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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6 03: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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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平安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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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试读:

序曲:为袁氏集团画张像

如果把清政府比作一家公司,我们应如何看待历史?

如果把袁世凯集团比作清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分公司,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历文?

短短16年,袁世凯集团就搞掉了清政府这个已经经营260多年、实力雄厚的控股整个国家的大公司。如此神奇的事情,想来令人不可思议。然而,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不由你不信。

回眸历史,晚清社会70余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关键历史时期。在这个变动迅速的时代,袁氏集团的凸显、清政府权力的虚弱,已经显露无遗。特别是清末10余年,由于新政的举办,各方面的变化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在这场旷古未有的奇变中,军事现代化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成为这个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在清末短短10余年间,袁世凯北洋集团从组建到发展,一发而不可收地成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经济大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显要角色。军事现代化和袁世凯集团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凸显,逐步破坏了帝国政权结构的平衡。新的军事权威的出现形成了对现存国家政权的巨大冲击力,加剧了清王朝皇权资源的流失,打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均衡,使清政权迅速地进入了最后阶段,即灭亡阶段。这种深刻的变化,对清末乃至此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无疑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清王朝所以灭亡,如果从其内部考察,显然是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瓦解,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首的汉人地方势力长期膨胀侵蚀的结果。其最直接的原因,毫无疑问,是袁世凯北洋集团拥有政治军事资本,利用辛亥革命之机逼宫夺权的结果。

袁氏集团,其全称叫袁世凯北洋集团,是指承传曾国藩、李鸿章、湘淮集团发展而来,利用清末中央政府无力应付内外危机的大好时机,在小站练兵与新政这些合法条件下迅速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军事、官僚集团。这个集团,首先是一个军事团体,它以小站练兵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基础,逐渐扩展,到北洋六镇时期臻于完善和强大,终于权倾朝野。它又是一个官僚团体,北洋官僚集团,机构庞大,而且拥有复杂的内部组织,其中一部分人控制着北洋派的财政经济部门,对于北洋派的势力伸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这一集团,在清末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产生并迅速发展,反过来,它又对清末时局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与催化作用。

应当说,袁氏集团是清政府卵翼下的产物。但是,这一集团在产生、发展壮大后却并未给清王朝的内忧外患起到什么关键性的补救作用。相反,由于这一集团在国内政坛上的迅速崛起与国家军队的私有化,它倒成为清王朝内部的最大蛀虫与影响清政权稳定的最大隐患。

袁氏集团何以能强有力地崛起?其原因纷繁复杂,大致说来,决定这一集团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太平天国的打击,导致清王朝的经制之师——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没落。(二)在安内攘外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地方集团迅速崛起,改变了大清王朝200余年的基本政治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被打破,军事、政治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王权危机陡增。(三)在甲午战争中,淮军瓦解,中国需要一支新的武装力量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四)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淮系集团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时代结束。清朝的统治基础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空,需要新的政治势力来进行填充。(五)清末官场腐败,掌权人物腐化,给袁氏集团发展私人势力提供了契机。(六)在淮系崩溃以后,是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崛起,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人为领袖的集团崛起,这与袁世凯自身的才干和作用密不可分。

与同时期的其他官僚相比,袁世凯明显有着务实的性格和异于常人的干练作风。他不仅为人机警圆滑,洞悉人情世故,熟悉官场潜在的运行规则,善于运用权谋和政治手段来化险为夷、避祸趋利,而且密切注视着历史潮流的趋向,善于利用刚刚在中国生长起来的新的军事、经济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因而他才能在同侪中胜人一招,终于能够攀登到权力的顶峰。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诗词和有关他的传记,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很大。对袁世凯十分了解的相国荣禄就曾指出:“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人头地。”正因为袁世凯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攻坚挫锐,克服困难,逐渐实现了到达权力顶峰这一目标。可以说,在清末10年中,袁世凯的灵活头脑、办事精力和机变手腕确实是其他大官僚所罕能其匹的。在这场权力角逐的斗争中,袁世凯早就掌握了一支新的具有战斗力的“新建陆军”;他有编练新军的经验;他有善于结交权贵和寻找靠山的能力;尤其是,他得到了列强在华势力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袁世凯军事官僚集团的迅速滋长与壮大,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完成了从一隅走向全国、从地方走向中央的发展过程。

毋庸讳言,清亡前夕,袁世凯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颇高的地位。他与列强驻华使节、立宪派人士、清朝文武官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他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甚至包括革命党领袖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与信任,可以说,声誉赫赫,人心所向。特别是他控制着当时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清王朝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的关键部门,唯袁氏之命是从。这样的形势,必然造成他在清末民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声望和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他的政绩中检验出来的。他的政绩体现了他的才干、志趣与抱负。在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中,他皆参与并且表现突出。初出茅庐即出使朝鲜,果断干练,扑灭“壬午兵变”,挫败“甲申政变”,稳定朝鲜政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作为一个不大起重要作用的官员,褒多贬少。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博得维新之名。戊戍告密一事曾使他声名狼藉,但到辛亥革命期间,时过境迁,袁世凯又与梁启超言归于好,告密丑闻已不能再构成对他声誉的损害。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创建了中国现代化军队,博得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赏。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稳定了山东局势,使山东全省未遭战祸波及;他参与“东南互保”,推动《辛丑条约》的谈判,在中外政界中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一时被称为“强者”。他推动清末新政的发展,坚持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创办新式教育;回收利权,推动实业与近代交通的发展;建立巡警制度,把司法与行政分离,创前人之所未有。继而,他积极参与推行立宪活动,奏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率先办理地方自治,力主改革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强有力的人物,且收效显著,所以,人们把他视为与日本明治维新之伊藤博文,大久保齐名的世界级风云人物。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说袁在“前清北洋时代,威望隆然,海内之有新思想者,无不日以非常之事相期望”。袁氏就是凭借他的政绩、声望与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取得了政坛上的实力地位,拥有了中原逐鹿的资本。

清末,袁氏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其军事团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新建陆军时期(1895年11月—1898年12月);(二)武卫军时期(1898年12月—1902年年初);(三)北洋常备军时期(1902年年初—1905年年初);(四)北洋六镇时期(1905年年初—1912年年初)。

其官僚团体的发展,脉络也十分清晰,表现在:(一)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1895年11月—1899年12月);(二)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1899年12月—1901年11月);(三)袁世凯督直时期(1901年11月—1907年9月);(四)袁世凯任军机大臣与内阁总理大臣时期(1907年9月—1912年3月)。

在清末,这个集团势力大时,东三省、热河、直隶、山东全部,与江苏、河南的大部分尽为其所有。具体来说如下。

1.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是北洋集团的发轫时期

甲午战争中,淮军基本覆灭,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事力量不复存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急急以练兵为忙,中国传统的军事体制正处在一场重大变革的关节点上。袁世凯抓住这个珍贵时机,经过上层运动获得了训练新军的特权,于1895年年底到达天津小站练兵。小站练兵使袁世凯获得了发展私人势力的机遇和空间。他以德国陆军为样板,利用清廷拨给的充足军费,建立起了一支不同于过去任何派别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北洋系由淮军集团中分离出来。袁世凯以小站为基地,以新建陆军为规模,大肆招揽当时的军事、洋务及擅长文案方面的人才,初步形成了自己团体的核心班底。也就是以这个核心班底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起家的资本,袁氏集团才日渐壮大起来并最终夺取了清王朝的政权。曾任袁世凯政府内务总长的张国淦说:“新建陆军只7000人,规模并不算大,但其组织甚强,其后势力日长,几乎遍布全国。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如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

到1898年,由于大清王朝传统体制的僵滞性和专制政治与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的政策调整已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的生存危机,推进较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已经成为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必由之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士大夫普遍觉醒的条件下,出现了书生康有为、梁启超利用没有实际权力的光绪皇帝,试图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救运动。这场救亡运动虽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及变法领导人儿戏般的决策的错误而悲壮失败,但这场救亡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段插曲,它对于当时尚处在嫩芽状态中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之命运,和以后袁世凯北洋集团能否发展之命运,影响实属巨大。单就对袁世凯发展来说,这场运动就是继甲午战争后为他提供的第二次发展壮大的机会。因为,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身在小站练兵,而他的心实际上却一直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进行角逐。袁世凯野心勃勃,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过军事。袁世凯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就这样长期蛰伏在偏僻的小站。时机终于来了,而且恰恰不早不晚,正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紧张阶段暂告过去的时候,这样,袁世凯、徐世昌就有了到北京从事运动权贵、打通关节的时间。袁世凯、徐世昌一到京城,就参与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中。实际上,他们早就参加了强学会,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来往甚密。正因为有此不寻常的经历,才有1898年康、梁举荐,光绪皇帝亲自召见,破格擢升袁世凯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从而使袁世凯及其团体身价倍增的奇遇。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维新派产生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变法成败命运的赌注押在了袁世凯军事团体上面的想法与做法。袁世凯的告密加速了维新运动的流产,也使袁世凯从此获得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权臣荣禄的赏识和信任,从而使袁世凯得以攀龙附凤,进入了中央最高层的视野圈内,为其日后升任山东巡抚、壮大团体势力,奠定了坚实的上层关系基础。

2.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袁氏集团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官僚团体

在小站时期,袁世凯虽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班底,但它还主要是一个军事团体。到了山东以后,袁世凯的官做大了,地位上升了,也有了发展势力的固定地盘和可以自由操纵的财权,这样他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广揽人才,招兵买马。除了将山东原有的旧军加以裁汰、整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外,还接受、消化了张之洞数年苦心练就的自强军力量。不仅如此,他又大开幕府,开始招揽省内外各种洋务人才,将山东各地原有的官僚加以裁汰、重整,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样,袁氏集团从此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官僚二者相结合的地方团体,成为一个继李鸿章淮系势力衰败之后重新崛起的一个新的军事政治集团。

山东时期,是袁氏集团迅速发展并取得列强瞩目与接受阶段,也是成为中央政府越来越倚之为柱石的时期。

3.袁世凯督直时期是北洋集团高度发展并开始影响朝政的时期

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位列疆吏之首。他以清末新政为契机,彻底接受消化了李鸿章遗留下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力量,大肆延揽国内外大批有用人才,重用回国留学生,将一些新鲜血液注入本集团肌体之中。不仅如此,他还广泛示好封疆大吏与接近朝中权贵,大大扩展了自己集团的势力。在新政中,袁氏集团在军事、经济、教育、巡警、自治等方面的事业都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大批人才蜂拥至袁氏门下,一时使直隶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各行省皆派员前来考察学习,借为取法之资。袁氏集团在此期间高度发展,其集团班底基本上渐趋稳定下来,积累了雄厚的人才、政治、军事与经济的资本,并且开始影响朝政,这为该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4.袁世凯任军机大臣与内阁总理大臣时期是北洋集团与满洲权贵矛盾激化、斗争激烈时期,也是袁氏集团开始与中央政府从私下矛盾发展到公开对抗的时期。袁氏集团势力的膨胀引起了满洲亲贵与朝廷的猜忌,他们开始削弱袁世凯的权力,打击袁氏集团的发展。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宣统朝权力出现真空为时机,监国摄政王载沣罢黜了袁世凯及其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袁氏集团与满洲亲贵的合作关系全面遭到严重破坏。随着满汉之间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立宪派集团与朝中权贵的矛盾、革命党与清王朝矛盾的交织发展与激化,最终催发了辛亥革命。值此需要忠臣报国、军队效命的关键时刻,袁氏集团却支持袁世凯出山压迫革命党,迫使清廷退位,最终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该集团也从此从地方走向中央。

总的来看,袁氏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对待义和团的态度问题。袁氏集团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剿拳和洋政策,这对于保全和发展本集团及清政府的最高利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对当时及以后时局发展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2.在清末新政时期的作为。新政时期,作为北洋集团的领袖人物,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将直隶与东三省的新政举办得风风火火。尤其是在天津与直隶各地,袁世凯把军队、警察、实业、教育、自治立宪等诸项事业办得有声有色,使北洋一时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袁氏集团积累了雄厚的政治与军事资本,袁世凯军事权威的地位也从此确立了起来。袁氏集团的迅速膨胀,实际上挖空了清王朝的权力墙脚,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加剧了清末政局的严重动荡。

3.逼清廷退位。这恐怕是袁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写下的最为精彩的一笔了。袁氏集团的发展引起了朝廷亲贵集团的恐慌,他们与袁氏集团矛盾的加剧与斗争,最终破坏了该集团与清廷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也为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革命派集团发动革命客观上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辛亥革命爆发后,袁氏集团乘机反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清政府曾经花费很多金钱而且寄予很大信任的陆军,最后却成了倾覆清政府的工具,历史说来就是这样的无情与有趣。

平心而论,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是因为他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而仅仅是希望在清帝退位后由他来当大总统,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就当时的客观效果来说,清帝退位不但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寿终正寝,也宣告了在中国实行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王制度的彻底崩溃,中国从此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变化,实际上截断了中国自夏商周秦以来君主专制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氏集团也算是功不可没。

民国最初的四年,袁世凯风云际会,连续做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终身大总统,可谓运气好得出奇。他的团体成员也都跟着晋升,总理、总长、都督、将军随便做;他的集团可谓实力雄厚,一时无人可以比肩。袁世凯及其集团,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可就在袁世凯自以为天下无敌、踌躇满志之时,他却不慎往恢复帝制的道路上错走了一步,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前的好运气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袁世凯因称帝而众叛亲离,他好不容易搞起来的集团公司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最终,他也因此忧愤而死。

管理学大师甘德纳说过:大多数奄奄一息的组织,都是因为他们无法认清本身在组织机能上存在的缺点,他们通常不是因为不能解决问题而失败,而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问题的要害之处。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政权或公司的经营,最容易出现危机的时刻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创业期;相反,却是在获得大成功的时候。创业期间,因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恶劣,团体上下,都能集中力量全力奋斗,领导人在决策方面的弹性与谨慎度也很大,因而,往往能够适应和对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但胜利以后,往往缺少危机意识,对胜利成果的占有欲望也大大增加,在这个时候,利益的分配如果稍微出现点问题,团体领导层就可能出现大的动荡。

袁氏集团成员在创业经营成功后,缺乏必要的忧患、危机意识,只看到眼前利益的得失,而无视于集团整个全局的命运,不如道维护集团领袖权威对于该团体兴亡的重要性,尤其是集团核心层成员权力欲膨胀,忽视了集团内部团结和稳定的重要性,甚至滋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看不清自己半斤八两的意图,企图取代袁世凯,让他们坐上龙头老大的交椅,这种不切实际的内讧做法,是这个集团在刚刚进入辉煌时期就顷刻间失败的主要原因。不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没有集团内部的重级地震,仅凭外部力量的冲击是不足以这样快就搞垮袁氏这个已经占据了中国政治中心、拥有庞大资源的利益集团的。事实证明,真正搞垮这个集团的主要敌人,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们自己内部本身的私欲。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这面镜子是最公正的老师,它为后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一部袁氏集团创业与经营成败史,无异于一座矿藏丰富的宝山、一片资源充裕的大海,其中的政治、管理、经营信息和智慧,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袁世凯是如何经营他的集团的,这个超级大玩家的“心经”秘藉究竟藏着何样神奇的不为人知的内容?导致他的覆辙,最深层次的原因又在哪里?

请看下文——袁世凯成功的十大法则与他失败的主要因素。

第一章

在人生中,偶然的机遇颇为重要,凡大人物所以能成大事业,固由于其天才,然亦由诸机缘巧合,使其天才得以充分地发展也。——冯友兰

大时代

这样一个时代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客观地说,他是个王莽、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

有人这样给他盖棺论定,说他是:青年,爱国之英雄;中年,治世之能臣;晚年,误国之奸雄。这样的评论,也许有几分道理。这样的人来到人类这个大舞台上,注定是一个不可多见的人精。这种人,往往可塑性非常强,早生50年,他真有可能像刘邦或者朱元璋那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开国皇帝;晚生50年,他也极有可能成为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强人,在乱世争雄的舞台上辉煌一时;当然,在他的那个时代里,他也可谓是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的人物了。他的天分,注定是一个做领袖的材料。不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做成多大的事情,并不完全由他自己说了算,七分天命,三分人事,他顶多只能做很少一点的主,其余的造化,则是全要看老天给予他的因缘际会,在于他所处时代的机遇凑巧和各种条件的搭配了。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3000年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变局的时代。这是一个因为西方炮舰的击打与观念文化的渗透,中国旧有的一切传统和观念开始被打破,至少是已经显现出了其弊端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新的观念与行为准则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特别是,人们虽然有追逐时髦的特点,但西方的价值体系因为水土不服、基因不同,注定中国不可能完全走西式的道路。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代,它所造就的人物,也就必然要打上这个特殊时代的浓重烙印。总之,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新旧交替的时代,袁世凯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有两件大事,打破了中国政治的平衡,决定了此后中国百年历史的主旋律。

一件是西方列强全方位的侵略。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王权危机的前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误认为西方国家入侵中国是暂时的,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便不会再来,《南京条约》不过是暂时羁縻,但事实证明远非如此。殖民主义者的欲望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以失败而告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国向英法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更要命的是,北邻沙皇俄国乘虚而入,一下子就夺走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以此为开端,西方国家终于看清,大清帝国原来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于是,他们胆量顿生,不再有所顾忌,频频挑起事端,对中国的权益要求也不断增加。清政府经过两次惨败的教训,对西方列强的看法也由蔑视变为恐惧,失败一个接着一个,除了满足西方列强的要求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自古以来至高无上的皇权,破天荒地受制于西方列强,并开始出现了危机。此后,伴随着外国公使的进驻、不平等贸易的往来、通商口岸的开放、传教士的到来,西方对于中国的影响在逐步扩大并不断深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终于日渐成为中国人日益关注的焦点。

另一件是太平天国的内部打击。1851-1864年,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运动。1851年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将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公开向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发起挑战。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随后,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令,并派兵北伐、西征,继续扩大战果。这样,太平天国雄踞东南半壁江山,与清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太平天国的猛烈冲击下,清王朝的地方政权力量,尤其是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极大削弱。太平天国基本上摧毁了清政府作为其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除了依靠地方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清政府已经难以再同太平天国进行对抗与较量。

这两件大事共同运动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造成了一个大大的运数,这个运数改变了清帝国200多年来隐固的统治局面,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平衡关系,从此,传统的文官操纵政治的局面被迫让位于武人干政的舞台,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国情。历史表明,继续走传统的科考功名道路,还是从实际出发,开辟军功起家之路,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一切梦想有所作为的人们进行社会价值选择的分水岭。那样一个家族

袁世凯出生之际,正是英法两国列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斗正酣的关键时刻。战火纷飞,内忧外患,朝局动荡,社会混乱。袁世凯的长辈,就是抓住这个机遇跻身并起家于晚清的历史舞台之上。

也许是一种宿命吧。袁世凯出生,恰是其叔祖父袁甲三攻占捻军根据地临淮关之日。捷报传来,袁家大庆,认为这个孩子生得吉祥,给袁家带来了好运,于是就为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世凯,希望他能继承祖业,世世代代一路凯歌高进,为袁家光祖耀宗。其时,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生父袁保中正在家乡组织团练队伍。他们规定,袁家子弟凡15岁以上能执兵器的,要全部参加击杀捻军的战斗。1863年,袁保庆率军攻占被捻军占领的项城尚店,心狠手辣地下令将俘虏的捻军全部处斩。袁世凯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俗话说,环境决定人生,尤其是孩提时期的环境,对人一生的影响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刀光剑影的环境,把袁世凯熏陶成了一个注重实际、注重力量的人。袁世凯从小性格刚毅,骄矜无比,胆识过人,领袖欲极强。五六岁时,在与同辈兄弟玩耍游戏时就爱充当大王,一语不合,即拔拳相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孩子们避他如蛇蝎,袁家佣人也戏称他为“泼少爷”。他5岁那年,也就是1864年,袁保中领导团练在袁寨击杀捻军,小小的袁世凯竟然也登上寨墙,纵观万众沸腾,在枪林弹雨中,他一点也不害怕,甚至还感觉到一点挺刺激的味道。他不仅目睹了死伤遍地、血光剑影的激战场面,而且还不时听到家人喧嚷太平军、捻军杀人放火的事情,耳濡目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只有武力才可保家卫国的种子,无形之中,培育了他对军事的兴趣与热爱。乱世,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在不自觉中,袁世凯把握住了时代脉搏的跳动。他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是30年以后的事了。科举仕途的惯性

不过,当时的风气,仍然是范进中举高于韩信将兵。袁氏家人也没能改变读书做官的观念模式,还是按着当时读书做官的老路,希望袁世凯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高中科举,仕途顺风,发达袁家。袁世凯6岁入家塾启蒙,7岁随嗣父袁保庆到济南,10岁到扬州,不久移居江宁(今天的南京)。每到一处,袁保庆都为他延聘名师授课,希望他早日学业有成。但是,由于嗣母牛氏的溺爱,或者是天性的缘故,也可能是他对现实社会有着不一样的认识与观察,总之,袁世凯对读书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游山玩水、看戏斗殴、练拳习武乐此不疲,兴趣盎然。他在济南,就曾从家中盗窃银子10两,投拜拳师学技。袁保庆任官扬州时,寓居该城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宴请袁保庆,袁保庆携袁世凯赴宴。由于袁世凯临场表现得十分机灵,很得张亮基的喜爱,于是,张亮基对袁保庆说:令郎是个可造之才。经过袁保庆的同意,张亮基把袁世凯留在自己府上,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同学习,专门聘请名师王伯恭教读。但是,袁世凯不懂得抓住这个机会的重要性。他没有兴趣读书,却唆使张亮基的儿子盗窃家中银两,然后一同赴妓院嫖妓。此事被张亮基发觉后,十分生气,立即派人将袁世凯送回了南京袁保庆处。

在南京,袁世凯的志趣还是不在书上。他本性难移,依然故我,常常成群结伙骑马闲逛,游荡于清凉山、莫愁湖、秦淮河、太平湖等风景区或热闹场所。其嗣母牛氏,颇习诗书,为了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不时把他关在家里,亲自课读,讲解历史上的先贤名哲,予以激励。他的兄长袁世敦也屡加劝诫,以道义敦勖。袁保庆公务虽然繁忙,也不时加以课读、训诫。但是,袁世凯往往把这些规诫,当成耳边风,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放荡自如,毫无顾忌。尽管如此,在严格的管教下,袁世凯在学业上也大有长进,不仅四书五经娴熟,还能写出一些不符合韵律的小诗。

现将保留下来的两首摘录如下:

其一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其二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诗无韵味,但豪气四溢,英雄之态毕露,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笔下,实在是难能可贵。

中国人观人有个习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袁世凯少年就出言不俗这件事表明,他后来在政坛上雄心大略、纵横捭阖的作风不是无根之水,而是有源流可寻的。

当时,袁保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营务处差务。南京正处于太平天国覆灭之后,疮痍满目,伏莽充斥,散兵游勇比比皆是。营务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持军纪,袁保庆也因此忙碌不堪。袁世凯读书虽然懒惰,却经常爱在营务处衙门跑进跑出,东问西访,寻根问底,这对他以后官场办事方式和熟悉军事知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很可能有应酬人事关系方面的天赋秉性。相传,袁保庆有一个得宠的姨太太,叫金玉,她和牛氏不和,小小年纪的袁世凯竟能在她们中间进行成功的调解。因此,牛氏和金玉都很喜欢他,常常在袁保庆面前为他掩饰过错。

袁保庆是一个颇为自负,热衷于官场的人物。他把自己做官带兵的经验写成了一本名为《自义琐言》的小册子。每当他公事之暇,就把他“琐言”的精华,讲授给袁世凯兄弟们听。他说:“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又说:“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到景境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袁保庆这套官场权术的经验之谈,成年累月地灌输给正在成长中的袁世凯,潜移默化,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后来事实也表明,这套呼风唤雨的家传本领,对于袁世凯以后的为人处世、从政、从军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1873年6月,袁世凯14岁,袁保庆因霍乱病故于江宁盐法道任上。少年丧父,对袁世凯是一个重大打击,使得他“哀毁骨立”,病了5个月。与袁保庆有莫逆之交的淮军名将刘铭传、吴长庆代为治丧。他们对于袁世凯都很器重。这年冬,袁世凯陪其嗣母牛氏扶袁保庆灵柩返回项城原籍。

1874年春,官至户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回原籍省亲,看到袁世凯兄弟缺乏良师授业,子侄辈大都不勤奋求学,亟思激励以保袁家昌盛。因此原因,袁保恒就携袁世凯兄弟前往北京官邸读书,希望他们能够上进,早日科举登第。

在北京,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共同担负起教育“世”字辈兄弟的责任。这两位在北京做官的堂叔,对于袁世凯的影响很大。袁保龄兄弟为他们聘请了三位名儒作为教师,举人周文溥教授作诗,进士张星炳教授写字,举人谢廷萱教授经义,作八股文,而以谢为主。

袁保龄兄弟观察到,袁世凯读书的天资并不很高,却浮动异常,不专心向学,于是,决定严加管束。给他在授课先生课桌之旁单独设置一个书桌,而把其堂弟等人在对面套房中间另置书桌,把他们兄弟隔开来,免得玩耍荒废学业。晚上,则让他睡在谢廷萱的隔壁,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管束与培养,袁世凯的学业确实有所长进,昼习辞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个时辰。他把四书五经能够背诵如流,音韵辞章亦有长进。只是不喜欢章句之学,对文章也未入门,但对兵书却读之不倦。袁保龄对袁世凯的评语是:“算得上中上人才,袁家后继有人,亦可略慰。”

走自己的路

到底不是科举的料

1874年,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病故。按照制度,父死要守丧3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和婚配,但由于袁世凯已经出嗣,也就不受这一规定的约束了。1876年袁世凯17岁,从北京返乡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同年11月,在家乡与陈州名门于氏结婚,后来,于氏为他生育了要了袁世凯晚年政治生命的儿子袁克定。

1877年年初,18岁的袁世凯再度奔赴北京。时袁保恒已调任刑部侍郎。袁世凯一面读书,一面帮助他处理公务。在此期间,袁世凯不愿意在八股文章上多下功夫,却不时作文论对社会不良现象陈说讽谏。在寒窗苦读同时,他更加熟悉和学到了官场中的种种本领,因此颇得袁保恒的赏识,“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可是,袁保恒发现他的猜疑心太重,顾虑太多,于是就训诫他说:“你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袁世凯也很赞同叔叔的这种评价。

1877年冬或者1878年初春,时值河南大旱,袁保恒奉命到河南开封帮办赈务,袁世凯也随同前往,学习办事。袁保恒遇有机要密事,均令他查访,参佐一切,多方面培养他做官、做事的本领。时届严冬,袁世凯驰驱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勤奋从公。1878年5月,袁保恒病故于任上,袁世凯为叔叔料理身后一切事,并检点公私未了各项事宜,措置一丝不苟,井然有序。

在交接公事过程中,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袁世凯的为人。

因为袁世凯办事妥帖,新任巡抚涂宗瀛决定拟按月给予他30两银子作为薪资,袁世凯却坚辞不受。他说:“先叔办理赈务,自备资斧,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由此可见,年轻时的袁世凯,并不是一个贪婪钱财、做事情没有原则的人。

在护送袁保恒灵柩返回原籍后,袁世凯即与嗣母牛氏、妻子于氏搬到陈州居住。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们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长辈们的管束,加上欲念并不在读书上,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他经常嗜酒骑马,倜傥不羁,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以善为乐,因此,寒士多依他为生,士绅推戴,很自然地他的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文人学子。为此,袁世凯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袁“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袁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流连的悠闲日子。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用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一个相当于今天科级干部的虚衔,以资奖励。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入闱场,却不料再次落榜。大丈夫当效命疆场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又兼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莘莘学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自己却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激愤之下,经过慎重的思考,他将自己所作诗文付之一炬,誓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大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

此后,袁世凯决意北上京城,计划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脉关系为自己谋取前程。可是,因为他居乡两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已经挥霍殆尽。为了筹措进京活动的川资路费,他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取个一官半职,结果事与愿违,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自己的故交徐世昌的资助,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段经历,使袁世凯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变得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周馥一封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他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反复权衡,感到自己这个一无位二无名三无财的三无人员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文从武,便投奔了自己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的选择,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稀松平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不要忘记,他放弃科举,走军功道路是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观念盛行的晚清。当时,只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才能敏锐感觉到西方的入侵,可能会造成中国人价值观的一个彻底的变化,至于大多数人,仍然还是把传统的科考之路作为进身的重要出路。在这种科举大于军功价值观盛行的时代,袁世凯敢于冒失败的风险,顶住家中亲人的压力,舍科举而走军功的道路,说明他不仅眼光独到,而且是颇具勇气的。

综观袁世凯在投军前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经具备了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曾把能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质概括为三点: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第一条是说人才对成就大事的重要性;第二条则说明成就大事者必须有不吝啬钱财、乐善施人的素质;至于第三条,则说明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就必须具有心狠手辣、消灭对手的本领。此时,袁世凯还未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第三条暂时还无法表现出来。但前两点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古人说,文人相轻。袁世凯能把家乡的读书人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之下,绝非易事,这说明他具有很高的领导才能。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而是将它视为实现愿望和目的的工具。他有慷慨好施的习惯,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豪阔气概,大概是因为抱负远大,才不看重眼下手中的钱财吧。

袁世凯得到周馥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信,但袁世凯却没有用此前去投奔,成为李鸿章身边的一个幕僚,而是斟酌再三,投奔了身居前线的庆军将领吴长庆,这说明,袁世凯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成就大事不可少的一种素质。两次落榜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也说明他早看透了四书五经中的穷酸和迂腐,知道不能再凭借它来立世。一般人如果能得到接近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机会,不知该有多么的狂喜,肯定会忙不迭地前去投靠,可能还会作为炫耀的资本,可是袁世凯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这证明他不仅知道李鸿章幕府人才济济,自己在那里很难有出头之日,而且还知道自己的长处在何处更能得到发挥。此后,袁世凯在其一生的许多重要关头,都多次表现出了这种现实感,这是他能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命根子

八旗和绿营

军队是清政府的命根子,一个国家和政权不能没有自己的军队。清王朝所以能够得天下,就在于它拥有当时能够横扫天下无敌手的八旗兵和绿营军。正是凭借这两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清王朝成功地灭亡了明朝政权和李自成、张献忠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八旗兵由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创,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由入关前降清明军组成的汉军八旗,共20余万人。八旗兵兵籍世袭,占有圈占的土地,不同于一般军队,是享有一定特权的军事集团。入关后,八旗仍沿用以旗统兵的建制,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但已不归旗主所有,而直属皇帝指挥调动。禁旅八旗接近10万人,负责守卫宫廷和京师。驻防八旗10多万人则分布在全国各个战略要地。

绿营兵是入关后清政府招募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以绿旗为标志,约60万人,主要配合八旗屯戍全国各地。

因为绿营不是满洲人一手创建起来的武装部队,因此,清政府一直放心不下,驻防地方的绿营,要受驻防八旗的监视与控制,绿营中的重要官职也必须由满洲将领担任。八旗兵的训练、装备、兵饷待遇都远比绿营兵优越。八旗和绿营的正规军直接归皇帝统辖,不另设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的统帅。所有军队调防均须向皇帝奏报,各级军官的任命亦须经皇帝批准,比起历代皇朝,军权更加集中。

清中期后,八旗和绿营已经腐败虚弱,清政府主要依靠乡勇的力量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团练逐渐演变成为正规的“勇营”。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基本上摧毁了清政府作为其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除了依靠地方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清政府已经难以再同太平天国进行对抗与较量。这种机会,最终造成了湘、淮军取代八旗军和绿营兵而成为清王朝此后30余年的统治基础。曾国藩与湘军

太平天国运动给地方军事武装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缘。这次起义的规模之大、组织之精良远非白莲教起义所能比拟。在这支强大的造反队伍面前,本来就已经很虚弱的八旗、绿营军队更是不堪一击。太平军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政治动员,动摇了地方政治秩序。对于地方士绅来说,他们发现地方利益与地方秩序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清朝官方的保甲制度对于地方日益扩大的混乱局面竟然无能为力。士绅们在对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感到失望的同时,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地方利益,维护地方秩序。于是,他们便利用自己的家族组织或地方势力组成非官方的地方武装,起来同太平军对抗。

1852年,曾国藩回到家乡湖南,便着手领导地方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但是不久,他发现团练远远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而且团练自身组织也存在种种弊端。于是,他自作主张重建起一支新式的地方军队,这就是湘军的开始。很快,曾国藩便依靠这支地方武装肃清了太平军在湖南的势力。

最初,湘军建立主要是对抗湖南地区的太平军,其目的在于保境安民,因此,湘军在初期也不过是一支地方武装。后来湘军越出湖南,在东南各省纵横驰骋,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主力,成为维系清朝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这是曾国藩与清政府当时都未料想到的。

湘军之所以能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其特殊的组织形态与发展过程有关。湘军既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团练,也不是受清廷直接指挥的经制之师,它是曾国藩一手创立的私人武装,其特征主要有四。

一是兵为将有。清廷的绿营兵是世袭兵制,兵为国有。将领平时各驻其府,遇事由清廷授予兵符,率兵征战,事后则兵将各归其所,兵将并无私谊,难以结党营私。现在,曾国藩改世兵制为募兵制,规定士兵归将领所有。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层层招募,各有宗派,上下一气。这样,兵权不再是国家所有,而是落入将帅个人的手中。

二是私谊至上。由于湘军是自行招募而成,将存兵存,将亡兵散,其上下之间的利害关系颇为一致。将领在招募士兵过程中,十分重视利用同乡或家族关系,将领之间往往也是同乡、同年或师生之类的关系。整个湘军都是依靠这种私人关系来维持的,这就助长了湘军的派性观念。曾国藩本人就十分重视这一点,无论是战时调兵遣将还是平时向朝廷举荐官员,他都强调从私人关系出发。

三是军饷自筹。绿营兵由于是清廷的经制之师,故其兵饷均由政府提供。湘军初建时,军饷尚由官方提供若干,后来曾国藩发现中央财政枯竭,索取无望,于是决定自筹钱款。湘军军饷一般由大帅就地自筹,然后自上而下分发,事后向中央核报。自筹军饷不仅提高了湘军的团结,而且也增加了湘军的独立性。曾国藩本人后来承认:我朝之制,一省所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

四是各尊其长。由于从招募到发饷、升官都由曾国藩说了算,在湘军中便养成一种风气,除非招募、选拔过自己的顶头上司,其他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皆拒不从命。所以,不仅湘军以外的人无法进行指挥,即使湘军内部亦必须节节钤束,层层下令,除了曾国藩,任何人难以越级指挥下级部队。

湘军的这些特点表明,湘军不仅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军队,而且具有很大的独立作战能力。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湘军不断发展壮大,地位也一再提高,用自己的作战实力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李鸿章与淮军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成为曾国藩的门生、幕僚。1861年,他奉曾国藩的命令,收编安徽的地方团练,仿照湘军营制,开始组建淮军。次年,他率领淮军6000多人到达上海,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雇用外国军官教习。此后,他联合上海的买办势力,开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大型兵工厂,制造用于自己武装的军火。他依靠这支使用洋枪洋炮的军队,伙同曾国藩的湘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接着,他又用淮军把捻军镇压下去,由此,他被朝野上下推崇为“中兴名将”。消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为了躲避功高震主的嫌疑,自剪羽翼,大肆撤裁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代替曾国藩的湘军成为清政府赖以维系统治的支柱。由于李鸿章手中有强大的武力,清政府不能不依靠他维护统治。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和扩大淮系集团的力量,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8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和天津铁路局(1887年)等一大批近代民用企业。同时,还修筑大沽、旅顺、威海卫等处军港炮台,1881年,又成立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他又派淮军军官分赴德、英、法、日各国学习陆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大力培养洋务军事、交涉“人才”。一时间,李鸿章及其淮军一跃而成为清政府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

可是,肩负朝廷希望的李鸿章,在用人上,老乡观念极重,“安徽帮”一度占据淮军各个军中要位。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只要会说合肥话,马上就把长枪挎;只要认识李鸿章,长枪马上换短枪。”甲午海战中,在北洋海军的实力比日军海军还强的情况下,居然落得个大败而归、全军覆亡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淮军“董事长”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上。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如果不是甲午战争的一声炮响,这种局面很可能还会维持下去。

1894年,日本侵略者的隆隆炮声,打破了清政府和李鸿章的黄粱美梦。在这场战争中,一向为人瞧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迅速占领了大清帝国的藩属国朝鲜,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领土上。在与日军的较量中,陆路方面,湘军、淮军溃败千里;海洋方面,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时,湘淮同悲,除了同日本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外,清政府已经没有了任何砝码。

时局的发展,急需一个新的强人出来重建国家的军队。这个机遇真是千古难寻。谁抓住这个机遇,谁就会取代李鸿章成为清政府日后重要的领军人物。

谁会有这样操纵机遇的本领?

谁会成为这个机遇的幸运儿?

举朝上下,一切野心家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机不可失

胡燏棻奉旨建军

湘淮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朝野上下一致认识到,勇营制度已经不可复用,只有与西方接轨,赶紧编练出一支具有近代化水平的作战部队,或许才可挽救危机于一二。

出于迎合形势,两江总督张之洞、时任顺天府尹胡燏棻,先后上书,要求朝廷弃旧练新,重建中国的军事力量;德国军官汉纳根也向督办军务处递上他的《练兵节略》,建议清政府甩开旧军,编练一支西式化的新军,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已经开始降临。

起初,清政府把选练新式陆军重任委托给了此时已经担任广西按察使兼长芦运司的胡燏棻。

胡燏棻,字芸楣,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晚清政界,曾向朝廷上疏论变法自强之事,是李鸿章十分赏识的一个淮系官僚。据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一书记载,胡燏棻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王修植是浙江定海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时任直隶候补道,受李鸿章委托办理北洋水师学堂,后任北洋大学堂总办、定武军营务处帮办等职。他为人文思敏捷,对用西法练兵颇有研究。当胡燏棻向他索要新式练兵计划报告书时,他曾写有两稿,一稿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一稿则在前稿基础上加以文字润色而成;最终,王修植对后一稿更为满意,就将它交给了胡燏棻,胡燏棻则以此呈递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因此才有了朝廷委任他编练新军之事。

1894年冬,胡燏棻选择旧日淮系盛军驻地天津马厂作为练兵的基地,会同德国教练汉纳根筹建新式陆军。1895年,练兵的基地又从马厂转移到小站,开始了所谓的“小站练兵”。

小站位于天津东南70里的新农镇。淮军曾在该地驻军20多年。胡燏棻在小站自行招募兵员,从组织、训练到武器装备全部仿照西法,建立了10个营,号称定武军,其中包括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4个兵种,共4750人,形成了一支与往日淮军不同的军队。可是,胡燏棻虽然喜谈洋务,并且得到了建立新军的权力,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在朝中也并无根基,实践证明,他没有能力和运气来充分地享受这个重大机遇给他带来的短暂快感。袁世凯盯上了这个项目

在胡燏棻开始组建新军的前后,袁世凯也盯上了这个练兵的项目。

在朝鲜前线连续摸爬滚打了12年的袁世凯,凭借他在一线成功失败的经验阅历,早就深深地懂得了抓军权、拥有属于自己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袁世凯深知,他早年在朝鲜之所以做事顺心如意,全在于他身后有吴长庆的军队在做他的坚强后盾。后来他虽然得到李鸿章和清政府的加官晋爵,甚至将朝鲜事务完全托付给他,但因为中法战争西南前线战事吃紧,庆军主力被调回国,袁世凯虽然豪气干云,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了军队做他的后盾,他在此后朝鲜的外交斗争中就时时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湘、淮军退出了国家的政治舞台,清政府正需要新的军事支柱来支撑,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袁世凯凭借他的眼光和敏锐的第六感觉,嗅到这个机会对他此后仕途通达的重要性。对于喜爱军事、雄心勃勃、正要捕捉时机大干一场的袁世凯,这个机会他焉能不全力夺取?

袁世凯以他在朝鲜的练兵经历深知,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惨败于日本,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湘、淮军暮气沉沉,距离世界一流军事水平相差太远。要想振兴中国的军事,走西方的道路,建立一种新式军队已成为大势所趋。可是,环顾国内四周,懂得西式练兵的人才寥寥无几。真正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的官僚重臣也不多,更不要说懂得编练新式军队的难度和复杂的程度了。要不,胡燏棻也不可能如此容易就得到了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授权。

对于清廷已经将编练新军授权给胡燏棻一事,袁世凯并不担心,也没有感到气馁。胡燏棻虽然获得了建立新军的特权,但袁世凯了解到,胡燏棻这个老官僚,虽然口头上奢谈洋务,但基本上对洋务一窍不通,对于编练新式军队,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经验,不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物,何况,清廷还意存观望,督办军务处也没有多大实际上的步骤。

不过,对于能否将新建陆军的创建权攘夺到手,袁世凯一开始并没有多大的把握。他自从卸职朝鲜交涉通商大臣回国后,就只剩下了一个浙江温州道员的身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具有厅局级身份的投闲官僚。此时赏识他的李鸿章也已经落魄赋闲,而督办军务处也并没有自己的靠山,要想夺得这个重大项目,看来前途荆棘丛生。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感到绝望,这个年轻人似乎不是轻易就认输的人。

先前,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奉调回国,清廷原打算要他尽快进京觐见,以便了解中日这次战争前的一些细节情况,但为李鸿章所阻。李鸿章将他派往前线,负责办理转运军需粮秣事宜。战争结束后,袁世凯销差回到天津,已经过去了一年。此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已经是王文韶,李鸿章则仍在天津办理《马关条约》的善后,其幕府也尚未遣散。袁世凯此时的身份是实授的道员,拥有浙江温处道的职衔。战时的差使既已结束,他如果愿意,即可申请赴任,去浙江做个安稳太平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置身于大败后的残局之外,落得个逍遥自在。但袁世凯如果前去浙江赴任就不是他袁世凯了。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取得这个清政府眼下十分重视的西法练兵的权力,所以,他宁可在天津闲待着,也无意去浙江赴任道台之职。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骨子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况且,以他的心胸抱负,一个小小的地方芝麻官,他也许根本就没有看在眼里。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最终没有成功,没能从胡燏棻手中夺取新建陆军的创建权,他这个厅局级别的身份不是照样没丢吗?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既然决心已定,袁世凯说干就干。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精心筹划进行这件大事了。

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表面上无所事事,其实他正在为实现自己的计划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

袁世凯深知,要想得到西法练兵权,首先就要懂得西方兵典,起码要成为一个西方军事学的半吊子专家。袁世凯虽然精通兵书,但那都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的著作,他对用西法练兵虽然有些感性上的认识,可由于不通外语,对于书本上系统的西方军事学理论、条例、操典等知识,还是十分的欠缺。

但这难不倒袁世凯。

当时,清廷已委派胡燏棻在天津小站以西法编练新军十营,称为定武军。胡的编练方法取自前面提到过的汉纳根,还吸收王修植总结的英国方面的经验。袁世凯在关外办理后勤期间,就已认识到抓取西法练兵权力对于他此后前途的重要性。他没有科举及第之名,朝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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