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概说（日本汉学泰斗宫崎市定经典力作，揭示文明兴衰与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汗青堂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日）宫崎市定 著,谢辰 译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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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史概说（日本汉学泰斗宫崎市定经典力作，揭示文明兴衰与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汗青堂系列）试读：

新版序

历史应从何处展开？这一问题最终要归结为历史能够追溯到何处这个问题。为了探知由于缺少记载和传说而不为人知的遥远的上古时代的历史，人们不得不依靠考古学这种以遗物、遗迹为唯一材料的方法进行研究。即便存在有关上古历史的文字记录，也多是民间传说，研究者在无法确定材料能否真实反映历史事实时，有必要以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对其加以考证。

与其他地区的历史相比，亚洲的历史自最久远的古代开始，就留存着不少相当明确的历史资料。但尽管如此，在亚洲史的深处，人们至今仍无法探知的悠久、未知、晦暗的历史年代仍在沉睡，而照亮这一神秘世界的一缕光明，就是在爪哇岛和北京等地发掘出的最古老的人类骨骼化石。此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出土的史前人类的遗迹和遗物，虽然其形态极不完整，但也以实物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向金属器文明时代发展的历程。

人类开始使用金属器具之际，国家也开始形成，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不过，由于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国家形成的年代也存在先后之分。从最初单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结成的氏族团体，逐渐发展为有管理、有秩序的国家体制，对于氏族团体内部的每个成员来说，这一过程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此过程中，物质文明得到跨跃式的发展，而与此相伴出现的必然是人类生机勃勃的精神运动和持续不断的创建国家的意图。即便当时的人类可能未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他们旺盛的精神活动会催生诗歌和文学，其鲜活的风貌会通过口耳相传，为子孙后代所继承。所以，对于这个时代之后的历史，学者们不再单纯依赖考古学的方法探查遗迹和遗物，而开始将古代人活跃的精神产物——神话或传说——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国家与历史

真正的历史可以说始于国家的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形态之一是城邦。城邦的出现，是由于生活在狭小地区的人们倾向于聚集到城市中，这座城市就逐渐变成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自治的国家。在古代亚洲，这种城邦的分布十分广泛，西起美索不达米亚，途经波斯、中亚和印度，东至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平原。

城邦几乎从不以孤立的形态存在，大多是由数量众多的城邦结合在一起，形成国家联盟的形态，每个城邦都追求自身对于其他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个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心国家就是所谓的“霸者”，霸者所持有的领导权即为霸权。强国之间存在争夺霸权的现象，在西方的希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印度的恒河流域平原以及春秋时代的中国北部，这种现象都有鲜明的呈现。

在城邦时代，民族问题尚不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换言之，在这一时期，历史性的民族尚未形成。不过，在这一时期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一是文明处于先进状态的城邦群体与文明处于落后状态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即都鄙对立的问题；二是存在于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问题；三是城邦群之间的对立问题，即国家间的离合关系问题。但是，随着城邦逐渐吸收了来自其外部的非城邦性要素，其内部的阶级对立逐渐消解；与此同时，近邻城邦之间的结合在维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逐渐使单个城邦丧失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地位；而当整个城邦群都不再独立自主，拥有广阔领土的国家也就随之形成了。这种领土国家普遍是以一个自然形成的血缘团体为基础的，但反过来，领土国家的形成也强有力地将其领土上的人民塑造成了一个民族。所谓历史性的民族，也就由此出现了。民族与历史

民族绝不是先天性的产物。换言之，它不是通过血统的差异就可以自然确定的，而是由更大的历史环境塑造出来的。对于民族的界定，血缘当然是重要因素，但除此之外，政治或文化，特别是文化中的语言、宗教、风俗等要素，也是极其重要的。所谓“纯粹的民族”，并不是指在医学上具有类似骨骼体质的人群，它在更多的情况下指的是在思想和信念层面得到了统一的历史性民族。城邦最终会自行解体，实现民族的大同与团结，促成拥有广阔领土的大帝国的形成。不过，世界上也存在着未经历这一过程的民族或国家，它们从原始的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直接发展到民族统一、大国形成的阶段。西方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亚洲的突厥、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大多走的是这种路线，它们未经历城邦的发展阶段，直接确立了大民族和大国家。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两大类型

氏族团体经历了城邦的阶段而结成民族国家和未经城邦阶段而直接结成民族国家，这两种情况中的民族国家，其性质普遍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由于城邦规模较小，为了确保其独立自主，城邦中的成员必须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而城邦的灭亡，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爱国心的消亡。当人们对城邦的爱国心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模糊的睦邻之情乃至世界主义。在一度取得过健全发展的城邦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国，即便是以单一民族为根基，其民族意识也会相对淡薄，而社会意识则会相对浓厚。这种民族国家对继承自城邦时代的古老文化感到自豪，并倾向于以文化的有无，将自身区别于周边的其他民族。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亚的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与此相反，从氏族团体阶段直接进入民族国家阶段的民族国家，其所建之国是最初的国，其民族的结合也是最初的结合。在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背后，是其民族精神的跃动，这在其建国事业的规模上也展现无遗。其国民第一次要作为一个大民族的一员经营国家生活，因此，他们为国家效力的热情也格外强烈。兴起于亚洲北部的满、蒙、突厥系诸民族的国家，即属上述情况之典型。但是，这些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其弱点是缺乏固有的先进文化。这些民族屡屡南下，并曾多次征服中原社会，但不久之后反而会在文化上被中华文明征服，他们的文明化往往会导致自身的衰亡。古代史之发展与中世史之停顿

上述农耕民与游牧民、先进国与后进国之间的对立乃至相克，在历史上以征服与被征服、影响与被影响的形态，在东西方各个地区多多少少都有所体现。但历史并不是单一现象的简单重复，为了实现人类的理想，人类社会的发展即便会出现一时的进退，结果仍都是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的。无论是否经历城邦的发展阶段，基于地区与血缘的古代民族的形成，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此后，古代民族逐渐确认了相互间的存在权利，并共同形成了一个古代世界，这标志着人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个民族从孤立走向结合，从排他走向妥协，于是就有了波斯对西亚的统一、秦汉对中国的统一以及其他地区的类似经历。今日之疆域大于昨，明日之疆域更大于今，古代国家就这样反复不断地实现对各个地区的统合。但是，当这一古代史的进程发展到顶点之际，就会出现在表面上完全逆转古代史发展模式的中世的停顿时代。也就是说，至此为止不断扩大的被统合的民族及地区，在来自外部的新的冲击之下，开始出现分裂的倾向。于是，秦汉帝国分裂为三国与南北朝，波斯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欧洲也同样出现了罗马帝国的分裂。从表面上来看，古代之后的中世是一个停顿的时代，它好像将华丽的文化发展都让给了古代。但中世绝非人类的沉睡期，统一的大国在政治层面被分割为适当的小区域，这反而更有利于人们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阶段——近世——做好准备。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开始从事具有近世意味的政治活动者是生活在西亚的阿拉伯人。在稍晚的时代，宋代的中国人也开始了近世史的发展历程。交通与历史

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往来。形成于某一地区的民族，往往会在血缘或历史上继承祖先的禀性，并据此行动，周遭的自然环境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引导或限制其活动。但是，历史的运动并不局限于此，每个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反而会发挥重大的历史推进作用。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往来，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的关系。人类的文明通过竞争得以进步，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有史籍记载以前的更为久远的时代，人类曾在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生活过。以往学界还曾就人类的起源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一问题发生过争论，但从地质时代的时间跨度和气候的变化情况来看，这个问题远非历史学层面的问题。与此相似，学界也曾发生过有关人类文化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争论，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交通往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估计也就自然消解了。

如今，在生活于地球上的人类当中，进化水平最低者是那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身处世界交通圈之外的民族，即生活于欧亚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非洲大陆南部以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他们在智识上的落后，一方面是遗传的禀赋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排除在世界交通圈之外，缺少文化上的刺激。

除了这些地区，居住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北部的民族在智识上相对进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进入有史籍记载的时代以后，多多少少都营建起了能够与外界文明接轨的交通系统。进一步来说，从西北的北欧、西南的北非，到东北的日本、东南的南洋诸岛，这一带状区域自古就是一个文明圈。在文明圈内部，各地区人类的智能水平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差异，因为在某个地区发展起来的文化，很快就会传播到邻近区域。不过，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像中国的淮南之橘一样，文化传播得越远，其原型越容易发生变化或弱化，这是在所难免的。要而言之，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及各民族风格迥异的禀性的作用下，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身特殊的文化。有时北力和南力是主流，有时则以西力和东力为主导，而时势再度发生变化时，形势也会发生逆转。

以往的史书往往以都市生活为文明，以游牧生活为野蛮，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但这只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对短期的时代变迁进行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以百年为单位，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那些游牧民族与定居生活的民族之间，在智能水平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差异。例如，蒙古人与满人曾被汉人视为未开化的夷狄而受到排斥，但他们一旦移居到了中原，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涌现出了许多中原汉人所不能及的豪杰之士。又如欧洲的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也曾是最落后的、未开化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准还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但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争世界文明之先的优秀文明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早期的游牧民族虽然通过世界交通获得了最低程度的文明刺激，但由于当时被排除在世界交通的大道之外，所以其优秀的文明潜质在一定时期内受限于周围的环境而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们须知，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打破沉默而开始有所行动时，常常是以与外界的接触为前提的，而世界史的发展契机也正在于此。

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界定，仅仅以其在地球上所占据的地区为据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民族或国家同时也在世界交通体系的若干部分中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假如一个民族或国家支配的交通线虽然短小，却是世界交通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这个民族或国家也必然在世界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往的史家总是倾向于认为，欧洲与西亚、西亚与东亚完全是相互孤立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让我们假设某个地区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其他所有地区的文明都不过是这一文明的支流，那么这些支流文明难免会被认为是比主流低劣的。但事实上，人类的智能水平几乎是均等的，先进国未必能常先进，后进国亦未必永落后。先进国之优越地位也常因交通因素而被后进国超越，世界史之发展与进步亦可以由此得见。

从史前的石器时代开始，东亚和欧洲之间就已经发生过文明的移动和传播，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古遗物得到证实。此后，随着人类智识的不断进步和交通便利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个地区相互之间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刺激、相互启发，直至今日。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区域层面而言，世界历史上的亚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在以下的论述中得到证实。亚洲史是什么

对于以下所要论及的亚洲史，或许会有读者对立论的可能性怀有疑问。因为亚洲内部存在相互独立的多个文化中心，即使大而化之，也至少可以举出西亚的波斯-伊斯兰文明、东亚的中华文明、居于其间的印度文明以及东端的日本文明这四种文明形态。而且，这些文明是相互差异相当明显的文明体，在语言、宗教、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性格。因此，怀疑这些异质性的文明系统能否集结在一起，并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无疑也是至当的。但是，这些文明是不是在完全不相关的状态下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编纂亚洲史也不过就是把中国史、印度史以及其他几个独立文明的历史的单行本进行合订罢了。但我并不是这样理解历史的。我认为，对自身历史有记录的民族或国家通过交通这一纽带，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程中发展至今。就像杉菜和笔头菜一样，二者虽然在地面以上有着不同的形态，但在地下却有着共同的根干；又如蚕与蝶，二者虽然在形态上是完全不同的生物，但破茧而出的蛾与蝶却属于同一个昆虫类别，二者身后承袭的是生物进化的同一个系谱。更不用说人类了，人与人之间甚至都不存在蛾与蝶之间的区别，人类文化虽然看上去不同，却绝不应被视为完全孤立于彼此的东西。因此，在把时代差别和地区差异都考虑在内的同时，我试图建立一个能够统合这些文化的系谱。

当然，亚洲史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上述几点，而在于亚洲史能否从人类整体的历史中被切割出来，仅作为亚洲这一单个地区的历史加以叙述。如果世界史之外不存在真正的历史，如果我们只有在眺望人类整体时才能发现真正的历史，那么亚洲史确实是局部的、不完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史没有存在的必要。例如，假设日本史是一个整体，那么在此整体之下必然还存在着乡土史；假设一府一县的历史可以成立，那么东北日本史、西日本史便也有存在的可能。当然，这些地方史都必须以国史的整体存在为默认前提。从这种意义上说，亚洲史也是一种乡土史。我之所以关心亚洲这一地区，一是由于我国位于亚洲的东端，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本国历史的真面目，首先有必要阐明其所在地区的历史属性，这一点毋庸赘言。除此之外，由于欧洲的历史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探讨，且看上去可以直接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亚洲史的相关探讨却明显滞后，亚洲尚未找到自身在世界史上应有的位置，处于一种低迷无措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即便只是整理现在已有的知识，厘清知识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也能在究明亚洲史的世界史意义方面有所进益。第 1 章亚洲诸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第一节亚洲诸文化的黎明一、考古学中的亚洲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根据地质学的假说，以北极为中心出现的巨大冰川使北半球曾四次被冰盖覆盖。从第一冰川期到第四冰川期的这段时期被称为“洪积期”；此后，从第四冰川期结束一直到当代被称为“冲积期”，在这一阶段，地球的气候逐渐变暖。如果假定洪积期开始于距今 55 万年前，那么冲积期的开端则是大约 3.5 万年前。人类祖先可能使用过的石器，不少都是从洪积期的地层中被发掘出来的。这些石器虽然在制作的精细程度上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打制石器，且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这些出现于洪积层的石器被通称为“早期旧石器”。

那么，使用这种旧石器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这一问题提供答案的，是从世界各地的地层中发掘出来的古生人类的骨骼化石。其中最古老的两例发现于东亚的季风地区。由此看来，东亚的海岸地带可能曾是古人类的密集分布地。

1891 年 8 月，考古学家在爪哇岛东北部特里尼尔地区靠近洪积层的第三纪地层中，发现了类似人类头盖骨和大腿骨的化石。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尽管该头盖骨十分接近猿类，但从其大腿骨的形状来看，其行走方式可能更接近人类，即两手离地，仅以足部的支撑来实现直立。据此，人类学家将这一化石命名为“直立猿人”。不过，这名直立猿人虽已开始直立，但脊背仍很弯曲，且未见其具备使用工具的智能，亦未见周围存在任何使用过明火的迹象。北京猿人

此后，在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考古学家从洪积期地层中发掘出了稍有进化的人类化石。该化石骨骼尽管与现在的人类骨骼之间仍有明显的不同，但经证明，相比于类人猿，其形态确实更加接近最初的人类，因此被命为“北京猿人”。北京猿人已经学会使用明火，并能够制作石器，以及加工、利用兽骨。我们通过该头盖骨的发展状态可以推测，北京猿人已具备语言能力，且善于使用右手，而且其下颌骨的形状甚至已经表现出东亚民族的特征。早期旧石器

从印度的北部到南部，考古学家发现了晚于北京猿人的人类所制作和使用的早期旧石器。其后，人们又在中国华北地区及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较之相对落后的石器物件。可以说，华北地区发掘出的遗留物与出土于西伯利亚的遗留物之间已经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洪积期中期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分化的明证。也就是说，生活在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地区这一森林地带的早期人类，为了切割猎物而开始使用打制得十分精巧的尖锐石器，例如石刃、刻刀、尖石等尖状器，并进一步用动物的骨、角、牙制造出骨刀、骨针、牙棒等骨器。而与此相反，生活在中国西北草原地带的人类，由于狩猎活动较少，其石器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就相对落后，尽管他们也开始使用尖状器，但器物的精巧程度低劣得多。此外，由于气候干燥，骨角类器物易因风化作用而遭腐蚀，所以在中国西北地区，骨器的使用终究未能得以流行。

洪积期在第四冰川期告终。在此期间，亚洲的早期石器文明得到了发展，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在亚洲的西北部，欧、亚两洲的石器文明曾发生过交集。自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被发现之后，考古学家未能在亚洲发现其他保存良好的人类骨化石，但是在欧洲发现了许多使用过早期旧石器的人类的骨化石。这些人类在体格上仍与现在的人类有相当明显的差异。例如，即便是时代最晚的尼安德特人，其躯干与腿部、大腿与小腿、脊椎与大腿骨、大腿骨与小腿骨的连接也不呈直线，而是微微弯曲的。后期旧石器

第四冰川期结束后，北半球的气候逐渐转暖，冲积期由此开始。如果说冲积期是从距今 3.5 万年前开始的，那么此后的约 2 万年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期。使用早期旧石器的古生人类虽然在洪积期繁荣一时，在这一时期却走向了衰亡，取而代之的是与现代人类同类型的新人种。他们在这一时期逐步扩展生存范围，遍布全球。在新旧人类交替的冲积期，新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就被称为“后期旧石器”。

后期旧石器的遗迹和遗物在欧洲被大量发现，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石器文明的独特发展。后期旧石器的做工极为精巧细致，其水平之高超，即便使用现代科技也无法完全仿制；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刻等工艺水平也有了明显进步。具体来说，该时代的人类会使用象牙等材料雕刻裸体人像，或者用绘画工具在自己所居洞穴的内壁上描画犀牛、马、野牛等形象。尽管他们的雕刻尚未摆脱稚拙之气，但在绘画方面，他们学会了使用颜料，能够用一种或数种颜色描画动物的生活景象，其写实手法之精湛令人惊叹。

在亚洲地区，后期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多发现于西伯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尤其是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市附近的马尔他村，那里出土的用象牙雕刻的裸体人像与欧洲各地的类似物品十分相似。此外，发现于印度的洞穴岩石壁画则与同时代位于西班牙的岩石壁画相仿。新石器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期旧石器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自身的极限，人类要想进一步跨入新的文明阶段，就必须产生其他创意，并学习和掌握相关技术。出于这种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新石器文明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了。根据前文假定的年代，我们可以推测新石器文明大约始于距今 1.5 万年前。

旧石器无论如何精致巧妙，仍是通过打碎石材或削剥分裂石材制成的，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类学会了将石材研磨成自己需要的形状。可想而知，研磨制成的石器表面光滑，故便于清洗，也便于用绳带连结，并且能够制作出更大的器物。此外，新石器的发掘常常与陶器相伴随，而烧制陶器的出现不仅表明人类逐渐习惯用火直接烧烤食物，而且证明人类为了获得保存和煮制食物的容器，已经掌握了用火烧制陶器的新技术。三大新石器文化圈

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遍布整个亚洲，但自旧石器时代中期起，人类文明的区域性就已经表现出来，到了新石器时代，这种区域差异有了愈加明显的分化和发展。基于这种在气候和风土的影响下出现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差异，我们可以将世界划分为以下三个文化圈。这三个文化圈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了三条斜向并列的层状地带。具体来说，北部是从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沿岸，经日本海北端、蒙古高原北部，再经西伯利亚，越过乌拉尔山脉，最终与北欧相接，这片半湿润的森林地带即渔猎圈，这一地区的文化以骨角器为代表。接着向南，从蒙古高原中部，经中亚、西南亚，再到北非，这一干燥沙漠草原地带为游牧圈，其文化特色的代表是尖状石器。与此相接的最南部是从日本、朝鲜半岛的一部分，经中国、东南亚、印度，到波斯湾沿岸的湿润季风带，该地区为农耕圈，其区域特征的代表是磨制的石斧类石器。骨角器文化圈

在三大文化圈中，以最北部的西伯利亚为中心的狩猎文明，在旧石器时代以后就没有太大的发展了。当地居民选择河边、湖畔、湾、岬等便于狩猎和捕鱼的地点作为居住地，其住所多是小木屋或半地穴式的房屋，偶尔也会有一些小聚落建有环绕聚落的土壁或沟壕。这些狩猎者用石制或骨制的剑猎捕鸟兽，用嵌有石刃的骨刀、石匕、石锥、石杵、石盘、石棒等处理猎物，用骨铦、骨钩等捕鱼。据推测，他们还会用各种石斧类工具伐木掘土、营建住所，并且有可能会用骨针缝补衣物或实施黥刑。此外，他们还用石或骨制作鸟兽形、鱼形的小型雕刻品，或许意在祈愿狩猎能有好的收成。在上述生活用品方面，这里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与旧石器时代器物并没有太大差异，只不过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当地人开始大量使用陶器。其中，他们最普遍且长期使用的是一种圆底的栉文土器。学者已经证明，这种栉文土器在起源上与俄罗斯和北欧有关。另外，对于广泛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带有凹槽的特殊石斧、铲形骨剑和石剑，人们在北欧也找到了与之同属一个系统的遗留物。进而言之，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骨角器的大量使用已经是欧亚大陆北部的共同现象。所以，对于当时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巨大的狩猎文明圈来说，骨角器文化就是其特征的代表。

后来，这个以狩猎为属性的新石器文化圈开始自西向东逐渐地使用起了金属工具，与此同时，生活在南部的狩猎者开始向南边相邻地区的民族学习农耕和饲畜的技术。由此，狩猎文明圈开始了由南向北的农耕化进程，只不过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地方仍然以游牧的方式生活。于是，在距今约 3500 年前，人们可以在阿尔泰山山麓地区看到强有力的半狩猎、半游牧民族，其后又经过近千年，到公元前 5 世纪前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也出现了这种半狩猎、半农耕的族群。不过，由于西伯利亚北部的民族长期生活在世界交通圈以外，至今仍未能摆脱以往的狩猎生活。如今，他们被称为“旧西伯利亚人”，依旧留守在鄂霍次克海沿岸，将其原始的骨角器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尖状器文明圈

在亚洲内陆的干燥草原地带，当地特殊的气候和风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生存分布状态。即，当旧石器时代的狩猎民族很快从这一地区消失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任何人类进入过这一地区。这可能是由于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这里原本就近乎沙漠状态的土地变得愈加荒芜，而过于干燥的空气又抑制了草木的生长，动物在这里的繁衍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这里愈发不适于人类获取生活资源。但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人们找到了一种能够适应这片土地的生活方式，即游牧生活。人们饲养马、牛、羊等富有利用价值的牲畜，逐水草而居，在这片干燥的草原上迁徙。或在便于获取水资源的湖畔与河边，或在有利于躲避朔北寒风的丘陵南麓，人们一旦在某处发现了草地，就会撑起简单的毛毡帐篷，在地上支起简易的炉灶，营建一处临时居所。然后，人们在那里牧养牲畜，直到那里的牧草被吃光。与之前生活在这里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居民不同，这些人几乎不狩猎。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遗留物中得到印证。在他们使用过的东西中，人们未发现任何防身的工具，像石镞这样的东西也极少。我们从这一点可以推断，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几乎不发生争斗，过的是极为和平的生活。当然，这也是由于当时该地区人口极为稀疏，没有争夺牧地的必要，且由于他们尚未习得骑乘之术，所以既没有攻袭掠夺的手段，也没有这样做的动机。

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首先依赖自己饲养的家畜，因此，制作石刃、石匕、尖器、石锥等用于剥皮、切骨、斩肉的尖状石器的技术，在这一时期有了进步。与此同时，他们之所以不使用磨制的石斧、石刀、石耨等工具，也是由于他们几乎不从事农耕。另外，由于干燥的气候会加速骨角器的腐坏，所以骨角器在这一时期也不为人们所用。至于陶土制品，这些游牧民族多多少少向北部的狩猎民族或南部的农耕民族学习过相应的制作方法，也使用过西伯利亚式的栉文土器或中国式的鬲状陶器。但是，他们迁徙式的游牧生活不便于携带沉重而又易碎的陶器，所以陶器的使用率仍然极低，倒是皮革袋子的使用率更高。此外，他们不使用纺锤车，也没用过骨针之类的制品，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能够轻易地获得皮、革、毛等制品，所以也就没有学习针织裁缝方面技术的必要了。

这一游牧式生活文明的分布范围，从东北的蒙古高原横切中国西北，经中亚到西南方的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再经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远及北非。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这一地区范围极大，但其内部的生活方式却基本相同，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别。这或许是因为游牧民饲养的牲畜具有相似性，所以其生活方式也必然存在相似性。此外，他们喜好迁徙的性格和与人和平的气质，也使他们能够更为自由地进行彼此之间的交通往来，而这也能使文化的移动变得更加迅速。

最后留下来的疑问是，这种游牧生活是以怎样的方式产生的呢？具体来说，游牧民族饲养家畜的行为，究竟是始于对北部狩猎民族捕猎物的饲养，还是始于对南方农耕民族驯养家畜行为的专门化，这便是问题所在。虽然这一问题不能急于求解，但大概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在游牧民族所饲养的牲畜中，犬、鹿等来自北部的狩猎民族，牛、羊、驴等则获自南部农耕民族，而马和驼之类则是这些游牧民自己最早成功驯养并使之家畜化的。磨制石斧文化圈

与上述内陆干燥地带的风土完全相反的地带，是从波斯湾北部向东到印度洋、中国南海与黄海沿岸，以及与这些海洋相连接的大河流域。这一地带气候酷热，空气潮湿，故草木繁茂。这里盛产果类、豆类，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最开始是采集这些果实作为食物来源的。其后不久，人类学会了在河流的泥沙堆积成的冲积土层上人工栽培和收获作物的技术。于是，拥有最先进文明的农耕文化圈就在这里诞生了。

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根据农耕的需要，利用巨大的磨制石斧砍伐树木，并用石犁、石耨耕地，有时还会用石杵、石镰、石刀等刈除杂草、舂捣谷物、切削蔬菜。这些善于利用水土的人类制造了大量钵或壶状的陶器，用以烹煮或贮藏谷物。这类陶土器上往往印有绳文或笼目纹。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已经学会了以植物为原料的编织技术。这些人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开始营建村落。他们或穴居，或建木屋。他们为了伐木、排水、烧田而结为一个村落，进行共同劳动，并将收获的粮食公平地分配给村落的成员。

目前我们尚未明确的是，这种农耕文明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初露曙光的。不过，根据考古发现可知，亚洲大陆东南部的湿润地带至少存在过两个各具特色的文明系统：一是以印度为中心，包括南洋和中国南部的区域；二是从中国北部延及朝鲜半岛的区域。印度与华北的新石器

人们普遍认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印度地区的居民在石器制作方面就颇具特点，即他们大多制作和使用形制较大的打制石器，尤其是握槌形或石匕形的石器。这一特点在中国南部也有所体现。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该地区石器的特征转而以精巧的磨制石斧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些石斧有的呈三角形并嵌有蛤刃，有的则呈棒状，还有的是极具特色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斧。其相同点是都属于农耕器具。

与此相对，亚洲东部的华北、东北、朝鲜半岛等地区出土的磨制石斧则形制较小。除了石杵，这些地区还出土了不少形状扁平的石斧、石刀、石镰之类的石器。此外，当地的陶器以鬲、鼎之类的三足陶器为特色，主要作物以麦、稷类为主，家畜则以猪和羊居多。

上述这两个系统之间的边界虽不明晰，但大致来说，二者相互交错的地带是位于黄海、东海沿岸的各个地区，以及日本西部、朝鲜半岛西部、中国沿海地区的中部、北部及台湾一带。台湾及其对岸地区大体上属于南方的印度系统，但受北方系统的影响较强；而黄海沿岸虽大致属于北方系统，但同时也受到南方文化的浸染。

就日本的情况来看，日本和华北、东北、朝鲜半岛一样，带有北方系统的新石器文化特点。这一特点在日本进入弥生时代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出土文物来看，与弥生时代薄而坚硬的红褐色陶器相伴随的是北方系统中常见的扁平状石斧及石刀之类；同时，颇具南方系统特色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斧也掺杂其间。新石器时代的世界交通

自悠远的太古时代起，人类就有了相互间的交通往来，因此，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完全孤立于外界的民族，这一点通过对考古文物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证明。以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彩陶为例，我们从其分布状态中就能对人类交通往来的密切程度有更为明了的认识。

人们在壶状陶器上用红、白、黑等颜料绘出美丽的图案，从而制作出彩陶。彩陶的分布遍及整个欧亚大陆，这种分布状况被认为是东西方交通往来的结果。彩陶最初发现于欧洲以及亚洲西南部，从而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此后，彩陶又被证明也曾广泛地存在于从中亚、印度到华北、东北的这一区域。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考古学家更是发现了大量的彩陶。这一彩陶的制作技法从河南、陕西两省一直传播到东北地区，并体现在辽东半岛南端的貔子窝地区出土的遗物上。

关于彩陶问题，值得注意之处有两点：一是彩陶的制作技法起源于西亚；二是在西亚，彩陶制作技法已经与青铜器制作技法并用。

之所以说华北、东北的彩陶并非起源于当地，是由于该地区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就存在形状独特的鬲形陶器，而鬲形陶器和彩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制陶系统，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内在关联。而且，鬲形陶器在之后逐渐发展成黑陶，其形状原样保持到了青铜时代，进而造就了堪称中国青铜器象征的鼎。而彩陶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一度大为流行，但似乎并不符合东亚人的嗜好，仅在陶器制作技术层面上给东亚人带来了一定的刺激，之后就湮没无闻了。不过，在亚洲西南部，彩陶文化流行期与青铜器时代初期重叠相接，彩陶也作为所谓“金石并用时代”的明星物件而大受欢迎。这也表明，彩陶的发源地位于西南亚，大概是随着人群的流动而传到东方的。西南亚的彩陶连接了新石器时代的终结和青铜时代的开端，这一事实反过来也证明了，彩陶文化的起源与青铜器文明一样，都是在西南亚初露曙光的。青铜器时代

亚洲西南部最重要的地区，是从两河流域（即流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所构成的流域）经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向西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该地区的周边是干燥的草原气候，唯有这一新月形地带是一个狭小而湿润的地区，其地质与气候条件与印度相近。至于该新月地带是否经历过旧石器时代，这一点尚不明确，但我们能够确定的事实是，该地区大概是在来自印度的原始农耕文化输入之后，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其文明的跨跃式发展，从而进入领先于世界的青铜器时代的。也就是说，西南亚尽管在相对较晚的历史时期才从外界引入当时最先进的新石器文化，却能够反超其他地区，最早进入更为高级的文明阶段。

出现于西南亚的青铜器文明，以苏撒、乌尔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同时向周边传播。该文明进入印度之后，造就了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文明；到了中亚，则塑造了安诺北丘文明；进入俄罗斯南部后，它又变成了斯基泰（塞种）早期文明。可以想象，斯基泰早期文明继续向东传播至中国北部后，就形成了以河南省为中心的殷（商）文明。

青铜器文明与前代的新石器文明不同，无论是对农耕民还是游牧民来说，它都具有普遍的价值。即，青铜器文明为农耕民提供了替代石斧的铜斧和取代石刀的镰刀，为游牧民提供了铜制的马具。特别是在武器方面，青铜制成的刀、剑、枪、矛、镞，其威力显然凌驾于前代的原始武器之上。这使得以往生活相对和平的民族开始逐渐变得好战，尤其使常年过着迁徙生活的游牧民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此后，游牧民族大多以好战、勇武的形象示人，并与生活相对和平的农耕民族相对立。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依存于畜牧的生活在粮食生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牧区变得狭小，对于肥沃牧场的争夺也由此展开。同时，由于生活不安定，游牧民便开始对居住在气候相对温暖、物产相对丰富的南部农耕地带的居民进行掠夺。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伊朗高原周边为活动中心的雅利安民族注定要在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但经过青铜器文明的洗礼之后，他们制作出了新型的弓箭、战斧、短剑等锐利武器，驱动战车入侵四邻。于是，西南亚的青铜器文明就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了遥远的东亚。

雅利安人中的一部分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西北部，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的原住民，而后又进一步向东进入恒河流域，并逐渐将印度加以雅利安化。此后，其文明的余波又波及印度支那半岛，将金属制造技术传播到中国南方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那里。

另一部分雅利安人深入中亚，并同化了中国新疆地区天山南路以西的原住游牧民。此后，他们的文明余波从中国西北传播至新疆、蒙古地区，启蒙了当地的游牧民族，并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将刀锋指向定居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南方的农耕民族也从西北的游牧民族那里学到了金属文明，他们试图利用相对丰富的经济资源来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对抗。于是，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北方游牧民与中原农耕民之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铁器时代

人们通常认为，农耕地区的居民建立城邦以及游牧民结为一个个族群的时间，大概是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交接期。如果我们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有史以前和有史以后的分界点，那么青铜时代大致上属于有史以后的时代。不过，由于青铜本身稀少而难得，且青铜制成的武器威力也十分有限，所以，以青铜器文明为基础建立的国家或民族难免根基薄弱。后来，在西南亚，人们继发明青铜器之后，又发明了制造更具威力的铁器的技术。由于铁矿在世界各地都有丰富的储量，所以制铁的方法一旦被发明出来，铁器就能得到大量生产，以满足人类无穷的需求。全体人类都能够用上铁器，使人类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也使人们构建的国家拥有了更加牢固的基础。

铁器作为武器在西亚登场的时间，是距今约 2700 年前的亚述王国时期；铁器传入印度，是在公元前 6 世纪前后。铁器传入东亚的华北地区，则是在两百余年之后的战国时代。二、亚洲各民族的建国传说建国传说的三个类型

国家的形成，不仅是构成国家的民族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上达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民族在精神文化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的飞跃。人类通过建立国家的方式，把以往的精神生活遗产保存下来，并开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朝着新的方向迈进。

人类从分散状态凝结成国家，这一过程给了构成国家的成员一次十分深刻的反思机会。他们有着丰富而活跃的精神活动，故对人生的方方面面都不能不心生好奇。他们尤其感兴趣的问题是，国家的主权究竟是如何确立的。不过，在民族神话这种在国家保护下流传后世的精神遗产中，核心问题并不是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国家的祖先是如何产生的。所以，建国神话就是关于始祖的神话。不过，由于亚洲各民族之间流传的建国传说多种多样，且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复原传说的原本形态。

一般来说，国家的创建者总是有着异于常人的经历，且多是以德建国。亚洲各民族在叙述祖先建国的故事时，大多采用的是共通的模式。如果要划分类型的话，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南方型的龙祖传说，第二类是北方型的鸟兽祖传说，第三类则是相对先进的中间型的传说。龙祖传说

第一类是起源于印度的龙祖传说。印度古代的原住民基本上都有蛇神信仰，故常被外来民族称为“龙种民族”，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就是龙。此后，从属于这一系统的建国故事经由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

缅甸的孟卯国的创世神话是这样的：一个名叫坤艾的青年，在湖畔结识了化为人身的龙王之女，并随她去了龙王国，然而他偶然看到了龙女的真身并受到惊吓，于是逃回了故乡。当时龙女已经怀有身孕，她来到湖边产下一卵，卵中生出了名为丘坎的男婴，这名男婴后来成为孟卯国的国王。后来，类似的传说故事在塔兹、温麦、帕洛安等民族中广为流传。

泰国的传说中也有同样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位国王与龙女结了婚，生下了王子，可是王子被猎人捡走。王子长大后，凭借着母亲留给自己的指环，被迎回了父亲的王宫，并成为新的国王。新国王冥冥中受到龙女的佑护，借用水的奇迹平定了湄南河一带，建设了意指“自由”的泰国。

占城位于今越南南部，拥有悠久的历史。占城的建国者名为波罗迦含达摩，相传其母出生于海浪之中，饮海边山岩间的泉水而受孕，诞下了波罗迦含达摩。这个新生儿最初身患癞病，一日，一条巨龙突然现身，舔舐了患儿的身体，治好了他的病。后来，波罗迦含达摩即位后大兴水利，疏浚河流，引水溉田，开凿运河。他击退了外敌，作为疆土的保护者受到人们的爱戴。

在老挝的创世神话中，相传有两名隐者曾来到龙之国老挝，召集了十五位龙王，并为他们指定了各自的领地。

在安南，传说有一位名叫泾阳王禄续的人曾进入水府，与龙女结为夫妻，生下貉龙君；貉龙君又与名为妪姬的女子结婚，生一胞状物，他们以此为不祥，遂弃之于野。后来，该胞体突然张开，产下了一百颗卵，卵体孵化为一百名男婴。其中五十人回到水府，剩下的五十人则留在地上，并在今天的北部湾一带建立了国家。

上述缅甸、泰国、越南三地的龙祖传说颇具特色之处在于，龙大多以女性形象出现，另外传说还暗示，这些地区的国家建设并不是由龙独力完成，而是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后的产物。这大概就说明，在上述地区，建国是由当地人与印度移民合作完成的。此后，龙祖传说进一步传播到了华南地区，以及中国内陆和朝鲜半岛。在此过程中，故事的原型逐渐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华南山间的哀牢夷，相传有一位名叫沙壹的妇人在入水捕鱼时突然化身为龙。这位龙女踩踏了一个化为沉木的物体，遂有感而生九子，其最小的儿子被称为九隆，长大后就成了哀牢王。又如，在朝鲜古代的龙城国，相传国王的王妃产下一颗巨卵，以为不祥，遂将其放入箱匣，弃之于大海。箱匣漂流至新罗海岸，被一老妇拾取，老妇将卵中生出的孩子抚养成人，这个孩子后来就成为众望所归的新罗第四代国王，姓昔，人称“脱解王”。

由此可知，龙祖传说以印度为中心发源地，经南洋沿海地区传播至朝鲜半岛。不过，在不同民族的想象中，龙的形态并不固定，或像蛇，或像鳄，或像蜥蜴之类。但不变的是，这些龙的各种形态大都来源于栖息在南方热带湿润地区的蛇类。鸟兽祖传说

与上述情况相反，在干燥的内陆地区北部，神话往往呈现为鸟兽祖传说的类型。鸟祖传说的代表是中国古代殷朝始祖契的诞生故事：契的母亲与姐妹一同去河边洗澡时，吞食了从天而降的燕子蛋，受孕而生契。与此故事最为类似的情节出现在清朝祖先的诞生故事中：天女三姐妹来到长白山的布勒瑚里湖沐浴，一只喜鹊飞来，将一只朱果落在年纪最小的天女的衣服上，小天女吞食朱果后立即受孕，无法返回天庭，遂留在地上产下了一名男婴，这名男婴后来就成了爱新觉罗氏的祖先。

相比于鸟祖传说，兽祖传说的分布范围更广。其中，在土耳其、蒙古高原等地流传的狼祖传说尤其值得注意。在土耳其人的传说中，高车族的祖先是匈奴单于的小女儿与狼结婚之后生下的儿子；而突厥的传说则称一名由母狼养大的孤儿与母狼生了十个儿子，其中一子为阿史那氏，后来成为突厥人的可汗。在蒙古族的传说中，其祖先是从天而降的苍狼与白牝鹿生下的儿子。

此外，以熊为祖先的传说也流传甚广。例如中国古代夏朝的祖先大禹，据传说，大禹的父亲鲧去世后化身成为黄熊；又如春秋时代晋国豪族范氏与中行氏，据说这两个氏族分别以熊和罴为祖先。此外，中国西藏地区还有猿祖的传说，而一度割据华南与湖南省边境的武陵蛮则有狗祖的传说。可见，被视为祖先的动物因所在的区域不同而种类各异。

当然，除了鸟兽祖传说，也有以植物为祖先的传说故事。例如华南夜郎夷的传说：一女子浣于水滨，见三节大竹，自上游流入女子足间，女子闻其中有声，破之，得一男儿；男儿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王，以竹为姓。这个故事着实与日本的桃太郎传说十分相似。

这些由人类之外的灵妙动物生出建国始祖的传说，虽然看上去不可思议，却是普遍存在于古代未开化社会的图腾信仰的遗存。图腾是守护一个氏族或一个人的动物，这种动物也就成为这个氏族或这个人的记号或名称。除了动物，也存在植物或其他非生物类的图腾。弃子传说

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以其他物种为祖先的传说开始被认为是不够合理的。于是，以文明程度最高的农耕民族为中心，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三类中间型的祖先传说。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弃子传说。在这一传说类型中，始祖与普通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仅仅是出生经历奇异，例如曾由狼或鹰、鹫等动物哺育长大之类。

在波斯古代传说中，有一位名叫扎尔的英雄，扎尔出生时长着一头白发，故被人视为不祥之物而遭到遗弃，幸好有一只鹫将他拾走，并养育成人。与这一传说在原型上最为接近的，是罗马的始祖罗慕路斯由母狼哺育长大的故事。这类传说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即弃子自身会带上神性，能够使无心的牛、马等动物受其感应，不仅不会加害他，还会予以保护。

古代波斯帝国的始祖居鲁士年幼时曾遭遗弃，后由牧人之妇抚养长大，但在时人的传说中，他是由母狼养大的。还有波斯传说称，伟大的国王费雷敦也是被逐出王宫后由园丁养大的，但坊间却传说他曾有三个月的时间由母牛哺育。此外还有传说称，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文曾被弃于云梦泽山涧，得到过母虎的哺育。

中国古代周朝的祖先是后稷，其名为弃。据传说，后稷在被遗弃后曾得到牛马与飞鸟的保护。可见，这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弃子传说。当然，弃子传说也常出现在前述各种以其他生物为祖先的传说故事中。感生传说

在弃子传说的发展过程中，弃子开始拥有感化鸟兽的神通之力。而且，他们尽管生为人身，在出生之际却能感应到宇宙的神秘之力，所谓的感生传说也就由此出现了。在感生传说中，神秘力量所展现出的强弱程度不一，有时甚至完全无视父亲的存在。中国古代周朝的始祖弃的出生便是如此。据传说，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践之而有孕，遂生弃。而关于汉高祖的传说则称，高祖之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此外，在高句丽，相传扶余国太子金蛙于河畔得一神女，将其幽闭于室中，但该女子受窗外日光所照，遂有感而孕，生一卵，朱蒙由是降生，并南下建立了高句丽。其后，又有辽太祖的传说，称其母因梦见“日堕怀中”而有孕，从而诞下了辽太祖。这虽已有几分修辞上的附会之嫌，但也留下了古代传说的痕迹。

总之，感生传说及弃子传说在形式上属于相对进化的传说故事。从其分布上看，这类传说是从西南亚传播到华北、东北、蒙古和朝鲜半岛的。传说多出现在亚洲的农耕文明区，对游牧地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这些传说不仅被用于建国始祖的故事，也被用于宗教的开创人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传说中就能找到这类传说故事的痕迹。降神传说

感生传说进一步进化，就发展出了降神传说。相传，新罗六部之人集会于川岸时，在杨山的山麓林间，一只巨卵在一片光亮中从天而降，卵中生出一神异之人，此人自称“阏智居西干”，人称“赫居世王”，即新罗之始祖。此外，在西藏最古老的传说中，雅拉香波神山是当地人祭祀神灵的地方。一日，在这座山的山峰之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大放异彩的人物，此人降至乡间，使村民大为惊异，村民于是以肩舆载接此天降神人，并设置王座，推戴其为国王。据说，此人就是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可以说，这一传说类型呈现出祖先故事中进化最完善的形态。传说与社会

上述建国传说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古代人的求知欲而空想出来的，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有些故事甚至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情感世界，成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

例如，龙祖传说基本上是以暑热的南方地带为中心流传开来的，在那里，龙被认为是水的支配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无论是耕作还是交通，最离不开的东西就是水，没有水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当地人看来，龙既然是水的支配者，自然也应是万能的神，于是理所当然地，开国之君对地上社会的支配权也必然来自龙的授予。

与此类似，对内陆地区的狩猎民族而言，鸟兽与其生活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鹫、狼、熊等凶猛可怖的动物，其威力之大足以令未开化之民怀有崇敬之心。另外，鹊这类飞禽因具有轻快的飞翔之姿，而使人们相信这些鸟类拥有预示吉凶的神秘力量，这或许就是它们被某些未开化之民当作图腾的原因。但是随着智识的进步和农耕社会的出现，人们意识到将鸟兽直接作为祖先的不合理性，于是，弃子传说、养育传说乃至更进一步的感生传说就陆续出现了。

在古代中国，殷的祖先契是其母吞玄鸟之卵后所生，此玄鸟即指燕子，因为燕子是代表农业活动的鸟类，所以该传说同时也反映了殷的农耕文明状态。进一步在感生传说中，有感于日光的传说表明，人类开始有了对日、月等天体的崇拜。在古代，天体是告人以农时的基准，尤其是为农耕带来恩惠的太阳。不过，尽管同样是农耕社会，南方与北方却不尽相同：在南方的暑热地带，人们往往将水神视为农耕之神；而在北方的温暖地带，农耕之神往往是日神。这大概是由于，在南方暑热地带，太阳的炎热是最惹人嫌恶的东西，所以当地人几乎不崇拜太阳，尽管那里基本上是旱季与雨季相互交替的，但雨季的降水在当地才是推动万物生长的动力。而只有在不时吹起凛冽寒风的北方温暖地带，太阳才被视为促使万物生长的根本所在，从而得到北方居民的崇拜。

但是，随着人类智慧的进一步发展，感生传说也终于无法再维持下去，于是就出现了进化程度最高的降神传说。这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神”在性质上也经历了一个进化的过程。在以往的未开化民族中，拥有神秘力量者被认为是鸟兽或龙这样的动物，即人类之外的物种。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人类才是世上拥有最多神秘之力的存在，而动物是低于人类的。于是，“神”被重新界定为具有人之形态的人类中的特别存在。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认为，国家的始祖就是这种神异之人，他们从天而降，并拥有特别的神秘力量。第二节古代波斯及其相邻诸国的文化西南亚的土地

地球上的陆地面积十分广阔，但人类能够栖息和利用的土地却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即便是现在，人类的智慧已经能够将以往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供人类聚居生活的土地仍相当有限。更何况，对于古代人来说，可以提供居住场所并为文明发展创造空间的土地只是地球表面上非常小的一部分。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这种空间有限的舞台上展开的。

前面曾提到，在西南亚，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发源地就是从波斯湾东北岸向西，经叙利亚至非洲大陆北岸的新月形区域。西南亚的主体部分都位于干燥气候带，所以该地区的居民大多过着游牧生活。但与此不同的是，上述新月地带是由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构成的，而且该地区与地中海相连，据有水利，且气候潮湿，故发展成为一片可供农耕的沃土。该地区最早的农耕文明究竟是出现于东侧的波斯湾东北岸，还是出现于西侧的尼罗河河口，目前尚不明确。但是，波斯湾东北岸的农耕文明未必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据推测，其文明有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不过，农耕文明一旦在这里扎根，便借其肥沃之地利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使当地人能够突破新石器时代的旧壳，一跃而进入青铜器文明的时代。这一点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苏美尔人问题

在邻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平原上，最早开出文明之花的是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的起源目前尚不明确，但由于其语言不仅与附近的闪米特人不同，更不同于北方雅利安人的语言，所以由此推测，苏美尔人与印度的原住民或许存在一定的联系。

无论如何，至少在距今约 5000 年前，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定居，并开拓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当时的波斯湾位于今天波斯湾的内陆地区，其海岸线距离现在的海岸线有 250 千米。当时，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曾拥有各自的入海口。苏美尔人在两河河口附近开垦沼泥地，并逐渐建起了数量众多的城邦，某些势力强大的城邦曾先后在这一地区称霸。苏美尔人通过日晒来风干土砖，用以建造房屋，并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建造神庙。该地区获取石材相对困难，当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黏土，这不仅体现在建筑方面，就连他们的文字也是在黏土板上用独特的楔形文字进行书写的。

苏美尔城邦周边的干燥地带是闪米特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他们曾屡次侵入苏美尔的农耕民族世界。闪米特人是擅长弓箭的尚武民族，与此相对，苏美尔人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团队协作的战斗方式上。具体来说，闪米特人惯于以长枪为武器，以盾牌保护身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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