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祖继,刘彤,于宁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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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写实用教程试读：
广播影视教育“一体化”模式，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代序）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满足大众的精神领域需求，广播影视事业的蓬勃发展无疑顺应了这一趋势。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目前全球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兴起，使得传统广播影视倍感压力；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广播影视机构纷纷进军我国，也对本土的广播影视事业带来了冲击。为了应对严峻挑战，广播影视从业人员必须改变传统思维模式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新形势。此外，高等院校影视类理论研究和实践课程一直滞后于行业发展，市场的需要、科技的发展，促使影视传媒教育必须转变思路，转换模式。
要建构起这种模式，我个人觉得，必须了解国内媒体所处的现状以及对人才的要求。
媒体大环境的转变给众多一线操作人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2009年8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了《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公告，此前该报曾多次试图引进战略资本，但都未能如愿。作为首家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中央级新闻媒体，这一消息无疑对于传媒界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传统媒体的工作人员或许即将面临“被跳槽”到网站、电子杂志等新媒体的境遇，他们原有的技能又明显无法满足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亟待升级、更新。要想培养一名优秀的影视传媒人才，传统意义上的“积累工作经验”是不够的，教育工作者还要对在校学生进行“深加工”。这就需要在平时尽量让他们多参与活动策划、社会实践，多进行拍摄和编导实际操作，融入不同的工作环境，接触不同的行业，从而积累自身的职业经验。
从事媒体管理的人都知道：人才转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培养了大量的媒体工作者，但在新媒体、全媒体时代，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例如电子杂志，对记者的要求明显高于传统杂志，特别是技术含量、知识含量。以前记者参加一个产品发布会，写一篇文章就够了。而现在，记者在采访前首先要写一篇关于“某公司将要发布一个新产品”的新闻在网站公布；然后，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掌握了新闻材料和现场情况，再通过网站在网民中调查：这款新产品哪些功能是新的、哪些是旧的？功能表现怎么样？最后把网友的代表性意见在杂志中汇总，发表评论文章，有时还要链接某项社会调查和策划。
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社会转型的存在，也意识到课堂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学生多角度的、动态的采编能力：他们不但要具备传统媒体工作者的策划能力，而且要把握新媒体受众的心理，用最合适的形式展示信息；既要学会运用网页的版式、色块、标题，提高点击率，又要善于用最精练的语言，发布最有冲击力的信息；既要具备传统的语言概括能力，又要掌握运用3D、视频、音频呈现信息的新技术。
为了培养适应新媒体时代，特别是全媒体时代要求的媒体人才，满足市场对人才动态变化的需求，作为一所新建的独立艺术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现四川传媒学院）逐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面向市场办学，加强实践环节，极大地锻炼了广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编导与戏剧影视文学系更是在学院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扶持下，在各教学组织中脱颖而出，逐渐形成与广播影视事业鱼水相依的教学特色，提出了“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即：“采、编、播，摄、录、演，服、化、导，音、美、照”全方位培养。“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应具备“一体化”的实践性课程体系和教学目标，具体体现在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开放式的教学特色，全面培养学生掌握“镜头+笔头+口头+手头”的“四种能力”，逐步探寻出一条以市场动态为导向，不断激活传统课堂的静态模式，同时注重新型师资力量培育和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道路，适应了数字技术和网络时代发展对于影视传媒人才培养的需要，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由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编导与戏剧影视文学系组织编写的这套“广播影视一体化系列教程”，可以说是基于时代的需要，融会贯通了这种“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试图通过研究广播影视在新媒体和全媒体时代的发展，探寻市场动态，丰富我们的教学培养模式和育人方式。
其一，以大传播的理念、全媒体的视野，植根广播影视，面向传媒界。这是“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应有之义，也是该丛书的首要特点。该丛书为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网络、出版及新媒体竭诚服务，在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马洪奎院长提出的办学方针，即“在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努力做到在校学习专业能力与将来岗位工作能力‘零距离’接近”的基础上，提炼出鲜明的特色和优势。该丛书一方面力争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理论层面上加以审视，从传统文化传承中寻求对特定问题的解释，并以此观照中国广播影视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用市场的需求来反观影视人才培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在大量的实际操作和宽阔的实习平台中，构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科学的、零距离接近的育人模式，这是“一体化”培养模式的内涵。
其二，培养时代需要的新型的复合型人才，既是“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也是该丛书的立足点。很多高校都提出过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但多数对复合型人才的界定，仅仅体现在动手能力的多元化和技术运用的多元化方面。在新媒体和全媒体时代的今天，我们需要在直面传媒市场的基础上，实施“产学研，实践第一”的人才培养方式，对复合型人才进行重新界定。北京影视艺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华谊兄弟影业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中军认为，当前影视传媒行业的现状，最缺的不是演员而是管理人才和制片人，制片人可谓是综合整个影视公司的管理人才。他说：“制片人担起了关键角色，从对电影规模的把握到选择导演，选择演员，都是制片人的任务。如冯小刚导演不光是个导演，也是制片人，从选题材、抓剧本，到最后怎么拍、怎么卖，全权负责。”如何培养具有管理素质和市场运作能力的媒体人才，一直是我们探寻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校影视传媒类专业非常多，但是在传媒管理人才和市场运作能力培养方面却比较弱。国内总共有5000多家媒体，从业人员近百万，而实际上真正懂得媒体经营管理的人不到1%，传媒企业的管理人员大多数来自于业务岗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岚介绍说：“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很多的传媒机构不得不通过猎头公司来引进传媒业之外的高级管理人才，这些人才又存在转型过程，不熟悉传媒运作特性。作为传媒经营管理人才，首先他应当熟悉中国传媒经营业务的国情，要懂得运用经营管理和传媒知识，一定要是一个职业经营管理人。传媒高级管理人才，还必须有一定的媒体经营才能并熟悉资本市场。具体而言，这些人应该有三种能力：一是要把握体制政策；二是熟悉传媒业务；三是要懂得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因此，影视传媒高校真正要培养的人才是既懂业务又懂政治和资本市场运作的新型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川籍著名导演毛卫宁也曾经多次说过培养新型的影视人才，首先是培养学生的一种“观念”。本丛书作者就是期望能够从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去努力探索一条道路，即从仅仅培养业务上的人才向具备以上三种能力的新型的复合型人才过渡，这正是“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最终目标。
其三，丛书的作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具有较深学养的院校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二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人员。其构成不仅仅说明了“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理论为实践服务，重视突出实践，同时也为该丛书的可读性提供了保证。该丛书既可以作为各大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以成为从业人员的进修读物。
当然，影视类人才培养的模式还在不断向前发展，丛书难免存在种种不足。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同志投入这项工作，因为，新媒体和全媒体时代更多是属于你们的！今时今日，或许我们还无法看清新媒体时代特别是全媒体时代的庐山真面目，但是，这肯定应该成为我们影视传媒教育努力和思考的方向！我们愿意将这种“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理念奉献给读者，抛砖引玉。
是为序。陈祖继2010年10月1日（陈祖继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四川传媒学院副院长）
序言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应用新闻学的基础，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实用性很强的学科。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新闻和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在不断更新，学科也在不断完善。不断加强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四川传媒学院（原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是按照新机制、新模式建立起来的艺术类院校，学院提出了“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应用性、复合型、一专多能、掌握多项高端专业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此，根据新闻和新闻传播学要求，结合艺术类院校的学生教学特点，突出特色教学，这是社会需要以及行业发展趋势，要求学生“一专多能”。由此，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对新闻和新闻传播学的有针对性的教改工作，首先是教材改革。如何根据媒体性质的需要，在当代新闻传播和传统的新闻采访与写作之间，拓展出适合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传媒所需要的教材，是摆在艺术类院校新闻教学面前的一大课题。
陈祖继同志是一位既有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又具有扎实的新闻理论功底的年富力强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他根据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研究生班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积累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实践，结合目前所从事的教学工作，与他的同事们一道，为此作了可喜的探索，即将理论和实用性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突出特色教学，突出行业优势，突出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面向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强化了新闻和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教学——使学生毕业后能真正做到“一专多能”，达到“应用性、复合型、宽口径、厚基础”的教学效果。据了解，该院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5%以上，适应了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陈祖继同志多年来从事广播电视编导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管理和教学工作，他一直强调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面向市场将艺术教学和新闻与新闻传播教学有效地嫁接。为此，他们提出培养学生掌控三大能力：即广播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能力、创作与策划能力、新闻采访与写作能力，从而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的能力，增强了艺术思维和逻辑思维实训的效果，扩大了毕业生的就业专长，增强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融合了新闻思维和艺术思维。其所著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教材《新闻采写实用教程》，是专为艺术类院校学生量身打造的，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也希望陈祖继同志和他的同事们，再接再厉，持之以恒，不断为我国新闻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是为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2014年7月
绪论 培养“卓越新闻人”服务“全媒体时代”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中宣部、教育部于2013年联合启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同年，四川省教育厅联合省委宣传部实施“省级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确立了四川传媒学院等8所高校的10个专业实施培养计划，以期培养掌握全媒体业务技能的、强于实践的“卓越新闻人”，振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
那么，具体而言，“全媒体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卓越新闻人”呢？这是我国高等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深化过程中亟须思考的首要问题。
新闻人，即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在新闻一线进行采写的记者，也包括在后方汇编稿件的编辑，还包括导播、主播、解说员、评论员，以及后期技术人员等。凡是在新闻媒体从事与新闻事业有关的工作，无论你身处前方或后方的哪个岗位，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名新闻人！”
范长江同志曾感慨道：“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么，对于无数的“新闻人”而言，这个“伟大的梦想”应该就是人类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如今，这辆满载梦想的“新闻列车”已驶入“全媒体时代”。
所谓“全媒体”，是指媒介信息传播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多媒体），利用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业务融合），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进行传播（三网融合），最终实现用户以电视、电脑、手机等多种终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三屏合一），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5W）。
于是，在“全媒体时代”，偌大的世界被压缩成了一个几乎没有时空间隔的“地球村”。我们迫切地需要培养更多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从而保障这个“地球村”的消息畅通。因此，我们经常形容这些“卓越新闻人”是“与世界最近的人群”——在时间上，他们感知世界的速度最迅捷；在空间上，他们接触世界的地域最宽广；在角度上，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最全面。一、“卓越新闻人”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感知世界
古人说：“清风未动蝉先晓。”最先感知世界变化的，自然是深入现实世界的新闻工作者。身处新闻现场的他们，时刻感知着世界发展的脉搏。
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反卡扎菲武装攻陷苏尔特，该国前领导人、一代枭雄卡扎菲命丧黄泉。生于苏尔特，死于苏尔特，卡扎菲在此完成了生命的轮回。
各国新闻工作者均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突发事件，并通过媒体播发了“反卡武装”——米苏拉塔“猛虎部队”成员擒杀卡扎菲的手机视频及截图，人们得以目睹“卡扎菲血溅苏尔特”的历史时刻。“卡扎菲血溅苏尔特”视频截图
其实，把握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尽快将新闻信息传递给受众，对于各类媒体而言，都是永恒的重要课题，更是所有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在“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交融并存，人们将其梳理划分为五大媒体，即平面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在传播新闻的时效性上，五类媒体确有优劣之分；相较而言，平面媒体最为迟缓，而以手机等传播工具为媒介的移动媒体则最为迅捷。
当然，新媒体在传播新闻方面虽然迅捷，却也是“双刃剑”，须严加管控，如若被居心不良者用以传播虚假不实的信息，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能很多观众都观看过日本系列恐怖惊悚片《鬼来电》。片中，人们通过手机接收攸关生死的恐怖信息，恐怖感随着信息的传播而扩散开来，令人不寒而栗。作为电影故事片的《鬼来电》，只是艺术创作而已，但在2012年的印度“恐怖短信”风波中，这一切却变成了现实。
2012年7月下旬，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土著居民与外来的穆斯林移民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并酿成大规模流血事件，造成至少80人死亡。随后不久，印度南部地区的原籍为阿萨姆邦的务工者纷纷收到手机的群发短信，声称：穆斯林将在“开斋节”之日大开杀戒，对原籍为阿萨姆邦的人进行报复。
8月上旬开始，数万名阿萨姆邦人火速从南部逃离。后经查明，这些群发短信均属谣言，但这些谣言通过新媒体工具迅速传播，使恐怖情绪日渐蔓延，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为了制止蔓延不止的谣言，印度政府不得不颁发禁止短信群发15天的禁令，以扼断谣言的传播。
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印度的国内动荡，还引发了国际冲突。印度指称，传播谣言的源头在其敌对国家——巴基斯坦，并查禁了十数家与巴基斯坦有牵连的国内网站，而巴基斯坦方面则坚决否认。任由不实信息散播的恶果，由此可见一斑。
事后，媒体界开始针对这一事件总结教训。有两点值得警醒：其一，是印度的相关政府部门保持了一贯的反应迟钝——不出大事不出手；其二，是印度媒体的职能缺失，没有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来辟谣以安定民心。
作为务工者，他们孤身在外、形单影只，在生死攸关之际受到谣言蛊惑，也情有可原。可是，印度媒体却未能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澄清谣言，让人们辨清真伪、吃下“定心丸”，这实属不该。可见，政府迟钝，再加上媒体缺失，足可酿成大祸。
当然，在印度可以“以讹传讹”，在中国也会“三人成虎”。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中国许多大城市也曾出现过一幕幕荒唐而可笑的“抢盐风潮”。试想，当人们在不实信息的煽动和蛊惑下难辨真伪时，会多么渴望媒体向他们迅速发布权威信息。
人民群众不应成为“聋子”和“瞎子”。对于攸关自身的生活和生产信息，人民有其“知情权”，这是无可置疑的天赋之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新闻工作者把握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在第一时间将新闻信息传递给群众，也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保障和捍卫人民的“知情权”。
所以说，新闻工作者尽快感知世界、传播资讯，有时也是在与虚假不实信息“赛跑”。跑赢了，就会获得人民的掌声；跑输了，则会受到人民的唾骂。
由此可见，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尽快感知世界，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但是，世界并非一切皆美妙，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各种各样的危险往往也在变化中相伴而生。那么，当我们迅速感知世界时，是否也会最早感受危险的降临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新闻工作者——这一“与世界最近的职业人群”，也是“与危险最近的职业人群”之一。在新闻工作者群体中，论及危险性，当首推“战地记者”。“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这是被誉为“最勇敢的战地记者”、匈牙利裔美籍新闻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1913—1954）的传世名言。
这句话言简意赅地点透了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含义很简单：如果你感觉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还不够真切，是因为你离现实世界还不够近；如果你感觉对新闻事件的感受还不够深刻，是因为你还没有深入到新闻现场。
罗伯特·卡帕的一生都活跃在世界战地报道的前线。他的新闻摄影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当属《阵亡的一瞬间》，可谓其传世名言的最佳诠释。《阵亡的一瞬间》罗伯特·卡帕
这幅照片还有多个名字：《西班牙战士》、《战场的殉难者》、《士兵之死》……而《阵亡的一瞬间》这个名字，感觉最为确切。
这幅照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共和国左翼政府遭到佛朗哥叛军的进攻，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纷纷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支援左翼政府。同样奔赴西班牙的，还有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罗伯特·卡帕与同为记者的女友格尔达·塔罗也在其中。
1936年，在西班牙南部科尔德巴战场，一个义勇军战士刚从战壕里跳出来，就被敌军机枪射中头部。这时卡帕距这个战士不到5米，就在战士中弹即将倒下的一瞬间，卡帕又冲向前，在距离他2米处，冒着同样中弹的危险，拍摄了这幅照片，记录下士兵中弹后身体倾斜和右手步枪即将失落的瞬间。
从这幅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死亡来临的瞬间。试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子弹无眼，前一秒倒下的是这位战士，后一秒……可能就会是罗伯特·卡帕自己。可以说，罗伯特·卡帕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死神的手中抢下了这珍贵的一瞬间，让我们见识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从此，罗伯特·卡帕名扬世界、彪炳史册。
当然，新闻工作者们无法决定战争的进程。1939年4月10日，佛朗哥赢得全面胜利，建立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政权——西班牙法西斯政权；后来又宣布西班牙为立宪王国，自任国家元首，直至1975年以83岁高龄而寿终正寝。
但是，新闻自有记录，世间自有公论。
西班牙的战火硝烟并未夺走卡帕的生命，却让他永失爱侣。在西班牙，女友格尔达在一次采访结束后搭载上一辆白色巡逻车的踏板，一辆失去控制的共和军坦克撞上小车侧面，使格尔达丧命。卡帕为之悲伤一世，但战地采访的征程从未停止。
1938年上半年，被称为“飞行的荷兰人”的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来华拍摄中国抗战纪录片，沉浸在痛苦中的罗伯特·卡帕也随其来到中国。他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在战火纷飞的台儿庄都留下了采访的足迹。
之后，北非战场、意大利战场、诺曼底登陆战场……都留下了罗伯特·卡帕的足迹。他让同行们佩服不已的，不仅有卓越的新闻业绩，还有其每次采访都毫发无伤的运气，“走运卡帕”的绰号由此而生。
但是，上帝会眷顾一时，却未必会眷顾一世。1954年5月25日，罗伯特·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时年41岁，他死时手中还抓着那台康泰克斯相机。地雷炸响的一瞬间，卡帕按下快门，留下了人生最后一幅新闻摄影图片——同行们将之命名为《卡帕眼中最后的世界》，从此成为新闻史上永远的传奇。
在这幅照片中，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充满战火硝烟的、并不和平安宁的世界。从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到70年代结束的越南战争中，在越南的土地上，共有135位新闻摄影记者殉职。罗伯特·卡帕是他们中间最早死于沙场的美国记者。
作为新闻界前辈，罗伯特·卡帕距离我们或许显得遥远。但近年来的世界也并非一片欢歌，就最近的三个年代而言，每个年代、每个十年都由一场战争拉开帷幕、吹响号角：
1991年的“海湾战争”拉开了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帷幕；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拉开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帷幕；《卡帕眼中最后的世界》
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又拉开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帷幕。
而这些战争中都有新闻工作者出生入死的身影。下面让我们倾听一下近年来殒命战火的战地记者们的“心声”：“能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是记下这个时代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追求一时的舒适和温暖。”——知名记者蒂姆·赫瑟林顿和克里斯·洪德罗斯对于战地报道的生命感悟
利比亚反卡武装的“米苏拉塔大捷”曾被视为战争转折点。2011年4月的米苏拉塔被记者形容为“死城”，卡扎菲的政府军与反卡武装在此激战正酣。4月20日，坚持采访的知名记者蒂姆·赫瑟林顿和克里斯·洪德罗斯在米苏拉塔激战中遇难。
40岁的英国著名战地摄影师蒂姆·赫瑟林顿拍摄的一幅美军驻阿富汗士兵的照片曾获2007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奖）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与人合导的讲述驻阿富汗美军士兵生活的纪录片《雷斯特雷波》获得2011年第8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41岁的盖蒂图片社美国摄影记者克里斯·洪德罗斯曾于2006年获战地摄影最高荣誉——罗伯特·卡帕金奖，还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提名。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他原定当年夏天与女友克里斯蒂娜·皮亚亚结婚。
与这两位记者相比，其他在利比亚采访中全身而退的记者显然幸运得多。不过，下面这两位记者刚从2011年利比亚战争的硝烟中走出，就在2012年叙利亚内战的战火中牺牲。“我们的使命是准确客观地报道战争和灾难，我经常会问自己，我写出来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冒生命的危险？”“几个世纪过去了，战争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战场上依旧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战场外妻离子散；交战双方都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战争证人。”——美国资深战地新闻记者玛丽·科尔文
2012年2月2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美国籍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巴黎竞赛》杂志自由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在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遭炮击身亡。叙利亚政府军发射的导弹直接命中了他们所在的临时新闻中心。此外，另有数名英法记者受伤。
1956年出生的玛丽·科尔文在2001年4月16日采访斯里兰卡内战时被手榴弹炸伤，不幸失去左眼。在利比亚，她是能采访到卡扎菲的极少数西方记者之一。她与卡扎菲相识20多年，谈及卡扎菲，她一语中的：“他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很缺乏安全感。”与“中东疯狗”、“北非雄狮”等名号相比，科尔文的近距离观察更为确切。
1983年出生的雷米·奥奇力克丧生时只有28岁，更为可惜。他在2012年初刚以组照《为利比亚而战》荣获第55届荷赛奖普通新闻类（组照）一等奖。在其中一幅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反卡武装的战士蹲坐在地，思考人生，前路漫漫，心中茫然，背后是反卡武装的三色旗迎风飘扬。与这位战士一样对战争感到困惑和无奈的，应该还有那些同样身处战地、感知战火的记者们。雷米·奥奇力克拍摄的组照《为利比亚而战》之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新闻报道真能阻止战争吗？”日本记者山本美香：“正是因为我怀有这份期待，才坚持这项工作至今。”
2012年8月20日，日本独立通讯社——日本新闻社的自由撰稿记者山本美香（1967-2012）在叙利亚的采访途中卷入枪战而身亡，年仅45岁。与她同行的是她的同事兼丈夫——56岁的日本新闻记者佐藤和孝。他们在当地时间16日跟随反政府武装从土耳其跨越国境进入叙利亚，于20日来到阿勒颇。
事发时约下午3点30分，他们正与反政府武装一起前往采访地。从她牺牲前最后的采访画面中我们可以发现，危险的降临是那么突如其来。一声枪响，画面停滞；再见之时，已是天人永隔。
山本美香在近20年里深入过各个战乱地区采写新闻报道，包括伊朗、科索沃、车臣、阿富汗、伊拉克、乌干达等。2001年，她深入阿富汗采访，是首位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采访的日本女记者。2003年，她作为日本电视网（NTV）的特派记者，远赴巴格达战场一线报道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
这些记者为什么甘冒生命危险去战地采访呢？
山本美香在早稻田大学的“战争与媒体”主题演讲中曾回答学生有关“新闻报道是否能阻止战争”的提问，她回答道：“正是因为我怀有这份期待，才坚持这项工作至今。”
其实，新闻报道无法阻止战争，这些记者们心知肚明。可是，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人们感知真实的战争，揭露战争的残酷与恐怖，从而让人们对战争心生畏惧与厌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战争的发生。这正是中国古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畏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如此难能可贵！
各国新闻人在战火环境中要经受生死考验，在和平环境中也往往要不畏险阻、披荆斩棘。美国著名新闻人丹·拉瑟曾与汤姆·布罗考、彼得·詹宁斯一起，并称当今美国电视新闻界的“三大王牌主播”。不畏艰险地报道独家新闻、重要新闻，是丹·拉瑟一贯坚持的工作作风。
丹·拉瑟曾多次在战火中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事的采访报道，也曾在和平环境中报道过“肯尼迪遇刺”、“尼克松访华”、“水门事件”等重大新闻。他的座右铭就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新闻”。
1962年，默默无闻的丹·拉瑟还在休斯敦的地方媒体——KTRH电视台工作。此时，得克萨斯州海岸遭遇特大飓风，他独自一人在加尔维斯气象大楼进行现场报道。当海水升到大楼二楼时，他仍然站在摄像机前，三天没有离开麦克风。凭借在这次灾难报道中体现出的顽强作风与出众能力，他在观众中获得了“休斯敦旋风”的美誉，并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聘用，迅速成为CBS的明星记者。
原新华社社长、著名记者郭超人（1934—2000）曾随队采访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他随同登山主力一直攀登到素有“珠峰大门”之称的、海拔6600米的北坳冰墙下，在世界新闻史上创造了奇迹。他克服风雪、严寒、缺氧、冻伤等种种困难，奉献出了《英雄登上地球之巅》等一系列优秀新闻作品。
近年来，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汶川大地震、芦山大地震等重大活动和事件的报道中，中国新闻人都表现出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1931—2010）曾动情地说：“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至死不悔，乐此不疲；如有来生，我还会选择这个职业。”
综合以上这些新闻人可歌可泣的经历，我们可以说：那些“卓越新闻人”为了尽快感知世界、传播新闻，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辛劳，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二、“卓越新闻人”能在最广的空间中接触世界
新闻事件不会发生在方寸之地。新闻人往往需要走南闯北，接触丰富的社会层面。哪里有新闻事件发生，哪里就是新闻人的阵地和舞台，哪里就会留下他们的身影和步伐。所以，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无限的世界”就是他们“无限的舞台”。
因此，新闻工作者往往可以积累起丰富的工作经历和人生境遇。例如，记者通过长年的采访活动可以形成丰富的人际关系网，从而更多更快地获得新闻线索，并整合社会资源来服务社会；即便在结束记者生涯之后，也有许多人凭借在媒体工作时积累的人脉关系，转而到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关、营销、发言人等工作。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长年奔波所累积起来的人脉关系，就是一笔重要的财富。著名记者车辐（1914—2013）就因交友广泛而被推崇为“成都的一块老字号招牌”。他与郭沫若、老舍、刘开渠等众多名人多有交往，被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誉为“成都土地爷”，又被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戏称为“四川老活宝”。
他在做记者时，曾经陪着白杨、赵丹、方成等文化演艺界的名人遍尝成都小吃。抗战时期，丁聪、吴祖光等众多文艺界名人迁至大后方，车辐与他们建立起联系，共论抗日救国，闲暇时则陪同异乡客泡茶馆、听川戏、品川菜，凡有聚会，车辐“十处打锣九处在”。李劼人、艾芜等四川籍本土作家更是与其交情甚厚，巴金每次回川，都要找寻车辐小聚，二人友情跨越世纪。
车辐在文集《车辐叙旧》中，记述了自己与全国众多名人的交往线索——梅兰芳、侯宝林、秦怡、黄宗江……从文学界到演艺界，知交遍海内。著名作家何满子评价说：在成都，不认识车辐，就如同没有真正认识成都一样。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著名记者、主持人水均益被誉为“名人圈里的交际家”，曾担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环球视线》等栏目的记者、编导、主持人。他主持的《高端访问》栏目更是家喻户晓，其采访对象大多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人物。
他曾专访过安南、潘基文、普京、克林顿、布莱尔、李明博、金大中、穆沙拉夫、阿罗约、阿拉法特、卡尔扎伊、基辛格、比尔·盖茨、多明戈、泰戈·伍兹、骆家辉、罗格、博尔特等国际名人，成为国内采访国际知名人士的“专业户”。截至2010年5月，水均益已经完成200多次这样的重要专访。
其实，水均益也是从新闻一线的磨砺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他原是新华通讯社中东总分社的记者，1989年至1991年，他一直在埃及开罗做驻外记者。机遇在1991年降临。这一年，海湾战争爆发，水均益积极参与战地报道，是国内主流媒体首批赴战地采访的记者之一，可谓“一战成名”。
1993年加盟中央电视台后，他在历次伊拉克危机、波黑战争、阿富汗战争期间，多次赴战地采访报道，历经艰险，成为国内最著名的战地记者，也因此成为国内对中东问题有着深刻研究和独特见解的新闻人士之一。
在国际新闻领域，水均益可谓前辈，而后起之秀也为数不少。被誉为“战地玫瑰”的凤凰卫视著名记者、主持人闾丘露薇也在2001年把握住了职业生涯的机遇。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凤凰卫视决定派记者赴阿富汗前线采访。闾丘露薇率先报名，成为首位进入阿富汗的战地女记者。在伊拉克形势日益紧张之时，凤凰卫视准备派记者去伊拉克采访，闾丘露薇再次主动请缨。尽管亲朋好友纷纷劝阻，她却异常坚定：“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作为一名记者，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职业。我热爱记者这个职业。所以，我要为它负责。”
同为凤凰卫视记者的何润锋是2008年最早进入汶川地震灾区进行采访的记者之一，为凤凰卫视的“抗震救灾系列报道”立下汗马功劳。加盟央视之后，他又奔波于国际新闻的多个阵地，颇受倚重。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他在英国首都伦敦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栏目带来“润锋观察”。2011年利比亚战争期间，他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坚持采访数月。
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坚持战地报道的中国记者还有许多。例如，来自《环球时报》的邱永铮、伍洲，来自凤凰卫视的令狐列、严明、闾丘露薇……但是，过程最为曲折的，当属经历“里克索斯酒店四日惊魂”的五位中国记者。
现实世界的变化难以预言，新闻事件的发展更难预测。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摧枯拉朽，横扫萨达姆的百万大军，使媒体界预测的“坦克大会战”成为空想。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兵不血刃拿下巴格达，使国内著名评论员的“巴格达巷战”预言落空。
同样，2011年8月21日，当新闻界还在预测利比亚如何上演“首都争夺战”时，利比亚反卡扎菲武装已经以迅雷之势攻入首都——的黎波里市，直捣龙巢——阿齐齐亚兵营；卡扎菲通过兵营下的地道落荒而逃。
8月21日，当地时间17时许，北京时间23时许，利比亚反卡扎菲武装包围了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的里克索斯酒店。政府军士兵关闭酒店大门，居住于此的37名各国媒体记者被困在这座五星级大酒店中，其中就有五名是中国记者，包括两名中央电视台记者和三名凤凰卫视记者。
即使在如此困窘的状况下，五位中国记者仍在坚持连线报道。三位凤凰卫视记者发回香港演播室的不只有声音，还有画面报道。这三位凤凰卫视记者分别是出镜记者蒋晓峰、摄像吴建明、工程邓谅棠，他们仍是一个完整的“战斗团队”。
蒋晓峰是凤凰卫视的著名记者和主持人。从他的连线报道中可以看到，他居住房间的玻璃窗上有清晰的弹孔。当时，所有记者只得全副武装，在酒店的走廊上工作和休息。在连线报道时，站在走廊中的蒋晓峰对演播室主播胡一虎说，可以听到酒店外的交火声；胡一虎忧心而又无奈地劝道：“晓峰，你还是蹲下来报道吧！”“酒店惊魂”一直持续到24日。经中国外交部联络，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派车将五位中国记者接出酒店。走出酒店时，他们印象深刻。蒋晓峰回忆说，四天前，酒店外还随处可见卡扎菲的画像和标志；四天后，所有关于卡扎菲的标志已全部消失，“这已经不是卡扎菲的的黎波里了”。
短短四天，变了天地，换了人间，他们在遥远的国度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更迭，这必是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页。
2012年，同样是8月，蒋晓峰与凤凰卫视摄像记者梁培锦在15日又随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奔赴钓鱼岛。随船采访的他们见证了中国民间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的重要时刻。随后，包括两名记者在内的14名保钓人士被日本方面非法拘捕，两名记者也与凤凰卫视失去联系。
8月17日，蒋晓峰、梁培锦搭乘香港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香港。平安回家的他们受到港民的热烈欢迎，其人生画卷上又多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凤凰卫视曾评价说：“蒋晓峰是一个真正的专业记者。”从里克索斯酒店到钓鱼岛，蒋晓峰似乎总被牵扯进大事件里，而这正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特点——他们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接触世界，始终与新闻事件相伴；百年回首，人生又是何等多彩多姿！
同时，新闻工作者凭借多年的工作经历，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往往具有“一呼百应”的社会号召力，其服务社会，更为便利。“2011年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之一、被誉为“希望之翼”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是“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的执行长。她出生在台湾云林县，曾担任《时报周刊》、《中国时报》记者及撰述委员，其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第七届吴舜文新闻采访奖等奖项；著有《悲欢乐生》一书，记述台湾麻风病疗养院的历史，入围德国第二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
2000年，张平宜辞去工作，来到四川凉山的一个麻风康复村——大营盘村。村里唯一的小学挤着70多个学生，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张平宜在台湾写文章募款，到处演讲、卖书，坐车去说服潜在的资助者，终于在大营盘村建立起了新的学校。2011年7月，张平宜荣获民政部第六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行为楷模”称号，并成为“2011年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当台湾记者张平宜为大营盘村的学生们辗转奔波时，四川的另一个村落——北川县陈家坝乡平沟村，也迎来了一位新闻记者出身的大学生村官——肖琳。
年轻的肖琳从四川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后，成为某电视台的一名记者。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他成为首批走进北川县极重灾乡镇——陈家坝乡的青年志愿者之一。他用手中的摄像机、照相机，记录了各村灾后重建的情况和村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在见证灾区重建的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锻炼。
2009年4月，肖琳第一次来到平沟村这个道路在地震中全部损毁、海拔2000多米的百年羌寨后，主动向乡里申请，留下来做了一名村官。2009年冬天，在他的努力协调下，成都彩虹电器集团为平沟村的返乡村民送来了电热毯、棉衣和慰问金。他拍摄的反映村里因灾返贫的学生家庭和学习情况的专题片《大山的呼唤》，让26名学生获得爱心企业的资助，直至大学毕业。
2011年4月，肖琳找到山东一家公司在陈家坝投资种植魔芋，并签约建起了200亩魔芋种植园。种一亩魔芋每年能给村民带来3000至4000元的收入。2013年12月初，肖琳被全票推举为平沟村党支部书记，继续为这个百年羌寨“播撒希望”。
对于广泛接触世界的新闻人而言，积极服务社会也是应尽之责。三、“卓越新闻人”能从最全的角度上观察世界
对于新闻人而言，长年的工作经历使他们阅尽了人间的人情冷暖、看惯了世界的世态炎凉。积年累月之后，他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必定比普通人要全得多，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感悟也必定比普通人要深得多。
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观察和了解世界，需要积累丰富的百科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使我们受用终生。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许多新闻人的工作岗位会由活跃在采访一线的记者转入到媒体的言论体系，担任评论员、主笔、专栏作者等职务，或者成为文学创作者。
如今，新闻评论员已成为各大媒体的收视“王牌”和“法宝”，他们的“火眼金睛”也是通过积年累月的观察而练就的。他们的慧眼如炬得益于对世界的独立观察，他们的真知灼见源于对世界的独立思考。正如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所说：“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要具备渊博的学识、广博的见识和精准的表达，但首先必须具备的是：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独立的判断标准和人格特质。这一点不是最高标准，而是最低标准。”
人称“老梁”的著名媒体评论员梁宏达向来以观点独到、语言犀利而著称，在各大卫视主持着《老梁说天下》、《老梁故事汇》、《天天五味评》、《老梁观世界》等多档评论栏目，可谓游刃有余。
自幼学习曲艺的梁宏达与相声演员郭德纲是同门师兄弟，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新闻专业，在平面、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担任记者、编辑、评论员有十余年，可谓见多识广。因此，他在各类节目中可以从容、精辟地点评时事、透视生活、巧话人物，为观众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还原事件背后的事实真相，使受众获得理性判断与思考。
这些评论员的本领和成就，都得益于积累。其实，需要新闻工作者去积累的，不仅有专业知识，还包括社会各个领域的百科知识。因为新闻事件发生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世界的不同角落，新闻工作者不可能总是“临阵磨枪”。
美国著名新闻人汤姆·布罗考就曾对未来的新闻工作者提出建议：“接受广泛的教育。我并不拥护新闻学院的教育，除非他们提供全面的文科教育。记者要学习历史、经济学、政治——现在这个时代还要加上生物学——然后再学写作。”
如今，大多数媒体仍是以“新闻立刊”或“新闻立台”为口号，即新闻类板块或节目占主要成分。在媒体任职往往会接触新闻工作，而媒体机构对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尤为看重。
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许多人认为，记者、编辑、评论员等岗位需要积累百科知识、培养综合素质，而后期技术人员就大可不必，只需技术娴熟即可。
此乃大错特错。媒体的新闻内容，尤其是新闻节目，离不开后期技术支持。技术人员不是单纯地与技术设备打交道，而是要用技术设备去处理新闻内容，同样是重任在肩，如果欠缺积累，即便是技术工作也难以胜任。
下面，我们来看几条存在明显错误的新闻，探究其何以出错。
首先来看中国商务部网站上的这则新闻：
在席卷欧洲的债务危机中，希腊首当其冲。在2012年初，希腊政府与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Papandreou）的相关新闻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乃是热点。但是，很显然，在上面的报道中，这位希腊总理的名字在标题中被错写成“潘帕德里欧”。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某著名卫视的滚动字幕中，在网络媒体上更是常见：希腊前首相潘帕德里欧将辞去党领袖一职希腊内阁一致支持潘帕德里欧全民公投方案
何以出错？从读写经验来说，根据外文音译过来的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称等，很容易被粗心地写错、写漏、写反。
但是，新闻报道呈现在受众面前，要经过多个环节的层层把关：先是记者采写稿件，然后编辑汇总稿件，再经过校对、排版、审阅……网络媒体需要制作网页，电视媒体则还需解说配音、制作字幕、后期合成，错误在每个环节都有被纠正的可能。
如果说，记者或编辑是粗心出错，那么，其他环节的工作人员恐怕是真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因此将错就错、一错到底。
同样，下面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著名深度报道栏目——《深度国际》在2012年2月的一期节目中出现的一处低级错误：
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海湾国家巴林的动荡发生在2011年2月。但是，在该节目中，主持人刚说完“过去一年（2011年）”，节目中就声画同步地错报成“2012年”。
根据读写经验来说，记者或编辑将年月日粗心写错，也是常见的情况。但其一错到底地呈现给观众，只能说明其他环节的工作人员对于有关“巴林动荡”的新闻不甚了解。
可见，无论是身处哪个岗位的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内容都担负着重要职责，绝不能让错漏从自己的手中溜过去。而要肩负起这份职责就必须注重积累，首先就是要观察世界、关注新闻、关心社会。
当然，以上错误的源头还可算作“粗心之失”。但有时，一字之错，便会犯下政治错误。例如，下面这则由国内某著名报纸刊载的新闻，我们将之与新华社的新闻报道进行对照，便会发现措辞上的“一字之差”。科索沃女孩被大雪掩埋数小时后获救2012年2月13日 05:38:59 来源：国内某著名报纸12日，在科索沃南部一山村，一5岁女孩被大雪掩埋数小时后被救出。11日，科索沃与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三国交界处发生雪崩，到目前为止已造成9人丧生。……科索沃村庄发生雪崩三人丧生新华网贝尔格莱德2月11日电 普里什蒂纳消息：科索沃南部一山村11日发生雪崩，到目前为止已造成3人丧生。据科索沃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科索沃与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三方交界处的莱斯特里察村11日发生雪崩，顺着山坡倾泻而下的积雪顷刻之间将村里的11座房屋掩埋，其中2座房屋被完全摧毁。……“三国”与“三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问题就在于是否可以将科索沃称为“一国”。
原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由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科索沃原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经过北约的干预，科索沃实际上已脱离了南联盟。2008年，科索沃地区单方面宣布独立，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并获得多数西方国家的正式承认。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科索沃的“独立”未予承认。
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并称中国官方三大主流媒体，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自然具备极高的政治敏感。在新华通讯社和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中，均使用了“三方”的措辞。
那么，该著名报纸为何会用“三国”的措辞呢？
由“据科索沃当地媒体报道”的字样可知，“三国”的措辞来源于科索沃当地媒体的报道。但是，中国媒体在转发时，不能只做简单的翻译，还应当完成立场的转换。显然，该报的相关人员当真是不知科索沃为何方！于是，铸下大错。
由此可见，在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中，知识积累何其重要。四、结语：走向世界的“中国新闻人”
面对“全媒体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一直号召：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让中国媒体走向世界。
为何如此急迫呢？就从科索沃战争中的“媒体战”说起吧。
在科索沃战争中，西方媒体为发动战争而制造的舆论宣传可谓铺天盖地。北约发动战争的基本理由就是科索沃发生了“种族清洗”，时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也被西方媒体渲染为“巴尔干屠夫”。
一年后，法国《人道报》报道称：“作为战争导火索的所谓‘拉察克大屠杀’，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证据；它只不过是为战争争取支持的一则谎言。”法国《人道报》揭露了西方国家一些政要对科索沃遇害人数的信口开河：1999年4月，美国国务院宣布50万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失踪，“人们担心他们已经死了”；一个月后，美国国防部长科恩确认有10万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人失踪，“可能被杀害了”；6月，英国外交部说有万人被害，克林顿也宣称有1万名科索沃人被塞尔维亚族杀害。
从50万到1万，这就是西方媒体对于“种族清洗”数字的随意修正。
该报所提供的事实是：1999年9月，一个由西方国家法医组成的小组到科索沃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187具尸体；11月，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进行的调查找到了2108具尸体。但是，正如《华盛顿邮报》在2000年3月26日的文章所指出的，根本不能肯定这些人是死于南联盟的暴行。其中一些人可能参加了战斗，还有一些人可能死于北约的炸弹，这种情况根本说不上是种族灭绝。
其实，对于某些西方国家而言，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是否属实已不重要，它们已经得偿所愿。
2006年3月11日，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宣布“巴尔干屠夫”米洛舍维奇当天在荷兰海牙附近的联合国监狱里去世。随他而去的，还有他的祖国。曾在20世纪雄踞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如今已是亡党亡国、随风而去，解体成了七个国家和地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波黑）、马其顿、黑山、科索沃，“世上再无南斯拉夫”！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这就是“媒体战”。
同样的手段，也被应用于伊拉克战争。“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使萨达姆成为众矢之的，也使美英联军获得了人民支持且出师有名。但是，美国方面最终并未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找到了萨达姆政权早已将其销毁的文件和人证。
诺列加、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拔除这些“刺头”的过程中，可谓不择手段，而强大的媒体传播优势，也是其称雄世界的一大利器。BBC、CNN、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我们所熟知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多是西方媒体。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着这个“全媒体时代”的世界话语权；有需要时，它们就可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可以添枝加叶、煽风点火，可以指鹿为马、张冠李戴。
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中国也遭到了某些西方强势媒体的恶意诋毁。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应奋起直追；中国媒体必须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之声”，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否则将在“全媒体时代”的“媒体战”中任人宰割而无还手之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于1955年提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965年，他又为新中国人民广播事业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如今，中国新闻媒体更要通过主动报道去积极争取新闻舆论上的主动权，绝不能让自己的新闻宣传阵地旁落他人之手。
中国媒体一直将北美和非洲作为对外新闻传播的两块主阵地。无论在世界上最繁荣的北美大陆，还是在世界上最欠发达的非洲大陆，都有无数漂洋过海的华夏儿女在各领域辛勤耕耘。但是，当地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却还有限。对于“中国人的形象”，不仅良性宣传颇有欠缺，还屡遭西方强势媒体选择性或扭曲性的恶意报道。
凤凰卫视曾在2010年报道过“中国人在非洲人心目中的九大印象”。这些“印象”是长年在非洲生活和工作的刘植荣先生与非洲的部长、省长、企业家、酋长、村民等各阶层人士密切接触后勾勒出来的，值得反思：印象1：中国人吃苦耐劳。印象2：中国人清心寡欲。印象3：中国人制造的商品廉价。印象4：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印象5：中国人不注意形象。印象6：中国人扰乱市场。印象7：中国人不团结。印象8：中国人没信仰。印象9：中国人什么都吃。
2008年9月，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美国“专业调查机构”（PRI）接受委托，针对有关中国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在全美国范围内展开了题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调查。被调查的200万样本人群代表了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口，涵盖各个文化和社会阶层，误差在5%以内。
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远低于人们想象。提及美国人熟知的中国品牌，42%的人一无所知，三星（33%）、丰田（25%）、日产（24%）、耐克（16%）都被受访者误认为是中国品牌。提及美国人熟知的中国城市或景点，受访者列出了北京（70%）、长城（58%）、香港（46%）、上海（39%）、鸟巢（23%）、故宫（23%）、西藏（22%）和天安门广场（21%），22%的受访者误认为新加坡是中国城市。
显然，中国媒体在这些地方的传播力度和影响程度都有待加强和提高。为此，作为中国媒体的“排头兵”，中央电视台在2012年初先后成立非洲分台和北美分台，以期完善全球新闻采集报道网络、提升新闻核心竞争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
北京时间2012年1月12日深夜1时，央视第一家海外分台——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开播。
北京时间2012年2月7日上午9时，央视第二家海外分台——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开播。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则于2013年7月8日在《人民日报》撰文号召：“积极开展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和传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了解和理解，增添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面对“全媒体时代”，中国媒体必须“走出去”，争取世界媒体话语权，这也是无数“中国新闻人”共同追求的“伟大的梦想”。圆此“中国梦”，任重而道远，需要培养更多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来为之不懈奋斗。
第一章 新闻记者的基本认知
第一节 记者的基本概念与渊源
第二节 记者的个人素质与修养
第三节 记者的工作类型与职责
第四节 记者的从业环境与操守
记者是新闻工作者群体中的主力军，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主体，说他们身怀“彻地通天”的本领也不为过：俯身而下，可以广开言路，问民之所需，为百姓生活辟一方“清净之地”；腾身而起，可以针砭时弊，解民之所忧，为公民社会开一片“自由之天”。“记者”二字，从字面上来看，“记”有“记录”之意，“者”即“人”也。那么，似乎可以将“记者”这一职业理解为一群“做记录的人”。可是，如果这样简单地理解，书记官、记录员之类的人士岂非都可归入“记者”的范畴？
显然，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记者”这一职业不可等闲视之。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称赞记者为“社会活动家”，毛泽东主席则将记者誉为“宣传家”，而西方新闻界则以“无冕之王”称呼记者。“无冕之王”，意为未加冠冕的帝王，极言其权力之大。这一提法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英国。当时的《泰晤士报》被奉为英国上流社会的舆论权威，其主笔辞职后常被内阁吸纳为阁员。于是，人们将这些地位很高的报纸主笔称为“无冕之王”，后来逐渐用以诠释“记者”职业在社会上所拥有的特殊权力和地位。
可见，记者之“权”绝非等闲之“权”。那么，记者之“记”也绝非等闲之“记”，记者之“者”也绝非等闲之人。我们由此需思考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记者之“记”究竟是要记录一些什么？
第二个问题：记者之“者”应当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第三个问题：记者之“权”由何而来，为何而用？
第四个问题：记者之“权”又应该如何运用？
下面让我们带着这四个问题进入本章内容，一起认知“新闻记者”这一光荣的职业群体。第一节 记者的基本概念与渊源
记者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讲，是指以新闻采访为主要活动、以新闻报道为主要任务的新闻工作者；而从广义上来讲，编辑、评论员、专栏作家等人员也可以归入到“记者”的范畴之内。
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记者，诞生于16世纪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威尼斯。在16世纪的威尼斯，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商人和手工业者急需了解有关商品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以及交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于是，一些人就以采集和出售政教信息、商业行情、航船行期等新闻为专门职业，或手抄成单篇新闻，或刊刻成报纸，然后公开出售，从而成为了早期的新闻记者。
中国的早期记者被称为“访员”，活跃于倡导“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时期。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后开始设立“访员”，专门采访本地新闻。之后，《申报》又在北京、南京、杭州等26座城市聘用“访员”，采访当地新闻。“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办了其在海外的第一份机关报——《清议报》，由梁启超任主编，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记者”一词即在1899年《清议报》的第7期上正式出现。“记者”一词在中华民族“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之际问世，从此与民族荣辱息息相通，与国家兴衰紧紧相连。不久后的1903年就发生了震惊国人的“沈荩案”，问世不过四年的“记者”群体由此在中国新闻史上洒下了为国为民的“第一滴血”。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为中国变革洒下了热血，而谭嗣同的同乡挚友——沈荩则是中国第一位殉职的新闻记者。沈荩生于1872年，曾参与维新变法，在变法失败后转变为革命派，并长期担任记者。
1903年，沈荩得知清政府欲与沙俄政府缔结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事关中国命运，沈荩决心在签约之前将密约内容昭示天下。经过多方努力，他最终获得《中俄密约》草稿，并迅速将其寄给天津的英文报纸《新闻西报》。《新闻西报》收到后当即予以原文刊登。随后，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为此刊发一期号外。《中俄密约》的内容公之于众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使清政府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事后，沈荩被判“斩立决”，适逢慈禧万寿庆典，改判“立毙杖下”，牺牲时年仅31岁。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为其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自“沈荩案”之后，为中国新闻事业献出生命的记者不胜枚举。他们不仅是新闻事件的亲身见证者，还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并称“民国三大记者”的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三位新闻界先辈都是死于非命。
黄远生（1885—1915）本是清末进士出身，在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是第一位以新闻采访与写作蜚声于世的专职记者和政论家，被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被誉为“报界奇才”。1915年12月25日晚，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
邵飘萍（1886—1926）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京报》的创办者、“五四运动”的实际发起人，被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铁肩棘手，快笔如刀”。1918年底，邵飘萍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学员中有时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邵飘萍不仅为毛泽东讲授新闻知识，还给予其经济资助。1925年，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毛泽东评价邵飘萍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林白水（1874—1926）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修读新闻，是中国留学国外攻读新闻学的第一人，自1901年开始办报起，先后为近10家报纸从事采访、撰稿、编辑等工作，被誉为“报界先驱”。1926年8月6日凌晨，林白水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于北京天桥。
纵观“民国三大记者”的人生，都恰如一曲为国为民的慷慨悲歌，彪炳于新闻史册，成为后辈的学习楷模。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新闻记者的从业境况也并未得到改善，许多坚持正义的新闻工作者屡遭迫害、逮捕乃至杀戮。
1933年1月，江苏镇江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冠以“宣传共产”的罪名而惨遭杀害。上海《申报》登载这条消息后，舆论哗然，新闻界提出“开放言路、保障人权”的强烈要求。
为了缓和舆论压力，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1日被迫颁布《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以纪念该法令，逐渐获得全国范围内的响应和认同，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9月1日从此成为旧中国的“记者节”，并一直沿用到现在的中国台湾地区。
此后至1949年之前，每年的9月1日，全国的新闻工作者都会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一节日，并团结起来，用手中的媒体武器，为中华民族的兴亡呐喊呼号、拼搏抗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8月13日，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成为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许多新闻记者以纸笔作武器，毅然投身到抗战烽火之中，为民族解放而战斗。
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倡导和支持下，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的烽火硝烟中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中国青记”，也就是现在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
1949年，作为全国性的新闻工作者组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15个全国性人民团体及民主党派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7年3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简称“中国记协”。
从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代表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人民团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开展国际新闻界友好往来等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
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记者节”，但未确定具体日期。直至200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请示，同意将“中国记协”的成立日——11月8日定为中国的“记者节”。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时至今日，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是中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
国内新闻界还设立了中国新闻奖、韬奋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四大奖项，以表彰业绩卓著的记者。国外新闻界也有普利策新闻奖、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奖）、罗纳德·里根新闻奖、罗伯特·卡帕金奖等著名新闻奖项。
李大钊说：“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透过中国新闻记者的百年成长史，我们见证了中华民族历经荣辱兴衰、追求实现“中国梦”的风雨征程。他们的一篇篇新闻报道、一段段新闻影像、一幅幅新闻图片都在记录着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史。
著名学者吴晗说：“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是记录今天的历史。”我们可以说，新闻记者当之无愧地是时代的记录者，是历史的见证者，是社会的描述者。他们记录着时代的一段段进程，见证着历史的一个个足迹，描述着社会的一次次变革，而这就是记者之“记”的真正涵义。第二节 记者的个人素质与修养
李大钊称赞记者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合格的新闻记者呢？谈及记者的素质与修养，我们认为一位优秀的记者既要秉持“三颗心”，又要胸怀“三股气”。
所谓“三颗心”，即公心、恒心、戒心。所谓“三股气”，即正气、才气、勇气。气由心生，所以，公心生正气，恒心生才气，戒心生勇气。如此，记者方能担起人间道义，著成锦绣文章。一、新闻记者应当秉一颗公心，怀一股正气
记者只有秉持公心，才能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西方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1815年，被流放的拿破仑意图复辟，进军巴黎；在此期间，巴黎的一家报纸在几天之内的新闻标题如下：第一天：“来自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第二天：“吃人魔王向格腊斯逼近”第三天：“卑鄙无耻的窃国大盗进入格尔勒诺布尔”第四天：“拿破仑·波拿巴占领里昂”第五天：“拿破仑将军接近枫丹白露”第六天：“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于今日抵达自己忠实的巴黎”……
通过这份报纸在六天中的新闻标题，我们见证了拿破仑复辟成功、再建“百日王朝”的过程，也看透了这家报社见风使舵的投机嘴脸。
其实，这份报纸本不必在拿破仑刚刚起事之时歇斯底里地进行咒骂，也不必在拿破仑短暂获胜之后急不可待地摇尾献媚，只需客观地报道事实即可。但是，这份报纸显然没有一颗公心，只想着如何取悦当权者，也就只能成为后世的笑柄了。
可以说，客观、公正是媒体的基本品格，也是记者的基本操守。民国时期的“报业巨擘”史量才（1880—1934）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史先生将媒体的品格与人格、国格并称为“三格”，可见其对新闻报道的公正性与客观性的重视，而他的办报生涯也一直在亲身实践这一理念。
史量才是民国时期名震上海滩的“报业大亨”，一度组建了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旗下拥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多家大报。其中的《申报》堪称“沪上第一大报”，关注社会热点，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名鹊起，发行量骤增。
国民党当局曾多次对史量才威逼利诱，均无效果。有一次，史量才与蒋介石会面，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对不肯就范的史量才威胁说：“我有百万军队……”言下之意是，他收拾史量才这样的一介报人，易如反掌。
而史量才则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有百万读者……”言下之意是，在媒体战和舆论战中，他的媒体武器秉公持正，可以将统率百万大军的蒋介石打得落花流水。
那么，史量才何以有号召百万读者的底气呢？其实，他的底气就源于这颗“公心”，源于由此获得的广大读者的信赖。他常向报社记者们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因此，《申报》一直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指导记者们的新闻报道活动。
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华参观《申报》报馆后，称赞其为“中国的《泰晤士报》”。至1931年，《申报》的日发行量已达15万份，年利润达数十万元。
1934年11月13日傍晚，史量才在由杭州回上海的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不幸去世。这一夜，是中国新闻界的又一个“黑夜”。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接管《申报》，将之完全变成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工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申报》因系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至此，这份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历时78年、发行25600号后走入历史。《申报》秉“公心”而兴，失“公心”而亡，可见，媒体的生命力就在于客观和公正，它由秉持“公心”的新闻工作者注入，就如同《京报》之有邵飘萍、《社会日报》之有林白水、《申报》之有史量才……
林白水曾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可见，优秀的记者不能是趋炎附势的“传声筒”，而要做秉公持正的“公平秤”。
美国著名女记者海伦·托马斯（1920—2013）被《华盛顿邮报》誉为“新闻界第一夫人”。她是白宫记者团中资格最老的成员，自1961年开始担任美联社驻白宫记者起，一共向10任美国总统提过问，因问题尖锐而素有“总统折磨者”之称。
40多年来，美国人总能从白宫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直播中，看到海伦·托马斯从前排站起来，盯着总统的眼睛发问。当这位女记者走近时，总统们就会紧张。卡特总统一见到她提问就不自在。里根总统则会把头低下，“紧张得像参加论文答辩”。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称：“海伦是一名真正的先锋。她参加了自肯尼迪总统以来历任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一直让美国总统们疲于应对。”
那么，海伦·托马斯为什么甘当这样一位“总统折磨者”呢？难道她对美国总统怀有成见？她在自己的著作《民主的看门狗？》中道出了缘由：“多年来，我总有机会质问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公仆——美国总统。我承认，对这个职位，我抱有敬畏。可并不是对占据这一职位的那个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敬仰一个领导人多么德高望重，而是不时地把他们搁到聚光灯下，看看他们是否有负民众信赖。”
这位几十年来一直替民众“称量”总统的女记者赢得了普通民众、新闻同行和政府官员的一致尊重与爱戴，成为美国国家新闻协会的第一位女官员、白宫记者协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和第一任女会长。所以说，公心生正气，记者秉持这颗公心，就可焕发出为民请命的一身正气。
2000年前后，中国经济理论界提出了“西南不宜上大水电”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国家有关部委对在川渝两地特别是四川地区上大水电项目的决策思考。此后的一年多里，四川省早已上报的若干大水电项目中，国家未再批准一项。“四川的水电多了”这一说法一时间甚嚣尘上。“四川的水电多了吗？”时任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的高级记者何大新同志带着这一疑问，多次奔赴二滩等地调查采访，深入了解四川水电建设在全国水电建设中的位置和在“西电东送”工程中的作用。他发现，从全国大局的高度来看，四川水电非但不是“多了”，而且是“少了”。
调查采访有了结果，之后怎么办呢？当时积极主张四川上大水电项目的多是四川人或是在川工作的领导。作为身在四川的新华社记者，与专门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甚至是最高层的决策参谋们争论，会不会有为地方说话，向国家要项目、争利益的嫌疑？
公义在前，何大新没有患得患失，而是决定“为中国的水电事业吼一嗓子”。2001年初，他连续写出《从全国大局看四川水电的多与少》、《二滩水电站巨额亏损原因何在》、《“西电东送”不能忽视配套政策》三篇内参，直接促进了国家决策部门调整水电政策，西南地区的大水电项目得以很快上马，经济效益巨大。
谈及这次仗义执言的报道经历，何大新感叹道：“心底无私天地宽。”是的，心底无私，则一心为公；胸怀正气，则天地宽广。这才是优秀新闻记者的风范。二、新闻记者应当持一颗恒心，养一股才气
谈及新闻记者的才能，被誉为“报界奇才”的黄远生先生将之总结为“四能”，即能想、能走、能听、能写。按照现今的职业要求而言，则是要求记者既具备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基本技能，又有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充足的知识储备；既具备强健的精神体魄，又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广播电视记者而言，还要具备较高的技术素养，能够熟练地操作技术设备，处理基本的机器故障。
在“全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可以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的综合体现。为了适应媒介融合的新需求，“全媒体记者”随之出现。“全媒体记者”又称“全能型记者”、“复合型记者”、“多面手记者”，在西方新闻界也被形象地称为“背包记者”。他们将笔记本、照相机、采访机、摄像机等“全副武装”都放在一个大背包里，能够全方位地运用采、写、摄、录、编及网络技能，为多种媒体提供新闻报道。
那么，这种“全才”又是如何炼成的呢？其实，记者从业技能的培养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不限制记者的学历或条件，从事记者工作也有许多不同的途径。当然，最典型的途径还是在大学或研究所修读新闻传播类专业，在毕业后投入新闻战线。
但是，其他文法科专业的学生也多有从事记者工作的。在德国等地，有许多记者并非科班出身，而是在短期的新闻学校完成采写技能的初步学习，或是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媒体实习，直接在工作实践中接受教育和培养。
无论通过何种途径跻身新闻行业，“英雄不问出处”，新闻界从来没有真正的“天才”。即便是新闻专业的高材生，也不可能仅依靠短短几年的院校学习，就在新闻界“一飞冲天”。优秀的记者基本都是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摸爬滚打、逐步历练出来的。
记者的典型职业生涯通常是从地方媒体起步，从事市政、司法等领域的新闻采访；之后逐渐从地方媒体进入全国性媒体，并有机会参与党政、财经等领域的新闻采访，最终“百炼成钢”。这就首先需要具有一颗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恒心。有恒心，才能完成报道，才能养成才气。
在美国新闻界，爱德华·默罗、沃尔特·克朗凯特、麦克·华莱士等记者中的楷模人物都在新闻史上书写下华丽的篇章，而他们也都是在新闻战线的长期磨炼中成长起来的。
爱德华·默罗（1908—1965）在1935年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于1937年主持该公司欧洲部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伦敦主持《现在请听》、《这里是伦敦》等广播节目，以准确报道而闻名，被誉为“现场报道的鼻祖”。
1938年，爱德华·默罗首先从维也纳向美国听众报道了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伦敦报道战况新闻，多次在英国广播公司大楼的屋顶上进行有关“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的现场实况报道。他报道新闻的第一句话——“这里是伦敦”，在美国流传很广。他客观、冷静的报道风格赢得了美国听众的信任。“二战”结束后，爱德华·默罗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经理，在1947年重上新闻报道第一线，主持广播和电视节目。他主持电视专栏《现在请看》、《面对面》，仍坚持定时做播音工作。1954年，他在自己主持的电视节目《现在请看》中，持续地揭露了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侵犯人权的丑行，受到美国舆论界的赞赏，被誉为“电视节目的开拓者”。
爱德华·默罗终其一生都活跃在新闻战线上，可谓鞠躬尽瘁。著名新闻人、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钱塞勒评价默罗时说：“每一代人中都会有一些出色的人才，他们完美地集人格、才干和毅力于一身。”
沃尔特·克朗凯特（1916—2009）则是在美国的合众通讯社（即后来的合众国际社）接受了职业记者的训练，学会了准确报道、精练写作和快速发稿。他在12岁时阅读了一个关于驻外记者的故事，从此便下定了为新闻事业献身的决心。
1950年，他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并从1962年起以一把沉稳的声音主持新闻节目，开始报道并评论美国大大小小的重要事件。1962年至1981年间，克朗凯特主持的黄金时段节目《晚间新闻》始终在美国电视新闻收视率中首屈一指。在职期间，克朗凯特报道过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肯尼迪遇刺”、“越南战争”、“阿波罗登月”等事件，使他成为“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他以自己在新闻实践中的巨大影响，促使电视新闻播报者的名称从“播音员”转变为“主持人”，因而被称为“主持人之父”。他在1981年退休后仍旧活跃于新闻界，并且撰写书籍和到各地演讲。
麦克·华莱士（1918—2012）也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旗下的著名记者和主持人，是享誉世界的CBS王牌新闻栏目《60分钟》的创始人员。1968年，50岁的华莱士开始担任《60分钟》的主持人，从此声名鹊起。
他曾经采访过全球无数的著名政治人物和各界名流，并以其辛辣、强硬的主持风格和近乎于“审讯”的采访方式而被全世界观众所熟知。由于华莱士最擅长追踪式报道以及深刻揭露社会问题，因而在世界传媒领域中被同行们称为“新闻怪杰”。曾有广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哪四个单词会让骗子和流氓心生惧怕？”答案是：“华莱士在此！”（MikeWallaceishere）。
尼克松当政时曾请华莱士担任自己的新闻秘书，但华莱士婉言谢绝说：“我还是愿意当一辈子记者。”“当一辈子记者”始终是华莱士的座右铭。他担任《60分钟》的主持人近40年之久，直至2006年才退休，生前一直是美国电视界“教父”级的人物。“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美国广播电视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并称“三巨头”。每日18点半开始的黄金新闻时段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巨头”的晚间新闻节目在收视率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一直相持不下，而其竞争的焦点也在于这三大名牌晚间新闻栏目主播之间的“斗法”。
早些年并称的“三大王牌主播”，“三巨头”各拥其一——CBS的丹·拉瑟、NBC的汤姆·布罗考、ABC的彼得·詹宁斯，可谓三足鼎立。虽然天资聪颖，但是他们的“冲天才气”更多地是通过持之以恒的一线拼搏而磨炼出来的。
彼得·詹宁斯（1938—2005）出身新闻世家，9岁时就曾主持过电台的儿童节目，但其记者生涯却是在20多岁时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家小电台起步的，因在一次铁路事故中的出色报道而逐渐崭露头角，后来得以进入ABC担任记者。他的正式学校教育并不完整，也无大学文凭，其记者工作经验主要是从后来的新闻实践中得来的。
丹·拉瑟（1931-）则是出身蓝领家庭，依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大学新闻系的学业。他从不以知识分子自居，反而认为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够，在百忙之中依旧坚持“充电”。汤姆·布罗考（1940-）更是倡导记者接受广泛的教育，积累丰富的百科知识，而不拥护单纯的新闻学院教育。
中国新闻界也不乏“新闻全才”。在中国早期的新闻机构中，记者与编辑没有严格的分工，往往二者合一。邵飘萍先生就是新闻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皆有建树的“全才”，而他的才气也是“宝剑锋从磨砺出”。辛亥革命后，他与人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两年间写出了250多篇文章，累计20多万字，终于练就了“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功夫。
成都著名记者车辐终生坚持写作，且乐此不疲，被誉为“一部活的新闻史”。他曾说：“写东西相当于‘吃零食’，不经常嚼着一点，心头不安逸。”他在漫长的记者生涯中，不仅采写社会新闻，还写作杂文、散文、文艺评论等，成就斐然。著名作家流沙河就曾在少年时代读到车辐发表在报纸上的人物特稿《黑钱大盗李贵》，从而产生了成为记者的愿望。
流沙河在《车先生外传》中写道：“在旧社会吃新闻饭，先生（即车辐）敬业十分，成名绝非浪得。衣袋内揣一个小本本，遇到一鳞半爪，立刻记下，以备采访之用。为人又好事，喜交游，管他三教九流，一混就熟。所以出去采访，每每旗开得胜，短消息，长特写，莫不精彩可读。”
一生勤奋的车辐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在近70年间积累了近千万字，晚年坐在轮椅上仍笔耕不辍，根据日记中所记的陈年往事，终于在91岁高龄时写作完成了“旧时成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锦城旧事》。
也正是凭着这颗恒心，这些优秀的记者们才得以不断奉献出充满才情的作品。成都电视台著名记者彭辉曾荣获“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和国内外几十个重要奖项，其纪录片代表作——《平衡》荣获金鹰奖“最佳长篇纪录片奖”。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带领摄制组进行了历时三年的艰苦采访拍摄，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生命禁区”——可可西里。没有这份恒心，任凭记者才华横溢，也绝难奉献出佳作。
著名华裔女记者、自由撰稿人张纯如（1968—2004）曾以其采写的纪实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而扬名世界，她不仅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还具有卓越的才华。她的辉煌成就同样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毅力。
为了采写《南京大屠杀》，她前往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进行深入调查，先后采访了大屠杀的幸存者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刘永新等人，详细询问当年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并录像，还多方联系采访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帮助张纯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实资料。他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
凭借锲而不舍的精神，她奋战三年，一鸣惊人，荣获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女性”奖、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美国华人团体的“年度女性”称号等诸多荣誉，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哈利·杜尔门图书馆的赞助。三、新闻记者应当保一颗戒心，生一股勇气
记者应当注重在政治理论、思想道德以及法律法规方面提高自身修养，常保一颗戒心。这颗戒心，不仅能让记者警戒自身，还能帮助记者明善恶、辨忠奸、判是非，做到“该出手时再出手”。《孟子》云：“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因此，先有一颗戒心，而后才能生出一股真正的勇气。
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6月1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先后发表了10篇有关中联重科“利润虚增”、“利益输送”、“畸形营销”、“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评性报道。那么，这位记者敢于单枪匹马地挑战大企业，是否算得上“有勇气”呢？
2013年10月19日，陈永洲被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损害企业商誉的罪名拘留。长沙市公安局表示，经调查，《新快报》及其记者陈永洲等人在未到中联重科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实的情况下，捏造虚假事实，通过其媒体平台发表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共18篇，其中陈永洲署名的文章14篇。
陈永洲向办案民警称，为显示自己有能耐、获取更多名利，其受人指使，未经核实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致使该企业声誉严重受损，致广大股民损失惨重。陈永洲对其涉嫌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深刻悔罪，向中联重科、广大股民和家人道歉，告诫同行“要以我为戒”。
对此，《人民日报》呼吁“守住记者职业底线”。近年来，媒体高度介入社会生活，舆论监督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然而，当许多记者怀着理想和道义、追问事实与真相的同时，也有一些“害群之马”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把本是服务大众的媒体，当成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私器。这种行为，让公众厌恶，令同行不齿，也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陈永洲事件”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等规章中，对于新闻记者所应遵守的职业规范，都有全面而系统、明确而详细的阐述。法律底线需要坚守，道德底线也不容逾越。大错不能犯，小错也不应有。
2013年6月，一段“印度记者骑着灾民报道洪灾”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视频显示，一名身穿背心的瘦小男子站在没过足踝的水中，印度的这位电视台记者则手拿话筒，骑在该男子的肩膀上，面对镜头进行报道。这位记者随即遭到众人的猛烈批评。
对此，该记者辩解称：“那名男子想要向我表示敬意，因为这是第一次我这种水平的人访问他的家。因此在过河时，他提议驮着我过去……这次报道应该只拍摄我胸口以上的位置，因此全是摄影师的错，他试图破坏我的事业……我也有错，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但摄影师的行为更不可接受。”此番辩解中，高高在上、诿过他人的态度溢于言表。
无论何时何地何水平，每位新闻记者都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香港曾有一部讽喻传媒操守的黑色喜剧佳作，名为《抢钱夫妻》（1993年）。在这部电影故事片中，一位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不幸罹患癌症，高层主管们得知后却借机炒作，以博取收视率，疯狂“抢钱”。该片对这种明目张胆、不择手段的媒体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新闻媒体的不良行径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1年7月，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最畅销小报《世界新闻报》因陷入“窃听丑闻”而正式停刊，成为新闻媒体从业者的又一警戒。这起风波源于2002年的一宗绑架案。
2002年3月，13岁的英国女孩米莉·道勒在放学路上失踪，引发英国警方的大规模搜索行动。6个月后，遭到绑架并被杀害的道勒的遗体在一片树林中被发现。在道勒失踪后，《世界新闻报》为了获取新闻线索，雇用私人侦探来窃听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当道勒家人和朋友的留言占满了语音信箱后，雇用者擅自删除了部分留言，这导致受害者家人以为道勒还活着，也干扰了警方的侦破工作。这起丑闻在2011年一经披露，随即引起全英国的一片哗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并不是《世界新闻报》第一次陷入“窃听丑闻”。2006年，《世界新闻报》记者克莱夫·古德曼被曝雇用私人侦探窃听英国王子威廉和哈里的手机信息。古德曼于2007年被判4年监禁，报社主编安迪·库尔森随即辞职。2011年4月，报社首席记者瑟贝克和原新闻主编埃德蒙森也因涉嫌非法窃听电话而被捕，窃听对象包括诸多政要。“窃听丑闻”最终导致《世界新闻报》关张。其最后一期在第三页刊登整版社论，向读者致歉：“我们赞赏高标准，我们要求高标准，却痛苦地发现，2006年前的几年间，一些为我们工作的人或者打着我们名义的人的行为不符合规范……简单地说，我们迷失了方向。”
在新闻工作中追求“高标准”无可厚非，但绝不能“迷失了方向”。欲正人，先正己。只有首先遵守道德和法律，才能严于律己，才能勇于直言。如果急功近利，往往适得其反。
2003年上映的传记电影故事片《毒家新闻》讲述了著名女记者维罗妮卡·格林与不法分子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女记者维罗妮卡·格林是新闻界的风云人物，是著名报纸《星期日独立报》的王牌记者。她曾为了揭露天主教教父的丑闻，而深入到尼加拉瓜进行采访，并因此声名鹊起。
当时的爱尔兰，毒品犯罪横行，无数家庭深受毒品之害，许多儿童因吸毒而遭受巨大的身心摧残，而腐败的警察机构根本无法有效地打击这种犯罪行为。为了揭露毒品交易的重重黑幕，维罗妮卡·格林展开了一系列采访报道。
为了揪出这些毒品交易的幕后黑手，她不惜只身犯险，打入犯罪组织内部，从中挖掘真相。这些轰动性的新闻报道，使她赢得了民族英雄般的赞誉，也极大地威胁了毒枭们的利益。在这些人眼中，维罗妮卡·格林的威胁超过了任何警察机构。
面对毒枭接二连三的威胁与恐吓，格林没有被吓倒。她从毒枭的暗杀中死里逃生，义无反顾地继续坚持采访报道。最终，她倒在了贩毒分子的枪下。这次，贩毒分子在她身上打光了左轮手枪里的六发子弹。她的牺牲引发全国震动，并促使政府修改多项法律以重拳打击贩毒活动。
台湾电视连续剧《国民英雄》（2010年）曾将那些为追求社会正义和新闻自由而奋斗的新闻工作者誉为“国民英雄”。维罗妮卡·格林这类记者堪当此誉，可谓新闻界当之无愧的“勇者”。
著名记者、作家张纯如同样是以柔弱单薄之躯，行勇毅果敢之事。在她采写的纪实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问世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几乎没有，中国的相关专著也没有译作，因此，欧美人对此知之甚少。
张纯如的外公张铁君是著名报人，曾任《中华日报》总主笔，抗战时期曾身陷南京，对“南京大屠杀”有直接经历。出生于美国的张纯如自幼就听父母讲述侵华日军的罪行，但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却屡遭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为了伸张正义、讨还公道，也为了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张纯如历时近三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采写完成了该书。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该书英文版正式出版发行，随即震惊西方世界，在一个月内就进入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并持续14周之久，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图书”。在《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媒体的著名畅销书专栏中，该书都榜上有名。美国《新闻周刊》盛赞该书：“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张纯如多年来一直采访调查日军在“二战”期间的暴行，面对的尽是人间最为恶劣、残忍、血腥的事实。在采写《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过程中，她就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和骚扰也带给她极大的压力。张纯如终因长年受压而患上忧郁症，于2004年11月9日吞枪自杀，结束了36岁的风华之年，令人惋惜。
她葬礼上的悼念诗歌写道：“如彩虹一般，你带给人间，美丽、希望；如彩虹一般，你展现了，天地间的一座桥梁；如彩虹一般，你只能短暂地逗留，留下来的人们只有无限的回忆；如天使般，你代表，善良、勇敢；如天使般，你是她的使者；为正义，你为无言者请命，为历史见证；为人道，你付出自己的生命。”
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曾归纳记者之笔的分量与威力：“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千斤重，记者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素质、加深修养，才能提起这支“千斤之笔”。第三节 记者的工作类型与职责
记者职业诞生之初，并没有明确的分工。但是，随着传媒事业的飞速发展和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适应各类新闻报道的需求，新闻记者的分工日益细化，其工作类型也日益多样。
记者按照工作机构的不同，可以分为通讯社记者、报社记者、杂志社记者、电视台记者、广播电台记者、网站记者等类型。而不在固定媒体工作的记者，一般被称为“自由记者”，他们接受媒体委托或靠投稿维持生计。
按照工作任务的不同，记者又可以分为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图片记者）、出镜记者、摄像记者等类型。
按照工作领域的不同，记者可以分为时政记者、财经记者、军事记者、科技记者、体育记者、娱乐记者等类型，从而形成专门采访报道某一领域的“专业记者”。
按照工作地域的不同，记者可以分为本埠记者、地方记者、驻外记者等。本埠记者一般以其媒体编辑部所在地为采访报道范围。被媒体单位派驻到编辑部所在地以外的境内某地去专门负责当地采访报道任务的记者，则被称为地方记者或外埠记者。如果是被境内媒体派驻到境外某地去负责当地采访报道任务，则属于驻外记者。需要注意的是，驻外记者之“外”，一般是指境外，即中国大陆边境以外，既涵盖国外，又包括属于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此外，按照工作机动性的不同，记者还可以分为常驻记者、机动记者、特派记者、特约记者等。特派记者是媒体机构为了完成某些特殊的采访报道任务而特别派遣的记者，犹如一支“特遣队”。而媒体机构为了完成涉及专门地区、部门、行业、活动的某些采访报道，往往还会聘请编制以外的“特约记者”，以弥补自身记者力量的不足。
无论何种类型的新闻记者，其基本职责都是相同的，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采访报道，求真务实，为国奉献，为民服务。新闻记者凭借手中的采访报道权而获得“无冕之王”的称号。采访报道权既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乃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舆论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所以说，是国家和人民将采访报道权赋予了记者，使其获得了“无冕之王”的称号。
因此，记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真实性原则，坚持新闻报道“用事实说话”的基本规律，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为国奉献，为民服务。
1994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创办了品牌栏目《焦点访谈》，以“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作为节目定位，并于4月1日正式开播。栏目记者们运用媒体喉舌，针砭时弊，为国分忧，为民解困，深受政府和群众欢迎。
栏目主持人敬一丹评价说：“《焦点访谈》是在一寸一寸地开拓出舆论监督的空间，一点一点地突破了被认为是禁区的地方，虽然有时只能打‘苍蝇’，但心里要装着‘老虎’……真正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越是遇到阻力，就越有战斗力。”
1997年12月29日，李鹏总理为栏目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挥笔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003年8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为之赠言：“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行，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
其实，对于中外记者而言，为国奉献，为民服务，都是责无旁贷的。在长年采访美国总统的著名女记者海伦·托马斯看来，向总统发问是记者应有的权利。其个人宗旨就是林肯的名言：“让人民了解事实，国家就会安全。”她在自传《白宫前沿》中写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记者才被允许质问他们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英国式的议会制度，督促政府官员向人民负责，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政策，这份职责落到了记者肩头。”
2009年，一位地方政府官员曾质问采访的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名官员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组织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可谓愚蠢至极。但是，的确有这样一些记者是以“替官员说话”为职责的。
2011年6月16日，四川省凉山自治州会理县政府网站在首页发布了一条题为《会理县高标准建设通乡公路》的新闻，并使用了合成痕迹明显的照片。在该照片中，三位县领导“飘浮”在一条公路的上空，图片说明称这几位领导在“检查新建成的通乡公路”，文字则对这次检查的情况进行了描述，记录了县领导对通乡公路下一步建设的“四点要求”。
此事在网络上传开后，立即引起网友的围观和热议。显然，这种行为纯属新闻造假，为个别官员“打补丁”，向广大群众“编瞎话”。
同样，在党的十八大圆满闭幕之际，浙江的《今日早报》也犯下了“摆拍”的错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今日早报》于2012年11月17日刊发的头版头条图片，题为《哨所女兵学习十八大精神》；配图文字为“11月16日，温岭市石塘镇雷公山民兵哨所的女哨兵们，正在学习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
图片中手持《人民日报》“学习”十八大精神的女兵看的应是11月14日的第四版，该版面主要讲的是珠海航展，而第八版则应是副刊。图片中的《浙江日报》和《台州日报》则是11月15日的报纸。同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发致歉声明。
面对此类假新闻事件，记者们应当谨记履行新闻工作职责的第一信条——“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线”。新闻报道的本质特点是“事实第一、新闻第二”，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求真务实，乃是记者的履职之基、尽责之要、立身之本。第四节 记者的从业环境与操守
如今，记者的从业环境日趋复杂，行业内充斥着各种诱惑与压力。记者必须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要时刻牢记“人民记者”的身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不为任何狭隘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所左右，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一位尽职尽责的记者面前，金钱地位不能扰乱其心志，贫穷卑贱不能转变其操守，威胁暴力不能压服其精神。再结合现今的大众媒体环境，记者有时还要面对盲目而偏激的舆论压力，做到“千夫不能退”。可以说，富贵之欲、贫贱之困、威武之吓、千夫之指，乃是当代记者从业环境中的四大障碍。
首先是“富贵之欲”，这涉及记者面对的生活压力。
如今，随着媒体的商品属性日益凸现，在某些记者眼中，从事新闻工作已不再是崇高而光荣的职业和岗位，而是沦落为用以谋求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的途径和手段。
例如，广受诟病的“有偿新闻”就是商品经济中的衍生物。“有偿”已不仅是金钱的交易，还包括接受馈赠、免费招待、邀请旅游等多种形式。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了丰盈的物质生活，某些记者和商家之间“暗箱操作”，使报道内容游离于“新闻”和“广告”之间。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了“车马费”，难免不逢人说项；拿了“封口费”，怎能再仗义执言？“有偿新闻”的泛滥，不仅会在舆论领域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还会在道德层面助长歪风、败坏风气，更会使媒体的社会公信力最终荡然无存。有鉴于此，自古而今，在记者队伍中，“富贵不淫”的榜样不胜枚举。
邵飘萍先生曾于1925年底在《京报》的一期特刊上，历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劣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封口费”来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邵飘萍不为所动，将款退回，一如既往地揭露“张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邵飘萍收到钱后，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2001年，峨眉电影制片厂等机构联合出品了一部26集纪实性电视连续剧——《威胁》。该剧取材于“7·17”广西南丹透水事故，以两位记者的视线为主线，讲述了发生在某煤矿的一起震惊全国的死难事件。
剧中，溪平市煤矿企业花费了150万元的赞助费，请省报刊登长篇报道来宣传企业形象。省报高级记者迟立强却严词拒绝，对该企业领导说：“我这个人，从来也没写过不到实地考察的文章。”最终，该记者顶住诱惑与威胁，深入查访，揭开了溪平煤矿违规生产、掩盖矿难的不法内幕。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在北京日报社担任财贸部主任期间，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保持记者操守，率先垂范并要求记者不参加任何没有新闻报道价值的“应酬”，不染“有偿新闻”。他们收到的各类没有采访报道价值的请柬，堆积了满满两抽屉。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责成北京电视台将此拍成专题新闻，被蔡赴朝婉言谢绝。他认为，保持清正廉洁是党报记者的“天职”。
可以说，我们的记者队伍要真正发展壮大，于整体而言，有容乃大；于个体而言，无欲则刚。
其次是“贫贱之困”，这涉及记者所面对的生存压力。
伴随着国内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许多媒体已俨然蜕变成高度商业化的企业，许多记者则无奈地沦为昼夜奔忙而只为养家糊口的企业员工。“富贵不淫”或易，“贫贱不移”却难。为求“安身立命”，某些记者开始片面追求能够吸引眼球的轰动性新闻，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2007年6月，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的聘用记者訾北佳，在没有发现有人制作、出售肉馅内掺纸包子的情况下，为了谋取所谓的业绩，化名“胡月”，冒充建筑工地负责人，到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十字口村13号院内，对制作早餐的陕西省来京人员卫全峰等四人谎称需定购大量包子，要求卫全峰等人为其加工制作。
之后，訾北佳携带秘拍设备、纸箱和自己购买的面粉、肉馅等，再次来到十字口村13号院。訾北佳以喂狗为由，要求卫全峰等人将浸泡后的纸箱板剁碎掺入肉馅，制作了20余个“纸箱馅包子”。訾北佳对北京电视台隐瞒了事实真相。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电视专题片《纸做的包子》，使这起虚假的事件以新闻的形式与观众见面，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相关行业商品的声誉。这起“纸馅包子”事件在新闻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
据訾北佳供述，由于选题已上报，压力很大，加之刚到北京电视台，既想出名，又想挣钱，结果导致了“假新闻”的出炉。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初来乍到”的訾北佳或许确实有“生存之困”，但求真务实，乃是记者的立身之本。谋生而忘本，忘本则必亡！
再次是“威武之吓”，这涉及记者所面对的威势压力。
在记者的从业环境中，“笔头与拳头”的斗争屡见不鲜。“笔头”是指记者手中的媒体工具，而“拳头”则是指不法之徒用暴力手段侵害记者权益、阻挠采访报道。
据中国记协统计，自1998年设立新闻工作者维权委员会以来，受理的关于记者受害的投诉就有400多起，其中包括很多非法拘禁和殴打记者等恶性案件。可以说，记者权益受侵害事件的发生呈逐年上升趋势，用《工人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话说就是：“没完没了，愈演愈烈”。
每逢此类事件，全国新闻工作者总是团结起来，一致捍卫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因为，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舆论监督权都是建立在新闻采访报道权的基础之上，如果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受到威势的压迫，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在许多新闻事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威胁或干涉媒体自由的行为是民众所绝不容忍的。
2011年12月，德国《图片报》曝光时任德国总统武尔夫曾以职权取得低息贷款购房。更有媒体爆料称，武尔夫致电报社主编，向其施压，要求不得刊登这起丑闻。虽然武尔夫此后立即公开道歉，强调从未威胁媒体；但是随后的民调显示，46%的德国人认为武尔夫应当辞职。2012年2月17日，武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以民众为后盾，则威武不能屈。曾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记者采访是本职，客观公正报事实。公众知情是权力，临危不惧有胆识。”可见，捍卫采访报道权，为人民群众服务，每位记者皆有其责。
最后是“千夫之指”，这涉及记者所面对的舆论压力。
当下的社会风气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呈现出日益复杂的趋势。在社会舆论中，“挑刺儿”的人越来越多。这当然有一定的益处。民间舆论对新闻事件的不断关注和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相关职能部门施压，推动事件得以公正处理。
但是，“挑刺儿”的背后又往往潜藏着某些社会负面情绪，很容易滋生出偏激与盲从的群体情绪，甚至演变为现实中的极端恶性事件。这些群体情绪蔓延开来，就会将舆论监督的优势转变为对社会正常秩序的伤害，带来负面效应。甚至是为民请命的新闻记者，有时也会受到舆论的盲目冲击，无法立即得到人们的理解。
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1960—1994）曾凭借拍摄反映苏丹大饥荒情景的新闻照片——《饥饿的苏丹》而荣获1994年的普利策新闻奖（美国新闻界最高奖）“特写性新闻摄影奖”。在这幅照片中，一名苏丹女童即将饿毙在地；而一只秃鹫就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着猎食女孩。
1993年，卡特和他的朋友——另一位自由摄影师西尔瓦到遍地饿殍的苏丹北部边界去拍摄叛乱活动。卡特在灌木丛中听到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一只秃鹫落在镜头里面。他在那里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秃鹫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卡特赶走了秃鹫，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然后坐在一棵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这张照片于1993年3月26日被美国著名权威大报《纽约时报》首家刊登。接着，其他媒体很快将其传遍世界，在各国人民中间激起强烈反响。这张照片传遍世界后，人们在寄予非洲人民巨大同情的同时，也更加关注那个小女孩的命运。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而与此同时，来自各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
事实上，凯文·卡特本人几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他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
作为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是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凯文·卡特——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他一定会施以援手。
但是，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时，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还是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张照片揭示的饥饿被忽略，而莫须有的罪名被无限放大。
面对公众舆论的指责与内心道德的困惑，凯文·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即走上不归之路。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他的遗言是：“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大家怒斥凯文就是照片里的秃鹫，孩子是受难人的象征。而凯文的女儿却说，她的父亲才是那个无力的孩子，现实世界才是秃鹫。
鲁迅先生曾讽刺说：“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关注饿殍遍野的万千饥民时，少人问津；而在炒作“廉价道德”时，却不乏人“挑刺儿”。
在“凯文·卡特之死”的悲剧中，记者在履行工作职责与迎合社会舆论之间陷入两难之境。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新闻记者的处境又多了一份凶险，履行职责也多了一份艰难。当事实真相与舆论导向相左时，记者又应当何去何从呢？
2010年10月16日，轰动一时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发生。网络舆论火力全开地攻击肇事者李启铭，甚至要“拉出去活埋”。同时，谣言四起、爆料不断，“李刚有多处房产”、“李刚岳父是某省副省长”、“李启铭将只判有期徒刑3年，监外执行”等声音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即便在法院公布判决后也远未平息。
保定市公安局曾先后四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案件进展，但其声音完全被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责骂所湮没。后经调查，“李刚有多处房产”、“李刚岳父是某省副省长”等网络传言均不属实。《南方周末》的记者也曾调查称，李启铭是撞倒人后看到了一位相识的保卫科长，才向他求助说：“叔叔，我爸是李刚”。但是，这些调查结果却不敢公布，媒体和记者也不敢刊发。
直至2011年3月28日，《河北法制报》才在头版刊登长篇报道，题目为《“我爸是李刚”是怎样炒起来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案的前前后后》。文章说，保定市公安局调查表明“李刚有五套房产”、“李刚岳父是某副省长”等网上的爆料均系谣言，但所有的调查结果却未向媒体和社会公布，因为“任何一个澄清都将招致更猛烈的嘲讽和谩骂”，“不回应”反倒成了暂时平息社会舆论的唯一选择。
在2012年上映的电影故事片《搜索》中，心情不佳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高圆圆饰）在早晨上班时，在公交车上拒绝为一位老大爷让座，并指着大腿说了一句气话——“要坐坐这儿”。谁料，这起“不让座事件”被一位实习记者用手机拍了下来，并被电视台王牌栏目《今日事件》曝光，迅速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在电视台的跟踪报道中，一通匿名的热线电话又爆料称叶蓝秋实为富商的“小三”。
一句“要坐坐这儿”成为爆点，网络上开始对叶蓝秋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这起鸡毛蒜皮的“话题性事件”在心态正常的社会中或许只是一件偶发的小事，不难说清楚、论明白，但在心态失衡的社会中却不断升级。随着事件的发展，对不道德的谴责与争议、对“白富美”的“羡慕嫉妒恨”、对消遣对象的“孤独寂寞冷”、对“小三”的愤怒、对富商的仇视……种种网络情绪被逐一调动起来，并最终彻底吞噬了事件当事人——叶蓝秋的生命。
但是，对于叶蓝秋在事后的道歉视频，记者不敢报道；对于“小三”身份的种种谣言，媒体不敢澄清。显然，媒体和记者都不愿在这种偏激的舆论声讨中成为“陪斗者”。“千人所指，无病而死。”面对此类情境，民间舆论汹涌而来，记者们的顾虑可以理解，却不可苟同。放眼当今，身处“全媒体时代”，“公民记者”已是无处不在，千声混杂，万众喧嚣。山东的一位媒体工作者就曾感叹说：“世上本有真相，调查的人多了，也就没有了真相。”在这种信息驳杂、真伪莫辨的局面下，如果连我们的新闻媒体和专业记者都不能坚持职业操守，而选择明哲保身，甚至曲意盲从，那么，专业媒体和记者的价值又何在？整个新闻行业必将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的社会应当为记者们营造一个宽容的环境，但记者们也应有一种“千夫不能退”的勇毅。孟子云：“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么，若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之心，又何惧“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境呢？
本章之末，我们以一则典故作结——春秋时期，齐国右卿崔杼（zhù）杀害国君齐庄公，命令太史以庄公得传染病而死来记载。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第一个兄弟改写；不从，又杀之。再令其第二个兄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其第三个兄弟，依然据实直书。
史官们历来认为，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乃其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们这种忠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很有影响。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说：“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新闻记者只有坚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才有可能“著成信史照尘寰”。
第二章 新闻采访的基本技能
第一节 新闻采访特性与方式
第二节 新闻采访任务与步骤
第三节 新闻采访提纲的写作
第四节 新闻采访的查阅技能
第五节 新闻采访的提问技能
第六节 新闻采访的倾听技能
第七节 新闻采访的观察技能
第八节 新闻采访的记录技能
所谓新闻采写，包括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新闻采访，是记者运用查阅、提问、倾听、观察、记录等技能来获取新闻报道素材的工作活动，是新闻写作的前提和基础。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闻采访就是要解决新闻报道的“原料”问题，寻找可供记者选择、提炼、表现主题的材料。而新闻写作要解决的是报道角度、谋篇布局、表现技巧等问题，即加工、制作的“工艺”问题。新闻采访是为了写出高质量的报道，新闻写作则是采访成果的物化，二者相辅相成。
新闻采访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对于记者而言，“查、问、听、观、记”是新闻采访的五大基本技能。查，即查阅；问，即提问；听，即倾听；观，即观察；记，即记录。记者综合运用各种技能进行深入采访，得以客观、真实地报道新闻事实，从而遵循了新闻报道“用事实说话”的基本规律。第一节 新闻采访特性与方式
新闻采访对于新闻报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谓“新闻是跑出来的”、“七分采，三分写”，没有新闻采访，就没有新闻写作，也就没有新闻报道。一、新闻采访的特性“采访”二字，从字面上来说，有采集与访察之意。简单地说，采访就是通过“查、问、听、观、记”等手段来获取情资材料的一种人类活动。这一词汇早在15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就已出现，那时指的是朝廷官吏采集民情、访察民风的行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提出的著名论断。时至今日，许多行业、领域的从业者都可能在工作中涉及采访调查活动，如党政机关干部、文艺工作者、司法人员、社会学者、考古专家等。
相较而言，记者从事的新闻采访与其他行业的采访活动有着显著的区别，具有四大基本特性，即群众性、时限性、突击性、艰险性。
1.新闻采访的群众性
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事采访，是为了了解社资民情、总结工作经验与教训，从而改进与推动机关工作；司法人员从事采访，是为了调查案情、搜寻证据，从而判决案件、明断是非；社会学者从事采访，是为了研究社会发展状况，为社会各界出谋献策；考古专家从事采访，是为了考证史料真伪，弄清历史真相……
各行各业人员的采访活动，目的各异，但多是服务于各自行业、领域的工作和发展。唯独记者从事的新闻采访活动与众不同，是为传播新闻搜集报道素材，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记者们努力采访的往往是群众普遍关心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事件和现象，范围广泛，包罗万象，并不受行业领域的限制。采访之初要依赖广大群众为新闻媒体提供采访线索，而采访之后又要通过新闻媒体将采访成果传播给各界群众。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在踏上改革开放的新“长征”时期。时值“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人民群众对于在新时期如何发扬“长征精神”高度关注。著名记者罗开富受《经济日报》派遣，在1984年至1985年间，历时368天，徒步重走长征路，成为继红军之后第一位走完原路全程、第一位踏着中央红军的足迹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位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记者，为群众奉献了300多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项创举。曾有大学将罗开富的《红军长征追踪》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并列为学习新闻采写的三部必读书。
2.新闻采访的时限性
各行各业的采访活动，从完成任务的时间要求来看，长短不一，有的时间跨度很大，甚至长达数年。而新闻采访特别强调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采访、写作和发稿，规定何时截稿，就不能拖到截稿时间以后。否则，就很可能贻误报道，使新闻变旧闻，更不能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这就要求记者的思维更加敏捷、动作更加迅速，能在规定时限内争分夺秒地抢发新闻。这种严格的时限性，也是其他行业、领域的采访所没有的。
1916年，著名记者邵飘萍接受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的聘请，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达两年之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当时，北京新闻界的社会声誉极差，邵飘萍却在两年间为《申报》采写了近200篇、累计达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风靡全国。
他采写的关于“府院之争”、“政府大借款”、“揭发段内阁”、“张作霖截枪案”等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不但详尽真实，而且均抢在其他媒体之前刊发，极具时效性。例如，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的前一天，邵飘萍就已获得其就职宣言，并将其全文电达《申报》，令同行震惊。
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普及后，媒体机构在新闻采访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传统媒体也面临更大的压力，采访时限性对于报道时效性的影响更为直接。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15日凌晨，《人民日报》综合各方信息，采写出最新动态消息——《青海玉树灾区救援全面展开》，刊发在头版。同时，《人民日报》评论部也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当晚，《人民日报》评论部连夜撰写评论员文章——《夺取营救生命保障民生斗争的胜利》，于次日刊发在头版。
3.新闻采访的突击性
新闻采访具有明显的突击性，记者往往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遇到突发事件，立即奔赴发生新闻事件的现场展开采访。
2001年9月11日上午9时30分，新华社华盛顿分社记者吴伟农驱车前往华盛顿市区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由于当时是上班高峰，路上严重堵车，他只得改道而行。在绕过五角大楼再向华盛顿市区行驶时，吴伟农突然发现右方三公里处浓烟滚滚，如原子弹爆炸般的蘑菇云冲天而起。他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重大火灾或爆炸事件。
凭借新闻敏感，他决定不再去华盛顿市区采访，而是想方设法地接近事发现场，将亲眼见到的交通堵塞、通信瘫痪、消防车与警车全城出动、政府数万名雇员匆匆奔出、街上行人茫然不知所措等情景记录下来。他于上午11点前赶回分社，将新华社第一条现场消息《五角大楼遭袭目击记》发回总社。新华网首先采用，总社在半小时后发稿，赶上了各大报的截稿时间。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14时46分，新华网最早发出快讯，各大媒体迅速跟进报道。5月13日凌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贾米勒·安德里尼就来到了都江堰的聚源中学进行采访。5月14日，日本共同社派遣三位记者进入北川县，成为最早到达重灾区采访的外国媒体之一。类似这种突击性的采访，对于记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饭”。
4.新闻采访的艰险性
记者在新闻采访过程中经常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要面对不同个性的采访对象，有的配合，有的不配合，有的甚至拒绝接受采访；也常会面临各种不熟悉的采访领域，甚至是灾区、疫区、战区等危险环境……哪里有新闻，记者就要奔向哪里，不论是严寒酷暑，也不论是刮风下雨，都要勇于面对艰险境况的挑战与考验。
1938年上半年，有“飞行的荷兰人”之誉的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率领他的中国抗战纪录片摄制组一行三人来华。其余两人是纪录片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和被称为“幸运卡帕”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
伊文思临行前就与制片人约定好暗号。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的名字在这些暗号里代表着不同含义：“约翰病”，代表他们遇到了困难，被关进了牢房，赶快联系美国或荷兰领事馆相救；“约翰病重”，代表他们被日军抓了，赶快把他们弄出来；“费恩豪特病”，则是摄影师真的病了，需要医疗方面的救援……就这样，他们不畏艰险地进行采访，在抗战烽火中拍摄完成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说：“做新闻工作要有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争年代，新闻记者就是革命战士，许多人为革命的新闻工作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2008年5月25日，香港《明报》刊文报道了四位香港记者在汶川地震期间不畏艰险、深入灾区一线进行采访的事迹。
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记者林建诚等一行四人，在四川理县附近采访时突遇泥石流险情。这四位前线记者立刻想到的，是确保摄影师拍摄下当时的惊险一幕。林建诚介绍说：“当时除了叫同事一起逃走，还要确保拍下整个过程，并且保证通讯器材没有受损，不会和公司失去联络。脱险后，我们四人立刻在泥石流面前拍摄。如果再经历一次，我们还是会继续向前，就算不幸遇难，摄影机挖出来后，会发现记下我们共同进退。”
林建诚从事记者工作十余年，可谓身经百战，曾经采访过山东火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和云南地震，这次遇险却是其记者生涯中目击的最大灾难。但是，他说：“没有担心过生命安全，在危险时刻，记者的职责盖过一切。”
2008年12月，上海《新闻晨报》派遣两位青年记者——曾玉、张源前往索马里，针对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索马里海盗”问题进行深入采访。当时还没有中国记者深入索马里的腹地进行过采访。同时，索马里也是“一个多国新闻记者喋血的地方，一个在西方人眼里极度恐怖的非洲国度，跟我以往在国内任何一次艰难采访都不可同日而语”，此次采访的艰险程度可想而知。
尽管两位记者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但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和意外仍远远超出预期，但这些并没有阻碍他们的“索马里之行”。2009年1月15日，他们终于踏上了索马里的土地。与一些西方媒体不乏歪曲的猎奇式报道相比，他们不仅用笔墨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索马里，还幸运地采访到了真正的海盗，深入地探究了“海盗问题”的成因、现状以及解决办法。他们的这次“索马里之行”本身已成为一则重大新闻。回国后，央视新闻频道和凤凰卫视等媒体都对两位记者进行了专访。二、新闻采访的方式
新闻采访的方式多种多样，记者采用何种采访方式，要根据采访的实际情况而定，因人因事而异，因时因地制宜。常见的新闻采访方式有如下十二种：
1.个体采访
个体采访，就是记者直接面对单个采访对象，采取问答式的交谈，了解新闻事实，搜集写作材料，是历史最悠久、现今仍被频繁使用的主要采访方式。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的名著《风云人物采访记》中，她采访26位世界各国政要都是个体采访的范例。
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曾在1986年9月对邓小平进行专访，这是邓小平唯一一次接受西方电视媒体专访。华莱士向邓小平提出了20多个问题，邓小平一一解答，就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台海局势、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干部退休制度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和预测，成就了一段采访佳话。
2.群体采访
群体采访，即记者对某一群体同时进行采访。例如，可以主持召开多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通过问答来了解有关事实情况，与会者本身就是报道对象。这样，可以较为便捷地搜集所需要的新闻写作材料。与会者人数的多寡，要视采访选题的实际情况和记者控制协调会议的能力而定。一般来说，人数宜少不宜多。
四川传媒学院在开展新闻采写教学时，曾安排学生到四川省荣誉军人学校进行采访。荣军校中聚集着一批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模范人物。这座革命传统教育的“金矿”成为获取群体革命事迹的丰富“信息库”。
如果是做表扬性报道，没有阻力和干扰，采用这种方式较适宜，可以提高采访效率。如果是做批评性报道，采访对象之间互有压力，则不宜采用这种方式。
3.突击采访
突击采访，是指记者事前并无准备，临时接受采访任务，仓促上阵，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遇到突发事件，或者时间有限、任务紧急。突击采访从时间上来说，是一种即时采访，非常常见，体现了新闻报道追求时效性的特点。记者遇到突发事件，一定要雷厉风行、争分夺秒；否则，贻误“战机”，会错失有价值的新闻。
成都著名记者车辐在抗战年间，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了采写成都民众的抗战新闻，他每日骑着自行车穿梭于街头巷尾。有一次，日军飞机突袭成都双流机场，车辐不顾安危，在第一时间骑车奔赴二十里外的现场去采写新闻，并且收集到日军炸弹的弹片和被击落的日机残骸碎片。
抗战初期，武汉因“九省通衢”的战略位置，一度成为中国的战时指挥中心。在华采访的埃德加·斯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罗伯特·卡帕等著名记者云集于此。1938年4月29日，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侵略军以对武汉的狂轰滥炸来进行所谓“庆贺”，共造成一千多名平民死亡。
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的时候，罗伯特·卡帕立即冲上街头、进行抓拍。在燃烧的武汉街道上，在被焚毁的大楼里，空袭造成的灾难触目惊心。照片中，一位父亲紧紧抓住他的小孩子，正在朝防空壕的方向飞奔；一名妇女掩面不让相机拍到脸上的泪水；一名男子用扫帚无望地扑打着熊熊大火……
7月19日，日军轰炸了武汉的平民区。烈火包围了整座城市，卡帕在烟火肆虐中奔走，寻找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拍摄日寇狂轰滥炸后的惨状。卡帕在这次拍摄中拍到了一张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蹲着的女人》——蹲坐在房屋已成一片废墟的家门门槛上恸哭的中国女性，成为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缩影。
4.现场采访
现场采访，就是记者到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采访，调动全身感官，进行“协同作战”，真切地感受现场气氛和人物状态，捕捉重要的新闻事实及细节。记者如果不到事发现场采访，不同报道对象见面，只听知情者的介绍，总会缺乏直观的感受，很难写好新闻事件或人物，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如灾害、事故、冲突等，记者应迅速奔赴现场。
1963年11月22日下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丹·拉瑟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就在电视中以突发新闻的方式报道了这一消息。时年31岁的丹·拉瑟进行了17分钟的现场采访报道，一气呵成。虽然最早向世界报道这一突发新闻的媒体是合众国际社，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被丹·拉瑟所呈现的真实现场所震撼。丹·拉瑟也成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场出镜记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在北京日报社担任记者近20年，一直坚持深入新闻一线，积极倡导“没看见不写”的采访作风。为了采写新闻，他曾在深夜与清洁工人一起跟班劳动，进行现场采访。
5.蹲点采访
蹲点采访，是指记者长期深入某一采访点从事采访的方式；从时间上来说，是一种长期采访，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积累“素材”。
四川电视台高级记者王海兵创作的纪录片《藏北人家》曾于1991年荣获四川国际电视节最佳纪录片“金熊猫奖”。拍摄时，六人组成的摄制组几乎走遍了西藏，在藏北腹地纳木湖畔结识了牧民措达一家。此后，措达家的帐篷旁边就多了三顶小帐篷，他们和措达一家早晚相处，不分昼夜地拍摄了200多分钟的素材，最终，创作出长达47分钟的《藏北人家》。
6.跟踪采访
跟踪采访，又称追踪采访，是指记者紧跟新闻事态的发展、变化进行持续不断的采访，对于受众关注的新闻热点进行紧追不舍的调查。例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号航班于2014年3月8日在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去联系，牵动了无数世人的神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新闻焦点。世界各大媒体随即展开跟踪采访，紧密关注和报道事件的每一步进展。
1972年6月17日，五名不速之客在深夜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文件时，当场被捕。《华盛顿邮报》派遣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去采访这起“水门非法闯入案”。他们在采访中了解到，五人中为首的詹姆斯·麦科德曾效力于中央情报局，后来更发现其乃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连任竞选委员会首席安全顾问。两位记者随即展开了锲而不舍的长期跟踪采访，终于获得了共和党派人侵入民主党总部以及尼克松总统试图掩盖事实真相的证据。最终，尼克松不得不于1974年辞职。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因此名声大噪，获得197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成为无数青年记者的榜样。
7.体验采访
体验采访，即记者亲自参与所采访的新闻事件，成为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体验与感受所要报道的新闻事实。美国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主持的《纽约世界报》于1887年发表了女记者内莉·布莱揭露布莱克韦岛精神病院内幕的报道，造成极大轰动。当时，布莱装扮成疯癫病人，得以混入精神病院，数月间经受了诸多磨难，终于获得了第一手材料。最后，她设法逃出疯人院，写出了具有震撼性的报道。
8.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俗称“暗访”，是指记者为了查明事实真相，而不公开自己的身份，深入到特定的环境中进行采访。该方式一般适用于批评性和揭露性报道，可以突破采访对象的心理戒备，防止其隐瞒事实真相，进而获取大量“内幕”性的第一手材料，得到真实确凿的证据，使问题水落石出，使被揭露者无可抵赖。由此而来的新闻报道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震撼力。
记者暗访需要一定的胆识，能够随机应变；但绝不可滥用，必须事先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必须维护公众利益，不能违背社会道德和相关法律，以免引发纠纷。如今，电视记者经常使用此种方式，将自己装扮成不易引起对方疑心的身份，使用微型摄像机来获取真实镜头。
2014年2月，中央电视台记者通过暗访，曝光了广东东莞的淫秽色情服务业，央视新闻节目播出了记者的暗访视频。记者暗访发现，东莞多个休闲娱乐场所都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在一些被称作“城市名片”的四星级、五星级酒店中也存在明目张胆的招嫖卖淫活动；即便在春节期间，地下色情业也没有歇业，多家酒店还在举行“选秀”等色情活动。据一些酒店员工介绍，他们的酒店并无正规的住宿，来的客人也都是“找小姐”。记者随后两次报警举报，却不见警车到场，也未见警察调查；地下色情活动照常进行，记者也未接到警方的任何反馈。
9.通信采访
通信采访，是指记者并未与采访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而是通过书信、电子邮件、聊天工具等通信手段来展开问答的采访方式。以往记者通过书面提问来得到书面答复，称为书面采访。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电子邮件成为通信采访的新途径，被称为邮件采访。
通信采访可以突破空间、地域的限制，但也有其局限性——由于不能直接交流，有时会得不到答复。因此，采用通信采访要事先向采访对象提出请求，说明意图，包括涉及多少问题、何种问题等，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再精心地设计问题，并预先向对方致谢，还要记得约定好答复的期限。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著名记者约翰·根室在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写作《美利坚合众国内幕》一书，曾给全国48个州的州长都写了信，解释了自己的工作，并提出三个问题：“该州与其他州有何不同？该州对整个合众国有何贡献？你为什么从政及主要建树是什么？”结果有47位州长作了答复。这样，约翰·根室就通过通信采访收集到了涉及全国范围的丰富材料。
10.连线采访
连线采访，是一种“麦当劳”快餐式的采访，是指记者使用电话（包括视频电话）等即时通讯设备与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的采访方式，既便捷高效、简单易行，又打破了采访活动的时空界限，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
连线采访对于广播电视采访而言，尤其重要；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取代其他采访方式，应当根据采访实际决定，而不可滥用。只要截稿时限允许，记者又力所能及，就应尽量到现场采访。
如果记者不便与采访对象会面，可以使用连线采访，但应注意：要亮明身份，让对方明白采访意图；提问要简短清楚，不要提大而深的问题；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不可长时间“占线”；要注意礼貌周全，以温和谦逊的话音进行交谈；要及时做笔记，特别是留心核对数字、名词等关键信息。
美国电影故事片《水门事件》（1976年）讲述了《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追查采访“水门事件”的曲折过程。片中，两位记者在进行连线采访时，总是先亮明身份，并巧妙措辞：“我们明天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我们觉得应该给你一个发言的机会。”“给水门盗贼的支票上写着你的名字，不知道你对此是否要解释一下？”这些话语的潜台词都是在说：“我的采访是为你服务，给你发言的机会，你最好接受我们的采访。”
11.迂回采访
迂回采访，又称侧面采访，就是先不与所要报道的对象直接交流，而与熟悉、了解报道对象的知情者或有关部门接触，之后再尝试采访报道对象，恰如攻城作战，先清扫外围，再攻击主目标。
如果采访对象比较谦虚，不愿意接受采访，或者不善言辞、排斥采访，再或者工作繁忙、无暇接待，记者就可以采用迂回采访来寻找突破口，以便获得报道对象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如果记者根本无法接触到所要报道的对象，那么转而询问熟悉、了解报道对象的亲朋、好友、同事、领导等知情者，也可以搜集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曾有一位外国记者试图采访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而登上一架利比亚政府提供的专机。他落座后发现对面有两位利比亚姑娘，记者素知卡扎菲以拥有众多贴身女保镖而著称，于是展开采访。其中一位眉清目秀、金发碧眼的姑娘自称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的硕士研究生，名叫杰米拉。而另一位身材高挑、肤色略黑的姑娘则坦率地承认了自己是卡扎菲的卫兵，且已工作了9年，来自南部塞卜哈地区，与领袖同属一个部落。
她向记者介绍了卡扎菲的生活习惯：“领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生活简朴，从不吸烟。早餐是面包和驼奶，午餐大多为烤羊肉或烧羊排，外加利比亚汤，有时也吃柏柏尔人爱吃的古斯古斯，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谈起卡扎菲的爱好，她补充说：“他嗜好喝加糖的红茶，喜欢沙漠、帐篷、骆驼，有时也骑马、下棋、听古典音乐。”
12.抽样采访
抽样采访，是一种非全面性的采访调查，是从全部调查研究对象中，抽选一部分来进行采访，据此对全部对象作出估计和推断。该方法是社会学研究中最常用的调查方法，也是国内外专业机构长期应用的一种科学化调查手段，其采访调查结果在相应的社会领域实践中往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9年8月，四川省首家以传统文化为教学内容的大型女子学堂在成都开学，用4年时间、3000多个学时来教授国学名篇、古琴、围棋、书法、茶道、刺绣、美容、烹饪等课程，声称用9000余元学费就可以打造一名“现代淑女”。正是媒体的一份“男性调查”催生了女子学堂的诞生：在100名受访男性中，80人认为女性应温柔贤良，而非霸气十足。
抽样采访以往常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即将问题打印在问卷上，编制成书面表格形式，通过面对面、书面邮件或电子邮件等途径交由采访对象填写，然后收回进行整理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2012年8月至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日本著名媒体《朝日新闻》以抽样采访的方式，对中日两国的舆论状况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在中国采取的是面对面的调查方式，在日本国内则是通过邮寄来收集调查信息。其中一道问题是：“提及对方国家，脑海里浮现的会是谁？”日本人选出的前十位人物依次是毛泽东、周恩来、成龙、胡锦涛、孔子、温家宝、邓小平、诸葛孔明、孙文、蒋介石。中国人选出的前十位人物则依次是小泉纯一郎、山口百惠、山本五十六、苍井空、野田佳彦、东条英机、福原爱、酒井法子、滨崎步、高仓健/矢野浩二。
随着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记者运用网络和手机进行抽样采访。许多新型手段逐步替代了传统的问卷调查形式，取得了更为便捷、高效的采访效果。
上述这些采访方式各有优劣，互有交集，不可割裂开来，需要综合运用、灵活施展。第二节 新闻采访任务与步骤
2013年，网络上曾有过关于“什么是记者”、“怎样才算好记者”的争论。凤凰卫视著名记者闾丘露薇认为，记者出镜时不能是“表演”采访，应当关注新闻背后的原因而非新闻中的人，“记者是把自己隐藏在当事人和新闻事件后面的，电视记者不会利用镜头去塑造记者的细心、体贴、关怀”。
记者从事新闻采访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了解新闻事件、访问新闻人物、调查新闻现象，从中发掘出具有新闻价值的真实的新闻事实，搜集整理成新闻写作材料，并能够正确地认识、理解和分析这些材料。
这些新闻写作材料，或是通过查阅资料获得，或是在走访中耳闻目睹所得，或是由受访者所提供，都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只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真实材料，才能为完成新闻报道奠定基础、铺平道路。
美国电视剧《新闻编辑室》的开端有这样一句台词：“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要认清症结所在。”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指出：“欲改造现实之社会，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相。”新闻记者在采访中要敏锐地发现事实、认知事实，善于透过现象捕捉本质，这是新闻记者的基本职责与采访任务的应有之义。
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早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记者时，曾在采访中了解到如下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有个“大腕”扔下30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上就走。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30万元请了一桌。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53.9%的学生把“赚钱多”作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
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荣获1993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报道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带给人们很大的触动。
具体来说，新闻采访的流程可以分为访前、访中、访后三个阶段。要完成采访任务，访前须有备无患，访中须从容应对，访后须再接再厉。其具体步骤如下：一、访前准备，有备无患
一位新闻前辈说：“采访前准备得充分，等于完成采访工作的一半。”采访前的准备充分与否，关系到采访任务的成败。那么，采访前的准备包括哪些内容呢？
1.明确报道思想
所谓报道思想，就是在某一时期或阶段，记者、编辑从事新闻报道时所必须掌握的指导性或指令性的方针、政策，包含报道的重点与非重点，应当突出报道什么、一般报道什么和不应当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把握分寸等。记者不了解报道思想，采访时就会摸不清方向，茫然不知所措。
每一年度，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地方各级主管部门都会针对本年度的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提出原则性的要求。各媒体也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规划具体的工作安排。记者明确了报道思想，采访才能有正确的方向，采写新闻时才可以避免偏差和失误。
学习新闻采写的学生在平时应当关注主流媒体上的重要文章，从中了解当前新闻媒体所应遵循的报道思想，同时注意研究各媒体在日常报道中所体现的报道思想。
2.确立采访目的
任何采访都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否则，采访就会一无所获。不同的报道选题，存在不同的采访目的——是突出报道人物，还是突出报道事件，抑或做经验性报道；是写作消息，还是写作通讯，抑或是写作新闻评论。这些都关系到采访活动的深度、力度与广度。
例如，采访同一位先进人物，如果是为了写作人物消息，则概括性地了解其感人事迹、非凡言行和高尚思想之后，就可落笔成篇；如果是为了写作人物通讯，就一定要了解其感人事迹的详情细节，掌握具有个性特点的语言和难能可贵的行为，以及能揭示其内心世界的素材。材料越细致、越完整、越生动，越有助于写作人物通讯；第一手材料、第二手材料甚至第三手材料，都要采集。
换言之，写作一般消息，做较粗浅的采访即可；写作通讯等专稿，则要做较为深入而细致的采访，难度往往更大，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力度，还要有广度。因此，采访目的往往决定着写作体裁的选择和采访活动的难易。
3.搜寻新闻线索
新闻线索是提示记者采访新闻的简略信息，告诉记者有什么新闻或哪里有新闻。它或许只是语焉不详的一句话、一个人名、几个数字，却往往会激发记者寻访新闻事实的欲望并使其付诸行动。可以说：“消息来源是记者生命的血液。”一位合格的记者必须开辟和建立自己的新闻来源。新闻线索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五条途径：
其一，是重要文件。例如，沈世纬、陈雅妮采写的通讯《春朝激荡黄浦江》（新华社2000年5月15日电），源于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要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在发展较快地区的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的讲话。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新闻报道的一项新任务，是一个重大选题，于是，在全国率先采写有关“开展‘双思’教育”的报道，荣获第十届上海新闻奖特别奖。
其二，是重要活动。各类政企会议，以及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媒体吹风会等，往往能为记者提供重要的新闻线索。各单位和各界人士的重要活动、重要的节假日和纪念活动等，也都是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源”。
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孙毅前去采访，在采访中听到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会见的最后一批正式的代表团……”孙毅随即调整了原定的采写计划，最终用抒情的笔调写作了题为《难忘的时刻——小平同志会见最后一批外宾》的新闻特写。
其三，是传媒信息。当代传媒风云变幻，各种信息丰富多彩，任何一家所谓权威和主流的媒体单位都不可能将大千世界的万象信息统统纳入囊中。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更是使信息的传播进入了一个高速列车的时代。一条短信、一篇网帖都可能成为一条爆炸性新闻的由头，这类由网民发起的新闻事件不胜枚举。
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发生后，网络上掀起了规模浩大的“造句行动”，这引起许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教授张洪忠就指出，“造句行动”看似幽默搞笑的背后，其实是人们自发形成的对权力阶层的一种声讨，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对权力阶层的痛恨。面对此类事件，多家媒体的报道中都引用了网络上的调侃语言，如“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国产四大名爹——李刚、王军、卢俊卿、李双江，总有一款你伤不起、拼不起”。
其四，是群众爆料。各类媒体的通联部每天都会接到受众的大量来稿、来信、来访、来电，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有的受众甚至亲自到媒体机构来爆料。许多媒体也专门刊登广告，征求新闻线索，甚至注明“一经采用，即付奖酬”，从而广开新闻来源，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条件。这些向媒体和记者有偿或无偿提供新闻线索的爆料人，也被称为“新闻线人”，他们散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也都是群众中的一员。
在“新闻线人”中，又有一类专门提供特殊领域的内幕性新闻信息和线索的爆料人或告密者，人们常以“深喉”作为此类人士的代称。这一称谓源于美国的“水门事件”。197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依据一位秘密线人提供的消息和线索，捅开了“水门事件”的内幕，导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下台。事后，两位记者一直拒绝透露这位线人的身份。《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西蒙斯引用当时一部知名电影《深喉》的片名来作为此人的代称。从此，“深喉”成为揭露内幕者的代称。“深喉”们所提供的消息和线索多是极具新闻价值的“猛料”，为保安全，往往对外隐匿身份，多富有传奇性和神秘性。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调查“水门事件”期间与“深喉”见面七次，以暗号相约，会面大多安排在凌晨2时的地下车库。
此后的30多年间，世界上只有四个人知道“深喉”的真正身份——参与报道的两名记者、时任《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本·布拉德利及“深喉”自己，这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线人。直至2005年5月31日，时年已91岁的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才出面承认自己是“深喉”。
如今，越来越多的内幕新闻登上“大雅之堂”，许多媒体和记者都希望获得“深喉”们的爆料。在此过程中，如何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值得思考和警醒。2013年的“爱德华·斯诺登与棱镜门事件”所引起的广泛争议，就是这种矛盾纠结的真实写照。
其五，是亲身经历。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人民记者最基本的采访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采访活动中的体现。记者亲临采访一线，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来掌握第一手材料，是捕捉有价值新闻的“真功夫”。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到新闻第一现场去，是新闻界历来提倡的职业准则。
云南籍自由撰稿人、女记者晓曙在2001年春季首次穿越缅北，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去关注“金三角”地区的女性生存状态。她经过大大小小近50个武装割据的地盘和不计其数的哨所关卡，先后采访到十余位真实鲜活的“金三角”女性；之后，历时三年，完成了《金三角的女人》等纪实作品。
在“金三角”的多次采访中，她接触过住在豪宅里享有丰厚物质却心灵寂寞的枭雄太太、美艳的舞女、富有的酒店老板、以种植鸦片为生的诡秘小山寨主和他的两位夫人、七旬老头的35位妻子、妻妾成群的武装司令、为袍泽守墓的中国远征军老兵……获得了大量惊险离奇、浪漫凄美的写作素材。
总之，新闻线索源于生活，记者必须深入生活、关注生活，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
4.制定采访计划
记者获得新闻线索以后，要尽快制定采访计划，研究采访对象，拟写采访提纲。所谓采访计划，是指大体的采访步骤、方式和周期，要确定采访的部门、人员名单及其先后顺序，还要设想一下写作的体裁和篇幅等。
记者是采访的主体，而采访对象涉及事件、组织、活动等，但最后都落实为人——可以是新闻人物，也可以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目击者、知情者等。记者要尽快了解、熟悉并研究采访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职务、性格、业绩、经历，以及是否曾被媒体报道过等。要采访其本人，最好先从其同事、领导、服务对象、亲属或朋友处了解有关情况。要确定适宜的采访时间和地点，采访活动往往是在与采访对象密切相关的具体时空情景中展开，因此，采访现场的时空情景往往也是新闻报道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重要的是，拟写采访提纲，准备充足的问题，以备采访时提问。有关采访提纲的写作，将在下一节详细讲解。西方记者的经验是：采访一分钟，至少要准备满足十分钟谈话的问题；访前准备与正式采访的时间比例为十比一。这对于中国记者来说，也是适用的。准备越充分，采访时就越主动，不至于陷入有机会采访却提不出问题的尴尬境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赴中国陕北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时，在采访前准备了70个问题，最终写出了一系列轰动世界的报道。
记者在采访前准备的问题应当多多益善，既周全又有重点，采访时先问什么、后问什么，了然于胸。美联社记者尤金·莱昂斯曾获准采访斯大林两分钟。他在斯大林办公室采访了两分钟后，又待了近两小时，却提不出更多有准备、有意义的问题。他采访前伊朗国王巴列维时，约定回答五个书面问题，他们几分钟就谈完了，巴列维国王等待提问，莱昂斯却没有准备更多问题。“后悔一辈子”的莱昂斯在巴列维办公室外发誓：“今后哪怕约定我只有几分钟的采访，我若不是先准备好供一两小时谈话的问题，便决不再来到世界伟人的面前。”这种类似的经历，充分说明了采访前准备足够的问题是多么重要。
针对某些新闻事件复杂多变的现实，记者在制定采访计划时应该多准备几套方案，应该事先就想到可能发生的一些状况，并为此做好必要的准备；不要事先一厢情愿地想当然，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就不知所措。如果既定方案不能顺利实施，就要立即拿出备案。
曾有记者去医院采访一次高难度的器官移植手术。了解相关情况时，业内人士一致看好手术的前景，信心十足地认为肯定会成功。因此，记者的前期采访方案中关注的是手术成功后要采访哪些问题。但在采访过程中，手术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了，好在该记者准备了预案——如果手术不成功，应该如何转换主题、提哪些问题。因为访前有应急预案，记者最终得以将此事件如期报道出来。
5.做好物质准备
记者在采访前务必要细心地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外出采访时必须提前准备好各种工作用品，如纸、笔、采访本、采访机（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磁带、胶卷、电池、手提电脑以及手机等通信设备。电池、胶卷、磁带等都应有备份。出发前还应检查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转，电池是否有电等，以免在采访的关键时刻“卡壳”，错过捕捉新闻事实的良机。一旦错过时机，难得的新闻场景、细节等都是不可重现的。此外，衣鞋、雨具、食品、药品等生活必备品也不可遗漏。二、访中临场，从容应对
新闻采访过程中，临场采访是最重要的环节，临场采访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采访活动的成败。记者在与采访对象接触时，要相互尊重，以诚相待，以礼相待，尽力营造良好的采访氛围，建立融洽的采访关系，以利于采访顺利展开。
俗话说：“计划不如变化快。”记者临场采访时，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能够从容应对各种情况。其要点可以总结为“左右逢源善交际，平心待人讲和气；端庄得体不拘束，文明礼貌有风度；进退自如能应变，时刻留心勤思辨；防灾救火靠预案，遇事机敏莫慌乱”。具体如下：
1.左右逢源善交际，平心待人讲和气
优秀的记者应当善于交际，面对采访对象时，要谦虚谨慎、心平气和、自尊自信、不卑不亢，要抛弃傲慢与偏见，不因个人好恶而受影响。面对名人、官员、外宾等重要人物，要保持尊严、坚持原则，不要低三下四、阿谀奉承；面对普通人，也要平等相待，不要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正如邵飘萍所说：“谦恭而不流于谄媚，庄严而不流于傲慢。”
其一，记者要尊重采访对象，这是采访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
记者要有换位思考的意识，能够设身处地从采访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反映往往是真实、具体的；相反，当处于某种约束、限制甚至防备的状态下，所流露和提供的信息往往是有所保留或伪装的。
因此，在采访的时间、地点以及时机的选择上，记者要深思熟虑。约定采访时间和场所时，要尽量与采访对象友好协商，让对方有时间进行准备，不可强加于人。要选择恰当适宜的采访时机，不要强行访问。突击采访时更需掌握好时机，无论是在救灾现场，还是在事故现场，记者都应帮忙不添乱。
1987年9月，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观看了电视转播的全国铁人三项运动比赛实况后，就专门写信批评某些记者的采访时机不当。信中指出，马拉松运动员在艰辛奋进的长跑途中，竟有一些记者拿着话筒，有的走在路上，有的坐在汽车里，紧跟着运动员，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你有小孩么，是男孩还是女孩？”“你有多少岁了……在什么单位工作？”“你爱人对你参加比赛是什么态度？”等。这种行为使气喘吁吁的运动员苦于应付，也干扰和破坏了比赛秩序。
在运动员到达终点时，立刻又有一群记者伸着话筒围了过来，使运动员不得不停住、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问。按理说，在长跑40公里后不能立刻停住，必须接着缓步走几百米，进行恢复活动，以免损害健康。这些记者的做法，不但采访不到有用的信息，而且简直是对运动员的摧残，毫无尊重可言。
其二，记者要处理好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能获得最佳的采访效果。
记者采访时最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不要刻意吹捧，也不要刻意责难。2014年1月6日，美国前NBA球星丹尼斯·罗德曼率多名NBA退役球员赴朝鲜访问。此时，美国各界都很关注罗德曼能否为解救在朝服刑的韩裔美国人裴俊浩提供帮助。这对仅是一名运动员的罗德曼造成了很大压力。
1月7日，身在朝鲜的罗德曼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克里斯·科莫的视频连线采访。科莫针对“解救裴俊浩”的话题，接连质问罗德曼。面对指责，情绪激动的罗德曼当场“发飙”，使采访过程沦为“闹剧”。对此，罗德曼固然有错，但科莫的做法也明显欠妥。
如果采访陌生人，更要尽快营造出良好的谈话气氛，使对方有亲近感。可以先选择一些合适的话题，像熟人、老友聊天一样，与对方无拘无束地交谈。例如，《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曾在四川某油田采访过一位石油钻探队的队长。采访开始时的谈话如下：记者：生产怎么样啊？队长：差不多。记者：你们这儿有不少先进事迹吧？队长：一般化吧。记者：有什么困难呢？队长：还不是那个样子。
纪希晨得到的回答全是模糊语言，显然，这位队长在采访开始时因为与记者不熟悉，所以态度非常冷淡，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因此，纪希晨此后索性与这位队长拉起了家常。他听对方的口音不是当地人，就问：“我听你讲话，你是陕北人，某某县的，对不对？”这句话引起了对方的兴趣。这位队长问：“那里你去过？”
纪希晨随即向其叙述了该县和附近地方的一些情况，谈到了那里的山水环境等。提及家乡，这位队长变得热情起来。他也讲了那个县的情况，并且一改冷淡态度，不仅配合采访，还为记者提供了许多帮助。
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曾于1986年9月采访邓小平。邓小平历来爱说实话，不爱讲空话，这让初次见面的华莱士有些紧张。众所周知，邓小平爱吸烟，甚至与丘吉尔、斯大林、毛泽东并称“天下四大瘾君子”。于是，同样嗜好吸烟的华莱士便向邓小平要了一支烟，以便帮助自己放松一下，也很快拉近了与采访对象的距离。
记者要善于运用逆向思维来设计采访问题，提问时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以免无意中触犯或伤害对方。南京十运会时，山西运动员刘青获得女子800米冠军，一位央视记者在赛后对其进行采访时就不幸失言：“这次800米比赛，应该是靠实力赢下来的吧？”旁边的教练听见后脸色铁青。如此大意，就甚为不妥。
2.端庄得体不拘束，文明礼貌有风度
记者的仪表、风度，是其学识修养的外在体现，也是留给采访对象的第一印象。因此，记者要注重仪表、讲究风度，其着装、体态都必须得体，既端庄又不拘束。如果不拘小节，就很容易失礼，会引起采访对象的反感，破坏自己的形象。例如，未得对方允许，不要抽烟，不要触摸对方的物品，更不要大声喧哗或讲粗话。
其一，记者的衣着打扮要庄重整齐、干净卫生，要适应采访场合，以免引起采访对象的反感。著名记者车辐曾在抗战年间采访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经著名演员谢添介绍，车辐与白杨约定在成都南虹游泳池见面。当日，身着泳装的白杨在游泳池边等候车辐。匆匆赶来的车辐在即将见到白杨的那一刻，忽然发现泳裤的边角开缝。为免尴尬，他急中生智，“先下水”为强，迅速跳进游泳池，从而巧遮了“难言之隐”。
记者到一些特殊场合采访，如会场、病房、殡仪馆、实验室、灾难现场等，一定要遵循相应的着装要求。例如，有的国家规定，记者进总统府采访时，不得穿牛仔裤、胶鞋和运动衫。
其二，记者的言谈举止要讲究文明礼貌。彬彬有礼、热情客气的态度可以博得采访对象的好感与信任。见面或告别时要使用礼貌用语，如尊称对方为“先生”、“女士”等，或在对方姓名后面加上“老师”、“教授”、“校长”等称谓。采访时还要严格控制肢体语言。例如，坐姿要端庄，可以并腿、上身微微前倾；表情、眼神、手势都必须适度，频递眼色、手势繁复往往会令人生厌。
3.进退自如能应变，时刻留心勤思辨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要会变通、能坚持、善留心、勤思辨。
首先，记者要会变通，能够随机应变、见机行事。
对于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采访对象因繁忙而无法接待记者，可以见缝插针，或改期访问。如果采访对象情绪欠佳或戒备心重，记者应设法帮助对方缓解情绪、消除戒备，使其在轻松的氛围中回答问题。例如，摄像机开镜后，才发现对方因“晕镜头”而紧张失措，此时，记者在现场就要为其减压，使对方放松，甚至忘记前面的镜头。
如果采访对象不愿配合或拒绝采访，给出“闭门羹”，记者就要寻找新的入题路径，可以先提一些对方感兴趣的问题，改变对方的态度，使其变得乐于与记者交谈，之后再逐渐展开，最后言归正传。
1949年，《人民日报》的年轻女记者金凤去采访刘伯承元帅。谦虚的刘伯承不愿宣传自己，刚开始就表示拒绝，还说，在大别山的时候，有个记者写他的报道，都让他扔到字纸篓里了。面对“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局面，金凤冷静而机敏地转换了入题路径：记者：您不谈我怎么完成任务啊？刘伯承：你多大了？记者：二十一岁了。刘伯承：哦，你比我的女儿还小哩，我女儿二十三岁。记者：那就当成向您的女儿讲故事吧。刘伯承：谈什么呢？记者：毛泽东思想战略问题。刘伯承：你这个小孩子，戴大帽子！
当刘伯承将金凤的年龄与自己女儿相比时，就表示他疼爱女儿、喜欢谈论女儿。金凤及时接住话题，将自己与对方之间的距离拉近，使局面变得“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后，刘伯承用了八个小时的时间，借助地图，向金凤做了详细介绍，并为报道想了个题目——《四战之地，四战之军》。
其次，记者要能坚持，必要时“咬定青山不放松”。
对于一般的问题，如果采访对象不愿回答，记者可以随时转换话题。但是，对于重要而关键的问题，记者则要咬住不放，直到对方回答为止，不能做“和稀泥”的“老好人”。
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政变一周年之际，在军人政权监督下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失败。为了弄清这一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在里斯本采访了葡萄牙社会党领导人马里奥·苏亚雷斯，此时恰逢社会党的《共和国日报》所在地遭军人包围。
苏亚雷斯介绍了“报社被围”事件后，法拉奇问道：“仅仅是共产党人呢，还是共产党和军人在一起发动了这次攻势？”苏亚雷斯借口去接电话，有意回避这一问题。法拉奇第二次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只是对共产党人的攻击，而没有一句涉及军人。法拉奇连问多次，并经过一番解释后，苏亚雷斯才开始谈论军人问题，流露出对军人政权的某些遗憾和不满。
可见，要保质保量地完成采访任务，记者既要有灵活性，又要有原则性，既要能变通，又要能坚守，做到进退自如。
再次，记者要善留心，采访时不可忽略任何蛛丝马迹。
新闻信息的来源渠道多种多样，有时就蕴含在新闻事件的细节之中。例如，记者如果从采访对象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到有价值的信息，就一定要追问下去。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陈鲁豫曾采访著名作家张贤亮，当张贤亮谈及自己在“劳改”期间吃不饱饭的经历时，陈鲁豫捕捉到了这一细节，随即追问：陈鲁豫：您还记得当时有多重？张贤亮：48公斤。陈鲁豫：有多高？张贤亮：1米78。每个月只发9斤粮。陈鲁豫：这点粮食怎么够吃？张贤亮：当然不够吃。陈鲁豫：不够吃怎么办？张贤亮：只好饿死，我就曾经饿死过。一次真的饿倒下，被“劳改队”里的人送到停尸间。半夜醒来见身边躺着的都是死人，赶紧爬到门边。第二天，收尸的人发现我还活着，就把奄奄一息的我救起。那时没有药，所有的药也是分配的。因为女犯少，医务室里还剩下些治妇女病的乌鸡白凤丸。靠吃乌鸡白凤丸，我被救活了。
可见，记者要时刻具备新闻敏感，有很强的发现能力，能从一般人不易察觉的细节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许多重要信息都是从采访对象的言外之意中透露出来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在会上讲话时，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在场的许多外国记者都察觉到了这一极不寻常的措辞，纷纷奔出去抢发新闻。而在场的中国记者却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漏掉了重大新闻。尼克松在访华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本身是新闻事件，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就暗示美国将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更为重要的新闻信息。
最后，记者要勤思辨，随时开动脑筋，能够辨别轻重、判断真伪、认清虚实。
在香港电影故事片《头版头条》（2004年）中，梁家辉饰演的总编曾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做传媒的，是负责监察、查证，甚至是猜，就是不负责信！”
记者采访时要始终保持警惕，怀有质疑精神。对于有疑问的回答，记者要当面提出质询，或者在事后设法核实。要尽可能多方面地调查事实，并做出冷静的判断，只有勤思辨，才不会被假象所蒙蔽。
某记者曾在一位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坐车参观该县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他们来到一座大型水站前，县委书记请来了站长。
县委书记说：“这位同志是报社记者，你向他介绍一下水站的情况。”
站长说：“我们这个水站可以浇地五万亩。”
记者追问：“是已经浇地五万亩，还是可能浇地五万亩？”
站长支吾着：“啊，五万亩，浇地五万亩……”
记者只得说：“啊，好吧。”
站长声称“水站可以浇地五万亩”，用了“可以”这个模糊词语，既可理解为“已经”，即已成事实，又可理解为“可能”，即还只是计划。记者就此追问，站长仍然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应付。记者由此结合沿途所见，断定站长有所顾虑，没有说实话，预感到浇地面积实际没有这么多。
4.防灾救火靠预案，遇事机敏莫慌乱
记者身处新闻现场，会发现事件往往瞬息万变，总是超出事先的预想，甚至突逢变故，“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此时，记者就要有“防灾救火”的临场掌控能力，想方设法地引导和扭转局面，争取变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具体来说，一要靠充分的预案，二要靠机敏的应对。
首先，面对采访的“拦路虎”，访前准备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记者要根据现场变化来灵活地调整自己、迅速地启动预案。俗话说，要给大家一瓢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如果记者有充分的应变预案和丰富的资料储备，就能很好地避免临场慌乱。
2003年3月5日，众多记者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围追堵截”新任天津市长戴相龙，央视记者王小丫、张雪梅也在其中。王小丫赶上来向其提问：“您刚刚完成由人民银行行长向天津市长的角色转换，请问您的感受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今年我国经济增长7%？”
王小丫所提的两个问题都经过精心准备，但是话题设计宏大，属于开放式提问，需要充裕的回答时间，而众多记者围堵的情况，显然是她始料未及的。戴相龙无法用一两句话就回答清楚，更不可能撇开其他记者来长谈，只好客气地说：“咱们约个时间再聊吧。”
突逢变故，张雪梅立即上前“救火”，问道：“请问您准备为天津人民做些什么？”戴相龙随即回答：“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之后，在电梯里，张雪梅又问：“请问您希望天津人民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戴相龙回答：“一个好市长！”
戴相龙的“再聊”二字，就表明没有时间坐下来详细回答。张雪梅听出了弦外之意，改用闭合式提问，将回答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这样，戴相龙可以用一句话甚至几个字来说清楚，张雪梅自然也得到了回答。
其次，记者一定要头脑机智、思维敏捷，即便事先毫无准备，也能快速整理出思路，巧妙应对各种难题。
1917年，围绕是否对德宣战，中国北洋政府举棋不定，中外记者都欲获知段祺瑞政府的态度而不可得。为了采访国务总理段祺瑞，著名记者邵飘萍设法坐上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得以直达总理府门前。但是，传达长拒绝通报，邵飘萍取出千元小费，终于得见段祺瑞。
采访过程中，有“北洋虎”之称的段祺瑞坚持避而不谈宣战之事。邵飘萍只得迂回打听，死磨硬泡。段祺瑞被缠无奈，要求其以身家性命担保“3日内不在京城透露消息”，并且立下字据。邵飘萍随即答应，终于获知了对德宣战的细节。他立即以密码发电报至《申报》，沪上立发“号外”几十万份，邵飘萍由此名声大振。其实，机敏的邵飘萍在立下字据时，就已成竹在胸——沪报运抵京城需要4天，自己并未失信，段祺瑞也无可奈何。
如今，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更为广泛地运用现场报道方式，以体现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而这也决定了广播电视记者在采访现场的失误往往是无法弥补的。因此，现场采访的成功率也就直接关系到节目质量。
广播电视现场报道可以分为录音录像报道和直播报道两类。在进行录音录像报道时，遇到突发状况，还可以重复操作。但是，进行直播报道时，就必须在现场一气呵成，而且要准确无误。2014年2月，网络上曾热传过一段时长7分48秒的视频剪辑——《央视各种直播失误合集》，将近几年来中央电视台各频道节目直播时的各种失误段落集合在一起，其中的尴尬场景令人捧腹。
可见，如果在直播时突发变故，记者一定要临危不乱、机敏应对，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事先设计好的提问或介绍因故被取消，记者就要另找内容来填补空档，或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进行即兴评述，或临时拟定话题来多聊几句，从而保障播出顺序不被打乱，保持节目的完整性。记者如果在平时注意积累，对事件的相关背景资料了如指掌，此时就能言之有物、游刃有余。三、访后警醒，再接再厉
新闻采访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新闻写作的成败。采访准确而深入，写作新闻稿件时就能迅速而从容，就能写出精品；反之，采访时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不仅写不出有深度、有新意的新闻作品，还容易出现错漏。因此，在采访结束后，记者不可盲目松懈，还要保持警醒，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迅速整理采访素材、仔细核对所得信息，不可盲目轻信、自以为是。
著名华裔女记者、自由撰稿人张纯如在采写纪实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时，采访了许多“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在采访幸存者时，她通常会近乎偏执地“打破砂锅问到底”，所提问题非常细致，往往具体到当时的天气、街道形状等。
幸存者潘开明当年是人力车夫，对街道名称记得清楚，在讲述死里逃生的往事时提到了许多地名。采访结束后，张纯如按照其所讲地名，在当年的地图上一一核对。当发现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时，她才确定受访者的话精确可信，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在采访过李秀英和夏淑琴两位幸存者之后，她立即将所得信息与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当年在各自日记中的描述进行比对，发现完全吻合后，才确信访问所得和传教士日记都是真实的。
其次，要迅速反省不足、查缺找漏，不可盲目自满、浅尝辄止。
如有必要，应再接再厉，继续深入采访。那么，深入采访有什么好处呢？一位新闻前辈用了一个比喻：“涉深水者得珍珠。”珍珠是什么？是记者奉献给受众的精品力作。优秀的作品令人百看不厌、百读不倦，能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灵，这样的作品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原新华通讯社社长、著名记者穆青（1921—2003）曾感慨地说：“我一开始当记者就是采写先进人物，这使得我在新闻战线上一干就是60年。因为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把先进模范人物身上的火花点燃成无数人心中的火把，这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历史使命！”
对于事件单一的新闻，记者往往采访一次就可以写成稿件，及时发稿。对于较为复杂的事件，则往往需要记者屡次三番地采访，才能投入写作，完成报道任务。记者根据初步采访所得来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往往还需要做深入的补充采访，充分掌握新闻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特别是面对典型而重大的新闻时，记者要反复深入采访相关当事人或知情人，从而占有丰富的材料，着力挖掘出新闻背后的新闻，拓展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四川新闻界泰斗邱沛篁教授曾在1980年9月至1981年6月间先后七次访问巴金先生，与巴老成为挚友。对于这段步步深入的采访经历，邱沛篁曾总结说：“七访巴金，不仅是我新闻采访中的难忘收获，而且给我上了关于人生极好的一课。”
1980年9月21日，邱沛篁受《成都晚报》的委托，来到巴金在上海的家中进行第一次采访。他们从巴金的家乡——成都谈起，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巴金谈到自己离开家乡后四次回成都的情况，邱沛篁则向其汇报了四川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飞跃发展。访后，邱沛篁写成人物专访《金秋时节访巴金》，发表于《成都晚报》（周末版）的头条位置。“一访巴金”后，邱沛篁进行了反思，认识到由于访前准备不足，采访时还是提出了一部分不该问的问题，如一些报刊早已报道过的问题。“吃一堑，长一智”，“二访巴金”前，他在图书馆用了几天时间，先大致翻阅了《巴金文集》等有关著作，又读了《巴金传略》等相关论述作品，特别注意查阅了近期报刊上介绍巴金的文章。鉴于报刊上介绍巴金的文章已有很多，邱沛篁决定尽量从小的角度去选题，抓住人们欲知而未知的新闻事实，从而突破老一套。
1980年10月26日，邱沛篁受《文明》杂志的委托，“二访巴金”、畅谈文明。随后的10月29日，邱沛篁又“三访巴金”，将自己写成的《巴金谈文明》一稿送给其审阅，并询问有无不符合事实之处。巴金仔细翻阅过这篇专稿后，纠正说：“文章中写我客厅里有十几把沙发，是夸大了。你看，只有几把嘛。”这些采写实例中有着鲜明的对比——深入细致的采访，可以写出精品；蜻蜓点水的采访，则难以写出有价值的报道。
最后，要关注后续发展动态，准备继续跟踪采访，不可草率了事、止步不前。
许多新闻事件所产生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进一步发酵，其影响范围也未必局限于一时一地。因此，对于事件的后续效应，记者要持续关注，留心捕捉，如有价值则继续跟踪采访。
例如，2009年6月5日，成都发生“公交车燃烧事故”，众多媒体高度关注。通过记者们的采访报道，惨烈的事件经过令人痛心，交通设施的安全状况备受关注，其中的深刻教训令人警醒。此后，《解放日报》的记者又发现，以前少有问津的“应急逃生安全锤”等各式乘车自救设备开始在网络上热销，每天都有百余把“安全锤”售出。记者随即跟踪采访，调查发现，事故发生后，许多市民的安全意识被激起，将“安全锤”视为行车必备的“安全伴侣”，促成了网络上前所未有的火爆销售。
采访中，一家淘宝店主表示：“和以往最大的差别就是，前来购买的消费者几乎全都不讲价了……在生命安全面前，恐怕没有人会选择廉价品。”另一家店主则表示，近期销量是以往的30倍。一位连买三个“安全锤”的上海网友表示：“带在身上图个安心，危机时除自救还能救人。”该网友在第一时间将另外两个“安全锤”送给父母，提醒二老行车安全。这些后续的采访报道亦有价值，表明惨痛事故虽已过去，但许多群众仍有风声鹤唳的危机感。第三节 新闻采访提纲的写作
一般来说，记者在采访之前会准备一份新闻采访提纲。如果要问采访提纲的作用，可以先来看一个“在车上拟定采访提纲”的实例：
1981年11月19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记者梁若洁采写的题为《母亲的心愿》的速写，报道了山西籍女排运动员周晓兰的父母在1981年11月16日晚间观看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电视转播时的心情。
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发表后好评如潮。读者一致认为记者的采访细致深入，善于捕捉感人细节。其实，梁若洁从接受采访任务到进行采访，中间只有两小时。她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采访到这么多生动的内容，除了依靠平时的积累，还得益于她的采访提纲的完善。
梁若洁在17日上午10点才接到采访任务。为了保证及时发稿，她接到任务后必须立即出发。梁若洁只好在乘车去周晓兰父母住所的路上，经过短暂思索，在采访本上拟定了一份简略的采访提纲：主题：她是祖国的女儿内容：（1）看中日女排决赛的实况；（2）女儿—母亲—祖国的有机联系；（3）回忆周晓兰成长的片段（典型、生动、贴近主题的）；（4）有关周晓兰的其他细节（新鲜、富有趣味的）；（5）对周晓兰在竞赛中表现的评价。
根据这一采访提纲，记者花了不到两小时，就将所要采访的内容都采访到了。例如，看电视转播时，只见周晓兰拦网成功，夺回了发球权，大家发出欢呼，“周广信工程师（周晓兰之父）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他流泪了”。当看到中国女排以3:2战胜日本队时，“萝兰（周晓兰之母）也被泪水遮住了视线”。关于“女儿—母亲—祖国的有机联系”，记者采访到了两个生动的情节，其中之一是——几年前在太平洋地区锦标赛期间，周晓兰结识了美国女乒乓球队员贝克尔。贝克尔的妈妈出于对周晓兰的喜爱，想把她留在美国：“同贝克尔一起吧！”周晓兰的回答含义颇深：“那怎么行，我妈妈要是想我呢？”
试想，这位记者如果没有在采访提纲中考虑到这五个方面的访问内容，临场采访时很可能会漫无目的、顾此失彼。而拟定采访提纲的时间总是有的，问题是愿不愿意挤时间、愿不愿意多开动脑筋。
可见，采访提纲在记者的采访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采访前没有拟定一个相关的采访提纲，采访时就很可能会陷入盲目，成为一只“无头苍蝇”。
新闻的采访提纲和报道提纲不同，很多人容易混淆，错误地把报道提纲当成采访提纲。
从广义上来说，新闻的报道提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采访提纲，二是写作提纲。显然，报道提纲的内涵大于采访提纲，它包括采访提纲。采访提纲又包括采访计划和提问纲目。采访计划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所谓提问纲目，则是指所提问题的大纲细目。
采访既然是为了写作新闻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查研究活动，那么在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应该制定出采访计划。这种采访计划，可以熟记于心，也可以写成书面提纲。越是重大的采访活动，计划越应该周密，提纲越应该细致。
实际采访活动中，可以既写出采访计划，又列出提问纲目。一般来说，记者至少要列出提问纲目，即列出自己所要提的问题；而采访计划如果心中有数，则没必要一一写出来。所以说，要拟定一个好的采访提纲，关键是看所列出的问题是否到位。
1960年，新华社记者郭超人采访攀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中国登山队员。他在访前用了四个多小时，认真研究了登山队突击顶峰的计划，拟定了一份详尽的采访提纲，根据报道所必需的材料和细节，列出了20多个问题。他抓住运动员在医务室进行简单包扎和治疗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进行采访，前后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获得了写作新闻报道《英雄登上地球之巅》所需要的材料。可见，只要采访问题准备得到位，采访时间的长短绝非采访效果的决定因素。
具体而言，采访提纲需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采访主题、采访对象、采访问题。其操作步骤如下：一、确定采访主题
有专家在对近年来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进行点评时说：“这些作品和栏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抓住了‘三个重大’——重大主题、重大典型、重大事件；体现了‘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达到了‘三个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增强、感召力增强、影响力增强。”
可见，采访主题的精当与否，事关重大。有时，媒体在派记者进行采访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采访主题，即便如此，记者也需要多做一些设想，并围绕主题进行相关背景调查，快速翻阅资料，做到心中有底。记者必须快速“充电”，争取在该主题领域成为“半个专家”，甚至比受访者在某些方面还要懂得多。
采访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也要依据采访主题而定。1956年，新中国正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记者采访了中国最大的民营资本家荣毅仁。当时，国外有谣言称，“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也采取了剥夺政策”，将他们“扫地出门”。记者此时采访荣毅仁正是为了驳斥这种诬蔑。
荣毅仁当时担任上海市工商联的主任委员，记者却避开其办公室，将采访地点安排在其家中。之后，记者对采访现场的观察都如实地写入了报道：荣毅仁的家是一栋二层洋楼，有花园，室内铺有地毯，还有白色钢琴及其他高雅陈设，并写道：“荣毅仁同记者交谈时，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落地的沙床被微风吹得飘荡荡……”这些描写更为有力地驳斥了种种谣传。
后来，社会上又有谣言称，民营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的企业中变得“无职无权”。为此，记者又采访了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和华孚金笔厂（今英雄金笔厂）私方女经理汤蒂因。这次，记者将采访地点安排在他们的办公室中。这样，作为经理的两位资本家听取汇报、处理公文、布置任务、指挥运转等一系列“有职有权”的工作活动，都很自然地被记者写入了报道。二、研究采访对象
具体来说，分为“三步走”：
1.了解采访背景
如果采访的是一起新闻事件，那么需要对事件先做一番调查，最好能将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烂熟于心，将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为此，记者往往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以充分了解采访背景。
英国著名影星费雯丽因在电影故事片《乱世佳人》（1939年）中饰演女主人公郝思佳而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1961年3月8日，费雯丽前往纽约庆祝《乱世佳人》复映。期间，一名记者的采访后来在新闻界被传为“经典笑柄”：记者发问：“您在电影中扮演什么角色？”费雯丽反问：“你看过这部影片吗？你看过那部小说《飘》吗？”记者回答：“都没有看过。”费雯丽说：“那就不必多谈了。”
显然，费雯丽无意与一名如此无知的人交谈。当时在场的美联社记者目睹了这名记者的窘状，写成一篇特写，从此在新闻界传为笑谈。
如果其他媒体曾做过此类报道，记者可以从这些相关报道中加深了解，不同媒体报道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记者需要收集从各个角度展开的媒体报道，并作出总结：这些报道各表达了什么，有着怎样的观点；受访者又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其回答是否一致，是否代表其内心所想；是否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这些还不明白的地方就属于此次采访的重点提问之处。
2.确定采访对象
采访活动的主要内容往往是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接触与交流。确定采访对象，即确定要采访哪些人。例如，采访某一位先进人物的事迹，这一先进人物就是采访对象，他周围的人、他的亲友、他的领导，也可能是应当采访的对象。采访对象确定错了，或漏掉了，都会对采访带来损失。
作家福庚采写新闻特写《追老姚》时，准备采访一位农村的先进人物——模范邮递员老姚，报道其先进事迹，弘扬其奉献精神。老姚是一个大忙人，福庚一路寻访，却始终没能“追上老姚”。但是，他在寻访过程中发现一路上熟悉老姚的男女老少都对其赞不绝口，于是，福庚将这些熟悉老姚的干部、群众都纳入到了采访范围之中。在农家追不到老姚，他就采访农民兄弟，了解到老姚“一心为民”的先进事迹；在果园没追上老姚，他就采访当地果农，听他们深情讲述老姚送技术下乡的模范事迹……虽然福庚最终也没能采访到老姚本人，但还是从其周围人的口中获得了有关老姚的众多感人事迹，得以达成采访目的、写成新闻佳作。
3.熟悉人物资料
如果采访的是某起事件中的某个人，那么就要尽力对此人进行全面调查，如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就读学校、兴趣爱好、行事风格、生平经历、近期状况等；研究此人与这起事件之间的诸般联系，并预测其此刻的心态。也许有些资料根本用不上，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这样，即便是面对名人、专家、学者等采访对象，记者熟悉了他们的早年经历及成就等，也能减低采访难度，争取他们更好地接受采访、配合采访。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在采访邓小平时，刚见面就向其表示祝贺：“明天是你的生日……我父亲也是76岁”，很快拉近了与邓小平的感情距离，双方建立起融洽的采访关系。
如果盲目出击，往往会功败垂成，甚至闹出笑话。曾有记者采访年过八旬的著名作家叶圣陶，因事前毫无准备，且知识匮乏，刚见面就问：“您是哪里人？”“多大年纪？”其实，了解这些问题，只是举手之劳。
还有一名记者在采访过著名作家夏衍后，转道来到叶圣陶家中采访。他见到叶老的长子叶至善后，紧紧握手，并惊异地说：“我刚从夏公那儿来，您岁数比他大些，可没想到这么年轻……”这名记者对叶圣陶的家庭情况一无所知，竟然认错了人，闹出如此哭笑不得的笑话，何谈采访效果？三、制定采访问题
具体来说，也分为“三步走”：
1.整理采访线索
记者通过对事件和受访者进行了解与研究，可以整理出一些已经成型或尚未成型的观点和看法，形成采访线索，从而规划出采访的脉络，寻找到采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归结出提问的焦点。
例如，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凤凰卫视中文台《鲁豫有约》栏目主持人陈鲁豫专访了正在攻读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的金庸先生。我们可以将这次专访的脉络梳理如下：
通过访前整理线索、细致考虑，可以在有限的采访时间内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内容。邱沛篁教授曾于1980年10月29日第三次采访巴金先生，时间不长，收获颇多。他在访前了解到，巴金刚从北京回到上海，当选全国作协主席团主席，并为现代文学馆捐款15万元。邱沛篁据此线索，找到了采访的切入点，即集中谈巴金对文学事业的关心，并且列出了提问纲目：（1）您这次到北京，主要参加了哪几项活动？（2）您担任了中国作协代主席，有什么打算？（3）您对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很重视，最近有什么进展吗？（4）去年您写了哪些文章？出了几本书？（5）您今年计划完成哪几本著作？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已经写了多少？主人公叫什么？（6）您对四川文艺界很关心，做了许多事，有什么新的希望？
2.设计采访问题
记者根据整理出来的线索，可以进行采访问题的设计，既要注意每个问题的合理性，又要注意问题之间的逻辑性。
其一，每个问题的设计合理与否，都要站在受众的角度进行衡量。如果受众接收新闻后觉得有所收获，就证明所提问题有价值；如果受众看完或听完之后觉得不知所云，就证明提问失败。
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朱启南、李杰包揽了男子100米气步枪冠亚军。某央视记者赛后向李杰提问道：“李杰，请问你获得银牌高兴吗？”刚走下领奖台的李杰迟疑一下，只好无奈地回答：“高兴。”
在任杰获得女子100米气手枪比赛的第四名后，又有记者问：“这次比赛没拿到奖牌遗憾不遗憾？”在冼东妹夺得女子柔道52公斤级冠军后，则有记者问：“你这次得了金牌，是不是从前所吃的那些苦全都值了？”
显然，这种“无疑而问”只能得到“是”之类的简单回答，既无价值和营养，又有些不近人情，都属于不合理的问题设计。可见，优秀的记者还要分清哪些问题当问、哪些问题不当问。原《经济日报》总编艾丰同志曾经提出六个“不要提”，很有针对性，照录如下：第一，不要提太大的问题。（不要企图“一口吃个大胖子”）第二，不要提过多的外行问题。（一点不提是难以做到的，但要争取少些）第三，不要提暗示性的问题。（即不要强加于人，给人竖根“杆”，让对方“顺杆爬”）第四，不要提过于轻率的问题。（毫无意义和目的地卖弄技巧，会导致提轻率的问题）第五，不要提太“硬”的问题。（就一般情况、一般对象、一般记者而言，直率不等于生硬）第六，不要提审问式的问题。（即要善于引导，在交谈中发问，在发问中交谈）
提问如果不加取舍、随心所欲，必然产生负面效果。例如，某央视记者在采访人称“大史”的跨栏运动员史冬鹏时，就曾提过一些甚为轻率的问题：“你觉得和刘翔在同一个时代是不是很悲哀？”开赛之前问道：“你有没有信心得亚军？因为冠军已经是刘翔了。”赛后又问：“刚才的比赛你尽力了吗？”
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110米跨栏半决赛时，这位记者对史冬鹏的一段采访更是招致观众的批评，如下：记者：今天的状态看上去比昨天要兴奋了很多，而且途中一个栏都没碰。大史：准备活动的时候，也比昨天要好。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差一点点。记者：过了半程以后，反而技术有点紧张。（被指刻薄）大史：对，后面加速没有加上来。记者：看得出来，今天这场比赛是按照决赛来跑的，是吧？（暗示史冬鹏实力不济）大史：对呀，因为实力本来就这样嘛。（史冬鹏略带赌气）记者：没关系，这次跑进决赛也是你的一个突破，上一次你都没进第二轮。（被指刻薄）大史：但是很遗憾，在家门口，没比好。记者：其实还能比得更好一点；不过明年世锦赛，你还有机会，大史。大史：不一样了，感觉。（史冬鹏有气无力，差点又哭了）记者：没关系，继续加油！加油大史！
其二，问题之间不是分散而孤立的关系，要具有环环紧扣的逻辑性。几个问题组合在一起，恰如一条流水线，使提问一气呵成。记者的提问过程就应沿着这条流水线行进——溯流穷源，可以逐步揭开事物的本来面目，林深而木茂；顺流而下，可以挖掘出事实的不同层面与丰富内涵，海阔而天空。当采访对象将人们欲知的事实一一道出时，此次采访便水到渠成了。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曾采访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卡扎菲曾与萨达姆并称“阿拉伯世界革命双雄”，素来以“革命领袖”自居。为了揭开这位“中东强人”的“庐山真面目”，法拉奇连珠炮式地提出了四个问题：“你是怎样理解革命的？”“利比亚的事情如果是革命，怎样解释到处可以看见你的照片，甚至在过去的教堂里？”“你禁止了很多事情，为什么禁止不了个人崇拜？”“人民爱戴你，你为什么住在军营？”
这四个问题恰如一套“组合拳”，环环相扣，步步紧逼，逻辑严密，威力十足。
3.罗列采访问题
采访问题应当按照逻辑顺序来排列——最重要的、重要的、次重要的、再次要的，依次类推。问题要尽可能多些，有具体的，也有概括的，要多做一些预案。有些可能是自己的设想，未必会如愿以偿，但仍应该列入。提出设想并不是搞“先验论”，因为它是以已有的新闻线索为根据的，而且并不是定论，是可以修改的。如果提问时需要进行现场观察，还需列入观察的具体内容，如采访对象的神情举止、采访地点的起居陈设等。
例如，曾有记者细致地观察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各自的办公室陈设。人们戏称“普梅组合”为“政坛二人转”，但二人的从政风格实有差异，从其办公室所悬挂的格言上就可窥见端倪。普京办公室中悬挂着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即使我们都在沟渠里，也仍有人仰望星空。”梅德韦杰夫办公室中则悬挂着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个人即是整个国家。”
在采访临近结束时，可以询问采访对象是否还有要补充的。列完问题之后，需要再检查一下是否有漏洞。下面列举一份简洁标准的采访提纲，作为范例：一、采访主题了解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及参考者情况二、采访对象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教股股长2.资格考试网站站长3.参考人员、已参加工作人员三、采访问题1.采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教股股长（1）请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2）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考试？（3）哪些人员可以参加？（4）通过资格考试就可以得到资格证吗？如果不能，还需什么步骤？（5）目前已进行几届？每届参加考试的有多少人？主要是哪些职业的人员参加？2.采访资格考试网站站长（1）大概有多少人光顾网站？他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有哪些？（2）据考试网统计，主要是什么人参加考试？（3）他们对这个资格考试了解多少？（引导他举例说明，比如考试内容、考试步骤等）3.采访参考人员A.参加资格考试的应届毕业生（2人播音专业，2人非播音专业）（1）为什么参加这个考试？（2）参加这个考试有什么作用？考试步骤是怎么样的？（3）你们的资格考试资讯和资料、模拟题来源是哪儿？有到考试网找这些资料吗？（4）目前的复习情况如何？B.参加过资格考试的在职人员（2人广电行业工作，2人非广电行业工作）（1）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考试？（2）了解这个考试的相关步骤吗？（3）复习情况如何？觉得自己今年能考过吗？
当然，拟定好采访提纲后，在现场采访时需要随机调整，不可墨守成规。这就要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新情况加以调整、补充、延展、修改。认真拟好采访提纲，可以大大提高采访的效率。第四节 新闻采访的查阅技能
记者在采访中要综合运用“查、问、听、观、记”五大基本技能。查阅是新闻采访的第一项基本技能。记者在采访活动中，要尽力查寻和阅览与新闻人物、事件或现象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资料。这样，整个采访活动就能够建立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之上，有根有底，有凭有据，并且可以避免在采访中重复劳动。一、查阅资料的作用
记者在采访前绝不可忽视查阅资料的作用。无论采用何种采访方式，记者都应尽量提前查阅相关资料。
首先，查阅资料是收集采访信息的“开阔之途”。
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充分地了解新闻事件、现象或问题的背景信息。波兰裔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赴西藏采访之前，就查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包括《资本论》、《大英百科全书》等，对西藏的农奴制和西方的农奴制进行了对比研究。
这些资料为报道西藏的巨变、驳斥西方所谓“民主主义者”维护农奴制的论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依据。爱泼斯坦说：“中古时代的罗马教皇英诺森特三世都不隐晦封建制度的暴虐，国际上的某些‘民主主义者’连罗马教皇都不如。”
德国人克里斯蒂·里比耗时一年，创作了纪录片《钓鱼岛真相》，其中，有八个月的时间都用于前期的资料查阅与研究。里比说：“对于我来说，研究特别重要。我们主要走访了包括美国国家档案局在内的很多地方，收集那个时代留存的影像资料……我更喜欢用照片和影像资料的形式来呈现，一张好的照片比100段采访都要震撼。”最终，作品用大量的史实和例证向世人揭示了所谓“钓鱼岛争端”的真相——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本应该立即归还钓鱼岛，并就战争罪行向中国道歉。
其次，查阅资料是获取采访线索的“便捷之径”。
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可以便捷地获得许多有价值的采访线索，发现先前未曾考虑过的选题，并开拓和发掘采访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从而获取更为丰富的事实信息。
著名华裔女记者、自由撰稿人张纯如于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实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披露了大量触目惊心的资料和几十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比在该书序言中称，这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1994年12月，“南京大屠杀”57周年之际，张纯如受邀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大会，看到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黑白历史照片。她意识到在欧美还没有人用英文写过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纪实著作。她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随后展开了采写工作。
1995年冬季，她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完成了初步的资料准备，然后前往中国各地展开采访。三年间，她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英文的大量资料，查阅了许多从未出版过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等原始材料，其中包括耶鲁大学珍藏的当时南京国际和平区委员会的原始记录、日本老兵的回忆录、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等。
她在耶鲁大学资料馆中查阅在华教会的原始史料时，发现了珍贵的《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她和华裔社会活动家邵子平等人不辞辛劳地寻访到约翰·拉贝先生的外孙女，使尘封近60年之久的《拉贝日记》重见天日。这些资料是见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档案，成为向世界昭示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
再次，查阅资料是接触采访对象的“先行之棋”。
查阅资料可以为记者正式展开采访“牵线搭桥”。美国自由撰稿人罗恩·弗雷德里克就认为：“在图书馆的调查比采访重要，因为为了提出中肯的问题，你必须了解采访对象的背景。”在接触采访对象之前，要争取了解其性别、年龄、职业、经历、学历、特长、兴趣等，广泛收集已有的新闻报道等信息。如果是采访名人，就更应该多下功夫。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可以从容地列出采访提纲，提出准确到位的问题；见面之后，更容易获得采访对象的好感和信任，既能使采访充满自信，又能为营造和谐的采访氛围奠定基础。
著名剧作家曹禺曾对比自己接受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采访时的感受：“我在美国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要接待新闻记者来访，多的时候一天来五六批记者。他们的采访都要受到有关方面规定的时间限制，很严格，一般一次采访不得超过半小时到40分钟。这就使记者不可能什么都问，不可能搞‘马拉松’式的谈话。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纽约时报》一个记者的一次采访。他只很有目的地提了几个问题。过后，他在报纸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文章里谈了许多我意想不到的事，而且事实没有出入，材料准确无误。不难看出，他在采访之前是作了许多研究工作，看了不少书籍和资料的。我们有的记者采写一个人物，往往寄全部希望于同采访对象作无休止的谈话，然后把谈话内容一股脑写进文章里去，等于是一篇谈话资料的堆积，我看这不是个好的方法。”二、查阅资料的途径
资料可以分为文字资料、图片资料、音频资料、视频资料等种类，其来源渠道极为广泛。记者查阅资料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第一，查阅各类出版物、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等。书籍是知识的宝库，各种名著、专著、文摘、文集、传记、教科书、工具书、通俗读物中包含着丰富的资料。报纸、杂志的出版周期较短，传播信息迅速，内容新颖，更能够及时提供新鲜资料。此外，音像制品、内部刊物、宣传海报、平面广告等也是潜藏信息的有用资料。
第二，观看广播影视节目。通过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可以获取丰富的信息，从中可以查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
第三，到图书馆、档案馆、各家媒体的资料库等资料汇总中心进行查阅，不仅能查阅到大量的图书、报纸、杂志，还能搜寻到各种古籍、国史、方志、年鉴、名录、表谱、文件、调查报告、会议记录、数据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受众来信等日常少见的资料，比较确凿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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