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冉正万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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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醒在我梦中试读：
到千田去
地质队刚搬到新地方，队长就叫我到千田去，给我说了好几遍我都没答应，七八个人呢，谁都不愿意去，为什么单叫我去？如果一开始就叫我去，也许我就去了，可他把每个人都叫了一遍叫不动了然后才来叫我，这明摆着有种欺负人的感觉。最让我生气的是他来叫我的时候，那些不愿去的家伙都笑嘻嘻地看着我，以此显出他们比我狡猾。如果我答应了，就会显出我比他们下贱。我不狡猾，但我脾气辈，翠起来队长也拿我没办法。我们都有手机，可大山里没有信号，是聋子的耳朵哑巴的嘴，挂在腰上，不过是为了向乡下人显示：我们不是石匠，我们是搞地质的，是有工作的人。除此之外是当怀表用，可以用来看时间。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包括我自己，第二天从床上爬起来，我却主动要求去千田。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我也懒得给他们讲。什么也不讲，就会显出神秘一些，高贵一些。
我们住在山顶上，是那一带最高的山，但并不因此就站得高看得远，能看见的都是些影子，远山的影子，山谷黑乎乎的影子，天边的白云清晰而遥远的影子。哪怕站在房顶上，也始终不能看见大山里的真实情况。几年后我站在上海金茂大厦上面，看出去的情形正是这样，远处是房子，房子外面还是房子，灰蒙蒙的，你明知它们都存在，但闭上眼睛后恍如梦境。那天早上我看见的是一片和平时截然相反的景致，大雾把山谷、沟壑都填满了，一个个山头像是浮在海面上，有的大有的小，看上去比平时清楚得多！就像玻璃上的黑点，贴上一张白纸后反而更清晰。大雾很绵实，感觉只要穿一双宽底大鞋就能从上面走过去。大雾让我心生欢喜，觉得钻到里面去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主动要求到千田去。
我背了个特大号军用水壶，可以装一公斤水，一个黄书包，装了两陀压缩饼干和一个罗盘，饼干每陀半斤重。除此之外我还戴一顶草帽和一根齐眉高的竹棍。
军用水壶里装的是开水，我没注意到，我往脖子上一挂，把我的肚皮烫得火辣辣的，拎着又不方便，于是我把开水倒了，心想什么地方有泉水，灌一壶泉水就可以了。
开始我走得很快，山顶上的雾要薄一些。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的速度慢下来，因为我只能看见簸箕那么宽，把竹竿伸出去，都无法看清竹竿的另一头，我不禁嘿嘿地笑，感觉自己拿了根金箍棒。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神奇的现象讲给所有的人听，但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讲述不可能吸引人时，我难受起来。有些人能把简单的故事讲得精彩纷呈让人到处传颂，有些人则只能把神奇所见干巴巴地端出来谁也不感兴趣。我显然属于后者。在有些事情上我非常敏感，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却是个弱智。比如，对大雾的感受，仿佛有一种冰凉的声音，一股一边堆积一边消解的力量，还有一种乳白色的气味。我要是在那些聪明人面前这么说，他们一定会笑得流口水。
我假装自己是武林高手，把棍子舞起来，试图把浓雾撇开。毕竟学艺不精，连棍子都拿不住，没舞几下，竹棍就从手里飞了出去，我在地上爬了两圈才把它找回来。我必须找到它，在草丛中走得靠它拍草，好把蛇惊开，从农舍旁边经过，还要用它打狗。
大雾到中午才散，我走到一个山头上，就像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阳光明媚，草色青青，回首来路，低矮的地方仍然有雾，但它们不会呆得太久，因为太阳炫耀一般的盯着大地，一副看不惯谁就要灭掉谁的样子。
已经十二点了，我走了五个小时了，但我只走了不到五公里。我后悔死了，后悔像乌云一样在心里头翻卷着。这么走下去，我三天也到不了千田。我怎么那么傻，别人都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但我又是那种既然答应了就要干到底的人，何况已经走了五公里，就是还没出门，我也没有勇气耍赖皮，这对我来说比走任何一条路都要难得多。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优点，实际上我从小就讨厌自己这种性格，如果能把它当成一种良好品德，也许也不会有这么多烦恼，可我偏偏又做不到这一点。
头发和两肩都被雾沾湿了。
走吧，你这傻瓜。
经过一座瓦窑的时候，我看见院坝边趴着一条黑狗，大路就在它下面。堡坎和我身高差不多，如果黑狗突然向我扑来，它站在院坝里就能咬到我的耳朵。我犹豫着，是先把它赶开再过去，还是防备着就这么走过去。正在啪啪地拍着瓦桶的瓦匠看出我的胆怯，大声说：“你不用怕，它不会咬你的。”我刚迈了一步，他却告诉我：“你不要理它，它就不会咬你，它最喜欢咬那些手里拿着有棍棍棒棒的人。”这是要我丢掉竹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我真想骂他一句，撞你妈的鬼！我决定绕道而行，从田埂上绕过去，多走不了几步。我刚走到正中间，黑狗“哦”的一声，跳下梯坎向我扑来。我忙挥着竹竿应战。心里害怕得要命，如果它能识破我的胆不从我身上咬掉一块肉才怪。瓦匠大吼了一声：“黑二，回来！”黑狗喉咙里咕咕地叫着，仿佛很不甘心，我看着它拖着尾巴重新回到院坝里，才双腿发麻又发软地往前走。
我不仅后悔，而且已经感到很厌烦。
被狗这么一吓，我感到口渴起来。但水壶是空的，我忘了找泉水。
明晃晃的太阳照得石头发亮。
除了怕狗，我最怕的是蛇。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蛇最喜欢躲在阴凉的地方。在找水井时我便警告自己，一定要先看看，水里有没有蛇。
翻过一座小山，稻田边上有一口井，这种露天水井的水一般都不好喝，被太阳晒热了，温吞吞的，而且往往有一股子泥腥味。我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有井，心想将就喝一点，一会儿找到好水再好好喝。我刚蹬下去，就看见水里真有一条蛇，头露出水面，有大指头那么粗。它一动不动，不时吐一下信子，看样子不像是为了进攻，它是在玩自己的舌头。我不敢喝，而且也不觉得渴了。
出了一身冷汗。
穿过田坝，我看见有人在挑水。我心想这下没问题了。水井在一个溶洞里面，是一个小水塘，水是从石缝里慢慢浸出来的，这种水也不好喝。我更加小心，把水并认真检查了一遍。还真让我看见了，在水塘侧面的小水沟里，躺着一条绿色的小蛇，绿得发亮。我后退了好几步，向它丢石头，它没动，是条死蛇。死蛇我也怕，除非渴死我，否则我还是宁愿不喝。
走到一片草地上，我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干脆躺下去。眼睛留个小缝看着天，越看越深，越看越高。看到最后感觉自己飘了起来，离蓝天越来越近，突然睁大眼睛，四周的景物突然向自己压来，感到一阵恶心，像晕车一样难受，差一点就吐了。又试了几次，都是如此。闭上眼睛，还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最后我闭上眼睛认真睡了一会儿。
我并没有睡着，但我不知道躺了多久，爬起来时已经是下午了。就像突然撞见什么可怕的东西，我的心一下子突突地跳起来。我看见了我的影子，它从我脚下斜拉出去，忽短忽长，歪来歪去，是那样惊慌。我知道它是我的影子，但却又像一个陌生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它。有时候它还会爬到树上去，有时候又只剩半截，我故意用力甩手，以便证实它的确是我的影子，不料更是吓了我一跳，我没看见我的手在哪儿。直到稍平一点的地方，手回来了，头也回来了，但它却长胖了。我差不多不敢往前走了，因为我感觉这不是我在走，而这个神秘的影子在牵着我走。回头一看，太阳像刚从几个女子的包围中逃出来，正跌跌撞撞地往山坳里溜。在我的四周，是连片的玉米地。玉米棒子刚挂上红帽，风一吹，嫩绿的声音响成一片。声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玉米被风吹着全身颤栗的样子，仿佛孤苦伶仃的人在黄昏里唱着凄凉的歌，远游他乡的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被遗弃的妇人刚埋下病死的孩子。有那么一两片干枯卷曲的玉米叶，风轻轻一吹，唯呜唯呜的，像拉琴一样，是那种找不到曲调却又不愿放弃的人拉出的枯燥琴声。我怀着一种报复心理，狠狠地向这片玉米叶打去，咔嚓一声，在我四周一片俱寂。侧耳倾听，游丝一般的声音从玉米地深处传来，窃窃私语，似乎在试探我的力量。风乍起，几万块锯片互相锯着，嘎吱嘎吱，我知道这是因为玉米叶边上有细密的锯齿，只要碰在一起就会互相锯，但我还是拔腿就跑。
天色已晚，应该找地方投宿了。谁知道玉米走完后是一片松树林。黑乎乎的鸟儿在林子里乱窜，卿卿喳喳地通报着夜晚的来临，但只要我大吼一声，它们就会全都闭嘴。我边走边吼，为的是给自己壮胆。有一次我突然感觉我吼出的声音很奇怪，它不像我的声音，虽然我敢肯定它的确是我嘴里发出来的，但听上去有点陌生。
松树越来越稀，天光也明朗起来。没走多久我就明白了，前面是一座悬崖，路是从悬崖中间切过去的，路比较宽，路上也比较光滑，一定是经常有人走，但我还是心存疑问，这能走过去吗？尾椎骨感到发凉，头发根发痒，蹭蹭地想要立起来。
想起刚才经过的一个村子，想倒回去，双脚却不答应似的还在往前走。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命令自己的。悬崖上并非光溜溜的石壁，而且长着密密麻麻的荆棘，藤藤网网的，还夹杂着小灌木。路上横挡着一条树根或者一根干柴，总是会吓我一跳。脸不时会兜在蛛网上，是那种非常细的蛛网，手一抹就干净了。我这时不仅感到厌烦，而且感到非常害怕了。远处的景物渐渐模糊，像一个梦即将开始。每抹一把脸上的蛛网，睁开眼睛时都会发现天色正在向天边退缩，耳朵里呜呜叫，额头紧绷绷的。我拉拉耳垂，耳朵不叫了，但要不了多久，它会又叫起来。我想有一半原因是我又累又饿，另一半是对即将投宿的种种麻烦的担忧。我不爱和陌生人打交道，更不喜欢向陌生人求情。如果有岩洞，我宁愿在岩洞里缩成一团挨到天亮，我还有一包压缩饼干，以及满满一壶在村井里灌装的泉水。
悬崖快结束时，小路往山上斜伸上去，有一处非常陡，岩壁凹进去了，没法修路，用一根原木搭了个梯子，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梯子”，在一根原木上砍出阶步，就算是梯子了。必须有胆量然后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为什么不把这根原木剖成两半好好做架梯子？真是怪事。“梯子”被爬得光溜溜的，看得出平时有不少人爬上爬下。
爬上梯子，不到两分钟时间就翻上了岩畔。岩畔上是烤烟地，烟苗又瘦又小，像是种错了地方。种地的人是不是要在地里先打棵桩，然后在腰上拴一根绳子，以防摔到岩下去？在我日后的生活中，我不止一百次梦见过这个岩畔，手里扒着一根即将断裂的树桩或者一把不牢实的乱草。
黄昏像懒婆娘一样邋遢，她潦草地擦了几把天空，让星星露出来，黑夜便开始了。
在一个山湾里，我撞上一位老太太，我刚出现在她面前，她就说，你来了？把我吓了一大跳。要不是她脚边有一只猫，我一定会以为我撞上鬼了。她说，我等了好半天了。我想她一定是认错人了，把我当成她的家人或者亲戚了。我说：“老人家，天都黑了，你还不回家？”老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我是外地的，要到千田去。老人高兴地说：“这就对了，昨晚上我做了个梦，说有个远方的人要到我家来，我已经等了一天了。”老人说完，转过身，对猫说：“大定，快回家去。”
我犹豫不决，不知道是不是跟老人走。我只要慢下来，她便停下来说话，等我走近了，才又往前走。我问她这附近有没有人家，她说有，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个张家寨。她大姑娘家就在张家寨，女婿是木匠，外甥在县水电局工作。
老人的家是一栋矮小的茅草房，墙壁三面是干打垒，正面是竹片夹的石灰壁，三间房。她叫我不要忙进去，她先进屋点灯。在这短短的半分钟里，我很想夺路而逃。灯亮了，老人说：“进来吧。”我进去后，她有些顽皮地说：“我已经好久没点灯了，我一个人从不点灯。”我这时才看清她的面目，脸皱得像核桃，头发灰白，一身黑衣，背微驼。屋子中间摆了张被黑油泥糊得看不清原色的小方桌，靠墙有个一眼灶，铁锅上盖了一个粽叶斗笠。那只名叫“大定”的猫在我们脚边窜来窜去，她说她没有养猪也没有养鸡，就养了这只猫。我问她千田还有多远，她说她不知道，她从没去过。她对我的话似乎不感兴趣，也不问我去千田干什么。她看见什么说什么，看见屋子外面一棵树，她说那是李树，已经几年没结李子了，今年还结了几个，但还没长大就被虫蛀落了。我顺着她的眼光，看见那棵李树又高又直，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李树。看了看楼辐，她说女婿给她送了一根香肠，女婿帮她挂在楼辐上，大定爬到桌子上，跳上去把香肠拉了下来。我老了，吃不动。她翻起嘴唇让我看她光光的牙床。那你吃饭怎么办？她没有回答，看着独眼灶笑了一下，恍然大悟似的，说忘了给我倒茶了。
茶罐是从灶洞里拉出来的，黑默默的土瓦罐。她把茶罐放在灶上，取了个细瓷碗给我倒了一碗。我轻轻喝了一口，并不是很烫，于是喝了一大口。茶特别配，像喝汤，我从没喝过这么香的茶，喝了两口，我在心里嘀咕，我会不会一会儿就昏倒，这么香的茶，怕是有毒的。老人坐在灶洞前，我坐在方桌边，她过来给我把茶添满，再倒回去把茶罐放在灶上。我说我自己来，她说茶罐烫手。老人似乎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看着我喝茶，这茶喝了一口就想喝第二口，是控制不住的。喝了两碗都没事，我也不想控制了，结果茶罐被我喝空了。她问我：“还喝不？”我说：“不喝了。”她说：“那去睡吧。”床是一间雕花大木床，没挂蚊帐，帐架上挂了一圈布口袋，大包小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她把油灯拿走后，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
被子有一股怪味，我不敢躺下去，坐在床上那些包袱又撞头，只有半躺着。眼睛刚合上，便要惊醒，就像老太婆会突然提着一把刀进来。小时候我听说过，当年闯世界的人下南洋，在一些荒僻之处会遇到食人族，他们一开始对你很好，给你吃好的喝好的，等你睡着了就砍下你的头，把你煮来吃。老太太看上去慈眉善目，但她的行动太奇怪了，居然说她昨晚上就梦见我要来，还说等了我一天。看着我喝茶的时候，似乎也有点迫不及待？刚才我已经注意到了，四周没什么人家。老头呢？为什么只有老太太不见老头，他是不是躲在暗处，好等我睡着了下手？这样一来我更睡不着了。就连那只猫，也让人迷惑，我喝茶后就没再看见它。从早上到晚上，仿佛已经经历了大半生，除了正在经历的事情是真的，大雾、黑狗、水蛇、玉米地、星星、茶罐，都像是梦中出现的东西。我的睡眠轻得像高山上的空气。
似睡非睡当中，门轴嘎吱一声，随即听见有人在说话，我忙趴在窗缝往外看。依稀的月光下，老太太用绳子牵着一个人，边走边说话。那个被牵着的人又高又大，一声不吭。当他面朝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是被绑着的。老太太说的是村里人的事情，某家苞谷被野猪吃了，某家房子上的瓦被大风吹落了，某家小孩被蜂子蚕了。正说着，跟在她后面的人突然躺在地上，一边用头撞地，一边啤叫，那种难受劲，就像有人在他脑门上钉钉子。老太太手足无措地站着，她说：“先人，你小声点，家里有客人哩。”这个发狂的人没让她害怕，她害怕的是他的嚎叫吵醒了我。狂人啤叫一阵，嘴里咕咕响，身体也渐渐平息下来。我为老太太难受，也为那个发狂的人难受。我不能再看了，悄悄回到床上，摁了一下手机，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天麻麻亮我就起床了。三间屋子从东到西，我住的是东边一间，中间是堂屋，我轻手轻脚地拉开堂屋的门，又吓了我一跳，堂屋里有一张挞斗，挞斗里躺着一个人，缩成一团，只盖了一床小被子，像是一个小孩。挞斗三尺见方，是用来挞谷子的。我刚走了一步，老太太醒了。她像小姑娘一样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这么早就起来了？”我明白了，她只有一张床，她把床让给我住，自己住挞斗。我抱歉地说：“哎呀，应该让我来睡挞斗。”老太太说：“梅，你那么长一个人，怎么睡得下，我睡正合适，你看我还没挞斗长呢。”挞斗里面没垫棉絮，垫的是稻草。我摸了张钱，向她告别，谢谢她让我度过了恐怖而又神奇的一夜。那只猫突然从挞斗里跳出来，站在地上，前弓后直，舒服地拉了个长腰。从我脚边过去的时候，故意在我小腿上蹭了一下。老奶奶不要钱，她说：“我前晚上梦见你来，梦见你走，我没梦见你给我钱。”我把钱丢在挞斗里，然后转身就走。我很怕那个狂人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同时心里又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想到我奶奶，她去世后，有人在她眼睛上放了两枚硬币，祝愿她的灵魂能见钱眼开，以便她能找到回家的路。
翻过老奶奶屋后的山头，小路蜿蜒而下，时隐时现，一个人走在里面，就像一块黑瓦在移动。峡谷里有山湾的地方就有稻田，狭窄的地方要么是玉米地要么什么也不种，岩嘴上的植被大多瘦得只剩筋骨，那些长得胖的，大多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长在岩缝岩窝黑得发酥的肥泥里面，吸收着腐败的营养，盛开的花朵异常鲜艳。
走到谷底，无意间回头一看，山头上站着一个黑影，我挥了挥手，黑影一动不动，我再挥手，黑影还是不动。我的眼泪滚了出来。
奶奶，你保重啊。
我不知道我奶奶的灵魂是否回到了家，如果她回去了，我相信一定就会这么看着我。
走了两个小时，我一个人也没遇到。我很想遇到一个人，问问老奶奶的情况，那个狂人是怎么回事。
几年后，我在一个城市定居下来，每次看见天桥或人行道上要钱的老奶奶，我都要停下来，摸点钱丢在她的洋锡碗里面。如果因为有急事没有给，那个老人的形象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怎么也无法忘掉。有一次我妻子不准我给钱，给了一个刚买的桔子，我当时没什么表示，回到家后，我忍不住大发雷霆。我没有说妻子做得不对，我甚至就没说这件事情，但我就是忍不住要发火。妻子莫名其妙，委屈地说：“谁惹你了？”我说：“全世界的人都惹我了。”她说：“我今天真是撞鬼了！”我说：“鬼、鬼、鬼，你知道什么是鬼，鬼是天下最好的人！”
峡谷里有一条小河，河上架着简陋的水车。辐轮是竹蔑片绑成的，辐条是弯弯拐拐的小木棍，那个发明水车的老祖宗看见这副情景，肯定会一头扎进河里淹死。但它们还在转，还在一筒一筒地把水打上去，有的水车已经被洪水掀在一边，一半埋在沙石里，一副羞愧难当的模样。
我不能沿着峡谷一直往前走，在峡谷的中段，我开始爬坡了。没爬几步，腿就开始发酸，而且第一次感觉阳光是有重量的，我弯着腰，它便把重量移到我背上，我挺直身体，重量便移到肩上。反正不管我用什么姿势，都无法把这种重量推卸开去，它们像空气一样紧紧贴在我身上，慢慢变成一种酸溜溜的东西往我腿上灌，我再把这种酸传到路上，路边的植物便无精打采起来。爬完陡坡，原以为应该是平路了，没料到上面还有一个坡，虽然缓得多，但长多了。地里干活的农民告诉我，这坡名叫风吹坡，风大得很，玉米成熟的时候，叶子被风吹破，像头发一样，一丝丝的。这个农民老远看见我便把下巴柞在锄把上，我走到他面前，他锄了两下，然后又看着我笑了一下。“你不是乡里面的。”他说：“这似乎是最让他满意的和最放心的事情。”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我一看就知道，反正你不是。”然后他便告诉我这坡名叫风吹坡。他女人穿了件很破的衣服，一颗扣子也没有，肚皮和胸脯完全露出来，我走近了，她背对着我锄地，听见我和她男人说话，捏着衣服转过来，表情有些痴呆。他们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什么也没穿，在地里打滚，开始我还以为是小猪仔，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
我走了几步，突然想起昨晚上的所见所闻，问他认不认识那个老人。他笑了一下，表情木呐的女人也笑了一下，好像是他们终于找到比他们的日子更难熬的人。那个狂人是她儿子，她家太穷了，住的地方又差，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有一天突然疯了，见到女人就追，老太婆没办法，请人专门设计了张木床，白天把他捆在床上，晚上才带他出来散步。我对他的表情有些厌恶，他还没说完，我转身走了。是上坡，我走得很J漫，他还在幸灾乐祸地说，那个狂人力气大得很，发起狂来几个好劳力都制伏不了他，有一回他抱起房柱摇，差点把房子都摇垮了。
爬完这面大坡，已经是中午了，阳光更重了。我的压缩饼干还剩两块，这东西吃一块长出来的力气相当于吃两碗米饭，但吃到肚子里一点不解饱，就跟什么也没吃似的。
在一户人家的院坎下，几株桃树上的桃子红得发黑，有的已经在往地上掉了，在树上熟透的桃子是最好吃的，看了一眼口水就要从嘴角淌下来。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站在院坝边，我问他：“大哥，这是你家的桃子？”他点点头。我说：“你摘几个来卖给我。”他很干脆地说：“不卖！”我说：“都快烂掉了，还不卖？你说多少钱一斤就多少钱一斤。”他不耐烦地说：“卖是不卖的，想吃你自己摘嘛。”我犹豫了一下，终究不好意思，咽着口水往前走。没走多远，小伙子喊我：“喂，你等一下！”他摘了一捧桃子给我送来。我受宠若惊地接过来。他责怪我：“你实货，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要吃自己摘，哪个连这个都卖！”我连忙说谢谢。
原来我说买狄寸他是一种侮辱。“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么好的桃子。”他说：“赶场要走四个小时，就算挑到场上，来赶场的也是些农民，哪家没有桃树？就算没有，又哪里舍得钱来买桃子。”他说着看了一眼我腰上的手机，我觉得他一下把我的虚伪看穿了，我很不好意思。但他没讽刺我，而是问我昨晚上在哪里住。我说在一个叫杉树坳的地方。他叹了口气，说那个老太太可怜得很，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当年她男人在那里当兵，把他老家说得天花乱坠，她来到杉树坳才知道，连喝口水都没多余的，挑水得到山下去。以前家里有一个地窑，下大雨的时候把屋檐水放进去，有客人来才用山下挑来的水，平时煮饭洗菜就用屋檐水。瓦缝里有烟尘，屋檐水是黑的，像渗过水的酱油。她特别爱干净，来了后不再用屋檐水，而是在下大雪的时候把雪装进。去，用雪水。她现在最想的是回老家去，天天盼望老家来人接她。她想回老家去好好洗个澡，她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好好洗澡了。我问：“她回老家去那她儿子怎么办？”他说：“还能怎么办，只有带着他呀。她要是早些年回去，说不定儿子根本不会疯。”“她回得去吗？”“不知道。”“要是能回去就好了。”“是呀。”
桃饱李饿梨拉稀。桃子是可以解饱的，李子越吃越饿，梨吃多了拉稀。
轻轻撕开皮，红色的汁液便流出来，不用嚼，轻轻一抿就化掉了。不光甜，还有一股厚实的香气。每抿掉一个，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但我并不知道我在笑什么。因为太软，不能放在包里，轻轻一搓会烂成一包稀汤。我一口气把它们全吃完了，还真解饱。
恐怕这辈子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桃子了。
第三天下午，我终于到了千田。
到了千田我才知道，我要找的人不在千田，而是在千田对面的杨树坪，是一个地质小分队，他们在杨树坪找金矿。
千田和杨树坪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峡谷，如果要走过去，至少得绕半天时间。好在我不需要走过去，站在千田这边把队长要我传达的话传过去就行了。
不过得对面的岩畔上有人，小分队的人并不知道我要来，不可能事先站在那里专门等我喊话。我没等多久，对面又走出来四个人，他们在打石头，我看见他们手里的工具落下去，要过一阵声音才能传过来。就像配音不同步的电影。我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然后放开嗓门朝他们喊。“喂，对面的大哥，你们是不是杨树坪的？”
我喊了两遍他们才注意到，其中一个人往岩边走了过来，看上去很近，其实非常远。
他问：“你有哪样事嘛？”
风是从他那边吹过来的，他用不着太使劲我就能听见，可我却要用双倍的力气才能让他听清楚。
我大声说：“请你转告地质队的唐明强，他老婆生孩子了，家里打电话来叫他回去。”
电话还是我们在镇上的时候接到的，已经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
他说：“你大声点，再说一遍。”
他转身挥了挥手，叫他的同伴停下来，以便能听清我喊话。
我用手拢住嘴巴：“请你一转告一地质队的一唐明强，他老婆一生孩子了，他家里一打电话一叫他回去！”
由于太用劲，眼泪都出来了。喊“唐明强”三个字的时候，一股旋风突然一下撞进的我喉咙，逼迫我把它咽了下去，它在我胃里转了一圈才咕嘟的一声跑出来。那个农民似乎还不明白，可再要我用劲，我的嗓子就要破了。我怎么遇到一个傻大哥？
我简单地说：“叫唐明强回家！”
他仍然糊涂。
他说：“你找小唐呵？”
我大声说：“是呵。心里却在骂，就是他狗日的。”
他说：“小唐走了。”
这就怪了。
我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说：“他回家了。”
他见我不明白，又说了一遍：“小唐前天就回城里去了，你找他有啥子事哇？”
我不知如何是好。
他替我担忧起来，大声说：“你找他有啥子事，你大声点说，等他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我说：“等唐明强回来，你告诉他，他老婆生了个儿子！”
喊完我才发现我喊的是废话，人家已经回家了，还不知道老婆生的是儿子？
这不是我来千田的主要目的，为了这点屁事，队长是不会派人来的。我是想先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然后再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唐明强这狗日的，不给我告诉他们好消息的机会，这就怪不得我了。对面那人大概没想通我会请他转告这么一件事，哑了。这时风小了，喊起话来也没那么吃力了。
我说：“还有一件事，请你转告他们，分队长说了，五一节不放假，叫他们干完了再回去。”
我们已经在野外干了四个多月了，早就盼着五一节回去。几天前大队部来电报，要我们抓紧这一带野外地质工作，干完了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去。电报传到分队部，大家便开始骂娘。这也是谁也不愿来千田的原因，明明是上面决定的，可谁来传递这个消息，谁就会成为灰孙子。分队长给我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有人就笑我，你去吧，你去了就是炮兵连的伙夫，背黑锅戴绿帽看着别人去打炮。此时我差不多是怀着一种报复和兴灾乐祸的心理告诉他们，五一节不放假，气死狗日的些！
对面那人和后面的人商量着什么，然后大声告诉我：“他们前天就回去了，没说哪天回来，等他们回来了我一定转告他们，你放心吧。五一节不放假，干完了再回去！还有别的事吗？”“没有了！”
我若是能飞过去，我一定会给他一个嘴巴，明天就是五一节，转告个屁！
风大起来，比先前更大，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要说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但又不想回头就走。一位挑着粪桶的农民，扁担嘎吱嘎吱地响着，立定看了我半分钟，欲言又止的样子，但他嘎吱嘎吱地挑着粪桶走了。我也要走了，我要回去向队长报告，我已经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我给他当了一回人体手机，不过信号传输失败。
没走几步，手机咕咕叫了两声，我取下来一看，操他娘的，这个地方居然有信号！而且我还收到一条短消息。我已经有七八天没收到短消息了。为了节约话费，我喜欢用短消息和别人联系。
我收到的短消息是这样的：喜讯！尊敬的用户，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湾来湾企业搞手机号码抽奖活动，您中了特等奖，请尽快与本次活动主办单位的杨小姐联系，杨小姐的联系电话是……
我居然中了特等奖！我的天啦了，我脑子里立即出现的是名车和哗哗响的钞票。
我立即给杨小姐打电话。杨小姐的声音又甜又软：“喂，你好。”她说的是普通话，而我已经在野外呆了三个多月，突然一下适应不过来，不知道普通话应该怎么讲，傻了一下。杨小姐一定又温柔又漂亮，我直截了当地向她要特等奖，是不是显得太急迫了？
我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刚才我收到一个短信，叫我和你联系我还没说完，杨小姐立即抢过话，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首先是恭喜我好运气，然后介绍这次活动的情况，最后要我马上到她的公司去领奖。
我为难地说，我正在外地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我没说我在野外，我怕她看不起搞地质的。
杨小姐说不要紧，奖她会给我留着，等我出差回去后再去领。
杨小姐这么随和这么可爱，我也自然多了，我问她奖品是什么？她俏皮地说：“这个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会叫你大吃一惊的。”
我有些不放心地问：“不会是骗人的吧？”
杨小姐说：“你放心，我们是正规公司。”
我问：“领奖的时候要不要带什么东西，比如，身份证什么的。”
杨小姐说：“带身份证，另外还要带三千块钱，这是用来交个人所得税的。”
一听要带钱，我立即小心起来，头脑不再发热了。我冷静地说：“个人所得税可以交，不过如果你是骗我的话，我会向工商部门举报你们的。”
杨小姐冷笑道：“帅哥，逗你玩的呢，不逗你这样的傻瓜我逗谁呀？”
啪哒一声，电话挂了。
我气不打一处来。我这可是长途又是漫游，至少十块钱电话费，居然是假的！这时一个放牛的小孩牵着牛走过来，我问他杨树坪有没有信号。他说有啊，杨树坪那边的信号比千田还足。我更来气，我为什么不往有信号的地方跑，打个电话来就行了呢？最多半天时间，就能走到有信号的服务区，而我却用了三天时间来穿过信号盲区。我越想越气，用尽全力，把手机甩了，甩到稻田中间去了。放牛的小孩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从他一脸聪明的脸上看出来，等我走了，他一定会去把手机捡回来。我想我还是自己捡回来吧，捡回来把那个小分队的人挨个臭骂一遍。想到可以骂他们，我心情好受了一点。
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刚才明明看见它落在这儿的嘛。小孩幸灾乐祸地说：“恐怕是被泥鳅吃了。”最后还是他帮我，才把手机从水里摸出来。
我第一个要骂的就是唐明强。我连按几下，手机一点反应也没有，小孩内行地说：“肯定是里面进水了，你把里面的水弄干了再试。”我打开后盖，果然，电池已经湿了。我用衣服把里里外外擦干，再试，还是不行，手机已经坏了。
我坐在田坎上，我想乱吼乱叫，但在一个小孩面前我叫不出来。看见他的牵牛绳，我一下想起依稀月光下那个狂人。我正在变成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体内的骨头按照庞大公牛的顺序在转动，头上也硬邦邦的，似有角正在长出来，手正在变成粗大的蹄子。小孩走过去后，停下来怜悯地看着我。他的大水牛用脚在地上刨了几下，僻僻啪啪地将一堆热气腾腾的大粪局在我面前，我被带着沼气味的牛粪一激，清醒多了。一切持续的时间很短，但一个狂人的瞬间已经从我的身体里穿越过去了。
指甲和猫
库工绍振国死了，只有几个人去送丧，去的人也仅仅是出于同情和职责。因为平时和他接触的人特别少，他在202地质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当讣告张贴在宣传栏里面时，好多人才知道单位上有个人叫绍振国。连以前认识他的人也是在这时才想起来，他们以为他早就不在单位上了。油库在一个静僻的小山背后，送丧的时候有人恍然大悟似的那指头一算，才发现他一个人在那里已经呆了十年了。
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和绍振国在一个分队工作。那时候分队在川黔交界的一座大山上搞磷矿勘探。绍振国是放炮工，分队的人都叫他绍大炮。这个绰号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养了两只母鸡，养得很仔细，给母鸡吃的面条都要用剪刀铰成一公分长，还要煮烂。说是怕鸡吞不下去，咯鸡脖子。他最爱涂红油漆，他用的桌子、椅子、柴刀、拄路杖和放炮用的起爆器，甚至脸盆和筷子都被他涂得红红的。他说主要是它们掉了好找，红色抢眼。油漆是分队的，只要不偷回家，再怎么用都没有人说。他把他的一双反帮皮鞋也涂上了红油漆，走起路来像踩着两团火，在老远的山坡上走也能一眼认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笑他，说他神。他也忍不住笑，抿着嘴笑，似乎一张嘴那外突的门牙就会飞出来。那个时候我有点看不起他，具体到哪一些事情我又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觉得不怎么顺眼。我才参加工作，因此特别积极，像新兵连那种被称为“新兵蛋子”的新兵。有一天绍振国捧了个刚刚生下的热鸡蛋，叫我给他称一称有多重，因为我是搞岩矿鉴定的，我管天平。我也不知道一枚鸡蛋有多重，所以也非常有兴趣地给他称了，六十四克，一两二还多一点。他非常高兴，他说那些农民的鸡蛋要十一个甚至十二个才有一斤。第二天他又来了，他想知道是比昨天的重了还是轻了。我正J呛着，他说就一哈哈（一会儿），就耽搁你一哈哈。一称比昨天那个重了四克，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像多得了四克金子。第三天他刚捧着鸡蛋过来我就故意转身不理他，他涎着脸喊我称我就火了，我说：“这么精密的仪器怎么能天天给你称鸡蛋！”他慑懦着说：“是公家的，又不是你私人的。”我哗啦一下把钥匙砸在办公桌上，要称你自己称。我知道他不会读天平。他灰着脸走开了。几天后赶乡场，分队好几个人下山去买了些鸡蛋，不知怎么来了兴趣，也要称一称自己的鸡蛋最大的有多重。称完后叫绍振国把他的鸡蛋拿出来，看到底重多少，因为他们都知道绍振国的蛋绝对比他们的大。绍振国懒得和他们说，装作没听见。他们用“绍大炮的蛋”这种话来取笑他，他也只是赔笑，不还击也不把鸡蛋拿出来。我知道他在心里忌恨我，但我一点也不怕，心想你放炮的我又不求你。两年后矿区勘探搞完了，分队转移到另外一个矿区，人员重新组合。我回到队办当秘书，绍振国又放了两年炮，然后才回到队部，去看守油库。
绍振国在世时，始终是老实和本分的化身。有人私下告诉我，说你不要看绍大炮现在那个样了，他年轻时还红过一阵哩。就是因为有一次单位上搞普法教育，专门去监狱联系了几个犯人来“现身说法”。布置会场的时候，绍振国说了句：“犯人同志们，请你们在你们的位置上坐好。”就因为把犯人们称做“同志们”，一身红透的绍振国一下子全身透黑。我老想看看他还有没有过去“红”的时候的一点影子，但始终没有看出来，连说句话都怕兮兮的，像老猫打呵欠一样软弱无力。我便怀疑他真有说那句话的时候和机会。
我在队办当秘书的时候，地质队是最不景气的，下岗人员一年比一年多。那还是1987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听说过下岗，更没尝过下岗的滋味。队领导们每年为岗位安排问题都要开特别会议进行专门讨论，完了总是少不了让一些人堵在办公室或者家里讲理，理讲不通就大骂大泼。这种理哪有讲得通的时候？软的不行来硬的，威胁说你们一家人出门的时候给老子小心点，要不就故意喝点酒然后扬言要放某某的血。那一回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绍振国。副队长老龙说，派一个人去守那些破烂干什么？把值得了几个钱的东西清理出来，能卖当废品卖，不能卖就人库，把地盘租给别人搞其他的，那么大一块地盘，少说一年也要捡个十几万。我刚被提升为队办主任，队长问我的意见，我说派一个人去的确没有必要，一年还要发几千块钱的工资，不过那地方偏僻了点，不一定租得出去。老龙说，绝对能租出去，偏有偏的好处，搞养殖，或者搞污染大一点的什么厂，那块地盘太舒服了，如果我不上班，我一定要去办个养鸡场。于是经过研究决定，让绍振国先下岗。
下岗通知是我去送的。为了郑重其事，同去的还有管人事和后勤的负责人。
油库离大队部三公里，不远，但只有一条便道相通。以前之所以选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是因为油料是特殊物资，当年地质队在采购和存放这些特殊物资时有点特权，这种特权主要是建立在油料等被称为紧缺物资的基础上。后来遍地是加油站，油料也就不紧缺了，除了人民币别的什么物资也不紧缺。我们的油库也因此失去意义而只能成为堆放旧机器和空油桶的仓库。
绍振国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平时很少有人到油库来看他。但他并没有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去坐，他谦卑地温温地笑着站在门口。
人事科长结结巴巴地把话讲完，绍振国还是那样一副表情。没有愤怒也没有惊讶，一时搞得我们几个人有点难堪。直到一只浑身虎纹的猫从他的脚边出来，他才假假地咳了一声。那猫走到一边呜呜地发着威，长长地拉着身子，尾巴像桅杆一样直竖起来。
人事科长慎重而又冷酷无情地说：“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决定，这是队上的决定。”
和他刚才结结巴巴的宣布判若两人。我想一定是绍振国那声假咳使他威风起来的。
绍振国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们一眼。“我又没有犯什么错误。”他说。
后勤科长说：“这不是你犯没犯错误的问题，这是队上的安排。”
我立即接过话说：“我们知道你一直干得都不错，我们也知道让你下岗你一时不好接受，这换了任何人都一样。问题是现在这个油库已经没有看守的必要了，单位上另有打算。”
他把脸微微地调向一边，好像在认真听我们的话，又好像自己为什么事人了迷，根本就没听见我们说了什么。
绍振国一声不吭。
我们说完这些就走了。
可绍振国并没有离开油库。我去催了他几次，叫他搬回队上来住。我都是对着房子大声说的，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每次我都还没走拢他就躲了起来。无论我怎样突然袭击，到了油库后再也见不到他了，门开着，却不知道他人在什么地方，怎么喊也不会钻出来。只有那只猫，双眼发着绿光，吃惊地看着我。队上已经把他的工资宰了一大截，只发给他下岗工资。他没到办公室来闹，也不来领。就像他已经从我们周围消失了一样。
而油库的清理工作也一直没有进行，招租广告打出去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感兴趣，轮到要签合同的时候却一个也没弄成，不是嫌租金高就是嫌它离城区太远。
没想到有一天他却自己来找我来了。
单位上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考试，不知道发试卷的人怎么把绍振国想起来了。这种考试年年都有，不考不行，一般情况下都有标准答案。结业证（每回考试都要发结业证）是我和秘书小王填的，填好后还要加盖单位的公章，为了加快速度，我和小王一个用红把子盖，一个用钢戳子戳，这种结业证谁还会当回事呵？因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绍振国会来找我。他一脸讨好地笑着，他变得又瘦又黑，像是从煤堆里拱出来的。外突的门牙好像长得比以前长了许多，皱巴巴的嘴皮用劲地包着它们，我觉得有点像大猩猩（我很惭愧我怎么得出这种印象）。他小心翼翼地述说着他找我的理由。他说我们发给他的结业证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是钢印，而他的是红泥印。我嘲讽地给他解释说，只要是个章巴巴就行了，红的白的都一样。我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我不想再和他说别的话。他等我头脸周围的白烟散开后向我倾了倾脸。“麻烦一下，请、请、请你给我的改成和他们一样，要、要、要得不？”“你要这个本本有什么用？”“嘿……嘿，反正是队上发给我的。”
我说：“有个本本就行了，表示你学习过了。”
这时有人来找我了解单位上安装内部电话的情况。绍振国很自觉地让到一边，但他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对他说，本本就像那个样子，没有必要重新盖过，我忙得很，叫他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
谁想就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钻进来了。他不依不饶地说：“就耽搁一哈哈，戳一个钢印就行了。”
我生气地扯过他的结业证砸在桌子上。“神经病！”“嘿嘿嘿，一哈哈，一哈哈就行了。”
我打开柜子把钢戳子拿出来，差点给他把结业证都盖穿了。他哈着腰，一连说了几个谢谢。
他照样还是下岗职工，已经好几年了。
后来他生病了，我是去给他送毛毯和选民证时知道的。单位上那年炼出四千两黄金，就像叫花子捡银子，拿不定主意怎么用，队长想了半天就给每个职工买了床毛毯。
那只猫坐在门口晒太阳，一副心逸日休别无所求的样子。它已经老了，它周围不时飘舞着从它身上脱落的绒毛，这些绒毛很轻，没有一点光泽，所以在空气中很难让人发现。绍振国躺在床上，他在门上绑了一根竹竿，另一头搭在他的枕头边，看样子是为了方便睡在床上开门关门。我还没走拢他就把门拉开了。“绍大炮你是不是生病了？”我问他。
他寒寒窜牢地动了一阵，嘿嘿嘿地笑着说，“不晓得是嘟个搞的，周身都不安逸。”
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他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轻。这种感觉非常尖锐，使我一下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你去开药了吗？”“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哪有生病不吃药的道理？”“我晓得，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把毛毯和选民证交给他，要他务必在投票的时候到场。“要得。”他说。
我看出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便第一次有耐心地等着他。他推了一下竹竿，门关上了。“我想请问你一件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什么事你说吧。”“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哪个地方在收指甲？”“哪里会有收指甲的，拿去做啥子？”“做药，”他肯定地说，“我听说过的，做药，一百二十块钱一两。”“你存了好多？”
他神秘地移开脑壳，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面装了：半袋令人作呕的指甲。
我不愿看第二眼，我忙说我给他问问，看是不是真有人要。“你怎么不用指甲试试你自己的病呢？”我多余地问了一句。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很难受地把头扭在一边，怎么也不理我了。我刚出门，他就用竹竿把门关上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把刚才的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
他们说，“他还很有点经济头脑呵。”
我并没有忘记提醒工会干部，绍振国病成那样了，怎么也应该去关心一下。几天后，工会的人说，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便同时想到是不是和他家里的人联系一下，来个人照顾他，这之前由办公室的人轮流护理。他全身难受，那种不知所措的难受。护理他的人咳一声或者有点什么别的表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表示，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有表示），他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干笑着，讨好地腆着脸。绍振国在医院住了四天，最后一天下午他却突然失踪了。开始我们以为他是上街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去了，可到半夜还没回来。忙派人到油库去找，我们设想他可能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油库，他不在。几天后，有人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绍振国。
他静静地躺在一丛苦篙里面。一对准备在那里偷偷押戏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他们开始还以为绍振国是有意躲在那里看，那女的骂他老不要脸，那个男的则过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但立即他们就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人多的地方说，山坡上有个死人，他们夸大其词地描述了一通他们看见的“惨相”，使那些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那是一桩刑事案件，但法警和医院的医生以及202地质队的人否定了这种说法。唯一不好解释的是，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因为他住进医院后就没再吃一点东西，而他此时又病人膏育。
真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死法。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因为到时侯他的亲属来了肯定要向单位“讨个说法”。在我们看来单位上并没有任何责任，谁也没有责任。但我们还是做了些准备，比如抚恤费的问题如果他的子女没满十八岁的话，他们可以按月领取三十块钱。但两个月后我们却得到确信，他在别处没有家，他没有结过婚，自然也没有儿女，而且幼失‘沽恃。
这让所有的人又一次始料未及。
油库请理工作终于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决定由队办负责完成。队办秘书小王是个女的，这种事情自然不会落到她头上。她还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情愿我就主动说：“我去，办公室有事你打手机给我就行了。能处理你就处理，不能处理等我回来再说。”
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这是我预先一点也没有料到的。有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多大用处。我把它们通通叫鸡肋。当然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居然清理出一整桶柴油和半桶机油，还有一台从未用过的直流电动机，还没开封。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开始时抱怨我怎么找他们来干这个活，可越到后面他们越干得起劲，一旦从里面掀出什么多少有点用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个就会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告。我在绍振国以前住的那间值班室安了张桌子，对清理物资进行登记。越到后面，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起步的资本家。
被清理出来的东西堆在坝子里，因此每天晚上都需要有人照看。我试图安排那四个工人轮流值夜班，我刚开口他们就鼓起灿烂的双眼：放你的狗屁！于是我在绍振国住过的屋子里住了整整四个晚上。
虽然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想到不久前睡这屋的人已经死了，还是多少有点胆怯。而且屋子里的霉味和肮脏的尘垢，老是让我想起慢慢阴阴不苟言笑的绍振国。
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外面的席子哗啦地响了一声，好像有人在取什么东西，我顿时觉得毛骨惊然。我立即想起曾经听过的传说，是不是绍振国回来收他的脚印来了？据说人死了都要收脚印，要把在人间留下的脚印都收走才能过得了“奈何桥”。我睡意顿消。过了没多久，屋子里又患寒辜率地响起来。听了一阵，终于明白是耗子。开灯一看，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躺在屋子中间。我怕染上鼠疫，没敢用手去翻。我用一根细铁丝把它拨开，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画的符号让人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一个日记本，因为有日期，是1972年的，但日期下面不是写的汉字，而是简单的圈和叉。
1972. 7. 21音00
1972. 8. 22青天。
xO音和青可能是阴和晴。绍振国是小学二年级文化，他画这些圈圈和叉叉肯定是只有自己能懂的文字。除了圈和叉，有些地方加有你、我、他这类的人称代词。
我索性翻身下床，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日记本。用他原来撑门那根竹竿捣了一阵，又掏了五本出来。让人泄气的是里面写的都一样，还是叉和圈。只有其中一个本本上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几个字。但同时我又发现，本子上每到年底，有多少个叉和圈都有统计。而且越到后面几年，圈越来越多。我想起自己和他打的几回交道，他是打圈还是叉呢？第二天我回去把自己的日记找出来和绍振国的日记进行对照。宣布他下岗那次是这样记的：
他来找我改钢印那回是圈中间画了一个叉。我去给他送毛毯和选票那回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在此之前停止记“日记”了。
我突然间明白了，“0”是说对了话或做对了事的意思，“x”则正好相反。
我一下觉得天地间变得很静，心中有一片风轻轻荡漾着。
开始清理油库时，绍振国喂的那只老猫还在，但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它了，它也像绍振国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树上的眼睛
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舅舅。老家的人偶尔来贵阳，或者在什么地方与他们不期而遇，只要提到我的舅舅，他们就会哈哈大笑。
舅舅七十岁了，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那天开始，他就等着我们一个个出生，然后给我们当舅舅。也就是说，他以前并没什么特别之处。1976年，他的双腿在水库工地上被压断了，成了一个矮别人一截的小老头。从那以后他哪里也没去过，整天坐在屋檐下编筐、编筐、编筛子、斗箕，凡是用竹子编得出来的， 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东西，他都能编。每到赶场天，表哥何国良把他编好的东西挑到香溪去卖。
虽然编了几十年，舅舅的手艺一直没什么长进，编出来的东西蛮笨，蛮笨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三十多年来，这些粗笨的蔑器进入家家户户，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头用具。我想，乡亲们的审美水平因此止步不前，舅舅是难辞其咎的，因为耳濡目染嘛。好在乡亲们历来对好看呀美呀什么的嗤之以鼻，认为有实际的用处才是最高境界。
舅舅名声大噪之前，村里人常常看到他编的蔑器，但很少看到他本人。因为失去双腿后，他的活动范围最远不会超过五十米。一般来说以屋檐为界，特殊情况下达到院子以远，三十岁以下的人有的一次也没见过。如果因为什么事去他家，看着他时，出于礼貌，不去看他的腿，也不丈量他的身高。可他看着你时，总是用一种不服气的眼神丈量着你的身高。
舅舅走路靠两张板凳。双肘支撑在板凳上，身体向前荡一下，挺直身体，移动板凳，再荡一下。每荡一下就是一步。当他用只剩下一半的大腿立在地上时，如果你正好在他身边，你的大腿的相同部位会有一种痒酥酥的害怕的感觉。
他身上的每件东西都很特别，但没人想要这些：短柱似的大腿上穿着他自己编织的草鞋，是用精心挑选的糯谷草做的，刚做好的时候像两个圆圆的金黄的大饼；手肘上绑着磨得发亮的橡胶，这是开小四轮的冉良坤送给他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总是怒气冲冲的脸。
对一个哪里也去不了的人，他的怒气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要正确理解却又是很难的，天天和他在一起的人不可能不遭受折磨。我去看他，他当然不生气，但因为平时常生气，脸上的扭曲日渐严重，即便他没生气，你也会误以为他对你有意见。有时候，他看着你，脸上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像要把谁大骂一顿似的，就像他虽然脾气暴躁，但由于心里纷乱，使他没法把想到的事向别人说出来。看上那么两三分钟，扰乱心绪的东西终于被压了下去，他到屋子外面转一圈再回来，怒气并未完全消失，却多了一层不解与狐疑。
换一个地方，也许可以给他买辆轮椅。可是在冉姓坝不行，至少对舅舅来说不行，他家在一面山坡上。院子很小，正对面有一片茂盛的竹林，竹林外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小路上有青石垒砌的台阶，或者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浅沟。小路穿过稻田，走上一条乡村公路， 乡村公路蜿蜒至镇上，镇上的沥青路可以到达北京、上海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对舅舅而言，他只能是屋檐下的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抬起头，只能看见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天空。即使有轮椅，他的活动范围也不会超出院子。
我特地给他买了一副望远镜，让他不时到竹林边去，往马路上看看，往村子里看看，消消气，多活几年。我以为看远一点，知道的事多一点，他的脾气说不定会小一些，这样不光对他自己的身体好，对家里人也大有好处。
给他送望远镜去那天，我把他背到竹林外面的小路上。当他从望远镜里看到马路上一条被嗅觉引领时而小跑时而停下的黑狗时，他脸上的笑容天真得像一个十足的大傻瓜。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楚地看见狗嘴流出的哈喇子和云钩似的尾巴上的绒毛。拿开望远镜，他用肉眼看了看，发现他居然是自家的狗，他像受到善意的愚弄似的开心不已。“它天天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清楚过，它的尾巴上有个瘩子，嘿，狗也长瘩子。”
其实不是瘩子，是被什么毒虫叮咬后留下的红疙瘩。
接下来我们还看见在地里锄草的春梅和她大姐。春梅是个胖姑娘。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她们的嘴一动一动的，却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不过这比听见她们说什么还好玩。
看走在马路上的人也很有意思，凭眼睛看，每个人走路的样子差别并不大。但是用望远镜一看，区别就出来了。有人走路一跳一跳的，就像腿上装了弹簧。有人走路根本不看路，满脸心事，任凭双脚把他往前面带，踩到石子或者牛粪了，离双脚最远脑袋首先反应过来，但脑袋之下的身体想停止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那副表情不是懊恼，而是傻里傻气，有如梦里醒来。有人走路脚后跟先着地，舅舅叫这种人“大马瘫”, '这种人的脚板往往比较宽，身上的力气大，但行动迟缓，走路时喜欢东张西望。那些脚尖先着地的人则正好相反，舅舅叫他们“机灵鬼”。舅舅不喜欢“大马瘫”，喜欢“机灵鬼”。我和他相反，总觉得人越机灵，越爱占小便宜。我们没搞争论，因为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观察目标上去了。
这天晚上，舅舅的笑容把全家人都传染了。连对他早就厌烦透顶的表嫂也忍不住说：“我以为早就不会笑了哩，要是天天都像这样子，我煮的饭都要香些。”
我对大表哥说：“让他在小路上看一阵后换个地方，不能叫他老在一个地方看。”大表哥说：“没问题，只要他高兴，就是爬到树上去看都行。”
大表哥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可舅舅却听进去了。我离开老家后没多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舅舅现在天天上树。“他自己爬上去的？”“不是，是你大表哥把他吊上去的。”
舅舅专门编了一只大箩筐，用上等的棕丝纺了一根长绳子，然后钻床底下把几十年前从水库工程拿回来的一个滑轮找出来。他家竹林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每天大表哥下地之前，把舅舅装在箩筐里，用绳子和滑轮把他吊到树娅上去，回家吃饭时再把他放下来。我妈说，舅舅现在心情好得很，下雨天不上树，仍编筐，编的筐也比以前好看些了。
我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既实在又简单的事情，能够让一个心情压抑的人快乐起来，应该比造七级浮屠更有功德吧？
几个月后应本地一所大学邀请去讲课，讲“文学与传媒”，不是一个讲座，而是正儿八经的课程。我没上过大学，现在却要去大学当老师，觉得这事意义重大。生活中凡是有重大的事我都要回老家看看父母，这次也不例外。
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了舅舅的笑话，一位在林业站当所长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我舅舅在树上看见有两个人偷情，他用喇叭朝他们喊：“对面山坡上的，包谷林里那两个，我看见你们了，你们那是在干啥子，笑人呀不。”两个人忙蹲下去。可玉米只有筷子那么高，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哪样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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