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九死一生的坚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洪文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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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九死一生的坚持试读：

前言

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调查和统计，得出如下结论：一个企业家，最佳的创业年龄应该是26～35岁，一旦超过40岁，创业之路基本就等于画上了句号。

1987年，43岁的退役解放军团级干部任正非，从四川某部队转业后随即来到位于深圳的南油集团工作，成为该集团下属一家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

任正非当兵11年，待人以诚是他的信条，可是鬼蜮的商场，却让他这个创业者遭遇到了人生第一个“寒冬”。因为一笔生意被骗，公司有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任正非只得离开了“南油”，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业者”。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随后，任正非的第一任妻子离开了他。此时的任正非，上有退休的父母需要照顾，下有6个弟妹需要他操心。

军人，你的名字叫强者。任正非这个在军队服役11年的男人没有倒下。他来不及回味失败的痛、离异的伤，便在1988年毅然下海。他从注册资本只有两万多元的小企业——华为技术公司做起，以代销香港一种HAX交换机艰难起步。经过15年的奋斗，到2003年，终使华为的销售额一举突破300亿美元，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明星公司。

手胼足胝，玉汝于成。任正非没有忘记自己贫苦的少年时代。任正非兄妹七个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挨饿成了常态，以至于能吃到一个白面馒头成了他青少年时代最憧憬的奢望。

任正非没有忘记，他创办公司伊始，他和父母等人挤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极不方便不说，阳台还被当成了厨房。父母为了替儿子省钱，他们通常在市场收档时，捡一些菜叶，买来便宜的鱼、虾，来维持最简单的生活。

任正非没有忘记，他的背后还有15万名充满着奋斗理想、创业精神的华为员工，他设立了“人人股份制”，使企业发展的红利惠及到了华为的每一个员工。

不管是金融风暴、IT泡沫、国际巨头的拼命打压，还是国内同行的残酷竞争，任正非屹立如山，牢牢地把握住华为这艘民营电信“航母”的舵轮，穿过激流、驶过险滩、奋勇前行……

2007年，华为凭借着125.6亿美元的收入，超过北电，一举成为全球第五大电信设备经销商。

2010年，华为首次荣登《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在IT企业中列第29位，全球第397位。

2011年，任正非以11亿美元的身价首次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全球第1056名，中国第92名。

美国《财富》杂志评定的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榜单中，任正非位列第一，2013继续年蝉联第一。

2013年，华为全年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2390.25亿元，同比增长8.5%。华为智能手机业务获得历史性突破，进入全球TOP3，华为手机品牌知名度全球同比增长110%。

劳伦斯曾经说过，成功的秘诀是养成迅速去做的习惯，趁着潮水涨得最高的一刹那，不但没有阻力，而且能帮助你迅速地成功。

华为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懂得借势而行，借机而动，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迅速将企业做强、做大。他们时刻都保持着“狈”的警觉，“狼”的行动力。一有商机，立刻出动，紧盯目标，以求必胜。

现在，华为产品和解决方案极为丰富，涵盖了移动、核心网络、电信增值业务、终端等众多领域。

华为在全球设立了包括印度、美国、瑞典、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研究所，截至2013年末，华为拥有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36500项，并已连续数年成为国内申请专利最多的单位。

随着众多名誉铺天盖地而来，任正非选择的是低调，就连企业家们竞相争夺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也守拙婉拒。曾经有一名中国记者感慨地说：“采访他的难度，要远远超过采访华人世界首富李嘉诚。”

不管任正非多么低调，媒体的聚光灯始终以他为焦点。坊间对任正非、对华为的猜测不绝于耳。有人说他神秘，有人说他行事如“土狼”，有人说他简单粗暴，也有人说他重情重义，有人说他是军人铁汉，也有人说他侠骨柔情。对于这些褒贬，任正非一律无视，概不回应。也许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

旁观者才最有发言权。美国《时代周刊》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全球化大公司的发展历程，并且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对手。英国《经济学人》的评价则是：它（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意大利媒体也开始推波助澜，据《共和国报》报道：2012年华为全球销售额超354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66%来自海外市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或将超越其竞争对手——瑞典爱立信公司，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美好的情景，令人心里充满了憧憬！

1　艰苦的岁月

物欲其高，必广其基。尖毛草是非洲大地上生长得最高的毛草之一，有“草地之王”的美称，但是它的生长过程十分怪异。在最初的半年里，它几乎是草原上最矮的草，只有一寸高，人们甚至看不出它在生长。那段时间，草原上的任何一种野草长得都要比它旺盛，没有人相信尖毛草会是今后的“草地之王”。

半年后，在雨水到来之际，尖毛草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以每天一尺半的速度向上疯长，三五天的时间，它便会长到1.6～2米的高度。其实，尖毛草一直在生长，但它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在长身体，而是在长根部。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尖毛草的根部长得超过了28米，无声无息地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

尖毛草之所以能成为“草地之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根基深厚，厚积薄发。

童年的贫困和艰苦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一笔巨大无比的宝贵财富。不管是饥饿还是贫苦，那只是命运让一个人的生命之树努力向下“扎根”的过程，根基越深，则向上的成就越大。

清贫，灰色调童年

童年是美好的，可是如果不幸遇到了战乱，那战乱的铁蹄就会碾碎童年的鸟鸣，那隆隆的枪炮声，就会惊醒童年的梦境。任正非的童年虽然得到了父母无尽的关爱，可是鸟鸣和梦境呢？都遗失在了战乱的深谷中……

任正非祖籍浙江金华浦江县黄宅镇任店村。黄宅镇是浦江的第一大镇，任店村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住户虽然不多，但这里男耕女织，民风淳朴，邻里祥和。

任店村前有清澈秀丽的浦江，后有狮蹲虎踞的官岩山，任店村里有树有竹，花香鸟语，景色优美。

任正非老家黄宅镇辖区内，有一座官岩山，该山之上有一处名胜古迹——官岩寺，该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是老百姓为纪念祖登大师舍身投岩祈雨，依岩而建的一座古庙。

明代初期，大文学家宋濂来到此地，他在《官岩教寺记》中写到：“俯瞰县北岩坑，仙华诸峰如万马东行，或驻或跃，而浦阳江之水蜿蜿蜒蜒，又如白龙南飞一泻数十里，绕岩腹而去，周围原野星罗棋布……诚天地间胜绝之地也。”

在任店村中，任姓是个大姓。任三和——也就是任正非的爷爷，当时是腌制金华火腿的大师傅。他在旧浦江县城做工的时候，制作的火腿皮色黄亮，肉色红润，香气浓郁，这一手绝活使他远近闻名。故此，任三和家的家境在任店村可称富裕。任家当年在该村的老宅便是一座气派的四合院，单单请木匠雕窗花就花了整整三年时间。

任三和在浦江县城腌制火腿，而家却安在任店村。虽然两地不过几十里的距离，但要在土路上骑驴坐车来往一趟，至少也要一天。很会做生意的任三和真的没有想到，他的晚辈任正非竟用高科技手段，让那些相隔两地的人可以在转瞬间“相见”——打一个电话，便可跨越千山万水。

任三和娶妻得子，起名任木生，字摩逊。他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实是希望晚辈要“不逊于”任何人。任摩逊天资聪颖，读书写字过目不忘。任三和瞧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为了儿子以后能有个远大的前程，便将任摩逊送北平读大学去了。

任摩逊成了任店村第一个大学生，这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古代考中了举人和状元的荣耀。

任摩逊就读于北平民大经济系。他求学的同时，还参加了共青团，并与校内很多热血青年一起，走上街头、奔走呼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世事无常，任摩逊的父母相继病逝，任摩逊失去了经济来源，他的大学生涯也蓦然走到了尽头。任摩逊辍学回家，为了生计，他曾经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南京农业职中等学校任教。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国家民族岌岌可危。任摩逊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在浙江同乡的介绍下，来到国民党412军工厂任会计。这是一家专门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

任摩逊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却认同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主张。他不仅在厂子里积极宣传抗日，还组织了读书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抗日问题。但是，任摩逊的爱国举动引起了厂内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由于战局的变化，412军工厂经广西辗转迁到贵州桐梓。1944年，任摩逊发觉形势不好，他以送家眷回乡定居为由，悄悄离开了兵工厂。可是国民党特务幽灵般跟踪而至，结果却误捉他人。第二天，任摩逊装病托村里人用皮龙（类似于轿子），将自己抬到郑家坞火车站，就此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最后悄然离乡，来到贵州生活。

在贵州，任摩逊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他暂时栖身在安顺地区的镇宁县山区。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造就了闻名中外的黄果树瀑布奇观。可是在当时，因为没有旅游业的支撑，镇宁县山区的生活非常清苦。

爱情是生命里的盐。任摩逊在这里遇到了17岁的程远昭女士，两个人相爱并结婚。他们婚后不久，也就是1944年10月25日，一个健康、机灵的男娃降生了。虽然当时任摩逊和程远昭两个人婚后的日子过得不宽裕，但这个男娃的到来还是给他们带来无限的欢乐。

任摩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怀里抱着哭声洪亮的男娃，对在床上坐月子的程远昭说：“我要给儿子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程远昭女士说：“起什么名字呢？”

任摩逊想了想：“就叫他正非吧！”“这个名字好。”程远昭女士从丈夫怀中接过爱子，怜爱地说：“你有名字了，你以后就叫任正非了！”

人世间充满了是是非非，究竟何为正，何为非？真得需要一个人用一辈子去探究、去领悟。只要将是是非非悟透，那么他就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都有用的人。

程远昭是山区里长大的姑娘，她性格开朗、朴实。贵州山区虽然是个清贫之地，但程家家长还是让程远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程远昭受丈夫影响，以后靠自学成为了一名数学教师。

任摩逊和程远昭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婚后共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他们一家九口人，都靠着任程两个人教书赚来的微薄薪水生活，而且任摩逊还要按月给老家的家眷寄生活费。

因为战乱，处处民不聊生。任父任母虽然能给任正非等孩子聪明的头脑，可是却无法给他们温饱的生活。任家父母为了让7个孩子都有书读，他们宁可省吃俭用、四处借钱，即使几个人合用一条被子、在地炕里做三餐，也不觉得苦。

任家的日子处处充满了艰难。任正非就在贫困的环境中一点点长大。1958年，任摩逊终于在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光荣地入了党。可是“文革”开始后，因为任摩逊曾经在国民党的工厂当过会计，造反派就说他历史不清，便派红卫兵上门抄家。这些红卫兵本以为任摩逊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大校长，家里一定很富裕，可是推门一看，只见任家四壁空空，哪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破旧的被单下面更是铺满了简单的稻草……任家的清贫让这些造反小将们感到震惊。

求学，大力神启示

任正非的童年时代除了下河摸鱼、上树抓鸟这些小男孩人人都干过的淘气事儿之外，就是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躲猫猫和丢沙包的游戏了。他们从外界取得知识的途径恐怕就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台收音机了。

任正非和小伙伴们每天都会准时从收音机里听评书《隋唐演义》。评书中的盖世英雄——李元霸和宇文成都等人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故事，让任正非心里升起了无限的向往和倾慕。

任正非和小伙伴在一起争论的话题，很大一部分是李元霸擂鼓瓮金锤厉害，还是宇文成都的凤翅镏金镋高明。有的小伙伴说：“李元霸是隋唐第一条好汉，当然是他最厉害！”

有的小伙伴讲：“宇文成都被皇帝赐给了‘横勇无敌’的金牌，李元霸没法和他比！”

任正非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永远都辩不出结果。他说：“要想分清他们两个谁厉害，你们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任正非的问题是，张飞和岳飞“杀”起来，他们俩谁勇猛？

张飞生活在魏晋三国时代，而岳飞是宋代的大将，他们绝不可能相遇，又怎么能“杀”在一起？这个问题自然没法解答。

任正非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相声中听来的，他之所以重提这个荒诞的问题，是想说明：千百年前的事情，根本没有比较的条件，所以争论也没有意义。

任正非的童年就是在这样好玩的争辩中、快乐的游戏里度过的。但任正非当时的想法确实比同龄的小伙伴要成熟和睿智得多。

任正非读书的第一所小学就是离家最近的山村小学。山村小学不仅教室简陋，而且条件艰苦，夏天蚊虫乱飞，既闷又热；一到冬天，虽然有烧木材取暖的铁炉子，但在四处漏风的教室中，室温和冷库的温度也差不多。

任正非当时是懵懂少年，爱玩是他的天性，对于艰苦求学，渐渐有了退缩的情绪。程远昭女士为了鼓励儿子念书，她就讲了一段《大力神》的故事。

万神之首就是宙斯，他和美丽的神女阿尔克麦涅生有一个儿子，名叫赫拉克勒斯。宙斯的另一个妻子——赫拉准备除掉赫拉克勒斯。

赫拉趁无人的时候，偷偷地将两条毒蛇放进了小赫拉克勒斯的摇篮里。赫拉克勒斯从梦中醒来，看到毒蛇正向他大张毒牙咬来，他伸出两只小手，猛地一下就把两条毒蛇全都握在了手里。当宙斯赶到时，毒蛇已经被赫拉克勒斯给捏死了。

小赫拉克勒斯在赫拉的谋杀中坚强地长大了，而且长得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力大无比，成了远近闻名的英雄，还赢得了“大力神”的美称。

赫拉克勒斯长大成人后，母亲决定让他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闯荡，一是躲避狠心的赫拉的报复；二是让赫拉克勒斯接受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炼。临行前，她还要求赫拉克勒斯必须完成12件别人无法做到的大事。用以锤炼赫拉克勒斯的意志，增长他的能力。

程远昭女士讲到这里，故意停住了，任正非着急地问：“赫拉克勒斯真的完成了12件别人无法做到的大事吗？”

程远昭女士看着儿子着急的样子，说：“接下来的故事，非常精彩，你要想听，得看你考试的成绩，成绩好才能继续讲！”任正非小的时候，虽然贪玩但他却非常懂道理。有正直博学的父亲为榜样，有勤劳善良的母亲勤教导，他经过努力，学习成绩在山村小学一直很优异。当任正非拿着令人满意的期末考试成绩回到家的时候，程远昭女士对儿子表扬完毕，就给他讲出了《大力神》故事的结尾。

赫拉克勒斯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亲人，他凭着惊人的勇气和智慧，搭救了为人类盗火而被惩罚的普罗米修斯，在崇山峻岭中，捕杀残害人类的猛狮，为百姓除掉了大害……

赫拉克勒斯在路过伊利斯城邦时，他还用智慧引河水入牛棚，赢得了该国国王的300头牛。可是这个可恨的国王却想毁约，赫拉克勒斯举起武器，他将欺压老百姓的坏国王赶走。最终，12件别人无法办到的大事他终于一一完成了。

赫拉克勒斯为了庆祝胜利，他在奥林匹克举行了极其盛大的运动会。大力神的美名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程远昭女士讲完了这个故事，任正非虽然年纪小，但他也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大力神之所以成名，是因他为人类做了很多有益的大事。任正非暗下决心，自己也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后能像“大力神”一样做大事，做有益于人类的大事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并获得更大的荣耀。

乐观的任正非小学读完之后接着念中学。中学的课程虽然难度加深，但对于天资聪颖的他来说，绝对是游刃有余。当他在课本上读到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时，不由得情绪激动，浮想联翩：赵构之流，偏安一隅，可谓“懦夫”，李清照对他们的抨击，确实是褒贬得当、一针见血。

任正非一边读着这首诗，一边暗暗告诫自己，将来自己一定要做个“英雄”，绝对不能当“懦夫”。任正非成立华为公司后，他的“英雄”情节确实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他领着自己的团队，披荆斩棘，开拓市场，终于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

徐特立曾经说过：有困难是坏事也是好事，困难会逼着人想办法，困难环境能锻炼出人才来。因此，应该迎着困难前进。清贫和苦难就是任正非最“忠诚”的两个伙伴，一直如影子般伴随着他的童年和少年。

对于懦弱的人而言，清贫和苦难就是重重枷锁和铁链，会桎梏和限制他前进的方向。可是在勇敢者面前，那两个“忠诚”的伙伴就会变成他腾飞的两个“翅膀”。这一双“翅膀”让任正非面对着太阳，面对着理想，努力展翅飞翔……

大学，人生转折点

任正非的求学路充满了坎坷，缺衣少食，饥饿为伴。他高中三年最大的心愿竟是吃上一个雪白的大馒头。如果困难是风的话，任正非会不会将饥饿和贫困化作自己的两翼，然后在困难的逆风中，振翅而起、翱翔九霄？

贵州地处高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一年四季，除了阴天，就是下雨；放眼千里，除了石山，便是丘陵。贵州先天的地理环境本就不适宜于农耕，许多地方所产的粮食尚不能自给。“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由于各地盲目虚报产量，导致高征购任务完成后，农村的公共食堂里只给老百姓剩下了可怜的一点粮食。1960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饥荒现象。可是某些领导为了一己之私，还是向高层汇报贵州全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果然，这个汇报打上去之后，贵州因为大办食堂得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被誉为“红旗省”。

谎言被重复一千遍最后就成了真理。但在饿肚子面前，这个被当成“真理”的谎言，还是迅速露出了原形。1961年，贵州的农村大食堂终于走到了尽头，再也办不下去了。

当时18岁的任正非正在县城里念高中，虽然迫切的求知欲望让他可以一头扎进书本里尽情地吸取书本上科学知识的“乳汁”，但书本中的“乳汁”只能解决精神上的贫乏，饿肚子的问题却解决不了。

俗语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更何况顿顿吃不饱呢？高中三年，任正非最大的理想竟是能美美地吃上一个白面大馒头。

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任家父母都坚持让7个孩子读书深造，做社会的有用之才。程远昭女士为了让任正非考上大学，她踌躇再三之后还是对家里实行了严格的分餐制。分餐制的好处是，虽然每个人都吃不饱，但是每个人都能活下去。

困难总没有办法多。为了战胜饥饿，任母就领着孩子们上山采了一些红刺果，再把厥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代替粮食。可是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炒蓖麻籽，这东西不能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

后来，任家为了度过饥荒，他们还在山上开了一块荒地，种了一些南瓜。播种南瓜时，他们还意外发现荒地旁边美人蕉肥硕的根还可以煮熟解饿。

每天晚上，任正非和弟弟妹妹们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出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虽然那东西没有什么营养，吃完之后只管得了一时，过一会儿还饿，但和睦的家庭气氛还是让那些没有多少营养的食物吃到嘴里时充满了“香甜”的味道。

任正非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每天伴随着“咕咕咕”的肠鸣上课，他的学习成绩自然不稳定。初中的时候，任正非食量小，饥饿的感觉就没那么强烈，他能安下心来学习，故此成绩优异，经常得到学校“因材施教”的表扬。可是高中的时候，他的食量增加，经常饿得昏昏沉沉，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让他的学习成绩忽上忽下，像过山车一样，很不稳定。

任正非读高中的时候穿得很简朴，三年求学的日子里，他从来也没有过衬衫。即使是很热的夏天，任正非也是穿着一件厚厚的外衣。任正非很懂事，他知道家里的困难，所以他不好意思找母亲索要衣衫。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任正非多次补考才过关。高中三年的时候，任正非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临近高考，他就在家里复习功课。他那张简易的书桌正对着墙边放着的一个瓦罐，瓦罐中装的就是他们全家的口粮。

此时，任正非即使再饿，他也没去瓦罐中抓一把里面的“苞谷”吃。要知道，他这一把下去，虽然可以暂时解决自己肚子“咕咕”叫的问题，但“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任正非为了能攒点力气将高考的功课尽快复习完毕，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米糠和菜掺和一下，然后放在锅里当饼一样烙着吃。

糠菜饼子不仅又苦又涩，而且粗糙得难以下咽。任正非吃“饼”充饥的时候，被任摩逊察觉了，他吃惊地说：“正非，你，你不能吃这个，你会把身体吃坏的！”

任正非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没事，我年青，身体好着呢！”

任摩逊拉着懂事的任正非的手，心痛得连连摇头。程远昭女士为了给任正非加强营养，每天早晨她都会塞给任正非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并叮嘱儿子，一定要安心复习功课，努力考上大学。

每当任正非回忆起这段辛酸往事，他都感慨万千：每天早上一小块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办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只是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对他们无以报答……

功夫不负有心人，任正非这个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终于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了。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于1952年10月建校，以前的校名是重庆土木建筑学院。1954年4更名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94年1月定名为重庆建筑大学。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不仅师资力量雄厚，实验设备齐全，而且还是我国当时八所老牌的建筑名校之一。

任正非高中毕业后，顺利考上了大学，这就说明他不再是一个男孩子，而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了。他需要独自面对风雨，需要一个人面对挑战。社会这个大考场已经敞开胸怀，大张双臂，正热烈地等待着他。

任正非读高中的时候可以没有衬衣，但上大学之后他将要面对一个崭新的环境、陌生的男女同学，所以，总要有一件衬衣来撑门面……程远昭女士就为儿子穿针引线，亲手做了两件新衬衣。任正非从母亲手中接过针脚密实、崭新挺括的衬衣，当时真有一种激动得想哭的感觉。

要知道，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手中的布票是受限制的。任家并不富裕，只能靠全家节衣缩食，才能让任正非一下子就得到两件白衬衣。为了这两件白衬衣，任正非的弟弟妹妹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得穿着旧衣服，勒紧裤腰带过紧巴巴的日子了。

衬衣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得准备，那就是被单。这难不倒程远昭女士。她捡来毕业生丢弃的几床旧被单，经过清洗和拼对后，一床干净的被单就出现在了任正非的眼前。

这两件衬衣、一床拼对的被单，整整陪伴了任正非五年，直到他在重庆读书的生活结束。

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程远昭女士的言传身教，使任正非深深懂得了不畏困难、不向生活低头的道理。他成为华为的“掌手”之后，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厄难，都能牢牢地坚定信念，使华为这条巨轮，顶风冒雨，安然驶过各种激流和险滩。

2　军旅的生活

军队是一座大熔炉，只要投入到这个大熔炉里去锻炼，即使是一块顽铁，也会变成一块精钢。任正非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他响应国家的号召，幸运入伍，最后成为一个光荣的基建工程兵。

一个学生娃，一个工程兵战士，这次华丽的转身，任正非又将如何顺利地完成？一个书生到一个战士的转变，中间又经历了哪些事情？任正非因为通信技术突出，旋即又被抽调到贵州安顺地区一个飞机制造厂工作，任正非面对崭新的环境，他又有什么新的感想？

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任正非来到飞机制造厂，他经过刻苦钻研，曾经有多项发明创造，还有两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可是因为任正非出身的缘故，获奖和表彰总是与他无缘。

任正非没有消沉，而是更加努力工作。当他的成绩被肯定，他正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基建工程兵部队因为裁军的关系而被取消了。

从军人到商人，任正非还得需要来一次大转身，这次人生角色的变换，对任正非更是重要。任正非来到深圳的南油集团，参加工作后，他遭遇了人生第一个冬天……

回家，探望父母亲

时代是一条洪流，对于一尾鱼而言，它无法决定自己前进的方向。任正非的父亲由于出身的关系，在大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为人至孝的任正非不放心父亲的身体，他离开学校，奔波千里回老家探望父亲。可是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却遭到了无故毒打。

1963年，19岁的任正非带着父母的期望，来到了重庆读大学。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被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因为地处丘陵，故此又被称为山城。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是西南地区一所建筑工程学院，也是当时中央建筑工程部唯一一所直属高等院校，任正非读得是该建筑学院的暖通专业。

暖通专业包括：采暖、通风、空气调节这三个方面，从功能上讲，暖通则是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任正非从偏僻的山区小县城读完高中，一下子来到了繁华的重庆求学，崭新的课堂知识，良好学习的氛围，让他有了一种遨游知识海洋的畅快感觉。

任正非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厂、农村和学校的造反派们开始了夺权运动，学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学校的校长和教授们纷纷被打倒，批斗他们的大会一场接一场，场面异常“激烈”。

教授们都被打成“臭老九”，面对疯狂的批斗，他们还哪有心思教书育人？在这场“火热”的“大运动”中，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课堂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能坐得住板凳了。

当任正非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踌躇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信中说：任摩逊有在412军工厂工作的经历，造反派认为他历史不清，目前已经被打倒，正在接受批判……

任正非得到消息，他想着父亲瘦弱的身体，不由得心急如焚，便离开了学校，偷偷扒上火车，不远千里，回家去探望父亲。

那时候由于“文革”的关系，运输秩序混乱，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硬是挤进来三四百人。不但座位、过道，就连卫生间、行李架上也都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臭、脚臭和劣质烟草的味道，令人作呕和窒息。

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挤到车厢门口，手持一本《语录》，带领车厢里的乘客高声大喊“战斗”口号。任正非被挤在车厢的角落，他本想再坚持几站就到家了，可是突然发现一群胳臂上带着红袖标的上海造反队正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逐一检查。

这些被鼓动起来的造反小将们一看到“可疑”的乘客就大声问：“你是什么成分？”

工人和农民穿着朴素，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乘客，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而一些穿着整齐、气质特殊的乘客，可就没有这样容易过关了。但凡架不住询问，成分又“有问题”的乘客，不是遭到毒打，便是被当作“阶级敌人”赶下火车。

任正非念了几年大学，从肤色和气质上看，很容易让这些“怀疑一切”的造反队产生不佳的联想。当他们盘问的时候，任正非说：“我是重庆建筑学院的学生！”

在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弟想念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造反队继续追问：“那你父亲是什么成分？”

任正非只得据实回答，说：“我父亲是老师！”

在“文革”的时候，老师都是被打倒的对象。任正非回答“错误”，立刻遭到了这帮造反队的殴打，随后便被推下了火车，即使想补票继续乘车，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造反队的眼里，“臭老九”的子女绝对没有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乘坐火车的权利。

任正非被推下火车，因为没有车票，又遭到了车站工作人员的一通为难，直到半夜时分，才得以脱身。当他步行十几里路，匆匆赶到家里时，满身淤青的任正非竟将父母吓了一跳。

任摩逊问：“正非，你怎么回来了？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任正非说：“我不放心，所以回来看看，我身上的伤不碍事儿！”

程远昭女士着急地说：“正非，你回来得不是时候啊！”

任正非回来得确实不是时候，任摩逊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本地的造反派们为了让他老实交代问题，经常将任摩逊头带高帽，满脸涂黑，反捆双手，动不动就被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

任正非的弟弟妹妹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已经不能进一步求学了。

任正非解释道：“现在重庆斗争得厉害，建筑学院已经没有几个人上课了！”

任摩逊叮嘱儿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

任父任母虽然心痛儿子，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任正非明天一早坐火车立刻离开家，回重庆去念书。如果任正非回家探望父亲的消息让本地的造反派知道，他再想脱身可就难了。

一滴水，无法左右河流的清浊；一粒沙，更改变不了荒漠的温度。任正非在第二天天不亮含着眼泪向父母告辞。任摩逊看儿子的鞋坏得不成样子，他就脱下脚上的一双旧反毛皮鞋，非让儿子穿上不可。父命难违，任正非穿鞋在脚，直奔火车站而去。

任正非后来才知道，父亲被打倒后，任家的境遇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困难。“革命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便不断以各种借口克扣任摩逊和程远昭的工资，任正非的弟弟妹妹因为父亲历史问题的缘故，一次次入学录取都被否定。任家那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连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但任正非的弟弟妹妹们个个懂事，他们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便到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

真的难以想象，任家兄弟姐妹六个未成年的孩子，站在冰冷的水里挖河沙，冒着塌方的危险抬土方，是怎样一种折磨？繁重危险的修路工作，又岂是几个孩子能做得了的？而更让任正非难过不已的是，他还是觉得对不住自己的父亲任摩逊被打倒后，造反队就让他放下教鞭，去做苦工，泥里水里，冰凉潮湿，他的鞋子都穿坏了，只剩下脚上穿的这双反毛皮鞋。可是这双鞋，还被任摩逊给了儿子，不管怎么说，任摩逊都比任正非更需要这双鞋子。

父爱如山，每当任正非回忆起这件事，都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

参军，报国志气高

一个书生和一个战士之间，就是一念之差。任正非虽然一步就轻松地跨越了过去，可是再回头，却已经隔着11年戎装铁马的岁月。

任正非还能接着往前行，他还能继续自己的军旅之路吗？为了一双儿女，为了家庭的责任，任正非还是选择了转业，可是任正非身上的军装穿得时间够久，深圳这个商业之都，真的能容得下他的理想与现实吗？

任正非坐火车又回到了重庆。那时，重庆市造反派林立，武斗不断，完全是一个“枪林弹雨”的环境。

任正非回到学校后，他静下心来，什么派系斗争、文攻武卫，都成了他耳边的秋风、眼前的落叶和头顶的闲云。任正非重新回到了课堂，端起了书本，他将亏欠的知识都一点一滴地补了回来。他甚至将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这些看似没有用的课程，也都自学完毕。后来，他的家人都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感动。

任正非还在校外认识了几个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会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另外，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一道不落地做了两遍，并自修了哲学和逻辑学。最后，任正非还自学了英、日等外语，并达到了可以阅读大学外语课本的程度。如今，任正非去欧美市场考察，他和当地的客户洽谈业务的时候，可以不带翻译，直接用外语对话。

任正非知识渊博，见解独到，故此他的讲话旁征博引，总能一针见血地戳中要害。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和他读大学时的努力自学是分不开的。

任正非知道自己父亲的处境很艰难，他就收集了许多传单，并夹在信中，寄给自己的母亲。其中有一张传单上印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

任母就把周总理这段话藏在饭碗里，送给关在牛棚中每日挂着牌子遭受批斗的任父。后来任摩逊说，是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看了这张条子才没有自杀。

其实，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任摩逊也不能自杀。如果他自杀了，就等于自绝于人民，孩子们将背上父辈沉重的政治包袱，一辈子都无法生存。

任正非大学毕业后，首先就职于建筑工程单位。1974年，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做出了一个决定：从法国引进一套世界先进的化纤项目，总投资28亿元人民币，并将在东北的辽阳市建厂。为了保证辽阳化纤基地的建设顺利完成，急需从全国各地调集优秀人才参加这项重点工程，而这些建设人员首先要参军，然后再以军队的形式参与建设。

此时，“文革”已经到了后期，任正非的出身问题，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任正非报名参军，应征入伍的事情受到的阻碍不大。任正非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基建工程兵的一员，并远赴辽阳，参加施工建设。

任正非1974年入伍，正式穿上了军装，成为辽阳化纤建设工地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基建工程兵部队是我国独有的特殊兵种，承担着国家大中型工程建设的任务。该兵种组建日期为1966年8月1日，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到10个军级单位，总人数近50万人，成为国家基建战线上的一支突击队。

任正非正式入伍，最初的时候从事化工相关方面的自动操纵工作。当时有数百个法国专家在现场亲临指导，他们教会了中国工人化工自动化操纵等必要的技术。

任正非在后来曾经这样回忆道：因为其时中国比较贫穷，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纤的衣服。中国人那时认为化纤的衣服很挺，不打皱，很美丽。那个化纤厂建好以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化纤有个缺点，不透气，一旦着火以后，沾在身上烧，会很危险。这个厂没有实现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化纤打扮的梦想，后来转变为做包装袋质料，而不是做衣服了。

任正非入伍不久，由于技术突出，就当上了通信兵，他随后便被抽调到贵州安顺地区的一个飞机制造厂，参与开发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讯系统工程。任正非上进好学，刻苦钻研，有多项科技发明创造，还有两次曾经填补国家空白。由于任正非的出身问题，虽然他的发明不断，但他从未受到过嘉奖，想要入党更是奢谈。

飞机制造厂的工作虽然艰苦，但火热的青春和艰苦环境的碰撞更能激起绚丽的火花。经过多年建设，部队在贵州陆续完成了包括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在内的几十个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分布在贵州至安顺公路两侧的山沟里，绵延400多公里。1970年，该制造厂生产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这里面自然有任正非的一份功劳。

即使在条件艰苦的戈壁滩上，也能长出一朵爱情的小花来。任正非当兵的时候，他结了婚，有家的男人才像个男人的样子，有家的男人就好像一艘孤舟终于找到了可以停泊的港湾。

任正非结婚的时候，任家经济也是很拮据，但他的弟弟和妹妹们还是为他辛苦地凑了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虽然不多，但却是任家兄弟姐妹之间最浓、最真、最深的情谊！

1976年之后，“文革”结束。社会生活、科学研究，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任正非的各种荣誉也随即接踵而来。1978年3月，年仅33岁的任正非来到北京，出席了有6000名代表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这些人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可见任正非当时很受重视，他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后来任正非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摩逊也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高兴，他还做了一个相框，将任正非和党中央领导的合影放进去，并将相框高高地挂在了自己家的墙上。

任正非在多年的军营生活中，除了发明创造，他还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也有深刻研究。《毛泽东选集》的精华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任正非的脑海中，以后他在华为的经营和管理中，借鉴了很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借此开创了独特的华为企业管理文化。

随着1982年的到来，任正非的从军之路终于走到了尽头。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改革的要求，党中央最后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

裁军，退伍？任正非没有想过，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有些茫然。任正非早已经熟悉了研究室和军营这两点一线的生活，让他转业去人际关系复杂的地方，他一下子怎能适应得了？

由于任正非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的领导也非常希望能将他留下来，并准备将他转到另外一个科研基地。任正非争求了爱人的意见，先领着一双儿女到基地参观一下，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去留的最终决定。

任正非当时已经有一儿一女，小儿子被他抱在怀中，尚不懂事。他的大女儿看完科研基地周围连绵的群山，说了一句让他心情复杂的话：“爸爸，这地方好荒凉！”

任正非婚后，夫妻双方长期两地分居。他可以留在军队的科研单位，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但他的一双儿女也要陪着自己在这个荒凉的山区生活和学习，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任正非思前想后，最后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转业。为了孩子的前途，任正非只能和部队说再见了。

任正非的爱人这时已经先他一步到深圳的南油集团高层工作去了。随后，任正非办完了转业手续，他领着一双儿女南下广东，来到了祖国边陲这座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城市——深圳。

深圳出现至今虽然已有一千六百多年，但最早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深圳建市后，毗邻香港，水陆运输方便，并连续25年创造了经济年均增长达28%的高速度，堪称国内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奇迹。

深圳市南油集团创立于1984年，负责当时深圳西部南头半岛23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建设和综合经营管理工作，是深圳最大的工业园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南油集团一度成为深圳市综合实力最强的企业集团，并为特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任正非加入了南油集团，可是他却看不惯一些部门领导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官僚作风。他曾豪情满怀地给老总立“军令状”，要求将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管理。然而热情换来的只是冷漠，他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

企业老总为了安抚任正非，让他去了该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命他为那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根据任正非之女孟晚舟（随母姓）后来回忆，当时任正非和妻子初到深圳，生活条件很艰苦，他们住在漏雨的房子里。深圳是多雨地区，在这个四通透风的屋子里，常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不久之后，孟晚舟要上初中了，为了不影响学习，她便被送到了贵州的爷爷奶奶家。

巴顿将军说：“作为男人，只有对艰苦和严格习以为常，在困难面前才能够尽职尽责。”

任正非军人出身，自然不怕艰苦。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好比一张绷紧的弓，正在寻找新的人生目标，他要向这个目标射出自己的希望之箭。他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要让自己的家人都过上好日子，他冥冥中有一个感觉，这个目标，一定会在这座城市中实现。

失败，痛苦自己受

军人，你的名字叫强者。任正非是个军人，军人就是要敢打敢冲，为了端掉敌人的碉堡，不惜用自己的鲜血铺平战友前进的道路。而军人的内在性格就是直爽正义，不搞歪门邪道。

任正非这样爽直的汉子在某些奸商的眼里，就是一个“傻子”，是可以欺骗的对象。这些可恶的骗子有没有想过？即使骗来了全世界，却丢了自己的良心，又有什么可高兴的？

犹太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诚实的人从来讨厌虚伪的人，而虚伪的人却常常以诚实的面目出现。

鬼蜮的商场，尔虞我诈，那些不法商人藏起肮脏的良心，一张虚伪的脸上装出一副极其谦卑的笑容。这些貌似忠厚的奸商们，背后腰带上藏着的全都是邪恶的“匕首”，一旦遇到善良的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挥“刀”夺财，杀人索命。

任正非正直忠厚，对朋友极重感情，他诚恳待人的军队作风真的不适合处处皆是陷阱的商场。果然，他没干多长时间便被一名奸商所骗——一笔200多万元的货款收不上来，任正非遭遇到从商后的第一个寒冬。

任正非做生意被骗，他只得变卖家产来还债。毫无疑问，他在南油集团彻底失去了工作，任正非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业者”。

不管任正非遭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他对父母的孝心都不会变。面对老家父母年纪日大、身体有病、亟待儿女照顾的情况，任正非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将父母接到深圳与自己同住。

任正非的爱人那时已经是南油集团的高管。任正非出师不利，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以辞职告终，而且连带公司的两百万货款打了水漂。要知道80年代的两百万放在今日和两个亿也差不许多。当年，内地城市平均月工资还不到100元。

然而，任正非背上了这个“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大包袱”，哪家公司还敢用他？任正非的前途一片黯淡，他在深圳似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而此时，任正非的第一段婚姻，也终止于他遭遇商场惨败的“寒冬”里。任正非离婚后，他和父母、侄子一起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房子里没有厨房，阳台就变成了他做饭炒菜的地方，晚上睡觉更是拥挤不堪。任正非身心疲惫，他每天都睡得很晚，他在不停地想，他在不断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路，究竟在何方？

任母看着儿子日渐消瘦，真是瞧在眼里，急在心上。她为了给儿子补身体，便在每天快要打烊的时候才去市场买菜，因为这时候的菜是一天之中最便宜的。

光吃青菜自然不成，任母就经常去市场的鱼摊买来一些死鱼死虾，晚上烧给任正非吃。沿海地区的鱼摊卖活鱼活虾价格很贵，可是鱼虾一旦死了，就会变成“白菜”价。

任母为了儿子，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可见母爱是多么伟大。任正非没有颓废，更没有倒下去，有父母的支持，他还有一双儿女，还有兄弟姐妹，大家需要他，这个家更需要他去撑，他怎么能倒下？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世上本没有路，只不过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任正非的脚下，既然路都被封死，那么他就要闯出一条路来，闯不出路，他就杀出一条血路。

任正非在南油的电子公司当了一阵子副总经理，虽然惨遭失败，但失败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任正非此时经商的眼光与他初到深圳时比起来，显然已经深邃和成熟了很多。

任正非想要创业，自然不能小打小闹。1987年他就和合伙人一起，以两万元资金创立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后来有人问华为公司名字的含义，任正非曾经这样回答：“华为华为，中华有为。”

中华有为——华为是一家民营公司，任正非是这家民营公司的掌门人，他做公司，努力开拓市场，将华为的产品卖遍五大洲的时候，他时刻不忘报效自己的祖国。

任正非在后来曾经向华为培训中心推荐过一本书：《西点军校领导魂》，这本书是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上校所著。其中最大的看点就是西点军校如何培养军队的领导者。任正非将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需要西点军人始终坚持的三大信念，升华为“责任、荣誉、事业、国家”。他要求不管什么情况，也不管遇到了什么难题，华为新员工必须永远铭记——国家最重要。

华为创办初期，承租写字楼一个月的租金至少好几千块钱，而居民楼却很便宜，一个月最多三四百元。任正非深深懂得创业艰难的道理，他并没有租高档的写字楼，也没有将自己的办公室装修得富丽堂皇，而是因陋就简地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华为注册为集体企业，公司建立后，虽然公司的名字上有技术两个字，但一开始的时候做得是贸易。可是卖什么产品赚钱呢？这时有朋友向任正非介绍一种生意，那就是卖墓碑。一块墓碑的坯料买来不过百八十元，可是刻上字，一转手，就是三五百元，精雕细琢一点的就是上千元。这买卖虽然暴利，但绝非长久之计，任正非自然不感兴趣。最后，他经过朋友介绍，开始代销火灾警报器、气浮仪等厂矿所需的工业仪器。可是这些产品订货量少，根本不足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任正非也要活下去，他最后将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香港鸿年公司的小型HAX程控交换机上。这种小型交换机在国内的矿山、公司和医院等小型单位很是实用。可是他没有一大笔资金付给香港鸿年公司当作供货费。

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经过和任正非接触，被任正非不凡的气质、诚恳的谈吐吸引了。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慷慨大方地为任正非提供了授信额度。就这样，任正非可以不用付现金就能拿到该公司的HAX小型程控交换机。

华为公司靠打价格差，最初在HAX小型程控交换机上获得了不菲的利润。即使后来任正非将华为公司做成了销售额达到300亿美元的大公司，他也没有忘记当初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在华为最困难时曾经拉过自己一把的恩情。任正非在香港经济不景气时，多次帮助该公司度过一道道难关。

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话普及率不高，十亿人的国家里，平均几百人才有一部电话。而且用户每装一部电话需要5000元的初装费。交了钱还不算，还得统一排号，有时等待的时间需要三个月甚至一年。有人为了尽快装上电话，还去主管部门偷偷地请客送礼。究其原因，全都是因为交换机没有多余的接口，不能支持更多电话的缘故。

1860年，美国人穆齐发明了电话，可是两台电话之间却要有一个交换机双方才能进行无障碍的语音交流。最早的电话是人工交换，接下来是机电式自动交换，直到1970年，法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程控数位电话，这就标志着应用了大量电子元件、速度更快、语音更清晰的程控交换机诞生了。

HAX交换机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供二三十部电话对打。在国内电话还不普及的时代，HAX交换机很受学校、医院和矿山的欢迎。故此一推出，就很有市场。任正非代销HAX交换机，为华为公司赚取了第一桶金。

两年之后，华为代销HAX交换机出了问题。由于该交换机很对国内客户的胃口，故此销售量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华为收了客户的定金，香港方面的HAX交换机有时候也供不上货。

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就一个：代销这种生意门槛低，需要资金少，故此很多小公司蜂拥而上，一时间深圳的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涌出了不少和任正非抢生意的小公司。

面对HAX交换机整机供应不上，客户接连被抢，小型用户交换机的价格逐步下落的不利局面，任正非为了不失信誉，他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进口组件，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仓库”里，雇来技术工人，组装小型用户交换机。

任正非租来的这座简易仓库基本没有窗户，上面也没有遮风挡雨的瓦片。招来的技术工人没有住处，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在仓库的一头用砖头垒砌成了一道墙，然后隔成单间。这些单间就成了工人们的临时栖身之所。

谁会想到，一个个电子零件，一块块转港进口的电路板，在这个无比简陋的厂房中，经过十几名技术工人，十几把螺丝刀、电烙铁的拼拼装装，最后竟然“拼装”出了一个世界大公司的雏形。

小天鹅在刚刚出壳的时候，羽毛黑灰，步履蹒跚，生得确实很难看，可是小天鹅一旦长大，黑灰色的羽毛褪尽，换成了洁白的羽毛，那圣洁的天鹅，顶着艳红的鹅冠，不管是在池塘中昂首阔步，还是在白云间翱翔九霄，没有人，也不会有人嘲笑它当初的丑陋。任正非筚路蓝缕，一脸风尘地走来，又有谁会嘲笑开拓者身上的汗味，又有谁会嘲笑华为人敢于空手打天下的开创精神？“一个班的人马，手里还有几条破枪……”这就是任正非当时创业的“班底”。虽然兵不强，马不壮，但任正非依然是雄心万仗，眼前暂时的苦难反倒让任正非的头脑更清醒。他知道这种毫无知识产权的拼拼装装，绝非百年大计……果然几年后，小型交换机市场竞争更是激烈，面对市场逐渐饱和、小型交换机逐渐滞销的局面，任正非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危急的到来，下一步，他该如何开拓市场呢？

3　艰苦的奋斗

总有那么一些“聪明人”会嘲笑追日的夸父，他们会说：“夸父，你永远也追不上太阳。”而鄙视愚公的人也不会少，他们会讲：“挖山不止的愚公，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地。”

夸父每跑一步，他就距离太阳近一步，而愚公每挖一锹土，脚下的山就减少一分。他们追求的，无非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理想罢了。任正非的理想是什么？华为三分天下，就是他的理想吗？华为称雄世界就是他的目的吗？回答——错！

任正非只是想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然后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使自己肩膀上能够多承担一些别人无法承担的社会责任。

为了这个责任，任正非开始创业，他靠代销起步，靠研制具有华为自主知识产权的交换机起家。华为的产品涵盖电信业的方方面面，可是这些只是华为这颗树上让人看得见的花朵和果实。而任正非这个辛勤的园丁，却要将华为营造成一个充满活力，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有志青年才俊创业理想和希望的“乌托邦”——这才是他真实的目的。

有了华为这棵梧桐树，青年才俊们一个个被吸引了过来。有了他们，华为就有了力量。有了他们，华为就有了奋飞的翅膀。

从军十多年，没有当上将军的任正非，如今在“商场”上指挥自己的千军万马，向自己的理想发起一次次冲锋。

创业，锁定交换机

格局的宽窄，注定了一座建筑的轮廓，一个人心胸的境界，注定了成绩的大小。

任正非绝对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军人以报国为己任，这句曾经的战斗口号，早已经深深地印在任正非的脑海中。他赚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忽然涌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研制BH01型的24口小型程控交换机，任正非能成吗？如果研制不成，他会不会将到手的阵地都统统丢失掉？

1978年，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随后，国内的经济建设开始走上快车道。经过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冰箱、电视这些家用电器开始在城市中逐渐普及。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国内的农村日新月异，城市则大兴土木，而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在忙着赚钱。对于商人来说，谁掌握了第一手信息，谁就是商场最后的赢家。

商人们在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们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装电话。那时“大哥大”这种昂贵的移动通信设备，对于普通商人来说还过于奢侈，装一部电话，就意味着给自己插上了致富的翅膀。

面对国内电话市场的火热，国内的电信运营部门便有了从国外引进先进程控交换机生产线的想法。可是当时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限制高科技的出口，该生产线根本无法引进。

当时很多商人瞧准了这一市场空当，他们以港台为跳板，通过各种渠道，将交换机等产品通过海关弄到国内进行倒卖，进而从中获利。

当时北京中关村有一家华科公司，该公司的老板头脑甚是精明。他从国外进口了程控交换机的散件，然后在暑假期间租用了学校的教室，再雇佣一大帮学生，经过简单的培训，他们就开始组装程控交换机了。

虽然华科公司没有生产许可证，但他们组装成功的交换机贴上了“华科100”的商标后，竟然供不应求。一个暑假的时间，这帮学生们共组装了500台小型用户交换机，每台成本是20000元，卖到市场就是75000元。这批交换机卖掉后，一共获得了2000多万元的利润。这种生意让最早入行的商人们赚得钵满盆平。

可是低端的组装、毫无风险的代销，全都不是长远之计。低价倾销，走私进口，也终将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国外通信业巨头的“鼻子”相当灵敏，面对国内通信市场的火热，他们全都坐不住了，纷纷派出精兵强将，到国内推销他们的程控交换机。

当时，国内的省市县等各级电信局都有采购程控交换机的权力。掌握这些权力的领导一旦和国外某家通信业巨头签订购买合同，不仅可以得到政府的贷款，而且还能获得出国考察产品的机会。

就这样，国外先进的程控交换机轻松在我国的通信市场登陆。经过几年的发展后，我国的通信市场出现了“七国八制”的局面，即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产品共同瓜分了中国电信市场。

国外厂商垄断着交换机的核心技术，我国无法生产和仿制，故此价格高昂。日本的交换机一般每线需要180美元，而欧美的交换机竟高达每线300～400美元。如此高昂的价格，完全就是在“挥刀宰人”。可是国内一无生产程控交换机的技术；二无生产程控交换机的厂家，想要靠着拾人牙慧，用组装的交换机和这些电信巨商竞争，那简直就是螳臂挡车。举个简单的例子，只要国外厂家一断散件供应，国内组装交换机的小厂家立刻就得停产。

面对近乎敲诈的价格，因为技术不如人，忍就忍了。更让人义愤填膺的是，这七个国家的交换机分别采用不同的制式，不同厂家的交换机互不相通，导致我国通信市场一片混乱。

没有国家的富强，就没有商家的兴旺。军人以报国为己任，当兵11年的任正非成立华为公司，赚取第一桶金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肩头的使命——每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在为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要将报国当成自己一生最高的责任。

那时候的华为公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任正非面对市场上国外高价程控交换机横行无阻、一些县区级小市场组装机和走私程控交换机泛滥的局面。他拍案而起，对华为的技术人员说：“华为一定要生产出自己品牌的程控交换机！”

面对任正非做出的大胆决定，华为的技术人员疑惑地问：“我们自己生产华为品牌的小型交换机，这能成吗？”

当时，国内不光任正非对侵占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国外巨商不满，还有不少有良心的企业家也想将国外电信巨头尽早赶出中国。可是研发程控交换机有一个巨大的技术障碍，想要突破这个技术障碍，必须要下大力气，花大把时间，还要投进大量的金钱。

那时，国内大城市的程控交换机市场基本已经被国外电信巨头瓜分干净，任正非想要生产华为品牌的交换机，然后和雄霸国内电信市场的外国品牌交换机争天下，这岂不是有些不自量力了？

任正非天生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了BH01型的24口小型程控交换机上。此时的BH01型华为品牌的交换机在任正非的眼里，就是他冲锋路上一座坚固的碉堡，不将这个产品拿下来，华为就没有活路。

此时的任正非经过了商场的历练，已经不是那个刚到深圳、毫无商业经验的任正非了。他深深知道，做销售，只要你头脑灵活，产品对路，再给顾客以最大的优惠，你的产品就能畅销。可是做自己的品牌，需要面对的是对手太多，那些国外电信巨头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让人发怵的程度。

自古华山一条路。华为，年轻的华为，你选择的研发之路，实在是太难走了。

研发，努力有回报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可是，这句话到了任正非这里，就变成了“再难也要踢”。

科研设备简陋，努力克服；员工工资发不出，咬牙挺住；没有研制经费了，借高利贷，继续研发。这就是华为当初创业时的真实写照。华为的老员工还清晰记得，大家加班到半夜，任正非就会让厨师给员工们熬一大锅热烘烘的猪尾巴汤，让大家补身子。吃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喝惯了猪尾巴汤，则研发可成！

那座组装小型用户程控交换机的简易仓库，已经不适合华为现在的发展需要了。1991年9月，任正非领着五十多名年轻的员工，来到新租的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别看这里依然破旧简陋，但有句话说得好：能孵化出凤凰的窝，也不是用金子做成的。这座大厦的三楼，就将是华为打响自主品牌战的主战场。这里虽然没有硝烟，没有厮杀，但华为人研发所面临的风险，却比任何战局的变化更不确定，更无法预测。

成功和失败是亲兄弟。失败却经常光顾人间，成功只喜欢和头脑敏锐、目光高远、有胆有识的人做朋友。

当时跟着任正非创业的年轻人，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毕业生，他们往往经过老员工短暂的培训后便成了华为独当一面的技术人才。

那时，国家电信局下面的几家企业已经在生产34口和49口的小型程控交换机，任正非就从一些国营单位买来散件，开始组装华为品牌的24口小型单位用的程控交换机。

这种小型单位用的程控交换机属于成熟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只需按照电路图，将买来的散件用电烙铁一一焊在电路板上就可。这种小型交换机被装配出来后，任正非又让工人们印制了说明书，并打上了属于华为自己的BH01商标。之所以要打上01字样，用意非常明显，那就表示BH系列还有功能更完善的后续产品。

西方经典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里有一句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

BH01小型交换机就是华为通向成功的第一个台阶，BH01还是华为开始向国内电信进军吹响的号角。BH01将是引领华为研发方向的一盏明灯。

华为自己生产的BH01小型交换机由于电话接口少，功能简单，故此销量群体很是受限，只能将它卖到医院、矿山和一些通话量不多的小型单位。

BH01小型交换机推向市场后，市场反应不错，那些国际电信巨头们对利润不大的单位用的小型交换机市场根本就不屑一顾。华为生产的产品价格比国内其他厂家生产的交换机产品便宜了很多，故此，一经推出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华为品牌，一炮打响。因为销售量大，一个让任正非感觉头痛的事情又出现了——国内散件也开始供不上货了。

由于当时国内小型用户交换机市场紧俏，电信局即使是有一台500门的用户机开通，省级领导都要来现场剪彩祝贺。单位用户要订这种小型交换机，需要提前下订金给华为，但由于产品供不应求，散件出现了断货，使华为公司在生产发货的时候显得非常被动。

任正非为了早日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他一方面让员工们继续组装产品，一边放手让手下的技术人员开始搞交换机的研发。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会模仿，又加以创造，不是更好吗？模仿绝对不是抄袭，而是兼收并蓄，然后加以创造性的发挥，最后才能追赶和超越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华为的技术人员经过对BH01小型交换机的消化和吸收，开始逐步设计出具有华为知识产权的电路，并编写了只属于华为自己的软件产品。

而华为公司的装配、研发和生产工作都在工业大厦三楼的厂房和研发室中进行。当时华为刚刚步入正轨，所谓的厂房和研发室都很简陋，而且都紧挨着。研发室一旦设计出了产品，可以立刻送到生产车间进行试验生产，以加快成品的上市的步伐。

为了鼓舞士气，有一次，任正非对技术人员和装配工人说：“大家以后买房子时，一定要选阳台大的朝南的房子，可以用来晒分到的钱，不然就发霉了！”

华为的员工听到任总关于晒钱的憧憬，无不备受鼓舞。当时华为的工业大厦三楼被分为单板、电源、总测和准备四个车间。剩下的就是仓库、厨房和摆满单人床的宿舍了。

华为技术人员在简陋的研发室中忘我地工作，累了就趴在研发台上休息一下，一觉醒来，接着再干。夏天的时候，深圳的天气闷热，没有空调，大家只有靠头顶上“呼呼”转动的老吊扇祛除燥热。

晚上睡觉时因为没有防蚊设施，华为员工们就发明了一种土办法，取来覆在散件货箱子上的塑料袋，然后裹在自己的脑袋和身子上，只在鼻子和嘴巴的位置上掏出两个窟窿，面对这两个不停有空气流通过的塑料洞，蚊虫自然无处下嘴，但华为员工一觉醒来，发现被塑料袋包裹之处，往往会起很多痱子……

看到当时华为人辛苦创业、白手起家的情形，任何人都会信心恢复，备受鼓舞。

任正非为了更快出成果，他更是每天吃住都在厂房里。晚上为了犒劳大家，他还经常提议：“今天改善伙食，咱们熬点猪尾巴汤啊！”

华为员工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很难，但晚上的时候，他们蹲在一锅香喷喷的猪尾巴汤前，端着汤碗，一边啃着猪尾巴，一边喝汤，每个人都吃得挺开心，每个人都不觉得累。华为公司有任正非这样能和大家同甘共苦的领导，他们都觉得华为将来一定有发展，未来一定有钱赚，明天一定有好日子过。

研发绝对是个无底洞。创立华为品牌，这一步确实走得很难。华为投入巨资开始研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小型交换机，研发工作进行了六个多月，华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却好几个月都没有给员工们发工资了。

任正非现在不仅将客户打过来的定金全部花在了研发上，他还一咬牙借了年息24%的高利贷，继续维持着华为研发的正常运转。面对客户催发交换机的电话和传真，任正非当时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华为的小型交换机开发项目组一开始的时候只有6个人，当时软硬件都在一起做。新产品被设计成功后，测试产品性能时，却遇到了难题。当时的华为根本就没有专业的测试设备，没有设备，如何进行测试操作？华为的工程师们都非常聪明，他们举着扩大镜，对近万个焊点，一点点地清查，确定没有一点虚焊、没有一点焊错之后，他们就改用万用表，一条条地测试电路。电路合格后，接着就要进行最后一项检查，即大话务量测试。

当时，华为所有员工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他们每人手里都握着两部电话，喊1、2、3同时摘机拨号，接通，然后再同时挂机，以测试交换机的大话务量处理能力。经过大家测试，华为的这款新式交换机完全合格。

时隔不久，华为装备部就开发了大话务量测试设备，这种人工大话务量测试的方法也就再也没用过了。

任正非给这种新产品命名为BH03型新交换机，这款承载着华为人过多希望的交换机能否迅速地打开市场？

险阻，一定要克服

华为的交换机能制作出来，还要卖得出去。否则，那就是一堆废铁。

曾有这样的传闻：有一年，华为的销售人员拜会边疆某地电信局领导，聊天中，对方颇多感慨，说：十年前你们华为就有人来过这里，那个人背着军绿色旧书包，敲开门问我们买不买交换机……这位销售带着故事回到总部，讲给上年纪的老同事。对方同样一阵感慨，然后告诉年轻人，当年背着旧书包去卖交换机的人，可能就是老板任正非。

任正非知道自己肩膀上的责任，他更明白拥有一款自主知识产权的交换机对华为公司真正的价值！

BH03型的交换机出厂很及时。当时任正非为了搞研发，他不仅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客户给他打的订金和借来的高利贷也被花得一分不剩。如果第一批共三台、价值数十万的交换机再不能出厂，那么华为就只有破产这一条路可走了。

BH03型的新型交换机通话清晰、工作流畅，很快就得到了电信部门的入网许可证。在这种新型交换机的使用说明书上这样写道：祝您早日走上成功之路，电子通讯是您发达的催化剂，一种优良的小程控交换机会使您的办公发生较大的变化。

说明书中，还有一行小字：每月10日～18日在深圳举办用户学习班，月月如此，不再另行通知，生活费用自理，技术培训免费，无论是否订货，一视同仁！

华为当时不仅对小型程控交换机的研发下了大力气，交换机研发成功的时候，他们对分销商和用户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促销工作。

陈康宁原在重庆电信局工作，在辞职下海的大潮中，他离开工作单位，开了一家小型电信公司。1987年年底，任正非来到重庆开拓市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当陈康宁握住任正非坚强有力的一双手，听着他亲切的鼓励和问候时，陈康宁深切地感受到了任正非的正直和真诚。

两个人相谈甚欢，陈康宁对于任正非的经营理念也是极为认同。任正非离开重庆回到深圳，立刻给陈康宁发来了最新的交换机资料。

华为交换机宣传资料的封底上，写着两段话，一段是：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华为一开始创业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个“法宝”，事实证明，这个战术绝对是正确的。

另一段话，让陈康宁更为感动：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陈康宁看到这段话，不由想起了从前的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和尚，他指着街上熙熙攘攘奔波的人群，问小沙弥：这是几人？小沙弥茫然。老和尚笑言，不过两个：一为名来，一为利往。

陈康宁下海经商，是为了赚钱，他也代理过其他厂家的产品。但凡顾客购买商品，任何商家都能做到笑脸迎人，可是顾客一旦退换货，商家大多都会变了脸色，不是推说顾客使用不当，便是以种种理由拒绝为客户退换货。陈康宁为此曾经大伤脑筋，当他看到华为开出了如此优厚的承诺，他的心里真好似开了两扇小窗子。

陈康宁再也没有顾虑，就毅然成为了华为公司在重庆地区的代理商。

不管是华为还是国内其他的公司，他们生产交换机的水平都还处在最基础的阶段。故此故障时有发生，一有故障，客户必然去找卖给他产品的代理商。因而，任正非急代理商之所急，想代理商之所想。华为公司除了给陈康宁这样的代理商以充足的备板备件供应之外，还多发了一套小型交换机，有了这台代用的小交换机，陈康宁等代理商不仅可以立刻解除客户的燃眉之急，而且还为华为公司赢得了更充足的维修时间。

一个公司想要发展，必须要有精兵强将。任正非知道，即使自己再懂经营，他也不能四处兼顾，到处去推销自己的产品。想要将华为的小型交换机卖出去，还得靠这些代理商的努力。

在当时的国内，华为虽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但陈康宁已经从任正非处处为自己着想，处处为顾客着想的经营理念上清晰地感知这家公司一定有着无比光明的未来。

1988年，陈康宁拉到一个大客户，为了让客户订购华为的产品，他决定和客户一起到深圳考察华为公司，并趁机将订单敲实。

陈康宁领着客户来到深圳，他才发现华为的接待处并不像他想象的豪华，可是里面工作的员工却忙得团团直转，他们不停地接电话、下单，并解答客户的各种询问。

陈康宁领来的客户本来对华为并不是十分信任，可是看到华为人如此务实的工作场面，不由得深受触动，他当即决定购买华为的产品。

任正非听说陈康宁陪着客户来到了华为的接待处，他急忙放下了手里的工作，然后派公司唯一的一辆小车，载着陈康宁、客户和公司陪同人员直奔南蓉酒家去用餐。接风酒喝罢，陈康宁坐车陪着客户去酒店，而任正非却沿着路边，一步步走着回家了。

1989年，陈康宁陪同四川一位地区局的局长到深圳华为考察。任正非不仅全天陪同，晚上还要和客人聊到半夜，他即使晚上睡三四个小时，也会在早晨七点多钟准时赶到酒店，陪客人吃早茶，继续耐心地和客人探讨合同细节。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的企业。陈康宁经过多次和任正非接触后，他决定加盟华为，成为一个开创未来的华为人。他一直在等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最后终于让他等来了。

1990年3月的一天，陈康宁去拜望那位曾经去考察过华为公司的四川地区局局长。那位局长手拿电话，正冲国内一家生产交换机的厂商大发脾气。原来，他们向这家厂子订购了一台交换机，可是这家厂子以各种理由迟迟不发货。

陈康宁当着这位局长的面，认真比较了华为和另外一家厂子交换机的优劣。很快，这位局长就被陈康宁说动了，他当即取消了原来的合同，并和陈康宁签约，改订华为公司生产的程控交换机。

陈康宁带着这份合同，于1990年4月1日到深圳华为公司上班了。后来，陈康宁跟随任正非一起创业，他在华为担任市场部、生产部、企业文化等多个部门负责人。

1991年12月31日晚，任正非为了庆祝BH03型的新交换机研发成功，顺利上市，他备上了自助餐，决定和华为的员工一起召开一个庆祝会。

参加酒会的人至今还不能忘记任正非当年站在纸箱子上，大声喊出的行动口号：“不拼，就活不下去！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只能产生普通的劳动者，不可能产生科学家、工程师，更不可能完成产业升级……20年后，全球通信产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加盟，英雄齐牵手

房地产生意的火爆，并没有让任正非偏离自己的方向。正如任正非所说：当时我们不懂事，误上了电信设备这条贼船，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看到华为发展得这么好，也许会有人觉得他这句话有些矫情。但华为一路走来，任正非受了多少磨难只有他自己知道。跋涉的脚印，记载着任正非来时的艰辛，荏苒的岁月，因为华为人的走过而精彩！

1992年，最火的市场是房地产的市场。最赚钱的生意是房地产。房地产这三个字就好像一块已经被烧红的铁板，投入到资本的油水池中“唿”得一声，一股烧得人心躁动的大火已经在神州大地上熊熊燃起。

1978年之前的20多年中，我国几乎没有房地产的市场。1992年春，小平同志发表了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勾画出了房地产市场体系框架。提出了一系列推动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继续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房地产市场体系等。

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公司急剧增加，以炒地皮、炒项目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在部分地区，主要是海南、广西北海，房地产开发出现过热，并迅速形成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底，全国共有房地产开发公司12000多家，是1991年底的3倍。特别是海南岛地区，因为这一场房地产暴热，造就了数不清的百万、千万富翁。

要想富，干房地产是条路——这在当时的深圳，已经成了一句人人皆知的商业名言。

面对着房地产的大热，任正非却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房地产大热的背后必然会有严冬的到来，华为绝对不能干那种没有理智、一哄而上的事情。

巴菲特说：我只做我完全明白的事。对于任正非，他完全明白的事情就是小型用户交换机。

在美国流传着一个关于淘金的故事。19世纪中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黄金，世界各地的淘金人蜂拥而至。一位17岁的美国农村小伙子也加入到庞大的淘金队伍中来。

几个月过去了，小伙子跟大多数淘金者一样，一点金子也没有淘到。加利福尼亚气候恶劣，淘金人全部口渴得要命。小伙子陷入了深思：与其在此一点收获也没有，还不如卖水挣点小钱。于是他毅然放弃了淘金，干起了卖水的小生意。

小伙子由淘金者变成了卖水者，许多人投来了鄙夷的眼光，嘲笑他胸无大志。但小伙子仍然不为所动，当许多淘金者不得不空手而归时，他却在半年的时间里，靠卖水赚得了6000美元，掘到了人生最早的一桶金。他就是靠卖水起家的亚默尔，美国著名的企业——亚默尔公司的创始人。

国民经济大发展，房地产大热，这会带动电信业的大提速，再说生行勿入，熟行勿出，面对程控交换机需要求量越来越大的形势，任正非自然不能放弃这个能让华为公司大发展的好机会。

任正非对房地产形势的判断极为准确，他高瞻远瞩的目光，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房地产经过高速发展后，1993年6月，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还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房地产迅速降温。

单以海南岛为例，海南省共有被圈占而长期闲置的建设用地23788.5公顷；长期无人问津的积压空置商品房455.76万平方米；停缓建工程603宗，大量房地产公司血本无归，债务缠身，折戟沉沙，一蹶不振。

只有在潮水退去时，你才会知道谁一直在裸泳。海南房地产热浪应声而落，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留下烂尾楼遍地。

据1992年在海南“淘金”的潘石屹回忆，他在海南靠炒房炒地挣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他去当地政府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查阅有关内部资料，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他立刻和6位合伙人分了家，并撤回北京发展。想想那段惊险的情况，潘石屹至今都感到心有余悸。

国内的房地产在坐过山车的时候，任正非心中已经有了更远大的目标：他要引进高科技人才，研制更新型、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小型程控交换机。

任正非找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当年叫华中理工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邀请校内的教授，让他们带着学生们到华为公司参观、访问。他则领着技术人员，给到厂参观的教授和学生讲解华为公司的产品、理念和经营方法。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当时的华为公司，工厂简陋、工作繁重、食堂和宿舍也不配套，在一般人的眼睛中，还不能算作一棵能真正吸引人才的“梧桐树”。但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郭平来到这里参观，他一下子就被华为人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活力所吸引了。

任正非慧眼识珠，一眼就相中了郭平。为了留下郭平，任正非便充满信心地为郭平勾画出一幅灿烂辉煌的华为明天的画卷。郭平被吸引了，他被任正非的真诚吸引了，两个人经过详谈，他认定任正非绝对是一个目光长远的企业家，他决定加盟华为，让自己的青春，在深圳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宋朝的学者杨简曾经这样说：以实待人，非唯益人，益己尤大。任正非对郭平以诚相待，郭平深受感动，这才是他来华为工作的原因。

郭平研究生毕业后，被华中科技大学留校任教，当了老师。他工作稳定，前程似锦，才华超众，有这样的人才的加入华为，任正非自然欣喜万分。他立即把郭平留在深圳，让郭平成为华为公司第二款自主产品研发的项目经理。该产品即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这是一台可以带48个用户的新产品。

当时，华为公司不管硬件还是软件，研发水平都很低，基本上就是凭着一股闯劲，干到哪里算哪里，最高目标就是能打通电话。交换机死机是家常便饭，公司又没有钱买测量仪器，遇到毛病，工程师们就取出万用表，进行检测。后来，硬件部经理徐文伟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用万用表及示波器来认识交换机》，这篇文章中的技术，是华为当时许多研发人员都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华为绝活”。

任正非曾经说过：我们既要把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人培养成领袖，又要把个人成就感强烈的人培养成英雄。没有英雄，企业就没有活力，没有希望，所以我们既需要领袖，也需要英雄。

任正非用人眼光独到，郭平来到华为公司工作之后，就担任自主研发的负责人。郭平果真是个人才，他领着公司的技术人员，经过没日没夜的苦干，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的研发进展非常迅速。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郭平成了华中科技大学第一个到华为公司吃“螃蟹”的人。他在蒸蒸日上的华为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便断定21世纪绝对是华为人的天下。他为了给公司拉来更多的技术性人才，就把目光锁定在自己的同学郑宝用身上。

郑宝用和郭平的人生轨迹也差不多，他在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便留校当了老师。1989年，郑宝用经过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博士。

郭平先写信，后打电话，他一番赤诚，终于说动了郑宝用，到创业的天堂——华为公司来瞧一下。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的郑宝用就是想不明白，一个地处深圳偏僻角落的华为公司，怎么能让心气极高的郭平毅然抛弃了学校安定的工作，进而要在深圳扎根呢？

郑宝用于1964年5月出生在福建长乐玉田镇玉田村一个普通的家庭，艰苦的生活条件成就了他不怕困难、努力学习、团结互助的良好品质。他考大学的时候，统考的成绩是莆田地区第一名，还得了一百元钱的奖金，他将奖金中的四十元钱给了父亲，自己就靠六十元钱读完四年大学。华中理工学院的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思维能力强、善于独立思考、学习成绩优秀。

郑宝用大学时的研究方向虽然集中在光电领域，但对于通信领域，他并不陌生。郑宝用离开京城，来到了深圳。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忘不掉。任正非身上激情澎湃的进取精神，华为员工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一下子就将郑宝用身上的创业激情点燃了起来。

郑宝用靠六十元钱读大学，他凭的就是刻苦求学的精神，不向命运的低头的执著。他不满足于教师的工作，到清华读博士，其目的也是要通过奋斗，实现自己人生更大的理想，让明天的路上开满艳丽的花儿。

郑宝用真的没有想到，他希冀着读完博士后，可以让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科研工作，竟在华为等着他。

任正非一边当向导，一边热情地给郑宝用讲解华为的产品。介绍完毕，郑宝用上前一把，握住了任正非的手，说：“任总，我决定了，我不读博士了，我要到华为来工作！”华为的大门永远向强者敞开，不过，当时的华为只是一家不大的公司。而任正非也是相中了为人随和、直率的郑宝用。听到郑宝用要加盟华为，任正非兴奋地说：“华为公司以后就看你和郭平的了！”

艰难，成功的基石

如果搭建一个小窝，只能引来燕子和麻雀；如果栽种了梧桐树，那就能引来金凤凰。

任正非曾经说过：“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有些火烧得短一些，有些火要烧得长一些；有些是“文火”，有些是“旺火”。它是企业人面对困难和挫折的价值观，而任正非挑选干部的价值标准又有哪些呢？

郭平有眼光，举荐了郑宝用。

任正非有远见，他重用了郑宝用。

郑宝用加盟华为，对于华为公司来讲，其意义不亚于三国时代吴国孙权得到了大将陆逊，其结果更不亚于周文王在渭水河畔遇到了姜子牙。

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人才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企业要做大，就要重视人才。企业的长城，蜿蜒万里，人才就是基石，公司的大厦，耸入云端，人才则是栋梁。

在美国，有一则真实的故事，流传很广：福特公司的一台机器坏了，公司出动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机器修复，福特公司只得另请高明。几经寻找，找到了思坦因曼思，他原是德国工程技术人员，流落到美国后，被一家小工厂的老板看中并雇佣了他。

他到了现场后，在机器旁听了听，要了把梯子，一会儿爬上一会爬下，最后在机器的一个部位用粉笔画一道线，写上几个字“这儿的线圈多了16圈”。果然，把多余的线圈去掉，机器立即恢复正常。

亨利·福特非常赏识思坦因曼思的才华，就极力邀请他来福特公司工作。但思坦因曼思却说：“我现在的公司对我很好，我不能忘恩负义”。

福特马上说：“我把你供职的公司买下来，你就可以来工作了。”福特为了得到一个人才，不惜买下一个公司。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郑宝用来到华为，当他加入HJD48小型用户交换机研究小组的时候，华为搞研发的技工们不由得发出一阵阵惊呼——天才，郑宝用绝对是技术天才。

郑宝用思维敏捷，为人随和，性格直率，大家都称他为“阿宝”。在他的参与之下，HJD48小型用户交换机的研发工作取得了成功。项目结束后，郑宝用成为华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兼第一位总工，负责华为公司产品的战略规划以及新产品研发的全部任务。

HJD48小型用户交换机里面一共有四块板，一块板可以带8个用户。而华为以前的BH01和BH03系列产品，每个板只能带4个用户。HJD48小型用户交换机在技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一台机器一共可带48个用户。

任正非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做商人。科学家可以什么都不管，一辈子只研究蜘蛛腿的一根毛。但是对我们呢？我们只研究蜘蛛腿，谁给我们饭吃？因此，不能光研究蜘蛛腿，要研究客户需求。”

相似的产品，容量却提高了一倍，HJD48小型用户交换机投放市场后，果真凭着质优价廉，很快受到了用户的欢迎。

随后，郑宝用不辱使命，再接再厉，他带领科研人员，又成功开发出了100门、200门、400门、500门等系列化的用户交换机，极大地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

1992年是华为的丰收年。华为销售人员靠着手中物美价廉的用户交换机，四处出击，捷报频传。年底结算，其总产值竟达到了一个亿，总利税超过1000万元。

郑宝用毫无疑问地成为华为公司早期科研开发的领军人物。任正非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郑宝用，说：“阿宝是一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

后来有人问郑宝用，说：“你的脑袋怎么那么聪明？”郑宝用风趣地回答：“是因为读高中时，每两个星期来回两趟，共四个多小时的免费脚底按摩！”

郑宝用读高中的时候，他在福建的长乐一中寄宿了两年，期间，每两个星期回玉田一趟拿番薯米。从长乐城关走到玉田，一趟要走两个小时。由于家里条件差，没有鞋穿。他第一次回家，穿着拖鞋。他父亲问，走这么长的路，拖鞋拖坏了怎么办？后来他就把拖鞋背在背上，走在返校的路上。再后来，不论是回家还是返校，他都是打着赤脚……这就是免费足底按摩的来历。

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曾经说过：“天才就其本质而论只不过是对事业、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如果不是对华为研发工作的热爱，郑宝用怎么能在这实验条件简陋、资金不足的研发条件中，取得如此丰厚的科研成果？

如果一个人喜欢一项工作，便会以一当十，以苦为乐；如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便会事倍功半，进展缓慢。

华为的氛围，华为的朝气，华为辉煌的未来，正是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鼓舞着、推动着郑宝用前进，再前进。郑宝用用自己身上的百点热，发出了千份光。这份耀眼的光，不仅照亮了他自己，还照亮了华为前进的道路。

华为公司走上正轨后，郑宝用曾经先后担任过第一位中央研究部负责人、华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华为公司副董事长等要职。

任正非并没有忘记郭平，郭平不仅举荐贤能有功，他对管理也很有一套办法。HJD48小型用户交换机研制成功后，郭平就被提拔为生产制造部负责人。随着职务不断升迁，他后来又成为华为的常务副总裁。

郭平和郑宝用俨然成了任正非的左右手。这两员大将，一个帮任正非抓管理，另一个抓科研，这让任正非这个华为的“掌舵者”省去了不少心思，他可以更专心地审视华为以后的道路……

要知道，现在的华为已经不是只能在水波不兴的江河中行驶的小舢板了。现在的华为已经具有一定的抗击风浪能力，它已经变成了一艘钢壳的轮船。它内部的蒸汽机，已经被华为员工熊熊的工作热情所发动。任正非手握舵轮，他要将华为公司这条轮船驶出江河港湾，驶向水流更疾、水势更深的商业海洋了。

1993年初，华为的270多名职工和科研人员，聚集在深圳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召开了1992年年终总结大会。大家第一次目睹任正非满脸沉重、噪音沧桑地流露真情。会议开始后，任正非在主席台上只讲了一句“我们活下来了”，就泪流满面地再也说不下去，双手不断在脸上抹着泪水。

任正非曾经是正团职转业干部，他为了华为的崛起，为了华为的生存，他和270名华为的员工一起打拼、一起奔波、一起开拓市场。任正非肩膀上担负的企业生存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任正非为了纪念华为在异常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活下来了”，还特地到香港定制了100枚黄光闪闪的金牌，发给了华为100位优秀员工以及在任正非刚刚起步就给了他很大支持的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

华为人苦了六七年，终于有了不菲的成绩。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应该将把赚来的钱给大家多分点，当奖金花一花。

任正非的目光确实看得很远，他自然不会将赚来的钱分掉，他要将这笔钱花到刀刃上。任正非随后做出了一个大胆、几乎胆大到惊世骇俗的决定：开发局用交换机，进军公用电话电信领域。

90年代初期，国内的交换机市场存在着两种“乱”象：第一种“乱”象，体现在大型局用交换机上。国外电信巨头知道国内的小厂子生产不了大型局用交换机，他们便联手做高价格，并故意造成缺货的假象，国内电信运营公司只能忍受其高价盘剥。而且这些跨国公司的局用交换机买回来，一旦发生故障，维修和购件极不方便。国内的电信运营公司面对当时这种“乱”象，也是敢怒不敢言。

小型用户交换机更是混乱。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销售该种产品的厂家竟有几百家之多。他们有的直接代销港台的小型用户交换机，有的订购电路板、机壳等散件，然后进行作坊式的组装。不管是组装还是代销，都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小型程控交换机一旦出现毛病，也只能等原厂派技工过来维修。

任正非生产的HJD48小型用户交换机，因为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再加上各地都有自己的维修人员，用户不仅用得放心，而且满意度也是最高的，如此畅销，也就可以理解了。小型用户交换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低，任正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大型局用交换机市场进军，向占领了国内电信市场的电信巨头们挑战！

如果做个比喻，小型民用交换机就是普通的螺旋桨飞机，而大型局用机，则是喷气式战斗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当时，国内有一家军工部门在研究大型局用交换机。而一家私人企业想研制大型局用交换机，这真有些让人觉得胆大妄为了。

华为生产的HJD48小型用户交换机，质量过硬，在市场上颇受欢迎。只要华为将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抓好，在1993年绝对会有超过1亿元的销售额，华为公司非得冒这个巨大的研发风险吗？退一步来说，华为即使投入巨资，将大型局用交换机研发出来，但能否顺利地将局用交换机卖出去，这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华为生产的小型机主要是供应小型矿山、医院和学校等单位，华为的市场人员为了推销产品，甚至将交换机最远卖到了新疆等地区。

大型局用交换机的客户群却是省市县城的各级电信单位，华为目前的销售人员还没有和这些单位头头打交道的经验。高门槛的技术，完全陌生的市场，怎不让人心里充满了担忧？

当时的反对声、质疑声，几乎随处可闻。任正非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他的态度异常坚决，说：“华为想要生存下去，一定要进军局用大型交换机市场！”

任何一种行业，如有一窝蜂的趋势，过度发展，就会造成摧残——这是李嘉诚先生至为经典的名言。

华为公司此刻面临的形式和当年像潘石屹置身海南房地产市场时的形势惊人一致。小型用户交换机市场火爆，大家一拥齐上，结果供大于求。随着市场“轰”然倒坍，能生存下来的必然是早做准备的企业。华为想要做大做强，迟早要面对世界电信巨头的竞争，既然终将面对，不如尽早苦练内功，到时候奋力一击，才有取胜的可能！

华为生产的第一款局用交换机叫JK1000，这是一款模拟空分局用交换机。让任正非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款局用交换机，让他饱尝了失败的滋味。

床垫，爱你又恨你

床垫文化是华为独创的文化。一张床垫，被卷起来塞到办公桌下面，员工们工作累了，可以将床垫平铺在地板上休息一下，等休息好了再继续精力充沛地搞科研。床垫文化成了华为人艰苦奋斗的象征，有了艰苦奋斗，华为就将无往不利。华为第一个局用交换机命名为JK1000，在床垫文化的助力下，又能否研制成功？

华为的研发队伍，开始的时候只有五六名工程师。这些工程师还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根本就不懂程控交换机。为了尽快进入角色，他们往往是一只手拿着书本学习，另一只手画着电路图工作。经过艰苦的科研，终于研制成功了BH01和BH03系列以及HJD48小型交换机。

随着华为的发展，搞科研的工程师也从最初的五六名增加到几十名。而伴随着华为研发人员多少个灯火阑珊不眠之夜的“朋友”，就是床垫。

华为的科研人员只要一进厂，他们就可以到总务室领到一个床垫和一个毛巾被。对于这些床垫，研发人员或是卷起来放到铁柜的底层，或是放到办公桌的下面。“床垫文化”将华为人的危机感和奋斗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华为并不强行让员工加班，但研发人员为了早出成绩，多出成绩，他们往往白天忙碌了一天后晚上还经常加班到深夜。

中午的时候，研发人员累得不行，他们取出床垫，铺到地板上，就可以休息一下，一觉醒来，精力恢复，下午接着再干。晚上加班，他们往往干到半夜，回宿舍不仅要走路，而且耽误时间……这时候，陪伴他们休息的就是华为研发人员独特的“看家法宝”——床垫了。

一张床垫半个家。枕戈待旦地睡一觉，第二天早晨从床垫上起来，接着再向科研项目发起冲锋。床垫记载着华为人担负的责任，床垫文化，也是华为最基本的精神文化。

华为公司内刊《华为人》登载过这样一则故事：一家供货商到华为厂区送货，正值中午休息，送货的业务员又困又累，就找张泡沫板放在地上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多躺着一个人，打完招呼，仔细一看，这个人竟是任正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肉体虽然可以战胜，但精神却永远不可能被征服。有这种睡床垫的老总，自然就有下面睡床垫的员工。

可是随着“胡新宇事件”的爆发，华为的“床垫文化”一下子成了社会上被议论最多的“焦点”话题。床垫文化是对是错，是应该发扬，还是应该取缔？一时间唇枪舌剑，论战的尘烟四起。

胡新宇是四川宜宾人，他四川大学毕业后，2002年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胡新宇在2005年6月底和多位同学一起加盟华为公司，并开始从事研发工作。胡新宇的作息时间是晚上10点下班，然后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11点多钟回到出租房休息，早上7点准时上班。

华为晚班的通勤车一般发两趟，晚上6点发的班车每人收取5元乘车费，9点的班车可免费乘坐。而在华为工作的员工，绝大部分都会乘9点的班车回家。

2006年4月的时候，胡新宇在华为公司做着一项重要的封闭性研发工作。项目开始后，由于任务重，时间紧，胡新宇就开始长时间工作到下半夜2点，困了，就倒在办公室地板的床垫上草草地睡上一觉。醒了，再接着开始紧张的研发工作。

这期间，胡新宇突觉身体不适。他去医院看病，经过诊断，医生告诉他，他患了病毒性脑炎。5月28日，年仅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因病不幸去世。

胡新宇“过劳死”的消息在天涯网站上纰漏后，一天的时间，点击过万，回帖过千。胡新宇的同学回忆说：“他喜欢踢足球，身体很棒，可是一年的时间不到，他竟离开了我们……”

随后，国内一家财经日报以《天堂里不再有加班》这样犀利的题目，报道了“胡新宇事件”。在这篇报道中，记者这样写道：我们来关注一个有点悲情的故事：一位人人羡慕的白领因为“过劳”，倒在了工作的地方，他原本是那么年轻、有朝气和有前途……

华为公司将胡父请到深圳，并很快妥善地解决了胡新宇得病身亡后的抚恤问题。华为新闻发言人傅军随后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也有相关性。公司高层已经高度重视对此事的处理，公司也重申了加班政策，晚上十点以后加班要经过批准，不准在公司打地铺过夜……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任正非痛定思痛，他郑重地向华为的高管们提出，为了华为的发展，为进一步完善员工保障与职业健康计划，应该设立首席员工健康与安全官。这个职位的设置，在大企业中尚属首例。

华为公司第一任首席员工健康与安全官，由副总裁纪平担任。该职位的作用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哪怕是交通安全）。华为还专门成立了健康指导中心，规范员工餐饮、饮水、办公等健康标准和疾病预防工作，提供健康与心理咨询，并注意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借此培养优秀的企业文化。

任正非在他《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的著名讲稿中，回答了社会上对华为“垫子文化”是否还有必要坚持下去的问题：华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我们已经连续数年大量招收新员工，壮大队伍。新员工进入华为，第一眼看到的、处处感受到的就是华为的艰苦奋斗。一些人对此感到不理解。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华为为什么要艰苦奋斗？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另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华为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华为将来靠什么活下去？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有一篇文章叫《不眠的硅谷》，讲述了美国高科技企业集中地硅谷的艰苦奋斗情形，无数硅谷人与时间赛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成就了硅谷的繁荣，也引领了整个电子产业的节奏。华为也是无数的优秀儿女贡献了青春和热血才形成今天的基础。创业初期，我们的研发部从五六个开发人员开始，在没有资源、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秉承“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忘我工作、拼搏奉献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为榜样，大家以勤补拙，刻苦攻关，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方案，开发、验证、测试产品设备……没有假日和周末，更没有白天和夜晚，累了就在垫子上睡一觉，醒来接着干，这就是华为“垫子文化”的起源。虽然今天垫子已只是用来午休，但创业初期形成的“垫子文化”记载的老一代华为人的奋斗和拼搏，是我们需要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做一个企业，竞争对手是全球各发达国家的世界级巨头，他们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积累，有深厚的市场地位和客户基础，有世界级的管理体系和运营经验。华为没有背景，也不拥有任何稀缺的资源，更没有什么可依赖的，除了励精图治、开放心胸、自力更生，我们还有什么呢？最多再加一个艰苦奋斗，来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个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开拓的征途中，注定是艰难的，但意义也将是非同寻常的。幸福不会从天降，全靠我们来创造，天道酬勤。

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1992年到时候，当时郑宝用根本没有研制局用大型交换机的经验，任正非更是清楚华为公司的不足，一再提醒研发部“不要做先烈，要做先驱”，并且给先烈和先驱一个注解：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三步是先烈。

有很多技术公司因为研究的项目太超前，项目和市场脱节，最后惨遭淘汰，做了“技术先烈”。而华为公司不同的是，华为是脚踏实地地先做市场后做技术，完全依靠自主资金滚动发展。

1992年，在郑宝用的带领下，华为的十几个开发人员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开发团队。这个团队以前只开发过模拟空分用户机，所以在开发局用交换机时，他们经过集体讨论，最后将研究方案上报给了任正非。任正非对于郑宝用先开发模拟空分局用交换机的方案，也是十分赞同，因为这个方案是根据华为目前的实力制定的方案，不仅不超前，而且将失败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方案确定后，华为第一个局用交换机命名为JK1000，郑宝用负责全局，徐文伟负责硬件，王文胜负责编写软件。三个人携手并肩，一起工作。饿了，就去华为公司的食堂吃口饭；困了，就倒在地板的床垫上睡会觉。他们三个扭成了一股绳，不取得JK1000的成功，绝对不放手，绝对不罢休。

合资，莫贝克公司

华为的第一款局用交换机JK1000，终于研究成功了。可是这款交换机应用的是模拟技术，模拟技术当时虽然流行，但却是一种即将落伍的技术。华为公司的研发人员，就等于在沙地上修上了一座房子，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岌岌可危的命运。

当时华为公司的旁边有一家亿利达集团公司，徐文伟就是被任正非从那家公司挖过来的人才。徐文伟在硬件方面绝对是有一套。而王文胜是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在软件开发上很有天赋，再加上技术中坚郑宝用，这个铁三角确实是研制JK1000的最佳组合。

达芬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应当耐心听取他人的意见，认真考虑指责你的人是否有理。如果他有理，你就修正自己的错误。”

今天看来，任正非当初犯的错误，实则是一个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错误。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即将处于过时的边缘。华为公司根据当时本身的技术能力，决定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不管开发成功与否，JK1000注定是一款很快会被淘汰的产品。

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这两种技术，其实是一种递进又相互依存的关系。电路传输领域的模拟数据，一般采用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是用一系列连续变化的电磁波（如无线电与电视广播中的电磁波）或电压信号，直接把要传递的信息通过电流或电波传递出去。而数字技术则采用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是用一系列断续变化的电压脉冲传递信号，信号在被传递前会被进行特殊编码，然后把这些编码用电流或电波传递出去。后者的抗失真能力远远强于模拟信号。

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常见的大哥大，用的就是模拟电子技术，因为信号不稳定，接听音质不好，还容易掉线。现在的手机应用的则是数字信号，音质清晰，信号稳定。再比如，我们以前家庭用的有线电视，就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不稳定，受杂波影响比较大，易偏色，图像闪动，有雪花闪动等。数字电视用的就是数字信号，从技术上，已完全克服了上述三个问题，而且画面清晰，音质优美。

就像磁带一定会被mp3、mp4取代，录像带一定会被光盘代替一样。数字技术也一定会取代模拟技术。当时的华为人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却错误地认为，取代的时间点还没有到来，再说JK1000也是一种起步产品，等这种产品卖得差不多了，华为再研制数字技术通信，也一点都不晚。

当时的华为员工中意识到数字技术时代马上就要到来的人，还真有一个，这个人就是曹贻安，他本是一名工人，当时虽然人微言轻，可是他凭着对华为的热爱，还是一个劲地找到任正非，并向他进言。

任正非也被曹贻安的一片赤诚打动了，他当即对研发部门作出了指示：华为的技术人员在研制模拟交换机的时候，对于数字交换机的开发也不能放松，两条腿走路，这才能走得快、走得稳。

后来，曹贻安因为建言有功，华为公司在正式研发数字交换机后，便被升职为开发部的副总工，可是再后来因为技术能力有限的原因，毛生江就代替了他。但一个工人敢对任正非一遍遍地荐言献策，而任正非则会从善如流，足见华为当时的民主作风确实是很浓厚。任正非能从一个工人的担忧中意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这份眼力确实非同凡响。华为即使暂时失败，但最后还能突出重围，可见民主之风确实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有句古话，叫头阵胜，阵阵胜，华为开发局用交换机，自然不允许失败。华为公司不仅投入了巨额的开发资金，还动用了最精锐的开发力量。可是漫长的研发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超级“烧钱”的研发让华为账上的钱又用光了。

研发是什么？研发就是一个无底洞，不仅购买昂贵的实验设备需要钱，研制人员画完电路图后，还得立刻到香港去制作价格不菲的电路板。虽然看不到成果，但全体研发人员的工资还得开，毕竟大家都得生活下去……钱，华为缺钱。90年代，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向华为这样的民企，根本就不可能从银行申请到贷款。“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这是维克多费兰克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中，解释了负责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性。

任正非有两只手，如果左手主抓着厂里研发、生产和销售，而右手干的就是在社会上找钱。只有找到钱，华为公司的资金链才不会断裂，华为人才能活下去。

老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华为研究局用交换机的计划一定会搁浅、触礁，最后导致整个华为公司跟着沉没。

华为公司虽然靠出售小型用户交换机有一些收入，但正所谓“河水进，江水流”，入不抵出。现在任正非该挪的地方挪了，高利贷他也借了，他每月要还高利贷不菲的利息，即使再想借高利贷，那些放高利贷的老板怕华为公司倒闭，也不肯再向任正非放款了。

正在任正非愁得直抓头发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了过来：孙亚芳竟带着200万的资金加盟华为来了。

孙亚芳也在部队工作过，她转业从政后，在北京一家机关工作，现在的职务是一个处级干部。当年任正非到北京办理证件，巧遇了孙亚芳。那个时候，任正非虽然衣兜里的钱包瘪瘪的，翻不出几张纸币，但任正非身上透出来的那种军人所独有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质，却深深地吸引了孙亚芳，孙亚芳从任正非的身上早已清楚地看到了华为辉煌的前景。

巾帼不让须眉。孙亚芳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她到华为工作之前，在国家机关从事的也是通信工作，她被华为人的奋斗精神以及任正非的工作热情所吸引，她加盟华为后，首先成为华为培训部的经理，后来又到长沙做了办事处主任，其后主管市场，逐步升任为华为主持市场和人力资源的常务副总裁。2011年1月华为改选董事会，孙亚芳留任董事长。

孙亚芳带来的200万元“及时雨”一样的资金，有一部分是她的积蓄，更大的一部分则是她贷来的款。200万元资金摆在任正非的面前，也让缺少资金的华为公司一下子解决了不少问题。

孙亚芳举止优雅，说话“和风细雨”，口才和风度俱佳。她加入华为公司之后，不久就让华为公司的须眉男子们刮目相看了。

任正非为了保证JK1000研发成功，华为的资金都已经投到了研发部门，工人们已经好几个月不开支了。这时，华为公司的账户上进来了一笔款子，面对士气低落的形势，公司的主要领导一起研究，这笔款子究竟是继续投到研发部门还是给工人开支。

华为高层研究了半天，任正非也没有做出决定。任正非正在踌躇的时候，孙亚芳站了出来，她帮任正非做了决定——先发放员工的工资再说！

华为的员工领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干劲马上上去了，公司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顺利解决了。华为公司建立之初，新招人员的月工资标准是：本科1000元，硕士1500元，博士2000元，特招人员除外。

曾任华为公司业务与软件部总工程师的张利华工程师，她在文章中写道：我在学校的工资是400多元。加入华为后，2月份的工资是1500元。到华为的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那时，令我激动的是每个月工资都会上涨，到年底时，工资已经涨到每月6000元。不过，这些工资并没有拿到手，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半的现金，另一半记在帐上。领工资的时候，也没有工资单，大家在财务部门排队领工资。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工资额，可以拿笔记一下，然后领走一半的工资。

当时华为资金紧张，任正非把拖欠员工的另一半工资和奖金转换成华为的股份，用以稳定军心，这就是华为“人人股份制”的由来。

后来任正非跟员工们聊天时，说：“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这些账上的工资后来变成了华为的股份，最后都得到了回报。任正非也实现了他的诺言，员工辞职离开华为，可以取出自己在华为的股份，这种政策最终成就了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

孙亚芳为了解决华为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她向任正非建议，可以和电信局一起，成立一个合资公司。

JK1000局用交换机一旦研制成功，客户首先是各地的电信公司。前些年，华为的销售部门面对的都是个人用户，没有和电信运营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如果华为能和各地的电信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就等于建立了利益共同体，就能很顺利地达到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的目的。

孙亚芳的这个主意非常有创建性，任正非随后就到各地的电信局展开了公关。经过他合纵连横的努力，17个省市的电信局领导最终都同意合资成立一家名叫莫贝克的公司。

莫贝克公司由17家电信局共出资3900万元，华为出资5000万共同组建。华为公司还承诺，公司成立后，将会给17家电信局以33%的回报。当然，华为公司并没有5000万现款，如果任正非有这笔款子，他们也不用成立这家合资公司了。

莫贝克公司主要向华为提供配套服务，它的成立，更多的是战略配合上的意义，而非赢利。莫贝克公司完成融资后，任正非手里有了3900万元，有了这笔巨款，任正非悬在喉咙眼的心总算放到了肚子里。

任正非曾经如此阐述成立合资公司的政策：合资公司成立后，各地电信局和华为公司从以前的买卖关系，变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以企业经营方式代替了办事处直销方式，并利用排他性，阻止竞争对手进入，以长远市场目标代替了近期目标。

从莫贝克公司筹集的这笔巨款，真的帮了任正非的大忙。有了这笔投资，华为的研发好像驶上了快车道。相信出成绩之日必定是指日可待了。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不想当行业领军人物的商人，绝对不是一个好商人。想成为行业领头羊，必须要有魄力，有智慧。华为公司再接再厉，又和原铁通公司成了北方华为、沈阳华为、河北华为和山东华为等一共27个合资公司，华为的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国。

1999年的时候，这种合资公司终于完成了使命。莫贝克公司的存在，为华为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当然公司解体时，华为不管是从资金还是市场上，都已经变得非常充裕和成熟，再也不需要这种官商一体的经营模式了。

在华为最苦、最难的时候，孙亚芳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助任正非贷了巨款，并在华为最危急的时候“挽救过华为”。孙亚芳确实是一个对华为有过大功的人。

郑宝用领着研发人员，历经一年辛苦的研究，JK1000在1993年年初终于研发成功，并在5月份获得邮电部的入网证书。新产品上市，华为将面临着一场无法取胜的战役，摆在任正非面前的这道坎，他该如何迈过去？

失败，也要挺起胸

JK1000因为设计思路落伍，竟成了一款失败的机型，这款交换机只卖出了200多台。很显然，卖出去的货款和华为高昂的研发费比起来明显是入不抵出。

失败的JK1000局用交换机对年轻的华为公司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任正非接下来的研发之路还有走下去的必要吗？这条充满了艰辛的研发之路，真的很适合华为这样的小公司吗？

JK1000在1993年年初开发成功，华为与电信局合资的莫贝克公司也已经挂牌成立了，华为技术与市场的障碍同时扫除，公司上下做好一切准备，面对市场，决战的一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1993年5月，任正非亲自主持召开市场部经理会议。他在会议上说：“华为公司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是，向市场大规模推销JK1000局用机！”

任正非为打好这场销售战，他在会上特别强调，要各地办事处主任亲自挂帅，负责本地区内的促销活动，而培训中心要抽出精兵强将，负责产品的宣传策划与展示活动，开发部也派若干精练的技术人员，分派到各地，参与推销的同时，向用户进行新产品的演示和讲解。

当年，任正非让华为的科研人员优先发展模拟交换机，当时也有对电信局经济承受能力的考虑。

1990年，中国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仅为1.1%，在世界185个国家中居113位，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而数字交换机价格昂贵，以当时我国的经济水准判断，一般的电信局，承受不了那样高昂的价格。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否需要理发。”有时候，专家的话也跟不上时代飞速发展的步伐。令那些面对媒体侃侃而谈的电信专家预料不到的是，仅仅十年后，国内的电话普及率已达到50%，而不是预测的5%。国内的电话发展之所以这么迅速，得益于两种原因：一是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致使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他们需要装电话的迫切度空前高涨；二是随着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交换机的应用技术也已经成熟，而且在功能、成本上，都大大优于模拟交换机，也就是说，JK1000模拟交换机一开始，无论从价格或者是性能上的优势，都差不多被数字交换机夺得一干二净了。

对手决定你成功的高低。华为JK1000模拟交换机的入市，那些国外电信界的巨商们，好像并没有拿这个刚刚崛起、想要分他们一杯羹、销售刚刚超过亿元的华为公司当回事。

在那些国外电信界巨商面前，年轻的华为只不过是一个浑身上下充满了冲动的“野孩子”而已，华为面对有几十年、上百年积累的电信界的巨人们，也只能无力地仰视。

国内当时很多生产交换机的小厂家，在国外电信巨头残酷的技术高压战、疯狂的价格绞杀战面前，除了无助的彷徨，也就只能喟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了。

国外的电信界巨商们一个个竞争经验丰富，他们早就在市场上给后来的竞争者预备好了必杀的利剑。他们向电信局提出了“通信网建设一步到位”的超前思路。他们提出的这个思路，不仅包括要在城市建设光缆，即使在偏远的农村也要逐步采用光缆进行信号传输。

建设光缆传输线路，这当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真正的目是要将手中刚刚研制成功的与光缆配套的数字交换机卖出去。

面对着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装电话的呼声越来越迫切，很多发达省份的电信局领导再也坐不住了。这些国外的电信巨头给电信局领导们勾画出的电信大发展的宏伟蓝图，真的是太炫目、太吸引人了。

经过国外这些通信巨商们的宣传，国内电信行业开始相信只要用上了光缆和数字交换机，全国各地家庭用电话的通信网就将一步到位，而且一劳永逸。华为的JK1000模拟交换机刚刚推出，便遭到了迎头阻击，JK1000即将面临没有市场的尴尬局面。

华为公司自然不甘心他们历时一年、投入巨资开发出的产品就这样惨遭淘汰的命运。任正非将技术部和销售部的精兵强将全都召集到了一起，经过集思广益，任正非做出了两项决定：一，要在自己的内部刊物《华为人》上发表文章，阐明国内的通信网建设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一步到位的思想根本就不切合实际；二，华为的销售人员要加大销售力度，必要时可将有购买JK1000模拟交换机倾向的电信局人员带到深圳的华为总部，召开技术讨论会，让他们明白，饭要一口口地吃，建设通讯网要一步步地走，先上华为的JK1000模拟交换机，等到几年后，再过渡到数字交换机，这才是基于目前的形势最正确的选择。

任正非布置完毕，技术部门和销售部门的精兵强将立刻行动了起来。不久之后，第一批来自电信局的准用户们，就在华为销售人员诚恳的邀请之下来到深圳，参加任正非为他们准备的技术讨论会。

那时，华为公司总部设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从深圳市区坐中巴，路程有一个多小时，当时没人知道华为公司，坐车都是到亿利达站。

深意工业大厦的楼顶立有一个标牌，是繁体字的“华为”。远远看上去，一不小心会看成“华鸟”。很多在华为上班的员工，互相开玩笑说：“我们是华鸟公司的！”

华为公司五楼的一面墙上，醒目地悬挂着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据说是华为主管财务的一位副总和张爱萍有亲戚关系，所以才有了这幅题字。

1993年9月，《华为人》以这副字为题，刊登了一篇关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农村通信技术和市场研讨会在华为举行”的报道：当时参会的商丘地区邮电局农话科长张荣钧谈道：“商丘地区也上了一些用户机，但是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雷击问题更是令人头痛。这几天来，看了华为的机器，觉得华为交换机的性能比较完善。”张荣钧科长参观完华为公司，他又说道：“我们国家的通信正在发展，今后可能会采用数字微波，而现在我们用的是模拟中继板，到时不知可否换板，这样既可以更新我们的设备，又可以降低成本。”任正非听完张科长的话，当即风趣地说：“对于使用了一两年之后的元器件已经老化完毕的，正好是进入青壮年时期，又可以半价转让给其他地方，何乐而不为呢？或者也可以通过整个农话局的维修中心，在全省范围内调剂。另外根据我们的市场预测，JK1000到2000年是不会落后的。目前日本三分之一的交换机还是纵横制的，英国也将近三分之一。”参加华为技术交流会的各地电信局的用户们，听完任正非的分析，一个个不由得连连点头。华为的销售人员凭着百折不回的推销、锲而不舍地宣传，1993年7月4日，江西乐安县邮电局公溪支局第一个正式开通了JK1000局用机。这台局用机开通之后，又有多家单位开通了华为的JK1000局用机。在1993年，华为装机队的工程师们不辞辛苦，他们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最终一共卖出去了200多套JK1000模拟交换机。那一年，不管是海边渔村、荒漠高原、山区小镇，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华为装机员工忙碌的身影。他们吃苦耐劳，从不说苦喊累的良好素质，让各地的用户至今说起来还直竖大指，赞誉有加。

任正非曾经说过：“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客户需求，才是华为发展的原动力……工作源于一种热爱，是一种献身的驱动，是一种机遇和挑战，多么难得，应该珍惜它。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目光远大，胸怀开阔，富有责任心，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切有志于献身事业的人，都应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管两旁是鲜花还是荆棘。”

华为JK1000局用机虽然卖出了200多台，可是技术上还不十分成熟。最严重的是电源的防雷问题。打雷的时候，有好几台使用中的JK1000都起火了，差点把机房烧掉。当时邮电部有个严格的规定：电信网中断两小时，局长自动免职。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害得好几个与华为关系比较好的电信局长都丢了“乌纱帽”。

自从JK1000交换机失败之后，任正非强烈意识到产品品质的重要性。没有质量，就没有华为，没有上佳的质量，就没有华为的明天。

JK1000出师未捷身先死，因为技术和市场需求等原因，最终成了华为公司和国外电信巨头们商战的牺牲品。经过这次短暂的交锋，华为也并非一无所获。华为装机队的员工们为偏僻的乡村送去了现代化的通信工具——电话，有了电话，就有了进步的象征、致富的希望。华为装机员工的优质服务，赢得了用户的信赖和广泛的市场影响。在用户的眼中，虽然华为的产品暂时出现了问题，但他们的服务理念绝对是真诚的！

JK1000模拟交换机虽然失败，但在失败的教训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研发人员在下一步开发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战役”中，知耻而后勇，为数字程控交换机开发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从华为JK1000交换机在全国的销售开始，华为将切实保障服务质量落实到了行动上。华为经多年努力，此后在国内建立了电信界最为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在各地设立了29个办事处，并成立了技术支援中心和备件中心。服务好，响应及时，这已成为客户选择华为的重要理由。

JK1000的惨败，让军人出身的任正非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此后，华为的科研部门为进一步摸清市场，加强了对竞争对手产品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的工作。从这些收集来的资料中，任正非要找到对手的缺点和长处，让华为的技术更新与创新不仅有了精准的目标，也有了努力的方向。

李嘉诚曾经这样告诫商界同仁：做生意一定要同打球一样，若第一杆打得不好的话，在打第二杆时，心更要保持镇定及有计划。

华为研发JK1000产品，当时可谓是闭门造车，不仅缺乏市场的前瞻性，对于竞争对手的了解也只是处在表面状态。

市场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客户的需求才是华为人奋斗的方向。华为公司应该更早一步知道客户的需求，而不是造出一款自认为好的东西，让客户适应这个产品。

质量永远是华为产品的永恒话题，没有质量，就没有一切。华为JK1000的惨败，更激发了华为人的斗志和狼性，下一步华为人在任正非的带领下，要做什么产品，才能赢回被世界通信巨头们瓜分掉的国内局用机市场？

4　华为之崛起

华为虽然在JK1000局用交换机上初尝败绩，但任正非就好像走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红军战士，不到达陕北绝对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C＆C08是一款基于数字技术的局用交换机。C＆C08项目被任正非提到日程后，李一男经过努力，终于将它研制了出来。C＆C08万门机上市后，苦于电信市场上有先入为王的铁律，华为的销售人员无法用C＆C08万门机撕裂被“七国八制”垄断的大城市的市场。任正非决定避实就虚，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C＆C08万门机首先卖到偏远的城镇。

C＆C08万门机在邳州开局成功，这标志着华为进军城市，开始和世界电信巨头们短兵相接的日子来到了。

C＆C08万门机在市场上开始热卖，这种机型成为中国市场上能和国外电信巨头们的交换机竞争的一款主力机型。

华为公司与当年的中兴、大唐和巨龙公司联手，终于夺回了国内被世界电信巨头们占据的市场，这场胜利绝对不亚于将“八国联军”赶出了北京。

C＆C08，爱你不容易

C＆C08局用交换机的研制过程可谓艰辛，硬件出了问题，科研人员立刻着手解决，软件跟着也出了问题，可是解决的路遥远而漫长。C＆C08局用交换机无法定型的不利局面一拖再拖，任正非心急如焚。

1993年，在这个电信业不平静的1993年，在这个对华为人而言至为关键的一年，华为能否凤凰涅槃，接受科研这把“大火”的洗礼，成为一只不死神鸟？

长江不择细流，所以成为了长江。华为公司的科研人员在研制JK1000模拟交换机的同时，就已经做了数字交换机的技术积累。模拟交换机折戟沉沙，他们便迅将研究方向速转移到局用数字交换机上。

局用交换机和用户交换机比较起来，就好像滚滚的长江和汇入江水的一条支流。举个简单的例子，局用交换机是人身上的动脉，而用户交换机则是这条动脉旁的毛细血管。

从用户的不同来比较：用户交换机主要面对的是各种事业单位、企业和矿山等小型机构。而局用交换机则是各级电信运营商，比如北京海淀区的电信运营商需要的局用交换机至少也有几十万户，而那些矿山学校等单位，不过是区区几十户上百户而已。局用交换机的价格，是按照客户的多少定价的，也就是说，搞定一个电信运营商就等于搞定几十家单位用户。“市场就像上帝一样，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但与上帝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会原谅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这是巴菲特说的话，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商业哲理。

任正非以一个企业家才具有的敏锐眼光，早已经看清了形势，华为公司想要发展，必须要尽快成功研制局用交换机。

总工程师郑宝用，依然担负华为研发局用交换机的重任。郑宝用虽然性格豁达开朗，但研制局用数字交换机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后，他的神情也变得异常凝重起来。

华为研发模拟交换机失败，当时深圳的很多同行都认为JK1000会将华为公司拖死。可是，任正非却通过成立莫贝尔合资公司，让华为公司一下子有了充裕的研究资金。JK1000虽然不成功，却锻炼了研发队伍。套用《红灯记》中李玉和师傅的一句话：有这碗酒垫底，以后不管啥样的场面，华为的研发人员都能对付了。

郑宝用率领技术人员，向华为新一代局用交换机发起总攻的时候，所面临的新问题颇多，所面临的困难可谓庞杂。华为公司刚刚经历了JK1000的失败，华为的员工们暂时还没有从失败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人心有些不稳。

为了充实研发队伍，尽快出成果，华为公司一直在全国各地的电子科技大学中招人。随着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源源不断地充实到研发的队伍中，郑宝用还得分下心来，一边搞研发，一边组织精干的科研人员对这些新人进行岗前培训。

这些新加盟华为的大学生，对局用交换机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们身上却从来都不缺乏创业的热情以及刻苦学习的精神。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来到华为这个大熔炉，也被周围你追我赶、蒸蒸日上的企业精神所鼓舞，他们当时人人手里都握着一本郑宝用发给他们的关于程控交换机的国内规范，因为那本书是红皮的，因此，大家都称之为“红宝书”。

年轻的大学生们手捧“红宝书”，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实际操作。很快，他们都在最短的时间里变成了研发部门的行家里手。

当时华为公司除了人心不稳、人才欠缺等问题，深圳户口问题也困扰着华为的科研人员。1993年，华为公司还没有宿舍楼，研发人员居住的都是厂区附近的出租屋。

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不受政府重视，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员有深圳户口，大部分员工都要每年赶回内地去办暂住证。因为华为公司的研发紧、任务重，有时候暂住证就会办得不及时。华为员工居住的出租屋经常有保安半夜敲门来查证件，有居住证还好说，要是没有证件，就会被抓到东莞的樟木头工地上去干苦力。

华为公司的事业做大做强后，有一位国家领导人问华为董事长孙亚芳：“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描述华为成功后的感受？”孙亚芳脱口而出：“欲哭无泪！”

那时候的华为人绝对是处在一种欲哭无泪的状态。华为没有背景，没有现成技术，没有应该具备的科研条件，有的只是一腔干劲，这是一种敢和跨国电信巨头掰手腕的干劲儿。

美国的总统林肯，曾经讲过一句俚语：如果一只狗连尾巴也算在内的话，总共有几条腿？

真实的答案是4条腿。

那条经常被人算作狗腿的狗尾巴，就是充斥在电信市场的种种假象，而不被假象所迷惑的企业家中，就有华为的总裁任正非。

如果当时华为公司仅打算做一个差不多的交换机，其技术难度还不算太大。但任正非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他深深地明白，要想生存下去，只有向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交换机看齐。华为这次研制的数字交换机，硬件应该是最好的，软件应该是最先进的，如果不能处处采用世界上最新、最先进的技术，那么华为数字交换机的命运必定和JK1000一样。

一个人可以被石头绊倒一次，但绝对不可以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任正非手里紧握着华为的舵轮，时刻掌握着公司前进的方向。

年轻，年轻就是动力，年轻就是财富。当时华为的总工程师郑宝用年仅29岁，他手下的研发人员平均年龄才25岁，最小的年龄仅仅19岁。

提到年龄，让人想起一段关于徐海东大将的真实故事。红军长征前，徐海东曾在红28军当军长。红28军有一个学兵连，学兵连的连长也就十八九岁，战士们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娃娃兵。

1934年3月12日，红28军在军长徐海东的领导下，来到河南省南部的商城地区，在葛藤山和国民党的精锐54师161旅狭路相逢。战斗打响后，学兵连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和成年的战友一起，向敌人发起猛烈射击，使敌人伤亡惨重。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惊奇地发现，凡是被学兵连打死、打伤的敌人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由于娃娃兵个子小，敌人身上的弹伤基本都在胸部以下。

161旅的俘虏发现他们的对手竟是一些小红军，不禁万分懊恼地说：“没想到当了你们娃娃兵的俘虏！”

从道理上来讲，十几岁的孩子还应该在父母面前撒娇，可是徐海东大将这个被称为“徐老虎”的一代名将，他手下的娃娃兵经过他的训练，就可以像小老虎似的和他们的战友们一起浴血奋战、冲锋杀敌，可以将国军的精锐161旅彻底击溃。

任正非绝对是一员强将，强将手下无弱兵。华为这帮年轻的科研人员，他们面对强敌，无所畏忌，遇到难题，一个人解决不了，他们就集体公关。正是这些“无畏”的年轻人，注定要谱写华为局用交换机的辉煌。

华为研发数字交换机的科技人员被郑宝用分成两个大组，第一组负责硬件，第二组负责软件。两个组一共有300多名研发工程师，他们又被细分为50多个分项目小组。

这些小组在本组负责人的带领下，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十分细致地进行着设计、编写和研发工作。

负责硬件设计的工程师们一遇到技术难题，就经常在一起讨论，有时甚至会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争论过后，各种电子元件就在电路板上找到了它们最合适的位置。

软件小组需要研究的是软件的编写和信令配合的问题。一个个软件，经过华为科研人员的彻夜奋战、仔细计算，终于被编写了出来。随后，程序联调、测试以及编写、提交程序也逐步完成了。

十多年过去后，想起那段研发的历史，当年在硬件小组工作过的一位技术人员曾经这样说：“经过‘左拼右凑’，弄出来的电路板总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谁会信这样‘不靠谱’的产品，最后就能成功了？”

任正非原本有个计划，那就是在1993年春节前，华为的数字交换机的样机系统一定要问世。郑宝用为了赶进度，他一边督促科研人员尽快画出原理图，一边让做CAD硬件布线的人员加紧布线。因为原理图需要不断修改，往往线路刚布了一半，从总体规划办又传来要求改线的指示，负责CAD工作的工程师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满肚子都是意见。

真不敢想像，这样的装备手法，这样的设计水平，制作出来的数字交换机能否成为合格产品？这样“不靠谱”的产品能卖给电信运营商开局吗？华为工程师们紧张工作的同时，疑虑和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滋生和蔓延。

任正非却对华为公司的首款数字交换机充满了信心。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研发的同时，还需要给这款交换机起一个有意义且好听的名字。

公司的研发人员一边搞研发，一边给华为的数字交换机起名字。虽然名字报上来了几个，可都被任正非否决了。最后一个“C＆C08”的名字报上来时，任正非不由得眼前一亮，他兴奋地道：“就是它了！”

C＆C有三个含义：一是Country＆City（农村和城市），表达了华为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渴望；二是Computer＆Communication（计算机和通信），数字程控交换机就是计算机和通信的组合；三是China＆Communication（中国和通信）。这是郑宝用向国家领导人正式汇报时，所做的最权威的解释。

AT＆T是一家美国电信公司，创建于1877年，曾长期垄断美国长途和本地电话市场。华为的一款数字交换机用了C＆C起名，任正非在上面三个意思的后面，是不是暗藏着华为将来一定要三分天下的雄心？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C＆C08在生产的时候，任正非要求这款数字交换机必须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功能也要比国外进口的设备全，当然最具竞争力的是定价，它只有同类产品价格的一半。

C＆C08是先进的数字交换机，因要采用的技术全都是最先进的，所以难度很大，迟迟没有搞出来。不仅研发部门的工程师急，郑宝用也急，但最急的人是任正非。

任正非在郑宝用设计C＆C08局用交换机的同时，他已经给销售部门下了任务，那就是将还在襁褓之中的C＆C08局用交换机卖出去。

没有数字交换机的实物，没有图纸，甚至没有一份说明书，华为的销售人员只是凭着一个概念，就将C＆C08局用交换机找好了第一个“婆家”——浙江义乌佛堂分局。

销售人员和佛堂分局的合同都已经签好，合同中明确地写着，要在1993年5月或6月，去佛堂地区开局。合同签订后，随着开局的时间日益临近，面对佛堂地区电信支局一个个催促的电话，任正非的心真好似被放到了油锅中一样，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任正非将C＆C08局用交换机的起点定得确实有些高了，他要求该交换机在国内最先进，乃至于和世界上同类的数字交换机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

超高的要求，带来的难度也是成倍地提高，面对C＆C08局用交换机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开局的状况，任正非内忧外困，五内如焚，好像一下苍老了十岁。

项目经理毛生江被任正非催促得也有些六神无主。他每天一早看到当时的软件组组长，都要嘟囔一句：“再不出去开局，老板要杀了我！”

惊险，开局在佛堂

任正非不走寻常路。华为人为了占据市场，他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可是C＆C08数字交换机还没等完全测试完毕便要拿到义乌佛堂镇去开局，这岂不是等于孤注一掷的冒险吗？

可是为了华为的发展，这个险确实值得一冒。当时，参加开局的装机工程师们现在回忆起当初开局的经过，恐怕都得连叫“惊险”吧？

1993年10月，任正非面对着浙江义乌佛堂分局不断催促开局的电话，他将郑宝用找到办公室：“我们的C＆C08不能再等了，再等市场就没了，一定要马上开局！”

郑宝用说道：“任总，我们对C＆C08的测试工作还没全部完成呢！”

现在的形势，已不容许华为人按部就班一步步测试了。恐怕C＆C08局用机测试全部完成，义乌佛堂支局的订单就丢掉了。

郑宝用点了点头，最后下定了决心说：“那就一边测试，一边开局！”

佛堂镇位于义乌市南部，距离市区10公里，为义乌市第一大镇。相传南朝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印度天竺僧达摩来东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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