代表人物是王弼，可以说他就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

王弼出身于官僚世家，他的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荆州牧刘表，继祖父则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优越的成长环境，再加上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就了一代少年奇才。

王弼小的时候非常勤奋好学，对于儒、道两家的学说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为《老子》作注。当时正值玄学的领袖何晏也为《老子》作注，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便亲自去翻阅。看过之后，何晏自愧不如，将自己的著作改名为《道》、《德》二论。

当时的何晏已官居吏部尚书，年龄比王弼大将近四十岁，其学术、政治地位都非常显赫，但仍对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在学术上的见解赞叹不已，认为王弼是可以与自己探讨“天人之际”这样哲学难题的人。由此可以看出，少年王弼在学术见解方面，已压倒了他的前辈。说他是玄学理论的奠基人，名副其实。

之后，何晏推荐王弼担任台郎一职。不过王弼高傲不群，为人有些刻薄，时常以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比较，而且说话从来不给别人留余地，得罪了不少人。加之他也不善于打理政务，没多久便把官职丢了。

同年秋天，王弼身染重病，最终不治而亡，年仅24岁。

虽然王弼的人生很短暂，但其学术成就卓著，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他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以“无”为本，在有形有象的事物背后，有一个无形无象但更重要的东西在支配着它们，这个无形无象的东西称为“无”。“无”即自然，因此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将名教的产生也看做是自然而然的。既然名教出于自然，那么统治者就应该根据“自然”的原则来管理国家，即“无为而治”。

根据“以无为本”的原则，在王弼的哲学里还衍生出“得意忘象”——只重视精神而忽视形式——的思考方式，这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深得这种思考方式的精髓。他的名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完整地体现了这一意境。采菊东篱、悠然见山、日夕鸟归等情景的美好，以及触景生情的感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已忘言”三字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新的高远的哲学境界。

放浪形骸皆自然

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曲《广陵散》，让后人记住了“嵇康”这个名字。

嵇康，字叔夜，因曾在朝中担任中散大夫的官职，后人又称他为“嵇中散”。嵇康年轻的时候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无师自通，但是个性骄纵，超然不群，这种性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

音乐中寄托着嵇康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的思想。他爱好音律，演奏古琴的技巧非常娴熟，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高手。他创作的音乐作品还被隋炀帝作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此外，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也很高。

嵇康不但才华出众，而且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他的好朋友山涛形容他：站立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态时犹如玉山将崩。最让后人铭记的，还是嵇康放浪形骸的性格和不畏权贵的态度。当时司马氏把控朝纲，对文人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嵇康坚决不顺从，为此还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千古名篇。

他家门前有一棵大树，他就在树下架起个炉子打铁，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帮他拉风箱。本来风度翩翩的美男子落魄为满身脏汗的打铁汉子。为了免遭迫害，嵇康正是用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作着无言的痛苦抗争。

在哲学方面，嵇康崇尚自然，认为“自然”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嵇康主张，一个人心神安宁，内心就不会充满欲望；一个人思想豁达，情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约束。内心不求名利，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牵绊而处于自然的状态中；情感不受欲望束缚，就能够透彻地了解事物。

这就是说一个人不仅要冲破传统的道德规范的罗网，而且要抛弃功名、利禄和其他一切个人欲望、个人得失。

嵇康另一个比较著名的观点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个观点带有鲜明的历史特色，明确地扛起了反对儒家的大旗。

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魏政权，将虚伪的儒家礼教作为实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嵇康对当权派这种卑鄙的手段非常反感，因此，他反对的名教，是司马氏集团提倡的虚伪名教，并不反对维护封建纲常的名教，所以他又强调儒家礼乐的作用，认为真正的礼乐教化可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这些主张为嵇康招来了祸端，他最终遭到钟会陷害，被当权者判处死刑。

在临刑的时候，三千太学生前来拜嵇康为师，并向当权者请愿，希望能够赦免嵇康，但被当权者拒绝。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嵇康为前来送行的人们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之后便从容不迫地引颈就刑了，时年39岁。

随着一代大师的远去，《广陵散》也成为当世绝曲。[1]

赠秀才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7]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8][9]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注释】[1]秀才：指地方推荐给朝廷的有才德之人。一般认为，此处“秀才”指的是嵇康的哥哥嵇喜。[2]兰圃：长着兰草的野地。[3]秣马（mò）：饲养马匹。[4]磻（bō）：指在系箭的绳子上系一块石头。[5]皋（gāo）：水边的陆地。[6]纶：钓鱼的渔线。[7]太玄：大道。[8]筌（quán）：捕鱼的竹器。《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得鱼忘筌”比喻得意忘言的样子。[9]郢（yǐng）：古地名，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都城。

拥有绝对自由的人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位用眼睛来表达内心强烈情感的人，他就是阮籍。

阮籍，字嗣宗，魏晋思想家、文学家，因曾做过步兵校尉，后世又称他为阮步兵。

阮籍与嵇康齐名，同为“竹林七贤”中著名人物。

历史记载，阮籍有一项稀奇的本事，就是能为“青白眼”。遇到不喜欢的人，阮籍就只瞪出白眼球；遇上他尊敬赞赏的人，他才露出黑眼珠。

阮籍的母亲去世，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阮籍就翻着白眼，致使嵇喜不快离去。嵇康知道后，由于了解阮籍的性格，就干脆拿着酒坛和琴去看他。阮籍果然高兴，其豪放不羁、不拘俗礼的个性可见一斑。

才华横溢的阮籍，深处政治黑暗的年代，抱负难以实现，内心异常苦闷。在司马氏和曹魏之间，阮籍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巧妙地和司马氏周旋，不敢明显地顶撞，另一方面又用嘻笑怒骂、利落锋利的笔调讽刺司马氏的阴险与虚伪。

被压抑的个性反映到阮籍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他隐晦曲折的文风。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文学成就的代表。其中，有对人生困境的思考，有对自由境界的追求，有玄远旷达的情怀，也有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终极目标。

在思想上，阮籍是推崇道家的学说的，他反对统治者利用儒家的礼教来压迫下层民众。这些哲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达庄论》、《通老论》和《大人先生传》等作品中。

在《通老论》中，阮籍总结了老子的哲学观点，他说：“《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阮籍认为，道家的“道”是要胜过儒家的“仁”、“义”的，而且今人不如古人。《达庄论》是阮籍对庄子思想的阐发。他虚构了一个故事，假托一群信奉儒家的青年人和一位领悟宇宙人间大道的“先生”之间的一场辩论，阐述了庄子的思想。阮籍受当时最流行的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影响，在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困境的同时，吸收老庄的理论，构筑自己理想的精神境界。

阮籍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追求。在他的理想中，只有内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精神才能得到彻底的解脱，拥有绝对的自由。他高贵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令其在中国人文历史的时空中熠熠生辉。

咏怀（节选）

口若悬河的郭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司马炎继承了父亲司马昭的晋王之位，几个月后逼迫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国号大晋，建都洛阳。没多久，西晋王朝就实现了全国统一。

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儒道对立渐渐发展成为儒道调和。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郭象。他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

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西晋时期玄学家，做官的职位是黄门侍郎、太傅主簿。郭象喜好老庄的学说，非常善于清谈。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现象，他都会仔细观察，然后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丰富，对于事情总有独到的见解。

成年后，很多人推荐郭象去做官，他都拒绝了，而是把研究学问和谈论哲学作为人生的追求。过了些年，朝廷又派人来聘请他。无奈之下，他只能答应了，担任了黄门侍郎一职。到了京城，郭象专心读书，知识渊博，他讲解问题时不仅把事情的道理讲得非常透彻，还常深入浅出地附上自己的见解，因此人们听他谈论学问时，都觉得受益匪浅。

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非常欣赏郭象的口才，经常在别人面前称赞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好比悬在山上的河流奔泻，直往下灌，从来没有枯竭的时候。”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谈吐流利，能言善辩。

可见，郭象的口才和学问在当时都是一流的，这都体现在他留给后人的主要著作《庄子注》一书。

当时的玄学讨论离不开“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他的前辈不同，郭象不赞成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他认为名教完全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而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合于名教。他说，仁义等道德规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们如果按照“天性”来生活，那么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了。因此，名教与自然两者是不矛盾的。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郭象形成了自己的“独化论”体系，主张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如果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源或共同的根据，那么万物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资助或转化的关系了。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郭象的理论还有很多不足，但是符合当时主流的思想趋势，撑起了魏晋玄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藏在金丹中的长生不老术

道教，在魏晋时期称太平道，它的传播因黄巾起义的失败而走向低谷，到了东晋，道教逐渐从低谷中崛起，道教的神仙理论也初成体系。这以倡导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为标志。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道教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一生颇为坎坷传奇，他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贵族家庭，童年生活无忧无虑，终日骑马、习武、游玩。13岁时，父亲遭到排挤，郁郁不得志而去世，家道从此中落，葛洪只得依靠耕田砍柴奉养母亲。

困苦的生活令葛洪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开始借书览阅，问学解疑。16岁便开始读《孝经》、《论语》、《易经》、《诗经》等经史书籍。

西晋末年，政治黑暗，葛洪报国无门，逐渐产生了修道炼丹的想法。于是他隐居在罗浮山，开始精研道术，终成为当时博学多闻的学者。

葛洪的著作很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抱朴子》一书，全书分为《内篇》和《外篇》。后人通常将《外篇》作为他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内篇》作为他道家思想的代表作。

在《抱朴子·外篇》中，葛洪畅谈时政得失，托古讽今，评论民间世俗，主张任贤举能。他认为在乱世中，当权者应该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他还认为，文章应该与德行并重，立言应当有助于教化。《外篇》流传下来的有五十篇，鲁迅先生阅读之后，称赞其为“论及晋末社会状态”的代表。

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不仅对战国以来的神仙理论和神仙方术作了全面总结，还将道教的戒律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也就是说修仙必须积累善行、慈悲为怀，不能只重视修行。他还强调人不能单纯地将隐世山林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要想真正的得道成仙还要建功立业，完成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

另外，葛洪也是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家，他在《金丹》和《黄白》两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原始实验化学的资料。《抱朴子》将玄学与道教神学，方术与金丹，儒学与仙学，丹鼎与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归纳，从而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在我国道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众神的传说

道教的神仙体系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汉魏两晋是道教神仙体系的初创时期，两宋是其最后的“编订”时期。

其中，我们比较熟知的有“三清、四御、五老君”。“三清”的总称谓是“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是指天神所居住的三处圣境，即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境；也指居于三清仙境的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

此外，“三清”还是道家哲学“三一”的象征。《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浑然天成的一个整体，它逐渐幻化生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生成天地万物。道家认为“用则分三，本则常一”，后来道教根据这个衍化出居于三清胜境的三位尊神，因此三清尊神在道教神仙体系中地位最为尊贵。“四御”是道教天界尊神中辅佐“三清”的四位尊神，所以又称“四辅”。他们的全称是：紫微北极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帝地祇。

一般认为“三清”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四御”是统率天地的万神。

在“四御”之中，玉皇大帝是最受崇拜的。紫微北极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统率三界星神和山川众神；南极长生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执掌人间寿天祸福；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并主宰人间兵革之事；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协助玉皇大帝执掌阴阳生育、万物生长和大地河山。“五老君”是指地位与“三清”平齐的五位天神，即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君、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君、中央玉宝元灵元老君、西方宝金门皓灵皇老君、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君。“五老君”是道教早期尊奉的神灵，据说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绵山就是五方神灵会见群仙的地方。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八仙，是道教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八位神仙。

在明代以前，关于八位神仙的名字有很多种说法。明代作家吴元泰的小说《东游记》问世以后，八仙的名字基本确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

铁拐李，姓李，名玄，又叫李凝阳、李洪水、李孔目。传说他出生于唐朝开元年间，仪表堂堂，在终南山学道。有一次他元神出窍，肉身被老虎吃掉，无奈之下投身于一个跛脚乞丐，于是就变成了一个蓬头卷须、黑脸巨眼的丑陋汉子。铁拐李经常背一葫芦，据说里面装着仙丹妙药，专门治病救人。

八仙中名气仅次于铁拐李的是汉钟离。传说，他一出生就有3岁孩童那么大，天生福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成人后，他官居朝廷的谏议大夫一职，后来隐居终南山，得道成仙。他的形象常常是袒胸露乳，手摇大扇，头上扎两个小髻，悠然自若，十足一个闲散的汉子。

张果老是八仙中年老的一位，本名“张果”，因年纪最高，人们尊称其为“张果老”。传说中他背负一个道情筒，倒骑白驴，云游八方，劝化度人。

吕洞宾可以称得上八仙中流传故事最多的一位了，全真道奉他为“纯阳祖师”。同时，他也是八仙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英俊潇洒，手持宝剑，为民除暴安良，斩妖除怪。

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是何仙姑，相传她出生的时候紫云缭绕，头顶上有六道霞光，从小智慧敏捷，聪敏过人。13岁时，何仙姑在山中遇到了吕洞宾，吃了吕洞宾赠送的一只仙桃，从此不饥不渴，身轻如燕，并能预知人生祸福。她的形象是一位手挎花篮的姑娘。

蓝采和是一位玩世不恭，似狂非狂的行乞神仙。他身穿破衣衫，手持三尺多长的大拍唱板，在城市里边走边唱。他唱的最多的是：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掷梭。

手持长笛的英俊斯文少年就是韩湘子了，据说他是唐朝大文豪韩愈的侄子，生性放荡不羁，不好读书，只爱饮酒，后来吕洞宾化名“官无上”，前来传道，点化韩湘子，助他成仙。

八仙中排名最后的是曹国舅，他的形象和其他七位迥然不同，他头戴纱帽，身穿红袍官服，手持玉板。相传，他是宋朝皇帝宋仁宗曹皇后的长弟，名景休，志在清虚，不慕虚荣，不喜富贵，后来因弟弟枉害人命，羞愧之下，隐居山林，由汉钟离、吕洞宾点化，列入仙班。

八位神仙的形象、穿着各有特色，传说是分别代表着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他们手中的宝物，檀板、扇、拐、笛、剑、葫芦、拂尘、花篮八物被称为“八宝”，代表八仙之品。因为八仙都是凡人得道成仙，所以在民间受到普通大众的广泛喜爱。

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

晋武帝死后不久，“八王之乱”爆发了。匈奴贵族趁机攻进洛阳，俘虏晋怀帝，并将洛阳洗劫一空，西晋王朝从此元气大伤。同时，曹魏以来迁居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

动荡和混战的社会大环境，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但却给佛教的传播培植了良好的土壤。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让民众得以从现实的苦痛中得到些许解脱。

佛教的大乘空宗思想和老庄玄学思想有很多共同点，它们一个讲“空”，一个讲“无”。当时，玄学思潮盛行，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广的传播，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的佛学，于是佛教玄学就此产生了。

后人还用了一个学术名词“玄佛合流”来概括这种现象，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道安、支遁、僧肇等，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最大。

僧肇俗家姓张，陕西西安人，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靠佣书为生。他经常帮别人誊写、编录典籍，因此得以博览群书。

少年时代，僧肇非常喜爱玄理，对于老子和庄子的文章爱不释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维摩经》，经过仔细的阅读和思考，僧肇确定了自己毕生的追求和目标，因此出家为僧。

僧肇出家之后，对佛经进行了深入辟理的研究，21岁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当时，天竺高僧鸠摩罗什接受姚兴的邀请，在甘肃地区传播佛法，僧肇便慕名前往，两人由此结缘。之后，他跟随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开始参与佛经的繁杂翻译工作。

在追随鸠摩罗什的十多年里，僧肇是其门下最年轻的、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弟子。由他参与并编订的经论，千百年来成为佛教徒众公认的权威版本。另外，他本人还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

他的这四部著作，以佛教的思想为宗旨，并结合了老庄的哲理，阐述了一系列哲学命题。

不仅如此，僧肇还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僧肇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偏颇的理论，“合有无为一”才是真谛。他说，客观世界从其本体的角度来看，是虚幻不实的，因此是“空”便是“无”，但这虚幻不实的客观世界又是可以用各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所以从现象的角度来看，又是“有”，只是这种“有”是虚假的，是“假有”。这样，“有”和“无”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现象和本体应当结合起来看，不能偏执于一方。

可惜的是，他只有31年的生命。如果僧肇能享有高寿，那么他对佛教思想理论上的贡献肯定会更大。

思想界三分天下

坐落在洛阳市东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将白马寺的修建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事件。

佛教在传入初期，被当成神仙道术一类，流传并不是很广。西晋末年，动荡的社会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已经普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西域僧人佛图澄被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大事的决策。

佛教在南北朝时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多数崇信佛教，其中以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既是皇帝，又是佛教信徒，既是佛教实践家，又是佛教理论家。萧衍自称“三宝（佛、法、僧）奴”，四次舍身入寺，都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他亲自下令修建了大批寺庙，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举行盛大的斋会。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梁朝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只都城建康的大寺庙就有700多所，僧尼信众达万人。

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北朝历代帝王也都竭力扶植佛教，并热衷于凿窟雕像。北魏文成帝就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亲，营造了龙门石窟。

在当朝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下，佛教的传播更加深入。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等学派。

南北朝的佛教也因地域等原因，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北方偏重崇信禅学，注意修行；南方则偏于玄谈义理。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阐述，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深刻的见解。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佛教已在中国扎下根来，逐渐融入中国人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思想界“儒、释、道”三分天下的格局的基础。

人生就如同一树花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历了爆发式的传播，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寺庙通过香客、皇室、政府等捐赠的金钱、土地，开始依附农民，经营商业，从中获得巨大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

一方面，寺院经济的无节制发展，引发出很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另一方面，灵魂不死、轮回报应等已经“变形”的佛教消极思想弥漫于朝野，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

当时的统治者将佛教作为统治民众的工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建寺庙，劳民伤财。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著作——《神灭论》诞生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

范缜的父亲去世得比较早，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很是清贫。20岁以前，他一直跟随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瓛学习。范缜性格直爽，能言善辩，喜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总是习惯穿着草鞋，步行外出。

由于他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都与众不同，对世间事物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授业的老师们都对他另眼相看，并亲自为他举行标志成年的加冠礼。

长大以后，范缜博通儒家经典，尤其精于“三礼”，即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

范缜生活的年代，从皇帝到平民都笃信佛教，南齐的宰相萧子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郊外有一幢别院，常常在那里招待文人墨客，喝酒谈天。

有时候，他也会邀请一些佛教法师，宣扬佛法。那些法师宣传，人死之后灵魂是不会一起消失的；一个人的富贵或者贫贱都是注定的，是前世的因果报应，今生无法改变。

这些说法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观，会极大阻碍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于是，范缜大胆地站出来，号召大家不要相信那一套。

萧子良听说后，亲自质问范缜：“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富贵，而有的人生来就贫困呢？”

范缜答道：“打个比方，人生就如同一树花，虽然同在一根树枝上，但突然刮起了大风，有的花瓣就随风飘到富贵人家的坐垫上，有的就飘到人家的厕所里。”

萧子良一时间没明白，范缜接着解释：“落在坐垫上的就像您，落在厕所里的就像我。贫贱富国就是这么回事，和因果报应没有丝毫关系。”

回到家后，范缜专门写了《神灭论》，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神灭论》中，范缜提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是不分离的整体，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关系，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自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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