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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必昆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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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红墙试读：

序一：不朽的精神　光辉的历程

为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下，云南省作家协会组织作家撰写了十部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省在深化改革开放，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目标的辉煌成果和艰辛历程。生动、真实、客观并富于作家感性的观察角度和直敏的情感体验，为建党九十年，留下了一份生动记录，为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份可资参阅的文学读本。这十部文学作品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

文学艺术作为一项事业是永恒的。这是因为，她是伴随历史而前进的。她的“人民性”也体现在对历史进程的描述中。列宁就评价过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是“历史的镜子”。这个评价适用于一切文学艺术作品，至今，也是我们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标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崛起，是上个世纪后20年和新世纪世界最瞩目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事件。有幸经历并伴随她的进程，对作家艺术家是幸运的。我们一贯倡导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这肯定合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是科学发展观对于文艺事业科学指导的主体部分。而“报告文学”是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我的理解，这个“统一”不是“文学”加“新闻”，而是新闻的客观性本身就具有无数生动感人，极其富于时代特征的元素，这些历史的片影、片段、事件、人物，对新闻来说，是具有时效性的，也就是说新闻要以“现场和及时”为其基本要求，这也是新闻“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标准。但对于文学而言，她有可能完成新闻、后新闻（深度报道）中不能完全概括的思考、对照、挖掘、回顾、综合阐发及艺术化的再现和释放艺术语言的强大感染力等等。所以，报告文学是一个很好的武器，一种大众喜闻乐见、便于传播的文学样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如《震撼世界的十日》、《红星照耀中国》等等，都曾改变了世界的目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一个民族、一段历史的走向、命运。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历程中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在这一既艰辛曲折，又充满各族人民、党员干部群众、人民军队、社会各界创新性的奋斗历程中，有很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具有永久魅力的事迹。历史永远具有美好的“故事”，永远不乏妖娆风姿，只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否能找到她、发掘她、理解她，并通过艺术的创作劳动展示她。这里，就有一个“被感动也感动人”的问题，“被感动”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作家艺术家不会激发才艺和想象力，便谈不上有好作品。那么，“被感动”是否也存在一个“前提之前提”呢？我想是存在的，这在艺术实践中比比皆是：一个作家艺术家没有很好的思想艺术修养固然是很大的缺失，但，如果没有对人民的真实情感，没有对历史的深邃了解，没有对党和国家的坚实责任，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就不会被激发与被感动。创作“原动力”就无从谈起。我这样说，并非对作家艺术家已经作出的努力有所苛责。相反的是，我从他们业已取得的成绩中，恰恰看到了这一点是如何重要！如何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失败。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互相勉励并共享的话题。十部报告文学，不可能水平一样齐整，会有一些参差，也会有作者知解表达的不同，但我看到了，参与这个写作工程的作家，他们都注意到在纪录真实历史时，把突出“人”，即各族人民群众的事迹、精神风貌和感人事迹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在很多与写作相关的环节上，尤其是社会进程的特殊性、普遍性、复杂性、全局性等等方面，作家又难于精细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长期地在社会各个方面层面上深入生活，真实体验和深刻解析，加强包括政治素质在内的诸多方面的素养。我以为，这也是这次写作活动的启示之一。

最后，我要说的是，一部文学作品、一台戏剧、一部电视剧和电影、一首歌曲……等等。当它演出或发表、出版后，它就不再是作家艺术家个人（或创作群体）的作品，而是社会产品。围绕着阅读、观赏、品评，是一个作用于受众精神、心理的“场”。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对“文化产品”特殊性的分析，即我们说的社会效果，及其导向作用。好的作品，就应当有好的精神力量，对促进社会和谐起到推动作用，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会有基础性的再创作的推助力。文化产品的丰富固然是好事，但“文化生产力”的核心价值所在，是要不断地有优秀作品、文化精品产生。围绕这一中心环节，包括各级主管部门、各专业团体、作家艺术家们还赖你们持久努力。

近年，云南文学事业呈现了普遍的繁荣，先后有多篇力作，如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于坚的《只有大海苍茫如幕》、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雷平阳的《云南记》、黄晓萍的《真爱长歌》、吴然的《踩新路》等荣获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大奖。这充分说明我们的作家是努力的，也是具有巨大潜力和创新精神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改革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党从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革命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的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直到今天的震撼世界的极其伟大的改革发展事业，其间，经历了无数曲折也创造了人类史上最瞩目的成就，必将深远地影响世界的未来。在这个伟大时刻，作家们抒写时代豪情、高奏时代凯歌、记录时代足迹、阐扬时代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祝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祝时代的文学与时代携行！2011年4月29日（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序二：红色岁月之歌

滇南蒙自，近中越边境，其地理位置显要，历史文化悠久，史为“云南古县”、“滇南重镇”。境内有万年前旧石器时代被命名为“蒙自人”的古人类活动文化层遗址，是国际河流红河流域乃至云南的人类发源地之一。置县2100多年，“蒙自”县名连续使用至今700多年。尤其在云南近代史上，蒙自有着极为辉煌的地位，云南第一个海关、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条民营铁路等十几个第一均诞生于蒙自，百年前蒙自的地位一度与昆明、广州等大城市并驾齐驱，就连上海也有一条“蒙自路”和其它以省、市命名的街道穿梭共存。西南联大曾迁蒙自办学，由此闻一多、朱自清等一大批著名教授亦随之而来，为边陲蒙自带来了先进的一流文化。

其实，在历史文化方面，蒙自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党史文化。1928年，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县查尼皮村召开，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人王德三、吴澄、李鑫、杜涛等在此之前就长期到蒙自开展工作，蒙自一度成为云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在党史方面创造了若干的云南之最。可长期以来，我们对蒙自重要的党史文化、特别的红色文化认识并不够。固然党史工作者付出了多年的辛劳，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出版了一批书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更要看到，现有的党史成果主要是在党史系统内进行交流，即便查尼皮“省一大”会址也仅作党员单一的参观学习点，整个蒙自的重要党史还没有广泛宣传开，对社会面影响还不大，未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这些，都与蒙自党史在云南乃至全国的历史地位还不够相称，与早期云南共产党人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还不够相称，与党在云南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还不够相称。

2010年，党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召开了高规格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这将掀起全国第三次党史研究热潮。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我们要按照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重新审视、定位蒙自党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在云南的重要历史地位，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加强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教育。要把党史文化放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全局中来统筹研究，打造好以查尼皮为核心的蒙自红色文化旅游，做好规划，建成云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党史教育基地、云南干部培训教育基地、云南红色文化旅游基地，充分发挥蒙自红色文化的作用，使蒙自红色文化在全省占有重要位置。

所有这些规划的基础，当然是要先把蒙自乃至迤南的党史研究透、定位准，既要走进党史资料，又要走出党史资料，把党史资料写活，使党史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最好是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给予展示。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

去年，王必昆写出了一篇长文《

云南的“井冈山”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们党的历史，不仅同党的过去相联系，也同党的现在和未来相联系。用鲜活的党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青少年，是党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不仅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要学习曾经发生在我们脚下这块红土地上的地方党史。我们需要更多地把地方党史融入文学艺术、红色旅游等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创造一批红色文化成果，扩大蒙自红色文化影响力，推进蒙自红色文化建设，努力使蒙自成为一个重要的红色文化旅游之地。让更多的人走进蒙自红色岁月，解读云南红色文化，铭记红色革命历史，更为有效地做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2011年3月30日（作者系中共红河州委常委、纪委书记）云南的“井冈山”一

云南当然没有井冈山，哪怕是同名的也找不到。井冈山是江西的，更是中国的。她在中共党史上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历史丰碑，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历史选择了井冈山，井冈山创造了历史。如今，各种桂冠挂满了井冈山，就连百元人民币背景图案都是井冈山主峰，井冈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独具魅力的红色旅游首选之地。

但云南也有一个地方，她丰富而重要的党史资源堪比井冈山，在中共云南地方史上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占据重要地位。无论从建党背景、建党时间、武装组织、党史地位、地理环境等方面来讲，都与井冈山极为相仿。她在云南党史上创造了若干个第一，是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所在地，是云南党组织的重要根据地，完全可以比拟为云南的“井冈山”。

她，就是滇南重镇蒙自。二

历史要造就一个地方，往往有着很多偶然性，但更多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必然性。井冈山如此，蒙自也如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之后，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改变计划停止攻打长沙，决定到国民党管不着的地方去站住脚根。毛泽东摊开地图，指着湘赣边界山形最宽的罗霄山脉中段，说这个像眉毛一样的地方，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就这样，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且走且战，行程约千里，耗时一个多月，于1927年10月27日到达井冈山地区，井冈山由此登上历史大舞台。

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很快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将当地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革命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井冈山的革命队伍由此日愈壮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留下了宝贵的井冈山精神。即：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这些让今天的80后90后看来枯燥无味的词语，却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后来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源头。没有这种精神，共产党不会成功，共和国也不会诞生。

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前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取名《井冈山的斗争》，首次正式使用“井冈山”这个名字。从此，井冈山的英名载入史册。井冈山对于毛泽东很重要，毛泽东对于井冈山也很重要。在毛泽东一生中，有三首词是因井冈山而作，足以见诗人毛泽东心中的井冈山情结。这三首词是《西江月·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

我到达井冈山，是2008年的夏天，山下很热，山上却清新凉爽。作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井冈山保存下来100多处革命旧址遗迹，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1处。就是这座山，朱德称之为“天下第一山”，彭真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斯人已去，而气息长存。井冈山的每一个景点，每一段历史，都让人敬仰。中国的名山，大都或多或少摇曳着宗教的身影，井冈山是一个例外。正如陆定一总结的“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井冈山是革命根据地，是无神论的家园，这里没有一座庙宇，没有一尊神像，没有一点宗教氛围，惟有红色精神与绿色植被蔓延座座山峦。如果非要在这里找出神来，那井冈山之神就是毛泽东，人们信仰和朝拜的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三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南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既偏僻又封闭。蒙自位于云南与越南交界的高原腹地，虽偏僻却开放。

蒙自历史要比井冈山悠久得多，乃云南古县之一。境内有万年前旧石器时代被命名为“蒙自人”的古人类活动发源地之一。公元前109年已置贲古县，元至元十三年（1276）置蒙自县，县名连续使用至今已达700多年，历来是滇南军事重镇，滇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蒙自开关

近代史上，蒙自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典型缩影。中法战争后，云南成了法帝国主义势力范围，蒙自即成法帝入侵中国的桥头堡。从此，蒙自被辟为商埠，于1889年建立云南第一个海关，正式开关通商设领。法、德、英、美、意、日等列强纷至沓来蒙自开设领事府、洋行、银行和公司，使雄踞滇越水陆通道关口的蒙自迅速成为云南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朱德在蒙自起兵讨袁（油画）　赵建柱（蒙自）滇越铁路碧色寨火车站

在建党前，蒙自这个西南边陲的小县城已展露出许多革命的思想准备和斗争端倪。早在1899年，为反对贪官及法帝修筑滇越铁路，掠夺锡矿资源，蒙自大屯（今属个旧市）杨家寨人杨自元就领导矿工、农民千余人围攻蒙自县城，袭击蒙自海关，火烧税务司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开展的武装斗争之一。

1909年2月，朱德来到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由于讲武堂只收云南籍学生，于是朱德就填写名气较大的蒙自籍贯报考并被录取。1912年下半年，朱德调到云南陆军讲武堂任军事教官兼区队长，后又返滇军升任营长，驻滇南临安府蒙自县一带。1915年12月25日，已为团长的朱德响应蔡锷、唐继尧等策划的反袁武装起义，在蒙自宣布反袁起义，拉开反对袁世凯卖国复辟的斗争，征用蒙自所有火车车皮，率部队开往昆明，参加著名的云南护国起义。这是朱德参加的第一次起义。谁曾想到，13年后一路起义到井冈山的朱德，竟是从滇南蒙自走出革命的人生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迅速影响到西南边陲。蒙自青年杜涛发起组织示威游行和集会，组建“劳工团”，恭行“劳工神圣”，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中共蒙自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就是这个满腔抱负的杜涛，点燃了共产党在蒙自燃烧的火炬。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些激流不断涤荡着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大地，新的生命由时代孕育而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混乱动荡的中国作出了开天辟地的历史性选择。

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踏足彩云之南，使云南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和建立党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毛泽东大约只是红军长征时到过云南，而云南党组织却从建立之始就得到毛泽东的关注。

那是1926年8月，云南建党几次都未成功，这时经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推荐，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滇籍共产党员李鑫回云南开展建党工作。9月，毛泽东、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之子）分别接见了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云南籍共产党员周霄、黄丽生等人，派他们回云南在李鑫领导下开展工作。11月7日晚，这天是俄国十月革命9周年纪念日，李鑫在昆明平政街节孝巷24号（今55号）周霄家里主持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这是云南第一个中共组织，书记吴澄，是李鑫发展入党的年仅26岁的云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1927年2月6日，年轻的中共云南特支策动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四大滇军将领，成功推翻了嚣张的大军阀唐继尧在云南的反动统治，史称“二六”政变。这次政变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立即派王德三带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滇军）政治训练班结业的10多名学员回云南，加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力量。3月1日，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在中共云南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特委书记为王德三。

王德三是云南祥云人，1922年就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者和早期主要领导，培养了刘志丹、安子文、刘澜涛等一批重要干部。到云南之前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直接在该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并兼任广州滇军第三军留守处政训班班主任，和他一起回云南的都是他的学生。还未到而立之年的王德三可谓才华横溢、经验丰富、资深望重，党组织委派他到云南家乡领导工作，真是选对了人才。

中共云南特委成立后，先后在昆明市区内的学校、工厂和蒙自、嵩明、个旧等县成立了党支部，逐渐打开全省的工作局面。

同王德三一起回云南的共产党员杜涛，主动要求到滇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蒙自开辟党的工作，迅速发展建立了各种革命组织。

1927年4月，在中共云南特委领导下，中共蒙自支部成立，杜涛任书记。这是蒙自县第一个中共组织，也是云南省第一批县属中共组织。中共蒙自支部受中共云南特委直接领导，是云南最早的党支部之一。这是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蒙自历史最重要的事件。蒙自开始登上中共历史舞台，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重要据点。而那时，“八七”会议还没有开，秋收起义还没有发起，井冈山还只是一座寂静的山林。蒙自建立党组织，理应比井冈山要早7个月。

1927年12月8日至9日，中共云南特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王德三。并决定建立迤南区委、蒙自县委、个旧临时县委。李鑫为迤南区委书记，区委机关驻蒙自。陈廷禧为蒙自县委书记。从《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组织史资料》等权威党史书籍中可比较而出，1927年12月即成立的中共蒙自县委、中共迤南区委，是云南省最早的完整县委和最早的区委。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蒙自党组织演绎了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历史画卷，为云南创造了宝贵的党史财富。而井冈山地区是到1928年2月，才逐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4个县委和一个特别区委，这都明显晚于蒙自。

如今面对这些模糊的流金岁月，我感到遗憾的只是，80多年前中共蒙自支部的建立，包括随后中共蒙自县委、迤南区委、迤南特委、蒙自中心县委的建立，都没有留下具体到天的时间，没有留下准确到屋的地点。让我在几十年后越来越新的蒙自城市和乡村，找不到先驱者杜涛等人的足迹，寻不到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昆明外的最早起航点。历史无情地冲刷了所有的痕迹，使蒙自少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物，使我们多了一份红色文化的惋惜。五

蒙自之所以能在云南较早成立中共组织，掀起革命浪潮，缘于一个杜涛。

杜涛系蒙自县倘甸村人（今属个旧市），从小好学善思，敢作敢为。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从北京传到西南边陲蒙自后，时为蒙自十三属（临安八属、开广五属）联合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的杜涛，就组织二、三百名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京、昆明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20年冬，中学毕业的杜涛在蒙自城东门内组织“中国青年劳工团”，门头高悬“劳工神圣”牌匾，宣传进步思想。1923年5月，杜涛在亲友资助下，先后到上海、南京、北京、沈阳等地学习，寻求救国之道。在北京期间，杜涛结识了王德三、张经辰等滇籍共产党员，加入中共领导的云南旅外进步青年组织“新滇社”，找到了革命道路的方向。杜涛

在党史研究室的一堆旧书里，我找到两本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书，想查找毛泽东的资料。一翻看，竟意外发现杜涛的名字，令我兴奋不已。原来杜涛参加过农讲所学习，这可是现有的地方党史和地方志资料中关于历史人物杜涛被遗漏的一段重要经历，即便偶有提及，也只是一两句话就带过，完全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窃以为，正是因为参加过农讲所学习，杜涛回到蒙自后才能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乃至成为党组织的领导人。这样我还得说说农讲所，那个成功塑造了包括杜涛在内的全国大批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特殊学校。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无论从中国农民运动史，还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教育史的角度来说，无疑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时，农讲所、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曾被并称为广州四大革命基地。农讲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举办了六届，毕业生797名，分配到全国各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杜涛参加的是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职务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在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中，第六届农讲所毕业生姓名表中清楚写着云南蒙自杜涛，为革命牺牲的广州农讲所学生名单中，第六届云南籍也赫然写着杜涛。蒙自只有一个杜涛，这绝对假不了。这届学生入学327名，毕业318名，此表调查到229名，资料明显不全。但即使这样，杜涛仍在名册。云南10人，调查到的有7人，杜涛排列云南省籍第一。比杜涛早回云南参与建立中共云南第一个党组织的周霄、黄丽生，建国后成为中央领导的王首道，他们和杜涛皆为第六届农讲所同学。另一本由陈登贵、林锦文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对调查征集到的农讲所历届所长（主任）、教员、学员生平事迹进行编写，共入传人物115人，其中第六届学生入传人物39人，杜涛名列其中，云南只有他一人，可见其重要性。

我试图凭据第六届农讲所的办学经过及其他党史资料来作推断，这样杜涛应是1925年在沈阳日本办的南满医科大学肄业后，因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愤然停止该校本科一年级的学业，于1926年3月底经上海南下投奔当时的全国革命中心广州。据说是经王德三介绍，杜涛报考了农讲所，经过4月份的招生考试，5月至9月参加了第六届农讲所学习。在农讲所学习期间，杜涛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一大批精英人物的风采，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萧楚女、彭湃等教员讲授的25门课程，以及林伯渠、何香凝、郭沫若等人的报告或讲演。当时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共计36小时。这个班的学员还参加了五四运动纪念会、马克思诞辰107周年纪念大会、援助英国工人大罢工大会、北伐誓师大会等社会活动。进行了10周的正规军事训练，2周的农运实习，甚至还学习革命画和革命歌。农讲所这样的教学安排可谓有声有色，既有理论授课，又有社会实践，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搞军事训练，毕业学生皆是文武双全。难怪杜涛回蒙自后既能办班讲理论，又能入村搞农运，还能组织发动武装斗争，这全凭在广州农讲所取得了“真经”。云南没有的资料，竟然从广州的两本书中寻得，想必还会有不少关于杜涛的史料零星记载于外地的书籍中。如果下次去广州，还真想到位于惠爱中路的第六届农讲所旧址番禺学宫看看，寻找上世纪20年代杜涛曾经坐过的课桌和睡过的床铺，寻找和杜涛一样的几百名热血青年齐集一堂的精神高地，闭眼嗅闻毛泽东、周恩来等仁人志士崇高的理想气息。倘甸村

在农讲所毕业后，杜涛又进入共产党在广州大沙头举办的北伐军第三军（滇军）留守处政治训练班学习，与该班班主任王德三再次因革命理想而相聚。这个云南训练班有40多人，以新滇社和云南青年努力会的成员为主，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大家都是老乡，更有无尽的豪情话题。政训班的教员很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家和理论家，可谓思想先进施教有方，3个月的学习已使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期间，杜涛又一次有机会聆听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老师到训练班作的讲课，使自己革命的本领更加得到提升，其革命激情已燃满胸腔。在农讲所或大沙头训练班学习期间，杜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蒙自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政训班结业后，杜涛就随王德三回到云南，那是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云南地方党组织力量而作出的派遣。

就在1927年那个阴霾的春天，杜涛从毫无过年气息的广州辗转回到阔别4年的家乡蒙自，回到生他养他的倘甸村，一切都是那样熟悉而陈旧，一切又是那样黑暗而悲凉。26岁的青年党员杜涛，以一个革命者的过人胆识，充分运用在广州农讲所和政训班学得的本领，大胆开辟滇南从未有过的天地，创造滇南从未有过的历史，几乎每天每月都有着历史的进步。

1927年3月，杜涛在蒙自举办读书会，宣传国共合作，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并到蒙自城郊5公里的小东山村开辟工作，建立了迤南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4月，在省特委领导下，成立中共蒙自县支部，杜涛任书记。尔后，组织成立了蒙自县农民协会，这是全省成立农民协会最早的10多个县之一。还成立了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蒙自分会，为全省第一个成立妇女解放协会的县城，成立当天组织六七千人在城区游行，这在蒙自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规模游行活动。

1927年4月底，省特委委员李鑫以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执行委员的身份到蒙自，协助杜涛建立了国民党蒙自临时县党部（左派），杜涛历任指导员、农工部部长。此后，杜涛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相继组织成立了蒙自海关工会、蒙自学生联合会、个碧铁路蒙自火车站机械工会等组织，使滇南大地的革命形势骤然而起。

杜涛满目忧患，着长衫穿草鞋，孤寂地在家乡的红土地上疾行。他深入到小东山、倘甸、灰土寨、十里铺等村寨举办农民夜校，在小东山村关圣庙举办训练班，在城区创办工人夜校，在县城回春街10号创办平民子女读书班。抱着固如磐石的信念从一字一句教起，不断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培训党团员和农会干部。如今所有的村子，都没有保留下杜涛办农民夜校的房舍。10多年前我到小东山村寻找关圣庙时，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村里老人能指出当年位置。就连城里的回春街，那条最能代表蒙自古城意韵的青石板路，也在几年前旧城改造的旗号下被强制拆除了，变换而来的是一片喧闹浮躁的商住区。我至今不清楚回春街10号是谁家，倘若早些年知道这些本土的历史，或许还可以敲开木门，去那四合院看看，因为我毕竟无数次地走过那条寂静的小巷，经过那些并不留意的每一户四合院人家的门前。蒙自学生联合会成立的地点土主庙，在蒙自二小院内，这座始建于明末清初的古建筑，历经磨难，其后殿有幸得以保存修缮，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作学生阅览室用。这座古庙，其实就在曾经的回春街附近。

中共党史把“八七”会议作为一个分界点，这样1927年就被历史拦腰折断为两个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为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的精神辗转数月传到云南后，迅速得到贯彻执行，云南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滇南，蒙自党组织的领导随之得到加强，杜涛的革命同仁也越来越多。这期间，杜涛一直跟随省特委委员、迤南区委书记李鑫，在滇东南大地上为革命活动连续奔走，徒步往来于个旧、蒙自、建水、石屏、文山、马关等县的广大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了解共产党组织活动情况和社会现状，检查指导工作，发展党员，加强迤南党的建设。1928年4月，杜涛任中共迤南区委委员，6月升任中共迤南区委书记。在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杜涛被选为省临委候补委员，这是他的最高职务。

杜涛是善于斗争的，农讲所3个月的军事训练完全能使之胜任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蒙自建立党组织后，杜涛成功领导了“倘甸农民借粮渡荒斗争”、“反对法国洋行老板戏弄中国百姓斗争”、“小东山暴动”及未能实现的“加衣暴动”等一系列革命斗争。1928年11月7日，杜涛在蒙自芷村不幸被捕，1929年5月2日被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杀害于昆明，牺牲时年仅28岁。这个充满血性的汉子，以非凡的铁骨丹心忍受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实施长达半年的残酷暴刑，最后把一切献给了蒙自，把生命献给了执着追求的革命事业。

蒙自，将永远记住这位革命的儿子。六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八七”会议。

因与中央失去联系，中共云南特委是从报纸新闻中才得知中央领导了南昌起义。直到1927年11月底，中共云南特委才收到“八七”会议的有关文件。之后，先由特委书记王德三在蒙自组织党员讨论，形成贯彻执行决议的草案，再带到文山支部讨论修改。这也许是王德三第一次到蒙自，从此以后，蒙自对于他就是常来常往之地了。12月中共云南特委扩大会议后，省临委按照“八七”会议精神，结合云南实际，迅速组织党团员向滇南铁路沿线、矿山及全省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转移，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新当选的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委员吴澄、李鑫、吴少默及大批干部开始到迤南蒙自工作。

1928年1月，省临委在昆明临江里举办党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30多人。龙云政府这时开始清党，训练班在昆明只办了一星期，就由王德三、吴澄带领学员转移到蒙自小东山村继续举办，一星期后才结束。省临委训练班的地点，当然还是村里的关圣庙。

就在这个月，就在这个村，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农民斗争。所有的党史资料，从县到省，从内部资料到公开出版，都记载小红寨农协会员高自明家不幸失火，农协会在帮他家重新建盖草房。谁知山腰上滇越铁路的行道树也在这时候被砍，黑龙潭火车站路警分局长丁荣常就诬陷高自明偷砍行道树盖房，将高拘捕吊打，还要送开远路警总局查办。滇越铁路是法国人修的，这明摆着是法帝国主义走狗仗势欺人，村民真是敢怒不敢言。杜涛委派农协干部与路警分局几经交涉，警方仍不放人。于是，血气方刚的杜涛便决定武装营救。马上组织小东山、灰土寨、十里铺等村农协会员、省训练班学员及城区部分工人共200余人，各人手持枪支、锄头、扁担、梭标等器械，由杜涛带领上山包围黑龙潭火车站，抗议巡警随意抓人。整个火车站被这暴动的阵势吓得手足无措，叫嚣的分局长被打跑，看守所被砸开，解救出被关押的高自明。伴随一举成功的喜悦，杜涛率领两百人的队伍凯旋而归，一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唱着《国际歌》回小东山村庆祝胜利。这次武装反抗斗争，被称为“小东山暴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斗争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农民的斗志，为省临委工作重点转移蒙自打开了局面。蒙自地下党使用过的斗争武器

对于小东山暴动的导火索，也就是高自明，我一直有些纳闷，他怎么会是小红寨的呢？小红寨和小东山相距一两公里，现在隔着一条公路，分属两个乡镇。2009年8月20日，我和同事去小东山村采访，在小东山村找到了高自明的后人，他家现在住的房子就是高自明当年重建房屋的原址。高自明是小东山人，不是小红寨人，这之前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搞错了，必须更正。高自明的后人说，查尼皮“省一大”会址开放后，小东山村组织党员去参观学习，他们发现自己的阿爷高自明被所有资料写成小红寨人，反映后，人家也没改，自己也没当回事，就此作罢。我说这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后要予以改正。高自明是小东山人，整个小东山暴动事件叙述起来也就很清爽了，不然总是觉得别扭。其实小红寨村是基本没有革命历史的，党史资料的一个小错让小红寨载入了红色的历史，让人有些哑然。蒙自地下党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

小东山暴动后，李鑫、吴澄先后在蒙自小东山和复兴庄召开迤南区农代会和农干会。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到会发表讲话，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恶霸，做大地的主人。这期间，蒙自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建立农协会50多个，发展会员上千人。在省临委和迤南区委领导下，云南党的工作重点实现了从昆明向滇南蒙自的转移。

1928年5月，迤南区委派中共蒙自县委委员黄明俊等人到彝族、苗族聚居山村查尼皮村开辟工作。黄明俊在这个山寨里发展了一批少数民族农民入党，创建了查尼皮党支部，这是云南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又在附近十几个村子建立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发展党员80余人，农协会员800多人。查尼皮村于是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迤南的重要工作据点。以查尼皮为中心，党的工作除蒙自外，已延伸到迤南的靖边（今屏边县）、开化（今文山县）、阿迷（今开远市）境内。省临委据此在蒙自查尼皮村举办工农干部培训班，从中选拔了一批工农干部。可惜黄明俊这个年仅24岁的昆明书生，在1928年8月到靖边（今屏边）做苗族武装首领王小章的工作时，被误认为是官府暗探而惨遭杀害。

1928年9月，中共云南省临委根据中央“应着手武装穷苦农民组织游击队”的指示，以及实施“迤南区秋收暴动计划”的需要，由中共蒙自县委组建了一支拥有30多人枪的查尼皮游击队，成为云南党领导的第一支游击武装。这支游击队的成员从小东山、查尼皮、新安所、十里铺、倘甸等地的农协会员中选调，查尼皮的农民党员佴三任队长，新安所小坡头村的农民党员李自高任副队长。游击队配备了各种各样的枪支，如拉七、锡子左推、九响、套筒、改三响、毛瑟独子、十响等，让今天只在电视里看过海湾战争只知道F16的年轻人陌生得想象不出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迤南区铁路、工矿中的工作也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得到迅速发展。分别在滇越铁路、个碧铁路各站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并在阿迷（今开远市）火车站成立了云南铁路总工会，组织工人斗争。1929年3月，中共蒙自火车站党支部书记巨柏年，领导个碧铁路全路3000多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沿线所有车站的工人和小工都投入了斗争，罢工持续一个星期，铁路当局被迫同意加薪，罢工取得胜利。这是党领导的云南铁路史上第一次大罢工。

革命就这样吸引着劳苦大众，斗争就这样给人以希望，共产党就这样凝聚了人心。到1928年底，蒙自县已发展党团员151人，占全省党团员总数588人的四分之一多；建立党支部16个，占全省党支部总数78个的五分之一多；其中农村支部11个，占全省农村支部32个的三分之一多；建立农民协会50余个，会员达数千人。此外，县委还建立水坝、山后、倘甸3个区委。中共蒙自县委由此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中战斗力最强、组织最健全的县委。设立于蒙自的中共迤南区委，又称蒙个区委，后来改为迤南特别区委、蒙自中心县委，其领导范围更广，辖蒙自、个旧、阿迷（开远）、临安（建水）、曲江、石屏、靖边（屏边）、弥勒、开化（文山）、马关、广南、邱北、新平等县及个旧矿山、滇越铁路、个碧铁路的党组织工作。蒙自不可替代地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重要根据地，成为云南的“井冈山”，保护和发展了云南党的工作。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像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劳而倒下。1928年中国红军正是如此，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也如此。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油画）　段平（建水）七

历史偏爱记住第一。

蒙自查尼皮村被历史记住，更多地是因为这里曾经召开过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也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地下活动时期唯一召开过的一次党代表大会。

那时的查尼皮村小得很，藏在蒙自、靖边（今屏边）、开化（今文山）三县交界的深山密林中，是一个形似人嘴的山岩，地势险要，犹如井冈山的黄洋界，距滇越铁路迷拉地火车站6公里。当时村里仅有13家人，除两户汉族外，其余都是仆族（彝族支系）和苗族。已经牺牲的县委委员黄明俊早就在这里建立组织形成根据地，省临委干部也早就在这里活动，就连周围村寨皆是地下党的势力范围。

1928年10月13日，滇南的天空阴沉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在蒙自县查尼皮村李开文家的茅草房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期2天。出席大会的有省特委委员、迤南区委委员，蒙自、石屏、马关、昆明、易门、铁路、矿山的代表，指定的工运和共青团代表，以及刚由中共中央派回云南工作的张舫，共17人。人虽少，但比7年前中共一大的代表还要多几个，已属不易。

代表们齐声高唱《国际歌》，不少代表都是第一次集体唱这首歌，以至成为几十年后还铭记在心的细节。那雄浑的合唱让人热血沸腾，倍感庄严，更使这次会议显得神圣，背负拯救云南大地的使命。

经过茅屋里两天的讨论研究，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包括《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组织任务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4个文件。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由陈廷禧任书记。

就这样，10月13日至14日这个日子，连同查尼皮这个彝语地名，被定格在历史的尘埃里。能记住这个日子的人肯定很少，在纪念日里，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诞辰日、世界保健日、国际教师节，10月14日是世界标准日，就是没有半点查尼皮会议的影子。其实对于云南共产党人，是应该记住“省一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现在的中共蒙自县委曾想在2008年10月13日搞一个“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纪念活动”，但终究未成。

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别的地点悄悄召开了。国民党不知道，就连共产党也不知道。那时，中共六大代表王德三还潜伏在从莫斯科回云南的路上，一路思考着云南的贯彻措施，还不知自己已不是省临委书记。而毛泽东、朱德，却连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议也没得参加，正在井冈山累得蓬头垢面满眼血丝。就在滇南的蒙自举行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赣西的井冈山也有一个重要会议正在进行之中。1928年10月4日至26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步云山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坚信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而那些中央领导，大多还在秘密从莫斯科回国的途中，无法顾及边疆云南的紧迫。

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确实有她的历史特殊性。

1928年1月，云南反动政府建立“清共委员会”，掀起反共高潮，白色恐怖顿时笼罩昆明，数十名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2月，省临委书记王德三、临委委员李子固先后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王德三是从蒙自绕道越南前往上海的。王德三到上海后，被党中央指定为云南代表，出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接着赴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去就是数月，省里也无法联系。省临委委员李鑫、吴澄、吴少默、杨正元等人均在迤南基层指导工作，在昆明的省临委机关仅剩赵祚传一人主持工作。为保证正常工作，省临委于4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赵祚传、吴少默、吴澄3人临时组成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赵祚传为书记，行使省临委职权，领导全省斗争。

这期间，被反动政府“清共”后断绝了经费来源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广大党员可谓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是冬天却已雪上加霜，其艰难程度叫人难以置信。省临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诉说：“同志的手表、金水笔都卖尽了，被盖、垫单甚至身上穿的衣服分下来去当卖，但是能维持得多少时候？有时候工作不能停止，饿一二天不能吃饭，甚至两个人只剩一条裤子，一人出去工作，一人躲在家里。吃稀饭、吃白薯充饥，这是常有的现象。”而这时勇担省特委书记的赵祚传，身上就只有责任没有权利了，其首要任务就是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这个人称“大户人家贵公子，革命军中马前卒”的赵书记，就于1928年6月拖着病体从昆明步行300多公里回家乡大姚，劝说父母第三次变卖家产，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却在准备返昆明时，于9月27日被反动政府跟踪逮捕入狱，翌年3月在大姚被杀害。这样一来，省特委机关又只有吴澄一个女同志维持。赵祚传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更加陷入危难，亟需召开代表大会研究解决。省特委原计划等王德三回滇后即召开代表大会，但一直得不到中共六大会议的消息。报告中央，等了一个多月仍未见回信。其实这一时期，全国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遭受严重摧残后，又在中央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中遭受新的重大损失。湖北省委在1928年连续三次受到大破坏，广州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湖南省委被两次大破坏后，省委机关只得远迁上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在1928年夏天同中央断绝了联系。这种严峻的形势，哪还收得到远在上海的中央的回信呢，或者中央根本就没有收到云南的请示，也未可知。

在此情形下，为保证云南党的工作顺利开展，省特委根据1928年5月《中央致云南临委信》中要求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召开一次扩大会议，产生5人至7人的临时省委的指示，果断决定选址全省的重要据点蒙自查尼皮召开了代表大会。1929年2月，中共中央为这次代表大会专门写了《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后来附上《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一并刊登在中共中央《政治通讯》上，表明中央事后认可了这次代表大会。

在那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地下党的工作常常处于变幻莫测之中，只能随机应变，难以苛责求全。事实上，当时党的工作既有未得到中央批准就做的情况，也有虽经中央批准，由于条件制约而没有做的情况。如1929年底，中央批准云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但几次计划好却始终未能召开。于是，查尼皮会议就成了整个云南地下党活动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会，这样越发显得重要而珍贵。八

就在查尼皮村李开文家的茅屋里，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发展农村武装，准备秋收起义的决议，并决定在蒙自、屏边、文山三县交界的屏边县属加衣村举行秋收暴动。省临委建立了以杜涛为书记，由陈廷禧、李开文、马逸飞等11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原定于1928年10月31日利用当地农民“吃大”的习俗（云南民间习俗，有事需众人商议时，大家出钱合伙吃饭集中商议，称为“吃大”），组织2000余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计划暴动成功后，就成立苏维埃政权，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农民党员李开文任师长。甚至还制作了工农革命军印鉴、红布符号、红旗、传单等。后由于走漏消息，芷村团首恐吓群众，加之连日下雨，泥滑路烂，队伍难以集中。到举事时间，只有250多人集结到加衣村，群众没有信心，致使暴动被迫终止。

加衣暴动虽然流产，但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被“清共”后，第一次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在暴动的政策下领导农民的斗争，给予云南党组织一些斗争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其实在那时还不太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岂止蒙自，纵观云南各地、全国各地，失败的暴动简直不胜枚举，革命道路是出奇地艰难而曲折。

历史就是历史，有很多必然性，也有不少偶然性。一旦成为历史，便再也不能改写。这以后，蒙自再也没有举行农民起义的历史机会。即便80年后的今天，看着那发黄的几页加衣暴动行动计划书，我还是希望那次暴动成功，浓墨重彩地改写一回历史。

一年后的1929年12月11日，在云南文山与广西相接，距离蒙自仅500多公里的广西百色，邓小平、张云逸等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建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如果历史可以改写，蒙自的加衣暴动成功，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那是不是可以到百色与邓小平的红七军会师。后来地下党曾派人到广西寻找红七军，但跋涉到百色后，邓小平已经率红七军离开了，只得返回。九

192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危机，始发美国，席卷西方，转嫁中国，给中西方经济罩上浓密厚重的愁云。而中国的大革命功败垂成，新军阀重开战火，捣得满天惨黑，让黎明前的黑暗更加可怖。世事难料，80年后再次始发美国的金融危机，同样席卷全球，但现在的中国已能抵御，甚至还成为美国的救命草。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云南的发展壮大，特别是革命斗争的开展和武装暴动的不断发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极度恐慌。反动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在全省实行清共反共，白色恐怖笼罩着苍茫的红土高原，烈士的鲜血频频洒向云南大地。查尼皮会议前，省特委书记赵祚传被逮捕杀害。加衣暴动失败后，迤南区委书记杜涛被捕杀害。从1930年开始，彻底投靠蒋介石的龙云政府加紧反共，派出大批侦探跟踪搜捕共产党人，只要形迹可疑，不论有无证据一律拘捕。

由于团省委交通员彭祖祜、省委候补委员陈家铣、团省委委员兼交通员朱晓光、省委秘密交通员王少猷和姜济川等人先后招供叛变，无耻出卖了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志，省委机关在昆明的大部分地点被国民党反动派抄搜，刘平楷、张舫等大批党员相继被捕杀害。到1930年底，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等也被捕杀害，中共云南省委机关完全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散处各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这时的滇东南农村，王德三撰写的小册子《苗夷三字经》正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共产党较早宣传民族政策的经典作品。文山县小塘子村的苗族村民，至今仍收藏着这本小册子，把它视为苗家的“经书”，这也许是对革命先烈的一种告慰。那几个背叛革命、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残杀王德三等革命志士的叛徒，苟且偷生几十年，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清查出来执行枪决，得到了历史的惩罚。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翻阅这些历史资料，特别是读到年轻的地下党领导人一个接一个被供出逮捕杀害，真是心如刀割，仿佛历史就在眼前，恨不得挥戈相救。不读地下党的革命历史，就不知道今天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沥胆抽肠的成长日记，就不知道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阴毒残暴的施政面目，还有那些叛变者的丑恶行径。近来闲看热播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更加深了对地下党革命活动的活性认知。在比封建酷刑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国民党反动派牢房里，正视那些历史上有名和无名的叛徒，我不敢想，今天的共产党员，是否也会有很多会丢掉信念。

在滇南活动的陈廷禧、马逸飞、李静安、左建章等领导人，克服种种危险，坚持到1931年5月才撤离蒙自，分头出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蒙自的其他党员，自此转入更隐蔽的地下工作，等待黎明的曙光。此后直到1935年11月成立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云南地方党组织才逐步恢复重建。而中共蒙自县委，直到1948年3月才得以重建。1950年1月16日，蒙自解放，中共蒙自县委开始执政，于是有了崭新的一切，有了我们今天静静叙述党史故事的可能。

如果那时省委机关迁到迤南，迁到蒙自，省委领导不要昆明、蒙自两地来回跑，真正把蒙自作为根据地，那也许就不至于被国民党反动派把整个省委机关都破坏掉。但谁也不能苛求历史，毕竟那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云南党组织就更为幼小，还很缺乏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其实何止云南，很多省委，甚至中央，都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幸运的是，井冈山精神走出了一条红色道路，让那星星之火，慢慢地在神州大地上燎原开来。

2009年的夏天，在北回归线穿越的蒙自城郊，我和当地文史专家万犹麟、陆善群两位老先生，每每闷在燥热的水泥楼中，纵谈井冈山与蒙自，纵谈地下党的生死气节，纵谈那些远离楼市跌荡、甲型流感、明星吸毒的尘封话题，暮色降临仍意犹未尽。就在这段春夏相交的日子里，我蛰伏在党史资料的旧书堆里，像虫子一样静静蚕食那些霉纸上的方块字。试图循着时空隧道进入80年前的地下党岁月，与一个政党的历史对话，与井冈山一样的蒙自交谈，寻找和守望那些无序中的秩序。

1928：行走在迤南大地上的青年

历史的魅力在于能安静地让人着迷。当我无意中进入早期地下党的时空时，21世纪的浮躁与迷惘迅速被冷却和冰镇。我不知道当今的80后90后对理想与信念这类恐龙般的词汇如何藐视，而这种藐视又是如何被遮蔽。正如我也不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是如何地被那个时代的激情所召唤，直至燃烧成血肉丰满的信念与意志，化身成今天已被说教化了的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浮显和潜在的悲哀。这样，我在面对那些远逝的激情与滴血的岁月煎熬中，无疑又添加了一份来自于良心与社会的沉重，试着还原整合尘埃里斑驳的历史碎片，不问徒劳与否。

我把目光锁定在1928年，锁定在那时在地下活动却在地上投下高大身影的杰出青年，那批坚强行走在迤南大地上的早期共产党人。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6年云南党组织建立，1927年迤南党组织建立，1928年是云南党组织以迤南为中心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而云南共产党的精英都大部分在这一时间段集中于以蒙自为中心的迤南进行革命活动。这是我截取的一个历史断面。

其实，要写地下党人物是艰难的。云南地下党的历史可以以事件为线索叙述清楚，而人物却很难写清楚，更不用说刻画得活灵活现。一曰早期地下党人物资料不充分，都是零散分布于各种党史资料中，涉及到的地方有几句，且多为回忆资料，受各种因素影响，各人说的常不一致。二者都是些较枯燥的资料，又基本是正面评说，对人物性格、形象，特别是人性的东西提及很少，有的连照片都没有，文学描述的空间自然很小。

但无论任何，我们得铭记一批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于新的记忆中，哪怕勾勒的不像，想做和不做毕竟不一样。于是，我选择了13位与蒙自和迤南有密切关系的云南地下党人物来叙述，以1928年前后每个人物的所行所为为主，但也兼及其生平的完整交代，力求以此看到一个时代祖国边疆青年的追求与价值，看到他们执着行走在红色迤南大地上的姿态。No.1　王德三，中共地下党云南省委书记

2009年元旦期间，我曾经路过滇西一马平川的祥云坝。车窗外，冬日的阳光丢得满地都是，轮子没有停留，车子自然没有停留，车内的人也就没有停留。我的目光沿路扫描着一晃而过的风景，搜寻着文字中的记忆，心却停留在了未曾粘落地气的祥云县，一直好几天。因为这里曾经走出一个人，在我所居的蒙自，在彩云之南留下了刀刻的身影，成为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这个人就是王德三。他1898年农历7月15日出生于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农民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耕读世家。王德三的老祖父就很有学问，被乡邻称道为“德冠儒英”、“滇西人瑞”。王德三的父亲在私塾教书，虽在乡野却很开明，支持儿子们走出祥云，开阔眼界。王德三及其哥哥王复生、弟弟王孝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们短暂的一生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壮丽的诗篇。王复生王德三

王氏三兄弟先后到北京就学。王复生考入北京大学，王德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王孝达先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考入上海南方大学。王复生先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王德三、王孝达两个弟弟的革命引路人。王德三加入了在李大钊指导下由王复生等19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陕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和早期主要领导人，培养了刘志丹、安子文、刘澜涛等一批重要干部。1926年，王德三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同时兼任广州大沙头政治训练班班主任，为北伐战争和云南地下党战争培养了40多名骨干。1927年2月受党的指派回云南工作，组建地下党云南省委，历任中共云南特委书记、省临委书记、省委书记。

王德三最早到迤南，到蒙自，是1927年11月。那时作为中共云南特委书记的王德三，先后到个旧、蒙自、开化（今文山）巡视，直接调查了解地下党的工作状况。还将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带到蒙自、开化在党内进行讨论，形成决议，为召开省特委扩大会议作准备。1928年1月，中共云南省临委为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统一全党思想而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因获悉国民党省政府即将“清党”，即由王德三、吴澄带领，紧急从昆明转移到蒙自县城外的小东山村继续举办。之后，王德三的足迹就踏遍了迤南大地，经常吃住在蒙自小东山、查尼皮等村庄的老百姓家里，领导迤南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在蒙自、开化等地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在马关、开化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扩大了共产党在农村群众中的影响。

1927年2月王德三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回云南工作后，一直在云南地下党担任主要领导。但细致阅读《中共云南省组织史资料》等党史书籍，就会发现其间有几个短暂的时间段中王德三并未当书记，而为委员甚或连委员都不是，令人不解。第一次是1928年4月至10月期间的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由省临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组成，书记赵祚传，委员吴澄、吴少默。主要因素是1928年4月，由于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及部分委员出省或奔赴基层开辟工作据点，省临委机关只有赵祚传主持。为了适应形势变化，体现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加强领导机关的指导作用，在昆明召开了省临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决定组成特别委员会，行使省委职能。王德三此时在上海和莫斯科，不知道省临委已重组为省特委，而自己不是书记也不是委员。第二次是1928年10月至1929年1月期间的省临委，这是王德三外出期间省特委组织的延续发展。1928年10月13日，为健全和加强党的领导机关，适应党组织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查尼皮村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由委员5人、候补委员2人组成，书记陈廷禧，委员吴少默、张舫、吴澄、陈家铣，候补委员杜涛、杨立人。王德三在外同样不知情，更不知在党代会上他未当选书记，也未当选委员。第三次是1929年1月至5月期间的省临委组织，王德三也未任书记。那是王德三、张永和、李国柱先后回到云南后，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健全和加强领导机关，1929年1月19日，中共云南省临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改选了临时省委，由委员7人、候补委员4人、审查委员3人组成。书记张永和，王德三既未当选书记，也未当选常委，仅为委员。这次王德三是参加会议了，见证了一切变化，他只是省临委委员，同时任省临委的下属组织中共迤南特别区委书记，只负责一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1929年1月19日改选的临时省委名单报送中央后，中央对省临委常委提出变更意见，5月1日，省临委召开全委会，宣布中央意见，改组了临时省委常委，王德三又变为常委、书记，而原来的书记张永和变更为候补常委兼迤南特别区委书记，基本和王德三对调。由此可看出中央还是相当肯定与支持王德三在云南的工作及其领导地位的。第四次是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已正式建立并由王德三任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当时在昆明主持省委工作的宣传部部长张经辰为应付突发事变，保证省委工作不致中断，指定了5人组成省特委，作为省委的临时工作机构，王德三不是成员。在了解到多数省委委员尚未被捕的情况后，这个省特委很快就取消了。这次时间特短，也是一次特别变故。这4个时间段中，王德三大约有1年零2个月未担任云南地下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我无从知道王德三本人如何看待这一切，是否有过怨气，是否有过不平，是否有过消极，是否有过迷惘？因为这不仅仅是表层的当官问题，更是青年王德三的理想信念的坎坷与坚持，是自己所热爱追求的事业能否实现的问题，甚至可以隐约推测出在叛徒出卖之前，在白色恐怖到来之前，云南地下党内部或许已有一些潜伏的危机迹象。而这一切，我桌上成堆的各种党史资料没有研究，没有逻辑与人性的关系。正面与负面没有任何交叉联系，“好人”就是“好人”的模样，“坏人”就是“坏人”的模样，历史也许被遮蔽了许多，很多东西却难以去蔽和还原。一个党员或党的领导承受不公，不会出现丝毫怨气。一个党员或党的领导叛变了，没有丝毫分析，永远只有一个叛徒的定论，之前的成绩没有人再提及，蜕变的过程没有人注意。

我在读美国作家R·特里尔的著作《毛泽东传》时，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活生生的毛泽东，有激情，也有郁闷和心灵的苦痛。我们现在研究的地方党史人物，最缺的就是形象化的文章和著作，只徒有一些枯燥的资料，是难以把地下党的精神和红色文化的精髓传播出去的。苗夷三字经

就在王德三未当省临委书记，而任迤南特别区委书记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倘然投身于迤南的群山之中，以行走的姿态潜心研究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推动迤南地下党工作开展。这个时期的迤南地区是云南地下党活动的中心，这里不仅聚居着各种少数民族，而且滇越铁路、个旧锡矿的产业工人很多，一旦发动起来就能带动整个云南。王德三在亲自调查迤南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后，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提出党“应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提出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等观点。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普通，而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却是极其先进的思想。因而这份《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是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的发展及其指导具有重要意义。王德三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苦难生活深感忧虑，认为党的工作应走进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云南这种多民族的省份，更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追求幸福，追求解放。王德三编写的《苗夷三字经》，浅显易懂，朗朗上口，在迤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开来，有的苗族群众甚至把它视为苗族的“圣经”而代代相传保存至今。除了做好宣传发动，王德三还直接深入到民族村寨，组织成立“兄弟会”、“农民联合会”，这是他在党的“六大”提出的“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有益实践，使云南地下党在迤南边疆民族地区开辟了道路，建立了根基。对于迤南产业工人，王德三也极为关注，亲自主持制定了《个碧路加薪斗争工作大纲》，成功领导了全路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斗争，鼓舞了滇越铁路、锡务公司工人的斗争热情，使党在产业工人的队伍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面对混乱的社会，面对贫苦的边疆民族群众，王德三的内心充满了忧患，光明的召唤与黑暗的苦楚交织在一起，不得轻松。我所见到的王德三的照片，没有一张流露笑容，双眸中闪现的是无尽的责任与毅然的坚定。王德三的内心或许并不孤独，因为他充满了理想的追求，革命的无畏，还有志同道合的战友，遍布云南，遍布全国的地下党网络。与此同时，王德三的行为却常常是孤寂的，地下党的使命必然要让一个地方党的领导人承担更多的危险，包括承受孤寂地行走，每每几天几月。

整个1928年，王德三基本是在行走的路上，基本上是一个人，基本上难以联系，可谓是一个人的“地下长征”。1月，王德三带领省临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员，从昆明紧急转移到蒙自，或许就没有返回昆明，而一直留住迤南开展革命活动。2月，王德三从蒙自绕道越南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云南工作情况。滇越铁路迷拉地（芷村）火车站路警分局局长、地下党员王任初为王德三活动办好出国护照，再由省临委交通员武焕章从蒙自护送王德三到麻栗坡县出境。之后王德三就一人辗转去上海，我想坐的应是轮船，翻遍案头资料，我也无从知道王德三什么时候才到达上海，又经历了多少磨练。王德三到上海找到了中央，完成了汇报的任务，却不能回云南。因为党中央指定王德三为云南代表，出席远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临行前，王德三在上海找到了他的哥哥王复生，转告了中央要王复生到东北开展工作的指示。从越南到上海，大概这是王德三唯一一次见到同仁和亲人，但只能匆匆作别，即踏上去莫斯科的行程。不知王德三如何应付国民党反动派一路上的重重关卡，只身一人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小镇，兹维尼果罗德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这个小镇秘密召开。王德三还是迟到了，他进入会场时，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早已讲过，他为此感到十分遗憾。路上的几个月，王德三看不到报纸，更看不到政治材料，也不太清楚中央的政策。但王德三心中的波澜却从未停息过，每天在路上都在独自思索着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思考着云南的农民运动、少数民族问题与全国的关系。沉默了几个月没有说话的地方，王德三在“六大”会议讨论中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引人注目地痛快激辩，甚至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央领导的观点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如今，王德三在“六大”会议的几份发言记录稿原件还珍贵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历史证明，王德三和其他一些代表的发言，对于“六大”正确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反对“左”倾错误，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六大”闭幕后，王德三和罗章龙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哈尔滨时，与楚图南、王复生相遇，谁知竟成王复生、王德三兄弟的最后永诀。此后的路途又是孤寂的，从哈尔滨到昆明，路途漫漫，心情急急。从王德三关于云南农村斗争给中央的报告中，我们知道了他回到云南的具体时间，11月11日。王德三回到云南后，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这却没有影响到他的革命信念，“六大”精神鼓舞着他，促使他又开始行走，不能停留。王德三随即到阔别大半年的全省各地巡视，及时向昆明、蒙自、个旧、阿迷（开远）、芷村等地党支部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孕育革命的高潮。

整个1928年，我无法计算青年王德三一共走了多少天，走了多少路，走过多少地方。而一个地下党在路上，又是如何度过，吃的是什么，睡的是何地？我只敢肯定地说，1928年的王德三一定很瘦，一定很憔悴。

对于云南地下党，特别是地下党领导人，我只想停留在1928年作无尽的回顾，因为她形成了一个高潮，创造了一个巅峰。1929年起，白色恐怖就覆盖了红土高原，地下党人的鲜血流个不停，云岭呜咽，彩云呜咽。我不得不对每位精英的人生作个交代，虽然这是些痛苦的历史。

1930年1月，王德三被选为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1月19日，他在昆明西郊长坡路上被捕。12月31日，敌人将王德三和张经辰、李国柱、吴澄4位共产党领导人残酷枪杀于昆明。王德三牺牲时年仅32岁。No.2　李鑫，中共云南组织创始人

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很多很多。但在地下党的岁月里，在云南地下党的队伍中，我敢肯定地说，受苦最多的是李鑫。更何况李鑫是地下党的领导人，是心甘情愿地为年轻的共产党而受的苦。“蜕变”本是蛇、蝉等动物独特的新生方式，但在人的社会中却似乎被贬义化了，而李鑫闪亮的人生其实就是不停地蜕变，蜕变是他为大众追求光明的一种坚强本领，是我对于李鑫专用的褒义词。李鑫

李鑫的家庭是19世纪末中国农村极其普通的家庭。他于1897年10月12日生于滇西龙陵县龙山镇月望寨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在7个兄妹中，排行第六。李鑫自幼腼腆少言，沉思好学。1920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农学系，受到了该校教师陶行知先生进步思想的影响。1924年转入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学习，开始受到马列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1925年秋，李鑫同王德三、王复生等人一道，发起组织了云南旅京学生的进步组织“云南革新社”。就在这一年，李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的早期党员。这是李鑫思想上的第一次“蜕变”，积极的蜕变。因为他从小受父亲信奉基督教的影响，也信奉耶稣。直到在昆明上中学时，起床、睡觉、吃饭都还静坐、祷告，被同学们戏称“耶稣”。到南京、北京后，李鑫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蜕化了基督教的外衣，穿上了马列主义的新衣。加入共产党时，李鑫高兴地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犹如今日生；以前吃酒吃烟，今后要重新做人，把一生交给党。”

1926年3月18日，李鑫在北京参与负责组织参加抗议段祺瑞政府妥协投降日、俄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亲历了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云南“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新滇社总社于1926年7月从北京迁往广州。这时，李鑫在北京农业大学刚毕业。新滇社的负责人及大部分社员已纷纷投奔革命中心广州，作为新滇社的负责人之一，李鑫也于8月赶往广州，到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大沙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政训班听课，广泛与很多云南籍同志接触，并认识了毛泽东，彼此有过短暂交往。之后，经毛泽东推荐，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委派李鑫回云南开辟党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李鑫交代了三项任务：一、筹建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云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工农运动；二、帮助建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三、做好统战工作，联合各界人士，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反动统治。李鑫在广州不到一个月，即担负起回滇建党的重任了。

那时的边疆云南，可谓山高皇帝远，在军阀唐继尧的反动统治下，既无国民党组织，更没有共产党组织，党的一切还处于空白。李鑫要在这张白纸上绘出蓝图，要让党组织在云岭大地扎根生长。此时青年李鑫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民运动特派员，回昆明的社会职业是省实业厅林业考察员、云南高等师范农科高中教员、成德中学教师，以及高师附中四班二年级学监（班主任）。有了这些稳固的社会职业，李鑫即着手秘密筹建地下党组织。李鑫与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取得了联系，发展吴澄、杨静珊、严英武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还秘密发展国民党党员。

1926年10月初，李鑫以云南省实业厅林业考察员的身份，到个旧考察矿工和铁路工人的情况，到贾沙乡农村作社会调查，为以后的工作作准备。这是李鑫第一次踏上迤南的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出现在迤南大地上，如今已成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共党史的开篇第一笔。也许，那时的个旧，那时的迤南大地，已经镌刻于李鑫的心坎上，成为日后他奋力革命之地。就在这个月底，由广州农讲所毕业的周霄、黄丽生回到昆明，与李鑫接上了头。说起这两名云南籍党员，还可引出毛泽东对李鑫的看重。那是1926年9月，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束，中共党员、云南学员周霄、黄丽生主动要求回云南工作。毛泽东提议回云南先组织一个干事会，并介绍周霄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甘乃光请示。甘乃光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还允诺负责工作经费，名称定为国民党特派云南农民运动办事处，并由毛泽东圈定人员。毛泽东当时就圈定由李鑫任主任，干事是周霄、黄丽生。李鑫未进过农讲所，周霄、黄丽生可是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毕业生。或许毛泽东担心周、黄会有想法，还解释说：“做农运工作的人不一定要在讲习所毕业，也正如毕业的同学并不是每个人都去搞农民运动一样的。你们只要在广州负责把应办的事情办好，回到云南自然会明白的，努力负责去干吧！”临行前，陈延年接见了周、黄二人，重述了给李鑫布置的任务，并强调他们要在李鑫领导下开展工作。回到昆明后，周就急切地去个旧找到李鑫商议建党事宜。

1926年11月7日，这天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周年的纪念日。有几个热血青年在昆明，在彩云之南精心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组织从这一天起开始在云南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天晚上，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4人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39号周霄家里召开云南的第一次党员会议。会议由李鑫主持，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陈延年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由吴澄任特支书记，杨静珊为秘书，周霄、黄丽生专任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并把周、黄两家的住宅作为特支的日常工作机关。黄丽生家与周霄家近在咫尺，同为节孝巷，相距不到300米，可开会当天恰逢黄外出亲戚家未回，没通知到，让黄错过了最有历史意义的一刻。李鑫作为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创始人，在这次会上他却主动未担任云南特支书记，而推举由他培养入党的吴澄担任，可见他淡泊名利，无私坦荡的革命胸怀。但中共云南特支是他精心组织成立的，从孕育到诞生的整个过程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是毫无疑问的云南党组织创始人，以至过去很多党史资料还记载李鑫为中共云南特支书记。很长时间以来，这无疑影响到李鑫在党史上的地位，以至吴少默等云南早期地下党领导人在解放初期都呼吁“李鑫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共产党员，是云南地下党创始人，而且工作很出色，不能只提王德三，李鑫也要提上。”

中共云南特支成立后，李鑫立即策动倒唐，并取得了胜利，迎来了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王德三等人回云南，建立中共云南特委。在李鑫为筹建国民党党部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国民党中央任命王复生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特派员，回云南建立了国民党组织（左派）。云南革命运动的浪潮开始高涨。

李鑫是最早进入迤南开展党的工作的地下党员。中共云南省特委、省临委成立后，李鑫为委员，主要负责农运工作。他是云南农民运动的先驱，是全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作为首任中共迤南区委书记，他更是全身心地领导迤南区委开展工作。

1928年，李鑫的足迹踏遍了迤南大地。这并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深藏的使命促使他开创地下党每一天的新记录。刚成立的迤南区委只有他这个书记一人，真正的光杆司令，而管的区域却不小，辖今天的红河州、文山州，甚至还有玉溪市、思茅市的个别县。李鑫带着助手杜涛，两个刚毅的年轻人徒步往来于个旧、蒙自、石屏、建水、文山、马关等县的广大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深入调查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社会现状，检查指导工作，发展共产党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些工作当然是秘密的，是地下的，是很少有人接待的。我不知李鑫和杜涛走烂多少双鞋，又有多少天是风餐露宿，或狗咬人欺，排除了多少危险，走进了多少个陌生的村庄，接触了多少诧异的群众。所有这些80余年后还令我充满疑问和担忧的细节，历史无从留下片言只字，只能在党史资料巨大而又狭小的空间里独自闭目遐想。再沉重的历史，再血腥的岁月，最终还是要被纤细的时间之手轻轻翻过，甚至不留痕迹。

这年春天，李鑫和吴澄先后在蒙自小东山、复兴庄召开迤南区农代会和农干会，逐步实现了云南地下党的工作重点从昆明向迤南的转移。李鑫还到石屏检查工作，指导成立了中共石屏支部。和杜涛等人领导发起了小东山暴动，首开云南地下党武装斗争的先河。李鑫到文山布置迅速扩大据点、建立武装的工作，在马关八寨、个旧西区（今贾沙）也建立了地下党的工作据点。在李鑫等人的领导下，迤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在1928年获得了较大发展，共产党在城市、农村、工矿、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以蒙自为中心的迤南地区真正成为了全省地下党活动的中心。

其实这些，对于李鑫来说，都还不算苦和累，不算挑战。李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最大的工作与人生挑战，我认为是他进入个旧矿区，开拓全省工矿运动的壮举。1889年蒙自被法国辟为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使个旧锡矿迅速成为法、英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的对象。个旧锡矿是云南工人最为集中之地，1927年底就有13万人，加上滇越铁路、个碧铁路工人，这个迤南的核心地区早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中央和云南省临委都认识到在个旧锡矿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如同省临委书记王德三所说：“个旧像口大锅，如果这口锅沸腾起来，整个云南也将沸腾起来。”

而要沸腾这口大锅，谈何容易。既没有柴火，又找不到灶门，甚至锅底下本就没有灶，一口陷在泥潭里的铁锅，如何烧沸。1928年的个旧锡矿，有如说它是锡都，不如说它是地狱。锡务公司在法、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对矿工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剥削。当时的矿工大多来自西南各省，都是极为贫穷的农民。他们从来矿山那天起，就开始失去人身自由，几乎再没有出来的机会。带枪的老板，武装的矿警，持鞭的走狗，任意打骂着奴隶般的矿工，甚至狠毒地让矿工戴着手铐、脚镣干活，或者随性枪杀。矿工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权可言，成为非人的廉价的劳动力，被侮辱地称为“砂丁”。砂丁们每天披着星月进硐，一干就是十六七个小时，工作条件很差，安全没有保障。常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矿坑坍塌送命，或长期劳累病死，皆被拖到荒山野岭喂豺狼，最起码的死后安葬都不可能。但即便这样残酷，广大农村一批批穷困潦倒的壮汉还是想去矿山卖命，寻求没有活路的活路。矿山的生产经营秩序非常严密，倘若没有亲友介绍或职业需求，根本就进不了矿山。那时党在个旧锡矿还没有任何工作基础，众多文盲砂丁根本就没听说过“共产党”三个字。中共早期的党员都是些知识分子，都是些细皮嫩肉的青年，一看外表就不像干矿工的，怎能进入矿山，即便混进去了，谁又能吃得了这份苦。李鑫在个旧矿山

个旧锡矿这片人间地狱，仿佛神灵也难拯救。而云南地下党不想放弃，播火者李鑫更不想放弃，必须进入矿区，发动矿工运动。

外表英俊的知识青年李鑫，在多方尝试未能接近矿工的情况下，决定从肉体上彻底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直接去当矿工。这对帅哥李鑫来说，相当于是毁容，是蜕皮。蛇蜕皮是越蜕越美丽，李鑫的蜕皮却是要蜕得越苍老越难看才达目的，要把自己改变成一个老农夫、一个老砂丁。且要做到真正的改变，而不是拍电影电视的化妆。李鑫于是进行非人的磨砺，他到有党组织的蒙自倘甸村、小东山村，赤脚走路、跑步，慢慢地赤脚挑水上山、挑柴下山送给村里农户，把一双书生手脚磨得长满老茧，粗糙厚实。这还不够，又常常赤身暴晒，将全身皮肤晒黑晒脱皮，再用炭灰、河沙擦身，使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粗糙。加上胡子拉碴的面容，破旧的衣裳，农民的口语，李鑫成功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形象，就连原先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认不出他来。

经过这种脱胎换骨的准备，李鑫带着四五个青年，打入个旧南部的黄茅山老君矿当砂丁，和矿工们一起干那超体力的牛马活计，穿的是烂麻布衣，吃的是掺满砂子、石子、稗子的“三子饭”。因这带矿区零散，工人数量少，管理又严密，无法开展地下党工作，李鑫又寻机进入工人最集中的个旧锡务公司。经组织运作，党组织想法派戴德明、杨逢春等人进入个旧锡矿配合李鑫工作。戴德明化名田贵到个旧锡务公司当职员，李鑫化名施鸿祥到锡务公司马拉格矿区当索道工。李鑫进入矿区后，用硫磺水替砂丁洗疥疮，点眼药膏，还煮饭给他们吃，很快即与砂丁们打成一片，赢得了喜欢和信任，被砂丁们亲切地称为“施大爹”，其实他才30来岁。李鑫了解和体验着砂丁的苦难，利用矿区流行的《走厂调》等民间曲调，编写了20多首歌谣，在矿工中流唱开来。经过一段时间谨慎的宣传发动，砂丁的觉悟逐渐提高，斗争意志得到了鼓舞。李鑫用喝鸡血酒的形式与砂丁拜把兄弟，组织“兄弟会”。又在兄弟会中发展最可靠的60余人组成“秘密赤色工会”，然后再把最成熟的矿工遴选出来发展成共产党员，建立了共产党在云南的第一个矿山支部。李鑫作为云南工矿运动的开拓者，艰辛地在马拉格矿建立了以党支部为核心，亦色工会为秘密外围，兄弟会为公开组织的工人阶级革命队伍。1928年底，在马拉格矿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个旧矿山特别支部，有党员7人。李鑫手迹

1929年4月，李鑫、戴德明在个旧锡务公司马拉格矿领导发起了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经过激烈的斗争，持续5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矿方被迫答应矿工的三项要求，即增加工资，并按月发给；保证每天有“老妈妈汤”喝（黄豆磨碎后煮成的清汤）；矿山气候寒冷，每个工人发给一件羊皮褂。这些罢工条件，今天来看已不算什么事，甚至会被80后90后嗤之以鼻难以理解。但在80余年前生灵涂炭的中国，在地狱般的个旧锡矿，组织发动矿工开展斗争解决切身利益，却是地下党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帮助劳苦矿工换来的，想来让人万分难受。

李鑫当然不满足于这些浅层的斗争，但根据当时矿工的党悟程度只能一步一步扩大。他接着在矿工中酝酿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斗争，还准备发动一次工人暴动，意欲夺取拥有百余支枪的马拉格矿区武装。激动人心的革命斗争兴奋着每一个苦命的砂丁，却也容易误事。果不然，一个“头”（技术工人）酒醉后泄漏了这个重大机密，立即引起矿区警觉，于是招来了大规格的搜查，敌人随即逮捕了有嫌疑的李鑫、戴德明、杨逢春3人。化名施鸿祥的李鑫被人认出是龙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领导，即被押解到蒙自。面对蒙自道尹公署的欺骗利诱、严刑拷打，共产党人视死如归。1929年5月16日，李鑫、戴德明、杨逢春、巨柏年在蒙自西门外石墙子英勇就义。李鑫牺牲时年仅32岁。

写到这里，本该完了，但沉重的笔难以放下，我还有话要说。李鑫其实是一个学生，一个教师，一个年轻的地下党领导，理应和我们一样，吃不了太大劳苦的，但李鑫短暂的生命却让自己在苦难中燃烧，开创革命，寻求人生价值。我至今无法想象，李鑫如何作出进入锡矿当砂丁的内心决定。其实当时一起打入矿山的，椐说有几人不久就承受不了而退出。这很正常，不会有人责怪，历史也不会责怪。李鑫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越来越苦。非人的生活条件，繁重的矿工劳作，险恶的工运活动，使李鑫和其他矿工一样染上了红眼病和疥疮。在矿山的岁月里，李鑫常常双眼红肿，全身脓疮，痛痒难熬。这些都是长期吃不到蔬菜，没水洗澡引起的疾患。上级党组织也很关心他的健康，多次劝他换个地方治疗一下。但李鑫却不愿放弃艰难打入矿山的成果，坚持沉在锡矿做地下工作，直到工人斗争取得胜利，直到奉献生命。看着李鑫的老照片，看着他那深邃而坚毅的目光，我真的无法丈量李鑫的无私有多深，无法估量李鑫的意志有多强。No.3　杜涛，中共迤南组织创始人

行政区划的调整常常搞乱了历史人物的原籍，让初涉史料者摸不清头绪。杜涛就是这样一位被历史改变了原籍的党史人物。在蒙自的党史资料里，记载杜涛系云南省蒙自县倘甸村人（今属个旧市）；在个旧的党史资料里，记载杜涛系云南省个旧市倘甸村人（原属蒙自县）。这是同一个杜涛，按理说杜涛是百分百的蒙自人，他短暂的一生属于蒙自，当然也属于迤南，属于整个云南。因为杜涛是中共早期党员，中共蒙自组织创始人，中共迤南组织创始人之一。在很长的历史长河中，倘甸都属于蒙自管辖，直到1975年，倘甸公社才划给个旧市。现在说杜涛的家乡，当然是个旧倘甸，蒙自早已找不到了。杜涛

杜涛于1901年9月25日出生于蒙自县倘甸村。父亲是个贡生，在乡里教学，对杜涛的勤学善思有很大影响。杜涛的少年时代，蒙自海关已开设，滇越铁路刚开通，西方人已在蒙自嚣张，使他从小萌发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暴发时，正读中学的杜涛受北京、昆明等大城市学生运动影响，在学校发起组织蒙自爱国学生会，被选为会长。年轻的学子杜涛带领二三百名学生罢课上街游行，声援北京，使西南边陲的小城蒙自也激荡起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杜涛在蒙自十三属联合中学毕业后，邀约了几个同学，在蒙自城东门内组织“中国青年劳工团”，高悬“劳工神圣”牌匾，筹资开设沐浴室、茶室、洗浆房，订阅进步报刊供群众阅读，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思想，引起反动当局的惊恐而被查封。之后杜涛进入个碧铁路公司当土木工程技术见习生，又与表妹毛丽泉结婚。但这种平静的生活，让杜涛感到郁闷，他需要革命，他需要走出家乡。于是，杜涛写下一首诗，毅然离开蒙自到大城市求学。那是首没多少诗意的古体诗，但却能表露青年杜涛深藏于心的革命理想和斗志，不妨作个引录：“一旦成功举世惊，十月革命奋人心。马列主义传真理，以俄为师步后尘。国已不国家何家，萍踪浪迹走天涯。一片丹心为革命，誓将头颅报中华。”

1923年5月，一个盛夏的早晨，杜涛在亲友的资助下，离开滇南重镇蒙自，独自走向远方。上海、南京、北京，杜涛一路北上，为报考大学多处补习。在近两年的补习生活中，杜涛接触了大社会，阅读了很多革命书刊。特别是在北京补习期间，杜涛结识了云南籍共产党员王德三、张经辰等，加入了云南旅京学生进步组织新滇社。1925年，杜涛考取日本人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班，读了一年的预科班，循例入本科一年级。但这一年多的大学生活，让杜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越来越反感，对读书救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于是循着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革命潮流，愤然弃学，南下投奔革命中心广州，寻找共产党组织。

杜涛在广州的这段日子，虽然不长，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他真正革命的开始。大多数党史资料上记载，他到广州，即投奔王德三，参加王德三主持的大沙头政训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似乎已成为省、州、县党史正本的定论，无人置疑，而我个人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却颇有异议。我们的党史正本可能漏掉了杜涛在广州的一段重要经历，杜涛极有可能参加过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习。因为我从两本农讲所资料的书籍中找到了学员杜涛的资料，这一直让我深信不疑。这两本书是正式的公开出版物，一本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系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由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另一本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由陈登贵、林锦文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但仅凭这两本史料的记载，也许还不能充分说明杜涛参加过农讲所学习，更不能完全推翻云南现有的关于烈士杜涛的党史定论。我想这有待于云南的党史研究者到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作专题的调查了解，或扩大范围对杜涛烈士的有关史料作进一步的征集研究，以丰富和还原历史的真相。但姑且不管这些一时难以研究的问题，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杜涛在广州期间通过政治学习成熟了，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蒙自籍、乃至迤南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真正走上了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杜涛在广州学习结束后，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和十几名滇籍党、团员一起，跟随王德三回云南工作，并主动要求回家乡蒙自开辟迤南地下党工作。滇南重镇蒙自，那个迤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那个一晃离开已近4年的衣胞之地，正在等待着一个熟悉而陌生的革命青年到来，正在等待着自己的儿子回来。临别前如誓言一般坚决的诗句还在耳旁萦绕，胸中的使命已在熠熠燃烧。杜涛在内心多次立下誓言，要在蒙自、在迤南开辟共产党的新天地，报效家乡，革命救国。

杜涛于1927年2月回到蒙自，即以蒙（自）个（旧）联合中学教师的身份作职业掩护，在县立小学举办半公开的学术讲习会，组织当地青年知识分子阅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以及《先躯》、《新青年》等共产党、共青团内部刊物，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播马列主义，启发青年们的革命觉悟。经杜涛培养，秘密发展小学教师李国栋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吸收汤兆文、康锡禄、李绍夔、尹秉彝、陈德性等加入共青团。1927年4月，经中共云南省特委批准，中共蒙自支部正式成立，杜涛任书记。蒙自地下党支部直属省特委领导，是云南省第一批成立的县级基层党组织。共产党组织在蒙自建立后，杜涛同时又积极筹办国民党组织，发展国共合作。在杜涛已发展一批国民党党员的基础上，1927年4月底，省特委委员李鑫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左派）执行委员的身份，到蒙自协助建立了中国国民党蒙自临时县党部（左派）。杜涛先后任临时县党部指导员、农工部长。此后杜涛利用国民党蒙自临时县党部的合法身份，委派党、团员深入农村、工厂、学校、铁路沿线车站等，积极开展革命运动。中共蒙自支部以小东山、倘甸为据点，在小东山成立了迤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兴办农民夜校。在县城创办平民女子读书班，成立蒙自县农民协会和云南省妇女协会蒙自分会，这些都走在了云南省的前列。

要开展革命活动，就必须与反动势力作革命斗争。杜涛深知斗争的重要性，并一步步向武装斗争靠拢。他在国民党蒙自县大屯（今属个旧市）区分部（左派）成立大会上说：“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解除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孙中山所创新三民主义为全中国人民之愿望，他不幸逝世，我们应该努力去实现他的愿望。”杜涛关注着贫苦的农民，关注着社会的底层，如鹰一样在寻求机会组织斗争。

1927年春末夏初，干坝子蒙自旱灾严重，家乡倘甸的农户更是青黄不接，无米下锅。而此时粮商却囤粮投机，大富高利剥削，官府对此不闻不问，农民走投无路。杜涛于是领导倘甸农民向两家大富借粮，大富当然不借，还到官府诬告，派差吏弹压借粮群众。杜涛不予退让，有组织地开展“借粮救贫”，与富户、官府论理斗争，终于借粮万余斤，帮助60多户贫困农家度过了夏荒。7月14日，在中共蒙自支部的领导下，蒙自县学生联合会成立，杜涛在大会上作演讲。当日适逢法国国庆纪念日，法国驻蒙自领事在南湖畔设置“打瓦罐、爬滑杆、水里捉鸭”等节目，想方设法使坏点子专门戏弄、侮辱中国人，不明事理的蒙自老百姓纷纷上当，成为供老外取乐的工具。杜涛看后怒火中烧，激昂呼吁：“我们是素称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有勤劳勇敢的爱国传统，要保持国格和人格，不要上洋人的当！”随即领导学生和群众进行抗议斗争，法国人鸣枪威胁，更激起中国人义愤，他们纷纷以石块、砖瓦反击，砸碎哥胪士酒店玻璃窗户，把一群洋人吓得逃到蒙自道尹公署躲起来。这期间，蒙自道尹陈鹤亭打着防匪防盗、保境安民的旗号，组织“迤南民众保安会”，自任会长兼保安司令，发展自己的势力。杜涛经省特委同意，借机打入迤南民众保安会，先后担任保安司令部副官处副官及政治处宣传股长等职，以这些公开身份在地下发展革命势力，暗中联络地下党员，使蒙自地下党工作在全省反革命逆流中不仅少受影响，还获得巩固发展，推进了反封建剥削、抗租抗粮和反封建把头等斗争。机智的杜涛，其实很善于潜伏，与保安会的人称兄道弟，公开往来于迤南城乡各地，反动官府里谁也不知道，保安司令部的副官杜涛，那个憨厚的大龇牙，竟然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杜涛的智慧，在这段时期理应得到充分的展示，可惜党史资料没有更多的记载，我写的不是小说，也就不能凭空杜撰了。

1928年，在杜涛的短暂人生中，是他的巅峰时刻。杜涛健步行走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迤南大地上，投射在历史的记忆中。杜涛在迷拉地铁路桥被捕

这年1月，蒙自小东山村农协会员高自明家住房失火被烧，村农协会及时帮他家重盖了新房。恰逢村后的滇越铁路护路树被砍，黑龙潭火车站巡警即诬陷高自明偷砍护路树盖房子，不容置喙就将高抓到路警分局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将高家的一匹马也强行拉走，还说要罚款并准备送开远路警总局查办。村中群众对此极为愤慨，却毫无办法。杜涛获知情况后，善于分析问题的他认为这不是铁路巡警与高自明的单纯纠纷，而是法帝国主义走狗仗势欺压中国人民的典型案例，任何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不会坐视不管，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共产党组织更不能听之任之。杜涛决心抓住这次机会，领导一场更大的斗争，狠狠打击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贯的嚣张气焰。于是，杜涛召集党团员紧急开会，周密策划，决定设法营救高自明。杜涛本着先礼后兵的策略，委派农协会干部与路警分局进行交涉放人，但路警方并不理会。软的不行，那只好来硬的了。杜涛随即按计划与县委委员孔发贵、共产党员巨柏年等率领小东山、布衣透、小红寨、灰土寨等村农协会员、省临委在小东山村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员和城区部分工人共200余人，纷纷手持锄头、扁担、棍棒、梭镖及少数枪支，高抬红旗，浩浩荡荡包围了黑龙潭车站路警分局，抗议巡警随意抓人，要求立即放人。路警分局长用枪指着领头的杜涛威吓道：“你敢聚众闹事，就把你抓起来！”早已等待武装斗争爆发的杜涛怒目圆睁，面无惧色，朝大家一声令下：“打！”，所有路警即被参加斗争的队伍打得四处躲藏，找不到人影。农协会员毫无阻挡地冲进分局，打开看守所救出高自明，还不忘拉回那匹饥饿的老马。任务完成后，杜涛率领队伍欢呼着回小东山庆祝斗争胜利。对于这场斗争，我无意去渲染它，它留给我的意象是朴素而神圣的。2009年8月20日，我和同事去小东山村采访了88岁高龄的老人吕丛良，获得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旧事，我们作了记录，还作了录音录相。吕丛良老人家不是党员，但却亲历过地下党的一些人和事，听来让人吃惊。他说那场斗争声势浩大，附近村子的人都知道，当时他还小，七、八岁的样子，但也跟着去看热闹。大人们都手持锄头、棍棒，还有人扛着红旗，格外醒目。我不知吕大爹说的是什么旗子，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旗子，但我想只要是旗帜那就极可能是党旗，杜涛或许是公开打出党旗组织这次武装斗争。吕大爹还说他见过杜涛，还给杜涛送过几次信，这更让我们惊讶。但他说得有鼻子有眼，都是一些细节，这是谁也无法杜撰的。他说那时杜涛在碧色寨火车站挑水卖，几分钱一挑，他记忆中的杜涛身材高大，身强力壮，像个干活的，腿上还绑着匣子枪。在小东山村办培训班的老师派他送信到碧色寨给杜涛，他是小孩，没人注意他，但老师每次都还是让他带着一个洋火盒子，就是火柴盒，里面放两只蟋蟀，若遇有人盘问他干什么去了，就说去捉蟋蟀玩，不信可以掏出来让人家看。我很佩服地下党的智慧，尤其是地下交通联络的精明，吕大爹儿时给杜涛送信的细节就可见一斑。日后我求教蒙自文史专家万犹麟老先生，问这件事情的可信度，万老师说这些细节都符合情理，碧色寨向来缺水，滇越铁路通车后商贾云集，生活用水供不上，那时是出现专门挑水卖的行当，从几公里外的龙潭挑水去碧色寨卖，杜涛挑水确有可能。吕丛良大爹虽未入党，但小东山村的地下党员他都熟悉，对地下党的历史知之甚多。如今时隔80余年，见证过小东山武装斗争，见过杜涛并给其送过信的，只有吕丛良老人了。

营救小东山村农协会员高自明的这场斗争取得胜利后，极大地鼓舞了蒙自、迤南乃至云南各族人民的志气，使农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和希望，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仰，勇敢地加入农协会，又发展了很多党团员。这次蒙自小东山的武装斗争，后来在党史上被称为“小东山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组织领导并取得胜利的第一次武装行动，为省临委工作重点转移到蒙自打开了新局面。黑龙潭车站路警分局打探到了这次暴动的领头人是杜涛，便状告到省政府龙云处，省政府随即发出对杜涛的通辑令。杜涛被免去迤南保安会的一切职务，被迫由公开活动转入更加隐蔽的地下党活动。有时候见他穿着长衫马褂进城活动，有时候又见他身穿农民服装上山下乡，甚至着一身少数民族服饰深入民族地区。杜涛的龇牙很难看，又很明显，不利于搞地下工作。为了掩盖掉这一容易让人记下的容貌特征，年轻的杜涛特意蓄满一大口胡须，弄得胡子拉碴的，虽然遮盖了龇牙，却搞得像个老头，熟悉他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杜涛”。

1928年6月李鑫负责个旧工运后，杜涛出任中共迤南区委书记。10月13日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查尼皮村召开，杜涛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省临委候补委员。杜涛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迤南的工运、农运、学运等所有的地下党活动都需要发展都迫在眉睫。但杜涛的心里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武装斗争，这是中央“八七”会议确立的重点，也是杜涛真正想干的事，他要发起一次更大的暴动，要用更大的暴动来推翻旧政权，建立党领导的新政权。杜涛在一步步地策划，8月1日的迤南区第四次党员代表会，杜涛就特别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决定组织秋收斗争，制定了若干原则。10月初，迤南区委书记杜涛为贯彻省临委制定的秋收斗争计划，在蒙自查尼皮村召开蒙自、靖边（今屏边）同志联席会议，决定领导加衣农民秋收斗争，计划报省临委决定。不久，在查尼皮召开的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认可了杜涛及迤南区委的工作，作出了发展农村武装，准备秋收起义的决议，并决定在加衣村组织秋收暴动，攻打文山县老寨（今属蒙自县）大地主甘寅东，夺取他的60多条枪、数十匹骡马，然后将这片地区开辟为游击区交通站。

加衣村，过去的党史资料叫阿加邑村，后经考证而用现名。这个小村子位于蒙自、屏边、文山的三县交界处，一直属于屏边县管辖。长期以来，加衣一带佃户常受恶霸地主欺负，农民对大地主早已恨之入骨，期待着共产党领着他们暴动打天下。

在暴动前，省临委专门成立了以杜涛为书记，有陈廷禧、李开文、马逸飞、左建章等11人参加的行动委员会。杜涛领导行动委员会在加衣村召开蒙自、屏边两县40个村寨共200余名农民代表参加的会议，对整个暴动作了动员部署。决定在10月31日，以当地民间“吃大”的习俗为名筹办伙食，集中2000余人的队伍去攻打老寨大地主甘寅东。待暴动成功后，即建立由查尼皮彝族党员李开文任师长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成立苏维埃政权。这次会议后，杜涛又派人分别深入到加衣、石马脚、老寨、查尼皮等山村开展秋收暴动的秘密宣传，组织武装力量。还精心制作了工农革命军印鉴、红布符号及红旗，印制《时候到了，小家起来杀田主》等宣传文告。一切似乎已煞费苦心，无懈可击，只等那一刻的到来。

1928年迤南的秋天，所有的事情都在暗流中涌动和变幻。芷村团首嗅到了空气的凝固与紧张，获得了地下党准备秋收暴动的信息，于是千方百计恐吓附近各村群众，使群众产生了畏缩心理。加上天公不作美，在计划暴动前那个干燥的秋夜突降大雨，山洪暴发阻断了山路。到10月30日夜，只有查尼皮、小东山、倘甸这些农民运动开展得早基础牢固的农民武装到达加衣村。10月31日早清点人数，连同加衣、老寨的农民武装仅有250余人。更有一些意志薄弱者看到人少而丧失信心，不断有人走掉，以至最后剩下的武装不足百人。面对如此局面，杜涛阴沉着脸，仰头望着苍天，欲哭无泪，无奈宣布终止行动计划。加衣村成了杜涛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痛，成了云南地下党永远的遗憾，犹如一颗戳在肉里的刺，挑不出来，只有让它腐烂在历史里。

尽管加衣暴动流产了，但却使反动派惊恐万状，面对地下党日愈掀起的武装斗争而不得安宁。中共云南省临委也认真总结了加衣暴动的经验教训，肯定加衣暴动是我们党在云南被清共后，第一次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在暴动的政策下领导农民的第一次斗争。

但杜涛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成为反动派的眼中刺肉中钉。被龙云政府通辑的杜涛，如今的危险更是加大，他甚至已被敌人跟踪，却浑然不觉。1928年11月7日，杜涛到迷拉地火车站刘林元处商议再行举事，待返回到铁路桥上时，被跟踪的芷村团丁逮捕，送押蒙自刑讯，后来又被押送昆明由龙云亲自审问。党组织、群众及亲属曾多方设法营救，但杜涛对劫狱、劫车等方案都不同意，他担心损伤群众，甘愿牺牲自己。铁血男儿杜涛经受了6次刑讯逼供，健壮的身躯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刽子手无论施以什么酷刑，都不能从杜涛口中得到云南地下党的机密。1929年5月2日，杜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昆明地台，牺牲时年仅28岁。No.4　吴澄，云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翻看云南党史人物留下不多的照片，吴澄是最漂亮的。这是她留下的或我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张照片，齐耳的短发，浓密而显厚，罩着一张稚嫩的脸庞，目光和脸廓却又透出一些敢作敢为的姿态。这样的形象，一看就是当时最时尚的女学生领潮者。吴澄

吴澄于1900年出生在昆明市桃源街一个教师家庭，自幼就很讨人喜欢，特别富有组织能力。1924年毕业于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在女师附小和昆明市模范小学任教。1925年，共青团云南地下组织建立，她首批加入共青团。李鑫回云南建党时，云南共青团组织负责人李国柱因被唐继尧政府通缉离滇外出，团的领导工作由吴澄负责，李鑫自然和吴澄取得了联系。1926年9月由李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漂亮而温雅的女共产党员。那时的吴澄常常是一身布衣黑裙打扮，既朴素又很有朝气，作为党、团组织的领导人，非常具有亲和力。

年轻的吴澄在云南地下党的历史上，却当了两次家，扮演了重要角色，让历史刮目相看。一次是1926年11月7日，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李鑫虽是创始人，但特支书记却是吴澄，这个大姑娘竟成了云南地下党组织的首任当家人。这虽与李鑫的谦让胸怀有关，但仍然让人不得不佩服吴澄的卓越领导能力。另一次是1928年10月13日，非常时期的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县查尼皮村召开，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外出，临时组建受命的省特委书记赵祚传又被逮捕，这个如此紧迫而重要的会议，却是小女子吴澄主持并顺利完成历史使命，让人再次不得不佩服她的领导和组织能力。

吴澄历任中共云南特支书记、省特委委员、省临委委员、省委委员，是云南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也是中共云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云南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迤南后，吴澄就常到蒙自指导和帮助，和蒙自这块土地结下了深厚情缘。1928年1月，因获悉反动省政府即将清共，吴澄就和王德三带领在昆明举办的全省党员训练班师生，紧急转移到蒙自县小东山村继续举办。3月，她在蒙自倮倮寨（今复兴庄）主持召开迤南地区农会干部会，与会干部40余人。在这些干部会和培训班上，吴澄都以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作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培训讲解，深受干部、学员好评。

吴澄很善于乔装打扮，适应新环境，其隐蔽工作做得很出色。她在昆明时留短发穿裙子，是一个漂亮的女学生。从昆明到蒙自时女扮男装，是一个英俊的书生。在蒙自的山村时，又用花头巾包着头，穿着民族服饰，甚至还学会了苗族话，完全是一幅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后来回到昆明近郊，又化装成普通妇女，不但做家务，还承接手工活作掩护。吴澄完全是云南地下党的一个精灵，自如地在地下穿梭行进。蒙自的小东山、倮倮寨、查尼皮等地方以及文山的一些村寨，都留下了吴澄革命的足迹。她的身上永远散发着迷人的亲合力，党内的很多同志都叫她“吴姐”。就连查尼皮村的彝族、苗族乡亲，都把城里来的吴姑娘当作自家人，同吃同住，细说困苦，听她讲农民革命的希望。

1928年冬，王德三、李国柱相继从苏联回国，李国柱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翌年春，吴澄与相爱多年、志同道合的李国柱结为夫妻，共同负责党领导下的青年工作。1930年10月24日，因叛徒出卖，李国柱、吴澄同时在昆明被捕，12月31日与王德三、张经辰同时被枪杀于昆明北郊。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手牵手走向了刑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令云岭大地呜咽不息。吴澄牺牲时年仅30岁，她的丈夫，云南省内第一个入党的共产党员李国柱，年仅24岁。“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溅，把全世界来涂染遍！”这是李国柱和吴澄生前表达的豪情壮语，是革命先烈站立的诗句，顶着我们厚重的历史一步步前行。面对历史，让我们更为悲戚的是，吴澄牺牲时已是怀孕数月的准妈妈，惨无人道的反动派杀害了吴澄，同时也杀害了一个孕育在腹的小生命。1930年昆明的最后一天，天凝地闭，时光停滞，翻不过元旦前的那张日历。No.5　戴德明，迤南革命的先驱者

其实戴德明还只是个孩子，这从他留下那张穿着旧式服装却颇显稚嫩的照片可以看出来，但他却成了云南早期地下党的革命先驱，牺牲时不满20周岁。戴德明

戴德明是云南会泽县人，1909年12月14日生。家境困难，其母早亡，其父以小摊贩营生。戴德明从小由其叔父抚养，深受叔父的进步思想影响。他的叔父叫戴仁甫，是个国文教员，不时向学生们传播进步思想，介绍《新青年》这类进步刊物给同学们阅读。在戴先生的启蒙教育下，昭通中学一大批学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戴德明到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翌年初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云南反动政府实行清共，省临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工矿、农村，昆明的大批党团员被分散到各县去。刚入党却还在读书的戴德明被党组织派到蒙自县立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活动。戴德明就这样进入了当时云南地下党的中心地区蒙自，投入崭新的革命事业。在蒙自县城过了不久，戴德明又被调到地下党新开辟的查尼皮村搞农运，与少数民族群众打交道。在那段日子里，为了便于与当地农民群众接触，戴德明也像李鑫一样，经常脱光衣服在烈日下暴晒，把原本白皙的书生皮肤晒得又黑又亮，使自己的外表更接近山区农民，足可见他决心革命的坚强意志。1928年8月，党组织又调戴德明到个旧，协助李鑫开展矿山工运。为了帮助李鑫从小型私营矿转移到锡务公司厂矿，戴德明利用他叔父与锡务公司总经理陶继鲁的关系，化名田贵到个旧锡务公司当职员，为地下党骨干进入锡务公司厂矿作准备。11月，经戴德明介绍，李鑫化名施鸿祥到锡务公司马拉格矿区当索道工。戴德明协助李鑫在厂矿中建立秘密赤色工会，发展党团组织，成功打开了地下党在个旧锡矿的工作局面。在查尼皮召开的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戴德明作为矿工党代表出席了会议。1929年2月，戴德明被选为中共迤南特委委员、中共个旧县委常委。

地下党在个旧锡矿开展的工运如火如荼。1929年4月，李鑫、戴德明在锡务公司马拉格矿领导发起了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接着，李鑫、戴德明在矿工中酝酿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并考虑发动武装暴动。由于事机不密，引来敌人搜索组织者，4月6日，李鑫、杨逢春被捕。第二天，戴德明与个旧县委负责人艾志诚联系，商议由戴作内应，艾设法组织武装力量营救李、杨二人。后获悉敌人查缴了地下党的宣传品，情况十分危急，艾志诚让戴德明立即转移，但戴德明为营救战友，坚决不离开锡务公司，最后也被逮捕了。经过一个多月的关押逼供，国民党反动派问不出什么，就将抓获的地下党押解到蒙自道尹公署。1929年5月16日，戴德明与李鑫、杨逢春、巨柏年在蒙自石墙子被杀害。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回荡着四位革命先驱高昂的国际歌声。No.6　杨逢春，默默无闻的革命先烈

杨逢春是一个极普通的地下党员，一直以工人身份为掩饰从事普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地上是个普通的工人，在地下也只是个革命积极分子，没有任何职务，以至普通得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他是云南昆明市人，1905年生，其父早亡，母亲改嫁，家境十分贫寒。为谋生活，杨逢春只进过小学，就学裁缝，后到云南模范工艺厂学车工。他每天在工厂里苦干挣钱，工人的疾苦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大约就在车工的生涯中，他接触到了地下党组织，革命的火花擦亮了他的理想，于是成为厂里工运的积极分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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