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正明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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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试读：
说明
《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将按照不同内容类别，分作上下两册出版。对这部著作出版的前后经过，需要做个说明。《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这个课题，是与山西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研究人员由上述单位部分教师组成，成员有北京工业大学赵书华教授、山西大学王守恩教授、山西财经大学葛贤惠教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宋丽莉副研究员等十多人。
课题于2004年申报（民进山西省委晋进字〔2004〕第4号），省发改委（晋计财金发〔2004〕第463号）批复拨付经费。同年又申报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列入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4课题（晋规办字〔2004〕 4号）。
2005年底完成《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调研报告》（内部资料）。但是，老师们辛苦一番，内部资料却不便计科研成果。大家的意见是继续补充资料，写成一部著作，成为正式出版物。为此，张正明与有关领导作了沟通，这样，这项课题就延续下来了。
由于调研报告有许多数据是内部统计，不便公开发表，于是由张正明拟出著作的写作提纲，再由大家分头去查找资料和写作。由于对著作在时间上没有提硬性要求，所以进度比较慢。不过山西财大葛贤惠教授，抱病为这部著作的资料收集和写作很下功夫，不幸的是葛教授于2010年因积劳去世，但葛教授在临终前仍把她收集的资料和完成的书稿交给了主编。葛教授的积劳，也许与这部著作资料收集和写作有关，令人惋惜！葛教授尽心尽职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
现在出版的这部《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与《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调研报告》有联系，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相同处是：同一个课题目标。不同处是：调研报告是在当时近万份问卷调查基数的基础上，对信用社会的分析和建议，其内容仅供内部参考。著作则是公开出版物，在内容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对古今中外信用社会分析的基础上，既有对信用社会的理论探讨，也有对中国和山西信用社会现状的分析和建议。同时，在时效性上，著作与当今社会联系紧密，许多资料是新收集的，观点和看法也较新颖。例如，著作中所引用的山西民营经济的数据和情况，都是2015年的数据和情况，而且这些数据是经权威部门公开的、认可的。这样，著作的资料和内容，较有现实意义，可体现其价值。因此，当年的调研报告，与现在的著作，虽是同一课题，却是各有千秋，作用不同，这也是现在出版这部著作的必要性。当然由于著者水平有限，著作中缺点错误很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第一章诚信与信用文明的理论基础第一节诚信与信用的内涵
诚者，信也。诚信，即守信用。《辞海》（1999年版）指出信用有三种含义：一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三为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一词在各国语言中，几乎都有信任与借贷两种含义。“信用”一般多指总的信贷活动与信用关系，而“信贷”往往指具体的信用形式，如工商信贷、消费信贷等。信用按其形式可分为直接信用和间接信用两种。直接信用是指没有中间人参与的，由借贷双方直接进行借贷的一种行为。间接信用的基本特点，就是借款人与存款人不直接见面，而由信用中介人代存款人与借款人办理信用手续，银行信用、信托信用都为间接信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信用表现出不同的基本形式。
信用发生于社会发展运行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阶段。资料显示，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000美元，信用交易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形式，这个国家也将从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进入信用经济体制。
信用按其形式可分为直接信用和间接信用两种。直接信用是指没有中间人参与的，由借贷双方直接进行的一种借贷行为。历史上最早产生的借贷就是直接借贷，借贷内容主要是实物，少量是货币。现代社会则主要是货币，少量是商品。现代的直接信用，主要有商业信用、股票、债券等。间接信用就是间接融资，即通过信用中介机构而间接发生的借贷行为。间接信用的基本特点是，借款人与存款人不直接见面，互不了解，而由信用中介人替存款人与借款人办理一切信用手续。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信用表现出不同的基本形式。信用发生于社会发展运行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阶段，资料显示，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000美元，信用交易将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经济形式，信用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标志。从个人角度而言，信用又是人们内在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是人们正确处理彼此之间关系因循的标准。
今天，信用体系的建设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信用关系着社会的基本秩序。现代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依靠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的支撑，市场中的大部分交易都是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又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与客观要求。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契约经济，没有信用的支持，难以协调运转。市场经济的秩序和健康发展，依赖于信用的基础。信用不举，经济秩序就会发生混乱，市场交易成本就会提高，交易效率就会下降，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发挥。第二节诚信与信用文明的发展
以商业信用为例来说，最早是指工商企业间以赊销商品或预付货款的方式相互提供的一种信用，这种信贷关系的形成，就是商业信用的开始。市场经济关系按其发展程度高低经历了实物交换、货币交换、信用交换关系三种形态。其中信用交换关系最早的形态是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最早是指工商企业之间以赊销商品或预付货款的方式相互提供的一种信用。马克思在阐述早期资本主义信用时就指出，商业信用是从劳动力买卖开始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构成了一种信贷关系，这种信贷关系的建立，也就是商业信用的开始。
商业信用是发端于商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是在人类社会经济交往关系中产生和确立的，它的产生早于银行信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劳动分工，出现了物物交换，交换双方在互相满意的情况下成交，信用尚不是物物交换中的障碍。
随着劳动技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剩余产品增多，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物物交换已不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把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经常固定在一种商品上，这种长期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以后逐渐演变成货币。人们出售商品换回货币，尽管货币本身无使用价值，只是购买商品的支付手段，但由于货币普遍被人们接受，具有良好的信誉，货币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工具。
人类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历史。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很多卖方与买方处在相距很远的地方甚至两个国家，以致延期支付的商品交易方式越来越普遍，信用经济也越来越发达。
商业信用是指工商企业之间以赊销商品或预付款的形式提供的信用。商业信用产生的基础是以货币存在和信用存在为前提，货币的产生使信用存在有了可能。进入现代社会后，商业信用的使用范围已远远超过商品交易之外，现代经济交往中，各种信用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例如银行信用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政府信用、消费信用以及其他信用形式越来越被广泛关注。但是商业信用仍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信用形式。
商业信用是发端于商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它的产生早于银行信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劳动分工，并通过交换，换回自己所需的其他产品。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人们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交换范围越来越广，交换规模越来越大。为了克服物物交换的不足，出现了可以交换其他各种商品的商品——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又演变成货币。有了货币之后，商品交换大为便利，各种商品的价值都可通过货币的形式表达出来。由于货币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具有十分良好的信誉，货币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工具。
历史上充当过货币的物品很多，固定者为黄金和白银，这是由于它们在自然界的数量少。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人们开始使用货币。纸币本身不具有什么价值，只不过是一种代表价值的符号。随着货币被广泛接受，信用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信用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同时信用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进入现代社会后，商业信用的使用范围已远远超过商品交易之外，现代经济交往中各种信用都得到广泛的发展，例如银行信用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政府信用、消费信用及其他信用越来越被广泛关注。第三节诚信与信用文明的社会特征一、商业信用的主要经济特点
商业信用是在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者之间进行的，是经营者互相以商品形式提供的直接信用。商业信用的规模和数量有一定限制，是经营者之间对现有的商品和资本进行的再分配，不是获得新的补充资本。商业信用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全社会经营者现有的资本总额。商业信用有较严格的方向性，往往是生产资料的部门向需要这种资料的部门提供。例如，面粉商、面包商、批发商、零售商。它严格遵循社会生产销售程序，遵循社会总生产的循环。因此，商业信用能力有局限性，一般只在贸易伙伴之间建立。但商业信用容易形成社会债务链，其中一环出现问题很容易影响整个链条，严重者可引起社会经济危机。商业信用还具有一定的分散性，且期限较短，经营者根据自己的经营情况可随时发生信用关系，为零散信用行为。
其一，商业信用是以营利为目的，是经营者互相以商品形式提供的直接信用。
其二，商业信用的规模和数量有一定限制，商业信用最高界限不超过全社会经营者现有的资本总额。
其三，商业信用有较严格的方向性，商业信用的能力有局限性，一般只在贸易伙伴之间建立。
其四，商业信用容易形成社会债务链，严重者会引起社会经济危机。二、商业信用的主要社会特征
商业信用具有双重性。商业信用属于道德范畴，是对市场交易行为的一种道德约束力量。同时，商业信用是企业基于长远利益或短期利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种理性经济行为。因此，商业信用是企业利益和道德自我约束力量的有机统一。商业信用度有多元性。商业信用是企业与其交易对象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是利益相关者基于企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历史与现状对企业的信守承诺能力和意愿做出的综合评价。商业信用具有资本属性。商业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能给企业带来收益，故有资本属性，同时也是一种无形资本。商业信用始于企业的信用意愿，而商业信用的行为和履约能力是实现商业信用的前提，商业信用关系的建立是通过具有信用能力的企业行为实现的，但信用行为并不完全等于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关系的最终建立依赖于企业信用行为的接受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承认。
其一，商业信用性质的双重性。商业信用属于道德范畴，同时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在此，商业信用是企业利己动机和道德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
其二，商业信用的多元性。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商业信用有着不同的评价。
其三，商业信用价值的资本属性。商业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具有资本属性。
其四，商业信用实现过程的层次性。商业信用关系的最终形成依赖于企业信用行为的接受者或利益相关者的承认。三、商业信用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
商业信用是企业在商业交易中延期汇款或延期交货所形成的信贷关系。商业信用广泛地存在于发达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层面。通过商业信用的形式，相关企业可以实现超出实际能力的经营业绩和效果。信用是相互的，有双重作用。例如，在契约关系中，信用维系的不仅是商品或货币的借贷行为，而且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关系的维系有着重要作用。在他们之间，既提供信用，又接受信用考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信用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考察表明，信用本身是社会经济交往中的一个调节器、稳定剂。
商业信用的发展需要相关的社会经济条件支撑，从发达的成熟国家的商业信用的发展角度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健全的法律体系是商业信用得以确立的基础。（2）信用中介机构是商业信用得以发展的桥梁和纽带。（3）市场主体，即参与信用活动的双方要强化信用意识，这是商业信用得以广泛应用，并成为重要交易方式的重要内在要素。（4）政府对信用行业及其相关活动的有效管理是商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条件。（5）建立信用记录档案，是营造良性信用环境的有效监督机制。四、建立商业信用的意义
商业信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是：
第一，节约交易成本。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交易中收集交易信息、防范机会主义损害等方面的成本。
第二，扩大交易的规模和范围。商业信用减弱了信息非对称性的影响，增强了交易者的交易信心，改变了交易者的心理预期，从而促进了企业在更广泛范围、更大规模的交易。
第三，规范市场秩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诚实守信，自觉遵守各种信用制度和规范，即可实现良好的市场秩序。
第四，为企业创造额外收益。商业信用可以促进销售，通过对企业客户信用风险分析，扩大企业影响，给企业带来额外收益。
第五，商业信用是发展新型交易方式的基础。例如，电子商务建立在互联网上的交易活动，涉及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电子商务打破了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易模式，节省了交易费用。当然，这对于交易双方的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商业信用正是发展电子商务的基础。五、商业信用与诚信的区别与联系
信用与诚信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信用与诚信都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过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制度，体现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而诚信是规范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是商业道德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基本的品德标准。
现代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即信用经济。理由如下：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是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是整个社会得以维系与发展的基础。信用制度的建立关系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如果没有健全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秩序就会发生混乱，导致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降低，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基础作用的发挥。
第二，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没有信用经济的支撑，难以协调运转。现代社会，商业信用使用的范围远远超过商品交易行为。由于商业信用的广泛使用，客观上需要买卖双方都必须具备良好的信誉，并互相认可对方的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关系最终得到依赖信用行为的接受者或利益相关者的承认。
第三，信用是社会经济交往的调节器和稳定剂。信用广泛存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层面，信用是相互的，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信用维系着商品和货币的借贷行为；另一方面，信用维系着提供者与信用接受者之间的双边关系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边关系。
第四，信用是一种基本制度，体现着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通过信用制度，可以使复杂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加速货币流通、资本运动和形态变化速度，促使社会资本形成，加速社会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中，不乏诚信的倡导，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才会更深刻体会诚信的意义。讲诚信，就是要遵循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公平交易，主动追求伦理标准所要求的“诚善于心、公平正义、恪守信义、履行合同”的职业道德和企业品格。
综上所述，信用体现的是买卖双方共同意志建立起来的客观关系；诚信体现的是商业主体内在的道德要求和对伦理道德标准的主动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都关系到同样的经济内容和实际利益。讲信用、讲诚信，就会在商界和社会上获得好的信誉，为企业带来财富，这才是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正确途径。第二章当代社会信用的危机第一节信用危机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一、政治领域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相当严重，例如，在工作中做表面文章，不切合实际，劳民伤财，搞所谓花样繁多的“形象工程”，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等。据调查，个别地方的民政部门，发放扶贫救济款时不能直接落实到应获款人，存在托人捎带的问题，甚至有款项最后无影无踪的现象。在老百姓眼中，有的地方职能部门给人的感觉是“冷、硬、推、拿、卡”。之所以在政府部门出现如此失信现象，主要是有的负责人或办事人员对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关心，采取“拖、磨、泡”的方式对待，群众多次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以致造成群众上访、封门、堵路等到过激行为。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的简单、粗暴处理行政事务的方式，反映了一些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意识缺位、法治意识淡薄，进而造成一些地方干群关系不协调、政府公信度降低的负面社会影响。二、经济领域
社会上造假现象触目惊心，假商标、假广告、涂改生产日期、以次顶好、以假充真等，以致人们对商品质量失去信任感。如2003年安徽阜阳农村地区相继发现婴幼儿头肿大、低烧不退，经查是食用劣质奶所致，致12名婴孩被夺去生命。2008年，含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致万名婴幼儿住院治疗，4名婴幼儿死亡。在山西，1998年发生的文水假酒案和朔州毒酒案，使山西酒名声大坏，尤其是著名的汾酒受到不白之冤，假酒毒酒本与汾酒毫无关系，但社会上已对山西酒失去信任，挂出了“本店不售山西酒”的招牌，致使著名的山西汾酒销售一落千丈。上述这些失信行为严重破坏了经济领域的诚信与信用。三、社会生活领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委托人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大量出现，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婚姻介绍所、房屋租售介绍所、公证机构、信用评估机构等，是一种为适应社会需求而产生的新型机构，作为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中介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来是好事情，但是也出现鱼龙混杂现象，一些非法或不规范的中介机构，传播错误信息，欺骗顾主，骗取中介费用等，在社会上产生信用缺失现象。
又如，在教育学术界同样存在信用缺失现象。如择校生问题，扩大缴费生名额问题，增加收费项目问题，课外设课问题等，有的高校不在教学上下功夫，而是通过拉关系、走路子，凭博士生点来抬高学校声誉和形象。有的高校德育教育流于形式，忽略对学生品行的考察与培养。在高校建设上只重“硬件”，忽略“软件”，只重扩建、扩招，忽视教、学、研水平的整体提高。有的中专或大专在招生中借用高校名气，发布虚假信息，以欺骗手法招生，造成被骗学生集体要求退学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社会上的送礼风、吃喝风等已经侵入校园，本来是莘莘学子学习的高等学府出现了作弊、替考、通融过关等现象。学术上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有人26个英文字母尚认不全，竟然英语考试成绩90多分，是作弊还是替考的结果？总之，本应是一方净土的学校出现了如此多的社会诚信问题。四、个人领域
近年来，为了扩大业务，促进销售，银行开发出许多个人贷款项目，诸如购房、购车、缴纳学费等，据统计，我国年消费信贷一直以50%的幅度增长。但是，据业内人士估计，在中国有的地区汽车和教育贷款拖欠率高达30%。持卡消费已是国人的新时尚，但透支消费到时不能还款者大有人在，在个人用贷款中，大约有15%的不良贷款。又如在旅游方面，有人在飞机上大打出手，有人在旅游点不遵守旅游规则胡搅蛮缠，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做人的诚信问题。第二节严重后果
如上述种种，都是诚信与信用缺失的表现，其影响和危害不容低估。政治领域上的不诚信，会降低党和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工作中形式主义、浮夸虚报、弄虚作假等行为，不仅严重影响和制约着行政效能，同时也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和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恶化。
经济领域的失信，扰乱着正常的经济秩序，无形中扩大了交易成本。据有关人士估计，我国由于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6000亿元，其中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损失约1800亿元，因造假造成的损失约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财务费用2000亿元。目前，我国企业不良产品的损失率约占产值的35%。有人分析，世界发达国家用1美元能办到的事，在中国需要1.25美元。我国企业因信用缺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使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成为无效成本。国家审计署曾对1290个国家控股企业财产损益进行过分析，发现68%的地业财务报表存在不实现象，违约金超过1000亿元。在山西，一些曾经辉煌过的名牌产品如海棠洗衣机、太行缝纫机、环球自行车等，就由于品牌失信而销声匿迹，退出市场。这种失信现象与不法商家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有相当关系。这些不诚信行为不仅对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巨大，对正常的商业信用是一种腐蚀，对投资环境损害巨大，同时对老百姓的正常消费侵害巨大。企业失信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我国在国内外的形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败血症”，亟待治理。
在社会生活和个人领域，各种各样的诚信紊乱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一大公害，诚信在一些人的眼里是那么苍白无力，以致不断蚕食着人们善良的爱心，破坏着社会风气。第三节诚信与信用缺失原因分析
诚信与信用缺失现已成为党和政府、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社会各界期盼诚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有人认为，信用污染已经与环境污染、权力污染成为我国三大污染源。必须尽快整治。
诚信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原因，也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偏移有关系。通过分析，笔者以为，造成目前社会失信原因迭出，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制度不完善是导致大量失信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的实践，既无经验可循，又无成例可借鉴，在空白基础上草创，在不熟悉中摸索，完全是一个新的尝试。因而在立法、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而且社会是复杂的，在泥沙俱下、问题多多的情况下，出现的种种失信现象，既表现在道德方面，有时也上升到法律层面。一些企业或不法分子，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钻法律空子，一切向“钱”看，导致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这些假冒伪劣商品数量惊人、范围惊人、损害惊人，损害了政府、企业、社会的信用环境。据调查，在被调查企业中，有34.76%的企业曾经被假冒产品侵权，甚至出现过“李逵斗不过李鬼”的现象。
在商业领域内，经济诈骗现象让人防不胜防。利用假合同骗取预付贷款、利用假冒商品进行诈骗、利用金融融资方式诈骗、利用假经济信息诈骗、利用或伪造外商身份进行诈骗、假冒外资进行诈骗等多种形式，层出不穷。凡此种种弊病，多与相应立法不完善或法律条文不明确，操作性差有关。
企业诚信缺失原因。诚信是企业经营之本，然失信企业社会不乏，究其原因：一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思想的误导。强调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在制度相对不健全、经营者缺乏伦理道德标准的情况下，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甚至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润，其结果是企业失信于民，最后以失败告终。
二是环境因素的影响。由于制度上的缺欠，人们思想意识的混乱，新的观念体系未很好建立起来，一些人采取不道德、甚至违法手段聚资敛财，而他们的违法行为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和制裁，以致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是诚信的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缺乏完善的诚信保障机制，客观上对诚信问题的出现产生了副作用，而且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相当严重，有的地方还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加之缺乏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使失信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
监管与执法不力是导致诚信缺失体制性原因。在我国，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观念占据了很多人的头脑。由于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造成了失信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法制建设上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领域基本上可以有法可依，但还不够详细全面。特别是对企业和个人的失信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监管漏洞，从而降低了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一旦这种失信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法律制裁，缺乏制度约束的个体在失信中获利，必将引诱更多的人以身试法，怀着冒险和赌博的心态去疯狂追求短期效应。失信成本过低会直接促成我国诚信状况的日益恶化。
缺乏对个人失信行为的监督与惩罚机制。长期以来，人们对诚信的关注仅限于道德教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有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只注重“钱”，从而造成失信现象层出不穷。但与之反衬的是，我国尚未建立起类似西方国家比较完善的个人信用机制和监督机制，结果是大量失信现象缺乏有效的制约及惩罚，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如助学贷款，因为我国银行系统尚未建立个人信用评估体系，社会上也无可利用的信用评估资源，以致银行发放的助学贷款存在风险，是一项无须个人担保，不要财产抵押，还贷期限长的项目。若有学生钻空子，不及时还贷，或故意欠贷，致使银行造成相当数量的呆账、死账。因此，银行在发放助学贷款上缩手缩脚，既不利于对学生助学，又不利于银行开发业务。近年，中介组织问题突出也与监管力度不够有关。有些中介组织起点低，规模小，专业程度不高，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除了审计、会计等少数中介机构领域有立法外，像婚介、房屋中介等都缺乏法规、条例、管理办法等，以致服务水平、职业道德难以保证，，在社会上缺乏诚信和信用。
其四，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人价值观发生扭曲也是造成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大变革时期，原有的社会规范正在或已经失去权威和效力。一部分人急功近利，对金钱的追逐，导致了道德责任感的缺失。同时由于信念扭曲、价值观错位，本应受到尊重的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被有的人嗤为“不可理喻”。对失信行为社会容忍度也在增大。据零点公司调查，全国竟有40%的企业对失信持容忍态度，对不良广告的容忍度竟高达55%，使不良行为和诚信缺失在社会得以泛滥。对于媒体广告认可度的调查，有48%的被调查者认为媒体广告大部分不真实，如所谓“美容、整容、减肥、增高”广告在电视、报纸上登载，但广告所述与实际效果往往不一，致使有的消费者上当受骗。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说：“对不良行为和风气，默认就是鼓励”。当不诚信行为没有受到社会谴责和制止时，就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皆有从众心理。当周围失信行为未受到惩罚反而会获利时，就会使更多人冒失信之险，宁可失信也要去获利。这是很可怕的后果！道德是一种规范，不像法律那么具有强制约束力。因此只有加大对失信的惩罚力度，才能迫使人们遵循道德规范，二则是相辅相成关系。
其五、腐败现象是造成诚信缺失的又一原因。对权力机构工作人员监管不力，导致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平、公正的行政环境。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影响了政府的诚信形象，个别执法部门追求小集团利益，以致出现假公安、假工商，反映了这些部门滥用职权的现象。这样，又何能谈到这些部门的诚信与信用呢？
总之，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市场经就无法维系。信用法则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发展越快，诚信就越显得重要。凡失信行为的存在，必然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的净化。当然，我们说我国社会上存在失信行为，但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应当说，市场上的商品主流仍然是合格商品，假冒伪劣商品存在并但尚未到泛滥成灾地步，更不能说大多数人都缺乏道德诚信，相反，诚信意识在群众仍然是主流。当然，并不是在此掩饰问题和矛盾，而是在市场发育过程中，必须指出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任由这种失信行为泛滥，“一粒老鼠屎会坏一锅粥”，因此必须从道德和法制、监管上解决好社会诚信和信用问题。第三章中国历史上的诚信与信用观第一节中国历史上诚信与信用观的思想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道德观念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宋惠昌《诚信商道之本》）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一特点。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诚信与信用历史观，就要了解中国古代的伦理观。一、孔子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距今2550多年，但是他的伦理思想和信用观影响深远。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 “罕言利”（《论语·子罕》）等，都是孔子关于经济伦理的观点。但是孔子并不反对利，他强调“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孔子把喜富恶贫看成是人们的共同心理，所以连他也想求富，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并不反对积累财富，而是主张用什么方式取得财富。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反对“见利忘义”，主张以信义为准则，合乎道义地去获利。《论语》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就是说，孔子把信作为四教之一，在义和利之间，孔子主张重信义，轻利益。是以义为一，利为次。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提倡“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就是说话要算数，做人要“以信为本”，言行一致，不违背自己许诺的言和事，反对“口惠而实不至”，对做人做事都诚实可信者，孔子赞曰：“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关于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孔子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这就是说在物质分配上，要公平公正，否则就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物质分配公平公正，社会成员就会和睦相处，和平安定。
孔子的消费观念是主张节俭，他认为，治国要“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个人生活要“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在奢和俭之间，“俭则固”，虽然寒碜些，但“奢则不孙（逊）”，所以“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孔子的这一消费观念，不仅有论述，而且身体力行。他在饮食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
总之，孔子在求富、言行、分配、生活上都主张信义为上、公平公正、节用爱人。可谓孔子经济伦理的核心思想。二、孟子
孟子是战国时期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较大，故称圣人孔孟。孟子的经济思想是，他认识到土地是一切财产中最重要的财产，所以他提出“制民恒产”观念，也就是个人长期占有土地，而且统治者不能无限剥削农民，应当是“取于民有制”（《孟子·梁惠王上》），即限制过分剥削。当时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很重，“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所以孟子提出：“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就是说，统治者在布帛赋税、谷米赋税、人力赋税三者间，只征一种，老百姓日子还好过些；若征两种，老百姓就会有饿死的；若征三种，父顾不了子，子也顾不了父，无法生活了。显然，这是孟子的民生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孟子又指出：“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这里讲的“恒心”，就是人们要求保持社会安宁的意愿。“人们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品质，是以物质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吕涛《孟子评传》）
孟子重视农业，关心农民生活，重农又不抑商。他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孟子·万章下》）就是说士、农、商应一视同仁。孟子主张城市不征商税，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官府应拨出空地供商人存储货物，但不征收货物税；如果货物滞销，依法征购，不使它长久积压。这样，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
提倡社会分工是孟子卓越的经济思想之一，他说：“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在这里“首次将社会分工与封建的伦理关系、国家的统治秩序联系起来了，肯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宋惠昌《诚信商道路之本》）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那么，何谓善？何谓信？孟子曰：“可欲之为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一个人的善德，不是虚伪的，确实发自内心的真诚，这就是信。三、墨子
墨子是战国时期人，他所创建的墨学，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达到了伦理原则和经济原则的统一。
墨子提倡“兼相爱”，即天下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彼此互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从“兼相爱”的原则出发，墨子还提出了“非攻”思想，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墨子的兼爱说，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功利为基础。就是“兼相爱”与“交相利”结合在一起，这种功利是互利的。他说：“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劣人者必见恶也。”（《墨子·兼爱下》）这里的“投桃报李”，说明了爱是双向的，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的。
墨子认为人们之间可以在相互信任和履行信用的基础上，实现相互感化。他将兼爱视为履行信用的重要条件，言不行者行不果。专会说道，行动且迟缓的人，即使说得头头是道，也不要相信他。“慧者心辨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墨子·修身》）就是说，富有智慧的人内心明白，而不夸夸其谈，脚踏实地做事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唯有如此，方能取信于人。（《宋惠昌《诚信商道路之本》〉
墨子把节用对富国的作用看的比生财还重要，他主张国家经济要发展，必须“去其无用之费”（《墨子·节用上》），墨子的节用说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言，他反对“奢侈之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老百姓生活都比较艰苦，而统治者衣饰、居住、交通工具等多方面都较奢侈。他告诫统治者说：“节俭者倡，淫饰则亡。”（《墨子·辞过》）四、管子
管子，即管仲，春秋时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是管子的著名论述。管子认为，仓廪足、衣食足，是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前提，这一观点，“实际上接近了物质生活状况决定社会道德风貌，是唯物主义观点”（宋惠昌《诚信商道之本》）。
管子在《治国》篇中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可见，管子的治国思想是以“衣食足”为先决条件。
尽管管子认为道德的好坏决定于物质条件，但并不否认道德的作用，故把“礼、义、廉、耻”定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权修》）。
管子同样重视经济伦理中的信用问题，《管子》称：“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不必信也。故曰：必诺之言不足信也。”（《管子·形势解》）。这里，管子对奸人之诺和小人之诺做了区分，前者之诺可信，后者之诺未必可信。管子还强调，统治者尤其要重视诚信问题，他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管子·枢言》）
为维护诚信和信用，管子主张严格按照法律治理国家，对不服从管理者实行严厉法律制裁。“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管子·立政》）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经济与道德融合在一起。认为礼、义伦理范畴包含着具体的经济内容。认为“德有六兴”，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赈）其穷”，都是与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礼、义等道德规范也因此注入了实在的经济内容。
管子对私营企业经济采取“无为”政策，主张“无为者帝”（《管子·乘马》），认为人的欲望及满足欲望的道德具有合理性，此观点来源于经济生活，又服务于经济生活。
管子的消费理论，与众不同，有鼓励奢侈的一面，他在《侈糜》篇中指出，“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糜”。认为在社会生产不振的情况下，提倡侈糜能推动生产。“富者糜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中生，百振丽食。”富人大量消费，穷人得到工作，这是人民生活的路子，“即是说，通过发展各业可以实现贫富相济”（宋惠昌《诚信商道之本》）。第二节传统诚信与信用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诚实无欺是中国传统商人的一般道德要求
上述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思想家的伦理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诚信与信用。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归纳一句话，就是诚实无欺。人无信不立，具体讲包括三方面意思：一是守信。在商业活动中重然诺，诚信为本。只有坚守诚信，才能获得对方的信赖。诚信，可谓古代商业领域的行为准则。二是不欺。在商业活动中不允许有欺骗行为，《孟子·滕文公上》载：“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这就是说，在商业活动中，价格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三是重义。言必行，行必果，以义作为诚信的标准，守信的根据。不讲义的人是“胫胫然小人”，以义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二、信用观是中国传统商品交换的原则规范
信用是商品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原则规范，它表现为：公平无欺；重然诺、守信用；商业活动必须遵守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1）信用是中国传统商品交换的客观要求。人们进行商品交换需要有个规则，这样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形成一些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左准绳，右规矩”（《史记·夏本纪》），就是要求经商的当事人各方共同遵守一定的准则。随着商业的发展，度、量、衡制度日益完善，人们在商品交换中规矩越来越多，从物品到人品，都逐渐有了要求。（2）讲求信用是商业活动的基本道德原则。诚与信，二者的含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的诚，就是真实不欺。信用，历来是中国“良贾”的优良传统，是商品交换中普遍奉行的商业伦理。中国商人的信用不欺，是土生土长于中国商业经济社会和商业文化之中的思想。（3）信用是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逐渐把信用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准则，表现为：
一是把信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孔子强调“言必信，信必果”（《论语·子路》）。就是说，人在社会上立足，不讲信，立不住足，所谓“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二是把信用作为爱人原则。《论语·学而》称：“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三是把信用作为自我修养的境界。提高道德修养，培养高尚品格，信是一种基本道德情操。
四是把信用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在社会上交往必须有信，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当发生经济关系时，无信，就不可能建立交往关系。所以，信用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五是把信用作为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道德规范。社会生活有规则，才能有秩序，而这个规则，就是大家都讲诚信和信用，社会秩序才能维持。（4）信用是中国商人的优良品德。信用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中国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追求的人格境界。中国商业历史上有“良贾”、“诚贾”，显而易见，他们不同于违法牟取暴利者，而是公平交易、诚实守法的商人，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做到了信于民，买卖公平；在处理往来关系中交往有信，以信义服人。由于他们是中国商人中的主体，故谓中国商人的代表。三、传统诚信与信用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国传统的诚信与信用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如传统的诚信和信用思想可以直接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要求相通。信用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准则。《中庸》: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里的诚，就是“言而有信”。“中国传统信用为本的道德准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信誉至上的伦理要求是一致的。讲求信用，注重信誉，是现代市场经济对企业行为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现代企业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宋惠昌《诚信商道路之本》）第四章传承和践履诚信与信用观的明清晋商第一节明清晋商对诚信与信用观的认识
中国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造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时期独树一帜的山西商人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明清晋商气质的塑造及其对包括商业活动在内的周围事物所持的观点与看法，主要有以义制利观、儒贾相通观、修身正己观、经商爱国观、谋略竞争观、用人唯贤观等。一、生财有道观
孔子说：富者可以求，就是执鞭贱职，吾亦愿为。司马迁则说：天下人热热闹闹都为谋利而来，天下人拥挤来去都为谋利而往。有千乘兵车的诸侯，万家大夫的侯爵，百户封地的贵族，尚且以贫穷为忧愁祸患，更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呢？也就是说，人们为了生计，在商业活动中赚取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如何赚取利润，在利和义的问题上，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与做法。这就是狡诈和欺骗的奸商行为，公平与诚信无欺的经商之道。按伦理道德标准，人们把前者称为奸商或贪贾，后者称为良贾或廉贾。奸商、贪贾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他们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唯一的和最终的目标，他们为了金钱可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什么仁义道德统统抛在九霄云外，他们的生意经是“若要发，狠心刮”，吃掉别人，就是为了不被别人吃掉”;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道德实质是唯利是图的损人利己。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们投机倒把，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坑害买主。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就是为了追回欠款，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这个故事将高利贷商人的蛇蝎心肠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明清之际，有“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折扣最甚”，其放债利息“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定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但是，应看到晋商中占主流的却是良贾和廉贾，他们主张勤俭、诚信经商；他们通过其辛勤劳动，获得合法商业利润；他们在经商活动中，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先，见利思义，讲求“君子爱财，生财有道”。这种以义制利的观念对晋商能长期雄踞商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晋商认为，高明的商人是利而不污，他们是先义而利，以义制利。光绪年间，山西祁县富商乔氏、渠氏开办的票号，因一时发行钱贴子（银票）过多，人们怕钱贴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难情况下，乔氏、渠氏为保其票号信誉，求援于太谷县富商曹氏，曹氏出于“义”字，慨然答应，让曹氏的锦生润票号代兑现银，从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后来，渠、乔二位也处处帮助曹氏。正是这种以信义为先的思想，使山西商人之间既有平等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祁县著名富商乔致庸曾将其经商活动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讲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讲利。这可谓对晋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经营价值观的概括与总结之语。二、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荀子·强国》）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义利相济相通，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经商四十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以经商经验教诲其子弟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李梦阳《空同集》卷44）
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晋商经营理念的哲学基础，成为晋商经营价值观的核心。著名皇商范毓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帑83万银两，既死，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如额赔补”（光绪《山西通志》卷143义行录）。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是主流。如清代著名的介休商人范永斗，就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当上了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信义作为商人的处世立业之道。
同时，山西商业“虽亦以营刊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无……近悦往来”（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
又如，山西协同庆票号北京分庄大伙计张治达见旗人穆姓，面带难色，谈之，原来穆活动福建将军需10万银，尚缺6万两，已问日升昌、百川通，均拒。张允请示总号，三日答。果办。穆果任职。穆除还银、荐业务外，又安排银59万两，拟由张主持另开一票号。张答：“我协同庆伙友，东伙相善，不能因将军抬举离号，如看得起本人，可将此银浮存本号。”穆允之。至此协同庆名声大振，张之信义越被人敬重。“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三、儒贾相通观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敦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韩邦奇《苑落集》卷6）。明代蒲州商人杨光溥“生而秀慧，人立志，幼治《周易》，日夜考考，用心甚苦，以家累不获卒业，然志在是也，虽挟资远游，所至必以篇简自随，遇贤嘉言则手录之，久久成帙，题之曰：《日用录》”（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7）。蒲州商人韩玻“尤好观古今书籍，故虽牵车服贾，能以心计通货贿而擅其盈，然必以义施，以廉受”。蒲州人沈邦良“幼知学，进取甚锐，后以家务服贾……故南帆扬越，西历关陇，乘时废居用，能拓产殖家，而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盈于囊箧，其嗜好然也”。清代蒲州人薛英贤“鬻烟纸于市，夜辄苦读”。还有一位明代代州商人杨近泉，“独喜与士人游，更相过从，上下议论，其所厚善，至为具笔札费，后多举科第，仕显宦者，于是江淮数千里间，皆籍籍重翁名，无敢以贾目翁矣。一日，部使者视盐策有所咨问，诸贾人咸缩不能应，翁前画便宜占对如响，诸贾人自谓不及翁才，因共推翁为盐策祭酒”（王家屏《复宿山房集》卷26）。蒲州盐商展玉泉，捐数百金，得授归德商丘驿丞，对经营之沦盐，命其子掌之。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我仕矣，得间或视汝”。展玉泉虽然花钱习了个小小驿丞，但受到同业者的羡慕，他们“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河津商人史记言“寻至运城，为诸生所辱，归始发愤读书”，后竟然科举中万历年进士，知河南济源县。
此外，元大德三年（1299），山西商帮还在运城创办了第一所专门接纳运销河东盐业商人子弟的学校，这所学校，在明清时期发展很快。由于经常发生冒充河东盐商子弟入学的现象，清雍正时曾下令清理当地商民籍贯，规定只准在户部注册为河东盐商的子弟方准入学。在最大的产盐区——两淮盐场，尽管后起之徽商势力已可与晋商相匹敌，但由于晋商神通广大，在两淮盐商中唯有晋商有籍，而徽商无。如清代蓄名考据学家阎若琚，其父阎修龄于崇祯八年（1635）以“商籍”入淮安府学，其兄阎若琛、堂兄阎洞以“商籍”入学，先后成为进士。阎若琚本人，也于清顺治八年（1651）以商籍入淮安府学。可见，山西商帮把儒与贾、士与商，视作“异术而同心”。他们认为儒可贾，贾可儒，儒贾相通。四、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的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要求是“智信仁勇严”, 《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提法虽然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山西商人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很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自身经商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主张以儒学经商，择人委任，用人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业务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故所选择之人多为佼佼者，可担重任，颇有威望。同时，山西商人还重视勤劳节俭。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因此，勤俭经商，也是山西商人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山西商人还重视修身正己的教育，并对其族人有所要求。如榆次富商常氏家族有《家训》，对族人的言行有着明确的规定与要求，其《家训》称：“能知勤俭享人生千万福，能节欲荣贤科名成大儒，能孝亲尔子穷惧照样行，能教子后代兴隆全在此，能足受合家欢乐无嗟怨，能谦和遍地人饱暖事多，能读书延年却病精神足，分得失承通都不问，能忍耐作个懦夫无祸害，能谨言是非争讼不牵连。”五、以商为荣兴家立业观
孔子曰：“执事敬，事思敬。”北宋程颐说：“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即思想专一，热爱本业。山西柳林《杨氏家谱》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即商贾皆为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
兴家立业也是晋商的一种事业观。明人平阳府席铭说：“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一于家哉！于是……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席铭能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威望。由于山西人把经商作为大的事业来对待，进而达到兴家立业、荣宗耀祖之目标，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投身商业，且不为将来富矣！六、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进取观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由利益而驱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晋商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晋商走西口，开辟商路，坚忍不拔，常年在外，事业不成甚至不娶妻。正如清人纪晓岚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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