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董莹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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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董莹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学学士、管理学博士（硕博连读），期间由国家公派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联合培养。现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技术与计量经济学实证。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项目、广东省教育厅项目和广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工作；在《中国农村观察》等SCI和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获北京市优秀博士毕业生。

穆月英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02年获日本国立鸟取大学博士学位，2002年—2004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出版《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等专著；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期刊发表论文；获得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招标课题评审二等奖等奖项。

本研究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序言

技术进步是供给侧视角的永恒主题，农业技术进步是国际公认的农业发展根本途径。研究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演变规律及其对宏观经济与环境的溢出对农业进一步绿色转型与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地区间相互促进、产业间相互关联，即空间与产业间存在技术溢出，不能通过单一地区或产业的农业技术进步分析或简单加总，来反映农业技术进步全貌。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总体研究分析框架，结合SFA与MFA模型、Moran’s I指数、PSM方法和CGE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直接效果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兼顾了技术进步通过要素与产品市场对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产生的间接溢出效应。其中，直接效果研究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研究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并总结其在地区与产业维度的宏观特征；另一部分着重从技术禀赋与组织化程度视角展开对微观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的剖析。溢出效应研究侧重于阐释农业技术进步向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外部溢出效应。全书从十个章节展开讨论，主要结论如下：（1）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演变与现状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技术进步呈现明显的机械型技术代替劳动以及生物化学型技术补充土地的趋势；财政支农保障经费加速增长，重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科研转化能力提升，技术推广人员缓慢增长至稳；相对其他行业，农业科技投入的回报率较高，平均技术进步率围绕5%水平呈现周期性波动，波动幅度与区域差异逐年减弱。（2）综合考虑空间因素对1981—2013年农业技术进步地区结构研究表明：西部区域内部技术效率提升潜力较大；区域间技术进步转化水平拉动的综合技术进步水平呈现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收敛，空间相关性在1981—2009年起到了显著促进收敛的作用，而此后的空间作用明显减弱。（3）对农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研究发现：种植业和畜牧业科研投入能力稳步上升；生产支撑与产出转化能力的贡献逐渐增强，基本与科研投入能力贡献水平趋同。粮食类与经济类作物产业技术进步普遍放缓，蔬果产业技术进步存在波动性加速，畜牧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周期波动性放缓；要素结构优化的技术效率改进是主要的驱动因素，而科技转化能力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阻碍因素。（4）技术禀赋对微观农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表明：技术禀赋对技术采纳决策与应用效果差异均产生了显著影响。技术需求、补贴以及种植经验等技术禀赋对采纳决策影响明显，经营管理能力对要素结构的优化与产出效率的发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具有年轻化、专业化、适度规模化等良性发展特征的高技术禀赋农户更具有推动微观农业技术进步的优势。（5）组织化程度对微观农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表明：组织化程度对农户技术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农资购买与技术指导两项服务增加技术效率转化率的作用明显；天津、辽宁地区效果尤其明显；组织化程度平均贡献了88.54%的技术效率转化率与5505元的产值差异。（6）农业技术进步的系统性经济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能大幅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其他产业经济发展，且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尤其显著；尽管短期会拉大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但有助于缓解地区工资差异；随着地区总产出与就业增加，长期会加快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追赶”；加速农民增收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城乡居民粮食消费结构的收敛。（7）农业技术进步的环境溢出效应研究表明：随着能源类要素的密集性投入，负向环境溢出加剧，通过能源效率缓解这种负向溢出的能力有限；其中，狭义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善、规模效应的发挥起到了积极提升能源效率的作用，而替代要素效率的下降则制约了能源效率的改善。第1章　导论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1.1.1　选题背景

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相应的制度变迁是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黄季焜和Rozelle，1998；林毅夫，2008）。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与深化，农业部门生产技术创新被反复强调。2016年G20农业部长峰会更将“农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作为研讨会的主题，提倡通过生产技术与产能转化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等方式来实现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目标。作为土地资源稀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出的国家，依靠机械型与生物化学型的农业技术进步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胡瑞法等，2001）。农业技术进步不仅保障了粮食的安全供给，同时通过释放农村劳动力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近年来，农业发展却遇到“瓶颈”。一方面，伴随着国内农产品成本的不断攀升、来自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打压以及农业支持政策空间的紧缩，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农户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区居民工资收入水平的不平衡性与资源环境问题凸显。在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双重制约、空间关联与产业融合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提升农业科技转化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提升技术效率等技术进步方式，从根本上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保障未来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

在过去几十年“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要素比较优势背景下，农业技术进步不但保障了中国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同时也支撑了近20年GDP高达9%的迅速增长。然而，随着城镇化扩张与人口增速的不断放缓，土地与劳动力等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逐年收缩，总耕地面积逐年逼近18亿亩红线，农业人口也从1978年占总人口比重的95%下降至2010年的65%（Yang等，2013）。从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看，中国以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格局为主，细碎且密集的耕种造成了土壤养分逐渐流失，严重影响着土地投入质量。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15～64岁农村劳动年龄人口量下降为表征的农村劳动力结构性恶化以及2004年的农村劳动力绝对量下降，使得“空心村”与“386199部队”等一系列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凸显。因此，在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考虑如何从提高科研推广转化率以及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等方式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至关重要。

此外，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其要素与产品均与非农部门互动紧密。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伴随的产品产出与要素结构变化都会对其他非农产业部门发展、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以及环境污染等产生一系列的间接效应。一方面，产业部门与地区间的收入差异促进了农业生产中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用，给多数小规模经营农户创造了从农业专业化经营向兼业化经营模式转型中的多渠道增收机会。农村劳动力“以脚投票”的结果是务农劳动力进一步跨区转移，农民从农业生产与非农兼业获得的总体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也同时拉动了中国居民整体的食品消费由以粮食为主向以禽蛋肉奶、蔬菜水果等相对营养价值较高农产品为主的食品消费结构性上移，反过来影响了农产品的生产结构以及农业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农产品需求量的不断扩张，机械作业与排灌等机械型技术与化肥、农药等生物化学型技术作为劳动与土地的有效替代与补充措施，被大量投入使用，也产生了诸多资源与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包括物质与技术要素资源的流动性增强，技术的空间外溢与农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关联日趋密切，从单一地区或产业的分割视角或简单加总的评价方式越来越无法反映农业技术进步的全貌。因此，有必要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系统性地剖析农业技术进步的特征、影响因素与溢出效应，对未来农业可持续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1.1.2　研究意义

在农业生产资源要素紧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背景下，农业技术进步成为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期走出困境的根本方式（Peter Timmer，2009）。由于农业空间与产业关联日益密切，农业技术进步不再是简单的地区或产业技术进步的加总。因此，系统性地研究农业技术进步特征，并在中国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经营主导的格局下，分析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微观因素及可持续性改进方式，对促进农民增收、挖掘未来农业发展潜力的意义重大。同时，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溢出效应机制进行研究更有助于推动中国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如下。

从理论意义角度看：①考虑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生产资源紧缺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逐年减弱的困境，在地区关联与产业融合程度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将空间因素与技术进步的各主要环节纳入到研究框架中，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对农业技术进步进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已有研究的系统性。②在中国小而散的农业生产格局与有限农业技术推广资源背景下，有机结合农户经济理论与合作组织经济理论，对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机制与多层次因素的作用效果深入研究，是对现有从技术结构分解角度研究的进一步补充与细化。③基于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要素与产品市场变化产生的间接溢出效应的机理分析，构建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作用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是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外延理论探究，这对分析农业与外部经济、环境的互动发展关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从现实意义角度看：①农业技术进步驱动模式的实证研究，对分析农业经济转型过程中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准确剖析农业技术进步在地区与产业维度上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挖掘全面性的农业发展模式具有理论指导意义。②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技术配套物料在内的有限农业技术资源支撑背景下，通过识别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与作用模式，得到可持续性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对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一定现实意义。③考虑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日渐紧迫的资源环境问题，在系统性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直接效果基础上，将其间接产生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溢出效应进行机理与实证分析，研究其如何在溢出效应上扬长避短，对中国农业经济乃至宏观经济转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1.2　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最早得到关注得益于其对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非物化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也逐渐从纯经济学角度的理论分析、原理与结构剖析扩展到环境与经济整合效果的讨论上。因此，本节将从农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贡献、驱动结构、影响因素与环境可持续性四个层次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进行总结评述，旨在较为全面地体现农业技术进步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发展过程，明确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向。1.2.1　关于农业技术进步动力与贡献

技术进步既起源于经济发展，又是持续驱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随着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内生性技术进步理论不断发展起来。由于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与特殊性地位，农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剧，生产要素的结构与相对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地变化。在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逐渐稀缺的矛盾所产生的粮食问题上，不同方式的农业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通过使用工具与机械方式摆托困境的成功案例，也有通过实施“绿色革命”加大种苗肥料使用方式打破僵局的示范。即在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人口不断增长的环境下，分别在土地要素相对稀缺时，进行了以生物化学型要素的投入促进土地产出方式的农业技术进步；或是在劳动力要素相对稀缺时，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逐渐过渡为以机械代替劳动。农业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要素稀缺诱致的方向性（Hayami和Rutton，1985）。但是，技术进步方向的演变过程也会受到限制要素流动等制度因素影响（Mendola，2004）。考虑中国土地、劳动等初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现状，林毅夫（1994）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认为，尽管在初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当一种要素逐渐变得相对稀缺时，其边际产出会提高，农户基于收入机会成本的考虑，仍有动力寻求替代该种要素的技术，这与市场经济下的要素相对价格上升信号是等价的。

根据农户经济行为理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农户既有按照要素市场价格调整要素配置结构以实现最小化成本的动力，也要考虑调整要素结构是否对最大化产出造成影响，否则利润最大化的最终目标将无法保障。在速水拉坦诱致性技术进步的基础上，Acemoglu（2002）首次构建了有偏技术进步模型，并在模型中从替代弹性的视角清晰地区分了偏向型与增强型的技术进步方向，研究认为要素市场价格效应与商品市场规模效应是决定技术进步的方向是倾向于偏向型还是增强型的两个主要因素。当某种要素的市场价格相对上升时，就有采用相应技术要素节约稀缺要素的动力；而当市场容量扩大带来的技术收益更大时，就有增强相对充裕要素产出的动力，这解释了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偏向型与劳动增强型的技术进步方向的合理性。Acemoglu（2007）继续之前对技术进步不同方向之间的状态衔接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内生性技术进步对要素的技术溢价效应以及后续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Caselli（2005）基于总量生产函数中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不完全替代视角，对技术偏向型进步方向的国际研究认为，相对富裕国家的技能劳动力充裕，并倾向于技能劳动力增强型的技术进步方向；相对贫穷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充裕，且倾向于非技能劳动力增强型的技术进步方向。因此，尽管在初级要素市场交易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要素稀缺诱致仍能够对农业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在针对诱致性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中，郭剑雄（2004）认为，结合农业特性，人工资本要素与自然资源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不能完全替代性，农业技术进步方向应该被扩展为改进型技术与替代型技术。赵洪斌（2004），赵芝俊和袁开智（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是微弱的中性技术进步模式。陈开军等（2010）基于对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扩展，从农业技术进步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互动视角的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方向为资本偏向型，并在长期有助于农业生产资本的深化。吴凤娇和陈银忠（2011）运用超越对数模型对1963—2008年台湾省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认为，台湾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经历了由资本偏向到资本和技能双重偏向再到技能偏向的过程。（2）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

由经济发展不断推动的要素结构变迁诱致了相应方向的技术进步，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徐舒等（2011）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内生R&D投入与技术转化模型，认为技术进步产生了29.32%的相对经济波动。技术进步也会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要素结构变迁产生循环变化（Berger，2001；Chen和Groenewold，2011；Kaminski等，2013）。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认为1978—2005年逐渐加快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王永进和盛丹（2010）进一步从机器设备资本与技能劳动的互补关系解释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现象，并发现技术进步作用下的技能劳动就业量与劳动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宋冬林等（2010）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使得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产生了技能溢价效应，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则与技能需求、技能溢价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张月玲和叶阿忠（2014）认为这种资本偏向并不排斥非技能劳动，但随着非技能劳动投入持续负增长，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匹配失当，将进入持续技术无效率陷阱。

早期西方世界都沉浸在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理论阴郁时，农业技术进步不但有效帮助社会经济冲破了传统生产要素与资源环境限制，还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Lewis（1954）认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生产发展停滞将直接影响工业经济发展。基于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非农部门的两部门经济理论，Johnson（1997）认为这种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在于成功向城镇输送了大量劳动力，并将农村非农部门作为初级产品与劳动要素的桥梁，促进了社会大分工演变与城镇化高速发展。Timmer（2002）认为农业技术进步是激发工业经济增长乃至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贡献分为直接关联与间接关联。其中，直接关联即“Lewis关联”，认为农业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劳动与资本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间接关联即“Johnston-Mellor关联”，认为农业技术进步提升了农业向工业生产提供初级农业产品、向工人提供食物保障以及消费工业品的能力，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开放经济增长与发展。陈宗胜和黎德福（2004）通过二元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了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数理分析框架，依据其推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及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即二元经济中结构转换的均衡和持续，主要依靠的是非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对非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的要求并不必很高。朱希刚（2000）认为农业技术进步能够通过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促进生产、市场一体化，实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振兴农村经济。而这种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技术进步为中介的产业化过程反过来也促进了新一轮的农业技术进步。周颖等（2012）以循环农业模式体系为例，从产业链的内涵、空间结构特征与循环机制视角，结合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研究了农业技术进步对产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的经济地位在不可回避地下降，以劳动力要素市场方式连接的农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Timmer（2009）在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的四个阶段，认为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下的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农业与非农劳动工资分配将存在显著的差距，但是随着城乡劳动与金融市场的逐渐融合，农业与非农劳动工资差距将在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逐渐缩小。彭国华（2005）认为中国区域居民收入的收敛与全要素生产率收敛模式相似。曾国平等（2006）认为巨大的城乡差距决定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型趋势；Cai等（2002）和蔡昉等（2008）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王飞等（2006）认为劳动力流动的自由性越大，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效果越明显，但会因中西部的劳动资源出现过度流失，导致同东部之间的经济规模差距扩大的问题。赵伟（2007）等认为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延缓这种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农业技术进步所促进的农村劳动力的跨区流动和地区工资与收入差距间变化存在内在关系（Krugman，1991；Baldwin等，2004）。许召元等（2008）认为中国区域间劳动力转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并提高经济增速，实质性的技术水平收敛则是保障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关键。1.2.2　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的驱动结构分解

基于内生性农业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技术进步效果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参数型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与非参数型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方法，在不断地发展与逐渐成熟。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测算被细化分解为狭义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两类主要贡献因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地区与产业等维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构进行细化研究。（1）基于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的驱动结构分解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各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对区域农业的平衡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证研究中，陈卫平（2006）基于1990—2003年省际面板数据，结合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和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发现，该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59%，其中，5.48%由技术进步贡献，2.78%的损失来源于技术效率的损失；除少数西部地区省份，多数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正增长。李谷成（2009）和周端明（2009）进一步以1978—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空特征进行研究，认为该时期狭义的技术进步对前沿面推进的贡献明显，技术效率也有正向作用，但程度有限；各省农业技术进步间差异显著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在东部、西部与中部地区依次下降，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水平较高。赵芝俊和袁开智（2009）基于1985—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狭义农业技术进步始终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普通方式，但存在明显的地区技术效率差异。其中，东北、华南、华中三个区域的技术效率较高，而华东、西南、华北、西北地区的技术效率偏低。Chen和Song（2007）利用共前沿面模型方法着重分析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在区域间的技术效率与转化率差异。李录堂等（2008）对1980—2006年中国各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增长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与石慧等（2007）基于1985—2004年数据测算时得到的结论相似。王炯等（2012）、潘丹等（2012）对1978—2008年中国各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的研究认为，狭义的技术进步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而技术效率则制约着农业技术进步与发展。全炯振（2009）运用SF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分析了1978—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认为，该阶段中国农业进步水平存在阶段波动性，年均进步率为0.7%，主要来自狭义技术进步，区域间增长的不平衡性源于技术效率的差异。白林等（2012）也认为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为58%，其余42%的差异是由技术效率差距造成的，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存在长期趋同趋势。（2）基于产业的农业技术进步的驱动结构分解

研究各类农业产业的技术进步结构与主要影响因素对农业产业经济的转型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农业产业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以整体农业产业、粮食类产业、蔬果类产业、各类畜牧业产业为研究对象，站在农业产业总体或单个农业产业视角展开。亢霞和刘秀梅（2005）运用1992—2002年省际粮食生产数据结合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了小麦、玉米、大豆、粳稻、早籼稻、中籼稻和晚籼稻的技术效率及其变动趋势，发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对粮食产量增加有积极作用，但进一步增加肥料、种子和机械投入的增产潜力极为有限，提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提高产量的有效途径。杨春和陆文聪（2007）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1990—2004年中国玉米生产的技术进步与结构，测算结果显示该阶段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7%，其中，狭义技术进步为2.9%、技术效率为0.7%，狭义技术进步是推进全要素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而技术效率的下滑却减缓了其增长。吕超和周应恒（2011）运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1994—2007年中国各地区蔬菜产业的技术进步结构，认为该阶段中国蔬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主要受狭义技术进步的影响，而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为正，资源配置较合理。郭亚军等（2013）基于2001—2010年中国8个苹果主产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苹果生产的技术进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该阶段苹果生产技术效率增长较快，同时伴有显著的狭义技术进步。马述忠等（2015）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农业加工企业的技术效率，发现粗加工环节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于精加工环节企业，产业关联度对农业加工企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影响。兰勇和姚屹浓（2015）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4—2012年中国不同区域4种养殖规模下生猪产业生产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不同养殖模式下生猪养殖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一定程度的正向增长；其中，散养生猪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较大规模养殖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技术效率提高和狭义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杨春和王明利（2013）对1998—2012年中国散养肉牛全要素技术进步及其结构的研究显示，散养肉牛生产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均呈波动下降趋势，技术进步减缓是主要原因。1.2.3　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

农户是采纳农业技术的主体，其各种改善生产技术水平与产出效果的技术决策行为汇聚成了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因此，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根本途径在于讨论如何促进技术扩散与农户采纳技术后的效果转化过程。（1）农业技术扩散

林毅夫（2011）认为农户在选择技术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稀缺要素的机会成本以及采用新技术的投入产出比。在微观农户层面的技术进步动因与扩散中，市场需求的技术诱导假说与诱致性技术进步假说是互补的。从农户的微观层面看，影响农业技术的扩散与进步效果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农户的技术需求与要素禀赋的协调配置能力。Feder和O’Mara（1981）追踪欠发达国家所实行的粮食高产技术下的“绿色革命”效果逐渐弱化现象，沿着全球农业技术扩散中所发现的技术采纳与生产规模关系的规律思路（Pyle和Turnovsky，1971；Feder，1980）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大规模农户更易采纳技术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新技术采纳所需资金投入的信贷约束。相对于小规模生产活动的农户，大规模农户获得技术所需要信贷支持的能力更强，信贷约束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向小规模农户群体的扩散。Just和Zilberman（1983）首次将农户禀赋与户主风险偏好特征等因素纳入到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分析框架中，为更加有效统一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Feder和Zilberman（1985）将所有权、生产规模、信贷支持、人力资本以及风险与不确定性等社会因素引入模型中，系统性地研究了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Smale和Leathers（1994）进一步从微观经济学理论出发，将“绿色革命”中农业技术的成功扩散解释为投入稳定性、获利风险可控性、首次采纳技术的安全性以及新技术的易掌握性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讨论了技术进步动机层面与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影响因素。孔祥智（2004）从农户禀赋视角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户采纳新型技术的动机，认为是否采用一项新技术是新旧技术比较的结果，农户采纳技术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相对机会成本。唐博文等（2010）针对农户不同属性技术的采纳行为进行的研究认为，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表现出的技术采纳行为不同，而同一因素对不同属性技术的采纳行为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宋军和胡瑞法（1998）发现农户采纳技术的动机逐渐从原本的温饱需求转向小康需求，而从倾向于选择高产技术过渡到替代劳动的优质技术的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与女性主导的农户更倾向于率先采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

农户的技术决策行为具有复杂性，反映了农户追求收益增加与规避风险的两面性特征。汪三贵和刘晓展（1996）认为风险最小化是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生存法则，由于多渠道获得同一信息会增加接受者的信息，被多数人所了解的新技术相对更能被农户所接受，但贫困农户的技术采纳效果更明显，应有针对性的拓宽贫困农户获取技术的渠道，并辅以一定的技术相关支持。技术信息理解差异产生的风险与要素与农产品价格不确定性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纳决策与效果的主要因素（Zilberman和Just，1984）。Aldana和Foltz（2011）构建了序贯性技术扩散分析框架，并结合贝叶斯行为反映模型进行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户学习速度较快且前期的技术经验与效果对后续的新技术集成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也在减弱。（2）农业技术采纳效果

农户禀赋资源的异质性对农业技术采纳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农户技术水平直接受其文化素质（陈超和周宁，2007；宋燕平和栾敬东，2005）、种植经验等、技术认知水平（孔祥智等，2004；周宁，2007），技术信息与推广获取渠道通畅与否（徐世艳等，2009）、信贷水平（王永齐，2007）等因素的影响。技术推广经费、农技员职称级别、农业技术推广单位的性质等对农技员推广行为有重要影响（胡瑞法等，2004，2006；李立秋和刘万才，2008；黄季焜等，2009）。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频率（朱希刚等，1995；高启杰，2000；王志刚等，2007）、技术推广的具体内容及形式（廖西元等，2008；申红芳等，2008）影响着农业技术采纳的效果。同时，农业技术采纳的效果还能通过社会网络资源得以促进与加强。以邻里经验为基础不断扩张的社会资本成为农户内部获取技术决策信息以提高技术，增加收益的重要方式（Foster和Rosenzweig，1995；Bandiera和Rasul，2002；汪红梅，2011）。

随着经济的发展，小规模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户难以在大市场流通中获得足够利润分配权利的困境逐渐凸显（Hussein，2001）。在以往企图通过高效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改善这种状况的探索研究证实，曾广泛出现在“二战”之后的欧洲的非农兼业与多样化生产经营，在最初被假定是促进农业劳动力转出农村，使得剩余少量农民通过兼并地块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的生产经营、促进增收的方式并没有如愿以偿（Kimhi，2000；Thirtl，2003；White，2012）。高等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以资源监督型合约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农户采纳技术获得更高收益的能力越强（Reardon等，2009）。

对中国曾推进的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即鼓励农业生产销售合同等形式简化农产品销售环节以保障农产品的产后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效果研究认为，这种政府主导推进而非自发形成的促进模式并不理想（Huang等，2007；2009）。根据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通过合作能够获得低成本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的生产与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连接农户与外部市场的农户合作组织媒介，通过向社员农户提供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服务使得农户技术采用与增收能力以及在现代销售体系中的市场话语权都得到了大幅的提高（Hussein，2001；Yang，2013；Michelson，2013）。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合作组织类似，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向社员农户所提供与技术相关的物资购买、技术指导以及销售渠道等服务。这些服务对于促进农户采纳新技术（Abebaw和Haile，2013），改善其技术水平与销售能力（Cakir和Balagtas，2012；Courtois和Subervie，2014），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农户增收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等均具有重要作用（Reardon等，2009；Deng等，2010；Yang等，2014）。1.2.4　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环境的可持续性

随着农业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伴随着机械燃料与肥料等能源类要素的逐渐密集性投入，产生了包括过量碳排放与面源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学者们开始从环境因素的视角重新研究农业技术进步的效果与可持续性的农业技术进步路径。

农业生产的过程是能量合成转化的过程，而能源类要素的密集性投入引发了碳排放与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Kahrl和Roland-Holst，2009）。李谷成等（2011）基于农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因素的理论框架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修正的DEA模型，结合1978—2008年中国各省的农业投入产出数据，对考虑面源污染的非合意产出的农业技术进步进行实证测算的结果表明，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农业生产率核算结果的影响较大，环境负效应的缓解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前沿面“增长效应”。潘丹和应瑞瑶（2013）对1998—2009年考虑面源污染非合意产出下的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及其影响因素所做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等情况的改善有利于促进环境污染约束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由于产生环境污染的根源来自于生产中的化肥、农药等能源类要素投入，基于能源类要素的生产效率的研究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可持续性的技术进步方式。Ma和Stern（2008）对中国能源消耗变化分析认为，扩展生产前沿面的狭义技术进步是影响能源消耗强度变化的主要原因。Yao等（2015）从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环境保护视角测算分析了中国各地区技术进步效率差异；师博等（2008）从市场分割的视角，实证分析了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因素；Ma和Stern（2008）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因素分解法对中国能源强度的下降进行了分解分析；孙广生（2012）将能源效率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框架，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将能源效率的变化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与投入替代效率的变化并讨论了改进的方式。曹芳萍等（2012）对1991—2009年中国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全要素化肥效率进行研究，认为化肥使用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平卫英（2012）认为技术进步对于农业能源效率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包括机械、化肥、农药与农膜等在内的能源类要素投入对促进农业生产与环境负面效应的双重作用与异质性，需要通过能值核算理论进行无量纲能耗核算，进而对能源效率进行统一测算比较。徐键辉（2010）基于能值核算将中国粮食生产能源要素投入进行了转化，比较分析了2004—2008年各粮食主产区的能源效率变化；郭丽英等（2015）通过能值理论对近年来商洛市绿色GDP的核算，发现商洛市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包括化肥、农药、柴油等能源类要素的投入。

反思技术进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过程，研究如何在实际生产一线加以改进具有重要实现意义。魏玮和周晓博（2016）基于技术进步与环境约束的内生性假定，对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与节能减排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农业韦鸿（2011）在对人口数量增加、农业技术进步与土地利用的环境效应的研究分析中，将农业技术进步分成两类，认为通过增加化肥等生物化学型要素投入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土地利用强度增加，产生负面环境影响；而采用兴建梯田、顺坡耕种等基础设施的技术进步会减轻土地利用强度，有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Purvis（1995）以德克萨斯州主推的奶牛农场技术为例，对农业技术扩散与进步效果的研究认为，尽管采纳该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并减少环境负效应。但农户对于具有环境正外溢技术的采纳动力不足，导致该类技术扩散缓慢（Fuglie和Kascak，2001），李想等（2013）的研究还发现，农户在已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之后，连续长期性使用的稳定性并不高。因此，在该类技术采纳的初期与后期，政府需要持续充当制度供给者、环境营造者和主要投资者的角色（辜胜阻等，2000）。除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出发，对具有长期环境正效应的新型农业技术，有针对性地推进技术补贴（乔金杰等，2014），并培养鼓励采用技术效果较好的示范性农户，对技术推广意义重大。邓祥宏等（2011）和Noltze等（2013）认为技术补贴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户层面的技术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障。1.2.5　已有文献评述

目前，已有研究可以被总结如下：

第一，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从地区与产业维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驱动结构进行比较的研究颇为丰富。但多数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忽略了各地区自然与社会经济禀赋的先天性差异，且从技术外溢的空间递减性对这种空间收敛性进一步剖析的研究较少。另外，从系统性农业技术进步角度出发，通过对各个环节的逐层比较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在产业间差异的文献较少。

第二，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微观主体——农户，分别研究技术扩散采纳行为与主要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但多数研究侧重从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或效果的主要单一因素影响分析，缺少对各类因素所产生的系统性影响机制的整合梳理；容易忽略技术采纳与应用两个主要环节间的关联性，且很少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都会对实证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影响。另外，已有研究很少关注经营管理能力所产生的农业技术效果影响，也较少根据无偏测算结果与生产一线农户技术水平的改善过程，分析有效推进微观农业技术进步的可行性方式。

第三，从中国小而散农业生产经营的现状出发，对组织化程度研究多集中于讨论加入合作社等模式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很少从改善农业技术效果的视角出发展开机制分析，并对组织化服务所产生的农业技术进步效果进行实证与影响因素的拓展分析。

第四，已有文献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与实证研究较为全面，且具有启发性，但关于农业技术进步对包括非农产业部门与地区经济发展、地区居民工资与收入差距、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等农业外部的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影响机理与实证结果的探讨较少。

第五，基于环境污染视角，重新审视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将环境污染作为非合意产出或从能源类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等视角进行了分析。但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考虑农业技术进步所使用能源类要素的生产与污染双重作用，兼顾农业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探讨缓解农业技术进步的负向环境影响的研究尚属少见。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农业技术进步研究较为丰富。但以往对农业技术进步在地区与产业维度的分析很少考虑区域固有禀赋差异与空间技术外溢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以及各类农业产业的天然属性差异的作用；在分析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因素的研究中，缺乏针对技术扩散——采用见效全过程视角，着眼点较为独立、细碎，缺少表现影响因素共同作用效果的综合性机制分析；在实证模型构建中，容易忽略环节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带来的偏差，且少有基于机制分析与实证结论总结持续性农业技术进步的可行性途径。另外，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外部经济效应的研究凤毛麟角，或缺乏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结合下的实证研究；对环境的外部性研究将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完全外生化，并未在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实证模型构建中体现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因此，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出发，在结合空间因素与产业属性对比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宏观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具体连贯的微观数据对影响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机制与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与基于实证结果的持续性技术进步可行性途径分析，并基于理论和机制分析已有框架探索农业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是一个颇具研究与现实意义也较为挑战性的课题。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基于以上对国内外相关启发性研究的梳理归纳与总结评述，将本研究的总目标定为探索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直接效果及其间接溢出效应，并将主要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划分为三个部分：①比较分析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的宏观特征结构与直接效果；②深入研究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直接效果的多层次的微观因素；③通过产品与要素市场的传导机制构建农业技术进步与外部经济、环境的互动的数理与实证机制，探索其溢出效应。为达到以上研究目标，本研究将通过七个主要章节进行展开：

第一部分：农业技术进步的宏观特征比较

在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时间、空间与产业维度的农业技术进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并分别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不同层面的影响。第一部分将从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演变与现状、空间收敛与产业差异角度展开系统性的特征研究与比较分析。

首先，基于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从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结构、财政支农与农业科技研投入角度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演变与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索洛余值”对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效果进行计量实证测算。在此基础上，继续对农业技术进步在横向地区层面的空间收敛、纵向产业层面的农业技术进步结构进行实证测算与比较分析。鉴于区域间物质投入外的自然与社会禀赋差异难以量化，且不同地区面临的生产前沿面不同、技术的空间外溢性等问题，以及各生产环节因素对各类农业产业技术进步能力的综合性作用，分别引入MFA与Moran’s I（莫兰指数）模型方法，Cov-AHP（协方差—层次分析法）、K-means动态聚类方法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进行实证测算，比较分析地区间平均技术进步水平并检验是否存在空间收敛性、农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与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中的差异性，并为下一部分探究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农业技术进步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无论是促进地区层面的空间农业技术进步收敛，还是结合产业自身的特点实现结构调整与升级等特征，都需要从分析微观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着手。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下，深入研究制约与改善农业技术进步的微观影响因素，并据此探讨促进持续农业技术进步的可行性途径，是第二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二部分将以农业技术的应用主体——农户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相应理论与实地调研经验与数据基础，从农户技术禀赋和组织化程度视角展开系统性的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实证模型的选择上，考虑农业技术的采纳与应用两个关键环节之间的关联以及农户所支配资源不同带来的生产能力异质性，分别选择剔除“自选择”偏差、前沿面上固有差异的PSM，SFA与MFA模型进行组合实证分析。该部分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比较分析，并据此着重探讨农户技术改进的深度与广度，以促进可持续性农业发展。同时，梳理出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经营增收之间的关系，为第三部分的农业技术进步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打下坚实的微观基础。

第三部分：农业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研究

农业技术进步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农业部门内部，无论是研究其历史演变与横纵向发展特征，还是剖析其影响因素、探寻改善农业技术进步效果与未来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其宗旨都是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健康发展。第三部分将农业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延伸到农业外部的社会经济与能源环境层面，通过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要素与产品市场传导对其溢出效应进行机理分析，构建农业技术进步的正向与负向溢出效应的实证模型系统，并依据实证结果探究扩大技术进步的正向溢出、减少负向溢出效应的途径。由于农业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溢出效应是要素与产品市场的传导所共同引发的，第三部分的研究也将主要围绕在农产品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产业与地区产出、居民工资与人均收入、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等分效应展开；而其产生的环境溢出效应则可以划分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能源要素的密集性投入与内生性能效改善调节两个相对的子效应，相应的研究将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环境溢出效应机制分析构建相应的实证模型，并根据测算结果分析缓解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能源环境问题的途径。具体在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中，将基于对各类主要农业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的测算结果纳入CGE模型，对社会经济进行模拟冲击，并以农业技术扩散—生产—消费三阶段动态联立方程组刻画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趋同效应；在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中，将采用能源效率分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结果分析如何发扬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与环境的正面作用、有效规避负面影响，进而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上述拟定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将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研究的具体研究思路概括如下：①对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形成本书的研究思路，并为后文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证基础；②在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直接效果部分，逐层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演变及现状，进而对其地区与产业维度的宏观特征以及影响微观农户技术采纳与转化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③在农业技术进步间接效应部分，基于其社会经济与环境溢出的数理与机制分析进行各自溢出效应的实证测算；④归纳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得到相关政策建议。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充分结合理论与机制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即以定性分析为基础，定量分析为主要手段。理论与机制分析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法、文献研读法、归纳法，也是主要的定性分析手段；实证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法、数量经济分析法，也是主要的定量分析手段。具体而言，文献研读法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与思路的梳理，为本研究的逻辑思路、理论与实证方法等提供借鉴；理论分析法是根据本研究的重点将现有相关理论流派进行分析比较，归纳法主要应用于个体的研究结论向所在群体的一般情况的推演过程中。描述性统计分析在各部分的研究中均有涉及，主要是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发展过程、特点与影响因素所涉及的行为进行相关数据规律的初步判断，承接其后的数量经济分析；数量经济分析方法是服务所研究内容与目标的，因此，在本研究中采用包括索罗余值模型、SFA（随机前面分析沿）/MFA（共前沿面分析）模型、Moran’s I（莫兰指数）模型、Cov-AHP（协方差层次分析法）模型、DEA-Malmquist（数据包络分析-曼奎斯特）指数模型、PSM（倾向得分匹配）方法、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SSE（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及其组合模型。图1-1　技术路线图第2章　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农业技术进步对于农业乃至宏观经济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相关问题也在经济学理论探讨中备受重视。本书拟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直接效果的研究进而扩展到对其间接的溢出效应的探究。下文将在明确界定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与计量经济学理论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归纳总结，为后文展开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2.1　相关概念界定

为便于理解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即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其所产生的间接溢出效应。以下将对农业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2.1.1　农业技术进步

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定义需要从技术、技术进步的概念并结合农业特性进行剖析。“技术”一词最早由18世纪法国学者狄德罗提出，指为达成特定目标而协调的方法、手段与规划的结合体系。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引用斯科恩的定义，将技术细化为扩展人类能力的任何工具或技能，包括有形的装备和无形的方法。随后，费丽拉等人更进一步提出技术是创造出的可再现性的具有改进产品、工艺过程与服务的方法或手段的能力。进而，技术进步被普遍定义为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的知识的积累与改进过程。结合农业的特殊性，庞柏林（2006）认为农业技术是以实现农业增产为目的，将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广泛渗透到一切农业活动中，逐渐积累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的总和。基于诱致性农业技术进步理论，农业技术主要包括机械型技术与生物化学型技术。

本书将农业技术进步定义为运用农业技术所积累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等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由于农业所特有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紧密结合的属性，农业技术进步也被赋予了区域适应性、综合性与相关性、周期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等特殊属性（钟甫宁等，2011）。结合农业技术从技术采纳到使用见效的技术进步过程，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①新型农业技术的采纳；②农业技术推广采用转化率的提高；③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

也可以从节约要素角度将农业技术进步划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类。其中，劳动节约型主要指机械型技术要素替代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类型；资本节约型主要指通过生物化学型技术要素补充土地，进而节约土地的技术进步类型。郭剑雄（2004）认为，结合农业特性，人工资本要素与自然资源要素在生产中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农业技术进步方向还应该被扩展为劳动与土地改进型，而改进型与替代型技术进步应该是相互依赖与促进的。

农业技术进步不仅包括各种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素结构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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