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海军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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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官墙里）试读：
前言
官墙里是一条小巷，我曾在那里租住，那里是我个人城市化的节点，对我意义非凡。那段日子里的人和事，有很多纯真的意味。对在那里居住过、奋斗过的我来说，官墙里有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暖昧。
在所有的城市里，都有类似官墙里的地方，有的叫贫民窟，有的叫城中村，那里庞杂、芜乱、迷茫，像个破箩筐一样盛放着各种不安。由乡村挤入城市的人，被城市沉淀下来的人，在距离城市最近的地方，互相防备着、接纳着，摩擦着、友好着。
我在官墙里的状态：一只脚还在村庄，一只脚刚踏进城市。我后来顺利把另一只脚也迈进了城市。说这个过程的艰辛没啥意义，人类从洞穴走出来，从农耕狩猎走过来，进城的经历大抵都是艰辛的。
将一条巷道的名字用作书名，全在节点的意义上一一生存的节点、书写的节点、思索的节点。
我曾在搬离官墙里的时候，写过一些短章。十年后，2016年的岁末，我再次进入官墙里，一切照旧。原来的房东家大门紧锁，房东的邻居一脸警觉，盘查片刻，他突然说“你以前在这里住过？“我说“我以前在这里住过。"
十年，不长也不短，官墙里的一切依然熟悉，探出墙头的铁皮烟囱冒着懒散的煤烟，墙头瓦盆里干枯的迎春枝头挂着饱满的花骨，年轻的女房客在屋顶晾晒五颜六色的衣物……天空湛蓝，一群鸽子在高旋。
十年，巷道外面，己经发生了很多变迁，巷道里面，一切人事、物象都显得慢条斯理、散淡从容。巷口的墙壁上有人用粉笔写着一句话：都是乡下进域，是否浮进浮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墙里的这种风貌还能保持多久？未来不得而知。
这是一部内容庞杂的随笔集，没有明确的主题，但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一一乡村、城市以及城市化。这本随笔选进来的文字，创作时间跨度远远超过10年。有一些文字是20来岁的习作，人多有悔其少作的情境，但为了忠实历史演进的轨迹，我还是将它们收录其中。我想特别提示，各种叙述对应的时代情景，必须在10年以上的时间跨度内才具有意义。
与我的父辈不同，从出生到向前迈进，我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的距离，这是时代给予我的处境，有幸福、也有苦痛。这本集子就是对这个距离的测度和丈量，从中也有时代的折射。
考古发现人类最早的城市一一杰里科，距今已有1万年的历史。这说明人类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至少经历了1万年。在中国，上溯三代基本都是农民，但很多人进了城以后忘记了过去，忘记了祖先的脚步，这是城乡分野的根源。
有人说“2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事实上己经摧毁了文学叙事中乡土世界的‘合法性’”，这是双脚没有插进泥土的论调，少了根基。即使乐观估计人类城市化进程，未来也依然会有庞大的农民群体生活在乡村。还有一些追寻人文主义、自然主义的城里人也会去乡村生活。
城市化将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因为人类永远无法“消灭”乡村和农民。如果顺应城市文明的“合法性”，这本念念不忘乡土的书是不好意思拿出手的，但农民出身的人，对“乡野”有朴素的记忆，是任何锋利的刀剑都砍不掉的。
不过，还是要感谢这样彻底否定“乡土合法性”的语气，它至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城乡之间壁垒之森严。他们认为“农村世界的‘神圣叙事’已经终结。今后，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城市的道德，普世的道德。”他们“修筑围墙”的立场或许是针对矫情的“乡愁”而展露的“义气”，但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谈定令人诧异。
在对立中反思，我们的未来归向何方？
1840年，帝国主义的围剿逼迫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革命图存的时候，中国只有不到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剧烈的变革下，关于城乡的对照，再次逼迫我们不得不检视初心、回望来路。
对抗不会是最好的归宿。从乡野到城市，“寻根”民族，距离我们最近的对抗并不远，但是因为对立而展开的对抗并没有消除什么。不可排除，对抗者当中，不乏新对抗制造者。和解的希望是包容异质思维，和解失利之后，只有令人更加沮丧的结局。
这不是神圣的乡土叙事，也不是清新的文艺，只是关于生民的记录。语言的作用在于传递信息，技巧之上，思想和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力量。孔门讲四科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桐城派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三位一体，近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才疏学浅，崇尚义理少德行；玩味辞章缺雅趣，埋首考据无底气。拉拉杂杂发言讲话，从《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到这本《官墙里》，唯一自信的是真情实感。不管是在乡野，还是在城市，我一直乐于触摸底层的脉搏。切合底层的混沌和温暖、尖酸和世故，总能感受到现实世相里大气磅礴的人性。围绕城市化关照各种人的困境，让进城的人不焦虑，让留守的人有出路，是我为文的志向。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准确传递信息。
许倬云在2016年底发问：“走出乡土”之后怎么办？
寻找答案有可能是徒劳的，也有可能是无力和无解的，这个问题只有历史会回答。
在《崖边报告》中，我提出了“守住乡土，促进农村就地现代化”的核心观点，央视纪录频道正在播放的公益广告《让故乡成为有梦想的地方》，表达了和我一致的理念。让农民就地现代化，是事关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许倬云苦口婆心“无论何处，社会永远会经历改变，改变以后如何调适，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救世的理想，却也不能不设预警之心：防止更多灾害的警惕。”
这是无力的时代，西部某大学领导请我去演讲，开讲前，他给我说，“现在的大学生即使两院院士来，也会无动于衷，只有明星来了才会被团团围住”。我不得其意。开讲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学生在玩弄手机，魂不守舍。我突然醒悟，学校领导是在给我打预防针。
学生不读书、农民不种地、猫不捉老鼠，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些违背常理的反常现象，任何严肃的思考容易引来嘲笑，反倒是无趣的事物最能触动“人心”。资本挟持的媒体和文人一边高扬物欲享乐、消费主义的大旗，引诱全民深陷精神困顿；一面又熬制心灵鸡汤，贩卖真理“调和油”。富足者也罢，贫穷者也罢，深陷无际无涯的欲望河谷，均难逃脱精神危机。乡土的病痛，不是出了乡村就能愈合。城市同样积聚着更加难以消解的郁积。
终生塑造镜头语言思想力的纪录片导演王韧常用“对社会的批判唯有物质的批判最彻底”进行自我解构，这话对于借助文字语言关心现实世界的行为，同样非常合适。
感谢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我们能用文字交流，实在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你们是阳光，有了你们的陪伴，我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温暖。阎海军2017年岁首/根魂/
黄土是沉静的，风雨怎么剥蚀还是面不改色。一截土墙成了马蜂窝/这里是陇中
汽车在甘肃由东向西，一路翻山。绿色缓慢消退，荒凉逐渐袭来，失望会一直向西延展。
从天水到兰州，没有什么开阔地，西去的公路上，每一座城都在一条沟里面，不分大小。这是从秦岭到乌鞘岭之间的一致景致。
通渭，区区一座城，它的名字要代表2908平方千米的面积和43万人口。以一座城市的名字呼叫一大片土地，和一个人统治一大批人类似，这城就是一位领袖。历史翻来覆去变幻，这条规矩一直没有变。
向西奔突，荒凉愈盛。从天水到兰州，等于把陇中大地从东到西穿透了一次。
马营，这个远古的驿站，如今是赶路人歇脚的好地段。骏马的飞蹄换成了轰鸣的马达，马群变成了车流，行者与过客们的表情依旧漠然。大大的汽车在马营“喝油”，南来北往的乘客酣畅排泄。风呼啸而过，夹杂着灰尘，凉爽劲猛。路旁的山上没有树、没有草，天空和地面一样，都被风清洗得干干净净。
一双双冷峻的目光，比这地方还要生硬。可能是荒凉和贫瘠让他们恐惧，生怕和这里染上交道。临走还会摔下一句“这是什么鸟地方”。
到了这里，就快到家了。
在马营转车，总要等候。去陇西、去甘谷、去武山的车毕竟很少。
一年四季，这里总要聚集一堆人。偶尔一个同乡或是邻居，厚厚的乡音“你走阿达哩”就可以轻松分辨。一脸朴实，期盼着你的回答。
说话间，这人已经掏出一个磨掉了图案的装过食盐的塑料袋，从里面揪出一沓五寸长、二寸宽的报纸条，递过一张，就要从塑料袋子里掏烟叶。“卷一根，新疆莫合。”“我不吸，吸不住。”我急忙回绝。他娴熟地卷好一根，冒起了浓烈的烟味，一边谝，一边等。他是陇中某个村庄的民办老师，去县里办了一件事。
去兰州的公路沿着北山继续向西，我必须朝向南面的山坡。一转车，曲折陡增。公路叫马陇公路，取马营和陇西的名字合成。弯弯曲曲的柏油路，一直能拐到家门口。公路再怎么陡峭弯曲，都不能打动路人的心，我最欣赏公路两旁的白杨树，端庄，不，应该是笔挺。每一棵树的顶冠都是突兀的干枝。高寒的气候，活生生掐掉了每棵树的树梢。这些树和这条路一样苍老，它们相伴而生了足足50多年。
清明时节，南国已是雨纷纷，可这里的树一棵棵还沉睡得像立于墙角的干柴。
小时候，妈妈回娘家，拽着她的衣角硬跟着，总要穿越马陇公路。记忆中，和春暖花开一起到来的便是那些白杨细嫩的叶子。它们从刚刚经历了严冬的干枯树干中挤出来，像刚出生的娃娃，那种娇嫩的美没有丝毫装饰与改造，具有纯洁自然的吸引力。季节在那些嫩芽无法遏止的脚步声里不得不改变。
路两边的白杨把天空隔成了一条流动的荧幕，云朵就漫不经心飘逸在那荧幕上面。坐在汽车里，行进在蜿蜒的大路上，向着这样的天空，整个人都飘飞了起来。穿过树影，一眼就能看到无数的山峦，那是看久了眼睛会生疼的风光，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山峦，风起土飞。
黄土是沉静的，风雨怎么剥蚀还是面不改色。
从马营到陇西，一条公路是极其金贵的。这一条柏油马路串起了无数条土路，连缀着无数个村落。很久很久，这条路是这里唯一具有现代性表征的符号。整个旱塬多风少雨，一入冬，农民闲暇，那些山路走的人多，坚硬的路面便要踏出一层厚厚的细土。一个冬天不落雪，那土层就会越走越厚、越来越细软，直到变成微尘。风轻轻吹过，土雾就会满天飞舞。这样的道路，用赤脚踏走是最舒心不过的，远比大城市里的足疗舒服。但冬天是不行的，太冷了，会冻坏了脚丫。夏天，这里的人都是在这细土里行走的。黄土比任何水都干净，从来不会有农人得脚气。盛夏时节，少雨的山道和冬天的景致一模一样，细腻的微土覆盖着道路，一些耐旱的草在微土中不知疲倦地生长着。漫山遍野的麦子熟了，农夫打着赤脚，拉上装满麦束的架子车，汗水四溢，行走在软绵绵的土道上。那些细细的黄土总要乘着农人毛孔大张的机会，钻入农人的肌肤。年复一年，这里的农人和黄土便长成了一个颜色。黄土地，农人，相互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存在了下去。
这里的人一出生，一跤跌到炕头上，就意味着跌进了黄土。
现在医疗条件好。远古一些，小孩一出生，接生婆就要端来两箩筐干透的黄土，铺到炕上，母亲和孩子一道靠黄土吸去满身的血迹。土炕上长大的孩子，走下炕头，意味着离黄土地更近了一步。耕种劳作，都要在黄土地上进行。苍苍茫茫一辈子走完了，还要走进黄土，挖一个坑，睡进去，就彻底走进了黄土。人与黄土生死与共，是黄土在这里“繁衍”着人类。
有雪的冬天，陇中立刻会变得坚硬起来，道路冰封，大山冰封，水平梯田冰封。苍白代替了灰黄，只有黄泥小屋偶尔冒出的青烟，能告诉你这里还有生迹。
一个冬天逝去，山峦还在沉睡。縀草和树丫早已萌动，直到杏花灿烂开放，春天悄然而至，大地还没有见到一滴雨。冬风早已换作春风，但山道上冬天里“踏活”的尘土，依然舞姿不变。整个山峦、村庄，都是灰蒙蒙一片，那杏花就显得既可爱又天真。
万里荒山一爿红。遍地干透的黄土地，真不知杏树的根扎了有多深。花瓣本该与池塘水榭归并在一起，才有灵气，可这些荒山僻壤的杏花和这里的农人一样，任由黄土洗涤。
花开得再美，农人也没有闲情雅趣欣赏。他们只渴盼上天有雨水滴向大地，他们的希望也是成片庄稼的期盼。
忽然，天空布上阴云。一阵风起，杏花雪片一般纷落。天空欲雨，大人凝神注视天空，无限欣喜。小孩们跑向树下，捡拾残花朵朵，玩得更狂。不一阵功夫，雨真的下了。小孩子舍不得扔掉手中的花瓣，被大人统统赶进了屋子。风还在吹，雨点很大，落在满是尘土的大地上，像钉下了一枚枚图钉，留下了大大的印迹。很快，云过雨收，天空再次放晴。老农从屋檐下探出沉重的头，仰望遥远的天空，那种沉静的时空，逼迫着他们一个个走出了屋子，迈向了干涸的田地。杏树底下，那些花瓣满身污泥，再也勾不起孩子们天真的童趣。他们也朝向大人的方向，一路追赶，一路土雾飞散。
干旱，和黄土地孪生。这里是地球上黄土层最厚的地方。联合国有关机构断定这里不能活人，可这里偏偏活了那么多人。那人长着和黄土一样的肌肤，有着和黄土一样永恒的坚韧。
人对于太过熟悉的东西总是模糊的。一个少年在这样的村庄长到壮年，是很少去观测身边的物象的。我离开了山村，便多了对她的记忆。从17岁走出去以后，10年时间内顶多每年回到村庄一次：或是看到青柳五月的繁茂，或是看到白杨十月的衰黄，我已经无法想象它们的生长经历。学会思想的10年，自身对时间的感受里，只有局促、短暂。那些童年时候爬过的树木、墙头，现在看来是极其矮小的，但相关的回忆却是越来越高大。
仔细回想起来，因为庄稼渴死，人们要经常绝望。当绝望太过频繁，绝望也就变得无所谓了起来。那些对于生存的抗争，在今天看来，居然是那么光鲜亮丽。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人还是要经历不同的抗争，但多么残酷也不会超过留下的人。不管天空会不会落雨，这里的人对于黄土地的眷顾始终不渝。守住土地，就守住了生命。/一个人的村庄
公元1900年代，光绪末年，清朝的江山正摇摇欲坠。
改良、革命，到底是要哪个？两派吵得不可开交。中国南方正在不断爆发起义。慈禧太后作为既得利益者显然更乐意安于现状。
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只有上得了台面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去左右，小老百姓都在为三斗米竞折腰。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或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已经无法理清。一个年轻人从陇中一个叫常河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叫什川的地方。他是为了逃难？还是为了逃荒？这种小人物的历史无人记述。反正他只是一个年轻人，他绝不是为了赌气玩离家出走。
他落脚的地方叫崖边。这是一个古怪的名字，这个村庄趴在一座既不向阳也不向阴的坐东向西的山梁上，由山顶一直绵延至山脚。山脚的确有悬崖，但悬崖并不高，这样一个村子为何叫崖边，真让人匪夷所思。村子面前是渭河不知名的小支流，划河为界，对面就是陇西县的地盘。
年轻人到来时，村庄人口不过10户100人。年轻人来到这个陌生的村庄，一无田产，二无居所。他在村庄的最高处择崖壁挖出一口洞穴，将自己的生命安顿了下来。来到这个村子，他只身一人已经走了好几天，他到过很多村子。他身上是一副担子，挑着自己的破衣烂衫。陇中有千千万万个类似的村庄，静静地躺在深广绵延的沟壑中。年轻人选择的这个村子是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距离街镇乡道都十分遥远，年轻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村子呢？这是一个谜。
一贫如洗的年轻人居住在洞穴中，他要抵御深夜的寒风、凶狠的狼群。他的夜晚异常孤独，多少次梦境，都被呼啸的西北风和突然传来的狼叫声惊醒。夜晚无疑是一种煎熬。
白天，年轻人会用一捆柴草堵上自己的洞穴，步行15公里路，去附近镇子一个叫万兴隆的商铺站柜台。那个小镇位于通渭最西南，与陇西、武山接壤，三县交界的地理位置聚拢人气，其时已是商埠重地。
他用“站柜台”——今天应该叫打工的方式——开始了奠定家业的个人奋斗。
年轻人是我父亲的爷爷，是我爷爷的父亲。他是我的太祖父。
我的太祖父绝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他利用站柜台打工的办法，积攒钱财，娶了老婆，后来又修了房屋，再后来还置办了官墙里田产。官墙里
我的父亲是个识字的农民，每当讲起他的爷爷他都会感叹：老人家了不起，据说他来到村里时只有一个人，他给后代留下了一院子松椽松檩的房子，那年头买松木要花多少钱啊？就是今天村里人盖房，全用松木依然是相当阔气的。
太祖父是白手起家的典范。这个故事就如同今天一个人只身来到城市打拼，进而买房成家，娶妻生子一般，肯定是艰难的。更何况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盗匪横飞、异常崩溃的年代。当然，不论时代怎么变化，环境怎么严酷，每个时代只要用毅力和坚韧付出的人总会得到应有回报。半途而废、好吃懒做、浅尝辄止之辈在任何时代都是难以成就梦想的。
我的太祖父在一个村庄肇基了一个家族。他初来时，村里只有他一个人姓阎，一百年后，阎氏已经接近100人。但是，完全居住在村里的人不足一半。女儿们到了18岁，都出嫁走了，有的去了乡间，有的去了城市；男子们考学、当兵、打工，都设法朝向城市。
一祖之后，身处大江南北、漂泊五湖四海，很少有人想起1900年代挑着担子在陇中群山之中寻出路的那个年轻人。
2009年，定居广东的堂哥来村里探望叔父们，他倡议顺便去常河看望太祖父的其他亲房。家族里组成省亲团，去了距离我的村庄不足百公里左右的另一个村子。这是阻隔了百年的鸿沟。这次探访，他们摸清了1900年代太祖父离家出走的真实情况。
太祖父出生的地方叫常河乡高庄村阎家吊湾。他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1900年代，家中生活困难，难以为继，他和二弟、三弟全部出走，老四留守吊湾。四兄弟之间的联络逐渐减少。
民国十八年，匪患和饥荒并行。时年，我的爷爷18岁，他前去陇西某村看望自己的三叔父——太祖父的三弟，一进门就看到两口子都死了，只有一个娃娃活着，家里有一缸清油，不像饿死的。家里的一圈羊被人赶走了。爷爷找了一副担子，一面挑着三叔父遗世的孩子，一面挑着半缸清油，回到了村庄。但挑回来的娃娃很快就死了，死因不明。
关于太祖父的二弟，据说也流落在陇西，后来也中道离世。
很早的时候，爷爷和吊湾的亲房是有联系的，但1964年爷爷离世后，我们家族和吊湾亲房的联系就中断了。
留守吊湾的老四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阎尚义，是一名阴阳。2009年接待堂哥带领的阎氏省亲团时，他70多岁。在阎尚义家里，父亲见到了祖上的牌位，最老的祖宗应该是我爷爷的祖太爷，上书去世于嘉庆年间。
省亲回来，父亲感慨万千，深刻反思我们崖边阎氏忘了祖德。在父亲心中，崖边阎氏有好几个大学生，算是沾染了书香气的人家，却离家族的根脉伦常渐远。
很早的规矩，陇中人死了，都要制作一个灵牌，以附着死者灵魂。有的用梨木、有的用杏木。木刻刻得貌似纪念碑，前面写上“××氏宗亲之神位”；后面镂空，有盖，里面放写着主人生卒年月的小纸片。
其实，太祖父是有灵牌的。文革期间破四旧，家族管事的二叔将牌位深夜包起来抱到村外的爷爷坟地，埋在了爷爷坟头。二叔是党员，一面要响应政治号召，一面又舍不得毁了祖宗的灵牌。他机智地埋了起来。2003年左右，家族里死了两个年轻人，活着的人求神问卦，说爷爷的坟有问题。迁坟成了消除危机的唯一办法。
爷爷的坟被挖着挖着挖出来了两个灵牌，众人疑惑，二叔颓然曰：一个是太祖父的，一个是太祖母的。太祖父、太祖母的灵牌埋在爷爷的坟里面，埋灵牌的秘密埋在二叔的心里面。陇中人迷信，修个猪圈都恨不得请个能够沟通大地与上天、人世与鬼神对话的阴阳定日子，像刨祖坟、埋灵牌这种既僭越阴阳职业又破坏祖宗英灵的行为，二叔一直不敢告人。
太祖父的灵牌在爷爷坟头挖出来时，家族正处于纷乱状态，主导迁坟的人做决断，把挖出来的灵牌烧掉了。
两年后，二叔去世了。家族彻底没了权威。父亲一直想将祖先的牌位复兴起来，但响应者寥寥，此事不了了之。父亲失望至极。
至今，我们一族人都不知道太祖父叫什么名字。一位穿长衫挑担子的年轻人，是我对他唯一的幻象。/我村庄的第一个大学生
1994年春天，奶奶站在家门口，手搭凉棚，一直看着读高中的二哥走出村庄，才迈着小脚碎步回了家。奶奶喜欢二哥，二哥也喜欢奶奶，他们感情深厚。奶奶不识字，但对读书非常看重。
二哥是村里恢复高考以来唯一的高中生，奶奶希望他考上大学。
二哥走后不到一月，奶奶意外去世。二哥正在县一中读高三，家里人怕影响学业，没有告诉他奶奶去世的消息。
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念叨：“我现在啥都不操心，我就操心我的鹏娃的学习，无论如何，我的鹏娃要考上大学。”
鹏娃是二哥的乳名。奶奶有十个孙子，每个孙子都是唤作“×娃”。我是她的海娃。那时候，我觉得奶奶最爱二哥，而不爱我，我有些羡慕嫉妒恨。
二哥得知奶奶离世的消息时，已是高考结束的盛夏时节。
我是二哥带大的，但他带我的细节我一点都不知道了。母亲经常讲一个觉得好笑的事，说小时候二哥和我一起午休，妈妈摘了两个杏子放在二哥的枕头旁边，想让他睡起来了吃。但他醒来时，只有两颗杏仁。我那时候太小，本来没有吃杏子的资格，但乘着二哥睡着的便利偷吃了他的杏子。这事我一点不记得，但二哥最难过的一次哭泣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无法接受奶奶去世。
白天哭了很久。当晚和我说起奶奶时二哥还在哭。我那时候小，加上心硬，不会劝慰人。任由他一直在哭。哭着哭着，二哥的烟瘾犯了，他偷偷点了一根烟，生怕被严厉的父亲知晓，悄悄吸完了一支烟，他又接着哭。再后来，我就睡着了。
第二日，二哥提出要到奶奶坟头烧纸，顺便给奶奶写祭文，以示问候。但这个提议被我妈妈否决了，我妈妈略识文字，但非常迷信。她说只有阴阳才有资格给死人写祭文，而且只有阴阳写的祭文死人才能理解，凡人写不好会冲了祖先的灵。
参加完高考，回到村庄，二哥在县城租住的民房还没有退还，他的大板箱和被褥还放在出租屋。他回家后帮家里人干农活，总是心不在焉。全家人也都捏着一把汗，如果他考不上大学，将会给他本人和整个家庭都带来巨大的打击。那个夏天的时光过得格外漫长。
终于等到高考出成绩的时候，二哥再次赶往县城。那时候村里没有电，更没有电话。与外界的信息只能靠双腿走出去获取。看成绩只能去到县城的高中学校。他走的时候告诉我：“如果我来了，背着被褥，说明我考上了，如果空人来到村里，说明没考上。”
之前学业一直不错，十年寒窗已经付出了代价。他的意思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他还要复读。
他走后的几天，家里人都在热切期盼消息。夏天的农活格外忙，村里人都只顾忙农活，但我的父母和大哥都在为二哥操心，一边干农活，一边讨论他的成绩能否上线。我那时候不大懂事，对于考得上考不上大学没有深刻的理解，但我感受到全家人在二哥上大学的事情上，憋着一股劲：一旦二哥考不上大学，就会在村里很丢人。
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到1994年，村里一直没人考上大学。村里大多数学生都是上完初中就辍学：或回家务农，或外出打工。乡亲们认定村庄不可能产出一个大学生。
二哥从小热爱读书，而且非常刻苦。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能写出一手好作文，深受小学语文老师的喜爱。语文老师是民办教师，为了鼓励二哥写好作文，还专门赠送了一个铜质墨盒。这在贫瘠的陇中乡下，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也显得难能可贵。二哥因此一直视语文老师为自己的恩师。
每年冬天，大雪覆盖村庄，所有的人都蹲在黄泥小屋内的热炕头，要么睡懒觉，要么谝闲传，但他每天都会自觉地早早爬起来，在屋后的雪地里，扫出一条小道，来回走动背课文。这一举动被村民看到后，成了鼓励孩子读书的榜样。赶路的住校生
约莫一周后，二哥回来了。他一个人空荡荡回到了村里。我按照他走之前的交代，测定他没有考上大学。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有点失望。
其实他上线了，他先蒙骗了我的感觉后，向全家人通报了喜讯。他的大板箱和被褥被寄放在乡政府所在地。他从县城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乡里，再从乡里走到村里。乡里距离村里20公里，东西只能寄放。
第二日一大早，二哥拉着架子车，带着我，一路欢歌奔向乡政府所在地，到达时，已是午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乡里。这一天不逢集，街道上没啥人，不热闹。走了大半天，早已饥肠辘辘。二哥买了一包饼干，就着自带的凉白开水，我们吃了午餐。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美美地吃饼干。我家里早前也经常有亲戚走动带来的饼干，但那些饼干绝对不会给我们小孩子吃，要留着继续用于走亲戚。有时候，饼干放得过了保质期，或是生了虫子，父亲才会拆开来，每人分几片，我吃得津津有味。
二哥给我买了饼干吃，而且是尽饱地吃了一顿，我帮他扶车的热情大增，一路欢快地返回村里。二哥问我：“我经常在家里好，还是不在好？”我一时语塞，难以回答。我心想，二哥经常在家，倒是可以一起玩耍，但是他老批评我不爱学习。迫于兄长的威权，我违心地说：“你在家好。”我后来猜想，二哥问我的那一刻，心里可能正在憧憬他的大学生活。
不知不觉天已变黑，但回家的路程还有5公里。我们的架子车被卡在了一个半坡上死活上不去，二哥赶紧去附近村庄找他的同学求救。猫头鹰咕咕乱叫，吓得我浑身冒汗。架子车脱困回村时，天已漆黑，家里人早已焦急地等在村口。
二哥顺从父亲意愿，填报了一所师范学校。因为在父亲看来，师范类学校学费低，负担轻，不愁就业。
二哥考上大学的消息全村人都知道了。有的人觉得理所当然，有的人觉得出其不意，有的人觉得无所谓。村里唯一的商人说：“考大学没啥了不起，以后有钱都能上大学。”
那时候，“知识改变命运”是铁定的教条。后来，商人的话应验了，高考扩招，考大学不再难于上青天。现在，据说村里人对教育都特别看重，有的家庭直接把孩子送进县城读小学，父母还要跟着陪读。
小时候不好好读书，让我吃尽了苦头。长大后，二哥的性格变了，他变得少言寡语、性情沉稳。像小时候带着我行走村里的山路一样，他在城市里也没少为我指路。/姐姐不识字
2011年，我搬新家，姐姐从另一座城市给我捎来了一幅“十字绣大马头”。针法严谨，线条流畅，色彩分明，构图规范，整个“马头”栩栩如生。我抱着大马头装饰画赢得了很多人的夸赞。
同事问我，这是谁给你绣的？我说是我姐姐。他们都说绣得真好。但没有人知道，我那一刻的内心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的姐姐是一个没有念过一天书的人。
姐姐搞十字绣真的有一套，她绣出来的马头给重要的亲戚都送了一幅，还卖掉了好几幅，用于贴补家用。她绣出来的清明上河图（局部）还获得了“民间工艺市级一等奖”。她如此心灵手巧，真的让人难以相信她不识字。但她的确不识字。
姐姐出生于1972年，她该念书的时候，刚好是改革开放初期，村里每一个家庭都获得了土地经营权，每家每户都缺少劳动力。再加上家家户户都有重男轻女思想，姐姐的同龄人都是只有男孩获得了上学的权利，而女孩一律在家务农。姐姐那时候主要的职责就是放羊、做饭、烧炕。
姐姐的同龄女伙伴都没有念过书。那一代孩子的家长都是重男轻女的人，错误的观念造就了错误的结果，误导了一代人的一生。与姐姐不同的是，她的同龄伙伴都嫁在了陇中乡间，终身与土地为伴，而姐姐在我姐夫的奋斗下，搬进了城市。在城市的现代生活中，她的不识字严重阻碍了正常的信息沟通和生活交往。她为此经常抱怨父亲的独断专行，父亲也为此经常表达内疚之意。每次提及姐姐的念书问题，抱怨父亲最凶的人是妈妈：“我说让你姐姐读几天书，识几个洋码字，但你爸不愿意，就拉倒了。我在家里一分钱的主都做不了。”
如果姐姐永远不要进城的话，或许她不会觉得缺乏知识是件严重的事情。但命运往往会捉弄人，她幸运地进城了。
1991年，姐姐从我们的村庄嫁到另一个村庄。他们村里有条河叫揭皮沟，是地图上能找见的渭河比较大的支流。但那个村庄比我们村还要偏僻，交通更为不便。她是骑着毛驴出嫁的。她的嫁妆是一对板箱，一对水壶，两个搪瓷脸盆，两个搪瓷刷牙缸子，两面大圆镜子，一台晶体二极管收音机。父亲一辈子爱看报、爱听收音机，他希望自己的子女都有自我不断学习的动力。那时候我们家里再没有更大的能力为姐姐陪嫁什么物件。当时姐姐出嫁时我们家收了姐夫家两千元的彩礼。这个数字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也不是最高的。记得姐姐的彩礼还包含了几米的确良布料。那时候我和二哥都没有新衣服，我们渴望那些布料能给我们做新衣服，但那些布料被父亲严密地锁进了柜子，他说那些布料要留着给二哥娶媳妇时继续作为彩礼送亲家。就像亲戚串门拿来的饼干一样，取之于亲，用之于亲，决不能自我挪用贪占，这是父亲极度节俭抠门的持家理政原则。
姐姐嫁给姐夫后，经常为了生计吵架，动不动就会回娘家。一回到娘家，姐姐就要抱怨婆婆多么不好，公公多么不公。出身于两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生活观念总有很大的差别，矛盾难免。妈妈总是劝导姐姐：“你要好一点，你是晚辈。”姐姐听不听，我不大清楚，反正姐姐脾气不大好，来娘家住不了半个月，总要和妈妈吵一架然后回自己家。
姐姐嫁到那个村子不久，姐夫就外出打工，她一个人操持着家务，既要抚养孩子，还要务地，生活异常艰难。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姐夫决定在乡政府所在地开一间电焊铺子，父亲积极支持，在大家的帮忙下，姐夫把电焊铺开得红红火火。
姐夫的母亲是甘肃秦安人。甘肃人说起秦安人，就像地球人说起犹太人。秦安人天生具有经商头脑。姐夫在自己的电焊铺子买了三个打气筒，免费给赶集的人使用，收买了很多人的人心。他给自己的电焊铺起名“燎原电焊铺”，大张旗鼓在店铺外用鲜红的颜料写了“货比三家，燎原最佳”的广告，集镇上恰好还有另外两家电焊铺，这加剧了竞争。
姐夫开电焊铺的时候，我正好上初三，在他的电焊铺借住一个学期。他的生意越做越好，也积攒了一些钱，他便萌生了去定西市发展的想法。我的姑姑生活在市里，姐夫真的将电焊铺搬到了定西。但定西是地级城市，他焊农具、定做门窗的主营业务在城市根本没有出路，他的电焊铺生意没能走向“燎原”，最后连铺面租金都难以维持，只能关门大吉。
姐夫生意失败后，坚决不再打工，转而开始创作书画。他早年有绘画基础，且跟师傅学过画庙、画棺材。重拾旧业的姐夫几乎走遍了甘青宁的各个县。他的画起初主要卖给农民，根本挣不了大钱。眼看着一家人的生活都成了困难，我们都很反对他搞创作。姐姐更是天天以泪洗面，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她想过离婚。
姑父说你要给老公机会，他在认真努力奋斗，那么辛苦，不要轻易反对。
姐姐爱听姑父的话。她坚强地撑起了家。她很想找一份轻松的活去挣钱养儿子，但是她没有文化，工作不好找。她只能干洗车、搬砖的苦力活。姐姐自己过得很苦，但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她二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她还每天接送。有一次从工地急着赶去学校，出了车祸，膝盖被撞得骨头外露。
姐姐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就打工去了。她的二儿子学习好，上初中、高中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学生，后来果真考上了一本院校。
姐夫坚持不懈创作书画，后来经过苦读钻研，他的书法作品入围五次国家级书法展览，凭此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姐夫的收入一下子提升了，姐姐也不再打工了。
母亲老了，变得爱唠叨。每次见到姐姐，总要说这说那。姐姐不但不掺和，每次都制止：“你一个老人，少说闲话。”没文化的姐姐深知人世间的大道理——“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与老母亲不谈“闲话”，与众人皆不论是非。
有一年，突然收到姐姐的短信，很是诧异。打电话询问，才得知她向自己的儿子学习认字、写字，已经学会了发送手机短信。不过她的信息常有错别字，看着她发来的短信，我由衷地为她高兴。比起那些拿到了本科文凭，依然提笔写错字的人，姐姐的错字真的不算什么！/祭祖
城市化语境下，返乡成了春节的代名词。走出乡村的人，回到故乡，无非为了两件事：看望活着的亲人，祭奠逝去的先人。没有亲人，没有思念，故乡的概念也将是悬空烟花，美丽得不切实际，稍作留神却已化作了灰烟。在春节回首返乡，有着寻根的意义。
离开乡村进城的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一定每个春节都能回到故乡，但每个乡村的父母，都渴望自己的孩子全部回到身边。“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父母不在乎儿女是否混得有出息，只要看见儿女的身影就足够了。
回乡过年，最隆重的事情，莫过于祭祖。早在商代，中国人就有了祖先崇拜，领袖的主要任务就是请求先公、先王作为人神之间的媒介，向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
许倬云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一书中分析，“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而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缘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的保佑。”
祖先崇拜是中国乡村社会生存程序中仪式感最强的标志性符号。
长期失眠，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有先一天长途奔波所见过年氛围的铺垫，苏醒在年三十的清晨，感觉时空比往日厚重得多。父亲正在裁纸，有祭祖用的白纸、写对联用的红纸。他本以为蹑手蹑脚不会吵醒我，但他推开堂屋大门的瞬间，我就被惊醒了。蜷缩在被窝里，我假装沉睡。
这是农历2016年的最后一天。2013年以来，我已连续多年未曾正月回家祭祖。
记忆中，每年春节，整个家族的人都要来我家参与家族祭祖活动。父亲在兄弟之中排行最小，爷爷去世早，奶奶由父亲养老送终，祖宗的神位跟着族中老人落户到了父亲家里。
腊月三十的下午，二伯最早会来到我家。一手垂吊，一手掌着纸张、香、蜡，毕恭毕敬。父亲见状，赶忙拿起火钳捅旺炉火，找过茶罐，张罗兄长喝罐罐茶。
二伯是家族中的掌柜。按照农村的规矩，家中管事的人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位。大叔1949年参军留在了城市，二伯顺理成章地掌管了家族事务。像祭祖这样的家族大事，二伯一直亲力亲为领衔主导。
二伯和父亲一边聊天，一边折叠各自准备的纸张。困难岁月，他们给先人买来的纸张多数是麻纸，只夹杂少许白纸。白纸就像活人面柜中的白面一样稀缺。
一罐接一罐熬制，茶渐淡，纸已叠。老哥俩来到院落，开始在木砧上打纸——铁制半圆形纸凿在一沓沓纸张上两两对应打刻出圆形花纹，打刻过的纸张就成了纸钱。打纸有技巧，用力过猛容易让纸钱开裂，用力不够纸钱难以刻透。据说纸钱刻不透就是假币，阴间会拒收。
打好了纸，就要制作祖先神位，这个工作一直由父亲承担，红纸折叠成宝剑的样子，中间用竹棍做骨架粘合，骨架插于红纸包裹的土豆上，立起来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神位正面书：阎氏门中宗亲之神位。父亲年年书写神位，每年的字体几乎都一样。
一切准备妥当，临近傍晚时分。全族其他人也陆续到齐，开始请“纸”（即祖先神位）。所谓请“纸”，就是把祖先牌位端在饭盘里，提上灯笼，来到村口，焚香化表，再将神位端回屋，预示祖先灵魂也被请回屋。
小时候，我是三代以内家族晚辈十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提灯笼的任务非我莫属。我僭越长幼辈分走在最前面，因为灯笼引魂的意义给了我特权。我后面依次是二伯、三伯、父亲，以及我同辈中最长者。盘子中，一个是“老主”（包含所有先祖）、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奶奶。纸钱成了祖先灵魂依附的载体。
整个请“纸”过程很庄严，大人们个个神情凝重，但孩子们一个个嬉皮笑脸。我通常一到请纸地点，放下灯笼就忙着筹备炮仗，纸钱点燃时，开始点炮。纸钱已烧完，大人磕完头，要请先人进屋，我还在忙着放炮，大家都会取笑我不敬业。
所有的先人被请进父亲的堂屋，按照辈分长幼在长条桌上排定座位。献茶、献酒、献饭。茶酒简单，伸手就能。每年献饭，总要让母亲特别为难。她要想方设法做出不同的菜品，保证色香味。困难年月，老母鸡下几颗蛋要积攒，市场里称一斤苹果要积攒，亲戚送一斤水果糖也要积攒，自己舍不得吃，所有的积攒都是为了正月祭祖的时候，供桌上有祭品。
我的家族正月里祭奠祖宗要持续三天时间。从腊月三十请进来，一直到正月初三送掉。这期间，每天香火不能断，献饭不能少，族中之人也要不断前来烧香磕头。有外族人前来串门，进门也是先上香磕头，再喝茶聊天。
初三送“纸”前，要将条桌上供奉的纸钱按之前分好的单元进行细分。由于之前纸张为了打出圆形花纹，已深深重叠，现在要一页一页分开。人们认为分不开的纸钱是失效的。每个先人“坐纸”的时候分好的纸钱不能混合，必须严格分开。这可能是人间“亲兄弟明算账”的写照。纸钱全部分好，再装入饭盘。依旧按照长幼次序列队出发，到请“纸”的地点将所有纸钱烧光，就算送掉了先人，好似祖先魂灵来人间作了三天客。
送走先人，回屋的孩子们都张望供桌上的祭品，长者发令，大家争抢的劲头让原本不丰盛的祭品吃起来格外香甜。那是困难岁月。如今，满桌的祭品无人问津，直摆得灰尘满满。
在家族祭祀的事情上，父亲和二伯操心最多，他们一直坚持，成了生命中固定的仪式。二伯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为人和善，性格亲和，又重视族中事务，父亲非常尊重。
2000年以后，家族中很多人在外地工作或者打工，过年也不能回家，家族成员祭祖的人数严重下降。特别是2005年二伯去世后，正月祭祖时，只有父亲和极少数堂兄参加，再也见不到数十人一同祭奠祖先的热闹场面。
时代变了，祭祖的规格也跟着变了。村中各个家族都将祭祖的日期缩短到了一天。改为腊月三十上午请“纸”，晚上送“纸”。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反映了家族分化、分离，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缺失。
临近去世的几年，二伯的肺气肿时常发病，他依然步履蹒跚来参与祭祖。二伯最后一次参与祭祖的时候，他连端盘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拄着棍子，早早来到父亲的堂屋，坐在炕上，看着大家进行祭拜，时不时在关键仪式上指点两句。
二伯去世后，父亲少了一位在年三十陪自己聊天喝罐罐茶的人，布置祭祖现场的事情，只能一个人完成。家族中的晚辈，大都是临近请纸前才姗姗来到父亲的堂屋。即使有个别堂兄较早来到父亲家里，同样的喝茶场面、同样的聊天方式，但他与侄子们构建的场景和他与二伯构建的场景截然不同。老哥俩平等温和的交往方式以及惺惺相惜，任何人都无法补齐。
父亲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农民，但他一直尊崇祖先崇拜的传统规则，越老越看重祭祖的仪制，越老越看重人世的来去。
二伯去世，家族中每年正月都要进行分头祭祀。父亲一直守在家里布置“老主”祭奠，留守村庄以及过年赶回家的堂兄和侄子们都要在年三十赶来赶去参与祭祖。“老主”最早请、最后送，意在让更老的先人多受敬恭。
1964年爷爷去世、1994年奶奶去世、2005年二伯去世，父亲从爷爷手里承接的家族祭祀，半个世纪从未中断。
许倬云认为“有了祖先崇拜，显然，也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的网络，也成为链接、合作的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
故乡的人们都重视祭祖，村里可以没有社火、可以没有聚会，但是，每个家族不能没有祭祀。盘桓在乡土世界的各类意识和规矩，很多已经消失，但祭祖是长进乡民生命的仪式。新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代替传统的乡村文明，但是祭祖显然是乡村最后的传统秩序，一时很难改变。
邻居小孙的母亲去世还不到三年，小孙在石家庄打工，正月十四是母亲的祭日，祭日他必须赶来烧纸，工作繁忙的他放弃了过年回家。对于小孙母亲的正月祭祀仪式，只能由留守在家的小孙父亲一个人完成，“看了真的心寒”，村里人都觉得一个留守老人祭祀老伴的场面有些孤单。
远在新疆住家的小果坐火车来到老家，专门祭奠父亲。常年不住人的家：冰锅冷灶，灰尘满满，但这些困难并未阻碍他对父亲的思念。年三十烧完纸，小果在正月初四就赶去了新疆。小果的做法，有着乡村规则强大的约束。乡村生活经验，让祭祖的习惯长进了他的记忆，尽管他个人已经完成了城市化，但他内心还有对乡土亲情的牵挂。他对父亲的祭奠，也是他在城市文明之外，对乡土文明的珍重。
在陇中，每个家庭都要努力修建堂屋，并置办一个条桌，这种努力，就是为了祖先崇拜。但在城市里，谁的客厅里会置办一个条桌用于祭祀？
很多人进入城市运行的社会体系后，传统乡村运行的机制对他就失去了作用力。进城的人脱离家族祭祀，往往让留守的亲人非常难以理解。但城市文明的体系里，没有家族祭祀或者弱化祭祀形式上的仪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宏大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形态在变化，文明样式在变迁，身处潮流的个体生命，只能随波逐流。
2005年以后，家族中祭祖场面的缩小，标志着一个大家族荣威的消逝，这种消逝无疑还将更进一步加剧。
按照陇中乡俗，“接纸”完毕才能贴对联。请完“老主”，我们都去参与祭奠二伯，父亲只能一个人贴对联，我赶回家时，他已贴完了对联，留下了大门上喜庆的对联和孤零零的背影。/葬礼
没有清晰的场景，没有具体的人像，没有连贯的故事，是马赛克一样的模糊隐晦不彰地占据着大脑、占据着思维意识。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被突然惊醒。是父亲的声音。天还没亮。
头脑混沌，不清楚到底睡着了没有。
掀开被子，五月的夜气依然薄凉。筋骨从被窝到衣服的转移，抗拒从头掠过脚。
院内一片漆黑，父亲早已穿戴整齐。“走吧！”
父亲说着，走出大门，径直走到庄院外围，打开了总门。我发动汽车，仪表显示5:12.父亲看我开出了总门，重又关好了总门。“现在过去应该刚好，再迟一点去可能拍不到有些场景。”
父亲上车，强调起这么早的原因。
赶早不赶晚，是父亲一贯的作风。不论在村里参与重大活动，还是过去送我们子女进城赶车，他都是天不亮就要起床。处在迷糊状态，我懒得和他理论。
村道上，已有行人。从父亲的村庄到远房三叔的村庄，总共只有四公里路程，但山梁阻隔，山路盘绕。
村里人都在赶往远房三叔的家，作最后的送别。
昨天回家，得知远房三叔去世了。出殡就在今天，而且是清晨。
走近远房三叔的村子，唢呐呜咽，断续飘扬。村道，远房三叔的家门口、院内，都聚集着三三五五的人。小院上空绷着棚布，灯光昏暗，空气稀薄。从大门到堂屋，低沉压抑。
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直接来到堂屋。父亲从棺材前方的供桌上拿起三支香，行作揖礼，点燃，再行作揖礼，插入香炉；父亲又从桌上拿下两页黄表（用于祭祀的黄色纸张），行作揖礼，一页分给我，一页拿到煤油灯上点燃，引过火，我也凑近黄表，两页同时焚化；父亲行磕头礼，一次性磕三下。父亲在前面做，我跟在后面顺应完成。远房三叔的直系亲属作为孝家赔礼。这一系列行礼，是陇中乡间最高的礼仪，只给庙里的神和死去的人。
远房三叔和父亲平辈，他们之间可以相互不行礼。但是，远房三叔死了，逝者为大。
父亲在向远房三叔磕下三个头之前，他们已有20多年不曾见面不曾对话不曾交往。他们的仇恨在磕头礼之后，该彻底结束了！
逝者为大，死亡可以了却人世间的一切纷争。
行完礼，给远房堂哥和侄子打了个招呼，我就忙着拍照了。陇中葬礼，粗略说，最大的议程有三项：停尸报丧、祭奠吊丧、出殡发丧。这三个议程的具体执行时间，均由阴阳根据逝者的生辰八字确立，“总理”（司仪）根据阴阳确定的时间，组织“伙子里”（乡村生活共同体，一般由一个自然村或两三个自然村的村民组成，参与“伙子里”的成员开展合作互助，应对大型生产劳动或者宗教仪式）逐项落实。
三大议程中，祭奠吊丧的仪式最为隆重。一般在出殡前一天进行，俗称“烧纸”。“烧纸”当日清晨，在吹匠吹奏的哀乐伴奏和爆竹声中“出纸”，出“告牌”（讣告，写亡人生卒年月时日，出殡时辰，葬地，孝子名字）。这一天，逝者的亲戚朋友、伙子里都要前来祭奠，向逝者烧香化表、磕头拜祭；孝子要成服（披麻戴孝）；“总理”全盘料理，接待来宾坐席用餐。当日还要举行“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每献一次，孝子哭丧，礼宾喊礼（没有请宾先生，可由“总理”代喊），同时，礼宾还要诵读祭文（没有请宾先生的可由阴阳念诵）。
在举行祭奠后的当晚，孝子、亲友、邻里等要守灵，将亡人正式入殓。用酒净面，包好衾布，铺盖好铺寒，为遗体正身，盖棺。
丧事办得是否盛大，主要在祭奠日体现。待客的餐饮、向亡人祭献的纸火，都是硬指标。有吹匠曾给我说，三五万能埋一个人，一万元也能埋一个人。远房三叔的葬礼应该属于中间水平。
前两项仪式已经完成。我见证的只是出殡发丧一项。
为了做民间手艺的调查项目，拍摄一场葬礼能记录很多手艺的应用过程。平时走村串乡也很难遇见，远房三叔的葬礼正好是个机会。但陇中民间信仰一贯讲究多，突然一台照相机闯入葬礼晃来晃去，会引发前所未有的猜疑。对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物事，陇中农民天然排斥，更何况出现在农民一生最庄严的葬礼上，他们难免联想多多。
反复讨论吊唁的时候到底该不该拍照，一直到凌晨。最后，我想到了求助远房三叔的孙子。他正在读大学，学习美术专业。拍摄葬礼得到他的同意，就能得到他父亲的同意。微博私信沟通，他是明白人，满口应诺，我决定放心大胆地拍摄。
村里人半夜起床，是为了不耽误阴阳确定的送丧时间。唢呐时断时续，阴阳和“总理”在堂屋里筹备最后的事项。“伙子里”进进出出，忙忙乱乱。暗夜的浓墨逐渐淡开，“总理”催促大家开始吃发丧饭。后厨除了大师，其余的人都是亲房、邻居义务帮工。成百人连续三五天的饭菜都由他们紧锣密鼓地赶制出来。
阴阳指挥的“迁柩纸”一烧，吹匠心领神会，唢呐的调子开始变得悲怆，节奏也明显加快。起丧时间到了。孝子按亲远依次排好，堂哥头顶“孝子盆”跪于灵前。化纸后，孝子们倒退出大门，棺椁在“伙子里”青年人合力抬举下紧随其后。孝子们退到庄院外，停下，再次焚香化表。
逝者用过的遗物，开展葬礼产生的文告、纸片、垃圾一并被焚烧。
天光放亮，黎明的晨阳掠过刚刚冒芽的柳树稍、掠过屋顶，斜着洒向村外的空地。送葬队伍在阴影里正式启程。刚才倒退行进的孝子们调头，除长子长孙一人肩扛引魂幡、一人手提长明灯步行于棺椁前，其余一律跟在后面，与“伙子里”一同前往墓地。唢呐节奏稍稍放缓了一些，不再催促。“伙子里”每家每户都来人了，有的人家甚至来了多人。我的邻居婶子自从老伴去世后，一个人独居，她也来了，她帮忙拎着一对“童男童女”的纸火；邻居孙二叔也来了，他的老伴2014年去世后，他也一个人独居，他举着挽幛。“伙子里”带来的温暖，消弭了死亡产生的恐惧。村庄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不论谁去世，大家都要用这最隆重的仪式将他安葬。每个人生来彷徨，每个人走时匆忙。有生必有死。活着，村庄共同见证他的生活。死了，村庄共同体将他安葬。村庄最伟大的价值，就在共同体对每个生命同等的护佑和尊崇。生在村庄里，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拒绝共同体。但年轻人一个个进城了，共同体像支撑它的独居老人们一样，正步向岌岌可危。
挽幛上“劳苦功高”的大字是对远房三叔最后的总结。从家到墓地，短短的距离，是他最后的行走。乡亲们注视着他慢慢离开。
远房三叔和我的家族还不出五服，按理，我也应该是孝子。但是早在22年前，我们就分裂了。我只能以“伙子里”身份出现。
清官难断家务事，老一辈人的谁是谁非，早已不再重要，也难以评判。好在后来人有面向未来的眼光。我的堂哥们和远房三叔的儿子早在2000年代初期就已修复了关系。最近几年，听说远房三叔的儿子还有重新修好、重回亲房阵营的愿望。我叔父们走的走了，老的老了，无人再做主此事。合伙亲房的议案一直在搁置。晨曦微露，远房三叔在亲友的护送下走向墓地
远房堂哥与我的众堂哥们这些年相互来往，内心都以亲房相认。只是我健在的叔父们和远房三叔一直坚持着各自的原则：老死不相往来。
送葬当天，几个堂哥坐在一起念叨：“咱们应该多掏几个份子钱，不能像‘伙子里’一个水平。”他们无非觉得远房三叔是自己人。他们最终商量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不得而知。
父亲没有去墓地，他在堂屋里陪着不必去墓地的尊客。直到葬礼结束，所有的人都回到家里，他又陪阴阳和吹匠们用餐。
但愿父亲的一跪能泯前仇。
两年前，我和二哥回家，半道上看到远房三叔在散步。我停下车，二哥向远房三叔发了一支“黑兰州”香烟。他微笑着接过去：“今天不逢集，要不然坐你的车，我还可以上趟街。”叔父们和他的裂隙，一直在我心里埋有阴影。人所产生的所有分歧，都在伤害各自的感情。爱，只有用包容去浇灌。恨，在时间的长河里终究会枯萎。
送葬队伍缓缓行至墓地，早有“伙子里”已经挖好了墓穴。又是一大堆礼仪。阴阳忙得不亦乐乎。念完了祭文，棺材徐徐降入墓穴，阴阳用罗盘反复调整方位，直到孝家满意为止。据说棺材的方位调不好，等于老人没埋稳。没埋稳，预示着不吉利，或许得重新埋。坟包凸起，晨光分开阴阳两界
阴阳一声令下，“伙子里”齐动员，挖墓穴翻出来的湿土再被翻进去，棺材很快被埋没。远房三叔再也看不见了。
埋好了坟包，大家张罗着点燃纸火。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远房三叔的坟头还留在暗影里，他的亲人和埋他的乡亲们刚好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笼罩。
火光冲天，阴阳两界成为永别。/乡野/
在黄土高原上，能在堂屋里死去，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追求。平常的日子/春天，吹着“响响”跑过田野
陇中。
夏天忙乱，全是汗流浃背；秋天阴郁，太过压抑沉重；冬天苍茫，一片死寂灰黄。
只有春天透着希望，生气盎然。
村子盖在雪下面一冬，人包在棉衣裤里一冬。忽然之间，干巴巴的柳树枝条上挤出来了星星点点的嫩芽。那就是陇中的春天。棉衣裤还没有褪去，冬天来不及打招呼就缩走了。
再不能疯玩了，墙角蒙灰的书包得重新拉出来。那时候，我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我只知道，庄背后的、山岗上的、水渠下的，所有的柳树起义一样迸出了革命的新芽。
噌一下跳起来，折断一支柳条。一手握紧枝条，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卡紧树皮，慢慢扭动，树皮脱离枝体，一寸接一寸扭动，让十厘米左右的树皮脱离树枝。然后折断脱离部分的树枝，从大头揪出枝条，留下一截空洞树皮。剥出来的枝条白嫩白嫩，咬在嘴里甜丝丝的。找来小刀，将空洞树皮两端切割整齐，在小头将空洞体捏压挤扁，仔细刮掉树皮表层，留下韧皮部。
一只“响响”做成了。类似于唢呐的芦苇哨子。“响响”没有音准，没有音调，只能吹出吱哩哇啦的噪音。也有创新意识强的孩子，会折来粗壮的柳树枝条，扭出粗壮的柳皮空管，学着唢呐的样子开出八孔小洞，再将小“响响”插入小口的一端，吹出来的声音立时变得沉闷。有悟性高的，还能学着吹吹《王二小放牛》、《世上只有妈妈好》。杂揉、混乱，曲不成曲，调不成调。
大人听见“响响”就烦，老师听到“响响”会讨厌。大家只能偷着吹，上学路上、放学路上，野外，可以舍命吹着玩：比声音大小，比持续时间长短。
新学期的课本充满墨香，从新学期的课堂返回来，我在路边的田地里看见了爸爸妈妈。犁铧划破的地表下面，翻上来的新土来不及显潮就风干了。裸露了一冬天的大地，有风吹过，能卷起尘土。
在风里，在尘土里，爸爸妈妈在来来回回地划破大地，把干瘪的种子埋进地表里。他们没有笑容。我原本想告诉他们，我领了新课本。具体告诉他们什么，我也没想好。反正我闻到新课本墨香的那一刻，我就有了使命感，似乎书本装进书包，就等于把知识装进了脑袋。或许，我想告诉爸爸，我总共领了几本书，除了语文数学，还有课外辅导。或许，我想告诉爸爸，有了新课本，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再像冬天那样疯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