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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30 02: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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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紫山川崎三郎著王纪卿译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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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邦伟人曾国藩

东邦伟人曾国藩试读:

译者的话

在我研究湘军史的二十余年中,《东邦伟人曾国藩》是我所知的两部由外国人撰写的曾国藩传记之一,而且是出版年代最早的一部。此书问世于1903年,即清光绪二十九年,是与曾国藩大约同时代的日本记者紫山川崎三郎的作品。该书的出版,距离日本明治维新和曾国藩去世只有短短的三十余年,因此是以近代文明的观念,贴近时代解读曾国藩其人的一部难得的传记作品。谨以此书的第一个中译本,献给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

从这部作品的内容和结构看来,作者对中国清末军政巨擘曾国藩有清晰而深入的了解。很难找到一本传记作品,能以区区二十余万字的篇幅,提纲挈领、层次分明、简洁明了地全面揭示一个伟大人物的生平、事功、学术、教养和为人处世之道,令读者轻松地徜徉于字里行间,掩卷之后,对传主能有囊括整体而又细致入微的印象。紫山川崎三郎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本书的难得之处,不仅在于作者对传主的深入研究,也在于其具有结构文章、讲述故事和表达思想的高超技巧。

川崎先生将此书分为上下两卷,其上卷述写曾国藩从出生到去世的生平与功业,下卷介绍其家庭、教育、修养、学术、交友,由此两大层面构成伟人的巨像。而在此两卷中又分章分节,以大量具有概括性、提示性和启发性的小标题,来标示正文的内容与思想,犹如讲师为学生标示课程重点,读来明快而便于理解消化,又易于记忆,与当今网络上流行的微博体裁有所类似。本书就像是围绕同一题材而撰写的微博之集合,但是其条分缕析、结构有致,则是微博所远不能及的。

作者采用了所谓心理历史学的手法,在叙述曾国藩的生平事迹时,以其本人所做的诗歌,生动地表现了传主的心理活动与情感状态。这在传记作品中是很难办到的。若非作者对传主的文学素养和诗歌创作做过深入的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如此精到的心灵剖析。由此一斑,可窥全豹。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提供的这部传记,是值得一读的信史。

将中外历史人物进行有趣的类比,是外国作者为中国人写传时常有的特色。川崎先生对曾国藩的评价,正是以中外对比为基础。他不仅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名人西乡南洲、大久保甲东等人为参照物,而且以西方国家的大人物如华盛顿、俾斯麦等人作为标杆,使读者对于曾国藩其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高度,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紫山川崎三郎的职业是记者,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作为随军记者到过中国,对于中国晚清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做过颇为深入的研究。其专著除本书以外还有多部,其中的《日清战史》记载了大量第一手的史料,专家们认为,对于研究中日战史是不可多得的资源。他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知识界中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这些著作,使他达到了历史学家的高度,出版后影响颇广。因此可以说,阅读了这部《东邦伟人曾国藩》,我们便有可能看到曾国藩其人在日本近代知识界眼中的映像。

本书旁征博引,随处可见作者从曾国藩的奏疏、书信、诗文和日记中撷取的精华,但由于作者没有标明引文的出处,无法根据原书出处校对而正误,译者只能根据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来校对,又发现两者有诸多未能吻合之处,于是以《曾国藩全集》为标准,对本书中的引文做了订正。特此说明。

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俾重印或再版时改正,在此先致谢忱。译者联系方式为:电子邮箱,7000901@qq.com;QQ号,7000901。王纪卿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于长沙听雨轩

东邦伟人卷序

中华之为国,四百二十一万五千方里,人口四亿余万,土地肥沃,物产繁阜,治民兴富,何为不成,何行不遂!苟有大英雄出,则世界遂不能压之;大英雄不出,则为世界赌场矣。紫山川崎三郎君曾游中华,历禹域,超长城,察其壤土之肥饶,物产之繁殖,而问其内治,则纪纲紊乱,士气消沉,因慷慨悲愤,追慕曾国藩之为人,著东邦伟人一卷,论曾氏经世之功绩之有可取,载李少荃之言曰:曾氏之为人,临事谨慎,似诸葛亮,而宏度则过矣;发谋决策类陆贽,而阅历艰难则过矣;沉重笃实肖司马光,而战功勋业则过矣。呜呼,此三人者为汉唐宋之一大伟人,而曾氏一身兼之,岂不大英雄乎。川崎君评为东方华盛顿,非诬言也。夫中华与我为同文,为唇齿,余愿复生大英雄若曾国藩者,压倒世界××,则非特中华帝国之为幸,亦我神州之幸也。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四月古香秋月种树撰题词洞庭南去蛰龙蟠,维岳降神亦盖棺。戎马关山烽火急,君臣社稷水鱼难。文章一代庐陵正,人物千秋诸葛完。笔下英雄呼不起,定知邻局壮心寒。明治癸卯佛生后二日宁斋主人弌

东邦伟人序

前十年,鸡林八道之风云是急。乃为东亚百年之计者,岂能无所动其心乎哉。明治六年,故西乡南洲先动其心,固是已。余闻曾国藩亦忧之。而其门下有李鸿章,能自承云。当此时,予与紫山川崎三郎共在京城,其讲亚细亚经纶之策也尚矣。果逢日清之役,而输赢之决也,李鸿章乃奉命下马关求成焉。予将归,先谓紫山曰:绝继废兴者,固王者之业也。故宜以雅量宏怀待之,又能资焉以为东亚百年之计也。紫山曰:可矣。既至,乃见外务大臣陆奥福堂,以献,皆不用。予于是不绝喟然叹曰:恨无雄才伟略若南洲者也,咨千载一机亦已失矣。鸿章还,又多事。既而露扼辽东,英踞威海卫,山东、云南则独、佛也。噫,危矣。吾每思清朝一机之变,至东亚百年之计,未尝不慷慨愤激,眦裂发竖也。虽然畏友紫山向著南洲传,今又著国藩传,予于是知其非偶然也。顾国藩之虑固及焉,而或贻谋未尽也。鸿章失坠亦可悲矣。吁,欲起二大俊杰于九原,以为东亚百年之长计,得乎。不如与紫山语之。以质于紫山,紫山笑而不言,不知予言果能当其意否。姑书以为序。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五月下浣涛山冈本柳之助撰上卷生平与功业第一章大经世家

◇时艰忆伟人

◇华盛顿、俾斯麦、加里波第

◇大经世家的本领

◇东方的华盛顿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评价

◇中华帝国建设伟业集大成者在哪里时艰忆伟人“时艰忆伟人”,这不仅是诗人的感慨。我曾游历禹域,看到其版图广大,山河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也看到人民的状况;然而举目四望,纪纲废弛,霸图消沉,满目悲凉,所谓“正气扫地山河羞”;目击现状,也曾慨然浩叹。回国后,与客人把酒而谈,论及东方局势,历数近世俊杰,每每想见曾涤生国藩的高风亮节,巍然高耸,超立于物表,不得不追忆其人。华盛顿、俾斯麦、加里波第

华盛顿是世界第一流的经世家,俾斯麦也是第一流的经世家,加里波第也是第一流的经世家。曾国藩与华盛顿、俾斯麦、加里波第相比,虽然性格各异,但就其格局和人格而言,绝不在他们之下,不会下居于第二流的经世家。请看华盛顿统率义兵,抗击英军,终于完成创建美国的伟业;曾国藩则提领湘勇,立下戡定太平军的大功。俾斯麦辅佐威廉一世,披甲从戎,伐奥挫法,完成统一德意志联邦的大业;加里波第奉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皇帝之命,扫荡内乱,开启意大利中兴的隆运;曾国藩则网罗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沈葆桢、彭玉麟等一批俊杰,平粤、平捻、平回,统一西方人所谓“严格意义的中国”,亦即中国本土的十八行省,功勋卓著。如此看来,曾国藩的格局力量未必输给华盛顿、俾斯麦、加里波第,可以见诸中华帝国建设的伟业。

曾国藩不似杀人未见血决不罢休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不似龙蛇之略、虎豹之机、出没无常、手腕灵活的加里波第;他持心光明磊落、皎如日月,知人之明,任人之度,用人之才,容人之量,火眼洞识,综合大观,把持经纶的大纲,鄙视空文,看重实践,无一语涉虚,无一步蹈空,规模宏远,思虑周透,大事不糊涂,小事无渗漏,大节义,大文章,大学问,敬天爱民,忠于职守,至诚如神。曾国藩的确可谓有世界级大经世家的大本领。

华盛顿崛起,开拓美国独立的天地,伟则伟矣,也无非代表富有自由自主精神的国民,摆脱母国的羁縻;俾斯麦崛起,成就德意志帝国的霸业,大则大矣,也无非追随前所未有的英主,率领勇武的精兵,继承腓特烈大王的遗国;加里波第崛起,创建意大利中兴的基业,壮则壮矣,也无非趁列国风云际会,投机取巧,玩弄外交手腕的结果。曾国藩则不然,上无明君英主,下无国民后援,中则无自居大宰相的权力,左支右绌,群小猜疑,立于其中,只手担当,建立拨乱反正的大功。虽有建设帝国的大经纶、大抱负,却不得付诸实施,非其力量规模不如那三位伟人,而是因为时势不得已之故。大经世家的本领

曾国藩不似杀人未见血决不罢休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不似龙蛇之略、虎豹之机、出没无常、手腕灵活的加里波第;他持心光明磊落、皎如日月,知人之明,任人之度,用人之才,容人之量,火眼洞识,综合大观,把持经纶的大纲,鄙视空文,看重实践,无一语涉虚,无一步蹈空,规模宏远,思虑周透,大事不糊涂,小事无渗漏,大节义,大文章,大学问,敬天爱民,忠于职守,至诚如神。曾国藩的确可谓有世界级大经世家的大本领。东方的华盛顿

若论理想之崇高,品性之高洁,器宇之宏阔,胸襟之极度光明,曾国藩与华盛顿正在伯仲之间。因此,曾国藩是东方国家的华盛顿。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评价

我曾向李少荃(李鸿章)打听曾国藩的为人,他说:“其临事谨慎,动应绳墨,而成败利钝有所不计,似汉臣诸葛亮,然遭遇盛时,建树宏阔,则又过之;其发谋决策,应物应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唐臣陆贽,然涉历诸艰,亲尝甘苦,则又过之;其无学不窥,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诚,似宋臣司马光,然百战勋劳,阅世变,则又过之。”

曾国藩几乎是诸葛亮、陆贽、司马光合而为一的人物,他的人格结合了以上三个时代的人物优点,宛若云中之龙,无以亲近。李少荃的评价,可谓千古铁案。中华帝国建设伟业集大成者在哪里

如今东方正气郁屈,长久不得发泄。昆仑山巍巍,也无法遏止“斯拉夫”人种的侵入;扬子江水滔滔不绝,也挡不住“盎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进逼;何况清政府长夜之梦未醒,四亿民众昏昏于醉生梦死之中。呜呼!时当今日,谁能再造东亚乾坤,成就帝国建设大业?我俯仰古今,目击清国衰运,不得不眷眷于曾国藩其人。第二章政治生涯

◇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

◇三朝历任,一大异彩

◇曾国藩的伟大在于他是经世家与国士

◇未能发挥本领的原因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

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并无绚烂夺目的伟观,而只有苍老稳重的光景;其政治生涯未必如李鸿章一般变化多端,波澜起伏,趣味盎然,也无一段功名赫赫的历史,但也绝非淡泊无色。他的事业,自然成为中华帝国的精神。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辛未十月(1811年),死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二月(1872年)。考察其政治生涯,于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进士及第;七次迁升而任礼部侍郎,历任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任江西正考官,时值太平军大乱,临危受命,办理湖南团练;咸丰五年甲寅(1854年)因收复武昌之功,授署理湖北巡抚,但固辞未就,被授予兵部侍郎衔;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任兵部侍郎;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四月授兵部尚书衔,出任署理两江总督,同年六月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因克复安庆之功叙太子少保衔,授予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全权;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成为协办大学士;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以戡定太平天国之功叙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世袭侯爵,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剿讨捻军;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因病辞职,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闰四月,升武英殿大学士,同年六月任直隶总督,从金陵进京,驻节保定府;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主持天津教案谈判,为御史弹劾辞职;同年七月转任两江总督,死于任地。三朝历任,一大异彩

曾国藩的政治生涯,其间三十五年,历任三朝。他倾注半生精力,成就拨乱反正的大业。这是曾国藩生涯的一大异彩。曾国藩的伟大在于他是经世家与国士

曾国藩得以发挥他的大本领,是因太平天国之乱所促成;但他本领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一名军人,不在于他担任了将帅,而在于他是一位政治家、经世家,在于他是一位国士。未能发挥本领的原因

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官位虽重,曾国藩身为大宰相却未能掌控天下枢机,所以他虽有赫赫的军功武勋,却因此而无法建立政治功业,未能充分发挥本领。第三章湖南

◇潜德不耀

◇湖南的形胜

◇正气发泄的中心

◇遍征十八行省

◇以忠诚为天下倡

◇一人之精神即四亿人之精神潜德不耀

冲岳去地四千一十丈,其隅接周络,约千数百里,湘水出其下,源洁而流长,洞庭汇长江,东入于海,其气庞鸿峻固,渟蓄激溥一泄之,于人命世哲辅生其间,或百年或数百年一见,顾其气,犹未甚昌也。距今,乃笃生我湘乡相国一等毅勇侯曾公。公宅湘之上流,结庐衡山麓,世积儒素,潜德不耀。

这就是蒋春元笔下曾国藩的故乡!湖南的形胜

湖南属于古荆州之地,三代之时,还是蛮烟瘴雨之乡。楚国兴起后,拓地五千里,称霸一方。它完全属于内地,是在秦取百粤设郡县之时。湖南西南部的边疆之地,苗瑶各族往往杂处山谷之间,编氓相伍。今日仍然有若敖、蚡昌的遗风。而其地形东至江西,南界广东、广西,西接贵州,北连湖北,其面积为二十一万一千八百平方千米。其人口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二千。《广兴记》记载道:“自武昌至江陵,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潇湘,北控关洛,人皆知荆湖之险。”曾国藩则写道:“自古大江南北有事,必争此上游形势。”这都是通透实际的描述,道尽了湖南的地理形势。

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原称八本堂,取曾国藩“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家训,后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之”而改现名。

富厚堂虽不胜豪华,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爱新觉罗氏崛起于长白山下,统一中国四百余州,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帝国,产生不世出的明君英主,如太祖、太宗、圣祖、高宗,谋臣如猛云之雨,前后辈出,翼赞其霸业;而长江一带上下数千里地方人才寥寥无闻,难道是天地的正气消磨已尽,无所剩余?衡山之秀,湘水之深,洞庭之奇,云梦之大,依然无异于旧时,英雄豪杰之士却久未出于其间。正气发泄的中心

康熙、乾隆的帝业,传到嘉庆、道光手中,逐渐衰败,满洲八旗文弱娇柔,犹如妇人女子;满洲大官无能无为,无异于木偶;政纲紊乱,威信扫地;世道荆棘,天下茅苇;大江南北,群雄割据,四百余州有如裂爪,湖南才产生了一位大伟人,天地正气发泄于长江之间,而其正气发泄的中心不问可知,便是曾国藩其人。遍征十八行省

在宋朝的时候,周茂淑讲学于濂溪,远溯圣源,阐明天地大道,海内风响,圣学由是而兴。但是,自元明以至清初,湖南并未听说出什么巨人。直到曾国藩崛起,则探寻圣学本源,为国家而将圣学用于事业,湖南从此人才辈出,所谓“以一县之人遍征十八行省”,可见这并非偶然的现象。《湘军记》有如下记载:

粤匪捻回既诛,余威震殊俗,北慑乌桓,南渡台澎越裳,西北涉流沙,达乌孙,西南暨于阗葱岭,武功之隆,近古罕觏,然而总其成者,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也。以忠诚为天下倡

上面的说法虽然稍有夸张,但是团结湖南人来挽回清国的颓运,发泄天地的正气,这份功劳不可不归因于曾国藩的崛起。

然而,湖南为什么能够人才辈出,成为国家的元气?曾国藩解说道:

当其负羽远征,乖离骨肉;或苦战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残骸暴于荒原,凶问迟而不审;老母寡妇,望祭宵哭;可谓极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厄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岂皆迫于王事,逐风尘而不返与?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者为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动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事时所及料哉!一人之精神即四亿人之精神

须知清朝自咸丰以来,天下人才,辈出湖南,固然是基于所谓循环的道理,但也是因为曾国藩倡率天下,鼓舞士气。呜呼!一国以一人而兴,曾国藩一人的精神,就是湖南一千八百万人的精神,其实也是中国四亿人的精神!第四章进士及第

◇曾国藩的抱负

◇登龙门

◇县试

◇科试

◇乡试

◇会试

◇殿试

◇乙未岁暮杂感诗

◇辛丑杂诗

◇抱负伟大,志望宏远曾国藩的抱负“平生企高遐,力微不自量。树德追孔周,拯时俪葛亮。又兼韩欧技,大言足妖妄。”

这是曾国藩青年时代的抱负。登龙门

男儿立世,当然不能没有德追周孔、功凌管葛的抱负,但若要施展抱负,必须先占好位置;而要占好位置,则必须去登龙门,应科举。科举虽然不是容纳英雄的地方,但在清朝的中国,平时除了科举以外,就没有获取功名的余地,如果不去应科举,就不得不甘于终身不遇。于是曾国藩在青年时代,与通常中国人的出身相同,汲汲于做好应科举的准备。县试

曾国藩十六岁应县试,取为佾生。县试是最初的考试,就学的童生在本籍州县参加考试。考试分为几段,由县官考察。第一段要写以四书为题的作文,五言六韵排律,到了开试时间,乐手奏乐,炮手发炮;第二段要写以五经为题的作文;第三段、第四段也要按照出题写诗作文;到了第五段,县官预设筵席,在场内宴请应试者。取为第一等者称为“案首”。科试

曾国藩经过县试以后,去应科试,补了县学生员。这是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他此年二十三岁。所谓科试,就是学政召集其管下的生员以及已经府县试过的童生加以检验的考试,其考试成绩分为六等,分别升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时才得以补了县学生员,曾国藩则在二十三岁就补上了。由此可见,他的学识到这时已经超出一般人。乡试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年),曾国藩应乡试,中了举人。乡试是将管下生员召集到该省首府举行的考试,又称“贡举”。其考试分为三段,历时八天,题目又都是四书五经、诗及策问。考试官是皇帝特派的钦差,考场事务由巡抚或总督监管,唯有顺天府由皇帝钦定。考试中试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魁元”。中试者都叫“副贡生”。会试

翌年乙未,曾国藩去应会试,榜上无名,留在北京。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又应会试,中榜,取为贡士。会试是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三月份举行的考试,全国的举人用官费旅行,聚集于京城。考业由礼部管辖,考试官为大学士、尚书等官员,稽察大臣为亲王、大学士、都统等官员。其中试的发榜,也就是登第告示,由皇帝特命钤榜大臣来执行。中试者称为“贡士”。殿试

曾国藩在会试中试的下一个月参加了殿试,进士及第,取为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殿试是在会试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召集全国贡士于保和殿由皇帝亲自举行,由两名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内选取六人任阅卷大臣,即副考官。领侍卫内大臣率銮仪卫兵守卫宫门。考试只有一段,题目称为“制策”。开试时,大学士奉上制策的题目,授给礼部尚书,颁给贡士。制策有数条,要一一条对书写,书写有格式,一画之误就不得中选。每条限三百字,全文须在千字以上。其优劣分为三种: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第一称“状元”,第二称“榜眼”,第三称“探花”,赐予进士及第。其他无定员,都赐进士出身。发榜仪式有引见、赐宴及金银、簪花、银两的恩赐,待遇优渥。在清朝,这是人生荣誉的极点。进士及第,为曾国藩踏上仕途的第一步,也是从来功成名就的立足之地。

嘉庆十二年丁卯科江南省乡试第二场题目。乡试是将管下生员召集到该省首府举行的考试,又称“贡举”。其考试分为三段,历时八天,题目又都是四书五经、诗及策问。考试官是皇帝特派的钦差,考场事务由巡抚或总督监管,唯有顺天府由皇帝钦定。考试中试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魁元”。中试者都叫“副贡生”。乙未岁暮杂感诗

曾国藩进京,在道光十年(1830年)甲午之交,翌年乙未参加会试,没有中榜,留在京城,不懈地钻研经史。《乙未岁暮杂感诗》写道: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韶华弹指总悠悠,我到人间廿五秋。自愧望洋迷学海,更无清福住糟邱。尊前瓦注曾千局,脚底红尘即九州。自笑此身何处著,笙歌丛里合闲游。

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万事拼同骈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诗中可见曾国藩雄志落落,奇气摇斗牛,这就是他当年的本色。辛丑杂诗

曾国藩还有《道光辛丑杂诗》一首,写道:

早岁事铅椠,傲兀追前轨。张纲挈陬维,登山造岌峩。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三公渺如稊,万金睨如屣。肠胃郁千奇,不敢矜爪觜。稍待兰蕙滋,烈芬行可喜。岂期挝驽骀,前驱不逾咫!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春秋三十一,顽然亦如此。染丝不成章,橘迁化为枳。壮盛百无能,老苍真可耻。樗散吾所甘,多是惭毛里。抱负伟大,志望宏远

由此可知,曾国藩抱负伟大,志望宏远,不满足于区区眼前的虚名与虚荣。第五章谠议

◇京官

◇立朝謇愕

◇转移风化之本

◇剀议切论

◇俨然社稷之重臣

◇盛德亮节京官

宣宗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曾国藩授国史馆编修。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授四川正考官,赴任四川,不久补翰林院侍讲。十一月返京,授文渊阁校理,第二年甲辰(1844年)授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擢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理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宣宗驾崩,文宗登基后,曾国藩署理工部左侍郎,不久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署理刑部左侍郎。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署理吏部左侍郎,未几,任江西主考官。立朝謇愕《湘军记》中写道:

国藩官京秩,以理学文章著,立朝謇愕,有大臣之言,中外想望。

据此可以想见当时曾国藩是怎样的人物。

文宗即位之初,下诏求言,曾国藩陈述行政用人的意见。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写道:

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且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唯)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接着,他论及人才萎靡的弊端: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割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转移风化之本

其次,曾国藩论及皇帝以身作则是转移风化的根本:

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响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萎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再次,他又论及人才培养之道:

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

论及培养之道后,又论考察的方法:

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斁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剀议切论

曾国藩如此剀议切论,言辞凿凿,切中时弊。其后,文宗临筵,召集儒臣,至于开逐日进讲之例,都是因为嘉纳了曾国藩的献言。曾国藩同时又上疏论及君道,即《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中写道:

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

这一段论及谨慎小事、疏忽大事的弊端。又写道:

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

这一段论及决不应忽视广西乱兆的原因,以及不拘泥于其细节,要从宏观上解决困难的根本原因。其下又写道: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

这一段论及为什么不可忽视赏罚黜陟,以及不可不体察舆论的焦点。又写道:

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论及君道,上疏中言: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俨然社稷之重臣

以上的谠议争论,足以耸动朝野的耳目。论者以为:“明良一德,非公之孤忠不能陈此谠言,非圣主之优容不能纳此荩言也。”由此可知,曾国藩当时规模悠远,俨然有社稷重臣的风格。

以下为李瀚章(李少荃之兄)所言:

公早践清华,屡司文柄,学问赅博,议论忠荩,负海内重望。

郭松林则说:

公自侍从陟乡贰,时方承平,大都进退雍容,歌咏和乐,公独抑然深思,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密勿所告,忧公如私,宇内想望其风采。

李宗义写道:

我中堂夫子,早入翰林,以文章学问名天下。及游历乡贰,条陈时政,皆切中事宜。识者始知公非独词臣而已。盛德亮节

李鸿章对曾国藩推重备至,他的评价未必是溢美之词:

始公官京师,首以圣德、亮节、高文、硕学伏天下。第六章曾国藩与时代

◇庚子杂感诗

◇拿破仑霸业没落后欧洲的局面

◇英国与海上权力

◇大清国的隆盛期

◇户部剩余金七千余万两

◇内忧之兆

◇《南京条约》

◇纪纲衰弛,国力疲惫

◇群盗会匪思乱

◇咸丰帝

◇简练军实的奏疏

◇时势的健儿庚子杂感诗

碣石逶迤起阵云,楼船羽檄日纷纷。螳螂竟欲当车辙,髋髀安能抗斧斤?但解终童陈策略,已闻王歙立功勋。如今旅梦应安稳,早绝夭骄荡海氛。

以上是道光庚子那年曾国藩感慨时事寄予其友郭筠仙(郭嵩焘)的一首诗,因为曾国藩进入翰林之际,正是清朝衰乱之时,曾国藩慨然以忧国为自任,绝非偶然。拿破仑霸业没落后欧洲的局面

曾国藩出生于嘉庆辛未之岁(1811年),当时拿破仑的霸业已达于顶峰。第二年有莫斯科战役,法军大败,拿破仑皇帝的霸业俄顷落地。1814年,反拿破仑四国同盟(英俄普奥)成立,下一年瓜分欧洲的维也纳会议召开,奥地利大臣梅特涅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控制的神圣同盟成立。英国与海上权力

作为反动和平政策的结果,欧洲均势的基础得以建立,时间正值曾国藩出生;也是在这个时候,作为欧陆和平的结果,英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版图,逐渐在东方占据雄飞的位置。大清国的隆盛期

大清国的隆盛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达到巅峰,而衰乱的发端则是在嘉庆初年。圣祖(康熙帝)即位以后,足以平定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的叛乱,于是以云、贵、川、湖、闽、粤、陕、浙、江西等省为战场,年收入中损失三分之一,一时开了以捐款换取官位等级的先例,三年间仅得二百万两银子,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国内的疲弊。户部剩余金七千余万两

然而,康熙帝其后绥服蒙古,亲征准噶尔,康熙六十年(1731年),户部的余款达到八百万两,雍正年间积累至六千余万两,由此可知其富强是与军功武略分不开的。世宗(雍正帝)时,因前后两征厄鲁特,开销了大半余款。高宗(乾隆帝)初年,户部余款减至二千四百余万两。而高宗在一代之间稳定四疆,征战廓尔喀,平定大小金川,六巡江南,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户部余款有七千余万两。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户部余款有七千八百万两,该年可谓清朝的极治和极盛了。内忧之兆

高宗在位六十年之久(1736—1795年),其版图的扩展比雍正年间翻了一倍,近邻诸国的宾服超过了康熙时代,而且文物制度灿然,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几乎未曾有过的美观。然而盛极衰之始,乾隆末年纪纲渐弛,有湖南、贵州的红苗之变,内忧前兆渐显。到了仁宗(嘉庆)之时,白莲教蔓延五省,前后九年,虽然逐渐加以平定,但军费已耗费二亿两银子。海寇蔡牵安盘踞南方,蹂躏两广闽浙之地,至嘉庆十五年方始平定。又,天理教李文成、林清之辈骚扰山东、直隶地方,陕西也有箱贼之警。民心乖离,已现大乱渐将发生之兆。《南京条约》

仁宗崩,宣宗(道光帝)即位,有张格尔之乱,官军大举苦战七年之久,得以渐渐平定。但举朝醉生梦死,地方总督、巡抚也不得其人,粉饰太平,贪一日苟安,不留心国家的前途。而道光十六年以后,发生了处理鸦片的问题。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奔赴广东,焚毁英商的鸦片,第二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中英两国的和平交往因此而破裂,所谓的鸦片战争爆发,清军连战连败。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约定中国给英国割让香港,并开放上海、厦门等港口,赔款六百万两白银,作为被焚鸦片赔偿金。这段时间,正值曾国藩进士及第,步入翰林。纪纲衰弛,国力疲惫《南京条约》签字批准的正式交换,于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在香港举行,虽然暂时缔结了和平局面,但是纪纲衰弛、国力疲敝、兵备废颓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群盗会匪思乱

汉族社会的士民不得志于当世,不甘永远雌伏于草莽,煽动群盗会匪,思乱之人接踵而起。到了道光末年,果然见到洪秀全的崛起。而北京政府上无英君明主,下无名宰贤相,文恬武嬉,毫无猛省之兆。咸丰帝

宣宗崩,文宗(咸丰帝)立。曾国藩深忧国家的前途,屡次上疏,论及大计,提出振肃纲纪,举贤才,修兵备。《南京条约》中英文约本接缝处,两国代表[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签字、用印情形:红色火漆上印有大英帝国国徽。简练军实的奏疏

例如,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的《简练军实疏》,可见其意见之一斑。这份奏疏首次指出:天下大患,在于国用不足,兵伍不精。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痼)习。

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赈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恨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

曾国藩进而论及乾隆十七年(1752年)增兵一事是兵饷多寡的一大转机,而裁汰兵员则是当务之急。

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北宋中叶,兵常百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竞。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兵八十万,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借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藩、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曾国藩由此而论及裁军之后军队的训练方法,请皇帝亲自举行大阅兵:

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卢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礼,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难遽遍,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

曾国藩的话说得痛快淋漓,足以搅破满朝太平的昏梦。而文宗未能采纳曾国藩的忠言,未能断然革新政治,振整兵备,所以未能防止大乱将起的局面。时势的健儿

曾国藩当年在述怀诗中写道:

蜒雨蛮烟日日催,侧身周望重低徊。海滨膏血深无极,帐下笙歌自莫哀。安得贾生时痛哭,可怜杨仆本庸才。投章欲问茫茫意,何处通天尚有台?

经国济民之志,慨世伤时之泪,写在这五十六个字之中,可见曾国藩也是时势的健儿!第七章曾国藩与洪秀全

◇科名久滞青云路

◇风云际会好时机

◇洪秀全的兴起

◇暗合历代英雄之模型 

◇用宗教作为手段

◇博爱主义,平等主义

◇目的在于中国革命

◇多野心,乏雄略;多权术,乏德量

◇洪秀全为名而起,曾国藩为义而起科名久滞青云路

曾国藩入翰林之后,历任礼部、兵部、刑部、吏部的侍郎,于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任江西正考官,但仍未找到施展抱负的舞台。因为嘉庆以来,满洲皇室威德渐衰,纪纲废颓,但北京政府的政权执掌者依然为满人,汉人不论如何有才,也无法占据执政者的位置,所以曾国藩这样的命世之才也不得志,有可能终老于簿书堆里。当时,他有述怀之句:“科名久滞青云路,身手难扶赤日轮。”风云际会好时机

时事如此,曾国藩怎会无端遭遇风云飞跃的好时机呢?洪秀全的兴起

他的时机所在,就是清朝革命的风云健儿、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兴起。我在记述曾国藩的功业之前,不可不先对洪秀全其人略加考察。《平定粤匪纪略》一书叙事起自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于金田村起义,迄同治三年九月幼天王洪天贵福于江西被俘,叙述清军镇压太平军的经过,剿杀太平军有战功,谕令封赏官爵,抚恤等事。

洪秀全是何等人物?据《平定粤匪传略》与《湘军记》等属于官军的史传记载,都说他是无赖汉,是盗魁,是逆首,一概加以排斥。然而这恐怕是以成败事迹论英雄,不符合真实的情况。暗合历代英雄之模型

洪秀全是广东省广州府花县人氏,生于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年),即曾国藩出生后的一年。据史传称,洪秀全天资豪迈,胸有大志,躯干肥大,略通文学,兼稍解英语。父亲洪田游,母亲名均,都已早逝。他自幼贫寒,以算命为业,广游江湖。在此期间,通晓人情世态,结纳天下同志甚多。由此可见,洪秀全的性情与行为在很多地方巧合了中国历代英雄的模型。用宗教作为手段

广东风气由来开放,英中贸易自东印度公司设立时起就在这里进行,中英的纠纷与冲突也是在这里一变为炮火,因此广东人较早了解泰西的情况。而且,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清廷结城下之盟,向英国割让香港,此后西方文物东渐之势更加剧烈,仅隔一衣带水的广东人耳濡目染,比较之下,不甘于固陋卑屈,又见满清政府苟且偷安,腐败日甚,感慨失措;而洪秀全自少小阅读诗书,无疑也是目击这种形势而对时事不满的一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以演卜为业,周游四方,察知天命人心的趋向,预见到革命的不可避免。于是他利用天主教暗中笼络人心,开展自己的事业。

洪秀全笼络人心,主要是利用天主教。这对于以儒教作为社会道德原则的中国上流社会而言,难免会遭到排斥,但对感化下层社会,无疑有其效力。据史传记载:

广东人朱九涛唱天主教,称之为上帝会,又称三点会,徘徊于广西广东之间。时洪秀全与其同乡之友人冯云山同往,从朱九涛受教数年,大有所觉。洪秀全乃自称天主教会之教师,于道光十六年丙申(1835年)与冯云山共入广西省浔州府桂平县山中之鹏化山,窃聚其徒,以弘其教。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以来,广东广西各地多甚苦于凶荒饥馑,当时清廷不能救恤之,桂平县之豪族曾王珩屡奋力散资买谷施之,赈济贫民。曾王珩延洪秀全为师,屡于自邸招待之,与其子弟共聆其教,终举其门族及附近之民为热心同教之信徒。其教义大旨以“万民平等”“四海兄弟”为主,一切人类皆天父之子,彼此互为同等,互为兄弟。而信此教,笃信上帝,遵守此教,便可免灾。又上帝之名叫耶火华,耶稣为上帝之长子,洪秀全为其次子。入会之人,不问何人,其男子互称兄弟,女子互称姊妹。

此时洪秀全之妹婿萧朝贵为广西武宣县人,家住桂平,与杨秀清为邻,以故洪秀全终得与杨秀清相结纳。杨秀清为广东嘉应州人,迁居广西桂平县之大黄江,世以种山烧炭为业。杨秀清初名嗣龙,至洪秀全约为兄弟之时改为今名。为人跌荡不羁,精悍而好奇计,终为洪秀全之谋臣。广西桂平县人韦昌辉,广东和平县人石达开,家住广西贵县,入同教,二人家产富有,以之献赀,以助洪秀全之志,俱成为其亲信。由是远近望风入教会者甚多,洪秀全乃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共同密谋,制作上帝之真言及宝诰,以之传播于世上。此为道光廿七年丁未(1847年)之交。博爱主义,平等主义

嘉庆初年,有人在洪秀全之前倡乱,有王三槐,有刘之协,有林清,或借白莲教,或借天理教,都能以宗教笼络人心。洪秀全将天主教当作革命的利器,也不过是承袭了他们的故智。但他不依赖中国陈腐的宗教,而利用天主教,提倡博爱主义、平等主义,以此笼络人心,其着眼有不同于其他倡乱者之处。而他网罗以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其他英伟奇杰之士,其雅量洪度,也实不可与那些群盗会匪的枭雄同日而语。目的在于中国革命

洪秀全以耶稣笼络人心的本来目的,在于对清政府发动一场大革命。

从中国三千年来的历史和二十三朝革命的事例来看,洪秀全不亚于曹孟德、孙仲谋、苻坚、石勒或高欢、宇文泰之流,总之不失为亚洲英雄的样板。多野心,乏雄略;多权术,乏德量

然而,洪秀全未能以其革命的宣言堂堂正正令天下震动,观其所为,野心多而乏雄略,权术多而乏德量,而又缺乏靖难殉国的忠诚。这就是他霸业垂成而不能成的原因。洪秀全为名而起,曾国藩为义而起

而曾国藩以大义为名分,为国家,为生民,高举双手,招募义兵而戡定动乱。所以,洪秀全是为名而起,曾国藩则是为义而起。一败一成谓之势,然而难道没有天道存在于其间吗?

就政治谋略而论,洪秀全占据金陵而拥有江南的财富,拥有控制天下的势头,其着眼固然很好;但他在占据金陵之后,徒贪虚荣,而没有进一步北伐,没有拿出扫荡清政府的策略,足可见其规模之小。结果他被曾国藩看穿了破绽,终致失败,这也是天命使然吧!第八章湘军建设

◇团练乡勇

◇八旗兵的懦弱

◇太平天国建立

◇满洲藩阀之弊

◇防御方略

◇罗泽南

◇兵志改革的基础团练乡勇

当洪秀全兴起之时,曾国藩作为江西正考官,路过安徽省太湖县,接到母亲江太夫人的讣告而奔丧,返回湘乡,所以没有从军。但官军连败,大江南北群盗蜂起,清廷诏令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派曾国藩团练湖南的兵勇。曾国藩以身居母丧为由固辞不应,但接受郭嵩焘及其弟曾国荃的劝告,墨绖出山,团练乡勇。这就是所谓征募性的义勇民兵之一种,即著名“湘军”的建设。而湘军建设的规模化,就是后来统一四百余州的基业。八旗兵的懦弱

清廷起初任命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征讨太平军,但林则徐在赴任途中病逝,清廷又任命前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而李星沅也于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因病在军中去世。清廷又任命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征讨太平军。赛尚阿迁延失机,因其无功,清廷再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这是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正月之事。八旗兵懦弱不足用的事实,人们在此时也看得更加明白了。

钦命帮办湖南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劝谕捐输告示。此告示是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在湖南衡州督办水师时颁发的劝捐告示。太平天国建立

洪秀全的势头极其旺盛,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正月,大军推进到广西省的中部,攻陷永安州,自建国号,称“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杨秀清封东王,萧朝贵封西王,冯云山封南王,石达开封翼王,韦昌辉封北王,洪大全封天德王,任命秦日纲、罗亚旺等人为丞相兼军师。而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府未克,掉转锋芒,沿湘江溯其水源攻打全州,用地雷爆破,攻陷该城,然后沿湘江进入湖南,包围长沙,一面率领几千船只,渡过洞庭,攻陷岳州,顺长江而下,攻陷汉阳与武昌府,时在第二年即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十二月。满洲藩阀之弊

太平军连战连捷,官军常为其所败,原因在于清廷从来所恃以为干城的军队,是八旗及绿营,其将士极其骄惰,不堪实战。不但将士无能,官军的作战计划也是极为粗笨,而统帅官军的主将无人胜任。之所以到此地步,又是因为满洲藩阀的弊端已浸染到根子上,汉人中虽有杰出人才,但不能派上用场。官军到处败衄,长江南北将为太平军所有,于是清廷大为惊愕,才知道八旗之不足为用,指望将征讨之事委任于汉族人士。于是曾国藩奉命挑起拨乱反正的大任,得以施展抱负。防御方略

当曾国藩从事团练民兵的时候,徐广缙被革职,张亮基出任署理湖广总督,潘铎署理湖南巡抚,而骆秉章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便与巡抚共同商议防御方略,上疏写道:

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这确实是团练民兵的关键。后来曾国藩立下拨乱反正的大功,就是以此为基础。李鸿章写道:“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举世风靡之余,英谟独奋,虽不主故常,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为己任。”这是实话,据此可知曾国藩当年的壮志。罗泽南

曾国藩从事团练民兵,主要由罗泽南、王錱率领湘勇三营,仿明人戚继光束伍之法加以训练。太平军初起时,知县朱孙诒令罗泽南团练民兵,首收其效,曾国藩招之不应,便令其友刘蓉去游说,罗泽南方始答应。其营制营规,曾国藩与他共同商榷订立。曾国藩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写道:

国藩奉命督治团练,因与公(罗泽南)讲求束伍技击之法,击土寇于桂东,擒逆党于衡山。

罗泽南指挥湘勇转战各地,前后拔城二十座,大小攻战二百余回,威名震于一世。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三月,他在武昌城外战死,时年五十。罗泽南首倡团练湘勇的功绩,与团练楚勇的先驱者江忠源在伯仲之间。以下摘自曾国藩《李忠武公神道碑铭》:

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李续宾,字迪庵,湘乡人)也。

曾国藩将功劳归于罗泽南,这是正确的。但扩展团练民兵的规模,加以训练和统一,收到实效,则应归功于曾国藩。黄冕写道:

及金田乱作,蔓延及于湘楚,公以忧归。有诏起公于家,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后薄海内外知其为豪杰伟人。方是时,承平日久,上下恬熙,自专阃以至偏裨,求其一二稍习兵事者,迄不可得。不幸艰大是投,类皆因循偃蹇,苟以偷旦夕之安,事变卒乘遂抢攘而不知所措,致使燎原之火,驯至于不可扑灭。公躬行节俭,所求乎人,悉本于推己之恕。部勒将卒,用法师古人,而复以一己精意推广而神明之。壁垒旌旗,焕然易色,识者已早卜成功之可竟。兵志改革的基础

总之,曾国藩的湘军建设,是清朝兵制革新的基础,也是征讨太平军的根本之策。而曾国藩一旦兴起,壁垒旌旗焕然易色,正是最值得注目的事实。第九章编制水师

◇编制长江水师

◇洪秀全的作战计划

◇江忠源提出建造战船

◇管制长江的方针

◇曾国藩引咎

◇收复武昌

◇曾国藩任兵部侍郎编制长江水师

曾国藩在团练民兵的同时,认识到水师必不可少,便在湖南衡州创立船厂,又于湘潭设置分厂,开始制造战船,编制长江水师。这是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十一月之交。其功劳之伟大,可与湘军建设相提并论,值得在此特书一笔。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正月,湖南提督向荣任钦差大臣,率大军攻击武昌,太平军放弃武昌,冲破官军包围,沿长江水陆并进,攻陷九江,乘势沿江而下,攻陷安徽省的首府安庆府,又进迫金陵及南京,最终将之占领。这一仗,两江总督陆建瀛为乱兵所杀,前任广西巡抚邹鸣鹤、江南提督福珠及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人死于战火。向荣的部队驻屯金陵城外,号称“江南大营”。洪秀全的作战计划

洪秀全以金陵为国都,建立官制,宫殿衣冠全部仿照帝王,分兵扼守长江南北的要害,以切断官军的联络,同时拟订作战计划:其一,自金陵向东北(应为西北——译者注),由河南省攻击河北;其二,向江南、江西推进,包围南昌(江西省首府),进而控制浙江;其三,攻击安徽与湖北两省,以图控制中原大势。向江南推进的太平军深入腹地,围攻南昌府甚急,官军将领江忠源守城,太平军未能攻克。江忠源向曾国藩请求援兵,曾国藩派出湘军二千人、楚军一千人,令江忠淑(江忠源的季弟)、朱孙诒、郭嵩焘等前去救援。罗泽南也另率乡勇奔赴南昌,攻击太平军失利,江忠济(江忠源的二弟)督率湘勇、楚勇来援,太平军解围退却。又,太平军之一部由河南省推进,渡过黄河,围攻怀庆府,被钦差大臣胜保击败。这支太平军转入山西省,攻陷平阳府,首领林凤祥进入直隶省西南的广平府,攻陷邯郸县北面的临洛关。另一支太平军由杨秀清、胡以晃督率,围陷安徽省城庐州府,以江忠源为首,布政使刘裕珍、知府陈源兖、都司戴文兰等全部战死。江忠源提出建造战船

在此之前,郭嵩焘抓到太平军的间谍,经过审问,始知太平军制胜的原因,在于水陆声势联络,于是对江忠源说:“官军的缺点在于水陆缺乏联络,宜利用贼之方略,致其死命。”江忠源同意,上疏陈述编制战船之策,朝议认为可行,令曾国藩担当编制水师的任务。管制长江的方针

曾国藩写道:“欲制贼之死命,须先扼长江之险要,而管制长江之险要,莫若完成水师之实力。”于是他制造战船,招募水勇五千人,编制水师十营,以褚汝航为总统,令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后改名为杨岳斌)、彭玉麟、邹汉章、龙献深等分别统领;又募陆兵五千人,以塔齐布为先锋,令周凤山、储玟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曾国藩弟)分别统领,曾国藩亲率全军从衡州出发,征讨湖南、湖北的太平军。

曾国藩在团练民兵的同时,认识到水师必不可少,便在湖南衡州创立船厂,又于湘潭设置分厂,开始制造战船,编制长江水师。这是咸丰三年癸丑(1853 年)十一月之交。其功劳之伟大,可与湘军建设相提并论。

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正月,太平军进攻武昌,大破官军(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攻陷汉阳,挺进湖南,逼近岳州。曾国藩时在岳州,拦截靖港的敌军,大败溺水,差一点死去,为左右救出,仅得幸免。而太平军之势益加炽旺,攻陷岳州、华容、常德等地,再陷武昌,与金陵太平军遥相呼应,以长蛇之势控制了长江的形势,就连曾国藩这样的俊杰,也几乎没有奇策妙筹可施了。李鸿章写道:

国藩创建水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示,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初次出师援岳州,援长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当是时,势力既不行于州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盖不特筹饷筹防事事掣肘已也。曾国藩引咎

当时曾国藩的境遇确实如此艰难。曾国藩也自引诸葛亮的祁山之败,对众人说道:“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如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半潜伏。余以义声倡导乡人,同履危亡之地,诸君初从我,非以利动,故于法难施,此其两次败衄之所以,其弊亦由此。”他奏陈实际情状,请求明辨责任。但清廷并未痛加谴责,却令他增募水陆之兵,建剿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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