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戴维·考特莱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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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试读：
绪论
1926年7月13日，恶习缠身的柯隆波住进费城综合医院。医生安排他前往强制戒毒病房报到，这是个合理的选择，因为他每天要吸将近7克的鸦片，抽80支香烟，喝两杯咖啡或茶，灌下1升多的威士忌。柯隆波告诉实习医生，他几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而他之所以抽鸦片，就是为了醒酒。
不过，他说他可不沾真正害人的东西，不吸可卡因，也不碰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我不沾鸦片以外的毒品”。看他胳臂和大腿上满是皮下注射的疤痕，就知道他在撒谎。也许他不是存心要骗医生，只是为了顾及面子，因为那个年代的鸦片瘾君子认为打针吸毒是等而下之的。
柯隆波仍是个有固定职业的人。他夸口说，鸦片瘾并未影响他的意志力，也不影响他的工作能力，还说自己是烈酒商。身为美国公民而敢这么说，可不简单，因为1926年的美国并没有官方认可的烈酒商存在。
实习医生观察到，柯隆波的胃口也没受到鸦片瘾的影响，33岁的他体重高达125公斤，“他胸围宽广，腹部大而下垂”。想想他的体重和“日进三至五餐”的食量，再考虑他吸入的鸦片、香烟，喝下的咖啡、茶、威士忌的分量，就知道他简直是醒着的每一刻都在满足口腹之欲的人。柯隆波过的是一种持续接受多种生理刺激和感官享受，连古代任何一位极尽富裕、专横、糜烂之能事的帝王、暴君、统治者都望尘莫及（想来也不会长寿）的生活。
然而，柯隆波只是一介平民，是个收入马马虎虎的小本私酒贩卖商。他活在20世纪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都市里，而这个国家却能在短短的历史当中，制造和大量营销五花八门的官能享受，真可说既是幸运，又是不幸。就在他挂号住院的同时，从化学物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层面来看，全世界也有数百万名小老百姓得以过着500年前连最富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
我把这种发展叫作“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已经逐渐取得更多也更能有效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这项世界史上的重大发展，乃是奠基于近代早期（即1500～1789年间）的越洋贸易与帝国扩张。本书不仅叙述这段时期的商人、殖民者，以及其他权贵阶级如何成功汇集世界各地的精神刺激物质（亦即提神或麻醉物质），也探讨为什么他们的后代子孙明知有暴利及重税可图，却要改弦更张，决定管制或禁止多种（不是全部的）瘾品自由流通。
虽然以“瘾品”（drugs）一词来涵盖毒品滥用与上瘾的问题是极不恰当的，但它也有一大好处：简单扼要。许多为报章杂志定标题的人之所以罔顾药剂师们的愤怒反对，一直沿用这个词汇，原因之一即是他们需要比“麻醉性药品”更简洁的名称。本书则是将“瘾品”当作一个便于使用的中性名词，泛指各类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质。因此，含酒精与咖啡因的饮料、大麻、古柯叶、可卡因、鸦片、吗啡、烟草都算瘾品，海洛因、冰毒（methamphetamine），以及许多其他半合成物质与合成物质，也在其列。这些东西本来并没有害处，但都可能被滥用，也都是有利可图的资源，而且都成了（起码有可能变成）全球性商品。
随意翻阅瘾品史，或许还看不出这事实。大多数学术研究都是针对某些特殊瘾品，或存在于特殊环境中的瘾品类别所进行的，例如日本茶、俄国伏特加酒、美国毒品等。本书试图将这些零星的研究凑在一起，并将许多历史片段串成一幅完整图像，对全世界精神刺激物质的发现、交易与利用做一番交代。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曾在其著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1976年出版）中广泛探讨了疾病的流传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冲击，本书的宗旨也在针对瘾品做类似的研究。疾病与瘾品的流传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外地输入的酒类曾严重危害原住民的健康，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重大差异，麦克尼尔书中提到的事件多属偶然酿成的不幸；虽然肉眼看不见的细菌会经过人体的接触传播而使人丧命，但通常不是有意促成。瘾品栽培与制造的蔓延现象却绝对不是意外，大多是人类蓄意所为，其次才是靠生物在无意间传播开的。
本书第一部分叙述世界各地主要的精神刺激物资如何汇集，焦点放在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烟草、鸦片、大麻、古柯叶、可卡因、糖（是许多瘾品的主要成分）。这些一度受限于地理因素而无法流通的物资，现在都于不同时地进入全球贸易的潮流之中。例如咖啡的原产地是埃塞俄比亚，先传入阿拉伯，然后遍及伊斯兰教世界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欧洲人再把喝咖啡的习惯和咖啡豆带到美洲。到了19世纪末期，美洲栽种的咖啡已占全世界咖啡作物的70%，而欧洲的栽种者与殖民者则雇用签了卖身契的奴工，成功地在南北半球栽种药用作物。这些奴工集体耕作的结果，扩充了全球瘾品的供应量，瘾品价格也因之下跌，吸引数百万手头不甚宽裕的买主涌入市场，也使瘾品消费平民化了。
然而，并非所有瘾品的传播历程皆是如此。在精神刺激物资的贸易史上，藏有一段经常为人忽视的故事，例如许多地域性常见植物——卡瓦（kava）、槟榔、卡特（qat，一种阿拉伯茶叶）、佩奥特（peyote，印第安人用的一种仙人掌）——并没有像酒类或鸦片那样成为全球流通的商品。昔日由欧洲海外扩张势力促成的全球瘾品贸易是极有选择性的，基于流通周期有限，或对药性存有文化偏见等原因，欧洲人宁可忽视或禁止栽种某些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新奇植物，只有他们觉得有用的、可以接受的，才在世界各地种植、买卖，此举至今仍对社会与环境造成显著的影响。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瘾品与贸易，也提到作为医疗和娱乐产品的精神刺激物。许多瘾品最初都是昂贵稀有的医疗品，对人类和动物的各种疾病具有疗效。等到有人发现它们能带来快感、改变意识状态之后，这些瘾品便脱离医疗范畴，迈入大众消费的领域，这种情况也改变了瘾品流通遭到政治力介入的程度，于是酒精、烟草、安非他明，以及其他精神刺激物广泛成为非医疗用品一事，便引起了争议、警惕和官方干预，各国纷纷设法为瘾品的医疗用途与非医疗性滥用立下区分标准，这套标准最后也就成为国际瘾品管制系统的道德与法律基础。
管制系统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瘾品忽然变成了既危险又赚钱的产品。它们不是“耐久商品”，很快就会被依赖者消耗殆尽，然后迅速补货，使用者经常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体验第一次接触的药效。换句话说，销售量也会随之增加。改良式蒸馏器、皮下注射针筒、掺入瘾品成分的香烟等这些新发明，都是为了让瘾品里头那些经过提炼的化学物质能够更有效、更迅速地进入消费者脑部，并使供货商能够获取更高利润而制造的。市场竞争也带动了更多的发明与广告的普及，制造商则是想尽方法压低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产品吸引力。瘾品售价下跌、诱惑力上升之后，更吸引了数百万名新的消费者，还为相关企业（例如强制戒毒治疗中心、打火机厂商）制造了牟利机会。瘾品贸易及其外围事业的存在，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分化之后的现象，而且发展重心渐渐偏离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而着重于提供快感与情绪上的满足。套句人类学家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的话来说，瘾品贸易乃是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
本书第三部分探讨的是瘾品与权力的关系，并说明精神刺激物质的买卖，如何让商场上与皇室里的权贵阶级赚取超乎普通商业利润的暴利。这些权贵阶级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瘾品来控制劳工、剥削原住民，例如鸦片可使华工持续处于负债与依赖状态，酒精可引诱原住民拿皮货来交易、把俘虏当奴隶出售，以及让渡土地。近代初期的政治权贵都知道，瘾品是可靠的收入来源。统治者起初虽然敌视新的瘾品（认为嚼烟草是极其恶劣的外来癖好，贵族不屑为之，有时还会处决嚼食者），后来却心甘情愿迎接不断扩张的瘾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与专卖利益，只因其利润大得超乎他们的想象。到了1885年，英国政府的总收入有将近一半来自烟、酒、茶的税收，欧洲殖民帝国莫不以瘾品税作为主要财政后盾与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国库根本。
政坛掌权者通常不会把能下金蛋的鹅宰掉。然而，过去100年中，他们却以国内立法与国际协商的方式，选择性地放弃合法瘾品贸易课税政策，目的是要实施更严格的管制与禁令。本书最后两章将讨论现代化压力、医学发展、政治运作等因素如何刺激许多国家改弦更张，以及他们为什么只针对某些瘾品设限。这场反精神刺激物资的革命行动说来颇为诡异，那就是大家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合法购得烟酒，但要轻易且合法取得大麻或海洛因这类瘾品就办不到了。
撰写世界史的过程，好比是用低倍显微镜管窥世界，观察者固然看得见采样的大部分，但只能在牺牲细节的情况下看得到。要避免叙述流于单调，就必须每隔一段时间插入某桩特殊事件或某个特别人物，再回头描绘全貌。总之，这就是本书的叙事风格，除了取材自历史、社会学及科学文献的概论之外，也举出不少具体事例及若干个案研究来支持这些论述，其中包括安非他明的普及化、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与烟草业、印度酒税、俄罗斯禁酒失败的故事。每个事件都可当作一则寓言，足以说明瘾品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原则。
探讨这个主题必须有所取舍，我的目的是想指出并说明过去这500年间最重要的发展趋势，而无意写成一部囊括所有精神刺激物的瘾品通史，因为瘾品的种类实在太多，不可能尽述——尤其自从德国最早的精神药物学家路易斯·莱温（Louis Lewin）于1929年逝世以后，就无人能够胜任此项艰巨任务了。在此应该声明，我只引用了浩瀚文献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书中提供的数据仍然十分可观，读者将可借此了解瘾品在近代世界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力。
第一篇 瘾品资源大汇集
1 三大宗：酒精、烟草、咖啡因
越洋贸易大肆拓展，是近代史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一些原本只生长在某大陆或某半球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从此传播到外地，大大影响了人口结构与生态环境。例如有了马铃薯和玉米这类原产于美洲的粮食，欧洲和亚洲人口才得以迅速增加；天花和麻疹等欧洲传染病夺走了数百万美洲原住民的性命，死亡人口则由欧洲人和非洲人填补。
疾病的互传固然为欧洲带来好处，但通常都是意外造成的。植物的传播有时虽属意外（为长满外来植物的花园除过杂草的人都深通此理），但是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植物、产品，及其加工技术的远播，却很少出于偶然。例如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以及鸦片、大麻、古柯叶等瘾品的全球性流通，都是蓄意促成，也是以营利为出发点。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葡萄酒
选择性地栽种酿酒葡萄，即是全球贸易流通的一个例证。葡萄栽培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6000至前4000年间，发源地则是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多山地区，也就是现今亚美尼亚境内。到了公元前15世纪，地中海东部与爱琴海一带的商业葡萄酒产量已具有相当规模。进入公元以后，酿酒业也盛行于地中海地区，所以《圣经》中提到葡萄酒的次数不下165次。
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由于教义中谴责葡萄酒是撒旦制造的邪物，致使北非和中东地区不敢栽植葡萄，但中古时代欧洲饮酒和酿酒的风气依然盛行。后来希腊的葡萄酒又随希腊正教一起传到了俄罗斯；据《基辅编年史》（The Kievan Chroicle）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I）曾因俄罗斯老百姓嗜酒而反对伊斯兰信仰。葡萄酒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象征，也是欧洲贵族偏好的饮料（平民百姓大多饮用自制麦酒或啤酒），更是肮脏饮水的安全替代品——自有文明以来，水污染可能是危害人类健康最甚的因素，所以《圣经》上讲到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用酒而非水来为受伤的旅人清洗伤处，绝非巧合。
葡萄的栽培也传入印度北部和中国，但两地喝葡萄酒的风气始终不如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由于基因上的细微差异，大约半数亚洲人体内会制造一种不完全代谢酒精的非活性酶，而在饮酒之后出现脸部红热、心跳加剧、头晕恶心的“酒精潮红反应”。反应较轻、较慢的人偶尔还会小酌两杯，但反应快的人则容易引发急性酒精中毒，于是只好对酒敬而远之。虽然许多研究者对酒精潮红反应如何妨碍饮酒风气这件事的看法莫衷一是，但有些人认为它的确延缓了葡萄栽培业与其他酒精饮料制造业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何况中国人也不太需要用葡萄酒或其他酒精饮料来取代污染的饮水，因为他们喝的是以沸水冲泡而成的茶。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品种的葡萄株被成功移植到大西洋东边的一些岛屿，因此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所提到的加那利（Canary）指的是葡萄酒，而不是加那利群岛。15世纪时，哥伦布曾在南美洲试栽葡萄，但没有成功，直到16世纪科尔特斯（Corte’s）率领西班牙人远征墨西哥后，欧洲品种的葡萄株才被成功引进墨西哥。墨西哥原产葡萄和所有美洲本土葡萄一样，都有颗粒小、果皮硬、果肉酸、口味差的特性，并不适合酿酒，科尔特斯移植的则是他父亲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Estremadura，位于西班牙西南部）带来的品种，也是历经7000年人工选种得来的优良品种，果粒大、肉质软、甜度高、风味佳。
1524～1556年间，酿酒葡萄向南传至秘鲁和智利，并且越过安第斯山脉进入阿根廷（由当地一位耶稣会教士引进）。后来传教士又于18世纪70年代将酿酒葡萄传入美国的加州北部，不到100年间，此地就成为世界重要产酒区之一，产品输出远及澳大利亚、中国、夏威夷、秘鲁、丹麦和英国。
1652年，荷兰人在非洲南端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供应站，并将酿酒葡萄的栽培技术传入殖民地好望角，本来的用意是想为船员提供一种既可预防坏血病，又新鲜甘醇的葡萄酒，以取代在船舱储放了3个月的饮用水。后来英国人于19世纪接收了这块殖民地，并加速生产葡萄酒，目的是在取代法国进口酒。英国人也把葡萄栽培引进了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船只陆陆续续抵达这块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船上就载有从里约热内卢和好望角移植而来的葡萄株。起初试栽成果并不理想，因为流放于此的犯人都偏爱他们喝得比较习惯的啤酒和烈酒。
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人又于1819年将酿酒葡萄带到了新西兰，此举也是欧洲殖民者与贸易商刻意将全世界植物混合种植的策略之一。伦敦附近的克优花园（Kew Gardens）种植了许多异国植物，那些植物即可证明大英帝国当年是如何主导了改造大自然的戏码，并以皇家船舰作为植物发掘和传播的媒介。例如1789年时，“邦帝号”（Bounty）这艘船上的水手弗莱彻·克里斯琴（Fletcher Christian）因为无法忍受船长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而率众叛变，当时船上载有1000株准备运往西印度群岛的面包树，以便提供廉价粮食给奴隶吃。虽然克里斯琴将船长及货物一并扔到海上漂流，但坚忍不拔的布莱船长却保住了性命，并再度将面包树运送成功。蒸馏烈酒
欧洲船只除了载运新植物，也运送新技术，蒸馏法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古代希腊、罗马人已懂得蒸馏技术，经过阿拉伯人的保存与改良之后，又于公元11世纪由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Salerno）传入欧洲。15世纪晚期，欧洲开始出版讨论蒸馏技术的书籍，这项技术的相关知识于是得以传扬开来。虽然蒸馏器可以萃取多种植物的精华，但是利用葡萄酒和其他发酵液体来制造烈酒，经济价值更高。容量加大的改良式铜制蒸馏器以及廉价原料（例如蔗糖和波罗的海谷物）的出现，又使得烈酒能够大量生产。到了17世纪中叶，爱尔兰生产的蒸馏酒已远销俄罗斯，荷兰则是这项新兴产业的生产重镇。当时荷兰人已是葡萄酒贸易界的龙头老大，不但拥有效率优良的蒸馏设备，所占地理位置也有利于产品的输出。所以直到今日，烈酒名称依然沿用荷兰文，例如英文“brandy”（白兰地）是荷兰文brandewijn的简写，“Gin”（金酒）源于荷兰文genever（意指有杜松子味的谷制烈酒）。17世纪的英国人将荷兰人视为烈酒业的竞争对手，因而创造出“荷兰勇气”（Dutch courage，意即“酒后胆”）这个词。
大量生产的烈酒是人们获得陶醉感和卡路里的廉价来源。近代初期欧洲人饮用的麦酒、啤酒、葡萄酒往往质量欠佳，容易走味，而白兰地和威士忌非但不会变味，反而越陈越香，为了保存葡萄酒的味道，酒商通常会在其中添加白兰地，以加重或强化其酒精成分。
蒸馏技术可使易于腐烂的农作物不易腐败，例如马铃薯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酿酒业采用的主要原料，采收后的马铃薯只能存放到下一个温暖生长季节来临前，但如果在蒸馏酒厂里（当时德意志帝国共有6000家这种酒厂）将之转化成酒精，就可以无限期保存，还能外销非洲赚取利润。由于各种烈酒运送起来都比啤酒、葡萄酒来得便宜且容易，因此便成为殖民贸易的重要商品。新西兰原住民曾在举杯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的时候说道：“她是诸善之源，愿她带给我们大批火药、朗姆酒，更愿这两样东西力道都够强劲。”
欧洲人也把蒸馏器带到了殖民地。“邦帝号”叛变者之一威廉·麦科伊（William McCoy）在遥远的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位于南太平洋）落脚后，就把他从船上抢救下来的一只铜锅改造成蒸馏器，结果自作自受，竟因为喝醉酒而坠崖身亡。在太平洋中部岛屿波纳佩（Ponape）海边流浪的欧洲人知道，他们无法仰赖过往的船只供应解渴的朗姆酒或威士忌，便将椰子汁发酵（他们不久即将这门技术传授给岛民），然后送进蒸馏器，以确保能不断供应烈酒。
殖民地的原住民学会蒸馏技术后，很快就懂得调整配方来迎合自己的口味，有些毛利人就在自酿酒里添加烟草和人尿。不过，最普遍的做法是将进口酒与土产酒混合，至少农业社会是这么做的。19世纪40年代的暹罗人同时饮用从中国、巴达维亚（Batavia，即雅加达）、新加坡、欧洲输入的烈酒，以及本国蒸馏制造的朗姆酒与椰子米酒。一位殖民政府官员曾经抱怨，就算他把奴隶打得半死，还是无法阻止他们把配给的米拿去酿酒，“他们喝这毒药的胃口可真不小”。
只要在饮酒风气盛极一时的地方，都可听到类似的牢骚。蒸馏烈酒与高酒精成分葡萄酒的大量生产，则使欧洲本地与欧洲以外的社会出现更为恶化的醉酒与酗酒趋势。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点，只是不知原因何在。发酵本来是一种自然过程，除了北极居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以外，世界各地大多数人在尝到蒸馏技术制造出来的烈酒以前，至少都喝得到一种酒精饮料，例如椰子酒、蜂蜜酒、玉米或大麦酿造的啤酒，以及发酵奶。
常见的一种解释：发酵饮料很快就会走味，酒精含量也比葡萄酒（14%）和啤酒（7%）来得低（当时葡萄酒的口味不如今日酒精饮料浓烈，而且通常都是掺水饮用，这又稀释了酒精的含量），蒸馏酒的酒精浓度可就高多了。历史学家戴维·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为文写道：“这点大大改变了酒精饮料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因为若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则有如枪炮，传统社会都认为后者的劲道大得超乎想象。”植物园中的蒸馏设备，1560年之作，作者佚名。临摹自1500年的《简易蒸馏技术之书》（Liber de Arte Distillandi de Simplicibus）的书名页。此书一般称为“蒸馏小书”（Small Book of Distillation），作者是斯特拉斯堡的外科医生耶罗尼米斯·布伦施威格（Hieronymus Brunschwig）。此书和多数有关刺激精神的瘾品及制法的重要典籍一样，不但后来有许多仿效之作，也被译成多种文字。
烈酒对某些传统社会的危害较其他社会为烈，例如以狩猎采集维生的民族受害的程度，就比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来得严重，因为后者比较容易受到团体的约束。喜欢饮酒作乐的北欧人与东欧人，以及他们的美国后裔，问题也比南欧人多，前者嗜饮谷物酿造的烈酒，后者则是偏好葡萄酒，而且习惯饱腹饮用，酒量也很适中。另外，穷人消耗的金酒则比中产阶级来得多。总而言之，每个地方的文化习俗与社会环境都会左右酗酒问题的普及程度。
不过，戴维·克里斯蒂安的观察还是很有道理的。普通瘾品一经特殊方法处理，使其效力大增以后，就难免导致更严重的滥用现象，这也是瘾品发展史上一再出现的重要问题。葡萄酒与白兰地的关系，正如鸦片与吗啡、古柯叶与可卡因、烟草丝与现代香烟的关系，而瘾品发展史也与武器竞赛史十分雷同，科技不断推陈出新，亦使人类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烟草
1492年间，哥伦布的远航队中有两名成员看到泰诺族（Tainos）印第安人把一些卷成粗雪茄状的烟叶塞进嘴里吸，从此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烟草这种东西。经过多次接触以后，又发现印第安人还有嚼烟草、嗅烟草的习惯，造成日后数百万名欧洲人竞相仿效。不过，16世纪大半时间里，烟草始终不受重视，在欧洲人眼里只是一种稀奇的植物、异国的瘾品，或由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从殖民地带回英国宫廷中的粗俗玩意儿。后来水手们将吸烟草的习惯传入社会底层，以及设在许多港口旁边的酒馆和妓院。西班牙人在经过慎重考虑后，用一艘大帆船将烟草运到菲律宾移植，1575年以后，那儿的烟草便迅速成为赚钱的作物了。1600年左右，福建水手和商人又把菲律宾烟草带进中国，不久之后，吸烟草的热潮也在中国传开了。
西非的烟草栽培业大约始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而且是由葡萄牙人引进，他们也因为引进了玉米、豆类、甘薯、烟草，以及其他多种美洲农作物而改造了非洲农业。1590至1610年间，精力充沛的葡萄牙人又将烟草带到印度、爪哇、日本和伊朗，于是烟草的使用与栽培就像一大把石头被扔进池塘后激起的涟漪那样，一波波扩散出去：从印度到锡兰、从伊朗到中亚、从日本到朝鲜、从中国到西伯利亚、从爪哇到马来西亚和新几内亚。1620年时，烟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
不过，当时烟草还没有成为普及化的消费品，因为价格依然昂贵，一直要到殖民地烟草产量扩充（这是包括瑞典这种小国在内的殖民列强共同的目标）以后才降价。那时烟草产量最大的殖民地是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而且还生产过剩。17世纪20年代初期，烟草的计价方式是每磅若干先令，到了17世纪70年代晚期，则掉到每磅1便士（1先令相当于12便士）以下。同一时期外销英国的烟草平均重量，则从每年将近30吨，增加至9000多吨。
运到英国的烟草大都还会再外销至其他地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率先大量消费烟草的欧洲人，例如1670年荷兰人的烟草平均消费量是每人1磅半，英国人则是1磅多一点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也是17世纪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两大重镇，阿姆斯特丹又比伦敦更前进、更积极，本身的转口贸易也很活络，许多大企业商还把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出产的烟草，与比较廉价的荷兰烟草（长在内陆省份的施肥砂质土壤里）混在一起，再把混合成品运往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以及由荷兰烟草进口商独占（这点令英国人恨之入骨）的其他市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爆发以后，参与作战的西班牙、英国及荷兰士兵又将烟草引进讲德语的中欧地区，接着再传入北欧、东欧和南欧。除了士兵以外，水手、商人、外交使节、学生、移民、佣工、难民、旅客也都是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先锋队。军中充满了出身较低微的单身汉，他们日复一日过着无聊、疲惫、恐惧的生活，于是军队便成为培养瘾君子的天然温床。经常移防的士兵也将新的瘾品及其使用方法带到他们前往打仗的国家，又将他们从异国学来的瘾品知识带回家乡。追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投入“三十年战争”的军队，曾把吸烟的习惯带到斯堪的纳维亚内陆（沿海地区的人早已从英国与荷兰水手那儿学会吸烟）。参加过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的士兵，在美国带动了抽雪茄的风潮，打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军人则在英国掀起了吸烟热，从土耳其战场学会抽印度大麻的希腊士兵，在解甲归乡之后，亦于20世纪20年代将此风气传遍希腊，越南战争期间开始吸食海洛因的美国逃兵，则在1972年将海洛因带进阿姆斯特丹。
不论吸烟风气是由军队还是其他媒介促成，烟草于17世纪征服欧亚两洲这件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烟草消费者横跨所有社会阶层，大家不分贵贱、不论正邪，一律都能享受烟草带来的快感，至于是用牙齿嚼、嘴巴吸还是鼻子嗅，则因阶级、性别、地方习俗而异。第二，政府与教会当局起先都强烈（有时态度十分粗暴）地反对国人使用烟草，后来这种限制也一一被克服。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就曾痛斥烟草是“地狱草”，不准老百姓使用。比较极权的王朝还会行使残酷的刑罚，例如俄罗斯的吸烟者会遭到鞭笞与放逐，嗅烟草的人会被割鼻子；中国的处罚方式是将吸烟者的脑袋钉在尖木桩上；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统治时期的土耳其是把烟斗杆插进吸烟者的鼻子，穆拉德四世（Murad IV）则下令将他们凌虐至死；在弥撒期间吸烟的神职人员（有位神父曾在闻过烟草之后将圣餐吐了出来），有被革除教籍的危险。
吸烟者除了遭到罚款、鞭刑、截肢、处死与诅咒等威胁之外，每天还会被不沾烟草的人羞辱，不厌其烦地指责烟草让他们口腔发臭、牙齿发黄、衣服变脏、流出黄黄的鼻涕、吐出浓浓的黄痰，还说吸烟可能引起火灾，对四周都是木造房屋的环境造成致命危险。虽然如此，还是没有任何事能阻挡吸烟风潮，由于烟草具有强烈的提神作用，极受大众欢迎，最后终于战胜所有法律障碍与排斥情绪。历史学家克尔南（V.G.Kiernan）说，吸烟是当年人类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娱乐。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8世纪期间欧洲烟草消耗量（以每人吸多少磅来计算）并没有增长，不过这数字并不包括欧洲本土地下工厂制造的产品，以及未经申报的美国进口货（两者相加可能占总消耗量的1/3），因此容易形成误导。另外，18世纪鼻烟大为流行，也可以解释烟草消费何以呈现停滞现象，因为每磅烟草所能制造的鼻烟数量要比口吸烟来得多，换句话说，18世纪欧洲人消耗的尼古丁并没有减少，而是使用效率（或是违法使用的情况）增加了。
19世纪期间，吸烟再度风行于欧洲，首开风气的人则是一群浪漫主义者、狂放艺术家、军人，以及纨绔子弟。到了19世纪50年代，虽然鼻烟依然盛行于瑞典和冰岛，但是烟斗和雪茄的消耗量也迅速成长。20世纪上半叶，香烟更是击败所有竞争者，变成欧洲、美国、土耳其、中国及其他地区共同使用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国际语言或默契。
大家普遍吸烟（尤其是抽香烟）的结果，使得烟草消费量大增。以欧洲大陆烟草使用量最大的法国为例，1819年每人平均消费的烟草制品不到350克，鼻烟的市场占有率则为58%，到了1925年，法国人平均消耗1350克以上的烟草制品，鼻烟只占7%的市场，嚼食用的烟草则占2%。1909年，一位美国医生在参观过巴黎近郊小镇伊西雷慕里（Issy les Moulineaux）一座一尘不染的烟草工厂后，有感而发地说，法国人并没有染上美国人那种酷爱嚼食烟草的坏习惯。
其实他不必为国人担忧，因为再过一代，吐烟草汁用的痰盂就变成了古董，美国人也纷纷向香烟投降了。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因为反烟者大有人在，其中之一即是怀特夫人（Mrs.John Stuart White），她是“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见证人，曾在参议院的海难调查听证会中不满地表示：“我们从船上逃生以前，竟然有两个船员掏出香烟点上了火。这种时候还抽烟哪！”一群福音派和进步派的改革人士更是积极地联合起来谴责“那小小的白烟嘴”正在腐化青年、毒害全民，并且不遗余力地想以立法方式阻止吸烟风气泛滥。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中普遍抽烟、各地迅速都市化、性别角色逐渐改变等现象，再加上高明的广告语（例如“来一支好运牌香烟，好运赛神仙”），都为香烟这一场胜仗铺好了路。1930年美国官方出版的《烟草业年度调查》（Tobacco Industry Annual Review）报道美国该年的烟叶产量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并将之归功于香烟广告大增，以及女性大量吸烟，最后还下了这个结论：“因此，今日的烟草业不仅可以寄希望于新生代男性加入吸烟者行列，而且也将女性纳入其中，同时还在继续努力吸收那些即使不把吸烟当作禁忌，至少也认为吸烟值得议论的妇女。”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男性与女性每秒钟共购买了1.5万支香烟，全世界香烟年产量也攀升至380余万吨，烟草更是遍植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作物（只有南极洲除外，不过前往南极探险的人倒是照样抽烟）。那时全球烟草总产量有1/3来自北美洲，2/5来自亚洲，1/6来自欧洲，其余1/10则来自南美洲与非洲（后来非洲产量也迅速扩充）。美国烟草制品的产量与输出量都占世界第一位，全球各大洲也都看得到美国产香烟，连南非土著布须曼族（Bushmen）都晓得用手指模仿吞云吐雾状向人乞讨美国烟。虽然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香烟消耗量没有成长，发展中国家的香烟消费却持续扩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估计全世界的吸烟人口已达11亿（占15岁以上人口的1/3），每年抽掉的香烟则为5.5万亿支，这数字代表全世界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吸烟者与非吸烟者——每星期要消耗一整包香烟。17世纪晚期的通俗烟草招牌。注意图右说法语者的贵族式装扮及举止。虽然路易十四反对吸鼻烟，但法国宫廷在17世纪50年代已经流行吸鼻烟，以后又向下传布到巴黎的资产阶级和乡村地主之中。到了18世纪，吸鼻烟已经成为凡尔赛宫里的一种精致艺术，在以法国为榜样的他国宫廷中也同样盛行。含咖啡因的饮料与食品
虽然香烟广受世人欢迎，但其主要刺激成分——尼古丁——却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瘾品，而是屈居第三位，排名第二者为酒精，榜首则是咖啡因。全世界的咖啡因消耗量大约是每人每天70毫克，有些国家（如瑞典、英国）每天的平均消费量还超过400毫克，相当于4杯咖啡。据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Eugene Anderson）指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名词（几乎每种语言都用得到）即4种含咖啡因植物的名称：咖啡、茶、可可、可乐。
咖啡是含咖啡因植物当中最具经济价值者，在20世纪晚期一直是世界流通最广的贸易商品，贸易量仅次于石油，用途虽与石油不同，但也一样成为工业文明里不可或缺的一种能量来源。然而，咖啡的发祥地却是在偏远的埃塞俄比亚高地，当地人习惯以嚼咖啡豆而不是冲泡方式来提神。埃塞俄比亚以外最早出现咖啡饮料的地方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时间大约在15世纪，也就是1470年以前。到了15世纪末叶，已传入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纳，16世纪初再传入开罗，16世纪中叶进入伊斯坦布尔，下一站则是与奥斯曼帝国有战争与贸易关系的伊朗。出口商人也将咖啡豆运往南欧，早在1615年，就把咖啡豆当作异国瘾品卖到威尼斯，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变成比较普遍的商品。除了茶以外，咖啡是唯一在欧洲展开贸易扩张以前，就已远播至原产地以外的提神饮料。
不过，咖啡能够成为世界性饮料及全球化作物，则要归功于欧洲人。咖啡风行欧洲是17世纪后半的事，当时社会大众也是以咖啡馆为消费中心，就和伊斯兰国家一样。虽然流动摊贩也卖咖啡，但定点贩卖比较实际，因为煮咖啡、温咖啡的设备和火具过于笨重，不便携带。后来咖啡馆很快就变成男士们宴饮、闲聊、洽商的重要地点，法国文豪伏尔泰（Voltaire）——一位法国医生形容他是“最显赫的咖啡瘾君子”——之类的名人也聚集在此讨论文学与政治，于是咖啡馆又成为孕育自由观念与革命思想的场合。法国革命家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即曾在巴士底监狱发生暴动以前，面对聚集在弗依咖啡馆（Café Foy）外的群众发表“拿起武器，准备作战”的演说。政府和教会当局虽有充分理由对咖啡馆产生戒心，有时甚至还勒令咖啡馆歇业，但都是因为担心咖啡馆里发生的事，而不是担心咖啡的刺激作用。
许多咖啡馆还兼售巧克力和烈酒这些东西，因此也成为当地的瘾品杂货铺。以巴黎著名的普罗可佩咖啡馆（Café Procope）为例，顾客除了品尝现煮咖啡之外，还可选择进口葡萄酒及特殊口味的烈酒，其中有一种叫作罗索利（rossoly）的烈酒，是将碾碎的茴香、芫荽、莳萝、葛缕子掺入晒过太阳的白兰地中饮用，而这些好东西却是伊斯兰咖啡馆的顾客享受不到的，因为伊斯兰咖啡馆不供应酒精饮料，买酒卖酒只能在酒馆这种名声不佳、备受社会排斥的地方进行。不过，客人倒是可以像欧洲人一样尽情吸烟，许多咖啡馆里也总是缭绕着浓密刺鼻的烟雾。这对咖啡馆的生意大有帮助，因为吸烟者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比不吸烟者快上50%，所以要频频续杯才能维持同样的提神效果。许多瘾品不但可以彼此取代，还可以提高其他瘾品的需求量，所以瘾品贸易不是一种“零和竞争”。
欧洲咖啡消耗量在18世纪出现暴增现象，大约从900多吨增加到将近5.5万吨。同一时期欧洲进口的茶叶也从450多吨增长为1.8万多吨，可可则从900多吨增长为将近6000吨。如果加上走私、闯关、腐败、掺假等因素所遗漏的数字，那么含咖啡因饮料消费量的增长率就明显超过同时期的人口增长率（50%以上）了。至于咖啡的价格和使用阶层，则是呈现下降趋势，因为许多厨师和女仆一大清早也喝起了加牛奶的咖啡。
要不是欧洲人有计划地在殖民地生产，咖啡也不可能成为大众化饮料。咖啡开始在欧洲风行之初，荷属东印度公司就在摩卡港（Mocha）大批采购也门咖啡，再以一两倍的差价转卖到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暴利吸引了英国和法国的竞争者，并进一步抬高摩卡咖啡的价格。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于是转移阵地，到西爪哇发展，在1707年试验性地将咖啡引进当地。到了1726年，全世界50%～75%的咖啡豆贸易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咖啡也逐渐成为国际性的经济作物。
同样的故事一再重演。有些本土生产者试图长期垄断作物栽培，但没有成功，欧洲人及其殖民地后裔则运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和控制手段，在殖民地扩充栽培性瘾品和烈酒的产量及市场。法国人还把圣多米尼克（Saint-Dominique，即海地）变成西半球的爪哇，在此大量生产咖啡，1774年经由马赛港转卖给地中海东部咖啡供货商的咖啡出口量就有200万吨。葡萄牙人也在巴西如法炮制，西班牙人则是在中、南美开创佳绩。时至今日，拉丁美洲北部的永久可耕地中，咖啡园就占了44%。虽然美洲是世界最主要的咖啡生产地，但是非洲拉撒哈拉沙漠以外的地区、南亚、东南亚，以及科纳咖啡（Kona coffee）的原产地夏威夷也都加入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的阵营，变成重要的咖啡豆供应地。
这些咖啡豆绝大部分都运销美国，美国每人消费的咖啡量也长期高居世界排行榜的前几名。咖啡可以说是伴随美国人一起成长的，当年到西部拓荒的牛仔们（还有印第安人）都爱喝又浓又烫的原味咖啡，还说咖啡不需要加太多水。另外一种拓荒者，也就是阿波罗11号上的航天员，在降落月球3小时后，随即喝起了咖啡，这也是有史以来人类首次在其他星球饮用咖啡。
咖啡之所以长期受到美国人的青睐，传统解释如下：茶叶是18世纪70年代英国苛税与暴政的象征，也是殖民地一心抵制和破坏的目标，于是咖啡就摇身变成了爱国饮料。不过，政治抗争寿命毕竟不长，未将成本因素考虑在内的解释也不够周全。从长时间来看，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占了地利之便，附近就有加勒比海与拉丁美洲的咖啡园，何况咖啡关税又很低（19世纪每磅咖啡只抽取几分钱税金，有时候根本不必课税），因此每毫克咖啡因成本也低于其他含咖啡因饮料。巴西自19世纪20年代大量输出奴隶种植的咖啡以后，这种情况尤其明显。1830年美国人一年平均消耗1公斤以上的咖啡，到了1859年，又提高到3公斤半以上。价格下跌同样改变了荷兰人的习惯，他们也是嗜饮咖啡的民族。1760年以后，由于进口关税下降，再加上荷兰人平均咖啡消耗量增加了4倍，茶叶的销售成绩也就败给了咖啡。
20世纪美国各地咖啡价格多半低廉，超级市场普遍以减价咖啡招徕顾客，快餐店也常附赠咖啡给客人，即使在1969年通货膨胀期间，科罗拉多州卡农市（Canon）一家贩卖饮料的杂货店，还是照样供应3美分一杯的咖啡（该店先前曾将价钱调涨为4美分，没想到竟有一半老顾客忘恩负义，拒绝上门），在许多食物救济站、商场开业庆典、义卖会和户外野餐会中，咖啡更是免费供应的饮料。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只要花半分钟劳力，即可赚到一杯现煮咖啡，比喝一杯咖啡还省时间。独立革命时代的美国人“天生厌恶茶叶”这件事固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观察近代美国饮用咖啡的经验，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和教训：某些精神刺激瘾品一旦可以广泛取得、积极促销、降低价格，就会深受大众欢迎，如果这些人养成了依赖的习惯，这些瘾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
茶叶的消费情形与咖啡如出一辙，也是在价格下跌以后逐渐普及化的。茶叶原产于印度与中国接壤的地区，一部成书于公元350年的中国古籍指出，茶是一种药饮，到了8世纪晚期，中国人已经普遍具有喝茶的习惯，这点可从课税制度看出来。虽然没有人知道日本人是于何时开始学会喝茶的，但有证据显示，茶叶在公元815年出现于日本，茶树种子则是佛教僧侣从中国带来之后种在寺庙庭院里的，后来为了体现禅意而发展出来的“茶道”在日本文化当中受到重视的程度反倒甚于中国了。
1610年时，荷兰人首度将茶叶输入欧洲，但是价格居高不下，直到171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与广州直接通商，情形才改观，此后合法与不合法的茶叶贸易也渐次增加。1784年间，英国政府不再征收大部分茶叶关税，茶税降低也使得走私者无利可图，茶叶消费量亦随之增加，例如18世纪末英格兰与威尔士每人每年消耗将近1公斤茶叶（相当于400杯茶），而且所付价钱只有1720年的1/4。
英属东印度公司及其竞争对手持续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是制茶事业迈向全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发生于19世纪中叶欧洲殖民列强纷纷垄断茶叶栽培之后。当时荷兰人把茶树带到爪哇，种在不堪栽植咖啡的土地。英国人也把茶树引进印度和锡兰，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咖啡树遭到某种病虫的侵害，致使咖啡业损失惨重，只好将枯死的咖啡树砍下，运回英国制造茶几的桌脚。1887年4月，茶叶贸易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欧洲最大茶叶消费国——英国——自印度与锡兰进口的茶叶首度超越了中国茶，这主要是基于成本考虑。中国人对出口茶叶课征的关税较重，生产效率又比不上印度大茶园，为了维持高价，他们干脆减少茶叶供应量，结果无功而返，因为产茶事业不再由中国人独占，而是被印度和锡兰的生产者取代了。像立顿（Thomas Lipton）这样积极的零售商，就是直接采购印度及锡兰茶叶，而且采取薄利多销的手段，每磅茶叶只卖1先令多一点儿，连最穷的人都买得起。
第三阶段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这时茶叶栽培已从亚洲远播至非洲东、南、中部。1952年，非洲种植茶树的土地已达3.9万公顷，茶叶产量则超过2.1万吨。同一时期亚洲南部贸易茶的生产量也大为增加，茶园分布范围极广，东起台湾岛，西至伊朗和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茶树栽培也传到了巴西、阿根廷、秘鲁，虽然这些茶树在适合种植咖啡的南美洲土地生长良好，却始终未能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这也许是面临太多竞争产品的缘故，不但竞争不过咖啡和可可，还输给了瓜拉纳（guarana，是一种藤本植物，种子富含咖啡因，可制成饮料）和马黛茶（yerba-maté，产于巴西、巴拉圭的一种茶叶），马黛茶的消费者超过2000万人，分布于巴西南部、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以及秘鲁部分地区。
日后注定成为非洲重要作物的可可树，原产于热带美洲，是由当地的奥尔梅克人（Olmecs）于公元前1500年后开始种植的。后来西班牙人从玛雅人及阿兹特克人（Aztecs）口里得知这种植物，当时玛雅人与阿兹特克人已经懂得将磨碎的可可豆和各种香料混在一起制成巧克力，作为权贵阶级享用的饮料，而且常在宴会结束时连同烟草一起奉上，很像后来欧洲贵族常在宴会之后喝甜酒、抽雪茄的情形。
在17～18世纪的欧洲，巧克力也成为贵族化的饮料，但都是加了糖热过以后才喝，不像阿兹特克人那样，喝的是又冷又苦的巧克力。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社会与教会权贵阶级尤其喜好巧克力，所以巧克力带有一种统治阶级的颓废味道。身材肥胖的法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就十分迷恋各种巧克力，连坐牢期间都乞求妻子送来巧克力粉、巧克力奶油、巧克力糖，甚至还用可可油栓剂来润肠。“我要……一个撒了糖霜的蛋糕，”他在1779年写道，“但希望是巧克力口味的，里面的巧克力也要黑得像被熏黑的魔鬼屁股。”
巧克力走向平民化，是19世纪的事。由于制造技术改良、生产工业化、栽种面积扩大，使得欧洲人普遍买得起巧克力做成的饮料和食品，到了1899年，欧洲进口的巧克力已超过4.5万吨。1828年间，荷兰化学家侯登（Coenraad Johannes Van Houten）研究出一种可将巧克力所含大部分可可油压榨出来的技术，并取得专利。榨过油后的硬块经过磨碎，并用碱性盐处理之后，即可用开水冲泡成便宜的可可饮料，而不需要动用镀金壶，也不需要搅拌浓稠的液体。于是，可可变成了儿童的早餐饮料，巧克力糖也成为中产阶级用来表达情意的礼物。
当侯登与其他人勠力改造巧克力产品的制造方法时，葡萄牙人也在1822年成功地将可可树移植到大西洋彼岸，第一站就是位于非洲外海的小岛——王子岛（Principe）。西班牙人则将移植地点集中于菲律宾，后来可可的栽植与消费便在菲律宾风行起来。到了19世纪70年代，可可树也在非洲登陆，虽然欧洲列强不断向东方推展可可栽培，开辟的可可园也从锡兰延伸到萨摩亚群岛，但是西非却取代了拉丁美洲，成为20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可可生产中心。例如1991年非洲供应的可可，就占世界总供应量的55%，而墨西哥（是最早种植可可的地方）的供应量只占15‰。
西非也是可乐果的产地，这种作物很晚才进入世界贸易领域，加入方式也很特别。可乐果的咖啡因含量高于咖啡豆，而且含有少许可可碱，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提神物质，可可之中也有。可乐果的传统食用方式，是把果子敲碎以后放在嘴里嚼，有提神、兴奋和催情作用。由于可乐果容易变干，又需要特殊包装，所以最远只能卖到非洲西部大草原的伊斯兰教徒手上，他们都将可乐果视为烈酒的替代品。咖啡、茶叶、可可比较不容易变质，因此也比较适合作为国际贸易的商品，例如咖啡就可以长途运送，而不必担心质量损坏，只要船上的货物管理员注意基本事项（譬如不要把咖啡豆跟胡椒放在同一个货舱）就行了。
可乐果在变成瘾品成分及碳酸饮料之前，并非世界贸易商品之中的主角。19世纪60年代，马利亚尼酒（Vin Mariani，一种含有古柯叶成分的葡萄酒）问世，并畅销世界，于是带动业界展开将酒精与提神物质混合制成饮料的实验，卡拉弗拉酒（Vino-Kolafra）便是这种实验下的产品，制造方法则是将可乐果掺入玛萨拉葡萄酒（Marsala）。（有人说：“烂醉如泥的黑人随便喝一口这种酒，半小时内就会清醒过来。”）而在这些新产品之中，最著名的便是可口可乐，它是用“人类在工业化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两种强烈提神物质”调制而成，喝过之后留下的苦味，则以香料和柑橘油盖过。可口可乐最早称为“彭氏法国古柯酒”（Pemberton’s French Wine Coca），后来发明者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博士为了安抚极力主张禁酒的人士，便去掉酒的成分，并重新将可口可乐定位成非酒精饮料。1903年，彭伯顿的继承者又将可口可乐里的古柯成分去除（因为当时古柯已经成为与黑道扯上关系的争议性毒品），而以一种不含古柯碱的萃取液来保持风味，并添加咖啡因结晶粉（萃取自废弃的茶叶碎屑和其他东西）来维持提神效果。
没想到此举竟激怒了哈维·威利（Harvey Wiley）博士，此君一向倡议世人使用天然食品与瘾品，他为“瘾品上瘾”下了这样的定义：“服食任何毫无营养价值、会直接刺激身体器官或控制器官的神经，以致需要或被迫重复使用的提神、兴奋瘾品。”照这标准看来，咖啡因就是会令人上瘾的瘾品了，而威利的这项观点，乃是得自医学研究与亲身体验——南北战争期间，他曾舍弃军中配给的咖啡，改喝牛奶，结果发现有益健康。后来他在1911年控告可口可乐公司，并在诉状上指出这种卖给儿童喝的饮料里所含的咖啡因，是标签上并没有注明的有害成分。经过一番缠讼之后，可口可乐公司终于将咖啡因含量减半。
此案开审前一年（也就是1910年），美国各地已能买到可口可乐，不过仍属于本土性产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商机。当时可口可乐公司老板罗伯特·伍德拉夫（Robert Woodruff）实行了一个政策：不计任何代价将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供应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兵。（他表示：“我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美国政府也从善如流，免除军中若销售可口可乐就不得享受砂糖配给的限制，美国大兵更在作战期间将这种饮料介绍给许许多多欧洲人和亚洲人，于是64家可口可乐装瓶工厂（有些工厂雇用德国与日本战俘担任装瓶工作）就这么踩着他们胜利的脚步，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
到了1955年，可口可乐已经销往世界89个国家——曾经是美国“新政时期”（New Deal）政要，后来转任可口可乐出口公司（Coca-Cola Export Corporation）董事长的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形容可口可乐“象征纯正的美国精神，是经过多年诚实制造、认真改进、营销全球的高贵产品”。1991年，这数字又提高到155国，同年可口可乐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也已行销151国。而可口可乐及其竞争者“认真改进”的项目之一，就是不再以可乐果萃取物作为原料，因为他们取得了更便宜的咖啡因及香料。历史学家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认为，现在的可乐饮料只能算是和“七喜”汽水差不多的“非可乐”饮料，这话说得十分贴切。
非酒精饮料当中最主要的提神成分是咖啡因（不论其来源是可乐果、瓜拉纳，还是别种植物），咖啡与茶叶也是如此。当然，这些饮料绝不只是提神瘾品而已，人类学家或广告主管都可以证明，它们也是富有文化象征与政治内涵的东西，所以当第一批满载可口可乐的卡车开进波兰首都华沙的时候，市民才会夹道欢呼。然而，要不是含有咖啡因之类的提神成分，这些饮料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尽管威利博士对可口可乐的看法稍嫌偏颇，但还是有其道理：没有咖啡因，可口可乐的热潮也不存在。咖啡因可以说是将可口可乐送上世界轨道的火箭发射台，这条轨道则是靠着巧妙运用可口可乐的美国偶像地位，以及西方消费形态才得以持续进行的。共享咖啡因。《饮用咖啡、中国茶、巧克力的调制法》（Tractatus Novi de Potu Caphé, de Chinensium Thé, et de Chocolata, 1685）的卷首插图，此书收集多篇有关当时风行欧洲的新颖饮品，影响甚广，也译成多种文字。图中前方的巧克力壶旁有一支搅拌棍，糖在精神刺激革命中的角色
除了咖啡因之外，可口可乐还含有许多其他成分。如果不添加糖分，它还能征服世界吗？这问题其实很重要，有助于了解可乐饮料之所以大发利市的其他原因。糖的生产与消费历程，和精神刺激瘾品发展史之间存有许多关联，要了解糖业，就必须知道瘾品发展的经过，反之亦然。
甘蔗栽培最早起源于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然后传入中国（把甘蔗当作春药嚼食）和印度（用甘蔗提炼蔗糖与糖蜜）。后来阿拉伯的商人、征服者和殖民者将甘蔗带到地中海东部、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故有“蔗糖随《古兰经》而至”之说。15世纪时，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再将甘蔗栽培引进马德拉群岛（Madeira）、亚速尔群岛（Azores）、圣多美（São Tomé）及加那利群岛。1493～1494年间前往海外探险的哥伦布，又将甘蔗移植到西印度群岛，但成果也和移植酿酒葡萄一样不甚理想。然而接下来的半世纪，还是有人再接再厉，并且证明了西印度群岛仍可生产少量蔗糖。1550年后，在雨量丰沛、土壤肥沃、劳力充足等条件配合之下，蔗糖与糖蜜的生产迅速遍及美洲热带地区各个角落。17世纪期间，世界蔗糖贸易每年约增长5%，巴西与加勒比海东部群岛也成为蔗糖与糖蜜的重要产地。
此后糖的需求量大增，18世纪年增长率上升到7%，19世纪因为有了甜菜制造的糖，增长率又上升至10%。欧洲国家当中以英国人最爱吃糖（他们的牙齿恐怕也是最糟的），因此每人消耗的糖从1700年的2公斤，增加到1800年的8公斤，到了19世纪90年代，更高达40公斤。殖民地产量扩充，也使得糖成为社会各阶层都买得起的产品，就像含咖啡因饮料一样。18世纪的英国商人以及19世纪的欧洲下层劳工，纷纷养成了把糖加到中国茶或印度茶中饮用的习惯，历史学家对此现象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诠释，有的说是为了替劳工阶级增加热量或提振精神，有的说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尊敬，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对神经刺激物质上瘾的新形式，于消费者不利，对种甘蔗的奴隶更不好，让他们累死在被人剥削的岛屿上。
今天，除了谴责糖会造成儿童多动症和其他疾病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认为糖是一种瘾品。不过，近代初期欧洲人却把糖视为一种强效瘾品和异国香料。由于海外产量增加、糖价下跌，欧洲人才渐渐利用糖来增加咖啡、茶、巧克力（都是带有苦味、以植物熬煮出来的提神饮料）的甜味。有位医生在1750年说道：“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加糖的茶喝起来就像淡而无味的酒。”据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居民也在他们喝的巴西咖啡里添加大把大把的糖，杯子里的糖多得连汤匙都可以立起来了。当然，喜欢品尝苦味饮料的习惯是可以培养的，世界上也有千千万万人爱喝不加糖的咖啡。不过，诚如人类学家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所说，这还有赖于“文化背景耳濡目染”，换句话说，就是必须经过一番学习才会爱上那苦涩的滋味。
反过来说，喜好甜味则是一种普世共通的天性（从小婴儿身上即可看出这点），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母乳是甜的，人类始祖所喜爱的成熟水果也是甜的。在含有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中添加大量糖分，可使这些饮料更迎合欧洲人的口味，也使它们更受欢迎。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说过：“如果喝酒、吃糖都有罪，就请上帝救救这些坏人吧！”早在1332年，意大利蒸馏酒厂酿造的甜酒已经卖到了巴黎，并且立刻风行一时。这场甜酒革命提高了糖的需求量，情况一如消费量自17世纪以降即不断增加的提神饮料。过去50年来，积极拓展市场的碳酸饮料制造商纷纷在许多新兴国家展开“可乐殖民”，再加上电冰箱普及的推波助澜，咖啡因与糖的关系也就更加密不可分。
在亚洲，糖（或是蜂蜜）一直是调制大麻的重要成分，鸦片烟的混合物有时也特别添加了糖，世界各地烟草制造商更是利用糖来为烟草制品保鲜、添味与上色，例如19世纪烟草商制造淡味烟草（嚼食和口吸两用）的标准配方，是在每45公斤的烟草叶里添加6公斤的甜味材料，其中包括糖、甘草、朗姆酒和甘油，它们都是常见的烟草“调味料”或“包装料”。
糖蜜（是蔗糖提炼过程中所制造的副产品）也在精神刺激革命中身居要角，从巴西和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输出的大批烟草叶，就是利用糖蜜来保鲜的。在美国人经常嚼食的烟草丝里，也经常添加了糖蜜。糖蜜还可以当作朗姆酒的基础成分，这种烈酒（酒精浓度达100～200美式酒精度）最早是在17世纪40年代于西印度群岛酿制而成，18世纪步入全盛时期，成为许多欧洲人、非洲人，以及大西洋沿岸印第安居民偏爱的饮料。另外，糖蜜也是奴隶买卖（早期生产甘蔗所需要的劳力，即是靠这种交易提供的）中的重要商品，所有被卖到外地的非洲奴隶当中，就有60%～70%是在生产蔗糖的欧洲殖民地落脚。如果他们的人口也能像种植烟草和棉花的美国黑奴那样自然增加，这个百分比应该会低一些，可是由于他们遭到疾病肆虐，必须从事永无止境、耗费精神、劳动体力的甘蔗采收工作，又是住在热气蒸腾的房子里，以致死亡率不断增加，生育率不断下降，因此奴隶船也就一批批地开来。老姑娘。一杯（其实是一碟）茶加奶油与糖以慰寂寥。这幅1777年英国印制的图片还有一句刻薄的附语：“猫仔别舔奶油，你的女主人也想舔。”
发生在蔗糖、朗姆酒以及奴隶身上的情况，也在所有重要植物性瘾品身上发生过，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精神刺激革命是靠大量的劳力剥削完成的，最残酷的剥削方式，则是庄园的主人与工头为了生产蔗糖、烟草、咖啡和其他作物，逼迫没有行动自由的工人（包括签了卖身契的仆人，以及非洲黑奴）操劳至死。但是，欧洲的权贵阶级还懂得利用瘾品来控制、安抚、欺诈劳工，这又是以伪装的手段来剥削劳力，都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剥削伎俩。
2 三小宗：鸦片、大麻、古柯叶
酒、烟草、咖啡因是精神刺激革命的三大主要产品。三者的产量、销售、消费的规模都太大，又完全成为全世界各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比较不易遭到勒禁。鸦片、大麻、古柯叶则是这场革命中的三个次要产品，从一开始就不曾像酒、烟、咖啡因那样普遍被使用，改革者因而能够将这三样当作全世界管制禁止之物。然而，三者至今仍是利润极大的货品。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服食未经加工的鸦片、大麻、古柯叶，或使用提炼过的产品：海洛因、大麻剂、可卡因[按联合国的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Programme）统计，20世纪90年代的使用程度，海洛因与其他鸦片产品达到每年800万人，可卡因1330万人，大麻1.412亿人，均属非医疗性质每年至少使用一次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瘾品”一词指的就是这些东西。鸦片
罂粟的原始生长地是何处？从欧洲西部、南部到中国西部的各种说法都有。按马克·戴维·默林（Mark David Merlin）仔细研究后所呈现的结果，最可能的传播路线是从中欧到地中海东部，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居住在瑞士陆岬与其毗邻地区的人在野生的草本植物中发现了鸦片。他们后来认为鸦片是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罂粟子可食用，可榨油，可供药用，还有刺激精神的作用。就这一方面而言，鸦片与大麻是相似的，大麻也是对种植者有很高食用滋养价值的植物性药物。鸦片向东南传播可能是掺在谷物中意外造成的，也可能是以外地贸易货品之姿刻意达成的。不论是哪一种方式，鸦片在希腊、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都成为人们熟知的有用之物。
用鸦片治疗起来特别有效的是各种文明病：焦虑、烦闷、长期疲劳、慢性疼痛、挫败、幼儿啼哭。此外，对人口集中的地区到处可见而且往往会致命的痢疾等疾病尤其有效。排泄物传染的疾病对于居无定所的人群不会有多大困扰，对于定居下来却没有卫生设施（这些设施是19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的人却是极大的麻烦。古希腊罗马的医生已经懂得调制鸦片药剂治疗肠胃及其他疾病的方法。公元161至180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有服用鸦片的习惯，除了辅助睡眠、纾解军事战役的紧张压力之外，鸦片还能帮他远离他一向鄙夷的俗世之中的情绪烦扰。古罗马人不堪久病折磨时甚至会吞服鸦片自杀。有些研究者认为，人们拿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喝的“调和苦胆”的酒其实是调了鸦片的，而耶稣拒绝喝它，就好像坚忍的战士在上刑场时拒绝蒙上眼睛，也不抽临刑前的最后一支烟。
鸦片是阿拉伯医术中的重要药材，8世纪时将鸦片传入伊朗、印度、中国的也是阿拉伯的贸易商。这三个国家后来都成为生产与消费鸦片的主要地区。一世纪以前，具有久居印度经历的英国医生威廉·穆尔爵士（Sir William Moore）着手研究鸦片在东方使用普遍的原因。他的分析结论除了有少部分的欠妥之处外，至今大多仍站得住脚。
穆尔提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其可以就地供给。罂粟虽然在每个大陆地区都试种过，但如果要达到符合获利目标的生产标准，必须有充裕的灌溉水、优质的土壤、足够的肥料，最重要的是具备相关技能的农工不虞匮乏。采收者用特制的工具在未成熟的籽囊上划开切口以汲取汁液——鸦片（源自希腊文Opion，意指罂粟汁）。由于鸦片是靠手工小量采收的，每名工人一天只能采收几两之量，所以做工者必须细心，而且工资必须低廉。20世纪初期的土耳其鸦片采收工，每天工作14小时的工资是30至50美分。在南亚与东亚的人口稠密地区这样的劳工多的是。他们生产的鸦片大部分销往外地，但仍有一些流入本地市场，连当局的禁令也阻止不了。
另有一个原因是宗教的：由于伊斯兰教禁酒，鸦片乃是比较可接受的替代品，而且鸦片是医疗上必需的。腹泻（在印度极为普遍，以致腹泻的拉丁文名就是“孟加拉国病”）的患者需要服鸦片，发疟疾的人也要服。疟疾在印度、中国西南部、东南亚的湿热地区很常见，在英国的沼泽地区也不少，所以穆尔指出，沼泽区的英国人同样常用鸦片来治疟疾。
穆尔认为受气候影响的不只是传染病。天气炎热也造成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易“困倦”，所以更用得着鸦片。此话乍看简直是帝国主义者的一派胡言，但如果细看，人们因为气候导致精神不振而使用鸦片，这个说法既没有错误，也没有种族歧视可言。在西方与阿拉伯医术中都有以鸦片为纾解剂的悠久历史。阿尔比鲁尼（Al-Bīrūnī,973～1048）曾说：“居住在热带或炎热地区的人，尤其是居住在麦加的人，养成每天服食鸦片的习惯，借以消除疲惫，纾解酷热对身体造成的不适，使睡眠安稳，并净化过度的情绪。他们开始只服最少的剂量，但渐渐会增至可能致死的剂量。”
再有一个原因是，鸦片是可以省钱的瘾品，吸了鸦片的人食量会变小——喝茶也往往是为了减少食物的消耗。吸鸦片的花费也比饮酒或其他消遣娱乐来得少。东方世界的劳工没有西方劳工视为当然的歌舞厅、公园、图书馆等休闲去处，抽一口鸦片乃是他们负担得起的少数消遣之一。
在整个亚洲之中，吸鸦片种鸦片的发展在中国是最显著而深入的。中国人最初吸鸦片是从吸烟草衍生的，吸烟于17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来，中国人开始用烟丝混合半精炼的鸦片一起吸。到了大约1760年，有了调制鸦片膏的方法，可以不混烟丝只吸鸦片。起初吸纯鸦片只是富有人家的消遣，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传遍宫中的太监、文武百官、商人阶层。到19世纪70年代，吸鸦片在轿夫、船夫，以及其他靠劳力生活者之中已是平常的事。再到20世纪初，连农民也在吸鸦片了。按纽曼（R.K.Newman）前几年的估计，1906年间有鸦片瘾而必须每天吸食的中国人多达1620万（占总人口的36‰，成年人的6%），可能有半数的成年人口至少在节庆或生病时吸食过。（纽曼估计的人数也包括无药可救而靠鸦片纾缓痛苦的病人，成年人口则包括已在工作的青少年。他的估计方法有其长处，但他的修正派论点——吸鸦片其实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却值得质疑。他按供应面所做的估计未纳入违法的交易，所以人数的确不多。但是与当时的西方社会相比，36‰仍是非常高的比率，比鸦片烟瘾高居工业化国家之冠的美国高得多。）
吸食鸦片变得如此普遍，供应量因而必须大大提高。鸦片的故事因此与茶的故事交会。英国未在印度和锡兰开辟自己的茶叶农场之前，茶叶得从中国进口——日本当时对西方是封锁的。此外，英国也进口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国物品，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英国于1757年统治了印度之后，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它虽然不是第一个从印度出口鸦片的殖民帝国，却发展出成功周全的鸦片销售及制造的垄断系统。这套系统的生财效率奇佳，后来占有英属印度总收入的1/7。鸦片产量大宗输往中国，抵消了购茶的花费后还绰绰有余。
载运——其实是走私——鸦片到中国的民营贸易行也兴旺起来。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Co.）的老板之一詹姆斯·马西森（James Matheson）靠着卖鸦片赚的钱成为英国境内第二大地主，他于1844年买下了苏格兰西北海岸的离岛“刘易斯岛”，并且花费50万英镑以上的代价修了有锯齿状围墙的仿都铎王朝时代的荒唐建筑，名为“卢斯堡”。因为岛上的土质不符合他的园艺需求，他又从苏格兰运来上千吨的泥土，专供栽种花草树木。
鸦片生意是由英国商人把持的，但美国人在1812年的战争之后的30年中也参加了一脚。设在波士顿的柏金斯公司（Perkins&Company）曾经买下土耳其鸦片产量的一半或更多，专销到中国。狄兰诺二世（Warren Delano II），狄氏家族企业的开创人，也是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主持的另一家美国大商行罗素公司（Russell&Company）也从鸦片买卖赚到了大钱。狄兰诺从广东写的家书中说：“我无意从道德与慈善的观点为鸦片贸易之诉讼辩护，但身为商人的我要强调这是公平、正当、合法的生意；如果往坏处说，这项贸易可能比葡萄酒、白兰地等烈酒进口到美、英等国更易遭到更多、更强烈的反对。”
在中国人眼中——以及许多历史学者的眼中——马西森和狄兰诺这些人都是恶棍。狄兰诺的一番说辞遗漏了一件不便表明的事实：卖鸦片到中国在当时是公然违法的行为（卖葡萄酒和烈酒到美国并不违法）。自1729年中国朝廷就已明令禁止鸦片贸易。在正直的清廷官员终于采取查禁鸦片的行动之后，英国人就诉诸武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打败了中国。英国的军舰大炮炸毁了中国的炮台；英国水兵把中国人的死尸集拢来投进大坟坑，立了一个手写的讥讽碑铭：“共赴黄泉”。两国第二次交战（1856～1858年）的结果是，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在1839年已经达到2700吨的鸦片贸易量，在1879年冲到6800吨。
这时候中国境内也有每年1.45万吨鸦片的产量，以补足越来越大的需求量。主要产地包括贵州、云南、四川，其中又以四川产量最多。鸦片是利润高且方便运输的冬季作物，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小麦的2～4倍，所以在四川成为交易媒介、税收来源，也是一般人偏好使用的瘾品。“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像四川人这么富，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儿的人抽的鸦片多。”清朝政府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试图逐步消灭境内种植的鸦片，华东地区拥护这一政策，靠鸦片致富的西南地区却反对。四川官员以加重税赋来执行这个政策，导致农地价值暴跌。暴民捣毁了四处税务所，官员便派兵镇压。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四川百姓欢欣无比，以为民国建立后会核准种植鸦片。
中国帝制结束的这一出历史上的政治大戏，是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中演出的。西方人于17世纪引入东亚的不只是烟草，还有甘薯、花生等多种食用作物，促成了人口的稳定增长。结果与欧洲的情形一样，人口压力导致移民。1848～1888年间，有200万中国人——大多为年轻的男性——外迁到马来半岛、中南半岛、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群岛、夏威夷、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之后发展成全球性的移民，纽约、伦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各大贸易货物集散地都出现了华人区。
吸鸦片也在这些地方成为固有现象。从中国来的“苦力”——不论已婚未婚——大多是光棍一条，平日生活寂寞、受压迫、欠着债务，又远离家族的影响约束，所以放松的方式离不开单身汉惯做的勾当——赌博、嫖妓、抽鸦片。操控这些勾当的税官和组织都大发其财。研究泰国华人社会的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指出，泰国靠华人的勤俭美德而能扩张工商业的规模，但泰国政府也靠华人的恶习扩大了国库的收入。这种情形在有华人移民的社会都是事实。
有人难免会想到，鸦片吸食传遍全世界算是为中国人当初受印度鸦片贸易之害而报了一箭之仇，其实各国所受的影响轻重不一。传闻中伦敦东区林立的鸦片烟馆，乃是受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王尔德（Oscar Wilde）、儒默（Sax Rohmer）等名家以及许多非名家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实际情况远不及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倒是在美国19世纪70～80年代曾有普遍吸鸦片的现象，当时这是白人底层社会一件重要的习惯，也种下了罪犯毒品亚文化的根由。
抽鸦片的行为与鸦片瘾也在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中迅速蔓延。1870至1890年间，美国进口药用鸦片制剂的平均每人用量加倍了。一位新闻报道者说：“如果可能今天就禁止鸦片制剂买卖，一周之内，每个城市乡镇的每个角落都会出现发疯的人和死在路旁的人。”鸦片制剂使用量增加的原因是南北战争（这是次要的因素，一般常将其影响夸大了）、有专利权的制药业，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皮下注射的吗啡之风行。神圣的吗啡
鸦片中影响精神状态的物质主要是生物碱，也就是吗啡。德国药学研究者弗里德里克·塞尔杜纳（Friedrich Sertürner）在1803至1805年间研究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并于1805年将研究结果以一篇简短的笔记发表。直到他于1817年在《自然科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一篇较长的报告之后，这项发现的重要性才受到广泛注意。创建了制药王国的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Heinrich Emanuel Merck）于1827年进行制造，才开始商业规模的生产。至于塞尔杜纳本人，此时已将注意力转到其他研究计划上，项目之一是改良军火。塞尔杜纳是个才能多样却古怪的人物，可能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上了瘾。他于1841年逝世之后渐渐被人遗忘，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振名声。他在生物碱化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吗啡对于伤残医疗之不可或缺，同样受到一致肯定。
吗啡虽有上瘾的危险，却也有其他良好的医疗用途。鸦片的生物碱成分本来就因为土壤与气候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再加上人心的贪婪作祟，故意往鸦片成品中掺入杂质，使医药用鸦片的成分更难掌握。19世纪的医生都知道，鸦片是所有药物中最常被掺入杂质的，所以往往开给病患很重的剂量，以免用了药却不见效。有了吗啡以后，这些疑虑一扫而空，医生们再也不用可厌的鸦片了。吗啡质纯，所以不难预测服用的效果。吗啡可溶于水，所以能用注射的方式获取；皮下药物治疗的发展主要目的即在施用吗啡。注射的方式不会有口服引起的肠胃不适，效用也产生得更快，而且效用更强、更令人愉快。因此，吗啡注射也更容易上瘾。
吗啡的使用量随着皮下注射医疗的传布而上升。1855年，亚历山大·伍德（Alexander Wood）首创皮下注射法，这一年巴黎各医院的病人接受药剂科开给的吗啡量总共只有272克。到了1875年，医生们都习惯用皮下注射的治疗方式，使用总量超过了1万克。吗啡的一大优点——也是其危险之所在——是可以减轻医生无法治疗的病因引起的症状。
1886年间，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遭一名精神错乱的侄儿开枪打伤，中弹处在小腿。由于凡尔纳有糖尿病，医师们判定不宜动手术，唯一的办法是慢慢照顾到复原。治疗期间，医生用吗啡缓解痛苦。满怀感激的凡尔纳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这不是他擅长的文体——赞美这为他镇痛且解闷的药品，诗中说：“啊，用你的细针扎我一百遍/我也要赞美你一百遍，神圣的吗啡。”
吗啡并不是完全用在病患身上。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欧洲研究报告一再显示，“吗啡瘾者”之中的医生与药剂师不在少数，这又证实穆尔提出的鸦片盛行的第一个原因——邻近供应来源——说得没错。其实没有哪个职业群或社会阶级是完全与吗啡隔绝的。妓女们打吗啡，政要们也打，在法国政坛叱咤一时的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91年自杀）就有一次在总统官邸底层注射时被人发现。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案例特别值得一提，也足以说明瘾品如何影响而终至主宰个人的生活。体重122公斤的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烟瘾酒瘾都很大，而且非常贪吃。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饱受痛风、消化不良、失眠、偏头痛，以及疑心病与妄想症并发的各种病症的折磨。1883年，做事实在的巴伐利亚医生恩斯特·施文宁格（Ernst Schweninger）担起医疗重任，立刻严格规定他的饮食，限制他摄取瘾品。俾斯麦起初颇能配合，但不久又喝起酪乳搭配上等白兰地。医生告诉他，抽烟使他的颜面神经痛恶化了，他才同意减量至每天晚餐后只抽4斗烟。于是，他买了一支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烟斗，斗杆长91厘米，瓷斗硕大无比。而且，如果没人监视，他还要抽上第5斗。俾斯麦也服吗啡，主要是不堪失眠之苦。虽然施文宁格否认首相有吗啡瘾，柏林的政要圈子里却不大有人相信。与俾斯麦意见不合的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1888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从现在起，首相做或忘了做任何事，都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因素：吗啡或威廉亲王。”
俾斯麦以及19世纪晚期约数十万欧洲人和北美人注射的吗啡，都来自东半球种植的鸦片。在20世纪以前，西半球的鸦片种植除了零星的实验与战时的应急之用，其他规模都小得不值一提。20世纪10～20年代制定的法律与协议导致毒品黑市兴起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地理位置邻近美国这个最大最赚钱的市场，可使走私轻而易举。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拉（Sonora）在1926年间已有数不清的罂粟田，生产的鸦片卖给境内的华人，也越过边界卖入美国。违法的鸦片出口不断扩大，引来贪污的控告，也使美墨两国关系紧张。1947年间，美国毒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局长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估计，墨西哥的罂粟田面积在4000～5000公顷之间，可出产32～40吨的鸦片，其中至少半数制成了吗啡或海洛因。墨西哥与美国的官员利用飞机来观察罂粟田并拍照取证，他们的对手则是利用飞机运货到美国。
作为战争剩余物资的飞机的到来，加上战后商用航空业的扩张，对世界各地的毒品买卖都是一大帮助。哥伦比亚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大麻烟的空运与海运主要中心，之后又相继在20世纪70～80年代成为可卡因运输中心，在90年代成为海洛因运输中心。按1995年的估计，哥伦比亚供应全世界70%～80%的精炼可卡因，也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国，罂粟田面积约有两万公顷。大部分的作物收成在雇请的中国化学师的协助下精炼成纯度非常高的海洛因，专门就近供应给美国市场。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虽然成为西半球的重要生产国，主要的鸦片产地仍是亚洲。其中以阿富汗和缅甸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生产量扩增最快。阿富汗成为欧洲海洛因市场的主要供货源头，缅甸供应的是新兴的中国市场，但仍有部分缅甸海洛因转运至美国。
这些发展结果都肇因于20世纪晚期有地下的国际海洛因制造企业兴起，其规模之大、走私能力之强、营销手段之精，都是空前的。历史学者阿尔弗雷德·麦科伊（Alfred McCoy）指出，许多研究者论及同时期海洛因毒瘾大幅蔓延，重点往往放在导致吸毒的原因：失业、人际疏离、青少年滥用瘾品的亚文化。这些原因虽然都是事实，但如果只强调毒瘾者的动机，“就是忽略了一项根本事实：海洛因是畅销商品，具备和香烟、酒类、阿司匹林一样的推销及零售系统。越来越多的年轻吸食者可以体验海洛因之类的瘾品，是因为这东西以标准价格出售，在全世界各大都市都有上百个零售者……若没有全球的产销系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可卡因或海洛因毒瘾形成”。印度大麻情结
大麻原产于亚洲中部，最早于6000多年前在中国有大量种植。大麻是有多种用途的高价值作物，除了萃取瘾品之外，产品包括食用油、可食用的大麻籽、牲口饲料、大麻纤维。中国人用大麻纤维制作绳索、渔网，以及平民大众的衣服原料——因为丝织品只有富贵人家穿得起。
由于大麻的用途广，韧性强——在各种气候区从海平面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度都可以栽种，所以必然会成为广泛栽种的作物。大麻刺激精神的作用在许多社会中受到重视，其中又以印度为最。早在公元前2000～前1400年间的印度古籍《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之中就有关于bhang（大麻药）的记载。古代的大麻药是用野生或栽种的雄株与雌株大麻的干燥的叶、籽、茎制成，通常会调上糖、黑胡椒、水或牛奶。这是三种传统式印度大麻调制方法之中最清淡的一种。ganja（甘佳，大麻烟）是用人工栽种的雌株花冠加以干燥制成，含有丰富的四氢大麻酚（THC），效用是大麻药的2至3倍。大麻烟可以当烟抽或口服，印度古代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吸食则不确知。从雌株大麻汲取的纯树脂加工成品是Charas（大麻脂）。如果译成英文，bhang等于较差等级的marijuana（大麻烟），ganja是等级较高的marijuana，Charas等于hashish（大麻制剂）。
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崇尚使用大麻的文化。昔日的印度教医学（Ayurvedic）与伊斯兰教医学（Tibbi）的诊病者会开出口服大麻的药方来治疟疾等传染病或风湿等疼痛症。一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民间疗法也使用大麻，并且用它来消除烦躁与疲劳，在收获季节尤其常用。战士们饮大麻药来壮胆，苦修僧借它来安神；新婚夫妇用它增进情趣。大麻也是廉价而普遍的春药，甚至可在母马交配前用大麻喂食。
大麻在印度的普遍使用显然在莫卧儿王朝（Mogul）统治的时代（1526～1857年）达到顶峰，印度次大陆上处处有人种植大麻，也到处盛行使用各种不同的大麻配方药剂。英国人占领印度以后，认为大麻是麻醉剂而反对使用。到了20世纪，西化的印度统治阶级也加以反对。一般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看法大都容忍效用温和的大麻药，毕竟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人服用。至于吸食大麻烟与大麻脂，令人联想到社会底层的不法之徒，所以越来越不被接受。
大麻最初在欧洲出现是什么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但很可能是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引进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撰写的《历史》（Histories）之中有一段描写斯基泰人（Scythians）在燃烧大麻籽的浓烟中“快活地叫嚣……他们以此取代普通的沐浴，却从不洗澡”。阿拉伯人从希腊医学和植物学中认识了大麻，也在跟伊朗与印度的交易中更直接地学会用大麻。按民间传说，药用大麻于6世纪中叶传入伊朗，乃是一位印度朝圣者带来的。但有些学者认为，大麻传入近东的时间应该更早，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和阿拉姆语（Aramaic）的译本之中都提到了大麻。
大麻在伊斯兰文化中是具有争议性的，部分原因在于苏菲派（Sufis）用大麻引发神秘体验，正统派人士对此不敢苟同。断断续续的禁止未能扫除大麻的种植，到了14世纪，大麻烟的生产已经十分稳定，在尼罗河三角洲尤其显著。这期间，阿拉伯贸易商已经把大麻一路传播到非洲东海岸，再由此传入非洲大陆的中部与南部地区。吸食大麻的风气早在欧洲人未接触之前就盛行于非洲南部的科伊科伊族（Khoikhoi）、桑族（San）等民族之间，发展过程与烟草是相反的。简言之，哥伦布率领三艘缠满大麻绳索的大船于1492年8月3日早上从西班牙起航之前，大麻烟已经传遍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地区了。
西班牙人于16世纪开始在殖民地栽种大麻，一直到大麻农业在加州兴盛了一段时期的19世纪早期为止。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在殖民地区种大麻，包括1906年在罗亚尔港（Port Royal），1611年在弗吉尼亚州，1632年在普利茅斯的垦殖。殖民列强种大麻为的是收取大麻纤维，主要是供船舰的绳缆之用，从未重视大麻的药用价值与影响精神状态的效能。
列强引入的奴工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来自安哥拉的奴隶（用朗姆酒、劣等烟草和其他东西买来的）把大麻带到巴西东北部的甘蔗园，大约在1549年以后成为固定种植的作物。按传说，奴隶们把大麻籽放在捆入破烂包袱的布娃娃里。地主准许奴隶在种植一行行甘蔗之间的空隙栽培maconha（即大麻，巴西葡萄牙语中表示“大麻”的词，都来自安哥拉葡萄牙语），也准许他们在农忙以外的闲暇时间抽大麻做白日梦。地主们自己却依然只抽雪茄。
当地的印第安人以及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乡下人学会拿大麻当药材和联络感情之用，后来城市地区的劳工也学会了。人类学家薇拉·鲁宾（Vera Rubin）称这种使用模式为“大麻情结”（ganja complex），用途包括绳索与衣着、食物与香料、提神剂与补品、药材与消遣解闷之物（这末一项大多是在男性欢聚的场合中）。鲁宾指出：“民间对于大麻经常性的多方面使用，大致限于农民、渔民、城乡的工匠及粗重劳工等社会底层。此外只有在宗教仪式中有神职人员使用。”
欧、亚、非洲的大麻情结也在巴西发生，大麻变成巴西殖民地区穷人的鸦片。北美洲的大麻种植虽然比南美洲普遍，收成也比南美洲好，却没有出现这种模式。极有可能是因为运往英国殖民地的奴隶来自更靠近西非海岸的一带，使用大麻的风气在并不盛行。此外，欧洲来的殖民者本来就有自己的以酒解闷的文化，以及17世纪兴起的抽烟消遣的文化。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这段时间，美洲的大麻烟重心从巴西移到了加勒比海地区。转移过程与吸鸦片的全球化发展类似，关键因素都是移民与远途运输。自1838年起，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结束（从英属西印度群岛开始），甘蔗园面临欠缺廉价劳工的问题。殖民农庄主人便从印度输入契约佣工，其中将近50万人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大麻情结也跟着他们一起到来，这一点颇令白人社会不满。1913年的牙买加《拾穗日报》（Daily Gleaner）的社论曾说：“我们见过生性安静害羞的苦力园丁在吸食这种植物之后言行疯癫。”文中还指出，这东西传到有非裔族群的岛上，成为非裔族群喜欢栽种的作物，这是不好的现象，日后可能发生和中国的鸦片问题差不多的祸害。
事实果然与这个预言相去不远。到了20世纪70年代，牙买加乡村男性成年人口有60%抽大麻，其中半数烟瘾很大。用大麻泡茶或充当补品与提神剂的民间药用方式也十分普遍，甚至笃信基督教的人也不认为吃喝大麻剂是坏事或可鄙的。这种态度看来有些矛盾。吞云吐雾与泡成茶喝一样是在吸收四氢大麻酚，何来好坏之别？事实上，讨论瘾品服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服用意图、摄取方式、社会背景所造成的差别，好坏之别的主题也会以多种不同的样貌出现。
20世纪20年代，大麻情结在加勒比海周边地区已经根深蒂固。区域性的劳工迁徙仍是主要因素。1900至1924年间，靠着美国来的资金，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农庄和古巴的蔗糖农庄都在快速扩张，数以万计的牙买加劳工因而陆续涌入。巴拿马也吸引了一波波的西印度群岛移民：5000人投入铁路修筑（1850至1855年间），5万人投入半途而废的法国运河工程（1880至1889年），15万人投入美国人后续完成的运河工程（1904至1914年）。许多工人在工程完毕之后留了下来。驻守巴拿马运河的美军提报的第一桩抽大麻烟的案件是在1916年发生；正规的陆军审讯在1932年做出的结论是：巴拿马农民在种植大麻供他们自用，并将多余部分卖给美国军人。负责调查此案的军官们留下一笔精彩的人种历史学论述，也是大麻情结的最佳上诉：“此种植物可用于泡茶。有色人种深信此种饮料具有温和的兴奋效用，可令人产生幸福感，亦有预防疟疾的功能。将干燥的叶片与花冠制成香烟吸食，似乎并不是异常的举措。”欧美大麻情结
1900年以后的30年中，有超过100万名的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西南部，吸大麻烟的习俗也跟着他们进入美国本土。有上万人向中西部以扇形散布，在铁路、建筑工地、工厂找到工作，最远到达了芝加哥。在此同时，1910年前后由加勒比海与南美洲水手带到新奥尔良的大麻烟也向北向东传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各地都看得到兜售大麻的人，连偏远的“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政府雇用失业年轻男性担任造材、防洪、森林、救火、道路修补等工作的组织）营地都有。当时正在进行的香烟革命教美国人用肺来吸入瘾品，顺便带动了大麻烟的传播，美国境内充裕的大麻供应量是另一股助力。大麻本来是商业作物，为了收取其纤维和种子而种植，但弃置的制绳厂周围和荒废的大麻田里往往可见大麻茂盛生长，因此英文也以weed（原意“野草”）指大麻。田纳西州的罪犯只需摘起在路旁发现的大麻的花冠晒干，就有大麻烟可抽。圣昆丁监狱（San Quentin）的受刑人索性就在狱内的空地上种起自用的大麻。1936年间，纽约市警局销毁了在市界之内种植的1.8万公斤的大麻。
因为普遍容易取得，大麻烟的价格低廉，一支（包大麻的香烟）售价在5～50美分之间。这是认同此种新兴流行亚文化的都市年轻黑人负担得起的价钱。这种亚文化的英雄人物是爵士乐手，他们以身作则抽大麻而居推广之功。其中有一位的推广方式更是与众不同。芝加哥出生的犹太裔单簧管吹奏者麦兹罗（Milton “Mezz” Mezzrow）——第一位“白种黑人”（White Negro）——确信自己是个黑人，并作为大麻烟的提倡者，在哈林区的街头兜售一支支饱满的高级大麻烟，3支50美分。他对买烟的人说：“点上一支，抬头挺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的精神科医生为防止军中的士气与纪律出问题，仔细审视了服役黑人吸大麻烟的情况。个案调查中记录了一名26岁士兵的体验，此人说的话是轻声的耳语，叙述时脸上露出梦幻的、狂想的表情。“你会全身发热，你会全身发冷。你会喜欢看怪里怪气的东西，会想去那种可以看见人们赤身裸体懒洋洋瘫着抽大麻烟的鬼地方。那是过瘾的顶点。你会想要看那种东西。你会喜欢人家亲吻你全身。你会巴望这种事。去了大家一起抽大麻烟的地方，你会想听发疯的咚咚打鼓声，想看裸体发癫的女人。”诊断结果：麻药上瘾。勒令退伍理由：按第八款——具有不适当及不能适应军队生活的习惯。
劳工阶级男性利用大麻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也不算新鲜事。但当时美国人服食的大麻和传统印度大麻的服用形态并不一样，这是比较限于满足快感需求的，并不当作药用茶或民间药剂，只图吸它能够享受一下。美国人的使用模式有别于比较古老的且用途较多样的大麻情结，鲁宾称之为Marijuana complex（大麻烟情结）。
美国的大麻情结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跻身主流社会。自从19世纪40年代巴黎的“大麻会馆”（Club des Hachichins）进入全盛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就开始抽大麻，为的是寻找新鲜刺激以及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所说的“强化的个人特质”。但带头做的人非常少，跟进的人也寥寥无几。到了20世纪6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穿着喇叭裤的学生点起大麻烟来抽，情况可就不同了。心理学家威廉·麦格劳特林（William McGlothlin）将这个现象做了简单扼要的概括：“透过嬉皮运动的中介，大麻烟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瘾品脱胎而成为中等阶级与上流社会的瘾品。”嬉皮是从20世纪50年代组成人数不多却引领知识界风骚的“颓废运动”（Beat movement；beat又可以作“蒙福的”、“律动”、“怪癖者”等多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媒体对于嬉皮有利的（即便不是故意偏袒，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加上种族隔离制度、都市物质主义、“越战”的令人反感，都引起年轻人一窝蜂地效尤。大麻烟正好可以成为叛逆行为的多重价值的象征，因而在高中生及大学生之中蔚为风潮。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从大一到大四的吸大麻人数是逐年上升的，但研究生的吸食者递减。因为研究生比较偏好镇静剂。
后起的这个大麻情结在美国特别受瞩目。据估计，到1979年为止，约有5500万美国人吸食过某种形态的大麻，其中2/3是18至20岁的年轻人。类似的现象很快就蔓延到全世界。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中国香港、印度、菲律宾、苏格兰、委内瑞拉、联邦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60～70年代的大麻吸食者大幅增加。典型的吸食者是十几岁到20出头的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男学生。大都市和市区近郊是主要的市场所在。丹麦的大麻吸食者最常出没的地方是哥本哈根，瑞典吸食者的集中地是斯德哥尔摩，其他国家可以类推。不论在哪个国家，年轻的大麻吸食者进而吸食其他瘾品的可能性都远远高于不吸大麻的人。其他瘾品包括迷幻药LSD（麦角酸二乙酰）、安非他明、可卡因，以及在欧洲滥用特别严重的海洛因。
有人认为，大麻文化结合其他反主流文化的吸毒行为之所以越传越盛，要归咎于少数几个坚决“以恶癖营生的人”。首先被点名的两个人即是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和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巴不得有新卖点可供炒作的媒体把他们的不良示范放大，不明就里的群众也就糊里糊涂照单全收。这话也许说得不错。但是，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1902～1983）说过，存心带头的人不可能造成群众运动，除非历史背景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这件事而言，先决条件在于人口。20世纪早期的经济萧条年代中，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都锐降，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才再度上升。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上升。生育率齐升的结果是，全世界30亿人口之中，有9.69亿人在1960年是属于5至20岁的年龄段——几乎每3人中就有1人是在这个年龄段。换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人都在走过十几岁到20出头的阶段。
因此，“易受感染”的人数之多，达到空前的程度。由于年轻人对于瘾品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忍受力比较强，自然就比年纪较长的人更想要寻求新鲜刺激，更容易瞻前不顾后，也更急于模仿同侪。这些心理特性都易于促成瘾品滥用。在生活富裕的西方社会以及正在西方化的社会里，在凸显个人风格、及时行乐、性解放的意识正在抬头的时代，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
传播媒体从旁煽风点火也是功不可没的。以1955至1972年间美国与欧洲发行的电影计算，有72部含有与毒品相关的剧情或主题。电视的新闻和娱乐节目也都在告诉观众最新的瘾品的使用方式，而播放的广告更不断鼓吹毫无限度满足个人欲望的观念。克里斯托弗·勒希（Christopher Lasch）曾经指出，“舒利兹”啤酒（Schlitz）当年广告中那种偏颇言语根本与啤酒无关，推销的其实是唯我主义：“你只走这一遭人生，能享受的玩意儿，一样也别放过。”年轻人越认为自己是不吃白不吃的消费者，越生活在自我满足与失望循环的世界里，就越有可能认为大麻只是一大堆商业推销的快感之中的一项选择。
在20世纪60与70年代吸食大麻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也有机会到处旅行，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手头宽裕、出国念书的机会多，而且搭便车的交通方式十分便利。所以他们也成了到处传播瘾品吸食的媒介。出生在大麻烟故乡印度的拉文德·辛格（Ravinder Singh）可以算是大麻情结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军官之子，进的是贵族学校，在寄宿学校就学会了抽大麻。后来他离家游荡，到了尼泊尔，又到了海岸边的果阿。他的回忆录——他死后由他父亲代为出版——之中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他不论走到哪里，总会遇上一些从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来逍遥游历的“毒瘾客”（freaks）。这些吸毒者为了享受便宜的大麻来到东方，对于LSD和海洛因都有不小的瘾头，或起码都乐于一试。就是在与这些人之中的一个蓝眼睛、穿牛仔裤、趿着凉鞋的法裔加拿大女孩共处的时候，拉文德打了第一针海洛因。这瘾品也终于在他21岁时要了他的命。
大麻传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Micronesia，位于菲律宾以东）、斐济、萨摩亚、汤加，以及太平洋其他岛屿地区，是拜美国的“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的志愿者之赐。按官方政策是严格禁止吸大麻的，但是天高皇帝远，派出去的年轻人的意愿胜过一筹。以西太平洋的特鲁克（Truk）为例，志愿者们分别在几个岛上种下大麻种子。起初特鲁克原住民不知道这种作物该怎么使用，经过从外地回来的特鲁克大学生指点——再加上观赏美国的影片和录像带，他们这才明白过来。旅行和运输在瘾品发展史上是决定性的变量，这与旅行运输助长传染病的扩散并无二致。古柯叶与可卡因
古柯叶以及其中刺激精神的主要生物碱成分——可卡因——的全球化延后，正是因为运输技术不能配合。考古证据显示，嚼食古柯叶的习惯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至于人类最初使用古柯，也许比这还早1000年以上。可能是古代安第斯山东部的狩猎采集者在食物不足时尝试这种植株的嫩叶，从而发现其提神作用与医疗功能。总之，古柯是西半球地区最早被人类栽培的作物之一。原住民将古柯叶与植物灰或石灰之类的土壤无机碱（便于吸收可卡因）混合，是祈神仪式和平常时候均可使用的配方。此外，嚼食古柯叶可以纾缓高山症状，充饥、提神。一位嚼古柯叶的老人说，喝酒可以教你觉得舒服，古柯叶却能使你手脚有力气。
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曾经为了是否应容许古柯叶贸易进行辩论。结果主张容许的一方占了上风，理由相当实际：古柯能使劳工耐得住银矿里的辛苦。新西班牙（西班牙人在今美国西南部与加勒比海地区诸殖民地）虽然发展出活络的古柯叶贸易，越洋商业却始终未能确立。即便是刚采下来的嫩叶，由于包装不符合长途航海的要求，运到欧洲时也已经丧失效能。送到的古柯叶的效用不是太轻就是不稳定，既令研究者困惑，也令医疗界质疑。一直要等到1860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研究生阿尔贝特·尼曼（Albert Niemann）才在论文中详述可卡因的分离过程。他做研究使用的30磅古柯叶是用特别方式包装运送的，也是运抵欧洲的数量最大的一批处理得当的古柯叶。
尼曼本人虽然在发表论文的次年逝世，他的重要发现却是一个起点。1862年，曾经率先生产吗啡的德国默克制药公司开始生产少量的可卡因，主要是供应研究使用。次年，科西嘉岛的一位药剂师马里亚尼（Angelo Mariani）获得在波尔多酒（Bordeaux）之中加古柯叶萃取物的配方专利。这种“马里亚尼葡萄酒”以强调青春、健康、名流代言的方式促销，成为畅销国际的一种滋补饮料。1884年间，出品马里亚尼酒的这家公司投资的古柯产品项目增加了，包括烈酒、止咳糖、马里亚尼茶（Thé Mariani）。卸任的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Grant）靠着喝这种含古柯的茶帮忙，才能够在癌病缠身的状况下完成他的回忆录。马里亚尼产品的畅销引来不少模仿者——可口可乐是其中之一，也鼓励了有关古柯疗效的研究。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于1884年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谈古柯》（Über Coca）检讨了当时论古柯的各种文献，发挥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他指出，古柯一向是印第安劳工的附属用品，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自我实验都有不错的成果。他表示可以乐观看待古柯对于神经衰弱、消化不良、恶病体质、吗啡毒瘾、酒瘾、高山哮喘、阳痿等病症的潜在疗效。（据说食用古柯的安第斯山居民的性能力是老当益壮的。）弗洛伊德也暗示，可卡因可以用于局部麻醉。令他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因为，同年稍晚，卡尔·科勒（Carl Koller）就以证实可卡因能使角膜失去知觉而名满国际。在必须用红热的针伸入眼睛摘除白内障的年代，这是令人喜出望外的突破。不久又有实验证明可卡因有其他麻醉功能，包括阻断脊髓的神经传导。
可卡因的医疗试验所带动的需求起初超越了供应。这种瘾品的价钱变得十分昂贵，弗洛伊德也在1885年初抱怨：“这将有碍一切更进一步的实验。”供不应求的情势引爆了一股古柯淘金热。美国大药厂派德公司（Parke, Davis&Co.）派遣亨利·卢斯比（Henry Rusby）到玻利维亚的丛林去找古柯叶，并且调查其他有获利潜能的植物药材。卢斯比是个头脑聪明、精力充沛、性情顽固、会推销自己的人，而且种族偏见深到极点，称得上是“生物学帝国主义”界的老罗斯福。他先后七度深入南美洲中部探险，在第一次的任务中搜刮到了9000公斤的古柯叶，结果却因为革命爆发耽搁了运输。这一批货在等候越过哥伦比亚地峡的时候报销了。他却不气馁，集结了一支以发财为目的的军人队伍，设法渡过亚马孙河，收集了大批植物标本，数目在3.5万至4.5万种之间——反正是越收越多，抵达巴西的帕拉河（Pará）时几乎只剩半条命。
美国业者占了邻近的地利，在古柯叶的运输上不成问题。卢斯比与其他研究者却认为，在安第斯山区就地萃取出生可卡因更为划算，这样尤其便于运送到远方的市场。默克药厂和其他德国业者最初也是这样解决了运输的问题。1900至1905年间，秘鲁的合法出口达到巅峰的时期，每年运输的生可卡因总量超过2.2万磅，另外还有200万磅以上的古柯叶。生可卡因（纯度在85%～95%之间）大部分运交欧洲业者加工；而大部分的古柯叶——包好后用松脂封住以防潮湿——运到了美国。美国业者为什么要进口笨重且又易坏的叶子？表面上看来奇怪，其实是跟关税考虑有关。古柯叶进口是免税的，生可卡因则需照价课税25%。
可以预期的是，秘鲁的好景不长，逃不过全球种植面积扩张的影响。这是每一种被欧洲和北美大量需求的植物性瘾品都要走上的一条路。古柯在许多地区——从非洲的尼日利亚到亚洲的硫黄岛——种植虽然都能达到商业目标，但只有爪哇的古柯在20世纪初成为安第斯山古柯产品的最大竞争对手。殖民母国的荷兰人起初不愿再把另一种植物性瘾品引入东印度群岛，恐怕当地人民会养成嚼食古柯叶的习惯，所以只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小规模的商业性栽种。结果栽种成功的品种可卡因含量特别高，达到秘鲁古柯叶的两倍。问题是，必须用特殊的加工方法才能完成有效的萃取，而这加工法是一家德国公司的专利，所以这家公司也是荷兰人出售的古柯叶的唯一客户。然而，荷兰可卡因制造厂（Nederlansche Cocaine Fabriek，简称NCF）于1900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因为没有契约的限制，所以不必尊重那家德国公司的专利，于是爪哇古柯叶的需求量增加了。1903年，专利期限终止，又有几家德国业者成为爪哇古柯叶的客户。1904年的爪哇古柯出口量是26吨，1912年达到800吨，8年中增加了30倍。
到了20世纪10年代，世界可卡因市场热闹到快要爆炸的程度。NCF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可卡因制造厂。NCF和其他竞争对手都在购买东印度的高成分古柯叶，出口者必须仔细包装这些叶子以保质量不变。（本来荷兰人也打算在爪哇就地完成萃取过程，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作罢。）全世界的古柯叶供应量大增与制造业的扩张，把原来稀罕昂贵的可卡因变成普通而便宜的东西。1885年的售价是每盎司（约合28克）280美元，1914年跌到每盎司3美元。
廉价可卡因助长了一股瘾品流行的扩散，这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止的流行，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形成巅峰。开始的地点是美国和印度。美国最初发生的可卡因中毒与可卡因上瘾案件都与医学界相关，大多涉及病患，但医生使用过量或太频繁的例子也不少。到了19世纪90年代，吸食与注射可卡因的习惯也传到了酗酒与吸鸦片已经普遍存在的社会底层。在印度，许多服食可卡因的人是已经染上鸦片瘾、大麻瘾或酒瘾的，可卡因其实只是他们的癖好之一。但印度服食者通常是采用吞食古柯粉的方式，或是掺入槟榔叶与石灰一起嚼食。
1905年以后的20年中，加拿大和欧洲不断有关于可卡因滥用显著增加的报告发表，随后照例都有劝阻的倡导和管制的措施。这个问题其实是社会底层与夜生活的并发现象：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扒手、巴黎蒙马特区的妓女、伦敦西区的女演员，甚至柏林的大学生，都难免为此物疯狂。（“他们交出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蔽体的衣物，只为了要满足他们疯狂的渴望。”）从出口数据、警方档案、治疗统计可以明显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以后的情况比战时更糟，因为战争中断了东印度地区古柯的外流。
20世纪20年代末期，这股歪风的流行平息下来，全世界的古柯出口开始持续衰退。日本此时变成可卡因的出口国，很快就有一部分供应到印度和中国，但数量不明。对于日本的鸦片制品贸易而言，这纯属副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可卡因并不常见（除了丹麦抵抗军突发奇想，以可卡因掺入干的兔血来扰乱纳粹秘密警察用来追踪逃亡犹太人的警犬）。在美国也少有所闻。毒品管理局的一位监督员说：“我们极少听到有人服食可卡因的事。”这位监督员的责任区是纽约市，堪称是美国境内最大的违禁瘾品市场所在。墨西哥的报纸上难得一见可卡因非法买卖的消息，因此被逮捕的案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不多。
历史学家戴维·马斯托（David Musto）是率先研究第一波可卡因流行热的人。他认为，20世纪中期的这种衰减，说明这有一种世代学习的模式。新瘾品问世会引发热潮，使用量会上升。然后，比率可观的少数使用者开始发生问题——使用过量、上瘾、疑惧。本来有意一试的人就此打住，使用量便下降。痛苦的经验似乎可以使一个世代免疫。糟糕的是，这个世代一旦成为过去，免疫力也随之消逝。可卡因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流行，婴儿潮的这一代对于可卡因的危害却没有活生生的记忆了。他们尝了大麻这个禁果之后并没有惹祸上身，所以公然质疑有关可卡因与其他瘾品的警告。“孩子们，干杯。”马里亚尼酒的广告，图中人物是巴黎一个工人聚集区的学童，他们喝的古柯酒可能是厂商供给的。业内人士照例会请找来的支持者免费饮酒。按这个广告的宣传语上说，一般医生均可获得“优厚的折扣”。
他们从大麻走到古柯是很容易的一步。当时东半球的古柯供应已经停止，西半球的供应却在扩大。国际间对可卡因生产有限制、需求量递减，加上日本参加竞争，使1925年以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古柯叶贸易一败涂地；后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又使日本的贸易停滞。安第斯山区的古柯叶生产却在20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中迅速扩大，1982至1992年最惊人，古柯叶生产增长了300%左右。这些古柯叶有一部分制成走私的可卡因运到了西欧，一小部分卖入东亚，绝大部分留在南北美洲，为可卡因的第二波大流行火上浇油。基于走私业的经济考虑，这股歪风只限于在西半球流行。用改装的大货车、船只、飞机做大量的、短程的货运，比利用带货的个人借行李夹层进行越洋的运输效率高得多。后来独霸可卡因走私的哥伦比亚，本来是用飞机运大麻，继而想到同样重量的可卡因利润更大，卡洛斯·莱德（Carlos Lehder）以及其他贩子才空运可卡因。（之后又将当地制造的海洛因加入营运。）哥伦比亚私枭前后整合，形成可卡因生产、加工、运销美国的周密网络。非法生产扩大之后，可卡因的售价下跌，1988年的批发价只有1980年的1/4。可卡因成为穷人也负担得起的东西，都市贫民区里到处有人抽“快克”（Crack，便宜的强效纯可卡因）。亨利·H·卢斯比。漫画中的卢斯比是许多著名的白人采药者之一，曾经辨识了近千种以往未知的植物。最后一次深入亚马孙地区探险是在1921年，当时年纪已是66岁。此行目的之一是研究当地人用来调制致幻饮品的一种藤本植物黄褥花科卡皮藤（Banisteriopsis caapi）。虽然年事已高的卢斯比不耐此行之苦，于7个月后折返，摄影者戈登·麦克雷（Gordon MacCreagh）却拍到了饮用该饮品的仪式，并且在回忆录《白水黑水》（White Waters and Black, 1926）之中把卢斯比不客气地挖苦了一顿。
与此同时，吸食半精炼的古柯膏也从初步加工的安第斯山区各国传遍了整个南美洲。买不起精纯可卡因的人可以用这种膏状的可卡因过瘾。在里约热内卢等城市里，游荡街头的少年都少不了它。这些孩子使用的瘾品琳琅满目：强力胶、汽油烟、大麻、烈酒、古柯膏或掺了古柯的香烟，俨然是刺激精神瘾品革命的浮世绘。吸食兴奋瘾品的后劲渐渐消失的时候，他们会吞下镇静剂安定（Valium）、罗眠乐（Rohypnol），以忘却犯罪卖淫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
他们滥用的瘾品虽然多样，却仍有许多种是他们连听也没听过的，更遑论滥用了。譬如就难以想象他们（以及南、北美洲的任何人）嚼槟榔或卡特，或是借卡瓦（Kava）消愁忘忧。这些东西始终未能在西半球风行，正如许多美洲的瘾品在东方一直不普遍。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历史之谜。
3 解开销售之谜
前文讨论过的影响精神状态的主要瘾品——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吗啡、大麻、古柯、可卡因，都一一变成全球生产的东西。哥伦布之旅以后的几世纪中，这些瘾品买卖遍及全世界，在东西半球或有种植，或有产品制造。古柯叶的情况比较特殊：先是安第斯山区栽种，继而东西半球均有栽种，然后回到安第斯扩大栽种。古柯叶提炼的可卡因倒成为欧洲与西非黑市的重要瘾品，在南北美洲普遍有人服食，可卡因是全球性商品，起码也是一项跨越大西洋的商品。
另外有10多种物质都具有颇强的刺激精神的作用，在某些文化中早有使用的历史，却始终未达到全世界皆有栽种的程度，也不曾像茶那样在18～19世纪传遍世界各地。为什么有些瘾品会成为全球化产品，有些却不会？这是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全球化发展成功带来的环境冲击也同样值得深究。欧洲的销售“我感到那么悠闲、那么放松，以至于觉得自己站不住了，必须倒进沙发里。”这是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初尝卡瓦后写下的感想。这是大洋洲各地常见的一种饮品，用卡瓦胡椒（Piper methysticum）的根制成。萨克斯承认他是“醉了，却是甜美的、暖和的醉意，所以会觉得似乎更接近自己”。他饮后睡了香甜的一觉，醒后头脑清明、精神爽朗，这不是喝了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料之后的典型反应。只要是在适当的状况下饮用适量的卡瓦，就可以产生一种极好的、净化的提神效用。既然如此，卡瓦为什么不是世界上最普遍被人饮用的瘾品？饮用卡瓦为什么始终限于太平洋的岛屿区域？
槟榔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将槟榔树的果实夹熟石灰用槟榔叶包着嚼食，也许始于公元前7000年。如今世界上大约1/10的人口会吃槟榔。这是一种带给人快感的兴奋剂，效用和烟草差不多。有人问印度裔的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嚼槟榔是什么滋味，为人风趣的霍尔丹只把两眼一翻，口里继续嚼着。为什么嚼槟榔几乎只限于非洲东部、东亚、东南亚、西太平洋？为什么没有传播到别的地方？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根本的理由是：不论是卡瓦、槟榔，或任何其他刺激精神的物质，若要达到全球销售与东西半球都普遍种植的程度，首先必须能在西欧世界成为普遍接受的药品或消遣瘾品，或成为西欧人的贸易商品。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400年中，瘾品行销世界主要是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商人、殖民者、航海人。因为这些人有能力有办法把他们所重视且在使用中的东西传遍全世界，而且往往传得相当快，烟草和咖啡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们的船只、植物培养箱、大农庄、记账法，都是刺激精神瘾品全球革命进展的必要工具。不过，他们为什么只喜欢某些植物瘾品而不中意别的？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的不适感太强。不论哪一种瘾品，都可能使某些服食者产生不舒服的反应。可能只是略有苦味，也可能强烈得难以忍受。初嚼槟榔的人会觉得非常辛辣，初饮卡瓦的人曾说味道如同粉笔灰泡在臭汗里，龙舌兰球（Mescal button）以及其他可能使人产生幻觉的瘾品都会使初尝者感到反胃。但是，欧洲人普遍接受的瘾品也往往令初试者很不喜欢——烟草即是其一。因此，初尝的反感只是原因之一，不是全部真相。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恐怕外表不雅观。人类是好虚荣的动物，历史上却时常低估这个因素。长期饮用卡瓦的人会导致皮肤粗糙或滋生皮屑。嚼古柯叶和槟榔会使腮帮子鼓胀。亚美利哥·维斯甫奇（Amerigo Vespucci）曾于1499年写下他对于嚼古柯叶者的印象，这是欧洲人最早的相关记载。在他眼中，这种人两颊塞满奇怪的草药，反刍般地咀嚼不停，实在是他所见过最丑陋最野蛮的人。嚼槟榔也会把牙齿染黑，使唾液变红。槟榔中的熟石灰会磨蚀牙齿上的钙质，只留下牙本质，而长期发炎与牙龈增生还将使这一截牙本质也脱落。欧洲人看了这种人固然会觉得可厌，但是他们自己的老烟枪模样、酗酒者的大肚皮与酒糟鼻头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外观的顾虑也不是欧洲人不接纳某些瘾品的唯一原因。
后勤运输条件不利的影响也许更大。古柯叶传入欧洲的脚步慢，就是受了运输不便的拖累。由于槟榔必须包着叶片嚼，需要种植与运输的植物多了一样，可能也是嚼槟榔迟迟不能传入欧洲的原因。后勤障碍阻断传播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卡特。卡特的叶子可以嚼食，也可以泡茶喝。其中所含的一种生物碱（即卡西酮）与安非他明很类似。欧洲人虽然早在1603年就见过卡特并对其有了记载，这种植物的商业性栽培却一直限于东非与阿拉伯半岛境内。卡特几乎是所有刺激精神的植物之中最不耐久存的，所以经济价值很容易丧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塞俄比亚等生产地区才找到代价颇高的权宜之计：用卡车把连夜采收的卡特叶送到飞机场，再由特早班的货机运往外地。
经常嚼食卡特也会有后遗症，包括呕吐残渣和严重的便秘。1957年亚丁港禁止输入卡特，泻药的销售立刻下降了90%。阿拉伯与西方的人士都在说，像羊反刍般地嚼卡特是一种“浪费时间的祸害”，对也门人的危害尤其深，因为据说他们会把微薄收入的一半花费在卡特上。研究医药的人类学家认为“祸害”之说未必公平，但也劝想要保持大便畅通、牙齿白净、荷包满满的人，以不买这东西为上策。已经习惯享受卡特的移民和难民当时仍希望能买到，但是进口货物被扣押，自己种植的人也遭到突袭搜查，所以货源极少。（只有英国许可空运卡特入境，供给境内的少数索马里居民。）瘾品当然可能在警方与海关的层层管制之下照样行销全世界，但一般都是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烟等浓缩状态的瘾品才值得这么做。而卡特的体积太大，太不便于走私。美洲的迷幻瘾品
适当的保存期、运输上的可行性、适宜的价格，都是瘾品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性商品的历史条件。但也不是有了这些条件就够了。欧洲人如何断定哪些瘾品应成为赚钱的作物与国际性的产品，也曾经受到非物质因素的影响。他们是基督教徒，对于凭借化学物质转换意识状态的做法不免存有疑虑，对于印第安人在仪式中使用的致幻瘾品尤其不能接受。
美洲原住民普遍有使用致幻剂的习俗，也许并非巧合。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的亚洲人经由西伯利亚陆桥迁移到美洲之前就已熟悉毒蝇蕈（fly-agaric，亦称蛤蟆菌）的用途。他们的巫师萨满（Shaman，原始信仰的巫者）靠着用它——或许也用其他致幻剂——与神灵界相通，在服食后悟得邪祟麻烦的缘由，为身心有病痛的人驱除病根。萨满原本应该找出各种可以帮他们进入恍惚出神状态的物质。迁移至美洲落脚的印第安人祖先把弓箭、矛枪、奔犬带到西半球，也带来了寻找致幻植物的习俗。他们努力的成果十分可观，一共发现并采用了100种左右。佩奥特仙人掌、龙舌兰豆、牵牛花籽、墨西哥裸盖菇（psilocybic mushroom）、黄褥花科卡皮藤只是广为人们所知的少数几例。欧亚大陆的文明社会对于这些植物一无所知，民间通用的致幻植物也寥寥无几，即便欧亚大陆土地比美洲广阔，居住的历史也比美洲悠久。
我们会以为，欧洲人既然误打误撞找到了美洲这个精神瘾品天堂，理当趁机补足以前荒废了的知识。按民族植物学研究者彼得·福斯特（Peter Furst）的说法，欧洲人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把致幻植物视为魔鬼的工具，认为这些都是阻碍土著皈依基督教的坏东西。这些植物显然有超自然的效能，但是印第安人的仪式之中并不见有基督，因此，那些效能只可能是从撒旦而来。这些植物因此应当禁止，不可以出口，更不可以买卖。
烟草显然不在福斯特此论之列。印第安人也在各种不同的仪式中使用烟草，尤其常用一种耐寒的烟草（Nicotiana rustica）。如今这个品种的烟草的尼古丁含量可以高达16%。萨满们抽、吸、吃、泡饮烟草，吸收的量之多，使他们幻觉恍惚到几乎会因用量过大而致命的地步——有时候也真的因而丧命。早期批评烟草不可取的英国人都会提及烟草在拜偶信仰之中的重要性，英王詹姆斯一世即是这一派的代表。他还曾不屑地说：“何不连印第安人的赤身裸体和崇拜魔鬼一并模仿？”然而，道德辩驳不会长久居上风。教会人士和他们的盟友百余年来已经把土著使用的许多致幻剂禁止、限制、赶入地下，却未能把烟草完全消灭。有些教会人士自己也染上烟瘾。
烟草成为例外，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各地普遍栽种的植物，而且用途广泛。有些部落除了种烟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农耕活动。殖民者（不论占了什么地方为农庄）、教会、贸易站都不可能完全避开印第安人吸烟的行为。魁北克的耶稣会修道长保罗·勒·热纳（Paul le Jeune）曾在1634年写道：“他们对此种药草的喜爱简直到了教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睡觉也含着芦苇秆烟斗，有时候半夜起来抽烟；他们行路时经常为了抽烟而停下来，进了家门的第一件事也是抽烟。”
殖民者看见印第安人把烟草用在仪式中，另外也当作杀虫的熏剂和治百病的药方，以及用于巫术以外的接近医疗的方面。本来欧洲人从很早以前就从东方输入药材，基于文化习惯，他们知道珍贵的瘾品都来自遥远的异邦，到美洲来也是要留意有没有新的、便宜的植物药材。西班牙来的殖民者更是奉了王命要积极加以寻找。在他们看来，烟草显然是不错的药材，它是“干燥”作用剂，正符合古时候的四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医学原理，应该有许多疗效。
欧洲人也渐渐明白，使用烟草未必会产生幻觉。想引发幻觉的人服食佩奥特仙人掌必定会产生幻觉，吸烟则不一定。欧洲殖民者——他们是信基督的、文明的、理性思考的——对于是否能在恍惚中与神灵界相通没有多大兴趣，却很重视具有确定而可预测的疗效与刺激精神作用的瘾品，烟草正合他们的意，作用不那么强的热带品种烟草（Nicotiana tabacum）尤其理想。
按这个观点，近代早期的欧洲人绝不容忍巫师，而且鄙视巫师的致幻药物，只接受作用比较和缓的烟草。这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传统见解，也是在外国传教的基督教教会人士之中仍然显著存在着的观念。太平洋的公理会传教士对卡瓦的印象就不好，倒是天主教人士明显有较大的包容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美洲已有长久的传教经验。
至少有一位具影响力的学者认为，当初欧洲人对于强力致幻剂的经验未必一概都反对或完全无知。但他也承认，欧洲人的相关经验不是宗教性质的。皮耶罗·康波雷西（Piero Camporesi）以半意识流的笔法写成的《梦的面包》（Bread of Dreams）之中，把近代早期的世界描写为饥饿与疾病不断肆虐的地狱般的地方。人人得不到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随处可见的是：发烧到神志错乱、伤口化脓、溃疡侵蚀着细胞组织，亦步亦趋的坏疽，恶心的淋巴结核，舞蹈症和其他使人胡乱扭动的病症，以及永远摆脱不尽的寄生虫和霍乱下痢。他们也受着“下等”面包的有害作用的折磨……那是令人产生幻觉恍惚的状态，神志不清的人和发疯的人、精神错乱的人和癫狂的人，都“昏头昏脑”而“麻木无知”，长期或一时的醉酒者，因饮了酒或——实在不可思议——吃了面包而歪歪倒倒，和跛足者、眼盲者、淋巴结核患者、瘘管病患一起，漫无目标地游荡，还有患疥癣的、肢残的、枯瘦的人，甲状腺肿大、腹痛、水肿的人。
康波雷西的论题是：人们赖以维持生命的面包已经成了有毒之物。饿坏了的人们把黑麦草（毒麦）和大麻籽等杂质掺入面粉，吃下腐败的、有麦角病的硬面包，因而产生幻觉，大家都糊里糊涂。诡异的是，不吃面包也会引起幻觉，因为饥饿会阻扰酶的制造，而大脑必须靠酶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不论吃不到面包还是吃了掺杂料的面包，“大批最穷困的人群……活在一个完全不真实的超越知觉的世界里”。
以上这种颇不寻常的说法的数字依据不明。我找不到“大批”最底层人群在陷入幻觉的状态下胡乱游晃的证据，倒是偶发的中毒事件可以确信是有的。可能使人产生幻觉、虚弱，甚至致死的麦角病毒可能是无意间中毒的缘由之一。不过麦角病后来渐渐变得不常见了。这种病毒在黑麦庄稼上滋生，在特别寒冷的冬季与潮湿的春季之后收成的黑麦中尤其常见。由于欧洲人逐渐用小麦、马铃薯、玉米取代易染病的黑麦，1660年以后的天气模式又是温暖而干燥的，发生麦角病的事例就减少了。蒸馏法（可以将染麦角病的谷物去毒）广为流传以后，有助于减少病毒引起的中毒，但也带来另一种后果较易预测的、意识不那么混乱的酒精中毒。
康波雷西的论述点明的重要事实是：刺激精神的物质可以帮助农民和劳工在不堪忍受的日子中苟活下去。欧洲蒸馏制酒的迅速成长，烟草输入的激增，都在历史学家所说的“17世纪全面危机”的时期发生，也许并非凑巧。在1590年出生，于1660年死亡的人（多数欧洲人当然活不到这么久）经历的时代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失业、传染病、恶劣气候、作物歉收、暴乱、屠杀、战争，只有14世纪最残酷的年月可以相提并论。这些人需要抽烟喝酒是可想而知的。
撇开宗教信仰不谈，康波雷西笔下那些表现典型综合症状的陷入幻觉的人，对于任何持久的经济活动而言，几乎都是无用的。至于只抽烟或喝茶的人，就完全另当别论了。这类瘾品能提神解闷，却不会引发幻觉，对于掌控农工的地主们就来得有利多了。“软性”的瘾品——巧克力、较淡的美洲烟草、东方来的茶叶和咖啡——之所以能打败乔丹·古德曼（Jordan Goodman）所谓的摇摇欲坠的欧洲自种瘾品的文化，这也是原因之一：软性瘾品更能配合新兴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不但如此，这些瘾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它们为商人赚的钱，为国库增加的收入，比它们在喝走味啤酒、吃大麻籽面包的旧秩序下能获取的可多得多了。区域性植物瘾品的未来
我们探讨某些瘾品而非其他瘾品能成为全球性商品的缘故与时机，只能够笼统地分析。如果要细究，每一件都有无数个原因，包括时间条件、运气、财力、政治、组织管理、文化倾向、权势阶级的好恶，甚至包括军事结盟——狂爱巧克力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与随即被感染的波旁王室结盟即是一例。
凡是限于区域发展的原因，不论说得多么详尽合理，都可以算是言之过早。因为，即便某种植物至今尚未成为全球性的作物或商品，并不表示它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也许槟榔和卡瓦或其他区域性植物瘾品将来会像香烟和啤酒一样通行全世界，由于烟酒有可能危害健康，槟榔和卡瓦等瘾品也许会取而代之，目前正在促销烟酒的公司也有可能销售它们。1969年间，智威汤逊公司（J.Walter Thompson Company）组成的新产品专门调查委员会建议“黎格特·梅耶烟草公司”（Liggett and Meyers Tobacco Co.）制造“小口槟榔”，依据的理由是：既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嚼，其中一定有什么道理。黎格特·梅耶公司推出这个项目之后，却没有人响应。不过这件事证明，老练且财力充裕的资本主义机制——智威汤逊公司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时时留意着植物性瘾品的发展前景。
此外，近10多年来，原来只限于区域使用的瘾品，渐渐在确立的商业范围之内或附近吸收到追随者。这都要归功于都市的市场、赚钱导向的经济，以及像“卡瓦条”这样的创新产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道路兴建，使槟榔方便运至首都莫兹比港（Port Moresby）等都市，推动了槟榔的商业化发展。诸如此类的区域内旺盛扩张，加上远地迁徙作为桥梁，可能是全球通行的前奏。例如，嚼槟榔在伦敦市的孟加拉社区已经随处可见，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也有波利尼西亚人在喝卡瓦。犹他州3年前受理了第一桩服用卡瓦影响驾驶的起诉案。据一位公路巡逻警员说：摩门教传教士把波利尼西亚人带到美国来，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文化一起过来了。
药草补充业是观察区域瘾品发展前景的另一个切入点。圣约翰草（St.John’s Wort）与麻黄属植物（ephedra）在北美和欧洲的市场上已经成为普遍可见的药草。有的业者引据德国的临床研究结果，将卡瓦和其他“天然”药方标榜为镇静剂“安定”的安全而有效的替代品。利用邮购公司、网站，或在保健品店、生鲜蔬果店、平价药店，都可以买到卡瓦精。一位销售副总裁说：“我们对卡瓦的前景看好。它有条件继大蒜、银杏、人参之后成为最热门的食品。”另一位促销者建议用柠檬水服卡瓦，就完全吃不出卡瓦的味道了。把卡瓦调在柠檬酸橙汽水里再加上糖，还可以用来待客。这是超越纯医药的使用方式了，令人忆起昔时蔗糖的甜味调和了苦味的功劳。环境影响
假使卡瓦或槟榔更进一步商业化，假使这两种植物在西半球大规模地种植，对于自然环境会造成重大而且几乎一定是有害的冲击。全球的瘾品作物，包括制成酒精的糖、谷类、水果、块茎的部分，都对生态系统造成深远影响。我们习惯从罹患肺癌或酒醉驾车等个人事故的角度来计算瘾品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最严重而长远的影响也许是在环境方面。精神刺激革命所造成的森林消失、土壤枯竭与侵蚀、化学废物的排放、除草剂与农药的毒害，都已经加速各个地区环境的恶化，也连带损及生活在这些环境里的人们的利益。
近来的古柯叶扩大栽种——“席卷热带农业的大侵略者”——已经破坏了上百万英亩的森林地，情形与19世纪巴西大肆栽种咖啡的时候相似。秘鲁的栽种者为了辟出种古柯叶的空地，将森林滥砍后放火烧，使上瓦亚拉谷（Upper Huallaga Valley）在8～9月里被浓烟笼罩。这些森林区的土质有很多是“湿沙漠”，土壤底层薄，混入灰烬种植作物后不久就耗竭了。种植者于是再辟新的空地。耗尽的土壤没有森林遮蔽，会被大雨冲蚀。水灾越来越频繁，土石流将村庄掩埋，河流淤塞，环境灾难接连不断。东南亚和危地马拉的鸦片田，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大麻田，都是用砍烧森林的方式耕作，也都发生过同样的问题。这些地方要重新长出茂密森林，恐怕得等上几百年。在森林未生长的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地球大气层在增温。
违禁瘾品的加工往往就在产地的附近，加工设施是破坏环境的另一个祸首。在安第斯山地区，每将1公顷田的古柯叶制成古柯膏就会制造2吨的废物，包括汽油、煤油、硫酸、氨、碳酸钠、碳酸钾，以及浸泡洗刷古柯叶用的石灰。加工者任这些化学废物渗入地下、流入河川，又使水生动植物被毒害。提炼吗啡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果。可卡因的走私者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还兼偷卖雨林中濒于绝迹的物种，不论死的活的，或当宠物，或卖剥下的兽皮，有的充当催情药，有的用作民间药材。哥伦比亚卡利（Cali）的走私集团利用大批渔船把违禁瘾品和珍奇动物经加勒比海地区一起运到美国。
不赞成禁止瘾品的人士说，问题不在加工提炼某种生物碱，而在这种加工被认定为非法。如果加工合法了，有执照的从业者自然会在有适当防范与监督的工厂中进行加工。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毒品走私者在卷着油布的丛林实验室里作业，一面把溶液随便倾倒，一面打量着可以抓来卖钱的巨嘴鸟。这种论点看来有其道理，却会误导人。因为，以往完全合法的瘾品种植一样会对环境造成重大伤害。
烟草会将土壤中的钾碱、钙、氮迅速耗竭。弗吉尼亚州东部最肥沃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田地经过3年耕作就会耗竭，此后20年都不能再种烟草。在每名农工至少负责50英亩的广大农场上进行轮作，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但切萨皮克的农场主后来还是把目标指向茂密林地肥沃的、富于腐殖质的黑土地，树林于是被他们的仆佣奴隶砍得精光。北美洲东部的原始森林消失许久以后，烟草依旧是许多国家——例如坦桑尼亚——森林滥伐的元凶，因为熏制烟叶需要大量木材。每熏制1英亩田地的烟叶，大约要耗损1英亩的森林面积，确实数量因各地烟草库坊的效率不同而各异。烟草田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不但污染水源，还培养出对杀虫剂有抵抗力的蚊子和苍蝇，形成热带环境中一大麻烦。
耕作技术上的改变也会扰乱生态环境。中南美洲以往一向种植的咖啡灌木都是生长在果树或其他树木的荫庇之下，以防阳光直接照射，遮荫的果树又可以收获鳄梨等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遮荫的树木庇护着多种不同的鸟类，数目仅次于雨林。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业者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咖啡生产国引入新品种卡图拉咖啡（即Café caturra），可以不需树荫而快速生长，收成量高，但必须使用大量肥料和农药，并且需要靠除草剂来消灭竞争生长空间的其他草本植物。这种咖啡树如今栽遍以前栽种粮食的平原与山坡，也栽满已经砍光果树与森林的旧咖啡农场。鸟类学家已经发现，“太阳咖啡”的高科技农场里几乎不见鸟影，所以在倡导改种符合环境绿化的“树荫咖啡”。
因为种植瘾品，必须铲除森林为农地，必须开路以便运作物到市场。这两种过程都可能无意中挟带外地的动植物。农场工人和筑路工人每到一地，要带着种子批、工具、家禽家畜、行李包袱、压舱物，以及其他方便异物附着或藏匿的东西。英国植物学家亨利·里德利（Henry Ridley）曾说：“在锡兰，我得走上好几英里路才能脱离南美洲野草蔓生的地区。”在美国加州等地，阿根廷蚂蚁是侵扰农业与家居生活的害虫，它们是在1891年前后跟着咖啡豆一起经新奥尔良进入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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