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玛丽·K. 斯温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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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持试读：
前言
社会变革
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种足以改变社会面貌的革新，这种革新会改变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为，以及我们与个人、群体和文化互动的方式。当这种革新到来时，我们通常会兴高采烈地去拥抱它；但是当这种革新已深入社会的肌理之中，并导致社会发生变化时，就会有人开始质疑这样的变化究竟是不是好的，它所带来的好处是否能抵消它的坏处。现如今，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那个革新就是数字媒介的产生。
手机、电脑和互联网已嵌入了全球文化之中，创造出了一种数字文化：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欢迎，少数人对此表示反对，所有人都受此影响。当然它带来了非常多的进步，然而数十年之后，我们同样也看到了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数字时代的黑暗面正在显露出来。
数字媒介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大多数人要么没有看见，要么装作没有看见，全然被动地接受了它们——教育机构、商界、父母、夫妇等，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不对。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会讨论这个新时代所带来的这些改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搞清楚我们应该接受哪些，应该拒绝哪些，以及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哪些。
问题在于，之前这样的讨论往往会变成某种代际争吵——老一代会抱怨新一代愚蠢、粗鲁，整日沉迷于数字设备，宅在家里，逃避现实的人际关系；而新一代人，就像他们的父辈在很多年前做的那样，认为前数字时代的老人无知、守旧、自大、不尊重隐私、观点过时，应该放下架子跟上潮流。不过这些争吵都是徒劳的。如果我们总是坚持这种代沟和地位的讨论，那我们就有可能忽略真正的重点：我们的行为以及相应的大脑功能，都在经历微妙或者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毫无疑问将改变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接下来的这代人，我们应该睁开眼睛，仔细观察，监测变化，获取新知，在这个全新的、美妙的、被数字媒介改变的世界中，找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
……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黑暗面。
问题显露
在过去的20年里，一些团体的学者和医疗从业者开始系统记录一些新出现的症状，这些症状看上去似乎与数字技术的滥用有关。时至今日，这些症状已被确认确实与之相关，特别是在性别、社会化、教育和御宅族领域。儿童和青少年人群滥用数字媒介会引起行为失常，导致学习障碍与情感失调；成年人的焦虑、抑郁、性功能障碍、性变态、失眠、社交孤立、假性亲密关系、婚姻冲突、工作表现失常等都与数字媒介滥用高度相关。在医疗实践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年纪非常小的病人案例，那些案例表明情感与认知发展障碍和数字媒介滥用有让人非常不安的联系。
开眼看世界
我一直认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当中，我们比以前更有智慧，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不会再重蹈覆辙。但是，过去18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根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酒精、食品、药物被滥用的危害，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滥用数字媒介从来不会与症状、障碍和疾病联系起来，更别提认识到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了。
毫无疑问，数字媒介将会继续发展下去，它会推动我们的文明继续前进。它本身不是威胁，这本书也不会这么宣称。但是，互联网和所有这些数字媒介能给予的，它们也能够收回。我们如何使用数字媒介，与数字媒介交互，依赖数字媒介，以及数字媒介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真实的人际关系才是关键。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技术给予我们的积极影响，这些影响已不言自明；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些技术所代替或者拿走的那些东西：旧的技术、行为、技能、关系、同情、价值……可能还有智慧。如今我们应该将关注点移向数字技术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广泛影响。我们现在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数字技术究竟带来了什么？
关于此书
这本书从一个治疗师的角度写就。作为一位临床医师，这本书从我的临床经验而来：数字媒介是如何影响儿童、夫妇、家庭和学习的。这个名单很长。
纵观社会大变革，其中的历史、研究和数据、发展中的理论、有关大脑功能和精神疾病的文学、专业思考、通俗文学、临床观察等内容构成了编写此书的基础。本书中我会展示媒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和行为的，以及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运作。
我也会探究亚文化的改变，如中学霸凌、家长圈、约会文化。同样，社会整体文化的变革，包括工作、性别、精神健康、学习、娱乐、创意过程、情感发展等也是本书考察的范围。个体的兴趣缺乏与大众的过度反应的对比，及其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的关系，我也会讨论。书里会研究一种最极端的新现象：互联网成瘾（Internet Addiction，IA），它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种威胁与日俱增的成瘾症。
我将从三个互相关联又独立的角度来讨论“数字现象”。
首先，我会讨论整个大背景。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们所有人，不论你是什么年龄、性别、文化或者信仰。
其次，我会讨论一些代际专属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严格地按照时间来划分，而是按照技术应用的年代来划分的。
最后，我会用成瘾的级别来讨论数字媒介的效果。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放弃或者接受某些活动来使用数字媒介，以及我们是怎样做的。
针对科研者，本书中有专属的部分，我称之为“科学角”，该部分会补充科学研究的一些参考细节。如果你并非科研工作者，就可以跳过此部分，无损于书中主干。
在书中我还会时不时给出建议：如果你觉得书里描述的某些情况实在眼熟，那么也有一些选项和解决方案可供借鉴。我的目标是确保数字技术仍是我们生活的有益补充，而不是占领了我们认知、工作、教育、社交、娱乐的所有人性元素。
伟大开端
微妙的行为变化首先，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一开始我们称之为“万维网”的东西是一项军用技术。当它民用化以后，我们热切地接受了它，认为它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确，一开始它几乎是完全正面的。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万维网首先在1学术团体中被开始应用，并被视作科研和教学的理想工具。很快，你不用受图书馆时间的限制了，你也不再需要长途跋涉穿过校园却发现你想要的那本书或者那篇论文已被人借走了。同样，网络也是理想的国际通信工具。经常打不通的固定电话和吓人的电话账单消失了，当你外出旅行或者学习时，能做的事情也不再仅仅是与同事、朋友、家人交谈。
很快我们就把万维网简单地叫作“网络”，它是最新奇，也是最有效的通信方式。不再受地理的限制，只要一台电脑和一条电话线，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接入网络，而且是免费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很多人都使用过学校投资的电子邮件，以及之后的即时通信工具。那是在我们买得起手机之前最有效的通信方式。
很快我们就发现，互联网也改变了“个人”行为。我还在读研时就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和朋友互相吐槽。以前我们会拿着咖啡或者啤酒闲聊，现在这些都变成了电脑上的聊天记录。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但是一些人，包括我自己，都注意到我们面对面社交的机会变少了，生活像是缺少了一部分。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我隐约感觉到了一种空虚的情绪在蔓延。就我自己而言，我怀念那种面对面社交带来的享受。
而且从那之后，我们当中有些人完全沉浸在这些电邮聊天之中，有些人则没有这么投入——不过仍然会每周收发电子邮件。这种微小的、几乎不被注意到的社交行为的分歧开始在我们当时小小的大学网络里出现，导致了社交圈的分化。
如今回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的经验并不罕见。在最早期就有玩笑式的文章报道互联网造成了社交行为的变化。有一个段子在当时广为传播：有人看到一群国际学生待在自己的寝室里各自对着电脑傻傻发笑，并对旁边的人视而不见。当时我们觉得这简直莫名其妙，让人发笑。你的朋友就在你旁边坐着，为什么你会选择坐在电脑前玩游戏或者与海外的朋友聊天呢？这个段子的结尾则抖了一个很完美的包袱（以当时来看）：他们的确是在社交。原来他们在电脑前并非在与海外朋友交流，而是和这个屋子里的其他人通过电脑聊天。
当时有些人注意到了这种行为，不过把它看作对新鲜事物的无害痴迷而已。但是我们那时并没有预见到，这只是之后事情的预演，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人能想到。时至今日，仅仅20年后，这些行为已完全不再是不正常的了，数字手段已变成了年轻人的主要交流方式。从微妙到极端——滥用的第一个迹象
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长时间使用互联网需要被严肃对待，否则2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不良后果。我在研究生阶段对社交分化进行观察时发现，对某些人来说，互联网并非扩大了社交网络，而是在沟通和社交的幻觉下导致了社交回避和孤立。
类似地，在学术领域，原本理想的研究和教学工具现在对学术表现和课程参与产生了负面影响。学生开始逃课，迟交作业，熬夜在网上娱乐或者“研究”。对一些人来说，之前用来工作、学习、打工或者跟家人、朋友、同事在一起的时间，现在全部奉献给了互联网——于是他们就没空干别的了。
数字媒介原本是让人能够更高效地社交、工作和生活的，现在却展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严重降低了效率。一些学者开始讨论对互联3，4，5，6，7网的长时间使用是否会让人上瘾。在20年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所有成瘾症状中，有一些滥用是毫无疑问的成瘾，但是中间的灰色地带并不那么好判断。我们如何判断某种行为在什么条件下从正面变成了负面，从正常变成了毁灭性的？反过来说，我们是否应该适应并且接受？这种变化是否是历史车轮的一部分？开始意识到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去研究20世纪的诸多伟大发明在刚刚出现或者普及阶段是什么情况（如电话、电视、汽车等）。这些发明都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好处，但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汽车是一个典型例子：汽车的优点已毋庸多言，而其坏处，比如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容易使人肥胖等问题也同样广为人知。但是汽车所造成的那些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影响，以及那些对文化造成的正负面变化又是什么呢？例如，很少有人考虑到，汽车对我们生活造成的最核心的也是最大的影响在于我们对时间的管理和对交通范围的期望。
汽车的中心地位在大众社会变化中的一个典型的影响就是郊区的发展。在20世纪中叶，汽车被宣传为一种让人脱离喧嚣城市，住在负担得起的郊区住宅的理想工具。这种新的私人交通方式成为美国梦的表现形式：一幅诗意的画面，表现了安静的社区景象，孩子在街道上玩耍，广阔的后院里刚刚洗干净的衣物在微风中飘荡。
但还不到30年，美梦就慢慢变成了噩梦。郊区生活变成了上下班单程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一天3小时、一周15小时——原本实现梦想的手段反倒让人牺牲了更多时间。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对这样的时间浪费习以为常。我们习惯了远离朋友、家人，以及个人空闲时间变得更少的现状。接送孩子上下学，送孩子参加足球训练，以及与孩子一起玩耍要开车开得越来越远已变得司空见惯。儿童现在不在一起玩的原因之一就是同龄人都住得太远了。
这一切还有更深远的影响：损失在通勤上的时间逼迫我们不得不购买和消费快餐、速冻食品和罐头（全都是加工好即时可吃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有时间和精力能够花在烹饪上，更别提一起吃顿饭了。核心家庭对两辆车的需求也导致了人们债务的增长和财政的紧张，人们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才能负担得起生活。悠闲地开车上班，星期天下午出去兜风，这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入侵
同样，数字时代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邮件和手机对我们来说都是从天而降的好东西：这些工具改变了全世界的工作空间，突破了之前的物流限制和通信效率。这些技术将我们从办公室解放出来，消灭了空间距离，并以虚拟时间代替了空间距离。
但在这些发生的同时，与汽车一样，数字媒介的恩赐变成了诅咒。我们一开始所欢迎的随时随地互联现在入侵了生活中的所有空间。我们处于永远“待命”的状态：同事、父母、配偶、子女、情人，我们必须（同时）扮演所有角色。我们中的很多人，已无法或者不能从这种“便利”和喧嚣中脱身了。
这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简单的回答是我们的大脑正在加速，但不是那种有益的加速。虽然我们对数字时代的神经生理反应或者说功能性适应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兴奋程度，但糟糕后果也随之而来。是什么样的糟糕后果呢？简而言之，高兴奋度会导致自我安静的能力下降。提高兴奋程度更进一步会导致自我刺激和自我娱乐的能力下降。这包括观察、整合信息和创造性能力降低。总的来说，我们保持精神集中、保持冷静、仔细观察、认真沉思和产生新想法的能力降低了——很多20岁以下的年轻人觉得这些都是空虚和无聊的东西。
如果没有刺激，我们会觉得烦躁不安。我们需要有事可做，有东西可看。我们现在难以安静下来，难以达到放松、满足的状态，难以享受一夜好眠。
这样的影响十分广泛。从生理和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大脑状态的改变会影响学习、社交、娱乐、陪伴、养育和创造这一系列的能力——形成社会和文化的几乎所有要素。之前调节情绪和行为的神经生理过程正在失调。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大规模的行为—生理以及文化转变。将这些放在失调或者病理学的图谱中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对数字媒介的超量使用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自闭症、情绪失调（包括焦虑、抑郁和愤怒管理）、其他成瘾症状和各种强迫症都有非常明确的关系。第一章技术控制VS.被技术控制我们如何防患于未然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数字技术是非常棒的工具，它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十分便利。但是对另一部分人而言，数字技术则危害了生活，包括工作、感情和精神健康，它还影响了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数字技术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若要深究，所有事情都会被影响：年龄、性别、族裔、性取向、性别认知、职务、家庭关系、性格、精神健康和幸福……
总而言之，我们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是否健康，可以用两个问题来探索：第一，我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程度如何，以及原因是什么；第二，我们是控制了技术，还是被技术所控制？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媒介，而不是我们用或者不用。
目前的形式测量系统只能辅助推断数字技术的应用会导致潜在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之后会详细讨论。然而，警告信号在问题确定很久以前就已出现了。从滥用到完全成瘾的滑坡过程中，抑郁（负面想法、冷漠、消极）或者焦虑（急躁、失眠、喜怒无常）是需要警惕的明确信号。对于大部分的成瘾早期状况，成瘾前患者往往是拒绝接受这一事实的。与其他成瘾不同，数字或者说互联网成瘾更隐蔽，家人、上司和朋友对此知之甚少。很多人也是由于个人或者文化原因不知不觉地走上数字设备滥用的道路。什么是数字问题
目前有两种数字滥用的典型状况。第一种，患者滥用是公开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导致问题的主要或部分原因；第二种则是私下的滥用（隐蔽）。
也就是说，数字滥用很少被明确认为是“问题”。从我的临床经验和案例来看，使用电脑或者手机太久通常不会被人作为症状来寻求治疗。而症状则是其他的问题，比如学习成绩差、怀疑多动症、焦虑、抑郁、品行障碍、失眠、霸凌、社交孤立、婚姻冲突等。数字滥用甚至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内。
之前这些患者身后都隐藏着谜团。治疗对他们不像对其他人一样有效果。一些病例在几周的干预之后仍然报告基本或者完全没有好转。其他人则报告有非常明显的好转，但是之后又故态复萌。那么，结论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那就是对数字媒介的滥用是导致上述症状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原因。这些个体或者家庭前来寻求心理治疗，数字滥用是他们心理症状或者疾病的促进或延续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可能的解释是，不像其他很多可疑行为或者上瘾症状，对数字媒介的不正常或者不健康的使用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在初期，过分的、不健康的使用可以很容易被解释为正当的工作、学术活动（如科研），或者其他无害的社交行为（如发脸书、发短信、发推特等）。对成年人来说，这种现象的扩张还有另一个社会学因素：现代社会对于工作和事业的追求导致的个人牺牲。两个男人的故事
举个例子：有两个人在办公室的咖啡机旁聊天，分享故事。第一个人，我们叫他杰夫，他哀叹自己为了完成一个重要的项目加班加点地工作，直到彻底不行了才回家。他没时间吃饭，在一家快餐店随便买了个汉堡。到家之后他只能跟老婆和女儿简单打个招呼，然后就回到房间继续工作。最终，项目还是没做完，他在三点钟精疲力竭地爬上床。第二天他向同事哀叹（或者吹嘘）他是怎样有毅力按时起床上班的。他希望能在中午的截止期限前完成这个项目。
第二个人，我们叫他斯蒂夫，他昨天觉得自己做得已经够好了，五点就停止工作下班了。现在他精力充沛地回来了。他休息得十分充分，情绪饱满，觉得只要有几个小时不受干扰就肯定能在中午之前完成他的项目。斯蒂夫说他与家里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一起烹饪并且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他和女儿在完成家庭作业时遇到了一点儿问题，超出了预定时间，但是小孩时不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他花了一点儿时间上网，在浏览了一些娱乐、股票等每日新闻之后就上床睡觉了。
你可以考虑一下上述哪一位会因为工作“努力”受到鼓励（同情、支持或者表扬）。另外，你也可以考虑，哪一位更加可能在工作上分心，或者在工作的同时上网娱乐。结论是杰夫更有可能在假装工作的同时在网上娱乐或者分心。这种一心二用才是项目进度落后的原因，而非项目本身有难度——所有人（包括他）都“不能免俗”。情况变坏
诊断是否有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确认使用网络的行为是不是对工作、学习或者感情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上述的例子里，斯蒂夫明显控制了对数字技术的使用：这对他是有好处的，或者是中性的。使用数字技术并没有影响他与妻子和女儿的关系，也没有影响工作。他有时间与家人交流感情，做杂务（如做晚餐和清洁工作），尽到父亲的责任（与女儿一起克服家庭作业和言行上的困难），与配偶亲密交流。他同样也能按时完成项目工作。他上网的目的是私人娱乐，也可能有一定的社交性质（浏览娱乐新闻）。
但是杰夫就不一样了。他不能按时完成工作，牺牲了与老婆和孩子的亲密关系，忽略了作为家长的义务和自己的健康（快餐食品）。他的主要社会关系极有可能出问题（比如，他的妻子对他充满怨恨，因为他老是不在家，她自己需要承担双份的家长义务；他的女儿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开始疏远爸爸）。杰夫虽说也在“工作”，但不过是对许多其他线上活动的掩盖而已。如果他继续这样，那么他的工作同样会出问题。这也会导致家庭关系恶化，婚姻出现问题，将来他女儿也有更大可能出现行为上的问题。时间变化
这两个人的故事是一个清晰的例子：控制技术和被技术控制。这种事情在数字时代的第一代人身上很常见。
到现在，数字时代之后已出现了几代人，这几代人对数字技术的适应和相对应的神经生理学变化都有所不同，这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8问题。在这里，我想讲的是普林斯基所定义的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的区别。数字移民是我这一代人（以及我的长辈，40岁以上的人）。我们被称为“移民”是因为我们并非生下来就被数字文化所包围，我们是看着它到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电视和固定电话成长起来的（对的，就是装在墙上的电话）。当初你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如果运气比较好，你的卧室就会有一个电话插头，因此你打电话时可以保有一点儿私密，否则你只能在厨房或者客厅里当着大家的面打电话。直到我们二十几岁时，电脑和手机才普及开来，在那之前这些只是奢侈品，或者干脆是童年科幻里的东西（比方说《星际迷航》和《神秘博士》）。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比起数字移民，同等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融入这个新时代。跟真正的移民一样，有些人会勇闯新纪元，而有些人则只是怀着忧虑和恐惧站在一边观望。还有一些人则坚定拒绝，他们保留着原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让下一代人或者数字原住民去做这种文化上的改变。但是对数字移民来说，有一点优势是原住民所没有的：视角。我们目睹了自己和后辈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些很明显的变化，举个例子，我们对信息的传达理解越来越浅薄，似乎缺乏沟通的长度和深度，以及注意力的缺失——人际交往越来越零碎，不成片段。
更深入地说，在这个巨大转变的时代，我非常庆幸我的专业领域是应用心理学（脑电图与神经疗法，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大脑构造和治疗模式）。我的主要临床经验来自家庭和儿童，因此我能够获得第一手信息，不仅有行为变化，还包括神经生理学变化，以及与数字技术广泛普及相关联的心理问题。从这个有利的视角，我能够肯定地说，数字技术的普及造就了三代人，或者说神经以及相应的行为改9变有三个阶段。这些改变与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深入的程度以及相应的宏观和微观文化上的改变是有明显联系的。
杰夫和斯蒂夫的故事是典型的数字移民的故事。其中一位成了数字时代的牺牲品，另一位则没有。斯蒂夫是健康地使用与控制了网络，而杰夫则是消极地被网络所控制。现在已进入互联网的第三个十年，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社会心理失稳和数字移民的同化过程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斯蒂夫应该是一个身心良好、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他可以很自然地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利用新技术，接受新鲜事物和享受技术进步。而杰夫则很可能正在经历心理上或者社交上的一些困难，比方说轻度抑郁、焦虑、亲密关系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小问题（还没严重到需要看医生的地步）。这些小问题是导致技术滥10用的主要原因，个体往往会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后逃进互联网。
第二个导致情况恶化的因素，往往是个体去转向谁，或者说“用什么”来解决问题。在遇到这种数字技术滥用的情况下，个体往往不会去寻求医疗帮助，或者向亲人和朋友求助和交流，而是会在数字媒介中寻求安慰和避难所。这就会使问题恶化，并变得更难解决。我们现在知道，与其他一些逃避的策略不同，逃避到网络上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原本的问题更加严重。对数字移民的观察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出现了什么状况。然而，下一代人的状况则是另外一回事……数字原住民——正常和非正常的变化，区别在哪里
30岁以上的人，只要最近坐过公交车（或者观察过在车后座的小孩），就会注意到有个新情况。跟我们在前文所讲的那些国际学生的笑话一样，一些青少年似乎已不再与人直接交谈，而是完全通过数字技术来实现交流。孩子们一起戴着耳机，给其他人发信息，分享内容，盯着屏幕笑得很开心。但是若没有数字设备，他们就很少互相交谈。
这仅仅是因为新鲜好玩吗？还是说他们只是想让那些不在公交上的朋友也能一起聊天？或者说，小孩子和长辈的风格不太一样？更大的问题是，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交变化，还是说这一代人已不能够跟其他人在没有数字设备的情况下交流了？普林斯基和一些人说这是数字原住民喜欢的社交（以及学习）手段，但是我想在这里咬文嚼字一下：你如何分辨“喜欢”和“依赖”？这种新的行为，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生活，拓宽了交流的方式，还是说，在通常十分别扭的青春期，技术对青少年的学习与社交手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总而言之，技术是否干预了青少年的正常社交发展？定义何为非正常
在我们讨论怎样使用数字媒介才会出现问题之前，我们先定义什么叫“没问题”：技术融入进来，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威胁或者替代其他正常健康的行为和关系。回到斯蒂夫和杰夫的故事。如果斯蒂夫在晚饭时拿出手机来搜索一下女儿在科学课上学到的一个不明白的术语，这是正常的。他在使用数字技术作为工具来增进理解和交流。相形之下，如果杰夫打断他的女儿，不让她试着解释这个术语而只是在手机里搜索标准答案，这就不再是好的行为了。在第二种情形下，杰夫无视女儿的声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关心设备和技术——这就是控制技术和被技术控制的区别。这样的行为还有很多其他更加微妙的后果。杰夫的选择破坏了父女关系，也影响了女儿的学习能力。这损害了父女之间的这种倾诉—倾听关系之中耐心和关心的成分，同样，女儿在新的（知识）领域学习和交流的能力也被损害了。
技术控制是技术通过更高的效率取代了其他的方法，或者扩展了新的需求。而被技术控制，则是技术替代了需求，威胁了发展。
回到数字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通信：对移动交流或者远程交流来说，数字设备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应用，它让我们保持连接，对日常生活也很有帮助。在上面所说的公交上的青少年的例子里，如果通过数字媒介进行交流只是很多种通信手段的一种，这就是全然无害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交流手段替代或终结了面对面交流，或者说威胁了诸如观察、耐心等能力的发展，并让我们不再能够保持安静，那就真该当心了。
最后，如果说青少年在没有数字设备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交流，变得神经紧张、亢奋并且厌烦，这就是一种病态变化的信号了。注意
我们在批评数字媒介的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时不要忘了，人所固有的那些性格、家庭关系和毛病总是存在的，而数字媒介不能为这些负责。如果一对夫妇在沟通上有问题，1950年这些问题会在早餐时间被掩盖在报纸后面，1970年会掩盖在电视后面，现在则会被掩盖在互联网后面。时代不同，问题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改变。同样，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忽视或者不尊重父母，也不是苹果手机、视频网站或者游戏机的问题。不管有没有数字媒介，家长总是要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情况。三种类型的转变以及何时开始出现问题
在这里我们先不提技术对社会或者心理自然发展造成的影响这一更大的问题，我们目前要担忧的是技术导致的三种社会心理转变。
在我的临床经验中，第一种形式的负面影响，是其会加速或者扩大一种之前本来就是负面或者中性的行为。一个负面影响加速的例子是一小群高中生的团体霸凌行为变成了社交圈或者学校甚至是邻里之间的大规模网络霸凌行为。而一个中立变负面的例子则是正常的青少年对性的好奇（比方说在网上看色情片）演变成了性变态（比方说窥私癖）。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行为（霸凌和对性的好奇）本来就存在，而数字媒介将其从中性变成负面，从负面变得更坏。技术不再只是一个中性的工具。
第二种情况则是将自然社交行为和驱动力变成不正常的维度，比方说多人网络游戏完全替代了真人之间的社交（或者真实关系）。同样，观看网络色情或者在线性爱替代了对真实性行为的兴趣和对现实接触的渴望。媒介取代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
第三种情况是将行为强化到了沉迷和强迫的程度。比方说，对健康的担心发展成习惯性的网络疑病症，或者对网恋的兴趣变成了偏执的网上交友爱好。在这里，对数字媒介的使用变得负面了。在原本的目标实现之后，“患者”仍会在网上强迫性地搜索信息。
这三种类型并非完全独立，也不是稳定不变，行为会进化、加重、变化、互相转换。总的来说，有一个比较简单但十分精确的标准来判断数字媒介的使用是否出了问题：①没有就过不下去；②没法停手；③总是将上网作为第一优先，不管其他事情；④对学习或者工作产生某些被忽视的负面影响。简单来说，上网出现成瘾症状就说明出了问题。第二章数字媒介的吸引力
我已简单谈过数字媒介会加速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更难安静或者休息。我同样举了例子，来说明怎样才是正面或者中性的适应，我将其称为控制技术，而不是被技术控制。不管我们的私人生活或者工作是怎样的，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被媒介所吸引。这是为什么？过程
这完全与过程相关。很简单，媒介或者说数字技术的过程本身是吸引人的，我们被它吸引了。这种吸引力是有可能改变行为的。这并非新鲜事物的作用，过程本身对某些成瘾症状的发展有潜在影响。举个例子，不同于物质成瘾，行为成瘾的核心概念是这种行为的吸引力与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没有关系。过程中的感觉，也就是“兴奋”，才是关键因素。赌博就是这样。
跟赌博的过程一样，数字成瘾在许多强化通道上起作用。搜索与11，12通信的频率和报偿是不稳定的。简单来说，我们不能预测后果，或者用赌博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能预测搜索、信息或者行动所带来的回报。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让我们沉迷。
当一种回应（或者回报模式）是不可预测和随机的，我们沉迷的就不仅是我们能获得什么，而是我们能否获得，以及质量和数量如何，是否有更多，是否下一个会更好，等等。这就是让我们沉迷其中的那种“过程”：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点击链接，或者不断按下输入和发送按钮。这种过程诱惑了我们。
很简单，我们被引入了一个循环，不断想要发现新的事物。我们持续地按下输入、搜索、发送、开关按钮，因为前方有报偿的可能性和探索未知导致的小小的肾上腺素冲击在吸引着我们。这并非单纯的好奇心作祟，我们实际上是因为期待被小小满足而经历了小小的高潮（能得到什么反倒并不重要）。
还是与赌博一样，我们大多数人在赢了钱，或者找到我们最初想要的东西之后并不会停手。我们会继续，因为我们想要回报，而回报就是那种“感觉”。一切与期望相关
在数字媒介中，这种期望存在于下一次视频聊天前、下一条短信显示出来前、约会网站上下一个人的档案会更加完美、下一个网上商城的洗衣机会有九折优惠，等等。正是这种期望让我们继续，这种过程和结果的奇妙组合让我们悸动，而且网络永不关门。网络总是开放的，随时随地可用，不眠不休。
这种现象并非刚刚出现，让我们继续参与的这种奇妙能力也不新奇。毕竟，赌场很久以前就明白了这些原则。赌场全天开门，让我们预计赌局回报，相信我们自己的赌博手法，这是他们挣钱的诀窍。限制反比定律
在最简单的形式下，这种对可预期状态的不确定感与健康并无关系。实际上很多时候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如果不设任何限制，它会很快变质。
让我们用一件事来类比一下，这就有点像一个人正在拆一件打包的礼物时的心理状态：“这是……？这难道是……？”孩子过生日或者过圣诞节时，我们就会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种心理状态。如果圣诞树下有好几个礼物，绝大多数小孩都不会花时间去把玩已拆封的礼物（不管他之前求了多久）。他们会拆开新礼物，感受惊喜，然后紧接着拆下一个。小孩基本都会在拆完礼物之后再回去把玩这些礼物，有些孩子甚至会在没有更多礼物可拆时表现出失望的情绪。在数字时代，我们要问的这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失望情绪的出现是因为没有收到想要的礼物，还是因为想要更多的兴奋感觉。
在如今这个由大众营销、海外制造所构成的商品丰富的时代之前（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礼物可送），我们并没有这个小问题。说白了，当可能性有限时（按照数字时代的术语，是可达性有限），这个现象并不存在。只有当我们知道前面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时，我们才会处于这个状态。网上永远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举个网上相亲的例子，问题是一样的。当选项有限时，比方说仅限于在乡村舞会上或者大学班级里认识的女孩，一个年轻男孩就会考察一番，选择追求某个女孩，最终在这一段关系中稳定下来，直到这段关系出了问题或者另一个女孩出现让他改变主意为止。但是如果这里有一百万个女孩，或者说无限量供应的互联网女孩，那么……
问题就在于这种对无限可能性的认知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典型就是所谓的假性亲密关系。而真正的亲密则是一段感情维持下去的关键元素。神经生理满足——兴奋中包含了什么
拆封礼物所带来的兴奋感与我们发现礼物正好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兴奋感是完全不同的。这两者代表两种非常不一样的心理状态，不应该被混淆。拆封礼物的兴奋包含预设和期待，可以想象一下，圣诞节以及之前三天孩子的脑袋里的想法。
而礼物本身产生的则是一种高兴或者满足的状态（也有可能是失望和不满足，会导致我们想要更多）。数字时代的主要危险恰恰是，我们可能会长久地处于预设和期待的兴奋中，但是永远得不到满足。这与我们喜不喜欢收到的东西无关，而是我们总想要体会到“更多”的兴奋。这对健康的主要坏处是，我们的大脑永远处于“开放”的状态，永远寻求更多，从不休息，从不腻烦，从不满足。
往大了说，这会对社会结构和经济造成影响。但我作为一个临床治疗师，主要关心的是一种新的心理饥渴状态的出现。先不谈物质主义，如果搜索本身不再是对知识、成就或者人与人之间互相连接的追求，而只是想要那种“能得到更多的兴奋”，而这种兴奋的获得不用付出任何努力，那么我就要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让我们满足。
本来，没有答案的失望会让我们最终放弃，或者坚持下去——寻找更多的信息、知识或者新的感情等。反过来，答案和解决带来的满足则会让我们停手，我们会处于一个满意的状态。但是在数字媒介时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并不是失望或好奇让我们继续前进，而是“更多”本身让我们继续。就跟之前所述一样，我们在原本的目标达成之后仍会继续追求。典型的例子是网上购物和网上相亲，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古怪的形式，如网络疑病症。
网络疑病症的患者会不断搜索相应的症状，对他可能得到的“中性”或者“没有问题”的信息从不理会。网络疑病症的奇特之处在于，个例的兴奋是被负面信息而非正面信息加强了。这样，个例并不会停止搜索，直到他们发现很可怕的事情为止。这是只会在数字时代出现的一种问题，包括在数字平台上使用负面信息获取同情［可参见罗森13博士的《数字失调》（iDisorder）］。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新出现的，它在赌博中同样存在（可能在人性之初就存在）。在网络疑病症和赌博中，这种由失望或者输钱所带来的兴奋感，要高过赢钱所带来的兴奋感。兴奋之上是什么
在无限的选择和可能性之外，数字时代的滥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则是反馈的速度。这同样也是大脑状态高度兴奋的原因之一。与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或者纸质的百科全书里搜索不同，数字媒介速度非常快。我们点击触屏，远不会如在图书馆里一样疲累。媒介的节奏本身让我们兴奋。
在让人狂热或者入迷的事情里，事情本身的流程节奏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有限的，或者说它的流程是确定的，我们会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举个例子，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会非常兴奋于一封手写书信的到来，我们也知道邮件每天会在一个精确的时间来临。于是，我们每天查看一次信箱。有些人会逃课逃班去查邮件，有些人还会守在信箱旁边，急切地等着信的到来。但是一旦我们确定信还没有送到，这个流程就结束了，我们明天会再来。我们会觉得伤心失望，但很少有人会着魔到彻夜在信箱旁边等着。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做没有意义。下一次兴奋或者满足的机会在明天。从心理状态来讲，我们的大脑沉静下来，抚平了失望情绪，在下一次机会来临时才慢慢重新兴奋起来。
兴奋唤起通常有一个自然周期：一开始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是正面或者负面的结束。在一个正常的期待周期里，我们的注意力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直到获得预期的回报为止。我们也只能在这个状态中维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变得焦虑、愤怒甚至抑郁。
另一个例子是演唱会。乐队来晚了，满怀期待的观众在愤而离场或者闹事之前能等多久？主持人必须到台上来，保持观众的热情，或者让观众冷静下来，否则观众的状态就会变化。
数字媒介就不是这样。信息可能会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传达（电邮、短信、视频通话、微信、微博，以及数不过来的其他方式）。因此，我们时刻都处于兴奋状态，时刻都保持期待，时刻都处于焦虑状态。
在这里，我不是说我们之前没有这样过。我们想要某个东西时会有点着迷，着迷到这个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行动、睡眠、胃口等。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女孩可能会彻夜等待她所喜欢的那个男生给她打电话邀请她出去跳舞……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有期限的情况。一个星期之内，女孩就会放松下来，男生打了电话就会非常欢喜，男生没打电话就会失望。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条件状态，周期是确定的。
有了数字媒介，我们则可能在一种高度兴奋和期待的状态下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这种新的情形下，我们自己都能够创造出让我们高度兴奋的环境和状态。我们可以激发起那种“拆礼物”的兴奋，只需要让我们的手机、电脑和数码设备开着就行。我们甚至可以用“钓鱼”的方式来进一步提高这种兴奋感，我们可以发邮件、短信，甚至更极端的，开始嘲讽，来创造这样的环境，期待对我们“钓鱼帖”的回应。在脸书上给朋友的状态点赞，发自拍，回应自拍，传谣，发送挑衅评论，发推特，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期盼大家的回应。
超兴奋状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会影响判断。数字媒介变快的节奏限制了分神的可能，更关键之处在于这种超快节奏不再能让你放松下来去吸收信息和处理情绪。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和名人因为一时冲动发推特而惹上了大麻烦（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故意这么做）。
这里要再一次用赌博和游乐场来打比方。发牌的速度、摩天轮、人们的说笑声，还有灯光，都让我们兴奋。我们就是因为这些而着迷，并且乐不思蜀。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暂停一下去想一想，我们就能脱离这种兴奋的状态。因为当我们思考过后，我们时常会选择去干其他事情。
街头艺人在换装时都会损失一些观众。政治家演讲时，如果他的话筒间歇性失灵，一些不坚定的人就会走掉。而数字媒介自身的机制决定了它没有暂停的时间，它会持续不断地刷新，弹出新的“你或许会喜欢”窗口，让我们不停地点击下去。当一个网站挂掉或者载入太慢，我们总可以选择去看另一个网站，去浏览下一个页面，去使用其他的设备，不留一点缝隙。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我们并不需要主动努力去关注，而是需要主动努力不去关注——更准确地说是关掉我们的设备。
这个问题对于教育、伴侣关系和父母关系有更大的影响。数字媒介的内容和节奏让我们的大脑保持高水平运转。它让我们“兴奋”，在这个状态中，我们不希望被打扰，更不喜欢这样的感觉被打断，所以我们会愤怒，会伤心，会向那些打断我们的人发泄负面情绪。我们享受这种兴奋，就像上瘾一样。这在于媒介自身
当现象初露征兆，一位名叫谢弗的学者认为，技术本身是造成14“成瘾”行为的原因。技术启动、加深并维持了成瘾。他进一步说明，这种问题行为的扩散是因为个人电脑变得越来越普及。他认为运用数字媒介这一行为会让人容易成瘾，而这样的症状将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流行而变得越来越普遍。
确实，数字媒介的接入变得越来越容易和廉价，如今上网不会有任何地理或者价格上的阻碍。而信息媒介又满足了大众的精确需求和渴望，这些都让数字媒介变得非常容易上瘾。这是一场完美风暴。
对许多人来说，技术为工作、学习、社交和娱乐都带来了非常多的好处，他们也从不越界。我们的确也被数字技术的吸引力（信息、搜索、游戏）所诱惑，但是我们并没有沉溺其中。这就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除了正在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就像之前关于杰夫和斯蒂夫的故事那样，是什么特点或者因素使其中一位沉溺于这个过程——上瘾，而另一位却没有？为什么有些年轻女性如同着魔一般地玩手机，而有的则可以放下手机（当然在现实中还是会偶尔地看一下），享受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浪漫夜晚呢？第三章我们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测量系统和大脑构造
在之前章节中我们讨论了正在发生的历史：数字技术给我们的文化和个体带来的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变化。我同样比较了控制技术和被技术控制在个人生活和职场中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我列出了一些行为的典型例子和指导原则，用来确定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是否达到了滥用的程度。最后，我介绍了一些由数字技术的诱惑所引发的现象：技术过程所导致的生理过程。
本章我准备介绍的是比较基础的科学原理：当我们滥用数字技术时，我们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会介绍一些技术方式，让我们能在神经级别上研究数字现象。我还会讨论数字技术与大脑严重反常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为何在恰当的，或者准确地说，非错误的环境里，上瘾、焦虑和渴望的状态会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历史上的独特时期
在后工业革命时代，数字媒介被认为是当代大众变革的第二波浪潮。除了电视，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的发明在过去五十年里像数字媒介一样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思考、行动和互动的方式。跟之前的发明不同，在数字媒介的时代，我们终于有了合适的工具来研究这种媒介对大脑功能和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对研究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科学家而言，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代。像我这样专业背景为神经疗法和脑电生理的临床学者，在媒介普及之前，我们对大脑功能的正常与临床状态有很清晰的定义。这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被数字技术彻底淹没之前，我们对大脑功能正常和异常有很多数据，这让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观测、计算出数字时代对我们大脑影响的进度。
正常状态：大脑工作“正常”或有效。对于没有报告或者诊断出生物心理或者社会心理学症状（包括学习、行为、情绪、成瘾问题）的大脑状态的测量。
临床状态：大脑工作不正常。对于报告或者诊断出心理或者社会心理学症状（诸如多动症、抑郁症、焦虑症、成瘾、精神错乱）的大脑状态的测量。
我们将正常和临床状态的测量数据相比较，就可以得出参数，来衡量大脑正常和健康的状态，以及行为和特性与特殊病症的关联。
我们现在可以很明确地研究，在社会学层面及生物学层面，数字媒介是如何改变我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脑正在发生变化。之前的章节，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或者社会（行为）意义上的变化，而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神经生理上的变化。
这是非常特殊的。尽管我们已观察到了很多由以往的技术造成的生物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但我们并没有之前和之后的可靠的神经意义上的数据。我们没有“不受污染”的测量，或者说对照组。
还是以电视机为例。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对于大脑和身体的影响，文化上的证据非常清晰，这从我们给自己和这个设备起的外号就可以看出来：“沙发土豆”（couch potato）和“傻瓜频道”（boob 15tube）。我们也做过研究，写过关于它的书，非常透彻。但是除了对大脑处理能力的科学性研究和对其造成久坐影响的文化意义上的观察之外，我们并没有一套在电视发明之前的大脑活动对照数据，用以摆脱文化偏差，并研究电视的影响。我们有分别研究有电视和没电视的群体的数据，但是没有用来研究有电视和没电视的代际差别的数据。
而数字技术的出现踩在了这个关键节点上。大脑扫描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第一次能够清楚地知道互联网和所有数字媒介是如何改变大脑运作过程的。我同样有相当强的初步证据表明数字媒介带来的改变并不是短暂的，它会带来对诸如社交和思考等行为的永久性变化。我可以初步地说，数字媒介可能会改变大脑本身的发展。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我们如何测量大脑功能
在本章一开始我提到，处在这样一个能够精确测量大脑功能，包括物质或者行为对大脑处理过程造成影响的时代，是我们的幸运。脑电图扫描这样一种技术就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内容。这也是我在临床治疗和研究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方法。脑电图扫描入门
脑电图扫描（EEG）是一种复杂的神经测量手段。我们将电极放在头顶的精确位置（基于国际通用的10/20位置图），就能读出大脑皮层的电波活动规律，这些活动规律是以赫兹（Hz）来衡量的。脑电图是非侵入性的测量手段，它的结果被称为脑电波。脑电波可以简单地用波形来表示，也能够通过神经测量手段将其处理为波幅和比率。
EEG是一种测量大脑活动的手段，用来诊断病例的大脑如何工作，以及程度好坏（从非常好到非常不好）。它与其他大脑测量方法不同（比如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它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大脑的工作状态（电磁意义上的），而不是通过诸如大脑结构或者血流情况来间接判断。
从临床角度看，EEG结果非常精确。举个例子，EEG可以显示三种不同的注意力障碍：由刺激不足造成的障碍；由过分刺激造成的障碍；由压力过大造成的障碍。这是引发ADHD的三种不同的原因，从大脑状态和生理学上来说有非常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致病部位，从症状上来看却是相当一致的学习障碍。
总的来说，EEG结果展示了与一个人的正面、负面或者中性状态有关的电生理模式（以波幅和比率的形式）。这些结果展示的模式可以显示动机、智力、创造性、认知灵活性、感情平衡和潜在的超强数字处理能力，它同样可以显示焦虑、过于兴奋、抑郁倾向、自我治疗行为、成瘾症状，以及注意力障碍。
从正面来说，EEG结果可以表示创造性和创新的潜能。从负面来说，EEG结果可以表示症状的严重程度。我们通过比较EEG结果与正常状态，可以判断出一个病例的抑郁或者焦虑的严重程度。这些结果也能显示倾向。
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倾向只代表潜在可能性，而并非事实。比方说EEG结果显示一个人的大脑非常不善于处理压力，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有焦虑症。这种数值测量是最关键的。简单地说，EEG判断你有一种倾向，并非表示你有或者会发展出一种失调症状。这种诊断只是说，如果情况不好，你易于出现这种情况。倾向：数字成瘾的大脑是什么样子
我对数字成瘾的EEG研究发现，神经倾向在极端的互联网成瘾症状中非常关键。EEG中任何非正常的神经读数都是一种倾向。回到杰夫和斯蒂夫，杰夫很可能就是不正常的，而斯蒂夫在神经生理学意义上是正常的。
我的一项研究表明，77%被诊断为网络成瘾的患者都有显著的16EEG反常，统计结果非常显著（对熟悉统计学的读者，我对于显著的标准是两个标准差以外）。
这项研究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功能的任意一项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出现症状。我们可以用免疫系统来做比喻。如果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因为疾病、疲劳、压力或营养不良而变弱了，那么他对于其他疾病的抵抗力也会变弱。他可能更容易感冒，患流感，或者得更严重的病诸如肺炎等，或者患上由病毒引起的面瘫。
在研究里我还发现有一种特殊的脑电波形式或者形式群（被称为EEG特征或者表型）与焦虑、抑郁、情感失调、ADHD和持续言语都有很强的联系。
研究表明（如表3.1所示），100%的病例的临床EEG特征与焦虑、失眠和成瘾有关联；89%的病例显示出ADHD症状（高前额叶α脑波ADHD）；66%的病例显示出烦躁/强迫性持续言语或者强迫症状；40%的显示出前额叶失衡，这与情感失调相关（典型的是抑郁）；27%的显示出感觉运动节律（SMR）失调，这会造成患者缺乏静止不动和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同样与特殊形式的ADHD相关联（我忽略了所有少于25%的患者会出现的特征）。
我相信这些倾向表明了为什么有些人严重地受到了数字媒介的负面影响，而有些人并没有。总的来说，带有这些脑电波特征的个体非常容易陷入这种新的成瘾症状之中。表3.1 临床症状数据库集群的样品会议标准百分比
光有倾向是不够的，这并不足以引发上瘾症状。我们知道，在表观遗传学中，特定的等位基因片段并不一定会导致很多种疾病或者失调症状的产生。在很多情况下，倾向（基因型或者表现型）需要一把17钥匙来促成自己的表达。
这基本上就是用一种很“高大上”的说法（科学说法）说你需要用两种原材料来做一杯鸡尾酒。首先，你需要一种有倾向的等位基因（有倾向的EEG表现型），而不是那种比较隐蔽的基因。其次，你需要一个触发环境，比方说被父母遗弃（与之相对的就是会给你缓冲的环境，比如一个支持你的哥哥或姐姐）。总的来说，生物学倾向和环境刺激是缺一不可的。打个比方，没有火柴，酒精也不会被点燃。注意事项
这本书会一再强调，就算对某些神经上“有风险”或有特定倾向的人，数字媒介本身也不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再拿酒来打比方，对那些家族中有显著酗酒倾向的人来说，显著的表现型并不绝对会导致酗酒症状。对于酒精成瘾的研究一再表明，成瘾与基因倾向、对家庭不和睦的无能为力等有关。有很多极端的酗酒者并没有基因上的酗酒倾18向：实际上这个比例在45%~55%。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想必已经糊涂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是这样的：对任何物质的无节制过度滥用，包括数字媒介，都会导致问题的产生，这与基因是否有倾向没有关系。拿酒来对比，对一般人而言，酒不过是闲暇之余跟家人朋友在一起时的共饮之物（有时还能当饭吃），但它会使有些人彻底扭曲情绪，毁掉自己及一切社会关系，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人的死亡。对于数字媒介的滥用或者误用同样会导致以上问题——但这是可以治疗的。
这与目前很多最前沿的医学和心理学的结论并无不同：环境和基19，20，21，22因的共同因素导致了对特定病症的易感性或者抵抗力。基因特性和环境交织在一起保护了我们，或者让我们变得更加脆弱。
所以，数字技术的使用是正面、中性还是负面结果，都取决于我们基本的神经生理学（或者基因）倾向，以及我们控制生理与社会环境的能力。情况变坏时是怎么回事：病态滥用和数字成瘾三巨头
我们现在知道了基因倾向和环境因素，那么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数字成瘾是怎样发展的？为什么？一个病例如何从潜在倾向到某种程度的滥用，再到实际成瘾和精神症状？这就是“三巨头”：抑郁、焦虑、强迫症。共识
学者、研究者、临床医师和谈话治疗师会经常互相挑战，并对一件事情持不同意见。寻求知识之路就是如此，研究科学的部分乐趣也正是来自于此。跳出小圈子、交流不同意见往往是科学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每过一阵子，就会有一个共识产生。目前在研究数字成瘾的学术领域中，严肃的学者（并非那些被外部利益赞助的）都同意一件事情：
在对网络成瘾广泛的研究中（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那些完全成瘾的案例（也就是那些所谓掉落深渊的人），与抑郁、焦虑和强迫症（包括ADHD）有很确切的相关性，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病症会与数字滥用联系到一起？深陷其中
正如之前所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和“怎样”：为什么人会使用数字技术，人是怎样使用数字技术的？从各种渠道来看，答案都是相同的。在关于数字成瘾的研究中，无论是成人、青少年还是儿童，网络往往是逃离现实生活问题的一个直接手段（也就是之前所说的环境因素）。家庭不和睦、孤独、自责是最常见的因素。媒介也经常被人们用来摆脱焦虑、抑郁、社交恐惧和强迫症（被“激活”的23，24基因倾向）。
杨和阿布雷乌的那本关键的书已表明：某些特定的环境、行为和心理症状与大量强迫使用有明确关联。个体性格、已存在的病症、环25境、家庭关系，都会导致个体躲进数字媒介中。
那些易于网络成瘾的人的性格特征也有共同之处。举例来说，青春期个体的网络成瘾的主要危险特征是抑郁和ADHD。ADHD患者的特征包括寻求刺激、冲动、注意力缺失。而抑郁症患者则具有内向的26，27，28，29一些负面特性，包括羞涩和缺乏自尊等。30
用卡普兰与海的话来讲，学术圈普遍认同：网络成瘾的出现与社会心理学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网络成瘾的个体同时也存在其他类31，32，型的精神（心理）或者社会（人际）问题，这是普遍现象。33，34，35，36，37
在工作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危险因素：过渡期。比如，失恋、失业、搬家；或者生活阶段的过渡期，比如青春期、进入大学、退休都38是很容易让消遣变为成瘾症状的关键时期。此外，如果个体感到公民权被剥夺，或其正处在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社群内（例如，变性人或同性恋者住进了一个保守的小镇），那么就会造成显著的高风险。另一个典型的高风险群体就是新近离异的中年女性。这可能跟我们过去的刻板印象——年轻宅男或者玩手机停不下来的小女生不太一样。
但这是正常的。在过渡期里，我们都会变得有一点抑郁、疲惫、孤独、烦躁、手足无措。过渡期往往是脱离糟糕人际关系的一道桥梁，比方说一场糟糕的婚姻，在此期间双方都会有一些失落。多目的之难
在精神以及生理烦躁的大背景下，数字媒介超越了社交沟通、学术信息以及娱乐的需求。对于那些背负着焦虑、抑郁或者强迫症的人群来说，使用数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抚平情绪。我在这里直接讲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媒介。1.焦虑
在焦虑的情况下，个体会很快明白，媒介给了他们更多的控制权（或者完全掌控的感觉），他们可以摆脱可能会导致（更多）焦虑的情况。于是正常使用演变成了依赖（或者成瘾），媒介本身只是次要目的。39
卡普兰和海阐明了患有焦虑的个体使用数字媒介的两种方式：第一，抚平焦虑的情绪状态；第二，缓解已存在的社交焦虑。卡普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