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蕾切尔·卡森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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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四师推荐精装版)试读：
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中国有很多文学类型，比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玄幻小说等，但我们一直缺少另一种文学类型，这种文学在美国叫“自然文学”——反映人类对大自然的观察，在观察的基础上建立对大自然的理解与尊重，因而化育出环境保护的观念与行动。现在我们就来讲一部美国自然文学代表性作品——《寂静的春天》。
环境保护问题一直都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出现过利奥波德和约翰·缪尔这样的杰出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宣扬环保主义观念，用自己的实践倡导环境保护运动。女性作家蕾切尔·卡森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现在我手中的这一本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的版本或者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版本，但是这样的书对于中国读者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今天的中国，某些地区面临着自然环境不断被破坏、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我们自己身处的环境也越来越糟糕。如果树少一点、花少一点，大家勉强可以忍受。但是，如果已经到了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干净的空气呼吸的程度，大家还在心安理得地忍受，并且不准备做一些改变，我认为有点匪夷所思。
我读美国自然文学的书是从很早就开始的，因为我喜欢他们与自然相处的友好态度。我读得最早的一本书就是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其实《寂静的春天》，不应该称为“寂静的春天”。因为在中文里，将“寂静”这个词赋予了比较美好的意义。要是按照意义来译，我觉得它叫“死寂的春天”更合适。那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呢？
蕾切尔·卡森是个科学家，不是一个文学家。
我们知道，每当春天来临时，万物就会萌发，百鸟会歌唱。因为鸟要繁殖，鸟的异性之间要互相吸引，需要靠叫声来完成。春天来了，天气转好，它们也会感到兴奋，所以春天的鸟叫会比其他季节要多得多。
可是在一个又一个春天，卡森发现鸟的叫声越来越少了，她就开始追踪观察。鸟的叫声少了意味着鸟少了，而鸟的数量减少就意味着自然界中一定已经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些精灵一样的生命突然在原野当中、森林当中、河岸当中、田野当中消失不见了。这引起了她的关注与思考。
这个时候，她开始做科学调查工作。后来发现鸟类减少的原因是人类大量使用农药。鸟的主要食物是昆虫，而农药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昆虫杀死以保护农作物，理由很正当。但鸟吃下这些被毒死的昆虫后，自己也死掉了。
当她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提出了观点：农药与化肥，对我们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是有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球不是只给人类居住的，地球也是给其他生命生存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在创造人之前就已创造了其他生命，其他生命和我们一样平等，都是上帝的造物。基督教是这么看的，佛教也是这么看的，佛教说众生平等，不只讲的是人跟人——穷人跟富人、高智商的人跟低智商的人、有权的人跟没权的人都是平等的。
其实佛教里说的“众生”，说人也好，一株草也好，一条虫也好，大家都是平等的生命，佛经《妙法莲华经》里就说，地上的生命“一云所雨，一雨所孕”。
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朵云下下来的雨滋润的这些生命，不管是这个雨落在人的身上还是落在一株草的身上，都体现了上天的意志，使万物成长。所以说，只要这个雨水落到的地方，所滋润的生命就没有高下，没有贵贱。在佛的眼里都是平等的，这才是真正的众生平等，而不只是我们今天讲的人与人的平等。
用宗教眼光看是这样，那么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呢？人是从整个自然界里逐渐进化而来的，从低级的生命到高级的生命，其实所有生物都是生命进化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轻忽它们呢？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世界上的花草树木都灭绝了，动物都灭绝了，人也没有办法生存。树都灭绝了，没有植物制造氧气，水也消失了，那人跟生活在火星上有什么区别？
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利奥波德曾提出，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农药是科学发明的，古代并没有农药。人们有了农药以后，大量地杀死昆虫，昆虫死亡以后，鸟去吃中毒的昆虫，鸟再死亡，而这只是解决了农田的一部分灾害。卡森是个化学家，她进一步调查发现，农药不光杀死虫子、毒死鸟，还会污染土地、污染水。
当今，中国的某些土地污染物超标，再加上水质污染，从这种土壤和水里长出来的粮食，都是不健康的。但是很少有人去关注与书写这个问题。
蕾切尔·卡森的这本书写于1962年，她写这本书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她写这本书侵犯了很多利益集团。
谁是利益集团？比如说大农场主。你反对农药，农场主不干了，因为他们不可以再用农药杀虫了。美国的农场都是巨大的农场，一户人家就能种几千亩上万亩的地。对于他们来说，不用农药以后，庄稼都被害虫吃光了，他们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科技公司，制造农药的公司，研发农药的研究机构，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风险。相对卡森来讲，这些机构权力很大，会运作舆论，通过种种手段封杀她。她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但这个时候，她坚持了自己的良知，写出了这一本书。
这本书一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本书出中文版的时候，给这本书作序的是美国当时的副总统——戈尔。
卡森的调查过程、出版过程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层层封杀，她独自一人要跟资本势力搏斗，跟资本家搏斗，但她一个弱女子孤身对抗这些势力，最后终于写出了这本书，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也成为美国自然文学当中的经典作品之一。
我们追摹西方的娱乐方式，追得很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自然文学，在中国出现后却没有什么反响，这样好的文学类型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
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这些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不仅卡森是这样，还有更早期的约翰·缪尔也是这样。
缪尔曾在美国西部的山地里给别人打零工、放羊。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突然发现美国的资本集团在大规模地破坏大自然，比如说林业公司滥伐森林；矿业公司为采矿把山炸得稀里哗啦；石油公司不管环境保护，抽油抽得遍地狼藉……
缪尔除了自己写书以外，还发起一些运动，一定要把美国的自然保护起来。具体怎么保护呢？就是建立国家公园。
缪尔是一位作家，他创造了“国家公园”这个概念，然后还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说服美国政府。
他们的说服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比如，他们曾经把美国总统，说服到跟着他们到山里去露营。为什么要露营？就是让政府官员去体验大自然的美好。最后果然在美国通过了立法，创立国家公园，保护大自然。
今天我们要去的黄石公园、优胜美地公园等都因此而创建。那个时候已经有伐木公司进去了，已经有采矿公司进去了，他们依靠政府的法令把他们赶走，才把这些地方保留下来。
卡森、缪尔这些人当时也受到伐木公司、矿业主的威胁。但是他们是为整个人类的利益着想，将自己的写作理念付诸行动，然后来改造这个社会，保护大自然。
另外一个人利奥波德更有意思。早期美国人土地很多，经营很粗放，他们得到一个农场以后，也是乱七八糟地耕种。所以，有些土地耕种10年、20年之后，土地的肥力就全部耗尽了，这片土地就荒废了，变成一片沙漠。
利奥波德自己买了一个别人已经不要的农场。这个农场因为土壤的肥力耗尽，不能再种庄稼，已经变成了沙地。他把这个农场买下来后，进行了一个实验，目的是验证能否让这片土地再恢复生机。他一点一点地去种树种草，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恢复一片沙漠的生态一样。
然后他把整个过程和感受记录下来。因此，利奥波德就有了一本非常美好的书叫《沙乡年鉴》。过去我在别的地方也谈过，沙乡就是他租的那个农场的名字，台湾翻译成沙郡。《沙乡年鉴》就是写了这个农场在1月是什么样，2月是什么样，3月是什么样……按12个月记录，记录完物象以后，他再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与思考，最后他成功了。
你看他们都是一方面写作，一方面揭露社会问题，同时付诸行动，所以自然主义文学在今天，还是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现。
今年，我在上海还见过一位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家，她从事的事业就是一边记录一个湖泊的生态恶化过程，一边投入对湖泊的保护。可见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一点这样的书，学会尊重自然，从而激发我们保护自然的愿望。因为当我们都不了解大自然的时候，声称要去保护它一定是一种空谈。人不可能对陌生的事物产生尊重与珍爱的情感。
虽然我们现在说“尊重自然，爱护环境”，但是当一个人对自然毫无认知的时候，他会真正地尊重自然吗？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读一读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后来她还在一个地方描述一片海。为了写这片海，她还专门住到海边，在海边建了一栋小房子，来观察并描绘这片海。他们是真正设身处地地进行书写。
不光是卡森的书，还有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文学读本。因为这些书教会我们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保护自然。阿来
致谢
在1958年1月，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奥尔加·欧文·哈金斯的信。信中讲述了一个微观世界是如何失去生机的。这封信让我意识到：我必须写些东西了。
在随后的很多年中，我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与鼓励。在此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这些人，有些是来自我国甚至其他国家政府机构的人，有些是来自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还有各行各业的许多专家，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和我分享他们多年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在此，我要为这些人所做的慷慨举动，向他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此外，我尤其要感谢那些花时间阅读本书手稿并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给出批评建议的人。虽然我要对本书的准确性与真实性负最终责任，但如若没有下面诸位专家的无私帮助，我定无法完成此书，他们是：
梅奥诊所的医学博士L．G．巴塞洛缪，得克萨斯大学的约翰·J．比塞尔，西安大略大学的A．W．A．布朗，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医学博士莫顿·S．比斯金德，荷兰植物保护局的C．J．布列吉、罗布和贝茜·维尔德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克拉伦斯·科塔姆，克利夫兰医院的医学博士小乔治·科瑞尔，康涅狄格州诺福克的弗兰克·艾格乐，梅奥诊所的医学博士马尔科姆·哈格雷夫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士W．C．休珀，加拿大研究委员会的C．J．克斯维尔，荒野学会的奥劳斯·穆立，加拿大农业部的A．D．皮科特，伊利诺伊州自然历史考察委员会的托马斯·G．司各特，塔夫特公共卫生工程中心的克拉伦斯·塔兹韦尔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乔治·J．沃拉斯。
任何一本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写成的书，作者都要感谢图书管理员，我也不例外。我曾经获得了许许多多图书管理员的帮助，其中我最为感谢的是内政部的图书管理员艾达·K．约翰斯顿和国家健康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希尔马·鲁滨孙。
而这本书的编辑——保尔·布鲁克斯，很多年来给予我最坚定的支持。由于我数次拖稿，他毫无怨言地调整了他的出版计划。对于这一点，以及他高超的编校水平，我没齿难忘。
在完成资料查阅这一任务时，我得到了多萝西·阿尔吉、珍妮·戴维斯和贝特·哈尼达夫全力而有效的帮助。同时，由于有时情况着实困难，如果没有艾达·斯普罗尽心尽力地帮我料理家务，我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最后，我一定要说，感谢很多人的帮助，甚至其中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正是他们的帮助，使得这本书富含了价值。是他们最先站出来，反对人们毒害这个世界，反对人们对这个我们与其他生物共享的世界鲁莽且不负责的行为。他们一直在战斗着，我相信这场斗争终将取得胜利，并将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让我们和身边的世界共同生存下去。蕾切尔·卡森01明天的寓言
在很久很久以前，美国中部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镇。小镇的一切都好，小镇的发展也非常和谐。在小镇的周围，有一个个农场。农场里的作物生机勃勃，山坡上种着成片的果树。春日，繁花如白云朵朵，点缀于绿色原野之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天然屏障，白桦树、橡树和枫树如火焰般闪耀，小狐狸在山上欢叫，小鹿们静悄悄地穿过薄雾笼罩的原野。
小镇上有一条小路，路边长着月桂树和蕨草等各种各样的花草，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条小路的景色都十分宜人。即使是在冬天，路边也是一派美丽祥和的景象，鸟儿们在这里寻找食物，啄食着植物的种子。这里因为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儿而闻名。每年春秋时节，候鸟们不远万里迁徙至此，随后很多游人也不远千里到此游玩。他们在清澈的河水中垂钓，水从山涧中流出，在成片的绿荫下聚积。多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定居，大家打地基、盖房，在大水井旁边建起了谷仓——随后的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景象。
但是后来，可怕的瘟疫发生了：瘟疫在乡村中蔓延，一切都变得不同，就如同被施了诅咒。牛羊成群死去，家禽也没能逃脱厄运。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农场中的人们都谈论着家人们的病症。医生对于这些病症也毫无办法，随后开始出现毫无征兆的突然死亡，死者不只有大人，还有活泼的孩子。他们刚刚还在玩耍，突然就病倒了，几个小时后就死去了。
整个村庄显得安静而可怕。鸟儿不见踪影，很多人对此感到惊慌不安。后院是鸟儿们经常觅食的地方，现在变得冷冷清清，偶尔能看见几只鸟，但那些鸟儿也是奄奄一息，正在走向死亡。它们剧烈地挣扎着，最后连飞都飞不起来。曾经被知更鸟、鸽子、松鸡，以及其他很多鸟儿的合唱撩动的春日清晨，如今却是一片死寂，毫无声响，只剩下如铁的沉默，笼罩在田野、树林和沼泽的上方。
农场里，母鸡下的蛋再也孵不出小鸡；农夫们对养殖业的抱怨再也没有停歇过：他们抱怨着猪永远也养不活，幼崽个头小，小猪即使生下来也活不了几天。苹果树开花了，花丛中却看不到蜜蜂的影子——没有授粉，苹果树便无法长出果实。
小路两旁的迷人景象如今已消失不见。花草又枯又黄，像是被烈火焚烧过。它们全都寂静无声，就像已被世界抛弃。很多往日经常来的垂钓者，因为河流中鱼儿的死亡，如今再也不来了。
屋檐下、瓦片间依稀可以看到颗粒状的白色粉末，让屋檐、瓦片显露出斑斑印迹。几周之前，它们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落在屋顶上、草坪上、田野间和溪流里。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巫术，没有什么所谓敌人侵袭了这个世界。使这个本就病恹恹的世界更加沉默寡言的，是人类自己的所作所为。
其实这个小镇是虚构的，但是我们非常容易地就能够在美国，甚至世界上任何地方找到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村镇。我知道，并没有哪个地方确切地经历了以上我所描述的一切，但其中的每一项灾难都曾真实地发生过，很多现实中存在的地方也遭受了极度的、大量的不幸。在不经意间，一个恐怖的幽灵正向我们袭来，我所描述的悲剧极可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今生就能看到。
究竟是什么令美国小镇美丽的春天变得死寂？本书将试着给出答案。02忍受的义务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和生物的历史是相互影响的。从很大程度来讲，地球上动植物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与之相对的，在地球整个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中，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细微的；而到了这个世纪的现在这个时间段，地球上有一个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可以大肆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这个物种就是人类。
在过去的20余年中，这种能力不仅仅是出现这么简单，而是迅速地发展，在质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人们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中，很多破坏都是再也无法挽回的。这种破坏行为，尤其是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在生物所生活的环境中形成了极具危害性的生物链条，且大部分不可逆转。
全球环境污染中，化学物质与辐射共同作用的污染逐渐改变了世界的本质，同时也改变了地球上生命的本质。化学药物对环境的危害巨大，而公众至今没能认识到它们的危害性。锶90能够随着核爆炸释放到空气中，并且可以随着雨水直接进入土壤，或以放射性尘埃的形式飘浮在空气中，并再次积聚在土壤里，然后渗透进生长在土壤中的青草、玉米和麦子里，并且最终会进入人类的骨骼、各种器官，直至其死亡。同样，喷洒在耕地、森林、花园中的药物也会长时间地停留在土壤中，进入生物体内，再次传输到其他生物体内，造成污染，并随之形成死亡链条。或许还有一部分会随着地下水悄悄扩散，而后因为阳光与空气的神奇作用形成新的物质再次出现，并开始杀死动物，令植物死亡，也让井水不再纯净，从而对喝水的人类形成了不小的危害。如同阿尔伯特·施维茨所说：“人类至今无法认出自己一手创造的恶魔。”
地球经过数十亿年的进化，孕育出生命，在随后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生命不断演变、进化、多元发展，然后慢慢适应了环境，并维持着一种微妙却平衡的环境。环境中包含着有害的以及有利的元素，它们严格地按照一定的规律来供养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有些物质会释放出辐射，例如太阳也时不时会放出短波辐射。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万物经过自身的调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时间是基本的要素，但对于如今的世界而言，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了。
变化急促地发生着，新的状况不断涌现。这些新的状况都和人们冲动而鲁莽的步伐保持一致，而不仅仅是跟随自然的节奏；这些辐射不仅仅是源于天然矿石的辐射、宇宙射线的猛烈攻击以及阳光中的紫外线，还源于人类所摆弄的电子元件、所创造的科技产物。生物所需要适应的化学环境也不仅仅只包括钙、硫、铜、硅以及从岩石中冲刷入海的其他矿物质，还包含着人类在实验室中所创造出的合成化学品——那些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物质。
人类要想适应化学物质，恐怕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这不仅需要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而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几代人的时间都不会见到什么成果。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在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些新型化学物质，美国每年就会有将近500种新的化学物质投入使用。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其后果也难以预料。人与动物每年都需要费尽心机去适应这500种新型化学物质，完全超出了生命进化的极限。
其中有许多化学物质都来自人与自然的战争。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已经发明了200余种基础化学物质，用于杀虫、除草、灭鼠以及灭除现代人类所定义的“害虫”——而每种化学物质又有数千种不同品牌。
如今几乎全世界都在使用杀虫剂——无论它们是喷雾状的、粉末状的，还是气体的。人们在农场里、花园里、森林里还有自己的家里喷洒这些化学药品，这些非选择性的化学制剂能够杀死每一种昆虫——不管它是益虫还是害虫，这些杀虫剂使得鸟儿无法歌唱，使得河流中的鱼群无法畅游，它们将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覆盖上了致命的杀虫剂薄膜，并且使得这些薄膜长期在土壤中滞留。造成这一滞留的原因，仅仅是我们想去除一些杂草和杀死一些昆虫。怎么会有人认为给地球表面施加大量的毒药后，生物仍然能够安然生存呢？那些化学药品不应该被叫作“杀虫剂”，而应该被叫作“杀生剂”。
从政府开放DDT给民众以后，杀虫剂的使用就在不断地升级，几乎哪儿都需要使用杀虫剂。而且，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人们需要更强劲的有毒物质来杀虫。昆虫们用自身的情况扬扬得意地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从而进化出了一些超级昆虫，它们对杀虫剂有免疫功能，于是人们不得不发明出更为致命的杀虫剂……如此往复。除此之外，喷洒了杀虫剂之后，害虫们经常会出现一些死灰复燃的情况，这时候它们的数量就会比之前更多。这场化学战争不仅没有一方取得胜利，还让所有的生物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疲惫不堪。
人类也许会因为核战争而灭亡。但就在今天，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有害物质对于生存环境的污染非常大，而且这些物质会积聚在生物体内，甚至会渗透到细胞当中，改变乃至破坏原先的遗传基因。
那些被称为“未来建造师”的人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这样做了。因为有很多类似辐射物的化学物质会造成基因突变，哪怕杀虫剂这种微小的物质，也能决定人类的未来——想到这里真是觉得有点讽刺。
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对我们的本末倒置感到震惊，作为拥有智慧的生物种群，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想控制几种人类讨厌的害虫就破坏了整个环境呢，并且连我们自己也身陷死亡危机当中！但是，我们依旧义无反顾地这么做了。
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减少了耕地面积，补贴不耕种的农民。但是我们的收成依旧非常好，仅1962年一年美国的纳税人就不得不拿出10亿美元来储存过剩的粮食。虽然农业部的某个部门想降低产量，但是依然有很多部门于1958年后重申以下言论：很多人相信，如果严格按照土地休耕的保护计划减少耕地使用面积，人们一定会加大化学农药的使用以增加现有耕地的产量。这么做只会令情况更加严峻。
我在上面的表述，并非想表达我认为现在不存在害虫问题，也不是说不需要对害虫进行监控。我想说明的是，监管方式应该与现实而非虚构的情况保持一致，采用的方法不当会令我们自己和害虫一起被毁灭。
这种问题的出现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当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却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错误，甚至是灾难。早在人类出现以前，昆虫们就已经存在于地球，它们具有繁多的种类和极强的适应与生存繁殖能力；在人类出现之后，这50多万种昆虫中有一小部分和人类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主要有两种方式：与人类争夺资源和向人类传播疾病。
在人类聚居区传播疾病的昆虫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而在一些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如遭遇自然灾害、战争爆发，或者处在一种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当中，这一困扰就显得更加严重。这时人们就必须对某些昆虫加以控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就会看到这一让人清醒的事实：针对这些昆虫的大规模化学防治收效甚微，甚至有可能让情况持续恶化。
在原始农业中，人们就很少会遇到害虫问题。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农业生产过度精细化，也就是将大量耕地用于生产单一作物，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某种昆虫的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单一耕种法显然不符合自然运作的法则。这大概是某些工程师设想出来的理想模式。自然会依照其内部需求总量来平衡，自然需要掌控它自身，掌控的办法就是创造多样的物种。人类却偏偏执着于单一化作物种植。稍加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与单一种植小麦的农场相比，混合型种植农场害虫的数量比较少。
我所说的情况并非个案。就在十几年前，美国的大部分城镇都在街道旁种上了高大的榆树，但是现在这种美景却被某种甲虫毁于一旦。如果植物的种植种类非常丰富，除了榆树还种其他树的话，那么这种甲虫能够大量生息繁衍并在树与树之间传播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现代昆虫问题出现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则需要从地质学及人类历史的背景上进行考虑：成千上万种生物从原来的生存环境扩散、蔓延到新的领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新近出版的《生态入侵》一书中，研究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迁徙。几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洋流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大陆桥，生物被禁锢于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在这些区域内，它们与其他种属相隔，进化出许多新的物种。大约1500万年前，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些物种开始迁徙至新的疆土——这种迁徙现在仍在进行中，并从人类那里得到了诸多帮助。
引进植物是现代物种进行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总是需要依附于植物而存在，而检疫方法出现的时间相对较短，效果也并不好。仅仅美国植物引进局一年就从世界各地引入20余万种植物。在美国现有的180种有害昆虫中，近一半是出于偶然因素从国外引入的，且大部分是随着异域植物一起进来的。
在一些新的疆域，由于没有自然界中天敌的威胁，其数量也失去了控制，这种入侵的动植物很快就可以大范围繁殖。所以，最令人头疼的害虫大部分是舶来物种也绝非偶然事件了。
此类入侵，不管是出于自然原因，还是借助于人类的某些行为而实现的，可能都会无限延续下去。检疫和大规模使用化学药剂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埃尔顿博士说，我们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只是寻求新的科技手段来控制这种动植物”，而是更需要了解有关动物习性、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基本知识，这样才能“促进平衡，抑制动植物大面积爆发时的威力，有效应对新型入侵”。
我们能够通过很多渠道来获取这些必需的知识，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运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将其聘进政府部门，可是在实施决定的时候，却很少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任由充满化学药剂的死亡之雨落下，假装我们别无选择。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只要开动脑筋，我们很快就能想出很多其他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不是被人蒙住了双眼，失去追求好东西的意愿与远见，只能把那些有害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的选择去接受？生态学家保罗·谢帕德说：“把生活理想化了，只看到水上探出的头，只看到了环境恶化底线上方的数寸……我们为什么要容忍含有慢性毒药的餐食？为什么要容忍这种生活——房子坐落在一个枯燥的环境中，周围的人不算是敌人却也不过是点头之交，外面摩托车的声音嘈杂却刚好不至于让人发疯？谁想生活在一个仅仅是不太致命的世界里？”
然而就是这样的世界在不断地向我们靠拢。利用化学药剂创造一个无虫世界的运动，好像无意中打开了许多专家以及所谓防控机构的狂热开关。方方面面的证据都表明，那些投身于灭虫运动中的人正在滥用他们的权力。“那些负责的昆虫学家同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陪审员、估税员、征税员和警察局长的角色。”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者尼利·特纳说。不管是在州政府中，还是在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中，都有那样一批人在明目张胆、横行无阻地滥用职权。
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绝对不可以使用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把这些化学药剂一股脑儿地交到了那些几乎完全不懂的人手中，这些有毒的药剂本身有着极强的杀伤力，可是这些人却并不了解它们潜在的危害。我们没有去征求过人们的意见，甚至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让无数人接触到这些有毒物质，如果人权法案中没有一条规定保障公民有不受致命性毒药危害的权利，无论是个人或公职人员，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尽管拥有非凡的智慧与远见，却并没有预见到人们会面临这样的局面。
除此之外，我想说的是，我们任由人们使用这些化学药剂，却很少提前研究它们对土壤、水、野生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事实上，所有生物都依赖于自然界生存着，而如今我们不顾自然界的完整性，这很有可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很大的灾难。
如今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的性质。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一个“专家”都只关注自己的问题，却意识不到或者不去包容这个问题所处的大框架。这又是一个工业主导的时代，只要能挣一块钱，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合情合理的。当公众看到了使用杀虫剂带来危害的有力证据而进行抗议时，杀虫剂的制造者就会告诉他们一丁点半真半假的消息当作镇静剂。我们迫切地需要中止这种虚假的保证，拒绝裹在难堪事实外部的糖衣。昆虫治理者造成的风险最终是要由公众来承担的。必须由公众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当前的道路，而只有在获知了全部事实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做出决定。如同让·罗斯丹所说：“既然我们不得不忍受，我们就应当有知情权。”03死神的特效药
今时今日，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暴露在化学危险品当中的境况，从在母亲的子宫里开始，直到我们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面临这样巨大的问题。这些化学合成的杀虫剂投入生产和使用不到20年，现在却已经遍布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大部分的主要水系中，甚至在人们看不见的地下水径流中，我们都可以提炼出这些化学物质。十几年前撒下的化学物，今天依旧还残留在土壤中。它们侵入鱼类、鸟类、爬行动物等野生动物，以及各种家养动物的体内并积存下来。自然界的生物无一幸免。科学家进行动物实验时，甚至无法找到未被污染的个体样本。在深山湖泊的鱼体内、在土壤中打洞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甚至在我们人类自己的身体里都有这些化学物质。无论男女老幼，大部分人的身体里都有这些化学残留。它们甚至出现在母亲的乳汁中，出现在胎儿体内。
这一切出现的原因，就是现在这些具有杀虫功能的合成化学药剂制造业的急速发展。这个行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军事科学家们在为化学战争研发药剂时，意外地发现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些化学药品可以杀死昆虫。当然，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因为昆虫被广泛用于实验中，以检测种种化学药品的致死性。
正是因为合成杀虫剂源源不断地产出，才造成了如今的这些后果。这些杀虫剂本来是由人工合成的，那些将自己困在实验室里的人别出心裁地篡改分子结构，替代原有的原子，改变它们的排列，变成了我们如今使用的这些复合杀虫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杀虫剂是从自然界的矿物质和植物中提取的，是砷、铜、锰、锌以及其他矿物质，加上从干菊花中提取的除虫菊、从烟草中提取的硫酸烟碱和从东印度群岛的豆科植物中提取的鱼藤酮混合而成。
新型合成杀虫剂最令人吃惊的部分是其生物功能，它们不仅毒性很强，而且能够侵入生物体最重要的生理过程中，并且改变这一过程，通常会造成病变，甚至死亡。我们将看到，它们会破坏保护机体不受损害的生物酶，会阻碍机体获取能量的氧化过程，会使各个器官无法正常地运作，还可能使生物体内的某些细胞产生缓慢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最终形成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
正因为如此，新型合成杀虫剂的名单越来越长。毒性更强的药剂每年都在新增，使用方法也不断更新，全世界几乎都暴露在这些药剂当中。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从1947年的1.24259亿磅飙升至1960年的6.37666亿磅，涨幅超过4倍。
所以，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民众来说，有本杀虫剂名册对我们来讲还是挺好的——如果我们要和这些化学制品打交道，不只是吃它们、喝它们、用它们，还把它们带进每一寸骨头，我们就更需要了解它们的属性和威力。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标志着无机化学品退出杀虫剂舞台，随后进入了碳分子组合的奇妙杀虫剂世界，但是依旧有一些顽固派在用这些陈旧的物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砷，它仍然是许多不同种类的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主要成分。
砷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矿物质，它大多出现在各种金属和矿物的原石中，有很少一部分出现在火山、海洋与温泉当中。它与人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亲密关系，并且这些亲密关系由来已久。因为大部分砷的合成物没有味道，所以从波吉亚家族时代之前很久，直到今天，它一直都是杀人者所钟爱的毒药。在近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它存在于煤炉的烟筒中，伴随着某些芳香烃一起被认为是能导致生物煤气中毒的致命物质。
在历史长河中，也存在着很多种群长期陷入慢性的砷中毒状态。被砷污染的环境会相继引起牛、马、羊、猪、鹿、鱼以及蜜蜂的生病与死亡。此类记载层出不穷，但是含有砷的喷雾和粉剂依然被批准生产和广泛使用。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农庄中，由于长期使用含砷喷雾剂，养蜂业几乎不存在了。那些长期使用含砷元素化学品的农民，也相继发生了慢性砷中毒，同时他们的牲畜也因为长期接触含砷的农药喷剂和除草剂而中毒。
飘散的砷粉尘从蓝莓田里扩散到附近的农场，毒死了奶牛和蜜蜂，污染着河流，人们也因此患病。“我国近年来在砷使用问题上严重忽视公众健康，简直不能比这更彻底了。”全国癌症预防协会的惠帕博士说。他是环境致癌物问题的专家，他还说：“任何一个看见含砷杀虫剂和喷雾作业的人都会感到触目惊心、不可思议。喷洒的农民态度极其马虎，他们草草地就把这些有毒物质喷洒完毕。”
现代杀虫剂有着非常大的毒性。目前的杀虫剂一般分为以下两种：氯化烃类，以DDT为代表；有机磷杀虫剂，以著名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为代表。这些化学物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构造都以碳原子为基础。碳原子是生物界不可或缺的基础元素，所以被划为“有机”一类。为了便于我们理解，我们需要研究它们是由什么构成以及如何从构成元素的基本单位被人为改造成“死亡天使”的。
碳是基本元素，碳原子的延展能力和生命力近乎无限。它可以在化学链条和环扣上彼此链接，而且可以和其他原子物质链接。事实上，从细菌这种微小的生物到蓝鲸这种巨大的海洋生物，差距如此之大的物种多样性就是由于碳的这种特性。蛋白质分子是如此复杂，但也是以碳原子为基础，而脂肪、糖类酶和维生素的分子更是如此。很多非生物也是以碳原子为基础，因此碳原子并不一定是生命的象征。一些有机化合物只由碳和氧组成，其中最简单的形式是甲烷，或称为沼气。它是由有机体在水下分解的细菌形成的。甲烷和一定数量的空气简单混合后，就会成为可怕的物质——瓦斯。可看它的化学结构链你会发现，它的结构如此简单：一个碳原子的周围连接着四个氧原子。
一些化学家发现能够分离其中一个或全部氧原子并用其他元素进行替换。例如，将其中一个氧原子替换成氯原子，我们就能得到氯甲烷；剥离三个氧原子并用氯代替，我们就能得到用于麻醉的三氯甲烷；将所有的氧原子都用氯原子替换，得到的就是四氯化碳——一种常见的清洗液。
对上述这些简单的化学分子式做的变化拆分，我们就能说明“氯化烃”究竟是什么，但仅仅靠这些简单例子，我们是没有办法弄清烃类的复杂面目的，就像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明有机化学家如何用复杂的手段创造了无尽的物质。因为和只有一个碳原子的甲烷分子不同，化学家们面对的可能是有很多碳原子的烃分子。它们排列成环状和链状，还极有可能有其他的环链或者分支，其中包含的物质也不单单是简单的氢原子或者氯原子，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化学基团。只不过做一些微小的改动，物质的属性就完全不同了，例如，碳原子周围连接的内容和连接的位置都至关重要。这种精妙的操控就已经生产出了一系列具有非凡威力的毒药。
DDT是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简称，由一位德国化学家于1874年首次合成，但一直到1939年，人们才发现它可以作为杀虫剂进行使用。DDT立刻成为昆虫传染病的超级克星，它在一夜之间就帮助农民赢得了消灭农作物害虫的艰巨战争。它也为它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赢得了诺贝尔奖。
DDT广泛应用于今天的杀虫剂领域，这让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个老朋友毫无恶意。DDT无害这个神话很可能是由于在战争初期，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以及战争犯用DDT所制成的粉剂来消灭跳蚤。大家都以为，如此多的人都和DDT有了亲密接触而没有立即出现不良反应，那这种化学物质肯定就是无害的。
公众存在这种误解不足为奇，甚至可以理解。因为DDT完全不同于其他氯烃，粉状的DDT不容易被皮肤吸收，但一旦溶于油，DDT就显露了它的本性。如果误食DDT，它就会被上消化道吸收，还有可能会被肺吸收。进入人体之后，它就会堆积在大量储存脂肪的器官里，比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等器官，还会大量存储于肝脏、肾脏以及被大量包裹肠体组织的保护性肠系膜脂肪里。
DDT的储存一开始只可能是能够想到的最小输入量（通常以化学残留物的形式出现在大多数的食物表皮中），但这一过程不断持续累加，直到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体就是那个富含脂肪的DDT储存库。这个储存库如同放大镜一般。食物中含有0.00001%的DDT就会导致0.001%到0.0015%的储存量，涨幅超过100倍，甚至更多。
这些数据对于很多化学家和药剂师来说耳熟能详，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显然是弄不清楚的。0.0001%听起来非常微小，但是这种物质威力十分大，非常微小的剂量就能导致巨大的身体机能变化。在针对动物的实验中，0.0003%的剂量就会抑制心肌中一种重要的酶发挥作用；0.0005%的剂量就会造成肝细胞的破裂和溶解；而和DDT密切相关的两种物质——狄氏剂和氯丹，仅0.00025%就能达到同样的功效。
这些并不令人诧异，因为在人体正常系统当中，因果关系就是会有如此天差地别的效果。比如0.02毫克，如此微小的碘含量就是健康与疾病的分界线。杀虫剂在体内不断累积，同时排出速度非常缓慢，这就非常有可能造成肝脏慢性中毒和其他器官的慢性器质性病变。
但很多科学家就人体当中可以储存多少DDT持不同意见。阿诺德·雷曼博士是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学主管，他认为DDT是没有吸收的最低限度的，同时也就没有高于此就会停止吸收与储存的最高限度。但是，美国医疗公共中心的威兰德·海耶斯就认为，个体差异化较大，每个人都会有基于他自己身体机能的平衡点，超过这个平衡点的DDT就会被排出。事实上，这两人的判断，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针对DDT在人体中残留的危害，科学家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普通人体内的残留已经达到潜在危害的量。研究表明：没有直接接触DDT的人平均储存DDT的量为0.00053%～0.00074%（这个值是人不可避免地从食物残留中获取的存量值）；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为0.00117%；而杀虫剂相关从业人员的体内储存量则高达0.0648%！这些化学物质的传播途径非常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最低值就已经超过了会对肝脏及其他器官造成损害的标准。
DDT和它的同类物质最危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会沿着食物链的所有环节传递，从金字塔底到金字塔尖，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比如，农夫在苜蓿园里使用了DDT，这些苜蓿花被制成饲料喂养母鸡，所以母鸡下的蛋里也就包含了DDT。而苜蓿干草中的DDT含量则为0.0007%～0.0008%，它们被用来喂奶牛，所以奶牛产下的牛奶当中也就含有了0.0003%左右的DDT，而由这种牛奶制作的黄油，其中的DDT含量就会猛增到0.0065%。通过这样不停地转移和传导，那些原本非常微量的DDT最后达到很高的浓度。农民们突然就会发现，已经很难找到没有受过污染的草料来喂牛了——虽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禁止含有杀虫剂残留的牛奶上市。
除此之外，这些毒素也很可能通过母婴传播。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人类的母乳进行了抽样检测，发现其中含有少许杀虫剂残留。这一检测结果表明，人类母乳喂养的婴儿除了体内已经残留了有毒化学物质之外，仍然每天不断吸收有毒的化学物质。但这绝不是婴儿第一次接触有毒化学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过程在胎儿的胚胎时期就已经开始。
在动物活体实验中，氯化烃类杀虫剂能轻易穿过胎盘的屏障，到达胚胎内。也就是说，胎盘也无法成为胚胎和母体最后的保护层了。虽然胚胎通过这种方式摄入的量很小，但因为胚胎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都要弱得多，也就更容易被有毒物质侵害。也就是说，如今普通人一出生，体内就有一定数量的毒素存在，并在以后的生命里不断蓄积。
事实表明，DDT的少量残留也会在人体内不断累积，而日常饮食中的化学残留也很容易对肝脏造成损害。这使得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早在1950年就宣布“DDT的潜在危险可能被低估了”。这是医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如何。
氯化烃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氯丹。这种物质除了和DDT一样具有令人无法忍受的特性之外，还有其独有的特征。它的残留物会长时间停留在土壤和食物中以及任何使用了它的物体表面。它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进入人体。它能被皮肤吸收，也能以喷雾或粉尘的形式被吸入体内。当然，如果残留物在食物的表面，被吞下后也会被消化道所吸收。和其他氯化烃一样，它会在人体内日渐累积。动物实验显示，氯丹的含量仅为0.00025%，而最终在脂肪层聚积的含量却高达0.0075%。
20世纪50年代，有着丰富经验的药理学专家雷曼博士称“氯丹是毒性最强的杀虫剂，任何接触到它的人都会遭受毒害”。看看郊区住户们是如何用氯丹漫不经心地打理他们自家草坪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关于氯丹的警告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因为郊区的住户们从未立即病倒，这使得氯丹“看起来毒性不大”，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毒素会在他们身体内累积，形成长期的潜伏。通常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这些毒素才会显示出让人不解的症状。那时若想查到病因，基本是不可能的。但一旦这些症状出现，死亡就来得很快了。一名受害者不小心将25%纯度的工业溶液洒在了皮肤上，他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症状，未及救治就已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无法提前发现并有所警觉，且及时得到救治的。
七氯是氯丹的主要成分，它本身也是一种单独出售的药剂。它尤其能在脂肪中积存下来。如果食物中含有0.0001%的七氯，则其在人体内积存的量足够被检测到。它还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就是能完全转变成一种毫不相干的化学物质——环氧七氯。这种转化在土壤和动植物组织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鸟类实验表明，七氯转化后生成的物质比原来的毒性更强，是氯丹的4倍。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一类特殊的烃类就被发现了：氯化萘。这种物质会导致那些暴露在这种环境中的工人患上肝炎，甚至会引发一种罕见且致命的肝病。它可能造成电气行业的工人生病和死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在牛群中常会出现的一种神秘且致命的疾病可能也是由它而引发的。
有了上面这些例子，和这类烃相关的三种杀虫剂是最致命、毒性最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分别是：狄氏剂、艾氏剂和异狄氏剂。狄氏剂是根据德国化学家狄尔斯的名字来命名的，如果吞服，它的毒性是DDT的5倍；如果是以溶液形式被皮肤吸收，那么它的毒性就相当于DDT的40倍。它还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可怕的影响，它会让患者出现惊厥。中毒者恢复极慢，并会出现并发症。和其他的氯化烃一样，这些长期危害包括肝脏和脾脏的损伤。虽然长期使用会造成野生动物的骇人毁灭，但由于狄氏剂作用时间长、效果好，它仍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杀虫剂之一。在鹌鹑和野鸡身上进行的动物实验表明，狄氏剂的毒性约为DDT的40～50倍。
关于狄氏剂如何在体内积存、分布和排出的，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研究进展，因为化学家们都将自己的创造力用于发明杀虫剂，却将生物学上关于此类毒素对人体和其他生物有害的知识抛在了脑后。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这些毒素会在人体内慢慢积蓄，沉积物会像休眠的火山一样蛰伏，等待着在脂肪中的聚积到达临界点，一旦出现应激反应，需要从脂肪中积存和汲取力量时才会突然爆发。我们目前所获的全部资料都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抗疟疾时的艰难经历：在疟疾防治工作中，将DDT替换成狄氏剂（因为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早已对DDT产生抗药性），在组织现场喷洒药物的人当中就出现了中毒反应，病情发作得十分厉害。他们当中一半以上，甚至全部（因其参与的项目跟狄氏剂接触程度不同，所以发作程度也不同）中毒的人都出现了抽搐，有些人甚至丧命。有些人在距最后一次接触狄氏剂4个月后还会出现惊厥反应。
艾氏剂与狄氏剂相比就略显神秘了。它虽然是独立的实体，但它和狄氏剂是同生共死的朋友。从喷洒了艾氏剂的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中能发现狄氏剂的残留。这种转变不断在生物组织中和土壤里发生。这种像炼金术一样的转换，导致许多错误的报告。因为如果一个化学家知道人们使用艾氏剂，他们就会进行艾氏剂检测。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所有的残留物都被分解了，而事实上这些残留物还在，只是转化成了狄氏剂而已，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检测方法了。
和狄氏剂一样，艾氏剂的毒性也非常强。它能够使肝脏和肾脏同时出现退行性病变。一片阿司匹林大小的剂量就能杀死400只鹌鹑，在文献中也不乏人类中毒的案例，其中大部分和工业管理有关。
艾氏剂也和大多数杀虫剂一样，给未来投下不孕症的邪恶影子。野鸡服用小剂量的艾氏剂后虽然不致命，但是它们几乎无法产卵，所产下的仅有的几颗卵中所孵出的小鸡也很快夭折。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禽类——接触过艾氏剂的鼠类妊娠减少，产下的幼崽虚弱短命；接触过艾氏剂的母狗产下的小狗活不到3天……下一代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父母所受的毒害买单。没有人知道人类是否也会出现相同的状况。但这种化学药剂已经被飞机喷洒得到处都是，近郊、农田都有它们的身影。
所有氯化烃物质中，异狄氏剂毒性最强。它的化学性质和狄氏剂关系紧密，但是，只要将它的分子结构稍加改变，其毒性就飙升到狄氏剂的5倍。异狄氏剂的威力让此类杀虫剂的鼻祖DDT显得几乎无害。异狄氏剂对哺乳动物的毒性是DDT的15倍，对鱼类的毒性是DDT的30倍，而对鸟类的毒性则是DDT的300倍。
在过去异狄氏剂广泛运用的10年中，它毒死了大量的鱼。它的毒性给那些误入喷药果园的牛群带去了致命危害。它让井水变得有毒，并促使不止一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出严厉警告：草率使用异狄氏剂的行为会危及人类生命。
在一个最不幸的中毒案件中，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疏忽，并且大家都做了足够的防御措施（最起码看起来是这样）。一个1岁多的孩子被他的父母带到委内瑞拉居住，他们的新家里有很多蟑螂。在随后的几天内，他们使用了含有异狄氏剂的喷雾来消灭蟑螂。在喷药之前，大约上午9点的时候，他们将婴儿和小狗带到了外面，而在喷完药之后，他们还拖了地。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把婴儿和小狗带回了屋，大概在一个小时后，小狗开始呕吐抽搐，随后死去。当天晚上10点，婴儿也出现了呕吐、抽搐，并失去意识。在接触了异狄氏剂之后，这个原本健康正常的孩子变得不比稻草人强多少。他听不见、看不见，还时常肌肉痉挛。在纽约的一家医院进行了数月的治疗后，他的身体状况依旧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出现任何好转迹象。他的主治医生说：“这个孩子几乎不可能恢复了。”
杀虫剂中的第二大类是烷基与有机磷酸，这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化学物质之一。它最突出、危险性最大的危害是会导致喷雾作业人员以及偶然与飘浮的喷雾剂、喷洒过杀虫剂的蔬菜或废弃药剂容器发生接触的人发生急性中毒。在佛罗里达州有两个孩子捡到一个空袋子，并用它来修补秋千，没过多久这两个孩子都死了，而他们的两个玩伴儿也生病了。那个袋子之前装了一种叫作“对硫磷”的杀虫剂，是一种有机磷酸酯。检测表明，他们是硫磷中毒。还有一个案例，威斯康星州的一对表兄弟在同一天晚上死去。原来白天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正在院子里玩耍，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给土豆喷洒农药，喷雾飘进了院子。他的表兄弟则追着他玩闹，跟着他父亲跑进了谷仓，用手摸了喷雾机的喷嘴。
这些杀虫剂的来历极富讽刺性。虽然其中一些化学制剂，如有机磷酸酯，在许多年前就广为人知，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拉德才发现它有杀虫的作用，德国政府几乎立刻意识到这种化学试剂的价值，它们可以作为人类战争中的新型破坏性武器，并对它们进行秘密的研究工作。这些化学合成物中，一些被用作致命的神经毒气，一些结构与其相似的就被作为杀虫剂使用。
有机磷杀虫剂作用于生物体的方式是独特的，它可以破坏人体中的酶——酶在身体里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们的攻击目标是神经系统，无论受害者是昆虫还是恒温动物。在正常情况下，神经冲动在一种名为乙酰胆碱的化学物质的作用下从一条神经传递给另一条神经，而这种物质履行了其必要的功能后就会消失。事实上，这种物质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医学研究者如果不借助特殊方式，就无法在生物体毁坏它之前对它进行取样。这种短暂的传导性对于生物体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如果乙酰胆碱在神经冲动传递后无法立即被破坏，冲动就会连接在神经的桥梁上不断掠过。这时这种化学物质会不断增强它的作用，整个身体的运动就会变得非常不协调：颤动、肌肉痉挛，直至死亡。
身体为这种偶然事件做好了准备，一旦人们不需要这种化学物质了，就会由另一种叫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来消灭它。最后人体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精确的平衡，人体内就不会堆积有危险数量的乙酰胆碱。而接触到有机磷杀虫剂后，这种保护性的酶受到破坏，随着这种酶的数量下降，化学物质的数量就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机磷化合物的这种作用和蕈毒碱（这是一种在毒蘑菇和捕蝇蕈中发现的生物碱）相类似。
不断暴露在有害物质中会降低个体胆碱酯酶浓度，随后在身体达到中毒临界点时，只要再与有害物质进行一点点的接触，人体中的有害物质就会越过这一临界点。正因为这样，对于喷洒此类药物的工人和其他长期暴露在此类化学试剂当中的人来说，定期进行血液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对硫磷是有机杀虫剂中最常用的一种，也是毒性最强最危险的药物之一。蜜蜂在接触它之后会变得疯狂、躁动、好斗，并且出现疯狂的抓挠举动，半个小时之内就奄奄一息。一名化学家希望通过最直接的方法来研究多大剂量的对硫磷会让人类急性中毒，于是他吞下了非常小剂量的对硫磷，相当于0.00424盎司。结果麻痹症状来得很快，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瘫痪了，动弹不得，以致他来不及服用早已准备好的解药就死了。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州平均每年都会有超过200起对硫磷中毒事件。在世界很多地方，对硫磷致死率都让人震惊：1958年印度发生100起，叙利亚发生67起，日本则平均每年有336人死于对硫磷中毒。
但是现在，美国每年大约有700万磅的对硫磷被喷洒在农场和果园里，有人工喷洒、电动喷洒、鼓风喷洒和各种各样的喷洒方式。根据一位医学权威人士的说法，仅仅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州的用量，就足以让全世界的人“死5～10次”。
在为数并不多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免于对硫磷中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化学物质和与它类似的化学药物都会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分解。因此，相比于氯化烃，被这类物质喷洒过的庄稼上的残留物会很快分解。但是，即使是如此短暂的停留，它还是足以产生危害，引发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致命。
在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30个摘橘子的工人当中有11个出现了典型的对硫磷中毒症状，其中只有一个人不需要住院治疗。那个果园在16～19天前喷洒过对硫磷，但经过了如此长时间的药物衰败期以后，工人们依旧出现了中毒症状——干呕、视力减弱和陷入昏迷。但是，这在这类案例中仍然不是最严重的。曾经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个果园在喷洒杀虫剂7个月之后，果皮上依旧能够检测出药物残留。
对于在农场、果园、葡萄庄园中施用这些有机杀虫剂的工人来说，实在是太高危了。由于有处理危险案例的经验，一些州建立了自己的化学实验室，实验室里有医生进行研究并给予治疗。这些医生自己甚至也存在人身安全的问题，除非他们接诊中毒人员的时候戴好橡胶手套。因此，清洗这些中毒者衣物的洗衣女工也会有危险，因为她们所接触的对硫磷已经足够对她们自身的身体机能产生毒害。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它和DDT一样被公众熟悉。它被广泛地使用在园艺、家庭除虫、杀灭蚊子和地毯式灭虫的工作中。为了消灭地中海果蝇，在佛罗里达近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了这种毒药。它被认为是所有的杀虫剂中毒性最弱的那种，导致很多人认为它可以随意使用而不必担心其危害。商业广告也怂恿着人们采取这样的态度。
这种“安全”的杀虫剂在经过了数年的使用之后，人们才发现其存在的问题。马拉硫磷之所以“安全”，原因在于哺乳动物的肝脏有着强大的自我保护功能，从而使得它相对“安全”。哺乳动物肝脏中存在可以对马拉硫磷进行解毒的酶类物质。但是，如果有其他物质破坏了这种酶或者妨碍了肝脏解毒的过程，暴露在马拉硫磷环境当中的人就会遭到这种强大毒药的侵害。
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很高。数年前，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些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马拉硫磷和其他一些有机磷同时使用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极为有害的毒物。根据科学预测，其毒性会是两者叠加的50倍。换言之，当两者同时施用的时候，每种药物致死剂量中各取1%，相结合后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这一发现直接引发了对其他化合物的检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有机磷杀虫剂组合使用的话是十分危险的。它们的共同作用使毒性增加或者强化，甚至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强化作用的出现似乎是由于其中一种化合物破坏了另一种物质对毒性有分解作用的酶。酶不能同时分解这两种物质。上周用了这种杀虫剂而下周用另一种杀虫剂的人就更会有中毒危险。食用这些喷了杀虫剂果蔬的人也会有危险。一碗非常普通的有机蔬菜沙拉就可能含有有机磷杀虫剂、混合物杀虫剂残留，并可能会相互作用——虽然它们都被控制在法律允许的剂量之内。
关于化学品之间危险的相互作用我们依旧所知不多，但科学家在实验中，时不时传出一些令人担忧的发现，其中一个发现是，非杀虫剂的介质也有可能提高有机磷杀虫剂的毒性。比如，某种增塑剂和马拉硫磷混合使用，毒性比杀虫剂更强。马拉硫磷的危险性提高，原因同样是它抑制了肝脏中某种分解毒素的酶的作用。而通常情况下，这种酶是能“拔掉这一有毒物质的毒牙”的！
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接触的其他化学物质呢，尤其是我们服用的药物，是否会跟这些有机磷杀虫剂残留相互作用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才刚起步，但我们已经获知，有些有机磷酸盐（对硫磷和马拉硫磷）会增强一些用于松弛肌肉方面的药物的毒性；还有其他有机磷酸盐（同样包含了马拉硫磷）会明显增强巴比妥类药物的功效。
希腊神话中美丽的美狄亚被一个竞争者夺走了丈夫伊阿宋。因此她勃然大怒，送给这个新娘一件有魔力的长袍。新娘一穿上这件袍子就会暴毙。如今，我们看到与这种间接杀人法如出一辙的东西，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吸式杀虫剂”。这种杀虫剂能力非凡，可以把植物和动物变成美狄亚的袍子。这么做是为了杀死那些能够接触到植物和动物的虫子，尤其是那些吸食它们的汁液或者营养的虫子。
内吸式杀虫剂世界是一个怪异的世界。其怪异程度超出了格林兄弟的想象，可能与查尔斯·亚当斯的童话世界最为接近吧。在这个世界里，森林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含有剧毒的森林：虫子吃了树叶，或者喝了植物的汁液，就会面临死亡的厄运；跳蚤叮了狗一下，狗就会死去，因为狗的血液中已经被注入了毒素；昆虫因为植物中散发出的有毒气体而死去，哪怕它从未在这株植物上栖息；蜜蜂会把有毒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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