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庑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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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理想的幻梦试读：
名家评论
李国文（著名作家）梅毅在评骘论定某段历史事实、审知识鉴某个历史人物时，与时下某些史学家、某些文学家，刻意要将历史写成某种样子，以达到取悦谁，讨好谁，达到获取更大利益的个人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宁愿坐冷板凳，啃硬骨头，溯本追源，寻出真情，回顾返视，以求真知。有什么说什么，秉持史学家的直笔；有多少说多少，体现文学家的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治学精神。蒋子龙（著名作家）
梅毅英美文学专业出身，毕业后即入金融界工作，浸淫资本市场二十余载，风华正茂之年，信笔游缰，以“赫连勃勃大王”名头驰骋互联网，大哉壮哉！吾尝细谈其历史小说《南北英雄志》第一部《驺虞幡》，英伟雄健，如此笔力如此才，“茅盾文学奖”，不亦易乎！高洪波（著名作家）“梅毅说中华英雄史”的出现，让我们中国作家这个群体感到欣喜：因为，梅毅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作家自我扩展的无限可能性，认识到，作家书写历史，其实是自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而作家梅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史实，都可以称之为“好的”。一部“好的”历史书与“坏的”历史书的区别，就在于好的历史学家能够运用他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去解析历史。bold阎连科（著名作家）
从文学的角度讲，梅毅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印象和最主要的启发，就是他跨文体的写作。其实梅毅的作品既不是散文也不是随笔，它们包罗万象，什么都有。梅毅写作自由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21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要以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读了梅毅的作品，我有一个新想法，就是面对21世纪各种“主义”不断的产生，我们的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把二者综合起来，就是以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智的识见外，生动的文笔当不可少。我详读了“梅毅说中华英雄史”，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他的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余绪和评判史实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捉细节、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熔于一炉。王学泰（中国社会学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员）
梅毅没有像过去历史学家那样，只要不利的资料，都否定。梅毅的书附的史料也很多，包括一些当时人的记载，包括内部文件，还包括一些外国人的记载，给我们开阔了眼界，为我们理解某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评价平台。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梅毅说中华英雄史”有很重要的意义，他把史学界的成果大众化了。从前教条主义的教育，对梅毅来说没有形成一个框架，没有形成一个偏见。他的书里面的很多东西，虽然是近代史学界已经研究过的，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是他的突出意义在于把它大众化。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梅毅虽然写得很通俗，有点像小说，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下狠工夫看过史料的，跟那些网络上完全演绎、完全口语化、变成现代化的历史叙述、根据一点东西进行演绎的东西，还是很不一样的。……梅毅很注意那种历史细微的细节，你一看就感觉挺有趣的，实际上史料都有，但是过去没有人揭示这个。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梅毅的书比较可贵的地方在于，在整个的叙事过程中，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成败得失，是在历史的叙述中一环环展现出来，没有马上就进入一种历史判断。……按照历史情景的本身来展现双方的对垒的过程，实事求是地，可以说是相对平实地去展示历史。这样出来的效果，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像梅先生这一批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可能更了解现代人在想什么。……梅先生“一方面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方面留恋于历史的幽暗光线”，这种生活状态，这么一种冲突，在一个写作人身上体现出来，经过微妙的递嬗后，又去影响他们的文字，而这种文字，以其独特的韵味来影响现代人的心志。雷达（著名评论家）
梅毅高产，又有见解，而且能辩证地看时代、文学的发展，这一点非常的棒。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内关于历史方面非常地“热”，电视热播、网络热聊、影院热映、图书热销。而他2003年底就已经开始写中国大历史，可见他极富预见性。白烨（著名评论家）
梅毅的历史写作，基本上还是正史的写法，同时有天马行空的很多杂史、野史的感觉，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梅毅的大手笔，是他能在写事件时突出人物，以点带面，这种写法是他的首创。梅毅与众不同的历史写作，还在于他能用现代意识回顾以前的历史，他从人性角度细腻观察历史。肖复兴（《人民文学》副主编）
梅毅讲述历史一点也不枯燥，正因为他是以人来贯穿的，并不是我们以从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断代史的研究。形象演绎是梅毅书写历史的专长，他写起历史来不仅好看，而且能活灵活现地把过去的历史再现于我们面前。叶延滨（《诗刊》主编）
梅毅的历史写作有两大优点，第一，他确实有见识，他的历史观察力非常奇特。如果讲历史史学的真实性，人们宁肯去相信枯燥的教科书，但是人们读梅毅的历史著作，主要是想读作者的见识。第二个优点，梅毅的历史写作以文笔取胜。刘鸿儒（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我看“梅毅说中华英雄史”的时候，符契相合，感到由衷的欣喜。在我们证券监管单位的梅毅，竟然打着一面“赫连勃勃大王”的大旗，成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而且风生水起，已成“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中国历史作品，可谓“著作等身”，而且坊内畅销，洛阳纸贵。从2010年开始，他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开讲《鲜为人知的杨家将》《隋唐英雄志》，好奇之余，我更多感到的还是欣喜。朱伟一（证监会研究员、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读了梅毅的历史书，我觉得历史比小说更深刻。……梅毅的视角独特，让人读之津津有味。曹可凡（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他（梅毅）发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发现的材料，当然他更多是在现有平凡的材料当中可以找出历史的端倪，这些可能显而易见，但是有时对显而易见的东西不忽略，反而可以找出历史的真谛，这是梅先生的书突出的地方。……作为一个传媒从业者或者一个普通的读者，通过这个书，我可以获得很多知识。自序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2016年11月30日，我作为中国作协九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话语入心，感受颇深！
联想到我本人的创作，从2003年到2015年，12年时间，正是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找回中华民族那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在中国最物质的南方城市深圳，我坐着冷板凳，独立完成了10卷本、500多万字的《帝国真史》系列丛书。
抚今追昔，纵观历史，如今，我静下心来，俯首思之，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是一个历史上有无数英雄的民族！
回望中国历史数千年进程，特别是朝代更迭的那些铁血岁月，英雄鹰扬，豪杰虎跳，确确实实让后人无限神往！在每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伟大时代中，各类英雄横空出世，他们之间的纠葛、交结、争斗，无不充满了动人心魄的感人故事，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荡溢着历史的波谲云诡，迸发出惊人的感动力！即使在今天，无数中华历史英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肝肠寸断的瞬间，那些汗与泪倾泻而成的故事，依旧晶莹闪耀……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物质时代，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英雄崇拜，可以治疗拜金主义的“软骨症”，可以治愈蝇营狗苟的精神瘫痪，可以让我们在庸常生活中重新体味诗性的、崇高的人性大美与激情，可以一砖一瓦地重新建砌我们民族精神的巍峨华殿，可以让我们在对英雄人物的遭遇中感同身受的同时，细细咀嚼诗性而永恒的苦难、孤独与崇高——一切的一切，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和重铸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风骨！
我在“以人为本”“以人带史”的独特历史讲述中，总会给大家展示历史洪流中那些血肉英雄的一生传奇。大哉英雄，他们离奇跌宕的命运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和恩义散场，连我这样冷静的写作者都每每为之流泪动容。我希望能够以客观的、现场感的讲述，消除流水账式干巴巴教科书的平铺直叙，一改宫廷史书荒诞不经的星宿下凡式的神化，一改旧时代民间叙事中英雄故事天命巧合的际遇铺陈，泯除昔日怪力乱神的“超现实”力量冲突——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重力突破传统中国通史写作那种老旧的格套，从崭新的、完全的、人性义理的角度，去描写、描摹历史中的“人”在乱世之中生存挣扎所遇到的矛盾、痛苦，从而进一步展示出那些伟大时代伟大英雄的反省、发愤、坚忍，展现乱世之中人性的恢宏壮美和平凡生命力的顽强不屈。
在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历史的宏大画幅中，我们面对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有时候，确实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波澜壮阔之间，我总会发现那些欢乐或悲伤英雄身上的熠熠闪光，他们高尚的友情、撼天动地的义气、深沉的亲情，以及奋不顾身的勇气——所有这些，无不具体而形象地展现出我们国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价值观，体现出我们最原始、传统的道德。他们的英雄传奇，他们的侠义勇武，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无不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相契合，故而历久弥新！
以历史的逻辑和历史的纵轴、横轴构建传奇化的个人经历，确实非常不容易。为此，如同入群山寻宝，我只能对史料细细爬梳，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仔细挖掘，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增添合理想象，还原历史，润饰附会，撷取那些细微、深刻而又不经意处的细节，继而细细雕琢，默默推想，最终来张扬我们心目中的历史英雄楷模，体现出那些英雄们平凡中自然而然的感人情怀，挖掘出埋藏于历史深处的复杂而伟大的人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
在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我力避当下坊间最流行的群氓庸俗搞笑史观，扬沙弃砾，以历史守护者的角度，切入中华大历史活生生的血肉肌体之中，从中发现每个伟大时代各路英雄的英伟、自我突破，甚至是狂狷的人格状态，探究辉煌乱世大时代中作为个体的“英雄”的挣扎过程。
看啊，这些人，有血有泪，有悲伤有欢乐，有飞扬有落魄。看啊，这些历史长河中伟大英雄们短暂而辉煌、悲伤的人生历程，真实而丰沛的情感。今天的人们，肯定能够在谛听和仰视中，深刻感受我们伟大历史嬗变无常的命运，沉浸于历史戏剧性的快感中，体悟那些英雄在困境中的抉择和成长。
在我们为泪水所溅湿的笑声中，在惊回首的历史探望中，那些具有冰山大漠魂魄的英雄雕像，在中华民族雄浑壮美的历史背景映衬下，会越来越清晰而丰满！2017年8月6日于深圳导读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1853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国际述评》中写道：“（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字原文为法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楔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马克思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地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不到十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改为恶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中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太平天国也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又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儒学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戳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一直力主反清，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
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都是“反满复汉”，但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
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
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坚信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太平天国有更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共产主义理论家恽代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一定失败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是“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而‘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第二，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反对文化，造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邓力群、华岗、范文澜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梁启超在痛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邦）兴骂项（羽），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派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和民族基础。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武断肯定或简单否定地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内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的心境：其一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其二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焰影沉。“上帝”到广西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天某日。
广州街道上，因昨宵一夜风雨，地上铺满了吹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四季常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它们的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高大虚胖的男人（约一米七八，八十公斤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半花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有中举弟子名字的榜文，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用广东（府）话骂了句：“丢佢老母黑！”接着，他又急速地用旁人难解的客家话骂了几句什么，愤然转身离开了。
这位看上去样貌平平、再普通不过的广东男子，其实刚刚三十岁，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自道光八年（1828年）开始，十六岁的洪秀全就开始应试，很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道光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前后应试了四次。十五年间，他终日苦读，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无名怨毒之火，窜腾于这位岭南士子的胸中。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出生地是广东花县一个名叫“福源水”的地方，后迁至官禄埗村。此地距广州几十公里，现在的花县称为“花都”，已经并入广州市。洪秀全原先的名字叫“洪火秀”，依排行又名“洪仁坤”，后来的“秀全”是他为自己起的“号”。
这位“洪秀全”，出身绝非贫雇农，而是富裕中农。其父洪镜杨，是本分的种田汉，客家人，其祖籍是广东梅州（清时称嘉应州）石坑镇。洪秀全有兄弟姐妹五人，其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小火秀深得父亲喜爱，七岁时即被送入私塾念书。十六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名落孙山之余，家境也中落，加上父亲年高力衰，生活每况愈下。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似得狂疾。回到家里，他终日困兽般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怒狂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么一个花县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开挖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潜“龙”在渊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四次落第，洪秀全怒火中烧，对清政府怨毒满胸，常常向族弟洪仁玕说：“我们以五万万汉人受制于数百万鞑妖，天下哪有如此之大耻！（其实，当时汉人连五万万也没有）如今，中国每年几千万金银又化为烟土，汉人膏血，皆成为百万满人之花粉钱，年复一年，至今二百余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规矩忍耐！思此虎狼之世，真真让人拍案愤叹！”（洪仁玕《英杰归真》）
科举对旧时代读书人的影响真是巨大！屡考不中，落第连连，最终竟促成一个人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由自身的“不遇”上升为民族情感方面二百多年的积怨宣泄。
确实，历史上的许多大事，总是源于某个个人的一些“细节”和“小事”，冥冥之中，个人际遇有时候竟成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
但一定要讲明的是，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后，并非当时就变成了一个“革命者”。即使在“金田起义”打响第一枪后也不是，一直到永安建制后，这位落第举子的“革命”目标才明晰起来。先前的种种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没有“来土之争”的大形势，根本就不会发生“金田起义”。所以，时势造英雄，时势非常重要。
洪秀全所处时代，决定了“太平天国”日后能以星星之火烧遍原野的“机遇”。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无法调和。抛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大形势”不讲，仅就国内局势看，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终日有岌岌可危之叹。
自嘉庆、道光以来，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地租最高者甚至占佃农收成的80%。农民形同奴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严重。而且，随着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人多地少，道光十三年（1833年），每人平均土地只有一点八六亩（约合一千二百四十平方米），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涨。
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为“棚民”，广东称其为“寮民”。他们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
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两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的人破产破家。清政府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地催逼赋税，百姓与清政府的关系势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水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在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断绝。
人祸有此，天灾并行。每个王朝发展到晚期，都会宿命般持续遭受天灾。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开始的五年间，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特别是1849年，长江大水灾覆盖六省，为百年罕见特大洪水，无数人丢掉性命，造成的损失极其惨重。咸丰元年（1851年），黄河在江苏溃堤，千里汪洋。而在“金田起义”的发起地广西，更是旱、涝、蝗、雹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洪秀全创制“拜上帝会”，并非第四次落第后才忽然“皈依”的举措。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一日闲逛，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乃中国的基督教徒梁发。梁发乃苏格兰长老会会员马礼逊的信徒，他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了《劝世良言》九本小册子，每册有50页，内容皆是他引摘《圣经》章句后自己发挥的“释义”。洪秀全对其中奇特的“教名”深感兴趣，并当“奇门小说”猛读了一番。
当然，过瘾之后，“教义”当不得功名，洪秀全又努力钻入经、史、子、集之中，转年复来广州考试，但仍旧落第不果。大刺激之下，洪秀全回家后病倒，连续四天高烧四十多度，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高烧甫退，先前一向温文尔雅的洪秀全提笔濡墨，作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显示，洪秀全已“反意”森然。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绝望归绝望，肚子最要紧，洪秀全只得到他继母李氏的娘家莲花塘村去当塾师，挣点粮食糊口。穷极无聊之中，郁闷寡欢之下，他拿出道光十六年在广州街上获派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粗通文墨，对这本小册子非常痴迷，称赞不已。
苦闷至极的洪秀全听表兄这么一说，如濒死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忙再次仔细“研读”。之后，他才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进步”思想，开始了他的“宗教”造神历程，即以宗教异端的形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反封建活动。
此后，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开始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1846年前后，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党日多，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大吟歌诗以明志：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忙活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人民虽然接受“新鲜事物”较多，但传统上仍对孔圣人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因而对洪秀全的举动很反感。这使他最终失去了塾师的饭碗。
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后，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鼓励，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他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填饱肚子，传教的成绩并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今广西瑶族自治区）待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洪秀全、冯云山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今广西贵港长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教义“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待了几个月，洪、冯两个人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后，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实际上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他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文章，但文章均非明确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而多是借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形式，以表明心迹。洪秀全所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
在这些“革命”著作中，洪秀全只斥佛、道为“邪教”，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反而说了孔孟之道的不少“好话”。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教士罗孝全那里看到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天”这个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虽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周易》中有“荐之上帝”，《尚书》中有“唯皇上帝”，但其中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并无关系。
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并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平心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室，男女分别列座，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过改恶，一心崇服上帝。
只要有人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头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甚至只是个名号而已，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壤之别。所以，英国人富礼赐在其《天京游记》中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惩治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
当然，洪秀全所著“教义”，并非全部模仿基督教，也有很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教，比如他劝世人戒鸦片戒饮酒，义正词严，在今天都具有“先进性”：“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癫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统江山为酒亡。”
可见，洪秀全只是以“宗教”为外衣组织“革命”，并不是真正想“拜上帝”。
至此，很有必要讲讲给予洪秀全“上帝”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出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
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工作二十多年，本是个有冒险家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于1823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土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
1832年，已经习教并上升了好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环境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只有《圣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书中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在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教神学原理。
梁发的《劝世良言》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是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唯一稍显“激进”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家学说稍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
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甚至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甚至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这与梁发《劝世良言》的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革故鼎新“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山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做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的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他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他志向远大。这可从其当时的一首诗中窥见端倪：穿天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涧焉能留得住，终须大海作波涛。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日后皆成为“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
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历史上确有其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建有“甘王庙”。其庙宇建筑宏伟壮丽，香火旺盛。
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砸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账”，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当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却没有任何“报应”时，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
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他捅了马蜂窝。拜上帝会会众心很齐，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将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违反清朝法律。
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当时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畏虎，清廷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
冯云山方面，他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辩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
由于察觉到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又在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实情”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
一路上，冯云山循循善诱，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
当然，冯云山得释，关键在于会门兄弟用集资捐款的“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从中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这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自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弛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两广总督。
次年十月，洪、冯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当年三月初三，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分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沟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捕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另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则可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发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
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一只眼瞎，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
至于萧朝贵，则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他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基本都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其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始皇帝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的，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文化传统，今天的客家话，词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清军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
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也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慨叹的是，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
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祥、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则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没有想过真的要起义，广西的“来土之争”，才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
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在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粤语、广东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族）。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来土间的梁子越结越深。
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便经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把成年人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抢走卖掉；把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1850年），贵县赐谷村农民因争水源械斗。
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双方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和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爆发了上万人大规模械斗，双方互杀四十余天，导致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田起义”爆发了。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教科书和历史研究者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起事之初就反帝反封建，那有点刻意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两个重要人物李秀成与石达开的自述就可知，“来土之争”才是“金田起义”之最直接的原因：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自述）一个太平天国的礼拜堂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和我）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接到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应该是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没那么精明，他没有及时去接家属。“金田起义”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性命，而冯、洪两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政府不以为意，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只是逃难。加上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使得群情激愤。
韦昌辉一家本身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活，雇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
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会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人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赋诗一首明志：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从此诗中可见，洪秀全的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精通经史子集。“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没有关于他的咏菊诗的记载。很有可能洪秀全也精通民间演义，民间演义传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实际上，“金田起义”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指各地会众几个月来一路打杀到金田聚集的过程。最终，冯云山等人选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给洪秀全做寿过生日这天当作纪念日，称之为“万寿起义”，所以后人一般把这一天当成金田起义的“纪念日”来对待。其实，太平天国真正的起事要早几个月，他们内部也一直没有专门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
在金田村韦昌辉的家里，洪秀全已经称当日为“太平天国元年”的起始，但他仍旧以“教主”名义宣布，还未敢表露与清政府完全对抗之心。这从当时拜上帝会所发的一份檄文中，仍可见出痕迹：忖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颍水、箕山，聊效巢（父）、（许）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伯）夷、（叔）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鼠蚁，讹诈不为痛心哉！（此指拜上帝会会员卢六、黄为正二人病死狱中之事。）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为报仇之举。尔乃复起官兵，联络团练，与我颉颃，相争上下，岂不谓我营中无人乎？（此指政府团练等武装与拜上帝会会员在新塘、紫荆等地的打杀。）抑知我文官二百，人人有安邦定国之才，武将千员，个个有擎天跨海之勇。雄兵三万（人数有夸大，只有两万不到），势若天丁，战士数千，威如猛虎，恰似一天星斗，固若铜城，恍犹四海洪波，坚如铁柱。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谅尔小小蛇儿，安能与蛟龙斗胜？微微犬子，何敢与虎豹争能？大师一出，望风而逃阵，官心惊而胆裂，壮士窜走似狼忙，抛盈城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窝，无面目见关中父老，何颜入将府之厅堂。倘能各安本分，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至若执迷不悟，兴兵动将，使庶民遭殃，军威所至，定扫浔江为平壤，踏闾邑作丘荒。
从文笔上看，檄文应该出自冯云山或洪秀全之手。檄文《三国演义》味道极浓，可见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地方的“愚官劣宰”，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即使面对地方政府的镇压，最大的威胁之语也仅仅是“扫浔江为平壤”，还未有什么大的“造反”野心。
这样做估计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明确反抗封建统治；二是尽量减少初创阶段的阻力。
但凡“造反”之事，开了头就不能收步。特别是广西平南县的拜上帝会信徒在向金田村进发的途中，与清政府地方武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死伤不少。在花洲和思旺的战斗中，仅团练和瑶兵就被杀五十多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派蒙得恩率数千人马猛攻在思旺墟驻扎的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清军，旗开得胜，并杀掉了清军一个巡检。这可是他们第一次真正同清朝正规军开战。此役得胜，拜上帝会会众人心思奋。
由于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平南拜上帝会，杨秀清派来的这支得胜队伍与平南会众会师，迎洪秀全从思旺回金田，所以，思旺墟之战，被太平天国称为“迎主之战”。当时情况确实很危急，由于清军在思旺墟驻防，洪秀全被困于山人村内，倘若杨秀清不派人来救，事不成，洪秀全就会被官府捉住杀头。
可笑的是，尽管官军有多人被杀，清政府仍然以为这是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所为，不知道有新组织“拜上帝会”的存在，更不知有洪秀全这个人。洪秀全的“大名”，思旺墟之战半年多后才为清政府所知。
当然，李殿元当时率军在思旺墟驻扎，绝非想抓住贼头“洪秀全”。当时，李殿元根本不知道有洪秀全这么个人物，他在那里驻军，只是因为当地是连控平南、桂平的交通隘口，一切仅仅出于军事常识。
日后，太平天国自己极力渲染的清军大部队围困以及“天王”智能双全、福大命大，皆是为了“造神”而用的宣传。广西僻地的一股“乱众”，当时还真入不了清政府的法眼。
思旺墟之战后，清朝地方政府确实着慌，贵州清江副将伊克坦布和松桃副将清长、浔州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等人纷纷汇聚，各带正规军和壮勇团练，分成两路向金田村进攻。恰在此时，博白县的会众、贵县龙山矿徒以及各地在“来土之争”中失败的客家人纷纷奔至金田。
特别是洪秀全的安然返归，使得拜上帝会会众信心大增，未等清军攻进金田，会众们蜂拥四出，头领们个个披发持剑，口中念咒，狂舞大旗，奋死杀向清军。
由于“壮勇”（当地“天地会”投靠清政府后被武装成的民兵组织）身上装束与拜上帝会人员的衣服相仿（均头缠红巾），这些人率先惊溃。清军正规军很少见过这么不要命的“贼”，个个腿软，争相奔跑，向后退却。清将伊克坦布提剑督阵，被自己手下溃退的士兵撞倒。拜上帝会会员冲上，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也有说他是骑马逃跑时跌落蔡村江桥下后被杀的）。
这一战，清军损失三百多人，加上伊克坦布这样的一员副将，可谓是大败。
洪秀全信心更增，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同时，发布五条军令：
第一，恪遵条命（树立绝对权威）。
第二，别男行女行（分男营女营）。
第三，秋毫莫犯（严肃纪律）。
第四，公心和摊，各遵头目约束（公库制度，“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在冯云山帮助下，洪秀全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依据，自创军制，即一“伍长”管四人，一“司马”管五个“伍长”，一“卒长”管四个“司马”，“一旅帅”管五个“卒长”，一“师帅”管五个“旅帅”，一“军帅”管五个“师帅”。而“军帅”之上，又有“将军”“总制”“监军”加以节制。
在“将军”之上，有“检点”，也分殿左“检点”和殿右“检点”，共三十六人。“检点”之上有“丞相”，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共二十四人。“丞相”之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此外还有“御林侍卫”，官名皆以天干和节气命名。金田一地，至此共集会众两万多人。
拜上帝会会众人心非常齐，不少人在参加金田起义前就把所有地产房屋和财宝变卖，全部换成银子后缴纳入“圣库”，所有会员上下平等，同吃同住，一切支出皆由“圣库”支出。同时，拜上帝会人员严格禁欲，女营、男营各分一处，夫妻亦不得见。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对于拜上帝会起事初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同时，为了独树一帜，拜上帝会会员遵洪秀全之命，开始蓄发，此后他们便被清政府及人们称为“长毛”。
对于广西山区的“大动静”，清政府很着急。早在当年（道光三十年）春正月，道光皇帝本人就已经“崩”了，庙号“宣宗”。其四子奕继位，第二年改元“咸丰”，是为清文宗。
道光帝在位三十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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