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勒卡雷：德国小镇试读：
[自序]
我对《德国小镇》这书一向怀有恶感，也想不出能为它说些什么好话，直到我开始想起它的三个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观。他们是：前难民黑廷、尖刻的实用主义英国外交官布拉德菲尔德、有驱迫感和不快乐的调查员阿伦·特纳（我私底下把这个角色编派给自己）。想起他们，我才不得不勉为其难承认：这小说毕竟已达成我当初想达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为的，是个碍眼物。
我厌恶这小说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拟写的是一部近似讽刺英国政治风格的黑色喜剧，但出来的结果却广被认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纳主政时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标准看都算不上太可爱。希特勒时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纳本人的幕后操盘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纳粹歧视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党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协助纳粹把法国犹太人从巴黎运到集中营，热情洋溢的佐格尔曼（Zogelmann）之前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高干，而这也不过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报界、军界、工业界、科学界和教育界里，纳粹的旧人俯拾皆是。他们之所以被留下来，若不是因为没有犯过合该清算的大罪，就是因为被认为是西德战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时候则是出于北约盟国旧事不重提的默契，听任他们的档案尘封在某个人的抽屉里。
对我这样从儿时起就着迷于德国文化与历史的英国年轻人来说，60年代初期的波恩确实是个鬼影阴森的地方。有时候，这城市的街道给人的感觉是匆匆铺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给稍事掩埋，就像是贝尔森（Belsen）集中营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齐漂亮，下面覆盖着无辜死难者的喑哑痛苦。如果你仔细观察，波恩的怪异随处可见：从那些年过五十的人紧绷的脸上（“妈妈，战争时你在做什么？”），从一栋你突然认出的未拆除的纳粹建筑，从德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纳粹用语。很多时候，呼吁忘掉过去的口号就像波恩正忙着遗忘纳粹的口号一样刺耳。在德国，“克服过去”一语是会发出军队调动时的铿铿声的。德国人就像英国人一样，说话总是带有自己的调调。
因为当时是英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我常常得坐在德国国会的二楼外交官旁听席上。手上拿着先印好的发言稿，耳里听着一通通乏味的发言，我会听任思绪游走，飘过墙壁地板，飘到坐在我几英尺之下那些衣着阴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有光荣的、有悲哀的、有耻辱的）构成他们的人生经验的。他们一个个走向讲台时，我打量他们漠然的面孔和自觉的举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因为是英国人，因为或多或少都吃过德国国家主义耀武扬威的苦头，所以我们当时仍然疑惑：他们现在是谁了？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纪里发动第三次战争吗？
这种疑惑依然缠绕着我们，于今为甚。大众报刊会把这种疑虑大声说出来，而我们的智囊团或领导人则会在白厅那些秘密会议室里静悄悄地把它说出来。
但也不总是那么静悄悄。几个月前，一个焦虑的德国瞭望者团体才在契克斯集会，讨论这个超难搞的德国问题（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过这样的集会）。他们的问题大略如此：统一的德国将会在欧共体里取得超强的地位，到时她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信任她吗？她会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
会议的结论并不特别高明，而它们反映出的英国人性格就像德国人性格一样多。
奇异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经过冷战多个回合的交锋和我们（出于深信德国不可能统一）反复重申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后，我们也在问自己同一组浮夸的问题，尽管用语稍有不同。德国统一的话，地会裂开来吗？我们这样问彼此。巨大的过去会冲破纸一样薄的表面吗？德国的经济奇迹还能忍受得了战败的紧身衣多久，继续惟北约之命是从？
而我们给自己的回答总是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就会忍耐；只要德国钱继续淹脚踝，只要德国人能继续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们把免税威士忌继续灌进他们喉咙，聆听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独白和宣示永远亲英的承诺时，我们却总是像盘旋的鹰隼一样，搜寻德国人第一个背信的征兆。他们会偷偷摸摸背着我们去跟俄国人做交易吗？他们会答应用一个不结盟的德国来交换一个统一的德国吗？他们不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充分的决心罢了。阿登纳与戴高乐之间的眉来眼去是一个弱化英美对德国钳制的阴谋吗？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失败后，我亲耳听麦克米伦说：“戴高乐想要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却不想让我们有份。”而每一次，当有极右派的政治集团冒出来（不管是出现在巴伐利亚州、石荷州或任何一个反犹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温床），我们就会马上发电报向伦敦报告，评估事情对当前的德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简单得可以。
但别忘了，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业余出身。他们不是政治家，不是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律师或历史学家。
他们大部分都是剑桥、牛津的文科毕业生，被当成专家派驻各地的大使馆，而他们往往会择错固执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和我们驻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馆没什么两样：是一座对其驻在国深深不信任的英国要塞。它的风格和偏见跟从前英国乡下人对城市的敌视没两样。总之，那是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国人继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自居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个较谦卑和较务实的角色，以争取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让事情更复杂化的是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和我们以四强身份对德国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监管。那时我们大使馆最佳的德国专家是一个曾被关在寇地兹堡战俘营（时位于东德）而后逃出的战俘。我们的参赞（参赞处是大使馆的政治部门）是勋章多多的皇家海军前潜艇艇长。我们很多本地雇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战前逃离德国，然后像黑廷一样，在战后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德国。我经历的两位大使都曾任职于莫斯科，秘密参与过制定冷战对策的最内部会议。因此，当时大使馆的气氛就像这小说里描绘的：在尼布龙薄雾的濡湿重量下，每个人都神经兮兮，充满怨气。
要在这个世界里抽出一根线头，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事实证明是极度困难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只是困难之一。理论上，我想写的是一个过去缠绕着现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们对一个我们前不久才打败的国家的日益依赖，而且要能道出我们对一种闷烧在富裕表面下的国家主义激情可能复活的焦虑。但这种复活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我当然不相信纳粹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来，不相信它的老守护者会戏剧性地重新得势。我毋宁相信，如果威胁存在的话，它是存在于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现形式会是一个以愤懑的老板与小布尔乔亚为骨干的群众运动——类似于布尔热在法国领导的那一个。我也察觉到失意的德国年轻人的深深不满，他们开始把怒气的矛头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对北约的俯首帖耳。今天还有人记得红色丹尼吗？
我对这些潮流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的臆测，现已明白是错的。但我有一点却是猜对了：会有一个学生运动把无力的怒火拨向德国建制——哪怕它后来发展出巴德-迈因霍夫团伙这种极端的形式——而且会得到德国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对的另一点是，这股力量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种模糊、未完成的无政府主义修辞，没有明确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动本身。
但不管怎样，我本来就没有预期自己的预测是对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梦魇，而非精确的预言。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写得是好是坏，我写出来的也正是个政治鬼故事。
这鬼故事里的鬼当然就是利奥·黑廷。阿伦·特纳是他的招魂师，而劳利·布拉德菲尔德则是倒霉的鬼屋主人。这三个角色在现实中都是没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在我任职大使馆的时代，德国各地有几十个类似黑廷的人，继续在他们小小一间的前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哪怕占领已经结束了许久——以别的名义发挥功能。也没有戴绿帽的布拉德菲尔德这样的人指挥过我们的参赞处；或有过一个来自伦敦的阿伦·特纳，把我们的生活撕成碎片。至于旁观这一切的那个慵懒、聪明的同性恋者莱尔，当然也是没有存在过的。
但云格尔先生却是活过的。他是真实的，尽管其名字与长相你在本书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云格尔先生是我们大使馆里的两个打杂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员吗？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赌还有。云格尔先生在大使馆一楼有一个办公室，他的工作是为你的汽车申请一块外交官车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优惠机票，还可以私底下帮你买到打折和免税的新收音机、电视机、洗碗机、荷兰啤酒或苏格兰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怜兮兮的吹风机当然更不在话下。
云格尔先生年老，头发柔软光洁，和蔼，耐性过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声使唤，也几乎不皱一下眉头。有别于所有人的猜想，我个人深信云格尔先生从未在帮我们的忙中捞油水。他会热心助人，只是因为急于讨好别人。所以我就偷了云格尔先生的吹风机，还有一点点他与雇主的关系，放到利奥·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奥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云格尔先生是不是晓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过，十五年前我倒是相当意外地在科隆机场重遇他。
他比我记得的样子老更多了，皱巴巴的皮肤不再粗糙，变得婴儿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厅里角落上的桌子边，一边细口喝啤酒，一边看着现代世界运转，样子就像已经坐了一整天。最后他终于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轻轻一握，轻轻喊出我的名字。他身边没有行李，甚至没有人人必备的德国手提箱。他穿着费尔岛（Fair Isle）花样的开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补丁，大概是多年前从他某本邮购目录上购买的。他看起来英国味十足。“你要去哪儿旅行，云格尔先生？”我问他。
没有要去哪儿，他微笑着回答说。他说他几乎每星期六都会来这里。有时星期天也会来。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经过世。显然他是孤身一人。“所以你是来这里收集写小说的材料啰？”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是，先生，我不写小说；他带着另一个微笑回答说。“但你一整天坐在这里，又不看书，你是要干些什么呢，云格尔先生？”我不解地说，“难道你是间谍不成？”
这时，他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声。“听着。”他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于是我默不作声，露出一张洗耳恭听的脸。接着你猜我听到什么来着？我听到有一个男声用几种语言广播说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请在某某登机口登机。“那是我儿子。”他说，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难忘。我这才明白，他举起的手指是指着广播喇叭的。
本书的初稿写成于维也纳。在那里，我得到著名纳粹搜捕者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坏蛋角色卡费尔德的龌龊老底给拼凑了出来。我住的是已故指挥家卡拉扬（Karajan）的公寓。这纯属巧合。刚开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门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有这种设计，是因为那位大指挥家演出完毕时常常脾气暴躁，没耐心去开门。
在维也纳，我也有机会听到原汁原味的反犹主义语言，它们让我更知道应该怎样描写那些波恩老纳粹的嘴脸。“如果你想研究这种疾病，”维森塔尔建议说，“你就得住在沼泽里。”他指的沼泽是维也纳。回到英国时，我的小说仍然没有完成，而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离把它写完只有一步之遥。那是我生命中的离婚时期，而这事对我和我那可怜忠实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经验。这书阻碍了我，而我也阻碍了这本书。我反复想：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干吗要费事去描述一个我想像出来的呢？如果你想让阿伦·特纳向你解释，大概你应该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们看过那么多，感受过那么多，却又抗拒每一个我们得自感官的合理结论。
然后有一天，我极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国制手提箱里装着好几磅重的小说书稿。我住进雷马根（Remagen）一个可以俯瞰莱茵河的饭店房间。记得雷马根那座大桥吗？你们有必要记得吗？但这大桥却见证过美军和德军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战事，而盟军就是从它渡过莱茵河的。
我在雷马根得到一个亲切小天使的帮助，把小说写竣杀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计划要写的那部书。但我本来要写的那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勒卡雷1991年3月[前言]猎人与猎物
再过十分钟就是午夜。这是五月一个神圣的星期五，从河面升起的细雾逶迤在市集广场上。波恩是个巴尔干城市，脏兮兮和秘密兮兮，被纵横的电车电缆所绷紧。波恩是间漆黑的丧宅，笼罩在天主教的黑色中，由警察把守着。他们的皮革外套在路灯下泛着暗光，黑色旗帜在他们头顶像鸟一样招展。感觉上，除他们以外，城里其他人都已经风闻那个恐怖消息，逃得远远的。时而会有一辆车驶过或一个路人匆匆走过，然后是一阵尾流般的寂静。远处传来一辆电车的声响。杂货店里，搁在金字塔状罐头堆上的招徕纸牌道出事态的紧急：“把它们储存在家里吧！”糕饼碎屑之间，一只只杏仁蛋白糖果猪像被拔了毛的老鼠兀自守护着这个被遗忘了的圣徒节日。
只有海报在说话。它们在树干和路灯柱上打它们徒劳的战争，每一张都是贴在同一高度，仿佛这是规定。它们全都用发光油墨印刷，裱在硬纸板上，两边悬垂着黑色的流苏。他匆匆走过时，它们向他鲜明地迎过来。“让外国劳工滚回去！”“把贱人波恩给废掉！”“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最大一幅标语高高在上，是一片横跨马路的横幅：“打开到东方的路，到西方的路已经不通。”他的暗沉眼睛没看它们一眼。一个警察跺着靴子，对他做了个苦瓜脸，说了个有关天气的生硬笑话；另一个警察起疑地睇视他，但又因信心不足而作罢；还有一个向他喊了声“晚安”，却没有得到响应。因为除了走在他前面一百步远的壮胖身影外，他没心思管任何事。前面那个人在宽阔的大道上行色匆匆，时而会隐没在一面黑旗帜的阴影中，然后又再现身于街灯之下。
这个夜晚来得毫无预警，一如灰蒙蒙的白昼走得毫无征兆。但这个夜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带来了冬天的气息。在波恩，大部分月份都是没有季节可言的。所有的天气都是室内的天气，是头痛的天气，像瓶装矿泉水一样温而乏味；是等待的天气，带有从缓慢流动的莱茵河捞上来的苦涩滋味；是疲倦和不情不愿生长的天气。而每当薄暮降临，天色也不过是白天薄雾的暗淡化，宛如是在荒凉的街道上打开了日光灯管。但在这个春日的晚上，冬天却回来造访，用势头凶猛的漆黑裹住整个莱茵河谷。它也驱策着两个前后相随的男人加快步伐，用出其不意的寒气刺痛他们。小个子男人死死盯着前方，眼睛被冷空气刺得流泪。
大道以弧形带他们走过大学黄色的围墙。“吊死那些报业大亨！”“世界属于年轻人！”“让那些英国老爷跪地求饶！”“把斯普林格送上绞刑架！”“抗议就是自由！”这些海报是在一部学生印刷机上以木刻板印出来的。嫩叶在海报上方闪烁，像是一张裂痕斑驳的绿色玻璃天篷。这里要亮一些，警察也少些。两个男的继续向前走，既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减慢脚步。前面的一个看样子像赶路，带点游行领队的慌张。他的步伐虽快，却造作而笨拙，每走一步都像是从什么高处踩下来——俨然是一个自负的德国市民的步姿。他的手臂在身体两侧小幅度摆动，背挺得直直。他知道他被跟踪吗？他的头僵直而权威，但这种权威感却让他越来越难过。他是被前头看到的东西所牵引的吗？还是被某些背后的事物所驱策？他是因为害怕，才会不敢转身的吗？走在他后面的男人步履轻盈：一种浑若没有重量、小精灵般的步履，它们在光影间滑行，宛如在一张网中滑行。一前一后这两个男人就像是一个小丑在追踪一位大臣。
他们走进了一条窄巷，空气里充满酸腐食物的气味。两边的墙壁再一次向他们呐喊，但这次是一些不尽属实的广告词：“强壮的男人喝啤酒！”“知识就是力量，请读穆尔顿的书！”在这条巷子里，他们的脚步声第一次交混在一起，形成明确无疑的挑战；在这里，那个壮胖男人看来第一次意识到背后的凶险。他坚定、行军般的脚步声开始偶尔出现一点点含糊和凌乱；他开始远离阴暗的墙壁，走在人行道的边缘。在较为光亮的地方，在有街灯和警察可以保护他的地方，他的神情似乎较为释然。但他的追逐者是锲而不舍的。“与我们在汉诺威会合！”两边的海报又在呐喊，“卡费尔德要在汉诺威讲演！”“星期天到汉诺威来！”
一辆电车嘎嘎地经过，它的窗户都有铁丝网保护。一口教堂孤钟开始单调地鸣响着，像是在一座空城里哀悼基督徒美德的式微。他们继续向前走，这一次相隔的距离要近些，但走在前头的男人仍然没有往回看。他们绕过另一个街角，迎面而来的是大教堂的巨大尖顶，像金属薄片那样嵌进空荡荡的天空。教堂钟声现在有应和者了，最后，钟声响彻整个城市，此起彼落，形成一阵阵缓慢而不协调的当当当当声。是祈祷钟声？是空袭警报？一个年轻警察站在一家运动用品店的门口，头上没戴帽子。在大教堂的门廊处，一根盛在红色玻璃碗里的蜡烛燃烧着。教堂毗邻着一家宗教书店。在书店前面，那个壮胖男人停了下来，头向前探，仿佛是打量橱窗里的东西，然后他又转头瞧瞧马路；就在这一刹那，橱窗整个亮起来，把他的五官照得通明。那个个子较小的男人开始飞奔，然后停住，然后又再往前跑。但为时已晚。
原来，方才来了一辆豪华轿车，是一辆“欧宝·创纪录”，开车的是个脸色苍白的男人，五官隐藏在烟色玻璃后面。它的后车门打开又关上。接着车子沉重地加速，毫不理会一声尖锐的呐喊——一声充满愤怒和指控的叫喊。那也是一声完全不知所措和满怀怨恨的嘶叫，像是什么力量把它从发声者的胸膛里硬抽出来，陡地响彻整条空荡的马路，又陡地熄灭。那警察疾奔过来，打开手电筒。在光束的照耀下，那小个子男人没有动一下；他只是死盯住远去的豪华轿车。车子在圆石马路上疾驰，偶然在湿滑的电车轨上打滑一两下，无视红绿灯的存在，最后消失在往西通向华灯点点的山丘的方向。“你是什么人？”
手电筒光束照在英国粗花呢大衣上，而对个子这么小的人来说，这件大衣未免太毛茸茸了一点。他做工精细的鞋子上沾着泥巴，暗沉的眼睛毫不闪烁。“你是什么人？”警察重复问了一遍。教堂钟声此时已是无处不在，而它们的回声倔强地持续着。
一只小手伸进大衣的衣缝里，掏出来一个皮夹子。警察朝气蓬勃地接过皮夹子，单手解它的扣子，左手则勉为其难地同时应付手电筒和他不熟练地握着的黑色手枪。“怎么回事？”他把皮夹子归还的时候问道，“你刚才为什么大声叫喊？”
小个子男人没有回答。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你以前没有见过他？”他问，眼睛仍然望着车子开走的方向。“你不知道他是谁？”他的话音轻细，仿佛生怕吵到在楼上睡觉的小孩。一种脆弱的声音，对寂静充满敬意。“不知道。”
线条紧绷的脸庞松弛了下来，做出一个有安抚作用的笑容。“不好意思。我摆了个乌龙。我还以为我认识他。”他的腔调既不完全是英国腔，也不完全是德国腔，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位于一片自行选定的三不管地带。感觉上，为了听者的方便，他是可以把腔调朝两个方向加以调整的。“是天气搞的鬼，”小个子男人说，“天气突然冷下来让人容易认错人。”他边说话边打开一盒荷兰小雪茄，递了一根给那警察。警察没有接受，他径自给自己点燃一根。“暴动，旗帜、标语——”警察慢慢回答说，“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整天神经兮兮。这个星期是汉诺威，上个星期是法兰克福。他们搞得天下大乱。”他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职守尽心尽力。“应该禁止他们搞下去的，”他说，用的是一句流行语句，“跟共产党没两样。”
他对小个子男人行了个微微的敬礼；对方再次微笑，这次是一个持续一阵子和带情感的微笑，传达出依赖感，暗示着友谊。这微笑不情愿地慢慢缩小、消失。那警察站在原地，谛听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声音一下子停下来，然后再次响起，变得更快，而且变得——只是他的错觉吗？——更有决心。那警察沉思默想了半晌。“在波恩这里，”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回想起刚才那个陌生人浑若没有重量的脚步声，“就连苍蝇也是有来头的。”
拿出笔记本，他仔细记下时间地点和发生过的事。他不是个脑筋转得快的人，但工作态度却一丝不苟得让人没话说。他又把车牌号码记下，这个号码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过目不忘。突然间他愣住了，瞪着他刚刚写下的东西看：那个名字和车牌号码。他又回忆起那个壮胖男人和他行军般的大步伐，心脏开始跳得飞快。他记起了在育乐室公告栏读过的那份秘密指示，还有那张年代久远的模糊照片。手上仍然拿着笔记本，他以脚上靴子容许的最快速度向电话亭奔去。
在去那儿的路上
有个德国小镇
那儿住着个鞋匠
他的名字叫舒曼
我是一个音乐家
我在为国家
我有一个大低音鼓
你瞧我就这样打！
德国占领区的英国军队进餐时唱的祝酒歌，以淫秽的调子模拟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1梅多斯先生与科克先生“为什么你不下车走路？我像你这般年纪就会下车走。会比坐这辆破铜烂铁快。”“我没事。”科克回答说。他是密码员，患有白化病，此时正忧心地看着坐他旁边驾驶座的老头子。“我们大可以慢慢赶路。”他以最安抚情绪的语调补充一句。科克是伦敦东区人，聪明得像鬼，而梅多斯忧心忡忡的样子让他担心。“凡事顺其自然就好，对不对，阿瑟？”“我恨不得把这些浑球全扔到莱茵河里。”“你知道你不会的。”
当时是星期六早上九点。从弗里斯多夫到英国大使馆的路挤满抗议的车辆，人行道上摆满运动领袖的照片，横幅像广告标语一样横越马路。“西方欺骗了我们，德国人向东方示好没什么好愧疚的。”“现在就把可口可乐文化终结掉！”在长长车阵的中央坐着科克和梅多斯，他们的车子安安静静的，但四周的汽车喇叭却此起彼落，像个不停歇的音乐会。有时，汽车喇叭声会像波浪一样，从车阵的前头卷向后头，再从后头慢慢卷回前头，就像是从你头顶掠过的飞机声；有时喇叭声会齐声响起，一长声，一短声，再一长声，代表的是K字，也就是他们领袖卡费尔德的姓氏首写字母；有时则犹如一首即兴交响曲，任由各人自由发挥。“他们到底想搞什么？那样子尖叫，头发长成那个样子。他们中间有一半人需要扔回学校读书。”“他们都是些农民，”科克说，“我告诉过你的。他们要到德国国会外头抗议。”“农民？这些人？我敢说他们有一半人只要弄湿了脚就会难过得要死。都是小孩。看看那边。恶心！只有恶心可以形容。”
在他们右边是一辆红色金龟车，坐着三个学生，二男一女。开车的穿着皮夹克，留一头很长的长发。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挡风玻璃外面，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中央，等待按喇叭的讯号传来。他的两个同伴则扭在一起热吻。“他们是配角，”科克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嬉戏。你知道这些学生的口号是什么吗？‘只有为自由而战，自由才是真的。’但这跟我们英国那边的情况差不多，对不对？知道他们昨晚在格罗夫纳广场干了些什么吗？”科克问，再一次想转移梅多斯的心思。“如果这就是教育的结果，我宁愿当文盲。”
但梅多斯并没有因此分心，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应该让他们去当兵的，”他瞪着那辆金龟车说，“可以让他们恢复正常。”“他们当过了。这里二十岁上下就要去当兵。”意识到梅多斯愿意放轻松一点，科克决定选择一个最有可能让他振奋精神的话题。“迈拉的生日派对热闹吗？很成功，对不对？我敢打赌她一定很开心。”
但出于某些理由，这个问题反而让梅多斯更加愁容不展。至此，科克认定，不说话是更明智之举。他试过每一种话题，但一概无效。梅多斯是一个正派的、生活得一丝不苟、已经绝种的人，值得任何人花时间去关心，但就连科克那种子女侍奉父母般的耐心也是有极限的。他试谈过梅多斯为退休生活而买的新车——一辆免税打九折的路虎。科克赞美它的外形、它的舒适、它的装备：赞美得口水都干了，但得到的惟一响应只是咕哝一声。他试谈过“放逐者汽车俱乐部”（梅多斯是它的热心会员），试谈过“英联邦儿童运动会”（当天下午会在大使馆花园举行）。现在，他甚至把昨晚的盛大派对拿来当话题——他们夫妻并没有参加派对，因为珍妮特快要生了。科克本来以为，迈拉的派对一定会是梅多斯感兴趣的，没想到还是碰了钉子。他的法宝用尽了。一定是缺乏假期的关系，科克心想，缺乏一些阳光普照的长假，让梅多斯可以远离卡费尔德和布鲁塞尔的谈判，以及远离他女儿迈拉，他才会陷入低潮。“对了，”科克再试投一球，“‘荷兰壳牌’又涨了。”“而‘盖斯特·金’则连跌了三天。”
当初投资时，科克决定要买非英国的股票，但梅多斯却宁可付出爱国的代价。“布鲁塞尔谈判结束之后会再涨回来的，你不用担心。”“开什么玩笑？那谈判现在跟停摆没两样。我也许不如你聪明，但却是读得懂报纸的。”
科克其实比谁都知道，除投资失利外，还有各种各样让梅多斯忧愁的理由。梅多斯先前在华沙一干就是四年，而且几乎没有休假就被直接调来这里，单这一点就足以让任何人抓狂。而现在，他又将在秋天退休。科克感觉得到，随着退休日一天天逼近，梅多斯的心情只有更糟而不是更好。更不用提的是他有一个需要他整天悬着一颗心的女儿：没错，迈拉正在迈向康复，但如果人们有关她的传言有一半可信的话，那她要走的路还很长。
档案库的工作也把梅多斯压得喘不过气，特别是在这个热腾腾得无以复加的非常时期。就连只需要窝在密码室里的科克也可以感受到一点压力：额外的乘车时间，额外的加班时间，而珍妮特又临盆在即。压力来自四面八方，让人很难开朗得起来。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一分钟你会被要求发出一份关于不来梅暴动或明天汉诺威示威的实时报告，下一分钟又会收到一份有关淘金热或布鲁塞尔谈判的电报，或是一份要求在法兰克福或苏黎世加码数百万英镑的指令。而如果说密码室的工作很累的话，那负责档案的工作就更累了：你得钻进一堆纸堆里，把要用的档案调出来，或是给新进的档案编号，放到适当位置备用……想到这个，科克出于某些理由突然想起，他应该打个电话给自己的会计师。要是“克鲁伯”的工会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他说不定应该进点瑞典钢铁的股票，摆个几天，好让小宝宝的银行户头可以充实点……“啊哈，”科克眼睛一亮，“有打架可看了。”
两个警察走下人行道，走向一个开奔驰车的农民。先前，那农民摇下车窗，向两个警察咆哮；而现在，他更是打开车门，再次向他们咆哮。眼见好戏上场，然而，很突然地，两个警察掉头走了。科克失望地打了个哈欠。
他怀着缅怀的心情回忆起，从前，恐慌都是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出现一次。要么是柏林走廊出现叫嚣，要么是俄国直升机在边界挑衅，要么是四强督导委员会在华盛顿发生争执。不然就是有火要灭：摆平某个德国在莫斯科提出的可疑外交提案，或是掩饰一次对罗德西亚禁运的破坏，或是隐瞒一场在明登发生的莱茵军暴动。仅止于此。这些时候，你只要按部就班把工作做好，回家时就是自由人一个。就这么多。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波恩。不管你是像莱尔那样的外交人员，还是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面的非外交人员，生活都是一样的：偶尔碰到一点点激烈场面，然后玩一点点股票，然后复归于无聊，等待下一个调派。
直到卡费尔德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科克郁郁不乐地打量那些示威海报。九个月前。科克还记得，从九个月前开始，梅多斯一再匆匆从档案库的连接门走进密码室，带来各种消息：基尔发生示威、卡费尔德被提名为领导人、学生静坐抗议和各种他们后来慢慢会习惯的零星暴力。这次倒霉的是谁？一些反示威的社会主义分子。一个被打死，一个被扔石头……在那时候，听到这个都会让他们吃一惊。老天，他想，当时我们好嫩。感觉上那就像是十年前。但科克却几乎可以把这九个月来每一小时发生的事给娓娓道来。
大使馆医生就是在基尔发生示威那天早上宣布珍妮特怀孕的消息的。自那天起，就再没有事情对科克来说是一样的。
汽车喇叭再次狂野地响起；车龙开始移动，又陡地停下来，形成一片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尖锐刺耳声。“那些档案找回来了吗？”科克探问道，心里开始有点明白梅多斯可能为什么事忧心。“没有。”“那辆手推车现身了吗？”“没有，那手推车还没有现身。”“别在意了，阿瑟，没必要为这种事心烦。这里又不是华沙。你现在是在波恩。听着，你知道单单过去六星期，大使馆的食堂就搞丢了多少杯子？我不是说打破的，是说不见了的。你猜？二十四个。”
梅多斯毫不动容。“谁又会想去偷杯子？没有人。人们都是粗心大意的。你要知道，现在是危机时期，人人都一堆事，变得心不在焉。这样的事发生在大使馆每一个角落。档案的情形也是一样。”“但杯子不涉及秘密，这是差别所在。”“用来推档案的手推车也不涉及秘密，”科克语带恳求地说，“还有本来放在会议室而不见了的电暖炉也不涉及秘密——管理组的人为这件事气疯了。打字组那部不见了的长滑架打字机也不涉及秘密。听着，没人可以怪你的，阿瑟，你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你知道外交人员起草电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吗？看看莱尔，看看加韦斯顿，他们都是梦游者。我不是说他们不是天才，但他们有一半时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们的头是被云遮住的。别人不能因为一些档案不见了就怪罪你的。”“我会被怪罪的。我是负责的人。”“好吧，你爱折磨自己就请便。”科克最后的耐心消失了，“要说有责任也是布拉德菲尔德的责任，不是你的。他是参赞处的头头；他要为安全事务负责。”
说完这番拉倒的评论，科克再一次打量四周不怡人的景物。他断定，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卡费尔德要为很多事情负责任。
科克面前的景色对不管有什么心事的人都不会是怡人的。天气很糟。一层莱茵区薄雾像呵在镜面上的雾气一样，笼罩着官僚波恩整个已开发的旷野。一栋栋尚未完工的巨大建筑伫立在未耕种的田野上，显得阴阴郁郁。前头不远处就是英国大使馆，它坐落在一片褐色的欧石南地面上，灯火通明，宛如苍茫暮色中的临时战地医院。大铁栅门处，英国国旗神秘地半降着，在三五个德国警察头上垂头丧气。
选择波恩作为柏林的候选城市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怪异的事，而现在更是成为乱事一桩。大概只有德国人才会把自己的首都摆在使领馆的大门口。为了容纳大批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雇员的迁入（也是为了把他们保持在一个距离之外），波恩人在城墙的外面建起一整个市郊区。现在壅塞的车流想要通过的，正是这个市郊区的南端。这个市郊区是一个由庸俗高楼和低矮的临时营房构成的杂烩，沿着一条快速路两旁向南延伸，几乎可以通到巴德戈德斯堡那些怡人的矿泉疗养地——巴德戈德斯堡过去的主要产业是瓶装矿泉水，而今则变成是外交。没错，一些政府部门是获准进驻波恩市区；没错，一些大使馆是落脚在巴德戈德斯堡。尽管如此，联邦政府本身和90%以上的使节团——更不用说各种游说团体、报社、政党、难民组织、德国高官的官邸和无形政府的大本营——都是分布在这条介于科隆主教前驻地与一处莱茵区矿泉区的维多利亚式别墅间的动脉公路两边。
在这个不自然的首都乡村里，在这个岛国里——它因为缺乏政治向心力和社会腹地，以至于永远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英国大使馆是它不可分的一部分。你只要想像一座乏善可陈、随意延伸的工厂厂房，在它背后漆上一个莱茵河的阴郁天空，加上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纳粹建筑的味道，再在它后头的空地上放上两根供低下阶层踢球用的褪色球门柱，那你对英国大使馆的模样就会得出个八九不离十的想像。它以一只延伸的肢体抱住过去，用另一只安抚现在，用第三只在莱茵河的湿土里焦虑地探索，看看里面埋着什么可为未来所用的东西。因为是筑成于占领政策匆匆收摊之时，英国大使馆的样式精确捕捉住英国人的矛盾心绪：它以一张石头脸面对着前敌人，以一个灰色微笑向今日的盟友示好。随着车子开进大使馆的铁栅门，我们看得见，在科克左手边的是红十字会的总部，在他右边是一家奔驰汽车工厂。在他后面，隔着马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部和一个可口可乐的仓库。英国大使馆与这些不相称的邻居相隔着一片长条形的荒地：随处都是裸露的红褐色土壤，平坦地向着远处的莱茵河延伸。这片荒地被认为是波恩的城市绿化带，是当初城市规划者引以为傲的设计。
大概，总有一天他们会搬到柏林去的。这个可能性甚至在波恩这里也偶尔会被谈及。大概，总有一天，整座灰色的山脉会垮下来，沿着公路一直滑到人去楼空的国会大楼外面的停车场。但在这一天来到以前，这些混凝土的帐篷将会继续留着，小心翼翼地暂时抗拒梦想，小心翼翼地永远抗拒现实。它们会留着，繁殖，生长，因为在波恩这里，进步被移动所取代，而大凡不会生长的东西就会死亡。
把车停好在食堂边他惯停的位置后，梅多斯例行地绕车子走一圈，拉拉门把是否都已上锁，检查车身是否有被砂石打到的刮痕。他打前院走向前门廊时仍然满腹心事。心里仍然不快的科克远远地走在后面，以至于他到达大门的时候，梅多斯与两个警卫已经交谈了一阵子。“那你又是谁？”那个中士问道。“档案库的梅多斯。他是为我工作的。”梅多斯想要瞄一瞄中士手上的出入名册，但中士却把本子靠到身体上。“他昨天请病假了，所以我想看看他好了没有。”“那他又怎么会在一楼工作？”“他在一楼有个房间。他有两件工作。两种不同的职务。一种跟我做，一种在一楼做。”“没有。”那中士说，又看了出入册一眼。一群女打字员轻快地走上他们背后的台阶——她们的裙子短得逼近大使夫人所容许的极限。
梅多斯犹豫了一下，仍然不愿相信警卫的话。“那你是说他没来上班？”语气像是渴望对方否定他的说法。“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来。他不在这里，可以了吗？”
梅多斯和科克尾随那些女子走入大堂。走到地下室入口栅栏旁边的时候，科克拉住梅多斯的手臂，把他拉到一个暗处。“怎么回事，阿瑟？你担心的是什么事？不只是那些搞丢的档案对不对？什么事让你慌里慌张？”“我没有慌里慌张。”“那利奥生病又是怎么一回事？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
梅多斯没有回答。“利奥是怎么回事？”科克心中升起极大的疑问。“没事。”“那你为什么会问起他？你不可能是把他也搞丢吧！他们二十年来就一直想把他弄掉。”
科克感受得到梅多斯的内心挣扎：他已经非常接近吐实的边缘，却又硬生生把话吞回去。“你不必为利奥负责的。没有人有必要。你不可能当每个人的爸爸，阿瑟。他大概是把一些汽油券拿去兜售了。”
科克话差一点还没讲完，梅多斯就霍地转身，怒容满面地瞪着他。“你说的是什么话？你凭什么这样说！利奥不是这样的人。‘把一些汽油券拿去兜售’，你凭什么这样说？就凭他只是个……临时雇员？”
科克尾随梅多斯走上通向二楼的楼梯，但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他心里想的事情写在脸上：如果这就是年纪带给人的影响，那六十岁退休就绝不嫌早。至于他自己，退休后希望可以住在一个希腊岛屿上。克里特岛，他想，不然就是斯派采岛。如果股票都听话，一到四十我就拍拍屁股走人。唔，顶多不超过四十五。
档案库在走廊里和密码室只有一步之隔，再走一步，就是彼得·莱尔那个明亮的小办公室。参赞处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单位，而它年轻一辈的人员都是精英。这里要比任何地方更能让出色的英国外交官实现梦想，而又没有人比莱尔更接近这个梦想。他优雅，修长，说得上漂亮，虽然已经四十出头，看起来年轻依旧。他的仪态举止无精打采得近乎昏睡，但他这种无精打采是伪装的。莱尔家族的人丁数被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减，然后又受接二连三的小灾难打击。他一个哥哥死于车祸，一个叔叔自杀，一个弟弟在彭赞斯度假时溺水身亡。因此，莱尔一点一点培养出幸存者会有的精力和责任感。他的仪态举止暗示着，他本来是宁愿不当外交官的，但因为别无选择，只好继承衣钵。
当梅多斯和科克走入各自的地盘时，莱尔正在收拾他办公桌上七零八落的蓝色草稿纸。把它们大概理出个秩序后，他就扣上背心扣子，伸了个懒腰，眷恋地看了温德米尔湖的照片一眼——它满足地荡漾在楼梯间的墙壁上，像是欢迎新一天的来临。莱尔走到长窗子前面徘徊了一下，睇视着一节节黑色的奔驰车示威车龙和由闪着蓝色警示灯的警车构成的一个个小岛。“这些人对钢可真是热情十足。”他对米基·克拉伯说。克拉伯是个邋里邋遢的人，眼像两条裂缝，每天都会被宿醉折腾。他正在慢慢爬上楼梯，一只手紧紧扶住栏杆扶手，薄薄的肩膀耸起。“我先前忘了。我记得血，却忘了钢。”“可不是，”克拉伯喃喃道，“可不是。”他的声音气若游丝，就像是正在吐出最后一缕缕的生命力。他浑身上下只有头发不显老，在他的小头上显得黑而浓密，就像是用酒精施过肥。“运动会，糟啦！”克拉伯突然停下来喊道，“该死的大帐篷还没送来！”“会来的，”莱尔安慰他说，“只是被农民暴动暂时耽搁了吧。”“该死的德国佬。”克拉伯模糊地说，然后继续辛苦地把楼梯爬完。
莱尔尾随他慢慢走过走廊，每经过一扇门都会把它推开，探头进去，喊一个名字或打一声招呼，直到走到参赞的办公室门前才停步。在这里，他用力敲了敲门，然后推开，探身进去。“全到齐了，劳利，”他说，“就等你有空。”“我现在就有空。”“对了，我的电风扇不会那么巧是你偷走的吧？它突然不见了。”“幸好我没有偷窃癖。”“路德维希·西布克龙要求四点钟和你碰面，”莱尔静静补充说，“在内政部的办公室。他不肯说原因。我追问，他显得不高兴。他只是说他想找你讨论一下我们的安全部署。”“我们上星期才讨论过这事。他和我上星期四共进晚餐。我不认为我们还需要再做些什么。这个地方已经布满警察。我拒绝让他为我们筑一座城堡。”
他的声音严峻而自满，一种学者的声音，但又有军人味道。
莱尔向前踏出一步，走进房间，再转身把门关上，带上插销。“昨晚的事情进行得如何？”“差强人意。如果你想知道详情，可以读一读摘要。梅多斯会把它拿给大使。”“我怀疑西布克龙找你和这事情有关。”“我没有义务要向西布克龙报告，也不打算这样做。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找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会好开。你的想像力跑得比我的还快。”“不错。我替你接受了邀约。这样看来比较明智。”“约了什么时间？”“四点。他会派人过来。”
劳利·布拉德菲尔德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他是担心交通堵塞。他想派人帮你开路。”“我明白了。一下子我还以为他是想帮我们节省开销。”
他们默默分享了这个笑话。2“我可以在话筒里听到人群的尖叫声……”
当天的参赞处会议如常在早上10点举行。会选这个钟点，是为了让每个人可以先有时间看看信、瞄两眼电报和德国报纸，另外大概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从前一晚社交应酬的劳累中恢复过来。这会议就像某种仪式，而莱尔常常把它模拟为不可知论者团体的晨祷：它鼓舞士气的作用并不大，下达的指令也不多，但却会为接下来的一整天定好调，而且会像点名一样，带给人团队意识。过去，星期六一度是个闲散、随意、半休息状态的工作日，但那已经成了往事。如今，星期六就像星期一到星期五一样，处于一般的紧绷状态，需要服膺平常工作日的纪律。
他们一个一个走入布拉德菲尔德的办公室，带头的是莱尔。习惯于跟每个人打招呼的人就跟每个人打招呼，其他人则默默地在围成半圆形的椅子上坐下——要么是大略浏览面前五颜六色的电报，要么是茫然地看着大窗子的外头。晨雾消散了，黑云聚集在大使馆水泥侧翼的上方。在昏暗天色的衬托下，装在平坦顶楼上的电视天线像是一棵棵超现实主义的树木。“我得说，这种天色对运动会可不是个好兆头。”米基·克拉伯说。但他在参赞处地位不高，没人有兴趣搭理他。
布拉德菲尔德单独坐在自己的钢书桌后面，面向着他们，头低着。他属于那种用笔阅读的公务员。他的眼睛随着钢笔在一行行字之间快速移动，又会在有需要改正或说明的地方定位。“有谁可以告诉我，”他问道，没有抬起头，“Geltungsbedürfnis这个词要怎么译？”“虚荣心。”莱尔说，然后看着钢笔像老鹰扑兔般俯冲，扑杀，再扬起。“很好的建议。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珍妮·帕吉特是信息官，也是在座的惟一女性。她读报的语气像是发牢骚，仿佛是要反驳一个流行的观点。她私底下知道这是女人的宿命：女人传达的新闻都是不会被采信的。“除了农民示威以外，劳利，今天主要的新闻是昨天在科隆发生的事故。示威学生在克鲁伯公司钢铁工人的帮助下，掀翻了美国大使的汽车。”“应该说美国大使的空汽车。两者是有差别的。”他在电报的边上写了些什么。坐在门边的克拉伯以为这是个笑话，紧张地干笑了几声。“他们又攻击一个老人家，把他用锁链锁在火车站广场的栏杆上。老人的头被剃光，脖子上挂了一面牌子，上面写着：‘我撕下了游行活动的海报。’他不被认为受到严重伤害。”“不被认为？”“不被判定。”“彼得，你昨晚不是发出了一份电报吗？我们可以听听内容吗？”“它是分析主要的趋势的。”“有哪些趋势？”
莱尔这方面的能力很强。“不满学生与卡费尔德的‘再造运动’合流迅速。恶性循环持续：不安引发高失业率，高失业率又反过来引发不安。学生领袖哈尔巴哈昨天在科隆与卡费尔德辟室密谈了大半天。他们看来想一起搞些事。”“哈尔巴哈？就是一月在布鲁塞尔领导反英示威的那个学生代表？就是用泥巴投掷普赖德的那个？”“我已经在电报上说明这一点。”“珍妮，请继续。”“大部分主要报纸都发表了评论。”“给我们一些例子。”“《新鲁尔日报》和它的姐妹报都强调示威者的年轻，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归类为纳粹分子或流氓，而应该视之为对波恩政府不抱幻想的年轻人。”“谁不是这样？”莱尔喃喃说。“谢谢你，彼得。”布拉德菲尔德说，但语气没有一丝感激的味道，而珍妮·帕吉特则相当没有必要地脸红起来。“《世界报》和《法兰克福汇报》都拿这件事来跟最近发生在英国的事情比较，特别是伦敦的反越战游行和伯明翰的种族暴动。它们认为，两者都是选民对他们选出的政府感到失望的反映。《法兰克福汇报》说，如果纳税人认为他们的钱没有得到明智运用，他们就会觉得票白投了。他们形容目前的局面为‘新死水’。”“哈，又一个新名词被创造出来了。”
由于全神贯注了太长时间而又对这个话题无比熟悉，莱尔有一点心不在焉。……联合政府越来越为来自左右两翼的反民主情绪担忧……联合政府应该明白，只有一个真正够坚强的领导班子，哪怕是要牺牲某些放纵的少数人的意愿，才能对欧洲的团结作出贡献。……德国人必须恢复信心，必须把政治视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溶剂……
他纳闷，这些德国的政治语言是怎么回事，因为哪怕是经过翻译，它们仍然给人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感觉。形而上的废话。他在昨晚发出的电报中用过这个词。哪怕是最使人恶心的事件，等它旅行到波恩这里的时候，都会原味尽失。他试着想像被哈尔巴哈一群学生揍会是什么感觉，被掌掴脸颊直到流血会是什么感觉，被剃光头、锁起来和挨踢是什么滋味……感觉好遥远。但科隆又是在哪里呢？十七英里之外？一万七千英里之外？他应该多抽空到现场看看的，他想。但他又哪来的空？每一个重大政策都是要由他和布拉德菲尔德来草拟的，有那么多敏感事务要他去照应……
珍妮·帕吉特越读越起劲。《新苏黎世人报》对我们在布鲁塞尔谈判的机会作出了猜测，她说。她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参赞处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极仔细地读一读。莱尔叹了口气，心想：布拉德菲尔德怎么从来都不会叫她闭嘴？“作者说我们已经绝对没有谈判筹码了，劳利。一点都没有。英国在布鲁塞尔的处境就如在波恩：既得不到有投票权者的支持，也得不到多少德国国会议员的支持。英国政府把加入欧共体视为治疗英国一切疾病的万灵丹，但讽刺的是，它想要成功加入，却要得到另一个岌岌可危的政府的帮助。”“没错。”“作者又说：更讽刺的是，欧共体已经接近不存在。”“没错。”“文章的标题是《乞丐歌剧》。文中还指出，卡费尔德已经动摇了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的机会。”“听起来相当有见地。”“而卡费尔德所呼吁的波恩—莫斯科贸易轴心——一个把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除在外的贸易联盟——在某些圈子里受到很认真的考虑。”“我好奇是哪些圈子？”布拉德菲尔德喃喃说，钢笔再一次落下。“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被驳回，”他补充说，“我拒绝让我的发源地看起来是由戴高乐口授写下来的。”这是一个丢给高年级学生的笑话线索，也随即引起一阵有学问的笑声。“俄国人怎么看‘波恩—莫斯科轴心’的？”发问的人是杰克逊。他是前殖民地政府官员，喜欢用常识来矫正知性过热的空气。“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总得你情我愿，对不对？有人以声明的形式把它向俄国人提出过吗？”“你去看看我们发出的上一份电报就可以知道。”莱尔说。
他仿佛仍然听得到窗外传来的农民汽车喇叭的合奏声。这就是波恩，他突然想，窗外这条路就是我们的世界。从墨伦到波恩短短五英里的路一共有多少地名？六个？七个？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打一场没有人想打的词语战。反复提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明和抗议。不管车型有多新，车流有多快，建筑物有多高，这条路都是不变的，而它会通向哪里也是不相干的。“长话短说好吗，米基？”“我说，上帝，好的。”
克拉伯身体抽搐了一下，像活了过来一样开始报告一个又长又晦涩的小道消息。消息是他在美国俱乐部从一个《纽约时报》特派员那里听来的，而后者是从卡尔·萨布那里听来，至于卡尔·萨布的消息来源则是西布克龙办公室的某个人。据说卡费尔德昨晚确实来过波恩：他昨天在科隆与学生代表会面后，并没有如大家所以为的回到汉诺威去，为明天的游行作准备，而是自己开车，绕一条小路来了波恩这里，参加一个秘密会议。“据说他和路德维希·西布克龙碰了面，劳利。”克拉伯说，但不管他的声音本来可以有多少说服力，都被昨晚喝过的无数杯鸡尾酒给抵消了。
这个传闻不知道为什么让布拉德菲尔德感到恼怒，他用力向椅背一靠。“人们老是传他们见过面。但他们为什么不能见面？西布克龙是负责公共安全的，而卡费尔德又有一堆敌人。好吧，还是给伦敦发封电报吧，”他不胜厌烦地说，在纸上记下一笔。“告诉他们这个谣言。反正死不了人。”一阵急雨突然拍打在钢框的窗子上，愤怒的啪嗒啪嗒声让每个人吓了一跳。“可怜的英联邦运动会。”克拉伯喃喃地说，但他的关切依旧引不起回响。“安静，”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明天汉诺威的示威游行会在早上10点半开始。选这个时间示威看来有点怪，但据我所知，那里下午会有足球赛。德国人都是星期天比赛足球。我不认为那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但大使还是要求所有人员晨祷后留在家里，除非他们在大使馆里有事情要处理。应西布克龙的要求，星期天一整天都会在大门和后门额外增加警力。而出于他本人的一些特别考虑，今天下午的运动会会有一些便衣警察站岗。”“便衣警察，”莱尔说，想到一个私人间的笑话，“没有人比他们更便衣的了。”“肃静。是出于安全上的顾虑。我们刚收到伦敦寄来的通行证，星期一会分发给大家，以后大家要整天佩戴。接下来是火灾演习。星期一中午会有一次火灾演习。为了给新来的雇员做个榜样，我建议大家到时都应该参加。英联邦运动会今天下午会在大使馆后花园举行，我同样建议大家都应该出席。当然是带太太一起出席。”他加上一这句，仿佛是为了让各人的负担更加重。“米基，帮我看好那个加纳人沙尔热。别让他接近大使夫人。”“我可以说句话吗，劳利？”克拉伯紧张地扭动脖子，上面的血管像是硬化在松弛肌肤上的鸡爪。“是这样的，大使夫人会在4点出席颁奖。4点。大家可以在45分就在大帐篷集合好吗？抱歉，我是说3点45分。”据说克拉伯大战时曾经是蒙哥马利的副官之一，但现在却也只剩下这点了。“记下来好吗，珍妮？”
她耸耸肩，好像是表示记下来也是白记，因为没有人会理会的。“我可以问一下，谁在用《名人追踪》吗？梅多斯认为是我拿去了，老是跟我要，但我发誓我已经几个月没碰那东西了。”“最后一个签名借走的人是谁？”“嗯，显然是我。”“如果是你，”布拉德菲尔德马上说，“那理应在你那里。”“我不认为在我这里，这就是重点。我完全乐于代人受过，问题是我想像不出来我要那东西干吗。”“那么，有谁把它拿走了吗？”
接下来，克拉伯说的话像是在坦白似的。大家等着。“我想在彼得以前，我被认为拿过那东西，然后又还回去。梅多斯是这样认为的。”
依然没有人帮得上忙。“是两个星期前的事，劳利。只可惜我真的没碰过。梅多斯像发了疯一样来找我。我告诉梅多斯，他最好是去问问利奥。是他负责编的。”
他带着微弱的笑容，一个个打量他的同事，直到窗子前面的空椅子才停住。突然间，所有人都朝同一个方向瞧去，看着那张空椅子。但不是出于惊恐或恍然大悟，而是出于好奇，发现它破天荒第一次是空着的。它上面放着个小小的绣花靠枕。“他在哪里？”布拉德菲尔德马上问。只有他一个没有顺着克拉伯的目光看。“黑廷在哪里？”
没人回答。没有人望向布拉德菲尔德。珍妮·帕吉特脸色涨得紫紫的，低头瞪着他那双放在大腿上的男人大手。“他可能在码头给堵住了，我猜。”莱尔说，“天晓得那些农民在河的那头干些什么。”“谁帮帮忙，行吗？”布拉德菲尔德说，用的是最不在乎的语气。“打电话到他家或之类的，可以吗？”
在场没有人把这个指示视为是给自己的。他们乱糟糟地离开，既不朝布拉德菲尔德看，也不望向彼此或珍妮·帕吉特——她的窘迫看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最后一项比赛结束了。强风鞭笞着空地，以豆大的雨滴冲击鼓翅欲飞的帆布。湿漉漉的索具吱嘎呻吟。在大帐篷里，比赛得胜的小孩——大部分是有色人种——集合在旗杆下面。英联邦各成员国的小国旗在旗杆上随风乱舞，它们因为存放日久而皱巴巴的，数目也比从前少了。在它们下面，克拉伯在密码员科克的协助下，集合比赛获胜的小孩，以便颁奖。“姆布图，姆布图·阿利斯塔尔，”科克低声说，“他不晓得跑哪里去了。”
克拉伯把麦克风举到嘴边。“请姆布图·阿利斯塔尔小朋友到前面来。……老天，”他喃喃说，“我真分不出他们谁是谁。”“还有凯蒂·德拉叙。她是白人。”“还有凯蒂·德拉叙小朋友，请到前面来。”念到最后一个音节“叙”的时候，他含糊地带过去；因为他从一次惨痛经验得知，念错别人名字可是一种天大冒犯。
大使夫人穿着毛蓬蓬的貂皮大衣，和颜悦色地坐在一张折叠桌旁边，后面是五颜六色的礼物。风又刮起来了，凶猛无比。加纳人沙尔热（他一路下来都是垂头丧气地站在克拉伯旁边）冷得发抖，把大衣的毛皮翻领给竖了起来。“取消他们的资格吧，”科克催促说，“把奖品颁给在场的小孩就行。”“我要扭断他的脖子，”克拉伯狠狠地说，“我要扭断他的臭脖子。大家忙翻了他却一个人躲在家里偷懒。”
挺着个大肚子的科克太太已经找到两个乱跑的小孩，把他们带到得奖者的行列中去。“星期一我要给他些颜色瞧瞧。”他低声说，再把麦克风举到嘴边。
但他不会的。他将不会给利奥任何颜色瞧瞧。因为作为一项事实，他将会对利奥避之惟恐不及；他会低下头，等待狂风吹过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