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欣冬、王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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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中西医诊疗学试读：
序 言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门学科。“中西医并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医疗卫生的发展方针，中西医结合是对中西医药学各自优势的互补和集成。大量的实践和科研证明，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效果优于单纯西医药或单纯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治疗抑郁症就是其中的典范。
千百年来，经过历代中医学家的探索，不断积累总结经验，对抑郁症病因病机的论述，经历由萌芽到发展，从发展到逐步完善的历程，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一系列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疗方法。自开展中西医结合对抑郁症的临床研究以来，大量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中西医结合医学对抑郁症诊断、治疗的优势。本书对抑郁症中西医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予以总结，结合作者的临床体会编著而成。
当今，把握和利用好中西医相互融合、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优势互补已成为世界医学科学的发展趋势，我们要注重中西医结合的人才培养，促进精神卫生领域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希望本书能为此提供帮助。马 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2009年5月
前 言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严重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且复发性高。测算目前全球疾病负担，抑郁症位列第四，占疾病总负担的4.4%。在中国精神障碍和自杀所占总疾病负担的比例位列第一，成为第三位就诊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20年抑郁障碍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抑郁症又是常见病，1993年世界范围流行病学调查，普通人群抑郁症患病率为5.8%，终身患病率为17.1%。
现代精神病学对抑郁症虽然有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其病因、发病机理、治疗及复发的干预等方面仍不尽如人意。中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较早，虽然未有专著，但对本病的描述散见于郁证、百合病、脏躁、癫证等疾病中，属于中医学“郁证”范畴。历代中医学家对此有极其丰富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是我们研究抑郁症的可靠资源。
本书突出中医特色，以中医学对抑郁障碍的认识为主，结合现代精神病学，反映中西医对于抑郁症的理论、观点、最新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的认识。本书编著过程中，精神病学专家张继志教授提出大量宝贵意见，马辛院长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中国中医科学院范吉平副院长予以大力支持，在此予以感谢。本书参考文献较多，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出，对广大作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本书适合中医师、精神科医师、综合医院各科医师、心理咨询师、精神康复医师、精神科护士、医学基础研究工作者、医学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及抑郁症患者及家属阅读和参考。
编著者历时4年，数易书稿，倾注大量心血，力争本书能概括抑郁症的中西医研究进展。但由于编著者学识、能力有限，存在疏漏和错误难以避免，恳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不胜感激，以便再版时修正。曹欣冬 王 伟2009年5月于北京
基础研究部分
第一章概 述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综合征，以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情绪低落不仅存在于抑郁症中，而且与许多其他精神障碍、躯体疾病、特别是社会和外部环境因素有关。它由与潜在的生物学异常有关的症状和体征组成，抑郁心境发展到一定严重程度，持续存在相当的时间，能严重损害患者社会职业功能，是复发性甚至慢性致残性精神障碍。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院开展了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的合作研究，将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作为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2000年WHO测算全球疾病负担，抑郁症负担位列第四，占疾病总负担的4.4%，达6500万DALYs。估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达到7900万DALYs，仅在心脏病（8200万DALYs）之后。而在中国精神障碍和自杀所占总疾病负担的比例位列第一，成为第三个就诊的原因。
Simon GE等（1995）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卫生支出显著高于没有抑郁症的患者（4246美元：2371美元）。在澳大利亚抑郁症的直接损失为4亿美元，间接损失14亿美元；在台湾抑郁症的直接、间接损失分别为3.5亿美元和10亿美元。2000年在加拿大抑郁症经济负担为54亿加元，直接损失为21亿加元，占39.5%，间接损失为33亿加元，占60.5%，间接损失中死亡占15.4%，生产力损失占45.1%。英国2000年的抑郁症疾病负担为90亿英镑。2002年欧共体抑郁症经济负担占疾病负担的4.5%～7.6%，影响3%～15%的人口，约有3340万名患者，主要影响成人、妇女、低收入者。
在我国抑郁症直接经济负担是141亿元人民币，间接负担是481亿元人民币，总的经济负担为622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抑郁症年人均总经济花费为11587.82元（RMB），直接经济花费4751.10元（37.7%），间接经济花费6849.41元（62.3%）；住院患者年人均总经济花费、直接经济花费、直接医疗花费显著高于门诊患者；城镇患者年人均总经济花费、间接经济花费、误工及工作能力下降花费显著高于农村患者。抑郁症对于家庭关系和生活质量也有非常大的负性影响。当一个家庭成员患抑郁症时，整个家庭将会产生一些情感反应，如无名的担忧，对诊断结果的焦虑，对一些致病因素的愤恨，对出现伤残的悲愤，倾向于用病的感觉和症状来鉴别问题，对健康问题更敏感，感觉到经济上有压力，整个家庭的活动常常被病人所操纵。整个家庭就会陷入危机状态，家庭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这又将影响所有家庭成员的心身健康，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量表（FES-CV）评分显示：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成功性、娱乐性、组织性、控制性因子分显著低于中国常模，矛盾性因子分显著高于中国常模。
中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较早，虽然未有专著，但对本病的描述散见于郁证、百合病、脏躁、癫证等疾病中，属于中医学“郁证”范畴。郁证是指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致，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胁肋胀痛，或易怒易哭，以及咽中如有物梗阻、失眠等为主的一种病症。
情志医学滥觞于远古时期。殷墟出土的甲骨片有一些是关于疾病症状的描述，如失眠，这可能是对情志疾病最早的记载。从《山海经》中记载的38种疾病来看，其中就有精神情志病，如狂、痴等。先秦诸子也极为重视对人的情志活动研究。庄子重视人的心身健康，主张“静”、“虚”、“无为”；《吕氏春秋》曰：“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楚辞·九章·惜诵》中载有“心郁悒余侘傺兮”。《左传·昭公三年》中提出哀乐思虑不节制可导致疾病的观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淳于意诊齐王之子病，谓：“此悲心之所生也，病得之忧也”。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3～4世纪，古人就已经注意到环境中的不良事件可引发情绪波动，而情绪的忧郁恚闷对人体的身心健康十分有害。《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情志医学方面也有大量精辟的论述。《黄帝内经》在情志医学上的学术贡献主要有六：其一，记载了情志医学的病证名称，如癫狂、癫疾、不眠、无言等；其二，《黄帝内经》还首将“郁”的概念引入医学，《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郁极乃发，待时而作”。提出了五运之气太过与不及可导致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的“五郁”概念。其三，阐明了情志失常的病因病机，如《素问·举痛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等。其四，已经注意到躁狂症患者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有抑郁的表现，这可能是躁狂抑郁双相障碍的最早记载。如《灵枢·癫狂》中有这样的记载：“狂始生，先自悲也”。说明在躁狂症发作之前，有抑郁发作。其五，论述了情志病证的治疗大法.如移精祝由法、情志相胜法、语言开导法等；“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泻之，水郁折之”的治法，其中尤以“木郁达之”更具临床意义。其六，强调了养生过程中的精神摄养，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形与神俱”等。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开创了对情志医学进行辨证论治的先河，如记载了“奔豚气”、“脏躁”、“梅核气”、“百合病”、“惊悸”等情志病证的理法方药。书中的百合地黄汤、半夏厚朴汤、甘麦大枣汤等经方，都是经数千年临床实践反复证明的有效方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有关情志疾病的论述达四十多种，其中一些症状与抑郁症十分类似。指出忧思可致气滞而郁结为病，如“结气病者，忧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气留而不行，故结于内”。《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九气者，谓怒喜悲恐寒热忧劳思。因此九事而伤动于气。一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食而气逆也；二曰喜则其气缓，荣卫通利，故气缓；三曰悲则气消，悲则使心系急，肺布叶举，使上焦不通，热气在内，固气消也；四曰恐则气下，恐则精却，精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气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五曰寒则气收，聚寒使经涘涩，使气不宣散故也；六曰热则腠理开，腠理开则荣卫通，汗大泄；七曰忧则气乱，气乱则心无所寄，神无所归，虚无所定，故气乱；八曰劳则气耗，气耗则喘且汗，外内皆越，故气耗也；九曰思则气结，气结则心有所止，故气留而不行。”
宋金元时期，医家根据情志疾病的情志不舒，气机郁结不得发越的病理特点，进行综合归纳。陈无择明确提出了七情致病理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气叙论》云：“夫五脏六腑，阴阳升降，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指出七情过极可损伤脏腑，“七者不同，各随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从而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悲伤心包，恐伤肾，惊伤胆，导致一系列精神、躯体症状的产生。七情致病理论至今仍被尊为经典，现代医家多以此解释抑郁症的发病和指导辨证论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四大医学流派都对情志医学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序》中提出“法象天地，理合自然”的观点，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的心理生理影响；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阐发《黄帝内经》的情志学说运用，并有大量医案验证；李杲在《脾胃论》中则明确指出“凡忿怒、悲、思、恐惧皆伤元气”；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则认为“相火”多起于情志妄动，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论点，首倡“六郁”学说，并创立了治疗六郁的著名方剂越鞠丸。
明清以来，情志医学进一步发展。明代虞抟在《医学正传·郁证》中首先提出了“郁证”病名。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郁证门》：“郁为七情不舒，遂成郁结，既郁之久，变病多端”，对其病因病机做了相关论述。张介宾阐释了《黄帝内经》“移精变气”和“祝由”的理论并特别重视情志对健康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身医学观，提出“因病而郁”和“因郁而病”以及“郁由于心”等观点，提出“凡气血一有不调而致病者，皆得谓之郁”。赵献可将郁的概念推而广之，提出“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抑而不通之义”，在治疗上，他根据五郁相因而首重木郁的特点，提出“以一法代五法”，即用逍遥散一方治其木郁，俾肝胆之气舒展则诸证自解，在病机和治疗上都发展了朱丹溪的六郁学说。李中梓著有《不失人情论》，告诫医者在诊治疾病时，必须注意三种人情，即“病人之情”、“旁人之情”和“医人之情”；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提出“人心之感召无所不通”，说明心理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强调了心理治疗在疾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王清任还从血瘀的角度出发，认为情绪障碍如瞀闷、急躁等应以活血化瘀法治之，《医林改错·上卷》中记载以血府逐瘀汤治疗瞀闷，“即小事不能开展，即是血瘀，三副可好。”从而奠定了后世以活血化瘀法治疗抑郁症的理论基础。张璐在《张氏医通·卷三·诸气门上·郁》中提出：“思想无穷，所愿不得，皆能致病”；“郁证多缘于志虑不伸，而气先受病，……然郁多于妇人……”与现代研究抑郁症的发病率女多于男相符。林佩琴《类证治裁·卷之三·郁症论治》云：“七情内起之郁，始而伤气，继必及血，终而成劳。”指出了郁证的病理演变规律。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卷六·郁》中云：“其原总于心，因情志不遂，则郁而成病矣，其症心脾肝胆为多。”阐明了郁证常涉及的脏腑。清代诸医从临床实际出发，强调七情致郁，辨证分新久虚实，治疗上渐趋成熟，大量医案医话为情志医学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论述和临床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直到《实用中医内科学》问世，对抑郁症的认识才逐渐统一起来。《实用中医内科学》里将精神疾病归纳分类成“心系病证”，其中“惊悸”“怔忡”“不寐”的描述多是轻度抑郁症、抑郁焦虑性神经症等。“气血津液病证”里的“郁证”则是比较明确的抑郁症反映，认为情志内伤为致病原因，是灵机、情志、行为三方面失常所致。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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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学东，陈兴宝.抑郁症经济负担研究进展[J].上海医药，2006，27（12）：539-541.第二章脑的特性与生理功能第一节 脑的生理特性一、中清之脏
脑为至清之脏，不能容邪，犯之则病。《证治准绳》云：“盖髓海真气所聚，卒不受犯，受邪则死不可治”。一方面，脑为髓之海，而髓属液，至清至纯，水谷精微中，“和合而为膏者”，才能藏之于脑，以荣脑养骨，较之五脏之气血津液尤为所贵；另一方面，由于“诸髓者皆属于脑”，脑髓、脊髓、骨髓，皆由脑主之。只有脑髓充足，才能轻劲多力。若脑髓亏虚，则会“脑转耳鸣，腰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这就是脑髓喜盈而恶亏。二、纯阳之脏
脑不但藏精气而不泄，而且因为“头为诸阳之府”，督主一身之阳，足太阳膀胱为巨阳，足三阳经脉皆上头而通脑，脑居头颅中，至高之巅，赖阳气通达，使脑髓转运疏泄，以敷和布达于周身，故为纯阳之脏。三、喜静恶扰
脑藏元神，以清静明亮内持为贵，动扰则掉摇散乱，无所适从。《奇效良方》云：“脑喜静谧而恶动扰，静谧清明内持，动扰则掉摇散乱”。在正常生理状态下，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两不相干。当人体脏腑功能失常，清浊相干导致气机逆乱时可上扰于脑而为病。第二节 脑的生理功能
脑通过经络系统与人体各脏腑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脑为十二官之主，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脑具有主元神的生理功能，人体的任何一种生命活动，都是脑统领下的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一、脑主思维
思维是人体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包括认识并分析事物，做出判断，对不同的外界因素有喜怒悲恐忧思惊的反应，并能通过机体本身进行调节，这些功能都由脑所主宰。二、脑主感觉认知
感知活动，包括感觉和知觉两部分。感觉是客观刺激作用于感受器官，经过大脑的信息加工活动所产生的对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担负对复杂事物的简单要素进行分析的任务。感觉是认识的开端，而知觉则是感觉的深化，是人对客观环境和主体状态的感觉和解释过程，即事物整体关系的认识。人体最敏感的感知器官是耳、目、口、鼻、身等，“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之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三、脑主记忆
人之精明在脑，因而存记忆功能。《本草备要》云：“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医林改错》有“灵机记性在脑”之说。四、脑主运动
运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举凡目视，足步、掌握、指摄以及肢体各种运动，都与肝功能有关，亦与脑有关。而且由脑所统帅。如《灵枢·海论》云：“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胫酸眩冒，……懈怠安卧”。五、脑主五志
人类的情志活动是机体对外界精神刺激或既往刺激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节。“五志”是指喜、怒、思、忧、恐五种情志而言，由脑所主。《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由于脑位头而象天，主五脏之神而统五志。只有脑主七情（五志）正常，五脏才能顺应安和而有五常生理气化。反之，太过或不及都可导致脑病和五脏六腑不和的病变。五志不仅与精神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又属于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节 脑神、心神、五脏神的关系一、脑神与心神的关系
心与脑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祖国医学早就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脑为元神之府”等记载。脑与心之间有直接的经脉联系，手少阴心经“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灵枢·经脉》），手少阴之别络“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别而上行，循经入心中，系舌本，属目系”（《灵枢·经脉》），从目系“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灵枢·大惑论》），而“通项入于脑者”（《灵枢·寒热病》）。在生理上，脑为髓海主元神，心主血脉而藏神。而髓、血可以互化，脑中元神主宰心神，故二者存在着密切的生理关系。脑髓需心血的不断充养，方能髓海足而元神旺，正如孙沛所言：“故性动而灵，脑赖心血养之。”而心神对心本体感知的神明活动则需脑中元神的统御。
心与脑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精神意识方面，究竟心脑孰主神明？颇有争论。
1.脑主元神
元神一语，出自道家，《老子》称其为“谷神。”元神的“元”可解释为头。《尔雅·释诂》：“元，首也。”元神即头脑内所藏之神。
古人在很早时就认识到脑位于颅腔内，又与髓相通。在《灵枢·海论》中就已指出：“脑为髓之海，其输上于其盖，下在风府。”张志聪《素问集注》中说：“诸阳之神气，上会于头，诸髓之精，上聚于脑，故头为精髓神明之府。”脑为髓海，髓又为精所化生，脑即为贮藏精髓之处。《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本神》说：“两精相搏谓之神。”父母之精媾合，先天元神自生，精生髓，髓聚合脑，人形未成，神已藏于脑，主胚胎发育，五脏构形。出生后，先天元神内守于脑，激发脏腑功能，分属五脏而为五脏神。脑之元神主百神，具有统领、主宰生命一切活动的作用。如《存守九宫太乙子房诀》谓：“脑者，一身之灵宗，百神之命。”朱棣《普济方·头门》谓：“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可知元神即为“元始之神”是生命的本原，是人体发展变化的内在因素，而脑为元神之府，具有主宰元神的作用。
2.心主识神
识神，又称欲神，为后天之神。张伯端《玉清金笥青华秘方金宝烁丹诀》谓：“欲神者，气质之性也，元神者，先天之性也；形而后有气质之性。”《灵枢·天年》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早在胚胎时期，脑中元神就下舍于心，激发心神即后天之神，继而使其发生作用。心藏后天之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后天生命活动的统帅，故《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心主识神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宰人体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的一切生理活动。《类经·藏象类》谓：“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五脏六腑虽各有不同功能，但必须在心神的统帅和调控下才能相互协调，有序统一，维持人体正常阴阳平衡。《素问·灵兰秘典论》说：“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二是主宰人体精神思维意识等心理活动，心主意识思维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心的“任物”作用。《灵枢·本神》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为之志，因志而所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从“任物”到“处物”的认识过程，即是心神发挥其意识思维感应认知作用的过程。心也主精神活动。《孟子·告心上》说：“心之官则思”。《素问·宣明五气》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将神分为神、魂、魄、意、志五种不同的表现，分归于五脏，为五脏神。五脏又在心的统帅下，协调一致，共同发挥作用。《类经》说：“五脏神藏于五脏而心主之。”
3.脑神与心神的关系
中医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认为，神明所藏在心，所主亦在心。《素问·六节脏象论》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在血液，《灵枢·营卫生会》曰：“血者，神气也”。《灵枢·平人绝谷》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杂病源流犀烛》曰：“血盛则神明湛一，血衰则神气昏蒙。”正常生命活动的进行和精神活动的产生是以五脏所化生的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心主血脉，为血液运动的动力和枢纽，血足则神旺，血亏则神疲，血亡则神灭。由于心神说较好地体现了中医脏象理论对人体认识的生命整体观，因此心在脏腑功能活动和精神活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后世解剖学等认为神明所藏在脑，所主亦在脑。《素问·五脏生成》曰：“诸髓者，皆属于脑。”《颅囟经》记载：“太乙元真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西汉《春秋元命苞》中有“人精在脑”、“头者神之所居”的记载，《金匮玉函经·卷一》说：“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头痛证治》：“头者……百神所聚。”都论述了脑与神明有关。明·李时珍谓“脑为元神之府”，清·王清任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清·程杏轩《医述》提出“脑藏伤，则神志失守”，均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脑主元神的观点，目前多数临床中医工作者均认识到脑在精神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并用“脑主神明”的理论，指导脑病诊疗，醒脑开窍、宁神益脑、清脑熄风、益髓补脑等治法的确立都是对“脑主神明”的丰富和发展。
中西医汇通“心神说”逐渐向“脑神说”转移，但尚未完全取代心的地位。实际上从汉字产生之时起，心脑就被同时赋予了与神志相关的特定涵义。《说文解字》认为“思”字上囟下心，有脑有心为思；《说文通训定声》释曰：“思者心神通于脑”，心气上于脑则产生思维意识活动，心脑具有与神明相关的功能。脑“藏精气而不泻”，为人身至灵之处、先天元神之府，是人体生命之所在；心“主血脉”，“心者，精之所舍”，是人体生命活动之本。近代张锡纯溯源《黄帝内经》，明确提出心脑共主神明，认为“人之神明，原在心与脑两处，神明之功用原心与脑相辅而成。”“脑中为元神，心中为识神。元神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识神者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神明又有体用之分，“盖脑中元神体也，心中识神用也。人欲用其神明，则自脑达心，不用其神明，则仍由心归脑。”认为心脑共主神明，各有侧重，脑重在记忆、想象；心重在研究、思虑。神明往来于心脑之路，脑为统帅，心气入脑，心脑神明贯通，出神明使脑主宰人体生命活动，才能产生思维意识并支配其相应行为。张氏亦善用上述理论治疗心脑系疾病，因心脑共为神明之府，又有血脉相通，故“一处神明伤，则两处俱伤”，脑之神明伤，可累及于心；心之神明伤，可累及于脑，这些认识与西医“脑心综合征”、“心脑综合征”等理论不谋而合。二、脑神与五脏神的关系
人类的情志活动是机体对外界精神刺激或既往刺激作出的反应和调节，《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脑位头而象天，主五脏之神而统五志，五脏神上归于脑，脑是元首，统帅五脏之神，是众神之长，众神自此而生而长，而行其生理功能，意识、思维、知觉、感觉是在脑神的作用下产生的。
在心脑的统辖下，人的心理活动在生理上有赖于宗气的气化、脾气的健运、肝气的疏泄、肾精的化生，心神、肺魄、肝魂、脾意、肾志在脑的作用下发挥各自的功能。脑不仅支配五脏之神，而且还支配五脏之实体，同时还协调五脏形神两者的平衡，《黄庭经》说脑神能“下和六脏绍五官”，即认为脑神有协调平衡脏腑功能的作用。脑主神明的正常，五脏的形神就协调，且五脏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为用，从而保持五脏的稳定状态：《元气论》云：“脑实则神全，神全则气全，气全则行全，行全则百关调于内，八邪消于外。”只有脑主五志正常，五脏才能顺应安和而有生理气化，反之，太过或不及都可导致脑病和五脏六腑不和的病变。五志不仅与精神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又属于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情动于外，而神舍于内，情志的变化依赖于神志的运握。脑藏元神，元神与五脏神两者在生理上互为寄托，在病理上互为因果，五志伤常是病变的因素，元神伤是病变的结果。
目前在临床上形成了脑病多从五脏六腑证治，并产生了一整套相应的理法方药，有效地指导着临床。脑与五脏关系密切，五脏藏神的理论，就是对其功能的具体化。脑主神明的活动是通过五脏所产生的气、血、精、津液为基础的，故脑支配着五脏又受着五脏的约束，从而肯定了脑神与五脏神的主从关系。脑之元神统帅着五脏诸神，同时由于心居于五脏之首，是五脏这个核心系统中的核心，脑神和心神共同协调控制五神脏的活动。三、心神与五脏神的关系《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灵枢·邪客》曰：“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黄帝内经》认为每一脏器都参与了精神活动，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心藏神，在志为喜；肝藏魂，在志为怒；脾藏意，在志为思；肺藏魄，在志为忧；肾藏精，在志为惊为恐，将人的精神、思维、意识等心理活动归纳为神、魂、魄、意、志，并为五脏所藏，即“五脏神”。若心失其主宰和调节作用，则出现“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的病变。
中医脏象学说的主要特点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五脏与神的活动密切相关。强调“心主神明”，但同时也强调五脏与“神”的关系。《灵枢·本神》说：“心藏神，脉舍神”、“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营，营舍意”、“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因此五脏不和则伤神，情志过度则伤脏，故“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生”；“脾忧愁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素问·举痛论》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不同的情志伤人，可影响不同的内脏而产生不同的病证。中医学认为“神”作为人最复杂的精神活动，不可能由某一器官独立完成，而是全身各脏器协作所产生的综合性功能的结果。神既以五脏所藏之精气（血、脉、营、气、精）为物质基础，同时神的活动又能调节五脏功能，而化生精气，故五脏又称为“五神脏”。
中医认为心作为五脏系统的核心，与神明活动关系最为密切。其要害在心神，心神不明则五脏无主，即“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灵枢·本神》谓：“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张介宾在《类经》中指出：“心为脏腑之主，而总魂魄，兼赅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表明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可分属于五脏，但主要归属于心主神志的生理功能。五脏藏神，并不等于说每脏分别产生某种精神活动，其实质在于强调人体内部有承担心理活动的统一系统。“神”是在全部生命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最为高级的机能，而脏器间的整体协调作用，是重要的先决条件。
心神统率五脏神的学说较好地解释了人体复杂生理活动的整合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有序进行，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心理和生理的统一，中医学没有简单地把心理活动归属于脑髓机能，这正是中医学整体观念五脏相关的重要体现。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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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中，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泛指各种肉眼可见的结构或物质，诸如躯体肢节、官窍脏腑、筋肉骨脉及血液精津等。医家认为，形神相即首先表现在形体结构是精神心理寄居的宅所。张景岳有曰：“形者，神明之宅也。”《灵枢·决气》亦说：“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有医家精辟地总结说：“形者神之体……无形则神无以生。”反之，另一方面，神对形亦有影响，“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这是就形神之间总体关系概而言之的。
其次，具体而言，各形体结构大多都与精神心理有着某种联系。例如，官窍是感知器官，感知觉及喜怒忧思等情绪活动每每与之相关；相反，精神情感状态亦可影响到官窍功能，甚可导致视歧、不知臭香、口不知味等。中医学家由于受传统二元形神观的制约，认为窍就是精气（神）魂灵进出的通道。故窍的通畅无阻，便是智慧敏捷，神识健全的前提条件，而窍闭、一窍不通又是神昏愚笨的病理基础，开窍亦就成了醒脑益智的关键。
脏腑与精神心理的关系最为密切。“五脏安定，精神乃居”，（《灵枢·决气》）。五脏藏神魂魄意志，精神心理乃脏腑功能的产物。“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而各种精神心理活动，对五藏又起着颇为复杂的影响。血脉亦与神魂相关，“血者，神气也”（《灵枢·营卫生会》），“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指出了血是精神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肝藏血，血舍魂”；“心藏脉，脉舍神”；“肾藏精，精舍志”；“神藏气中，气载乎神”；“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等的阐述，则进一步把与生命有关的各种基本物质及脉管等都认作为与精神心理有着某种联系。反过来，精神心理亦可波及这些基本形质或经脉等，包括病理性干扰，或导致血行变化，或导致经气逆乱，或导致气机失常，或导致血气虚耗，或导致精液暗泄，或导致谷气不化，……
中医学家和养生家认为精神心理是有层次的，其中“神”是最高层次，统摄着魂、魄、意、志，管辖着感知思欲、喜怒哀乐，故有“元神”与识神、欲神及阴神（魄）、阳神（魂）之分。总体上，“神”藏立于心宫，为心（脑）所主；而各种具体的精神心理活动又依附于五脏，为五脏所主，并与之有着某些特别密切的联系。这种特殊的联系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感知觉与五脏功能特异相关；二是情感活动与五脏功能有特殊联系；三是神魄魂意志等分为五脏所藏，专为某脏所主。
中医学对感觉的论述，除躯体觉、内脏觉外，借五行归为五种，并分属于五脏，认为五脏功能决定着这些感知觉，感知觉的异常亦常反映着五脏功能的盛衰。如《难经·三十七难》曰：“肺气通于鼻，鼻和则知香臭矣；肝气通于目，目和则知黑白矣；脾气通于口，口和则知谷味矣；心气通于舌，舌和则知五味矣；肾气通于耳，耳和则知五音矣。”这些认识虽基于五行归类说，却不乏其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中医学对感觉异常的病理意义判断和诊治常依据上述特殊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中同有此语，只是悲改作思。这样，就形成了五藏主五（情）志的认识。具体而言，心与喜、肝与怒、脾与思、肺与（悲）忧、肾与（惊）恐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喜为心志，心的功能正常，则情感愉悦；否则，易悲伤或喜笑不休；而喜亦促使“气和志达”，有助于心之功能；但大喜太过又可导致心气涣散，甚可引发心疾，即“喜伤心也”。余脏类似。中医学的这种五脏主五志、五志伤五脏的认识，得到了临床较多事实的支持，也有指导诊治的重要意义。
神、魂、魄、意、志是中医学对精神心理活动的一种分类。魂魄意志各有具体所指，但都统属于神。如张景岳在《类经》中指出：“人身之神，唯心所主。……外如魂魄志意五神五志之类，孰非元神所化而统乎一心？”而神魂魄意志又分别为五脏所藏，各自与五脏功能有着特殊的、密切的联系，如《素问·宣明五气》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藏所藏。”这一认识亦受到了后世医家的重视。
在健康个体，心身间有着多重的相互影响机制。一方面，神魂魄意志和感知、情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构成了个体精神心理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生理上五脏功能间也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体现着某种整体性、和谐性；而五脏功能又通过多重机制，与精神情感发生着特异的和普遍的联系；和谐的脏腑气血功能为正常精神心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而健全的精神心理亦借助多种途径，促使生理功能更趋有序、协调，从而“形神相即”。因此，形体、脏腑气血功能和精神心理之间体现着多重关系。中医的精气神学说就探讨了其中的一些联系。
在病理情况下，心身间的关系同样是错综的、多元的。异常的精神心理之间常相互波及，如感知的失常可导致情志的偏颇；而形体和生理功能的病变又常在脏腑气血间相互传变。此外，精神情感的异常，特别是情绪的剧烈波动等又可干扰脏腑气血，而且这种干扰是很普遍、很复杂的，这就是中医理论所强调的“七情内伤”。形体及脏腑气血功能的某种偏差又可表现出情感、感知觉等多方面的精神心理病态。
虽然形神之间，形是基础性的，两者的关系概括为“形质神用”。然而，神对于形，精神心理对于躯体脏腑，却不是可有可无、被动、次要的；而是起主宰性的、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关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上，中医学家突出地强调了“神”的重要性。刘河间有曰：“神能御其形。”张景岳则反复指出：“无神则形不可活”、“神去离形为之死”、“虽神由精气所生，然所以统摄精气而为运之主者，则又在吾人心之神”。对这一层关系的揭示要数明末名医绮石的论述最为深刻、精当。他概括认为，“以先天生成之体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这里的精，亦可理解为泛指形体脏腑。绮石的这段话，以先后天来论形神关系，强调了精神心理活动一旦产生后对形体脏腑的反作用，它统驭着躯体脏腑功能，表现出一种主动的控制作用。这一认识是富有辩证思想的。正是基于这一一贯认识，从《黄帝内经》起中医学家便格外重视精神心理在健康和疾病及养生防病中的积极主动意义。《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谓的“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心）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强调养生防病以“精神内守”为首务，诊治当注重望神，“上工治神”等，即使用药物治疗，须兼顾对患者精神心理状态的调整改善等，因为“运药者，神气也。”都是对上述认识的具体贯彻。第二节 精神心理的传统理论一、神、魂、魄、意、志《灵枢·卫气》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提出了精神魂魄分类一法。其中，“精神”之含义与今不尽相同。今人讲“精神”，通常与心理活动和状态并无严格区分。但古文献中，“精”与“神”却各有所指，“精”主要指精微物质、精气等（有时也包含“神灵”在内）。此处之“神”，多数时候指精神心理活动之统称或总括。古医家认为“精能生神”。《医宗金鉴》曰：“神从精气妙合有”。心理活动有赖于体内精微物质而产生，故“精神”时常并称。张景岳曾指出：“神之为义有二：分言之，则阳神曰魂，阴神曰魄，以及意志思虑之类皆神也，合言之，则神藏于心，而凡情志之属，惟心所统，是为吾身之全神也。”可见，“神”概括了各种精神心理活动，是一种总的指代。
魂魄是传统精神心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灵枢·本神》曰：“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提出了有着内在联系的精神魂魄概念。《左传·昭公廿五年》曰：“心之神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灵枢·天年论》也提出：“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可见、魂魄概念并不神秘，可以理解。它们是人必定具备的一些心理活动，产生于血气、荣卫、脏腑等形体功能之上。对此，张景岳在《类经》中曾引邵壅之语作过颇为精当的概括：“气形盛则魂魄盛，气形衰则魂魄亦从而衰，魂随气而变，魄随形而化”。魂魄究竟指什么，《左传·昭公七年》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孔颖达疏注：“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各异”，这里表达了多层涵义：①魂魄与生俱来，基于形气，自然形成。②魂魄与形体机能强弱有关，“形气既殊，魂魄各异。”这也可看作是遗传或禀赋不同，可造成魂魄有异，即有着某种遗传特质。③“用物精多，则魂魄强。”似乎它们还有着后天习得性差别。这些，可看作是魂魄共有的基本特点。
魂魄虽时时并称，有着一些共性特点，但又有不同，属于两类既有联系但本质又有区别的心理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常以阴阳动静来区分之。《左传》即提到“魂阳而魄阴，魂动而魄静。”概言之，魄是与身俱来的，一俟形体出现便基本具备，故有“魄属形体”，“并精而出入”等说，后世还有“体魄”一词，都是从此义延伸而得。魂则是建立在神气活动基础上的，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活跃的，故有“魂属精神”，“随神往来”等说法及概念。就与脏腑关系而言，中医理论认为：“肝藏魂”，“肺藏魄”，似乎有别。但病理状态下其表现又有某种相似之处，如《灵枢·本神》指出：“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都可表现出狂乱等精神变态行为。归纳历代所说，可以认为魄主要是指一些与生俱来的、本能性的、较低级的神经精神活动，如新生儿啼哭、嘴触及乳头吮吸等非条件反射性动作和四肢运动、耳听、目视、冷热痛痒等感知觉及记忆等。如《类经·藏象类》说：“魄之为用，能动能作，痛痒由之而觉也。”清·叶霖《难经正义》也说：“人之初生，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皆魄之灵也”。朱熹亦指出：“魄盛则耳目聪明，能记忆。所以老人多目昏耳馈，记事不得者，便是魄衰而少也。”魂主要指一些非本能性的、较高级的精神心理活动。东汉钦定的《白虎通》中把感情、情志等心理活动归为魂之功能。张景岳则把梦幻、想象，“精神、性识、渐有所知”等视作魂之用。魂是以魄的活动为基础，但是比魄更高级的精神心理活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思维、想象、评价、决断和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
总之，精神魂魄中，“神”是对各类心理活动的总括。其下又可分作阴阳两大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性的、较低级的，偏于抑制、被动的为魄；后天发展而成的、较高级的，偏于兴奋、主动的为魂。因此，魄属“阴神”，魂为“阳神”。这一分类虽较粗疏，却不无可取之处。
就“意”而言，大多与注意、记忆、思维和推测等心理活动有关。如“心有所忆谓之意”（《灵枢·本神》），“意者，记所往事”（《三因方》）。都是指“记忆”，这是它的主要含义。有时，意又指注意，表现为对某事物的指向和集中，它和记忆有着内在联系。如《类经·藏象类》曰：“一念之生，心有所向，而未定者，曰意”。《医宗金鉴》亦指出：“意者，心神之机动而未形之谓也”。这都带有注意性质，或可理解为进行思维活动的初始状态。意的另一层意思是“思”，即思考、思虑也。《黄帝内经》中既讲“脾藏意”，又强调“脾在志为思”。陈无择《三因方》中：“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正因为脾主思虑，智谋出焉，故《难经·廿四难》称“脾藏意与智。”此外，意还有推测、臆度、分析之义，《说文解字》释“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
志的含义较多，广义的“志”与“神”同义，泛指各种精神情绪活动。中医理论称“心藏神”，又曰“心主神志”，古有“五志”、“六志”等说，这些“志”均与广义的“神”同义。狭义的“志”的主要含义可以说是有着明确目标的意向性心理过程，亦即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动机和意志。张景岳在《类经·藏象类》中解释说，“志为意已决而卓有所立者”。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亦指出，“志意并称者，志是静而不移，意是动而不定。”中医理论认为“肾藏志”，意即肾中精气充盈强弱与否，与人的毅力、坚韧性和意志坚定与否有关。二、情绪（情志）
情绪既是发生在每个个体身上的体验，又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类反应；既是冲动，亦是行为。因此，心理学家只能说它是一种复合状态，是以特殊方式来表现心理的东西。简言之，现代心理学倾向于认为情绪心理至少由情绪体验、情绪表现和情绪生理三方面所组成。它的体验和表现有平静缓和的和明显激动的、细微难察的和剧烈外显的、轻松愉悦的和紧张焦虑的等多种截然不同形式。情绪与环境、认知、行为等都有联系，它不仅和众多不同层次的生理过程相关联，而且广泛地与其他心理过程相维系。正因为情绪的这一特点，它在精神病理学和心身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有着突出的意义。
现代心理学对情绪体验又进一步区分出情绪、情感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情绪可通俗界定为机体对生理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体验；情感则是与人的社会性、精神性需要和意识活动相关联的体验。至于情绪，我国心理学家又细分为心境、激情与应激三类。心境指比较微弱而持久的、具有感染性的情绪状态。它不是对某一事件的特定体验，而是一定时期的主导性的情绪色彩。激情指一类迅速、猛烈的，具有暂时勃发特点的情绪状态。它常伴有明显的，甚至过分剧烈的机体内外反应或变化。应激则是出乎意料的情境引起紧张的情绪状态。
现代所说的情感、情绪，包容在中华古贤所说的情、情志、情欲等中。对于“情”，古贤有过多种分类方法。其中，医界普遍遵奉，影响最大的当数《黄帝内经》提出的“七情”说（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五志”说（喜、怒、思、忧、恐）。两者常并称为“情志”，故中医至今仍以“情志”泛指人的情绪，情感活动。
情的产生大多非凭空而起，乃“感物而动”。接受了外界刺激后所激起。朱熹说：“喜怒哀乐，乃是感物而有，犹镜中之形，镜未照物，安得有影。”情的产生有赖于“心”。《类经》中张景岳说：“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处的“心”，包括有两种既相关又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器质之“心”（脑），这是情绪产生的形体基础；另是指出自于“心”（脑）的精神心理活动（即“心神”）。“情”不是一种单纯的反应或体验，它涉及内外多个心理生理层次陈无择指出：“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情之动既伴有内在脏器变化，如《素问·举痛论》所归纳的“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等同步的生理波动；又兼见躯体、表情等特征。可见，情绪之动，既伴有某种自我体验（喜、怒），又同步出现内脏反映，并同时表现出特定的表情特点。三、精神心理产生的条件
笼统地讲精神心理产生的条件，显然是困难的。因为精神心理包含有知、情、意等不同心理过程，以及复杂的个性心理问题。不同心理之产生，自有各自特点，每种心理活动又涉及动力、躯体、理化、社会、文化等众多方面。
1.脏腑气血，躯体生物条件
精神心理的产生有个先决条件，它是特定躯体结构和某些理化过程的产物，亦即依赖于生物躯体的。这些在中医学简称为“形”，包括脏腑气血。躯体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心”。先秦诸贤已意识到“心”在精神心理活动中的重要性，中医理论更认为各种心理过程都与“心”有关，是心的机能活动之产物。《黄帝内经》遂有“心藏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之说。张景岳在《类经》中进一步指出，“心为脏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并该意志。……五志（情志）唯心所使。”“聪明智慧，莫不由之（心）”，可见感知、情绪、意志等在中医看来，无不与“心”有关。中医藏象学说自有它的特点，它常立足于功能，而非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心，其实是包含脑在内的。这一认识到了宋代，朱熹试图对通常所说的心，进一步作出区分。“肺肝五脏之心，都是实有一物；”另还有一“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基此，明代医家李梴在《医学入门》中进一步把心分作“血肉之心”和“神明之心”。很显然，所谓“操舍存亡”的“神明之心”，乃“脑”无疑。此后，李时珍、金正希、汪昂等纷纷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因此，中医认为心（脑），是产生精神心理活动的主要器官。
其他四脏亦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精神心理过程，如《素问·宣明五气》曰：“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提示魄魂意志尚与四脏相关。感知觉亦分别与五脏相对应，如嗅觉与肺，视觉与肝等。情志亦不例外，虽均发自心，但又分别共涉到各脏。“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可见，古人在认识到心（脑）的机能是各种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的同时，还推测不同的精神心理与不同的脏腑机能之间的某些特异性联系，揭示了心理活动广泛的生理基础。
气和血与精神心理关系十分密切，它们是精神心理产生的物质基础，《素问·八正神明论》指出，“血气者人之神”，意即人的精神充沛、神志清晰、感知灵敏、记忆良好、思维敏捷、情绪稳定、活动自如等都有赖于血液充盈，血行和调，能对心脑官窍进行濡润营养。故《灵枢·平人绝谷》说，“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相反，血虚、血逆、血热、血瘀、蓄血，妇人行经期的血行紊乱等都可引发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精神异常。
中医理论认为，“气”维系着生命过程的众多环节，它与精神心理（主要是情绪）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气机”上。在中医看来，气机为气的运动，其主要形式是升降出入等循行状态。气的各种生理效应，都是在气机调畅状态下实现着的，各种精神心理波动，必然伴随有气的循行改变。由于躯体病理因素所致的气行异常，亦可伴有某些精神情绪方面的偏差。因此，气机就把生理和心理密切地联系起来。气机升降出入正常，畅流不滞既是各种生理过程得以正常进行的先决因素，亦是精神心理活动赖以和谐健康的前提条件。故王冰注释《素问》时曰：“喜怒之所生，皆生于气”，“气和则神安”。《素问·举痛论》则从病机角度提出，“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大凡情绪波动皆伴有气机紊乱。后世医家亦都主张通过调整气机，来纠治某些精神情绪异常。
2.营求欲望，内在动力因素
精神心理是人的机能活动。它的产生有自身内在的动力因素。《荀子·性恶》即指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这是基于内在饥渴寒暖疲乏等器官状态或需求所产生的心理动力，它驱使人们去追求某种满足，能否满足及追求过程又每每伴有某种情绪活动。《荀子·性恶》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生而有耳目之欲”。这些是人的感官的本身需求，它驱策人们采取某些行动，并在此同时伴生某些情感或情绪。
对于内在之欲求，古之贤哲见解不一，或主张抑遏，或主张灭欲，或主张节之，或主张顺之，间有放纵者。然而，医家倾向于认为，执其两端，放纵或强抑者，均不利于健康。故《黄帝内经》即告诫不可纵欲，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亦把“营求未遂，深情牵挂”列为“良药难医”之常见心病。
3.境遇刺激，外界的诱因
精神心理活动，特别是感知认识过程和情绪等每以外界刺激为诱因，很少凭空突兀而产生。《灵枢·本神》则以“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的一个“任”字，来表达接受外物或外界信息刺激后心（脑）遂可产生一连串精神心理过程的明确认识。
可以诱发精神心理的外界刺激涉及方方面面。大凡各种外在现象或信息，都是触发感知和认识过程的刺激因素，而众多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和生活的因素或事件等又可引起情感和情绪的波动，有时还可出现病理性的情绪波动。例如，战乱、社会动荡、自然灾害、饥荒等都可促使经历其中的民众精神情感波动，引发精神异常，甚或心身障碍。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以及个体生活背景的变迁，社会角色的更替等亦都是触发精神情感波动的常见刺激因素。《素问·疏五过论》所说的“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等“脱营”、“失精”之病，就是典型的因生活背景恶化，社会角色剧变所导致的精神内伤，终成痼疾。
人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是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环境之一，亦是诱发精神活动的常见外因。和谐协调的人际关系可使个体处于信任、支持和友情之中，精神情感易于和畅愉悦，即使偶有起伏波动亦易于恢复如常，或及时获得众多的宣泄途径。相反，人际关系不协调则易使人长久地处于不良心境中，缺乏必要的遣泄途经，易压抑郁遏，甚可引发精神情绪障碍或心身病变。四、情绪致病的机理
有关情绪病理的生物学机制，古代医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间的部分奥秘。根据中医概括，情绪主要“因郁致病”，它既可导致脏腑气血等躯体功能障碍或病变，亦可诱发神志、思维、睡眠等其他心神活动障碍。其主要通过以下一些机制或环节进一步引起心身两者的病变。
1.干扰气机
中医理论认为，人之有生，全赖于气。气对生命过程的持续，起着推动、激发、温热、防御、固摄等众多重要的生理功能。而气要发挥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一则取决于气的充沛，量的不匮；另则有赖于气在机体内的运行正常，后者又被称作“气机调畅”。只有气机调畅，升降出入协调有序，各项生理功能才可能得以充分发挥，脏腑气血间的功能活动才能保持协调稳定。因为脏腑的各项生理功能，大多都与气机的升降出入相维系。故《素问·六微旨大论》强调，“升降出入，无器不有”。“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从中医理论看来，不仅脏腑等躯体功能有赖于气机协调，情志活动亦与气机关系甚密。这是因为一方面精神情绪（志）是脏腑功能活动之产物，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其次，情绪（志）活动与气的运行又有着对应关系。因此，调畅气机，常可表现出调畅情绪的效应。
生理状态下气机与情绪（志）的相互维系，表现在病理上就是相互波及，相互影响。气机紊乱可导致情绪失常，而更为多见的是情绪失常导致气机失调。因为情绪反应多动易变，而刺激情绪的社会心理因素又处处存在。例如，《鸡峰普济方》曰：“五噎诸气，药难收效。此病缘忧思恚怒，动气伤神，气积于内，气动则诸证悉见”。噎即噎膈，多因于忧思恚怒等情绪障碍，情绪障碍可“动气”，干扰气机，伤及心神，气机紊乱则“诸证悉见”。情绪异常每每伴有气机郁滞，气行不畅，或气行失常，故中医学常以“郁”概括之。因郁致病亦就成了内伤七情病机的总括。
中医学家还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情绪反应所伴有不同的气行特点，或者说不同的情绪反应对气机的不同病理影响。《素问·举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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