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雅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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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重回生活的社会(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丛书)试读：
文前辅文
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绪论扬起生活的风帆一寻找社会的原点和支点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记录着我近几年的学术探索之旅。核心议题是探索“社会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说“到底”，有刨根问底的意思。因为自近代社会科学在欧洲诞生以来，就绕不开对“社会是什么”问题的回答。自那时以来，对“社会是什么”回答的各种说法繁多，莫衷一是，到了“后现代”，甚至连社会概念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如宣布“社会之死”“社会概念的终结”等，还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那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的“名言”。归结起来，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无论是重结构的整体主义研究范式还是重行为的个体主义研究范式，以及后现代五花八门的学派，都显露出种种概念迷思，它们阐发的各种社会概念和社会观念，已经不能提供卓识洞见和想象力了，不能满足当今时代的中国和世界更加关注提升人自身的生活质量的发展诉求。英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说得好：“如果没有对社会的合适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希望[1]改变它呢？”
社会范畴是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安身立命的概念基石，对“社会”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为发展实践提供怎样的学理依据，也关涉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构建怎样的基本学术信仰、认知基础和研究进路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跳出西方社会学的眼界，从现实实践出发另辟蹊径，重新奠定社会基石。“大道”从来都是“至简”的，最真实的东西往往是最朴实的。学术研究被称为理性的游戏，但仍要把直觉放在第一位，直觉常常通“天意”。对于社会概念的求索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逻辑入手。费老在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跨越民族和国别的界限，从追本溯源、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文化自觉”，那么首先就要从把我们人类自己看成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化式生存的“生活性动物”谈起。这就是讨论“社会是什么”问题的理论原点。费老说：“人原是动物的一类，衣食生活，七情六欲等生活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的演化”，但生物界演化到了人这个阶段后则形成了超出其他动物的能力，“一个个人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聚在一起形成群体，通过分工合作来经营共同生活，满足个人的生活需要”，形成“谱法”，就逐渐形成了社会性的生活共同
[2]体。因而他说，社会是人为了生活而造出的“实在的世界”。费老在这里就讲了一个“大道至简”的道理。古往今来，不管社会形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复杂到什么程度，这一基本逻辑并没有变。正像鸟巢一样，不管“巢”编织得多么复杂、多么巧夺天工，它都是不同的“鸟”为了自己不同的“生活”而编织的，并且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因此考察鸟巢时不能离开鸟的“生活”而孤立地考察鸟巢的外部结构，因为鸟巢是“鸟”和“巢”共同生成的统一体。当然，人类的“鸟”和“巢”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在此我特别要提出的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但至今我们对他的遗产从“事理”层面做的阐释较多，而从“学理”层面的挖掘尚有不足。费老晚年被忽视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把生活引入社会的核心内涵，反复表述“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3]生活，形成社会结构”；“许多个人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生活，这就[4][5]是社会”；“社会就是为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一个谱法”；社[6][7]会就是“人类生存方式”“社会就是群体生活”；等等。这些最直白的语言恰恰返璞归真地揭示了社会的实质，建立起了生活本体论的社会学信仰和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实现了对“社会的再发现”，同时也为社会学研究范式带来一场革命。而西方社会学是以现象与本质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为基础的，它的根本缺陷被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点到了命门：“遗忘生活。”在西方社会学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社会概念解释方面，生活具有外部性，在高傲的“本质”“理性”“结构”面前，“生活”只是作为背景因素或者被恩赐的消极对象。其实，在社会里，生活并不是坐享其成的因素，它是社会一切伟力的根源。游离于“鸟”这一生活主体能动性而外在孤立地考察“巢”，并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鸟巢”，这样的社会概念的构建不但使社会游离于生活原点，同时也失去了社会的支点和原动力，不能为人类构筑当代“鸟巢”的实践提供指导原则。
纵观历史，人类的历史演进客观上存在一种悖论效应。冯天喻先生做了这样的表述：“历史演进包蕴着悖论——前现代有可能构成现代阻力，现代则埋伏着后现代路上的陷阱，而后现代在超越现代之际[8]往往须借助对前现代的创造性复归。”具体到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内在逻辑关系所包蕴的悖论来看，可借用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的参禅的三种境界加以表述：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悟有禅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对此我在本书第三章的一段话可做解释。
有文明史以来，人类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过程走过了一个螺旋式的“圆圈”。古代先民们是用生命、生活现象解释社会现象的，当然这种认识处于前科学的朦胧状态，即生活同自然和社会现象处于模糊的“合一”状态。这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阶段。到了近代，在西方工业化发展时期诞生了社会科学，人们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具有了科学理性趋向，形成了质的认识飞跃。但是西方建立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加上西方文化中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形成了现象与本质二分的社会研究范式，把生活排除在本质、永恒事物之外，从而造成了生活和社会割裂，在认识上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而到了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提出了在社会发展中提升自身生活质量的强烈诉求，社会科学研究也出现了向“生活世界回归”的[9]趋向，有的学者还用“生活和世界是一回事”来表述生活和社会的同一性。由此，人们的认识经过螺旋式上升，又重新回到了“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阶段，从而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回到了从生活出发诠释社会的基点上。
今天的社会学人对社会的解释需要达到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所说的“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境界，建立起“生活论”的社会范畴解释框架，在社会的内结构与外结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互动生成上阐释社会的内涵。
从学理脉动上看，社会在冥冥中是存在“钟摆效应”的，社会的外显结构无论它摆动的幅度有多么大，最终都会回到生活的原点上，由生活来校正摆动的幅度和走向，生活永远是“定心锤”。
以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过程为例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最终靠历史的力量得以匡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历史的力量和人民的意志，党的路线回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路线上来。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又受到GDP主义、拜物主义的困扰，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和生存困境，“钟摆”又走到了另一面。党的十八大把实现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核心的“中国梦”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方略，社会的钟摆又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所谓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就是回到以生活为原点的路径上来，建立生活和社会躯体良性互动的生成性关系。我还要强调一点：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当生活（复数的概念）同社会其他因素发生复杂的矛盾甚至严重的冲突时，最后胜利的一定是生活，一定是它所承载的人性的力量。生活就是庄子笔下一搏冲天、自由翱翔的鲲鹏。在社会领域，“生活之外无他物”。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把生活纳入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展现生活的伟力和建构功能，那么“生活是什么”呢？在崇尚理性和本质的西方社会学中，以现象形态存在的生活难以获得科学范畴的地位，或者在被矮化的“日常生活”概念层面上使用。对此，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等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指出其局限性。例如，卢卡奇的学生匈牙利著名学者赫勒就指出，“日常生活”是“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人类活动的基础领域和“第一领域”，但它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域和构成要素，而是较低层次的概念，“只要对物的占有要求在需要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特性就将依旧是人的日常生活的主体”。她指出，在日常生活领域之外，还存在“自为的”代表着自由意志的非日常生活领域，“这些成分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为生活提供意义”，“表达了人性在特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10]度”。这就表明日常生活概念并不能覆盖生活的全部领域的意涵、功能和特性。
我在本书中强调，生活是人这种具有无限能动性的特有生命形态的存在、展开和实现形式，它的活动可被描述为在“六个统一”的空间中展开，即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生活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生活需要的生产性活动和满足性活动的统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统一，实然生活与应然生活的统一以及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统一。只有在这样广阔的空间中翱翔，生活的鲲鹏才能“扶摇直上九万里”，“远而无所至极”，显示出在社会构建中的无穷伟力。这种伟力是在人与社会互动的两种类型的生活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即直接的情境化关系和通过制度、法规、政策中介而发生的间接性关系，赫勒称之为“双重对象化”。协调好这两个关系，就会构成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历史性生活能力”。
我们建立的这一生活概念试图体现三个超越：一是对“物化”范畴的超越，学术研究应向生活回归；二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从而释放人的生命的无限潜能，防止社会陷入“日常生活的平庸”魔咒；三是对“此时此刻”的超越，跨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界限，展现生活概念的历史和文明的内涵。
当然，我们构建的这一生活范畴还属理论形态和概念模型，但提供了解析生活概念的认识方向，并且随着人类生活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必将动态地向现实形态演化。
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立意和论述的出发点，即试图从中国实践的主体性出发，构建一个新的“生活论”的社会概念解释框架。这一概念是否可以对戴维·麦克莱伦“如果没有对社会的合适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希望改变它”之问做出回答呢？二我的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
我想借此谈一下我上述观点形成的学术心路历程。
我是20世纪改革开放后的70年代末从省委机关转到刚刚恢复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在此之前的人生经历中，我经历过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有过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过程的痛彻记忆。1964年大学毕业后，由于长期在基层工作和生活，深切感知人民生活之艰难。我是新中国第一批戴红领巾、最早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少年儿童，社会主义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信念深扎在脑海之中。从那时起受到的教育和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使我一直怀有“济苍生”的志向。也正是这种志向，使我在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后，选择了认为最能体现我的意愿的刚刚恢复重建的社会学专业，并很快确定了更能体现“以人为本”诉求的生活方式研究方向。
我国的生活方式研究始于1981年，在那一时期，呼唤生活方式研究的有于光远、杜任之、罗元铮、王玉波等学术前辈和“老革命”，他们都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国学基础。我是其中的晚辈，但与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并在1981～1982年发表文章倡导生活方式研究。我和这些学者共同表达的思想，即依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的理论，提出我国在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指导思想，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以后，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把在全社会创造良好的生活方式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并将其纳入战略层面加以考量，避免发展中出现新的伤害人们真实需要的负面因素，最终实现人民生活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与目标。那一时期，我一方面主要依据我所熟悉的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做了生活方式理论的探索工作，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获得我国第一个研究生活方式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完成了《生活方式概论》《闲暇社会学》等专著；另一方面，又从1980年开始了实际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了我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中、英文版上发表。该文从特定的视角，全面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那个时期城市居民的实际生存状态，并对如何改善人民生活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该文发表后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和理论与实践效益。由于从事专业研究之前我打下了较好的社会调查和文字功底，所以进入专业研究的速度比较快。我对生活方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差不多贯穿了整个80年代，这一时期是研究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当然，8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气候乍暖还寒，我也因文得咎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的同时，出现了以“翻番”为纲、GDP挂帅等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特别是到90年代中期以后，在GDP挂帅、“市场迷信”风潮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出现严重的失衡问题，物质主义、“金钱拜物教”、消费主义的风潮愈演愈烈，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领域出现了许多消极现象，表明我国的发展对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具有悖论的性质。一方面，由于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对私人生活控制放松以及社会开放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的生活方式自由度增强，我国整体生活方式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失衡、物质主义、“金钱拜物教”等风潮的影响下，在生活方式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迷失、信仰真空等“生活方式危机”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感觉到了，于是我形成了这样的学术思考：研究生活方式不能就自身研究自身，解决人们“怎样生活”的问题须同社会“怎样发展”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后来我把这种学术思考概括为寻求“生活美”与“发展美”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追求，并力求将其转化为我的学术实践。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辟了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研究方向，经济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如何平衡的问题成为我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这期间我发表不少相关文章。1988年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改革、发展：整体性及其评价体系》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现代化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本位，走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路子”，引起较大反响。1990年，我在全国性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上，提出了创建“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验区”的倡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并在湖南省弋阳市、山东省莱芜市和黑龙江省肇东市先行试点。中共黑龙江省委任命我兼职黑龙江省肇东市副市长，具体负责实验区的实施工作。
但是，总的看来，这项实验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主要原因是作为实验主体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行为是受GDP政绩考核指标指挥的，为了攀比经济效益，相关人员在施政上往往以牺牲其他事业的发展为代价，甚至一度把色情业视为“无烟工业”鼓励发展。这样，实验区的实施方案自然难以得到落实。从全国性更大范围看，人们为“GDP主义”和“市场迷信”的思想所左右，反映在政策实施上，则表现出很难同市场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并导致社会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生态破坏、道德沦丧、生活文明程度降低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发生。于是“发展为什么”问题又重新引起了我的思考。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撰写了《繁难的超越》《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等专著以及一系列学术论文。在这些论著中，我反复论述和明确提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的问题，在多篇论著中我提出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应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努力使发展速度和质量取得平衡，从而走出一条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并阐明要正确处理好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三对关系，将协调发展作为“发展美”的理想模式。在此基础上，要努力构建一种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在身心和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生活美”的体现。“生活美”和“发展美”的统一，体现的是“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构建的统一。[11]
我对这些思想主要是从发展理论加以表述的。我除了吸收马克思的一些理论思想之外，还特别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印度裔学者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部著作中获得了启示。在该书中，阿玛蒂亚·森用人们享受生活的“可行能力”和“实质自由”来定义发展的内涵，指出创造财富、增加收入等“功能活动”最终只属于工[12]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从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意识出发，我于2008年撰写了《发展：回归生活本体》论文，并于当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做了大会主题发言。
但是在这之后，我的研究思路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我感到，中国目前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产生受到自然科学的很大影响，科学主义、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居主导地位。在思维方式上往往是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认为“生活”并不能提供“世界本质的信息”，因而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西方社会学是排斥生活地位的，这又突出表现在对“社会”这一基础性、总括性概念的界定上。从西方古典社会学的两大流派的主导倾向看，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奉行的是“物化观”，他所讲的“社会事实”往往是外在于人和滤掉生活的；以韦伯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又往往把社会视为个人行为组合和相互关系体系，否定社会的实在性。后现代主义社会学虽然对古典社会学进行了全面的解构，但对社会概念的各种解释同样没有给生活留下多少位置，其中一些后现代主义流派甚至否定了社会概念本身存在的合法性。
对于西方社会学中把人的生活物化、抽离化、外在化的倾向，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批判。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就指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了上个世纪物理学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机械论式的，同时也是决定论式的。因为它是按照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研究对孤立的现象产生影响的规律和规则……这样的审视从社会学的领域排除了一切设想事件参与者、主体、责任、自由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专业化所导致的结果[13]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对社会、对人和生活的思想贫乏至极”。还有的西方学者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的世界观进行了批评。比如胡塞尔指出“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受到实证科学的规定”，但因此却使“极其重要的问题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这种研究只关注事实，却不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他还指出，由于人们的全部思考已经将理念世界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真实的生活[14]世界被掩盖了。加芬克尔也指出，以“科学性”牺牲“社会性”，抽离丰富的社会情境与真实的社会内容，其建构的理论缺乏必要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总之，正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体系的根本缺陷是“遗忘生活”。我们需要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和概念体系的构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突破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范式。
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快递员给我送来了网购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先生新近出版的《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一书，我立刻快读起来。在该书中，作者以恢宏的“致广大”气势和“尽精微”的观察，放眼中西历史300年，站在历史的高处，深刻地论证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石破天惊的巨变和创造奇迹的历史意义。他指出，正是通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形成的“中国因素”构成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启动了“四重历史趋势”的大反转。“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是一场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带给世界的是历史坐标开始翻转。中国的发展经验打破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录，颠覆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解释的各种解释模式与理论[15]预期。”该书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台湾学者在书中流露出的是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感，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心灵深处的激荡和惊喜。这启示我们，今天到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体性，来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时候了！必须认识到，中国学术已进入了原创时代。
目前我国13亿多人，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努力，在“中国梦”三个要素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核心是“人民幸福”，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不但要实现国家强盛的“发展美”，也要实现惠及每个人的“生活美”。关于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3日发表的《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做了很多明确的表述，在提到中国发展时，他说：“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不但要体现在经济总量的提升上，也要体现在“国民生活的魅力度”上。从这样的发展理念出发，我们在重释作为社会科学总概念的“社会”意涵时，其内涵应能容纳“发展美”“生活美”的诉求和建构。为此，就要在解释“社会”概念的研究范式上敢于突破，要有中国学者的担当和勇于挑战。经过繁复的研究，我找到的研究方式就是建构“生活论”研究范式，把生活纳入社会概念的内涵并形成新的概念结构和解释框架，这也就是我在第一部分讲的本书的基本立意，并以此出发，进一步阐释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下一部分要讲的。三本项研究的思路和结构安排
本项研究的学科基础是社会理论，定位为对重大范畴概念及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以及社会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总的来看理论研究偏弱，经验研究虽多，但缺少中国化的独创解释框架，特别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理论思潮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理论研究又更加偏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巨轮的轰鸣，都能目睹推动历史进步的大事件、大行动、大举措的发生，都能倾听到中国的“大故事”。固然，社会学者需要对“小生活”“小故事”做见微知著的研究，但也需要有大视野、大格局，从“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大故事”中进行宏观理论的建构。宏观理论研究不等于抽象思辨，而是基于宏观社会事实对实践的理论提升。宏观理论研究将为其他层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方向、理论信仰与认知基础，使学术研究取得“不畏浮云遮望眼”之效。
本项研究遵循学术有效论证的规则，采取的基本方法论就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的“大实践”出发，凝练出“中国问题意识”，进而采取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宏观理论与概念的建构。由于本次研究突出问题导向，我认为最好的研究方式是专题研究，对一个个理论概念进行攻关。这种研究方式最后成书时难免有条理衔接不够严丝合缝之嫌，但却有助于论述的深度挖掘。本项研究的逻辑顺序如下。
首先，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要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汲取智慧。马克思的理论在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也是无法绕开的。在今天，我们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时，既要站在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歪曲和否定马克思理论科学价值的立场，同时也要反对对待马克思理论的僵化教条态度和依赖传统解释路径的思想慵懒作风。我特别提出，长期以来，存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误读。我们的研究，需要站在今天的实践高地上创造活的马克思理论。为此，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史中有标识性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进行文本考察。采取的分析框架是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般”原则置放到马克思社会演进“三形态说”中，经过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后提出，物质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关系构成社会基础的只是部分社会形态的属性，社会主义将为最终“终结”这种社会形态创造条件，实现历史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不是“物质本体论”，而是“生活本体论”，属于文化范畴。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建构应有精神制高点，内在地包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它的结构应包含“生产为什么”“社会生产何以可能”“好生活的社会形式”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重释中，我还提出当代中国发展要把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社会主义目标的至上性内在地统一起来等观点。
在第二章中我们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对社会范畴进行了新的阐释。这是一个很艰难的研究任务，因为自从具有科学意义的“社会”范畴被发现以后，西方社会学对其概念意涵的认识长久陷入迷思，各种解释已不能为人类新的社会生活实践提供卓识洞见。本次研究发掘出了一直被学术界忽视的费老对社会解释做出的独特贡献，费老打破了西方社会学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把“生活”引入社会概念内涵，建立了社会范畴的生活论研究范式，返璞归真地提出社会不过是一个个人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群体结构方式。费老的这一“社会的再发现”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不但破解了围绕社会范畴的一系列难题，而且重建了社会学信仰，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也为中国社会学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前进道路。
在上一章用“生活论”阐释“社会”范畴之后，第三章进一步形成的问题意识是：“生活到底是什么？”“生活”可不可以成为具有重大解释价值的科学范畴？提出问题的现实迫切性是：中国以至全球的发展日益把对人的生活及生存状态的考量提到了核心议程，但当代发展对生活理论的需要同生活概念的不成熟性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人们往往在未经反思的前提下使用并不确切和完整的生活概念。因此“生活是什么”的问题成为待解的重大课题。本章在学术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生活概念质的规定性，指出生活是由个体所承载的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社会性存在、展开、实现形式及意义追寻组成的行动集合，并在主客体互动生成中内在地成为社会建构的核心结构和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力。本章还在同日常生活、日常性概念的比较中进一步揭示了生活概念的整体结构和特性，论述了生活概念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石性概念地位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范式创新意义。
第四章中，我们特别超越现行的理论研究范式，对建立社会学新的“生活论”研究范式进行了论证。本章的问题意识是，社会学发展至今尚不是一门业已成熟的学科，一些流派和思潮仍没有完全摆脱“某种幻象支配”，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往往偏离生活本真。因此在今天，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从实践对理论的需要出发，不是在枝节上而是在总体上返璞归真地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范式。在这方面费孝通晚年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阈限，提出了建立“生活论”研究范式的理论思路。此外，日本社会学创立“生活结构论”，特别是广田康生在对移民社会的考察中，从生活逻辑出发，通过对生活者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如何结成“个人关系网络”进而在同正式制度的勾连中如何组建起属于“自己的社会”的实证研究，为“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启示。本章的重点是综合费孝通和广田康生的研究，从基础理论、方法论、概念体系以及可操作的研究方法等五个层面建立起“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整体分析框架。这对增强社会学的解释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在上述各章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在走“生产型社会”道路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西方的“消费型社会”模式是不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扩大消费内需是否等于走“消费型社会”的道路？本章从“全球化时空结构”及中国“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出发，首先从演化史的角度分析了西方消费型社会在其发展中表现出的社会进步和具有致命弊端的两面性及不可持续的特征。其次，从“全球化时空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促进消费、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的过程中可以从西方“大众消费”发展模式中汲取有益成分，深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但不能顺应西方经济霸权主义，采用“消费型社会”的模式。再次，从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性”性质、当代社会理论的最新成就以及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论证了中国创造新型的社会文明、走“生活型社会”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提出“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六章，涉及的是我长期研究的生活方式领域。我从本书的思路出发进行了新的阐述。如前所述，“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美好生活，一方面需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比如，我国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五位一体”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就是为普遍的、具体的、个人的“美好生活”的实现创造良好条件，但美好生活又是一个个生活主体自我构建的过程，这个方面的问题正是生活方式的研究所要回答的。在本章中除了梳理学术史外，我重点总结了我国自1981年生活方式研究起步以来30多年研究历史的经验，重新对生活方式的理论结构、生活方式在“美好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从生活方式视角对一系列重大理论的关切做出回应。
在上述的研究中遇到了一些重大的理论挑战，我所做的一些创新性阐释总体上看属于探索性研究范畴，如果所做的这些研究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我也就感到欣慰了。书中的观点或许被认为有些偏颇，但我的体会是，只有“偏颇”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当然顺着我的研究思路，还会有许多新的需要求解的理论问题被提出来，同时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地”，做些更具体、“尽精致”的研究，实际回答生活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我会继续我的探索历程的。
[1]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郑一明、陈菩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252页。
[2]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111～112页。
[3]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286页。
[4]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34页。
[5]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112页。
[6]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113页。
[7]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34页。
[8] 冯天喻：《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第3页。
[9] 〔英〕唐·库比特：《生活 生活——一种正在来临的生活宗教》，王志成、朱彩虹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第7页。
[10]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集团，2010，第113～116页。
[11] 王雅林：《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12～214页。
[12] 〔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9页。
[13] 〔法〕埃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阎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4页。
[14] E.Husser. 1982. Diekrisis der Europdtischen Wisstnschften and die Transzndentalt Phaenomenologie Pnatnomenologie FeliaMeiner Verlag.4.52.
[15] 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2页。第一章寻找人类美好家园：马克思的求索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1]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在今天，我们从事社会理论研究仍需向马克思请教。在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上，我们既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的否定态度，也反对僵化教条、思想懒惰、脱离生活、不思创新的态度和意识形态说教。正确的做法是，从今天生机勃勃的发展实践出发，以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深入的文本研究，通过严肃的科学工作“再出发”“再创造”“重新发现马克思”，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宝贵理论遗产。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具有标识性地位，但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该著作存有诸多误读，特别是存在“物质本体论”“经济决定论”的误读，且文本自身也存在一些复杂情况。因此，如何正确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本章中，我们依据马克思社会演进“三形态说”，将“社会轴心转换”的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般原则”，描绘和阐释了人类社会宏观变迁的“社会形态—过渡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新过渡形态—社会形态”的复杂演进图示；指出，不能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解释成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然之“物”，也不能把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解释成“物质与精神范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应被纳入指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性生活过程的文化范畴，其本体论的基础是“生活本体论”。物质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关系构成社会支配地位的情况。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社会才具有完备的形态，社会主义是从“社会经济形态”向真正的“社会形态”转化的新型过渡社会形态，它为“终结”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创造条件，实现历史的超越，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即“人类真正的自由王国”，从而为人类创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生活家园。
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应内在地包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出发，本书提出作为社会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应内在地包含“生产为什么”“社会生产何以可能”和“好生活的社会形式”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说”，并在对历史唯物主义重释的基础上，提出要把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社会主义目标的至上性内在地统一起来；超越GDP主义和“消费型社会”生活模式，而走“生活型社会”发展的路子；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良性互动，共同创造以人为本的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合三而一”的社会动力体制。第一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的中国来说，最根本的目标是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建设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家园。为此，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其中，特别具有方向性的顶层理论建设意义更大。而理论建设的必要条件是从中国国情实际、文化特点和发展实践的需要出发，在思想理论上采取开放的态度，勇于和善于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成果，并进行自主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而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欧、北美的“早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就形成了许多解释自身经验的社会理论学说，其中被西方学者称为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以及托克维尔、孔德、滕尼斯、齐美尔、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又形成了许多后现代社会理论。但迄今为止，在各种解释社会的学说中，最具影响力、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吉登斯曾在历数了诸多古典社会理论大家之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在当今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学者（如果从马克思著作具[2]有更深刻的知识内容的角度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他还特别指出，即使到了“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念而言，它体现出[3]弥足珍贵的价值”。1.对待马克思理论的两种错误倾向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哲学学说，也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学说，是极为宝贵的社会理论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在中华大地上开创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现代化事业来说，仍然显现着巨大的理论价值。从总体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发的发展规律之中。但问题在于，我们同马克思相隔着一百多年的时间，又跨越着东西方的社会空间，时空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针对今天中国的具体条件写的，因此，我们秉持的重要学术态度应是，不能把马克思的某些话语当作理论公式拿过来套用，关键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开发这一思想理论宝库。
在对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问题上，有两种态度是我们要反对的。
一种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态度。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属于社会思想的“史前阶段”，已经过时和失去了科学价值，而真正开创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历史的是涂尔干和韦伯那一代学者。但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实际。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存在的一个现象是，不管某个学者对马克思的理论采取何种态度，或赞成或反对，都绕不开马克思的“幽灵”。特别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仍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得到回应和继承，不断提供着新的理论生长点。这说明，马克思在今天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还有一种情况同样说明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是不可磨灭的，即：在苏联和东欧解体，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处于低潮时，一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纷纷离开马克思，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吉登斯理论中否定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成分也多起来；但“每当资本主义国家贫富过分悬殊或重大经济危机出现时（经济危机的确经常出现），马克思主义就会以契合时代要求的某种理论形式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即使那些平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持批判或拒斥态度的人也无法拒
[4]绝”。这说明，解决当代发展和人类生存问题，总是绕不开马克思的理论的，人们会不断回到马克思，重新思考“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我们也看到，鉴于社会主义实践在国际国内发生过一些严重失误，以及在当今世界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仍处于强势地位等情况，西方自由主义的否定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在我国产生不小影响，这在某些知识精英和“大V”中有所表现，甚至有人喊出了“把马克思主义赶出中国”的口号。
另一种是对传统、僵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路径依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苏联的影响很大。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伤害，并严重破坏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声誉。需要指出的是，其理论至今仍以某种路径依赖的方式对我国产生着实际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与把握马克思的理论精髓相去甚远。用这些僵化教条的理论去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必然显得苍白无力；用它去进行理论教学和宣传，往往因为同现实的生活和实践相脱节而成为令人生厌的东西，处于无人唱彩的失语状态；用它去指导工作实践，则会发生严重的偏颇和失误。所以，僵化教条、不思创新的理论同西方自由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污名化”一样，在我国同样有害，我们有责任清除它，我们希望马克思在天国看到他的思想在今天中国的传播情况后，不要再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
但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还要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文本研究上具体解决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以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为此，我们需要从认识上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从今天生机勃勃的发展实践需要出发，以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去审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今天的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同马克思时代相比，历史场景、科学水平、实践水平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相比之下我们更站在社会历史时空的高处。马克思思维的重要特点是，一切社会存在都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暂时性，因而对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事物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坚决反对把他的理论当作教条和绝对化真理。他曾戏谑地对把他的理论当成教条的人说，如果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不是。“现实的人和他们的生活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从事理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实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5]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们要站在新的“现实生活面前”，从今天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出发，把马克思理论中活的、有价值的东西发掘出来，同时又勇于“接着说”和“再出发”。
第二，在对待马克思的理论时要经过本土化的创造性转换。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科学结论，有些是经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得出的，但其中不少研究难以脱离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特定的历史背景。比如，中国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就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预期。所以，我们今天在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时，要考虑时代条件的不同，而且也面临着对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的考量，因此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要下“本土化”创造性转换的功夫，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对待马克思文本著作的研究，具体考察其具体写作的学术背景很重要。马克思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感慨地说到，他在研究时像面临地狱入口处一样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但受具体学术条件的限制，当时研究某一问题时可能占有的学术资料有限，又可能受到当时欧洲具体学术氛围的影响。还有一点是，在马克思的浩繁著作中，有大量是在他逝世后直到20世纪上半叶陆续整理出版的，不少是草稿、提纲、读书笔记等，这些都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迹，但并没经过马克思本人的严密加工和推敲，有些是后人整理的，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时，不必拘泥于个别篇章和词句。另外，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在他们几十年的学术探索中，经常指出自己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和“过错”。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今天我们虽然与马克思已相隔一百多年了，但我们的思想水平在很多方面仍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我们仍需要向他虚心求教。但是，我们也要具有严肃科学的态度，不必回避马克思在某些探索中的失误和“过错”，我们要勇于依据今天的学术成就、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加以订正，这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时应有的态度。第二节重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解释框架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形成的宝贵理论体系。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人们一般是根据其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经典话语加以阐发的。《序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说具有标志地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有像《序言》这样对自己的观点做了如此高度概括的经典表述。这些耳熟能详的观点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等。1.对《序言》理论评价的误区
对于《序言》中的经典表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序言》刚一发表，恩格斯就做出这样的评价：《序言》阐述的观点：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只要坚持这些观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
[6]前”。列宁认为《序言》“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7]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在对《序言》的各种评论中，除了认为《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了经典概括外，还必须看到，后世的误读形成了“物质本体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方式，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被解释成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然之“物”，并把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错误地解释成了“物质和精神”范畴。特别是在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研究者人为地分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对自然现象的看法”“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8]会历史”。由对《序言》的误读引发的基于“物质本体论”的“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则只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早在第二国际时期就存在，但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曾表示过强烈反对。恩格斯晚年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如果有人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还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任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9]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释方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错误观点来自苏联。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哲学总结为经济一元论公式，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同自然类似的机械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的所有环节都可以还原为经济动因，只要掌握了经济规律就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2.重读《序言》的解释框架
对《序言》的讨论涉及许多理论线索，我们的讨论将聚集在一个最具问题意识的话题上：在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演进过程中，毫无疑问，物质生产的发展都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是社会的“压舱石”，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10]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但需要厘清的是，是否在人类社会漫长发展的所有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经济关系都构成社会的独立领域，是否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是具有经济形态属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称“社会经济形态”）。这一问题涉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和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的理解问题，我们的讨论将聚集在这一点上。
国内外对《序言》的研究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我们重新介入对它的讨论，要想取得新进展，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序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宏观层面，对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全部社会形态所做的“一般原则”表述。这样，我们对它的解读就涉及社会形态理论问题。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表述：一个是源自马克思的基于生产方式演进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说”，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但“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说”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是斯大林所做的概括。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看，并不是都按着“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说”的顺序线性演进的，而且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把“每种”社会形态都统统归于“社会经济形态”，这个错误源于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表述的误释。[11]
另一个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极为重要的《经济学手稿》导言中，从人的生命活动的社会形式及生存状态角度提出的社会形态演进“三形态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12]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上述“三形态说”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以“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为章节标题加以表述的。可见，这不是马克思的随意之笔，而是其所做的明确的人类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表述。需要突出说明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本质并不是关于物质和观念发展史的学说，而是以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学说。而“社会存在”[13]就是“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历史性的生活过程”，就是人如何生产自身生活的实践活动，因此“三形态说”更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脉络并更具解释力，它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
按照“三形态说”，人类社会发生着从前资本主义的“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到资本主义的“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再到共产主义的“自由个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形态的演进。当然，实际的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最严谨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是浑然天成的，但“三形态说”可以较好地说明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结构。按“三形态说”，在每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生命存在的社会关系性质和发展动力学都发生了质的转变，即“社会轴心”发生了改变，我们称之为“社会轴心转换”。这样，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两次“社会轴心转换”：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轴心转换”；再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轴心转换”。为此，对《序言》中提出的关于贯穿人类发展史的“一般原则”，就被置放到人类社会“三个阶段”、两次“社会轴心转换”过程中，我们以此作为解读《序言》的分析框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