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岳南

出版社：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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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修订版)试读：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大作，百感交集，遂未做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也功不可没。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资助一些人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资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缥缈，泪眼婆娑，一时回到北大，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情肠交结，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人、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备感伤神。

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五十八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三十九年矣。我自己也渐渐老了。回忆接受傅斯年、陈寅恪师教诲的日子，犹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师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这样的事例从陈傅二师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录，不赘。有一次，听从成都回李庄的一位史语所同事说，他去拜访陈寅恪先生时，陈师对我的学问与人品还夸奖了一番。我听后受宠若惊，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汗颜。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维公馆。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宾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做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这部《陈寅恪与傅斯年》文学传记书稿中，不仅讲了陈傅两位大师级人物，上面列举的另外几位大师，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绍，只是叙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出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大陆，没有看到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甚至连普通的介绍文章也较少。随着政治思想逐渐放开，前些年傅先生家乡聊城的父老乡亲，为此做过不少的努力，召开过几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几本传记性书籍与论文集。但总的感觉，其声势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与傅斯年本人的声望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比起来，还是不够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能知傅斯年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人类是健忘的，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今人的不幸？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为二，对前几十年生命历程的叙述相对薄弱，而后半生，特别是陈先生最后二十年着墨较多。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而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埋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赴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五十五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化大革命”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第一章风云际会◎走进清华园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黄发碧眼的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两天后，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卡纳比埃尔街（La Canebiere），很快抵达碧海青天、云飞浪卷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阔别日久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荷塘的岸边，他那清癯的面容与摆动的灰布长衫，随着微风飘拂的花香，很快进入学界的视野。

——时年三十七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因学校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几年中，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清华学校进行改革，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1国学者也。”原清华园大门.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三十四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精进，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等诸位前贤大儒的真实存在，忽略其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且谦虚地说道：“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2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三十二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四十九岁的王国维，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学校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认为还是按老礼节行事方能把事情办成。2月23日，吴宓持清华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十号王国维宅院，待进得厅堂，见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国维，先行三鞠躬礼，而后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3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独自憋了些时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张园“行在办事处”，见到逊帝溥仪（南按：时溥仪已被冯玉4祥部队逐出紫禁城），最后“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才放下心来，回到居处收拾行李，于4月17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校长曹云祥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校长想到吴宓在筹备过程中精明能干，颇有些组织能力，便与之商议，请他出任院长。为人谦恭的吴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显耀的职务，凌驾于王、梁等国学大师之上，曹云祥心领神会，采取变通之法，改聘吴氏为国学研5究院主任。进清华前的王国维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五十三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接受了。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时，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为章在日本时，经常和梁启超打笔墨官司。另外章氏公开反对甲骨文，说那是罗振玉串通奸商们鼓捣出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国维恰是跟从罗振玉习甲骨文，从中发现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号而震动学界、闻名于世的。因了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疯”采的机会，清华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三十四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身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吴氏日记中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为学术界所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请，做《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6见其比”。

当吴宓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意气风发，且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起承转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陈寅恪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题辞》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虞初号黄车使者）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7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书剑飘零的孤独岁月，不仅遇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8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喜悦的音符，洋溢着相遇相知的喜悦，触动了双方心灵深处的热血情怀。自此之后，吴陈二人作为同学加密友，携手并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感人肺腑的管鲍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一月底二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9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任教于清华大学时的吴宓。温源宁对吴氏的形象这样描述：“脑袋的形状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好像就要披散下来，亏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晰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一双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见《不够知己》，温源宁著，江枫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出版）

1921年夏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兼任号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杂志主编。尽管这份以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为主要创办人，吴氏为“学衡派”领袖的杂志，遭到了另类派文化领袖陈独秀以及干将胡适，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强烈抵制与猛烈抨击，双方就此结下了梁子，但与胡适关系相当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类江湖恩怨偏袒一方。当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后，曹氏慕吴宓才学与名声，力主聘其回母校为国学研究院筹备鸣锣开道。吴不负厚意，很快辞去东北大学教职，怀着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进水木清华那宁静安逸的校园，竭尽全力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吴宓语）来院执教。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节骨眼上，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迎来了踏入清华园一试身手的历史契机。192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时的陈寅恪

此时，陈寅恪已由美国哈佛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他得到清华聘请的电文后，经过一番思量踌躇，答应就聘。由于购书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归国，又因母丧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陈寅恪向校方请假在家中逗留了约半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华校园的大门。而这个时候，吴宓因与教务长张彭春矛盾加深，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改任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经荐举赵元任步入清华讲坛的张彭春，也在与吴宓等人的纷争中败下阵来，被学生赶出10了清华园，研究院事务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理。

混战过后，处于多事之秋的清华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蛙鼓蝉鸣与阵阵热风吹荡中，随着陈寅恪摆动长衫缓缓登上承载着文化使命的圣洁讲台，一个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业已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这年11月16日，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来到陈寅恪的住所商谈，欲聘请一位大字号“海龟”（海归）来校出任中国文史教授，以充实清华的文科阵容，壮大学校的整体实力，为即将改制的清华大学再加砝码。陈寅恪稍加思索，脱口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便是声名赫赫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当时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从北大到柏林

陈寅恪所荐举的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

傅以渐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只是这位现代“圣人”与古代那位夫子不同，傅斯年生得肥头大耳，身材魁梧，虽不是梁山泊那一帮聚众闹事者的后代，却具有梁山好汉的相貌与血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压顶般的磅礴气势。此人在出产小说《水浒》人物的地理环境中，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修炼，于1913年十八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每次考试均名列前11茅。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进入北大第五个年头的历史性转折时刻，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以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样子开始鼓吹新思想与新文学。这一做法在得到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与“愤青”欢呼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不少传统儒生的反对与抵制。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曾在史学界呼风唤雨的顾颉刚曾说过，傅斯年们搞的那一套把戏，“最主12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这是顾氏与傅斯年大动干戈，彻底决裂之后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气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与同人们当时的理想与做派，不只是把“国粹派”骂倒了事，其中还夹杂着一种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构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时，“未来的真正的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13在新文学里”等理想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当时所谓的“国粹派”或“国故派”，指的是北大国学教授刘师培、黄侃（字季刚）、辜鸿铭等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这一派系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相左。当时年轻的陈独秀、胡适之辈，正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其政治文化主张，大张旗鼓地煽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放弃古文而改用白话文写作，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新文学革命。北大时代的傅斯年

这个时候与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内胡同的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双双加入这一倒孔反封的阵营中来，参与《新青年》编务，并成为这一阵营中冲锋陷阵的骁将。1918年5月，周豫才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铁屋子里的呐喊”。此后三年间，鲁迅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50余篇，与胡适等人结成了同一战线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乱棍飞击，发出了“救救孩子”等呼声。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胡适与鲁迅均在历史的大潮中奋力承载着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发出大海潮声：“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14的曙光。”早期的《新青年》杂志封面

陈、胡、鲁等一干人马如此激烈的主张和做法，惹恼了当世的“圣贤”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学“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及门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回击。这些当世名儒谓陈独秀、胡适之辈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乱语、歪理邪说。于是，北大校园内，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展开了势如水火的激烈争斗。号称一代经学大师、“傲慢无比”（陶希圣语）、盛气凌人的黄侃老夫子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对年轻的胡适公开戏谑道：“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15才对。”胡氏冷不丁经此一击，颇为尴尬，一时竟无言相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风潮汹涌奔流，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的较量，在北大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圈子里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势。每当新派的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对之曰：“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16掉。”为了证明文言文较白话文优秀，黄侃在课堂上公然讲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17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得意起来。如此接二连三地重拳出击，搞得胡适灰头土脸，颇栽脸面，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将设法给予对方更猛烈的反击。于是，北大国学派与另类文化派越来18越呈不把对方彻底打趴弄翻在地，决不收兵之态势。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或明或暗的运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自此，以傅斯年为首的革命小将，公开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达到把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经学大师彻底骂倒，使之一个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眼珠乱翻，或干脆翘了辫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国故派们眼见对方势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黄侃亲自组织指挥下，学生张煊（南按：后来为张学良机要秘书）等人，很快弄出了一个称作《国故》的杂志，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但《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未久，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辈又纠集一百余众，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杂志社”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由张国焘任发行人兼经理，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可惜这一鱼龙混杂、绿林草莽气味浓厚的团体，内部很快分化，产生了所谓的旧派、新派与走中间路线的调和派等乱七八糟、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反帝爱国学潮。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与街头闾巷，风卷浪滚，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爱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一只“富于斗劲的蟋蟀”（罗家伦语），正是由于这个罕有的“斗劲”，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肩扛上书“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字样的大旗，挥动手臂，率部冲出校园，一路浩浩荡荡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门奔来。在广场集结并宣示口号声威后，大队人马又转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交涉。在遭到帝国主义者蛮横阻止后，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顿时变成了声声怒吼。在傅斯年指挥引领下，游行队伍转赴赵家楼，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悲愤心境，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社会各阶层纷纷起而仿效，并给予极大声援。惊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的同时，下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命令。蔡元培于危难之际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被后世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为避其锋锐，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示威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前方手举大旗者为傅斯年

蔡元培走了，学潮渐渐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乡聊城休整。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街头演讲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尽管如此，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并没被主考方放在眼里，反因他所显示的压倒性优势，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的好事而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19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官员奉命对外的解释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法兰西，一不开心，率领一帮梁山兄弟的后代（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水浒》中的武大、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等著名小说人物），再来一个三打祝家庄、火烧狮子楼或赵家楼之类的行动，把法兰西的罗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洋人的宫殿，用粪叉子、二叉钩子或镰刀斧头加锤子，三下五除二给弄个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样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把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一把火烧个精光，山东方面乃至整个中国政府将吃不了兜着走。为了消除隐患，斩断祸根，干脆来个“斩首”行动，断了傅斯年出洋的念头。如此这般，即便傅氏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也不过“土鳖”一只，再怎么闹腾，亦只能在他家乡黄河岸边那块黄土上翻跟头，难以蹦跶出山东父母官与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会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兴风作浪，扬风扎猛惹是生非了。

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数，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员皆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怪诞的说辞，声言要诉诸法律。就在决定成为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以行侠仗义著称的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氏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力主傅斯年放洋，并言道：“成绩20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来，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也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四面楚歌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做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垂头丧气的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长吁一口气后，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于同年12月26日，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将踏出国门之时，上海资本家、著名纺织大王穆藕初表示将陆续捐出10万元巨款给北大，要求校方选送五位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略多。当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开出的费用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选出了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学子得此惠顾，被坊间戏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时为社会广泛瞩目。当时北大还有一位与“五大臣”势均力敌的学生孟寿椿，本在预选之内，因名额限制被叫停。“五大臣”怜惜同学手足之谊，颇感过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愿每月只要100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孟寿椿得以好梦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实际上已是“六大臣”，只是“五大臣”的名声已经叫响，没有人再去计较是五还是六了。

且说傅斯年到达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今译斯皮尔曼）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学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罗家伦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的21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正是为陈俞二人的才学、人格与声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弃英赴德走进了柏林大学校园。随着傅氏的到来，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上政学两界名重一时的姻亲三角联盟，同时演绎了一段天才交会过往的历史因缘。◎北京初会

傅斯年与陈寅恪初次谋面，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结识的。具体的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四年。当此之时，二十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仍属于无名之辈。而二十六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他由英国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正是这次会晤结下的因果。原北京大学主楼（红楼）（作者摄）

陈、傅结交，除了傅对陈学问的敬佩，不能排除的另外一点是，由于陈登恪与傅氏友善，平日里双方对各自的家世门第已有所了解，并有气味相投之感。而这一点，对特别注重“门第”与“出身”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而言，又为柏林相见和二人的友好交往无形中起了作用。门第的高低，出身之贵贱，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也是一根维系陈傅二人几十年关系的重要纽带。

傅斯年乃大清名门之后，陈寅恪亦非出身草根之家与燕雀之辈，祖上乃今江西德安县著名的“义门陈”家族。这个家族自唐代发达，至宋代达到鼎盛，合门3000余人。据研究者考证，截至北宋咸平四年（1001），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竟达到430人之众，仅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也就是范仲淹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那一年，“义门陈”一族有403人应举，后得中并在朝廷逐步升迁担任要职者有18人，另有29人担任各地的刺史、司马、参军、县令等职。直至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半个多世纪，“义门陈”权倾朝野，声名远播，成为有宋以来罕有其匹的名门望族。为抑制陈门日渐庞大的家族势力，嘉祐七年（1062），在宋臣文彦博、包拯、范师道等出谋划策下，宋仁宗以教化四方百姓的名义诏令“义门陈”分庄天下。前后经半年的时间，盛极一时的“义门陈”十二行派被拆解为291个小庄迁往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西、湖南等地为多。陈寅恪祖上一支先是迁往福建宁化，继而流徙广东潮州，后又回迁福建上杭。

倏忽间，元、明两个朝代几百年过去了，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陈寅恪祖上又携家迁往江西义宁州竹塅村。在这个山环水抱、云烟氤氲、灵气缭绕的祥瑞之地，流徙日久的陈门子弟在历史的几番动荡中终于站稳了脚跟，开始置屋购地，兴学耕读。当宏大气派的“凤竹堂”在山水环抱的竹塅地界拔地而起时，历史的进程已到了乾隆末年，称雄一时的“康乾盛世”即将随风飘散，大清帝国已显疲惫之态。与之相反的是，竹塅陈氏却渐渐步入了青春焕发的盛年，有宋一代“义门陈氏”的家训与光荣，再度唤醒了陈氏子弟久远的记忆，蛰伏于心中的祖先血液如春风化雨在胸中涌动，建功立业、重振家风的辉煌梦想，于世局即将巨变的前夜就此形成。在这个久违的大梦诱导驱使下，陈氏子弟加紧勤读苦练，向着科举的道路奋力迈进。二十年之后，大清帝国的盛世不再，乱象已生，陈氏一门羽翼渐丰，开始了冲天一飞的蓄势运力。

1851年1月11日，一个叫洪秀全的乡村落第秀才约集万余教徒在广西金田村造反起事。延续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开始，大清帝国版图内陷入了长期内战与混乱，一个豪杰并起、群雄争霸的新时代业已来临。在刀光火色的闪耀中，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李鸿章……于历史的星光照耀下先后登场，并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去试着改变历史进程。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里，有一个历史无法绕开的关键性人物继之登场亮相，这便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

据义宁史志载：就在洪秀全率众造反起事的这一年，即咸丰元年（1851）秋，陈宝箴（字右铭）恩科乡试中举，拣选知县。咸丰六年（1856），陈宝箴入京参加会试，不第留京，其间得以交结四方俊雅之士，识见大增。咸丰十年（1860）秋，英法联军陷天津，犯京师，咸丰皇帝北狩，时朝廷中枢深恐在南方起事造反的洪杨太平军乘机沿运河北犯，抢劫通州库存仓米。正无计可施间，陈宝箴献出奇策，条陈防守六事于枢府：“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惊慌失措的枢府采用其计，旦夕之间将通州屯粮移至京师，宝箴一计而引起22朝臣瞩目。未几，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数千黄毛官兵操刀弄枪嗷嗷乱叫着扑向西郊圆明园，一番疯狂砍杀劫掠之后纵火焚烧，园中琼楼玉宇皆被殃及，一时浓烟弥漫，火势冲天。陈宝箴时在城内酒楼与友人交谈时势，遥见西天半壁红光，知这座世之罕见的“万园之园”与大批稀世国宝万劫不复，顿时情绪失控，欲跳楼自尽以醒世人，幸被友人拦腰抱住免于以身相殉。陈氏落座后乃捶案大哭，座人皆惊。位于今江西修水县义宁镇竹塅村的陈氏故居“凤竹堂”，建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今完好。“义宁陈氏”家族复兴之梦从这里开始。1989年被修水县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屋前立一石碑，上书“陈宝箴、陈三立故居”

咸丰十一年（1861）春，陈宝箴南归省母，时由建立湘军起家的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职屯驻安庆，陈氏前往拜谒，曾氏引为上宾，惊其才学识见，誉为“海内奇士”，欲留于幕府视事。陈氏不愿为幕僚之客，欲亲临战场与洪杨太平军一较高下，遂辞谢，复归江西老家。未久参加湘军席宝田江西所部，筹划与敌战。席氏曾随刘坤一率部追击太平军石达开部入广西并攻取柳州，因功赏戴花翎。时席宝田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和，而沈又与两江总督曾国藩不睦。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时局，陈氏经过深思熟虑，离江西入曾国藩幕府。曾氏见之惊喜交加，当即书有“半杯旨（卮？）酒待君温”等句以勉。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在李秀成、洪仁玕等臣僚将士的护佑下，与众宗室姻亲出逃。陈宝箴以一个杰出战略家的眼光与聪敏头脑审时度势，断定洪氏一行必逃亡瑞金，立即向席宝田献奇策：于广昌、石城间设伏，言幼主出逃，“奔逸数千里，日夜疾行，辎重妇女相随属，见无追军，惫甚，行必缓。我亟趋间道，要23击广昌、石城间，寇可灭也”。席依其计，果在道中俘获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及洪仁玕、黄文英、洪仁政等重要人物。陈宝箴由此名动公卿，声布朝野。

光绪元年（1875），陈宝箴受命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治凤凰厅（今凤凰县）。此处地瘠民贫，匪患猖獗，数十年犷悍嚣凌之气，历届官吏皆束手无策。据曾国藩岳麓书院的同学、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焘撰文称，陈氏得署凤凰后，以兵家战略“求得干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数十人，不逾月而民气为之一变，至今帖然诵24廉访（南按：明清对按察使的通称，宝箴后曾任此职）之遗爱也”。此后，教民凿石通水，使行舟可运，又教山民种茶栽树，以薯刨丝晒干可久藏不坏，食之可掺大米蒸成饭，解决了缺粮之苦。

因治凤凰政绩卓越，陈宝箴仕途开始顺畅，相继出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等职。光绪二十年（1894），海外耀兵，陈宝箴自鄂调京师畿辅，出任直隶布政使。未久，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号称装备优良的大清北洋水师顷刻间灰飞烟灭，一度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大清帝国像一个被掏空了的枯干泥足巨人，被日本小鬼子一招撂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泱泱中华败于弹丸岛国，朝野惊慌，寰宇震动。翌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国人深受刺激，陈宝箴25闻之痛哭，呼曰：“无以为国矣！”其间，陈氏曾入京谒光绪皇帝，多所陈策。宝箴见光绪帝愁容满面，心力交瘁，乃提请皇帝日读圣祖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以期遇变而不失常。光绪闻之颇以为然，感念不忘。陈门一家。中坐者为陈宝箴，前立者为陈封可。后排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衡恪、陈隆恪（摘自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

甲午之战，是大清帝国彻底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国际地位江河日下，面临被世界列强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之危境。此时朝廷支柱李鸿章持盈保泰，暮气已深，且因签订马关之耻辱条约被舆论所困。康有为、梁启超等进京赶考的举子借机闹起了学潮，于悲愤中千余人聚众上书，声言拒和、迁都、变法。一时间，社会激进之士纷纷跳将出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欲粪土以醇亲王奕、李鸿章为首的“浊流派”朝廷命官。而以恭亲王奕䜣、李鸿藻、陈宝箴、张佩纶、沈葆桢、张之洞等为首的“清流派”趁机崛起得势。在政局激荡、社会秩序剧变的大混乱大动荡中，被誉为“清流派”中流砥柱的陈宝箴，受朝廷重臣、兵部尚书荣禄荐举，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八月，以直隶布政使诏受湖南巡抚，一跃而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陈宝箴在宦海生涯达到人生顶点的同时，也开始在湖南这溽热的地盘上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展开了一系列匡时济世的政治活动。

湖南省三面环山，交通不便，近代以前几乎与外界呈隔绝状态。按照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世事规律，此时的湖南山民多暗塞悍直，刚劲率勇，同时也以刁钻野蛮霸横保守著称于世。长沙一带自古被视为南蛮卑湿之地，被贬谪者多迁于此，如屈原、贾谊、褚遂良、柳宗元、刘禹锡等。李白在《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中曾有“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的诗句，道出了此地偏僻荒凉之情状。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湖湘度过了与屈原差不多的十年流放生活，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辞赋。刘禹锡与柳宗元因同样的原因同时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即今常德，恰好是屈原当年被放逐的地方。在朗州，刘禹锡整理创作了大量的歌谣，因题材大多来自民间，与文人的创作风格大不一样，如《潇湘神二首》曰：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

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这些根据民间歌谣创作的诗歌，尽管增添了一种新鲜的格调与活力，与充满哀怨的流放者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自然清新中仍夹杂着作者淡淡的哀愁与忧伤。直到明清之际，湖南尚处在以中原为圆心的版图之边疆地带，历史上鲜有名士良将出现，仅三国蒋琬、唐代刘蜕、元朝欧阳玄、明人刘三吾等几位小字号名人而已。清中叶之前，能称得上一时才俊和名士者亦不过王夫之、贺长龄、陶澍、魏源等寥寥数人。

当历史进程走到晚清之时，情形为之剧变，随着湖南交通条件改观，商品流通与经济相继发生变化，政治、文化也随之大为改色。到了洪杨太平军起义于西南边地，以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为代表的湘军兴起时，湖南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三湘大地的各色人物，使出湖南人刁蛮霸横的强劲，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大路，在大清国内忧外患的末日里横冲直撞，浴血搏击。随着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崩溃，长毛归降流亡，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等辈，终于弄出了叱咤风云的大名堂、大事功、大辉煌，一时为天下所重。湘军将领如同穿起的糖葫芦，一个连着一个，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直做到巡抚、总督等封疆大吏。一时间大清国几乎一半的督抚职位为湘军将领所占据。朝廷中枢更是不乏湘籍将领，湘籍官吏可谓声光四射，气熏朝野。比湘军稍后兴起的李鸿章之淮军，其营制、饷章尽仿湘军。而晚清兴起的“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陈规陋俗，终于形成了尾大不掉、军事失控的变乱之局。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湘军与淮军等“勇营”升起的督抚大吏予以调拨。大清国几乎成为湘、淮军人的天下。同治八年（1869），撰《湘军志》的湖南大儒王闿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将富兵横，矛戟森森”的情形，“如行芒刺中”，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26之势，为之臲卼”，并“知乱不久矣”。湘、淮军人造成的这种畸形政治格局，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陈宝箴诏受湖南巡抚之时，正值传统文化与新思想交锋对锐，浊流与清流两个政治派别撕咬搏击最为激烈之际，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连绵二十余县受灾，赤地千里，饥民流离，盗匪蜂起，朝廷惊忧。陈宝箴以一个出色政治家的姿态由直隶南下，不声不响地取水道经湘水悄悄潜入长沙巡抚衙门，专电诸省大吏，请求援助，同时颁布严禁贩米出境令，违者格杀勿论。时岳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贩米于江西的舟船聚集，闻令后发生哗变，当地政府官吏纷纷出逃躲避。陈宝箴闻报，立遣总兵率军队持符节急趋岳州，采取以暴易暴、以野蛮对野蛮的战略战术，给肇事者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大军抵达洞庭，将几十名聚众变乱首领一一擒获，或砍头，或剁脚，或火烧，或烹煮，或索性扔进油锅炸作肉团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过后，众皆惊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抚的战略识见与霸蛮之气，陈宝箴以罕见的政治家气度清醒地认识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27开民智，饬军政，公官权”。由是先从吏治入手，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将各府县刁钻蛮横又昏墨不职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职查办，对罪大恶极者严惩不贷。时桃源县令贪赃枉法，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甚烈。陈宝箴侦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顿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而后上其罪而遣戍边。于此一招，群吏皆骇，纲纪凛然。当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汤的协助下被梳理一遍后，陈宝箴又开始大刀阔斧地厉行新政，创办洋火局、电报局、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轮船公司，同时开设矿务总局，择铜、煤、铅、锑等较有把握之项，试行开采。此后下大力气创办武备学堂与发展文教事业。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号散原），见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势，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积极加入到这一新兴的阵营中来。

陈三立于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及第，先后出任京师吏部行走、主事。此时朝廷内部乌烟瘴气，吏部弄权，小鬼当家，陈三立在派系倾轧中痛苦不堪，决定辞官随从父亲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间，高官子弟习父兄余荫，多声色犬马，酒食征逐。时陈三立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说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称“清末四公子”，社会精英、儒林名流与之交游频繁，28时人谓之“义宁陈氏开名士行”。与王孙公子、纨绔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游的陈三立胸怀大志，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卓尔不群，一时声名鹊起，凡有志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皆乐与之交往。当陈宝箴入主长沙巡抚衙门后，陈三立发挥与当世贤士名流交游的特长，襄助其父招贤纳士，讲文论学，声名顿起。此等情形正如吴宗慈在《陈三立传略》中所云：“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第辈，或试之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儒林名宿，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励，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29所赞勷而罗致之者也。”此段并非吴宗慈有意对陈氏父子阿谀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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